譯者按：

　　當前，敘利亞的局勢仍然引起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美、英、法等西方國家試圖顛覆阿薩德政權，并以人道主義干預理論為其干涉別國內政的做法辯護。西方國家推廣民主和干涉他國內政的思想根源何在？民主與和平的關系到底是什么？如果實現了全球民主秩序，世界就一定安享和平嗎？對所有這些問題的討論都可以在著名國際法專家，愛沙尼亞塔林大學法學院院長萊恩·穆勒森教授發表在2012年7月8日《彩虹》（Vikerkaar愛沙尼亞語版)【英文版發表在2012年8月22日的《歐洲雜志》（Eurozine）】上的一篇文章“從民主和平理論到強制性政權更迭”中找到。我們未必完全同意作者給出的答案，但作者的思考和論述角度無疑將對該領域感興趣的讀者產生一些啟迪。

　　作者萊恩·穆勒森（Rein Müllerson）是愛沙尼亞法學學者和法學教授，2009年起一直擔任愛沙尼亞塔林大學法學院院長，之前是倫敦國王學院法學教授。2009年曾出版《民主：人類的命運？》一書，本文選自他即將于2013年出版的同名著作《從民主和平理論到強制性政權更迭》。

　　作者從阿拉伯之春和之前的顏色革命等政權更迭案例引出民主和平理論為這種政策和人道主義干預辯護的話題。在回顧民主和平理論的歷史后，分析了民主和平理論存在的種種問題，隨后追溯了該理論的康德哲學淵源以及它與當前國際局勢的關系。正如作者所說，新康德主義全球和平理論的復興促使人們從思想上為外來“干涉”辯護，干涉的結果卻與民主沒有任何關系。有證據顯示民主并非和平的前提，倒是和平促成了民主。即便全球實現了民主化，世界也不一定太平。

　　新康德主義全球和平理論的復興促使人們從思想上為外來“干涉”辯護，然而，干涉的結果卻與民主沒有任何關系。有證據顯示，民主并非和平的前提，倒是和平促成了民主。即便能夠實現全球民主秩序，世界也不一定太平。

　　原標題：萊恩·穆勒森：從民主和平理論到強制性政權更迭

　　現今的政權更迭(阿拉伯之春和更早時期的前蘇聯某些加盟共和國出現的顏色革命)都提出了國際關系(IR)理論和國際法方面的相關議題。議題之一就是民主和平理論(DPTDemocratic Peace Theory)。政權更迭的政策或是受經濟和戰略利益的驅動，或是外部勢力鼓噪、協助和慫恿的結果，而民主和平理論恰恰為這些政策提供了支持和論證。另一個議題則是為了人道主義目的而使用武力的問題(“人道主義干預”或者“保護責任”)以及對國內沖突的干預問題(軍事干預或其他干預)——這種干預要么是支持政府，要么是支持反對派。

　　一、民主和平的理論及其政治

　　支持在全世界推廣自由民主的理論基礎之一就是是相信所謂的民主和平理論。伊曼努爾•康德在1795年發表的論文“《永久和平：哲學探索》”奠定了該理論的哲學基礎。1964年，美國社會學家迪恩•巴斯特(Dean Babst)發表了一篇題目為“《民選政府----和平的力量》”的文章，[1]文中引用了昆西•萊特(Quincy Wright)的經典著作《戰爭研究》，后者對1480年到1941年的重大戰爭進行了分析。巴斯特的結論是擁有民選政府的獨立國家的存在(即民主社會)將極大地增加維持世界和平的機會。[2] 冷戰結束前，康德的哲學專著被視為與現實世界沒有多大關系的抽象哲學的杰作，同時也很少有人記得或者提到巴斯特的文章。

　　到了1980年代有關這一話題的興趣開始陡增，有些學者聲稱民主國家或者自由國家之間沒有發生戰爭是國際關系的事實，也是國際關系理論的經驗法則。魯道夫•拉梅爾(Rudolf Rummel)聲稱“只有在至少一方是非自由國家的情況下，才會出現國家間的暴力沖突。”[3]但是，1990年代見證了蘇聯解體和東歐中歐新一波民主化浪潮，也看到了人們對新康德主義民主和平理論的興趣大為增加。[4]在這種情況下，新的國際關系理論——“民主和平理論”應運而生。這個理論的要點就是：世界上的民主國家越多，軍事沖突的危險就越少，因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5] 或者如克林頓總統在現實政治層面指出的那樣，“最終來看，確保我們安全和建立可持續的和平的最佳戰略就是支持其他地方的民主運動”。[6]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間的沖突是天生的，它源于國際社會的無政府本質，與國家的國內特征并沒有多大關系。與此相反，作為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一部分，民主和平理論更多關注國家的性質和民主特征。[7] 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支持者克里斯托弗•萊恩(Christopher Layne)認為，民主和平理論和現實主義在一個關鍵點上產生了分歧：

