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對唯物史觀的審視

　　新 德

　　(一)

　　李大釗同志是在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也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說是中國所有馬克思主義者的老祖宗。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之深刻、之精湛，可以從他留下的著作中看出。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其他老一輩革命家中，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都沒有留下象李大釗同志給我們留下的那樣直接介紹、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那樣細致、深入的研究論文。

　　李大釗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特別是對唯物史觀的審視，主要見之于《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該文是李大釗同志介紹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的主要著作，相關的著作還有《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馬克思的中國民族革命觀》以及《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寫于1919年。全文對馬克思主義的闡述分為兩個線索，一是介紹唯物史觀，二是介紹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文中首先對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作了概括性闡述，指出：“馬氏社會主義的理論，可大別為三部：一為關于過去的理論