　　“前者認為國家內部的變化能夠改變國際政治的性質?，F實主義者則認為即使國家內部發生了變化，國際政治體系的結構仍然保持不變。因為體系的結構是國際政治結果的首要決定因素，結構性限制意味著不管國內政治體制如何，處于相似地位的國家的行為也會相似。”[①][8]

　　在民主和平理論的支持者看來，統計學研究給出的有些解釋證明了他們理論的正確性。首先，民選政府對民眾負責，因為民眾承受戰爭的沖擊，民主國家自然比非民主國家更加愛好和平。第二，因為民主國家解決國內問題和沖突的方式不是使用武力而是通過協商和妥協，它們會把這些程序延伸到對外關系上。這兩大特征的第一個有時候被稱為“制度約束的作用”，即民主機構內天生的權力分離和制衡，公共輿論在讓民主變得更加和平方面也具有限制性作用。第二個被稱為“規范性影響的作用”，意思是國內的民主規范和協商文化可向外延伸，用以指導國際關系。最后，有人指出因為民主國家往往更富裕，一旦發生戰爭，造成的損失往往比貧窮的國家更大，這也被認為是民主國家愛好和平的理由之一。

　　民主和平理論的最堅定支持者持一種雙體論的觀點(dyadic DP theory)，后者認為民主國家間不會發生戰爭。相比之下，持民主和平理論的單體論觀點的人要少一些，他們認為民主國家總體上更加愛好和平。民主和平理論的雙體論觀點認為，因為民主國家相互開放和信任，解決國際沖突就像解決國內分歧一樣，是通過對話、妥協和讓步實現的。因為非民主國家本身不透明，其國內的不滿要么被壓制要么以武裝叛亂的形式爆發出來，因而，這些非民主政權是不能被信任的：正如民主國家處理國內政治的方式一樣，非民主國家處理國內政治的方式也會產生外部效應。雖然在原則上，這些解釋可以用來支持民主和平理論的單體論，后者聲稱不僅民主國家不會發生戰爭，同時民主國家也很少對非民主國家發動戰爭。然而，持民主和平理論的單體論的人還是要少些，因為這種觀點明顯與現實相矛盾。甚至成熟的自由民主國家也會對非民主國家發動戰爭，這種沖突的發起者也不一定是非民主國家。

　　二、民主和平理論的問題

　　從直覺上看，若對比一下當今歐洲大陸與不久前的過去，人們或許確實相信民主和平理論。歐洲的歷史與其他大洲的歷史同樣血腥，上個世紀的兩次歐洲戰爭把其他人也卷進來，并使得國內沖突演變成為世界大戰。但自1945年以來，西歐確實擁有了歷史上最長時期的和平。比如，雖然當今法國和德國的民主本質或許不是讓兩者不發生軍事沖突的根本原因，但它確實有助于讓這兩個宿敵維持牢固的和平。同樣的情況也適用于許多其他歐洲國家。但是，即使在歐洲背景下，民主和平理論也存在嚴重問題。首先，用來證明民主和平理論的統計數據的時間段相對較短，民主國家的現象本身也不長，尤其是當我們把民主國家局限在“成熟的”或“自由的”民主國家而不是一直追溯到古希臘的時候。詹姆斯·李·雷(James Lee Ray)注意到，“現有的大部分民主國家出現在冷戰時期，”這說明該“歷史時期在涉及民主國家的關系時或許有特殊性，只有時間才能說明這一點，即假若沒有來自蘇聯的嚴重威脅的話，最近這些年出現的民主國家中的大部分是否會發生戰爭。”[9]

　　大部分民主國家確實是在冷戰時期出現和成熟的，它們都屬于兩極世界中感受到共產主義競爭者威脅的同一個陣營——西方陣營。這自然讓陣營內部的所有沖突都從屬于主要威脅，即來自東方集團的軍事或意識形態威脅。與此因素有關的是西方陣營中的領袖——美國——的角色。華盛頓是老大哥，它不僅保證西方陣營小兄弟們的安全，使之免受外來威脅，而且維持陣營內部的秩序(雖然應該強調的是，這些小兄弟服從華盛頓的領導與東歐成員屈服于莫斯科的權威相比有著更多的自愿色彩。)但是，托尼·斯密斯(Tony Smith)是正確的，他說“用概念術語的話，民主和平理論的主要失敗在于它不承認霸權領袖在創造、保護和擴張民主和平區域中的角色。”[10] 在兩極世界內的部分地區的確存在著單極霸權下的和平。不僅僅是軍事威脅，同時，充滿意識形態威脅的極權主義對手的存在，也在自由民主國家屈服于保護者的意志方面發揮了作用——該保護者扮演了本地區所謂的“第一世界”利維坦的角色。對內實行民主的美國，在國際上卻一直是霸權國家。該因素一方面有助于冷戰時期成熟民主國家陣營的民主和平實踐;另一方面也解釋了為什么華盛頓作為霸權國家在與其領導下的成熟自由民主國家之外的國家打交道時往往侵略成性。即使在今天，啟蒙遺產(enlightenment’s legacy)的“冷酷一面”——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并且其目標或許不僅僅是自由，還包括主導——仍舊充滿了馬提·克斯肯尼米(Martti Koskenniemi)所界定的一種傾向，即“使得某種片面的觀點看起來具有普世性的霸權斗爭”。

　　羅伯特·庫伯(Robert Cooper)把國家分為前現代國家、現代國家和后現代國家，他相信美國在國際關系中的行為屬于遵從馬基雅維利原則和國家理性(raison d'état)的現代國家，雖然其國內結構和過程更類似于歐洲的后現代國家。[12] 若考慮到把美國與加拿大和多數歐洲國家并列為后現代國家的可能性，庫伯寫到，“美國就更加令人懷疑，因為我們不清楚美國政府或者國會是否認為相互依賴性有必要或值得追求，是否愿意接受多數歐洲政府現在實行的開放性、相互監督、相互干涉的相關結論。”[13] 與其他自由民主國家的這些不同，被歸結為華盛頓的全球領袖意識，庫伯客氣地稱之為“捍衛文明世界的責任最終落在自己肩上的意識”。[14] 更公正、更具批判性的觀察家可能認為，這是相信自己的觀念具有普世性的霸權者的認識，堅信只有在遭遇受狹隘的自我利益支配下的非民主國家時，美國的利益才會與其他國家的利益發生沖突。正如庫伯自己所說，這個邏輯的問題是“在強調人權和自決權的自由世界中，霸權思想已經不再為人所接受了。”[15] 這些話寫于1990年代，當時中國和其他非西方國家還沒有像今天(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這樣強大和好斗，也看不到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影子。在當今政治制度和經濟模式更具多極化和多樣性的世界上，霸權就變得更加不被接受。讓一個霸權中心來管理一個全球化中的世界，根本是力不從心。今天的歐洲由成熟的自由民主國家組成，它們之間似乎沒有發生武裝沖突的現實可能性。至少從直覺上判斷，雖然歐洲國家的民主本質似乎是排除使用武力(或排除威脅使用武力)的首要因素，但是仍然存在其他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歐洲國家不僅是后現代國家，歐洲的國家體制還是庫伯所說的“后現代國家體系”(post-modern state system)。[16] 西歐、中歐和東歐國家共同構成了這個國家體系，用庫恩的話說，其特征包括：國內事務與國外事務直接界限的消除;相互干涉彼此的(傳統上的)國內事務;正式拒絕使用武力解決相互間的沖突，未來也不大可能有使用武力的情形;領土邊界越來越失去其重要性;以及建立在透明、開放和相互依賴基礎上的安全。[17]歐洲自由民主國家擁有相類似的國內政治和經濟體制以及大體上相同的歷史(最為血腥的歷史)。不僅如此，它們也創造了獨特的國際體系，在這里，現實主義原則(無政府主義、對相對權力的關心、囚徒困境等)要么根本不適用，要么扮演第二位的從屬性作用。在這里，萊恩所說的國際政治體系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它已不再是無政府主義，或者說，不再是與整個國際體系或其他地區性國際體系一樣的無政府主義。

　　歐洲國際體系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或許可以說它不再是霍布斯體系，而是變成了康德體系。但這并不意味著民主國家甚至(在面對其他民主國家時)在此國際體系之外也采取同樣的行為方式。而且，歐洲國際體系很難在全球復制，至少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行。誰敢肯定如果中國變得更加民主，它就會與美國建立起類似法國和德國或荷蘭和西班牙那樣的關系?為什么專制政權的統治者(而不是民選政府)更傾向于和平方式(通過行賄、朝廷聯姻、弱小的一方在眼看失敗不可避免時撤退)?解決沖突的原因不止一個。當然，這并不是說專制國家的世界就比民主國家和平的多——當然不是。但是，它意味著，即使世界有可能實現民主，天下也不一定太平。而且，民主和平理論的支持者把民主理解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而后者只是未來政治性安排的有限版本之一。伊多·奧倫(Ido Oren)曾說，“民主和平論關注的并非民主本身，它關注的是“美國式的”或“我們這樣”的國家。用來定義民主的看似客觀的規范和原則其實代表了美國的價值觀。”[18] 世界上存在著爭奪霸權的斗爭，這一點非常明顯，不容置疑。從全球來看，只有一個世界霸權，那就是美國，它有時候采取單邊行動，但通常是與盟國一起行動。喬治·布什的一個助手曾經向羅恩·薩斯坎德(Ron Suskind)解釋在當今世界，現實是如何創造出來的：

　　“我們現在是帝國，當我們行動時，我們創造了現實。在你們研究那個現實時，在你們從法律上研究它的時候，我們將再次行動，創造其他新的現實，你們當然也可以研究，情況就是這么回事。我們是歷史的創造者。你和你們所有學者不過是來研究我們做了什么。”[②][19]

　　上述這番話不僅傲慢自大而且充滿幻覺，因為華盛頓控制和主宰事務的能力越來越萎縮——僅僅在蘇聯垮臺后出現了非常短暫的單極時代特征。[20]布什助手的說話方式表現出極端的傲慢、無知和天真，盡管如此，仍有許多有思想、有知識的美國人也持有類似想法。耶魯大學法學教授約翰·法比安·維特(John Fabian Witt)最近在《國際先驅論壇報》的一篇文章中對無人機的使用做出了許多有趣的評論，他寫到，“在美國政府內部，五角大樓的杰伊·約翰遜(Jeh C. Johnson)和國務院的高洪柱(Harold Koh)等律師，正與來自司法部、白宮和其他地方的數百位律師一道，創建一種規范定點清除行為(targeting process)的新體系。”[21]我很熟悉和尊重國務院法律顧問高洪柱教授，我敢肯定，他和國務院、國防部或司法部的同事在為轟炸目標確立國際法原則(維特的文章是關于國際法的)，但是，如果維特說的“其他地方”不是指中國、俄國、法國、德國、巴西和其他許多國家的外交部、國防部和司法部的話——人家并沒有委托美國政府為全世界制訂國際法的艱巨任務——他的評論在實質上(如果不是在口吻上)與布什總統的助手對羅恩·薩斯坎德的話就沒有兩樣。這種心態不是沒有危害的，雖然它或許確實有助于創造新的現實，但這些現實往往與華盛頓的期望背道而馳。

　　但是，當地區強國如中國(如在南中國海)或者俄羅斯(如在高加索)聲稱，在自己的邊界附近擁有自己的勢力范圍時，全球霸權馬上就開始大喊“狼來了”，它會說，當今世界一定不能有勢力范圍，只存在西方定義的普世價值和利益(其內容包括自由市場、民主和世俗主義等)。但是，在被用于“出口”時，“啟蒙遺產”的這個人道主義面孔存在著嚴重問題。盡管在許多許多非西方國家，有著眾多接受過受西方教育和影響的人物，他們鼓吹自由和民主。但是，在實踐中，這種革命往往最終要么陷入混亂和失敗的狀態，要么是回歸獨裁時代或導致失敗國家。為什么會這樣呢?

　　即便西方價值觀在原則上能夠普遍化，這也不意味著所有社會都愿意立即引進。有時候，用藥過猛不但治不了病，反而可能要了病人的命。最終的結果取決于很多變量。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已經辨認出有助于鞏固新興民主的條件：1)從前有民主化努力的經驗(即使是失敗的經驗);2)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3)有利的國際政治環境以及外部援助;4)民主轉型發生于世界范圍的民主化浪潮出現之前，這表明民主的動力主要來自于內部而不是受外部勢力的影響;5)擁有和平(而非暴力)轉型的經驗。[22] 托馬斯·卡羅特斯(Thomas Carothers)并不將這些或者其他因素看作是民主化的前提條件，相反，在他看來，它們代表了民主化的核心“促進因素”或“阻礙因素”——它們使得民主化的進程變得更加困難或是容易。 [23]如果有人進而指出，這些“阻礙因素”的組合將使得民主化(至少在現在)變得根本不可能，那么，我們有可能會認同這種方式。尤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意識到，在很少或根本沒有任何民主經驗的社會中進行民主改革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不能輕易推動。正如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注意到的，如果在沒有國內需求的情況下從外面引進民主制度，而沒有習慣于自由的民眾的推動，它會分崩離析。[24] 在推廣民主或引進民主時，有必要牢記民主化必須是需求方推動而不是供應方推動的。只有當民眾擁有建立民主機構的強烈愿望以及存在最低限度的物質和文化前提時，供應方才能發揮積極作用。否則，其作用就是破壞性的——請原諒我在這里借用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創造性破壞”理論(creative destruction)。[25] 這樣的破壞很少有創造性。

　　如果我們因為其獨特性而排除冷戰時期，民主和平理論的統計學畫面就變得更加模糊了。因為民主的標準沒有共識，有些作者認為某些戰爭是在民主國家之間進行的，而有些理論家則反對這么說。比如，布魯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認為，1812年英國和美國之間的戰爭并不是兩個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因為在他看來，英國只是到了1832年改革法案之后才成為民主國家。[26] 克里斯托弗·萊恩(Christopher Layne)分析了民主國家間的四場“差一點發生的”戰爭案例(英國和美國在1861年的特倫特號事件、英國和美國在1895-1896年的委內瑞拉與大英帝國邊界爭端、英法兩國對于上尼羅河地區控制權的爭奪以及1898年的法紹達事件以及1923年法國和德國的魯爾危機)。在他看來，現實主義理論更能夠解釋為何這些危機沒有導致武裝沖突：弱小的一方總要退卻，因此就避免了當時的軍事沖突。[27] 萊恩也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他觀察到“一個國家面對的外部威脅(或它認為的外國威脅)越大，其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就越充滿‘專斷性’，其政治結構也將變得越加集中。”[28] 把該觀察作為一個原則來表述的話，我們可以說，不是民主導致了和平。相反，從長遠看來，是和平有助于民主的出現和維持。而且，即使在自由民主國家，其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也很少公開，與國內政策的制定過程相比，它較少受到議會的控制和約束。正如萊恩寫到，“在外交政策領域，法國和英國在民主方面與第二帝國沒有多大不同”。[29] 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情況也同樣如此。政治問題、政治正統以及其他政治機制使得外交事務(較之于國內事務)更少受到立法和司法的監督。一些近期的動向——比如巴基斯坦、也門和其他地方的無人機襲擊以及(通過奧運會或超級病毒(Stuxnet)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網絡戰爭[30]——已經提出了行政權與立法機構的關系問題。正如馬婁·伊納森特(Malou Innocent)所言，“以廣泛的行政權理論為基礎，奧巴馬總統及其繼任者有權力把人(包括美國公民)作為致命瞄準的目標，而不需要透明、問責和國會認可的假象。”[31] 由于它提出了一個微小但重要的細節——它提到了“美國公民”，這個正確的評論值得我們稍微轉移一下關注點。人們似乎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或下意識的假設，即如果對準非美國人就沒有問題，美國公民值得特別的、更高規格的保護。這種態度如果不是直接違背國際法(非歧視性原則)，也肯定導致了在具體情況下違法國際法的行徑。

　　不僅如此，在操縱民意以準備使用武力時，民主國家的政府的技巧完全可以與非民主國家相媲美。每當媒體持久密集地關注一個沖突，尤其是將注意力集中在一方犯下的罪行上時，通常有兩個可能的原因：第一，這或許是一個很罕見的情形，即城中只有一個無賴，他身邊還有一些憤世嫉俗的自私的操縱者和支持者。第二，常常出現的是，“政權更迭”處于準備之中，對一個主要的罪魁大肆攻擊，而其他人則被描述成無辜的受害者或自由戰士，這通常意味著為了政權更迭使用“一切可能手段”的前奏和準備。不僅如此，有一種說法認為，民主國家不會輕易參與戰爭，因為在民主社會中，是人民(即選民)承受了軍事沖突的沖擊，他們要付出錢財甚至是犧牲性命。然而，這種說法僅僅是部分正確的。接下來我們將討論資助戰爭努力的問題。這里，有必要強調在軍事技術上比潛在或實際的敵人先進得多的西方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常常只使用空軍力量(而且越來越多地使用無人機)對付敵人，這就導致它們的人員傷亡要比敵方的戰斗人員、甚至是平民少數十倍、甚至上百倍。

　　三、伊曼努爾·康德和21世紀

　　康德在《永久的和平》一文中列出了通向永久和平的六個初始步驟。如果考慮到康德時期和當今世界的政治現實的話，有些內容可能不怎么符合實際情況，但每個步驟仍然具有現實意義?？档碌那疤嶂皇钦粦摻桢X打仗。這個初始條件確實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把民主與和平的觀點聯系起來。多數人特別不喜歡的稅收是民主的基石之一。“無代表不納稅”的口號或許可以顛倒過來變成“不納稅無代表”。在沙特阿拉伯或者其他能源豐富的專制國家，無納稅或低稅負實際上成為政府賄賂民眾的手段，民眾在國家事務上沒有多少或根本沒有任何發言權。其他能源型專制國家，如土庫曼斯坦，根本不對公民收稅，反而使用豐富的自然資源得到的租金賄賂民眾。

　　在此背景下，一個有趣的、特別的事情就是喬治·布什的減稅措施，這恰恰發生在美國幾乎同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進行兩場重要戰爭的時期。在以前，美國政府使用稅收支撐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實施了“高累進稅制體系”。[32]美國城市研究所(the US Urban Institute)已經注意到，“就像1941年12月7日的事件一樣，九一一襲擊激發了強大的‘團結在同一旗幟之下的效應’(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因為美國人已經做好了為戰爭做出犧牲的準備。但是與珍珠港襲擊不同，在九一一襲擊之初，沒有人談論將增稅作為戰爭動員手段的問題。正如早期的領袖訴諸于美國人的愛國熱情而增稅一樣，某些政客使用同樣的策略鼓吹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期間減稅。[33]通過借債而不是增稅，布什政府不僅把戰爭的負擔從這一代人轉嫁到下一代人，而且還從當代人那里得到了戰爭的授權。這是對當代人的賄賂，它犧牲了后代人的利益。不由分說，資助這樣的戰爭與康德的永久和平前提格格不入，也與民主的基本觀念相矛盾，尤其是當這些戰爭是主動選擇的而不是必然結果時。同樣，今天戰爭的經濟負擔不應該被轉嫁到后代身上。正如美國最偉大的法官奧利弗·溫德爾·霍爾姆斯所說，“納稅是我們為文明付出的代價”。

　　在研究世界不同地區的政權更迭的背景下，民主和平理論必須面對其他一些挑戰。比如，有些專家已經指出，雖然成熟的自由民主國家間沒有發生過戰爭或許是真實的，但是，專制國家和威權國家的民主轉型常常充滿了危險——過去200年的歷史證據表明，在這個階段，國家更容易走向戰爭。身處民主轉型中的國家也確實與其他民主國家或正在民主化的國家發生了戰爭。這部分是因為民主化往往伴隨著民族主義的興起這個事實(有時候還是極端形式的民族主義)。[34]威爾·胡頓(Will Hutton)相信，“民主國家在國內和國際沖突中都更少脆弱性”。不過，他錯了。[35] 真相通常正好相反：只有成熟的民主國家在本質上更穩定，處于民主轉型中的國家常常需要經過危險的J型曲線。[36]在這個過程中，民主轉型國家的內部穩定、甚至作為獨立國家的未來都處于危險之中，同時，它們也可能變得比過去更加好戰(而不是厭戰)。

　　第二，成熟的自由民主之間沒有戰爭的事實并不意味著它們在與非民主國家或者新興民主國家交往時不具侵略性。有些學者一致強調民主和平理論有其“黑暗面”，民主國家在面對非民主國家或新興民主國家時往往更具攻擊性。[37] 美國在1953年對穆罕默德·摩薩臺(Mohammad Mosaddegh)領導下的民主伊朗進行的軍事冒險，以及1970年代對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的民主智利的軍事干預表明，民主或者民主的缺乏并不能決定和平還是戰爭占上風——這遠不如說是某個國家能否達到其強大鄰國的期望，或者如果我們談到全球事務，某國的行為是否符合華盛頓的期待或者屬于歐洲大西洋聯盟的那些人的期待。最后，即使我們假設所有社會最終都變成了自由民主社會(盡管這可能性不大)，仍舊會存在對于有限資源的競爭，對于領導地位的競爭，同時仍舊存在能夠引發沖突的眾多潛在原因。這不僅因為民主化轉型中的國家或許能夠構成嚴重的安全威脅，也是因為嘗試將無法民主的東西民主化(不管它是在原則上還是在當下并不重要)的努力能夠帶來更大的威脅。那些基于民主和平理論之上的現實政策充滿了模糊性和缺陷，不僅如此，，積極推動自由民主(尤其是通過武力方式)，還充滿著其他一些危險。克里斯托弗·霍布森(Christopher Hobson)提出了異常敏銳的觀察：“從前的所有慶祝都太早了，但是與民主和平有關的觀點很快成為布什政府的‘自由議程’，作為核心辯護和潛在動機，最明確地體現在對伊拉克進行的強制性民主化進程中。民主和平理論不是作為‘和平的力量’而是變成隱含著造成嚴重分裂和付出高昂代價的戰爭。”[38] 推行民主和平的嘗試確實導致戰爭，但其后果可能與民主沒有任何關系。

　　我們預測未來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尤其是在預測社會發展的長期趨勢時，更是如此。任何大社會計劃都變成了一種烏托邦。任何改造社會的激進嘗試都產生了與預測的或渴望的結果相反的意外后果。布什政府在中東推廣民主的努力的最激烈批判來自新保守主義作家安德魯·薩利文(Andrew Sullivan)，他曾經在2003年支持伊拉克戰爭：“最終的錯誤是沒有足夠嚴肅地對待文化。新保守主義對政府在國內改造文化的能力的懷疑與政府的幼稚之間存在很大差別，尤其是面對外國復雜的、部落的、派別林立的文化時。”[39] 真正令人吃驚的是美國政治精英在開始大肆改造外國社會時是多么迅速和毫不猶豫，尤其是與這些精英在解決緊迫的國內議題時的笨拙和拖沓相比時，區別就更加明顯。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注意到

　　“經濟學家驚訝于我們的醫療保健領域和多交少得的能力：美國的健康結果比幾乎所有其他發達工業國家都更差，但美國人均花費絕對更多，占GDP的百分比更高。我們花費在醫療保健上的錢是GDP的六分之一而法國只花費了八分之一。美國的人均花費一直比其他發達工業國家的平均水平高出2.5倍。”[③][40]

　　與幾乎不可能解決的國內醫療保險對比，阿富汗和伊拉克和大中東的民主化問題似乎要容易多了。

　　那些依靠民主和平理論在世界推廣民主的人必須記住康德哲學包含著不使用戰爭手段作為推動歷史變革的手段的觀點?？档聦懙?，“但是，不應該嘗試通過革命方法提前實現這個觀點，也就是通過暴力推翻已經存在的不完美的和腐敗的政府。相反，這個觀點應該通過根據固定原則緩慢改革的方式嘗試和推行。”[41] 民主和平理論有助于為若干外國干預辯護。勞倫斯·卡普蘭(Lawrence Kaplan)和威廉·克里斯托爾(William Kristol)的《伊拉克戰爭》以一個前提“民主國家之間發生的戰爭很少(如果它們之間確實發生戰爭的話)”開始，他們的結論是“世界變得越民主，就越親近美國。”[42] 這個結論思維混亂，很難從理論上辯護。事實證明在某些情況下，事實正好相反：一個國家變得越民主，跟隨美國跑的意愿就越小。

　　四、政權更迭和“阿拉伯之春”

　　再次，西方政治領袖以及與其沆瀣一氣的記者和學者在談論未來的民主，甚至自由的敘利亞。網球愛好者可能對這些領袖說出網球明星約翰·麥肯羅(John McEnroe)的名言“你不是當真的。”約書亞·蘭蒂斯(Joshua Landis)注意到“若有人告訴你他們要在敘利亞建造民主，別相信他們的鬼話。”[43] 敘利亞的民主建設之所以比其他阿拉伯國家更加困難，除了該國經濟發展水平、傳統或缺乏傳統、民族和宗教派別爭斗等因素之外，還有該國人口的平均年齡(21歲)難題。蘭蒂斯提到了華盛頓智庫亨利·史汀生中心(the Stimson Centre)理查德·辛克塔(Richard Cincotta)的研究，此人從年齡結構角度研究了從1972年到1989年之間不同國家的社會和政治革命，結果發現平均年齡在30歲或以下或以上(如果超過35歲，就沒有任何革命了)的國家將很有可能維持其成就。[44] 平均年齡越低，民主政權取得成功和持久的困難就越大。在阿拉伯之春中，像在許多其他突出的發展中國家一樣，本土性、區域性和全球性因素相互密切糾纏在一起，只專注于某個方面就可能得出有限的和錯誤的畫面。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強調了地方差異的重要性，當西方尤其是美國觀察世界的時候，這種差異常常被忽略。但是，看不到更大的畫面同樣是錯誤的。中東事件也需要在世界整體權力平衡的變化背景下觀察。冷戰時期，中東是華盛頓和莫斯科爭奪優先權的區域，現在的大象是中國，它介入中東事務的程度越來越大。塔里克·拉馬丹(Tariq Ramadan)的判斷是正確的，他說“根本不是對民主價值觀的贊美，真正在整個阿拉伯世界、在非洲和亞洲進行的經濟和意識形態戰爭”和“多樣化的激烈競爭的出現已經使西方跨國公司的市場陷入危險之中”。[45] 這是阿拉伯覺醒的背景，雖然有區域的和本土的理由，但也存在著決定成功和失敗的癖性因素。如果不考慮這個背景就等于盲人摸象。

　　對于當今政權更迭嘗試出現的新趨勢，人們的判斷因人而異，有人憂心忡忡，有些則滿懷希望。自政治和國家出現之初到依靠民主投票實現政府和平變革的可能性，一直就存在奮起反抗當權者的人，無論是古羅馬的奴隸還是中國、俄國或中世紀歐洲的起義農民或美國、法國和俄國的革命者。而外國援助也決非聞所未聞的稀罕事，無論是幫助政府鎮壓叛亂(弗拉基米爾·列寧稱沙皇俄國是“歐洲的憲兵”，因為它在19世紀中期支持保守的歐洲政府)還是幫助反叛者。但是，后聯合國憲章時代的國際法禁止干涉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因而，任何資助反叛者的行為就等同于違反國際法。如今，甚至幫助政府鎮壓叛亂也與國際法相背，因為它違反了民眾自決原則。與此同時，國際法的進一步發展導致國際人權法的出現和迅速演變，同時不僅將戰爭罪行而且將種族屠殺和反人類罪變成國際法中的犯罪行為，而且還出現了人道主義干預的概念。

　　在當今政權更迭嘗試的背景下，我們面臨與此趨勢相關的一系列問題。人們奮起反抗沒有代表性的政府，尤其是后者沒有拉選票，通常不拉選票。在全球化的世界，反抗具有傳染性;呈現連鎖反應的形式。與從前不同，這種連鎖反應的一個嚴重問題是所有這些聯系和鏈條不是真實的而是虛擬的，多數聯系只存在于臉書或微博上。一國的反抗者在沒有造成重大傷亡的情況下輕易取得成功，另一國的當局卻有能力鎮壓反抗者。決定反抗成功與否的變量太多，最重要的變量是內在而不是外在因素。反抗的結果可能是沒有明顯的外部參與的兵不血刃的政變(如突尼斯)，也可能是外國明顯支持反叛者的相對短暫但血腥的沖突(如利比亞)。但更多的情況是結果難以預料的長期血腥內戰(如敘利亞)。新情況是外國幫助一個國家的反叛者可能鼓勵其他國家的反叛者或潛在反叛者。在2000年的千禧年報告中，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Kofi Annan)注意到人道主義干預“可能鼓勵分裂主義運動故意挑起事端，激怒政府犯下侵犯人權的行動以便引起外來干預從而幫助其分裂國家的陰謀。”[46] 阿蘭·庫普曼(Alan Kuperman)稱之為“道德危害問題”，對風險的保護刺激人們甘愿冒險。[47] 他指出，因為科索沃而威脅對塞爾維亞使用武力的聲明使得科索沃解放軍膽子更大，鼓勵了士兵使用暴力傷害在科索沃的塞爾維亞平民，從而激怒塞族人做出過度反應招致外國干涉。結果正是如此。同樣，那些反對獨裁者如利比亞的卡扎菲或敘利亞的阿薩德的人已經使用或正在使用同樣的伎倆。

　　但是，問題在于外人不能幫助所有反叛者，更重要的是，每個國家的國內情形都各有不同，在一個國家奏效的做法在另一個國家完全不起作用。與此同時，外國支持雖然不足以讓反叛者在斗爭中占上風，但他們在當局愿意做出讓步的情況下仍然拒絕妥協。他們的要求是堅決要求現政權下臺，只有處決或殺掉領導人及其支持者才能讓他們滿意。有時候這種策略可能奏效，但往往導致無休止的內戰和更多的流血。羅伊·斯圖爾特(Rory Stewart)和杰拉爾德·諾斯(Gerald Knaus)寫到“代表國際社會的外國人通常比他們想象的要虛弱得多，他們不可避免地被當地社會孤立，加上不熟悉當地文化和情況，很容易被抽象理論引入歧途。”[48] 他們認為“失敗總是可能的，無論多么可怕，它是一種選擇。”[49]需要特別強調最后一點---失敗作為一種選擇，因為政客和軍人在失敗變為現實之前從不相信自己會失敗。等到敗局已定，人員和資源的重大損失已經無可挽回。

　　1979年，里根政府時期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發表了她的著名文章“獨裁與雙重標準”。該文值得研究不是因為我們一定要贊同她的論證，而是因為它鼓勵人們思考各種政策及其意料之外的后果?？驴伺撂乩锟藢懙剑?/p>

　　“在這些國家中的任何一個(蔣介石垮臺前的中國、卡斯特羅勝利前的古巴、越南戰爭的某些關鍵階段、以及最近的安哥拉)，美國促使當地政府自由和民主化的努力都遭遇激烈的內部反抗，不僅失敗而且實際上幫助了新政權的上臺，如果與從前的專制政權相比，普通民眾享受的自由和個人安全感更少，更糟糕的是，新政權對美國利益和政策采取敵視的態度。”[④][50]

　　當然，今非昔比。柯克帕特里克鼓吹依靠專制政府與美國結盟對抗蘇聯及其盟友。今天，為獨裁者提供支持的合理性已經不復存在，但柯克帕特里克的結論仍然符合實際。打擊獨裁者或推翻獨裁政權可能產生預料不到的后果，在新政權下，民眾享受的自由和個人安全感更少，新政權對美國利益和政策采取敵視的態度。

　　注釋(因為篇幅所限，僅保留文中較長引文的注釋)：

　　本文首先發表在《國外理論動態》2013年第3期，第94-103頁。---譯注》(譯者：吳萬偉)

　　1 本文的翻譯得到作者萊恩·穆勒森教授的授權和幫助，特此致謝。英文版，請參閱《歐洲雜志》的超級鏈接：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12-08-22-mullerson-en.html ---譯注

　　[①] C. Layne, "Kant or Cant: 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2, 12.

　　[②] R. Suskind, "Faith, Certainty and the Presidency of George W. Bush",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7 October, 2004.

　　[③] J. Stiglitz,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97.

　　[④] J. J. Kirkpatrick, "Dictatorships & double standards", Commentary, November 1979.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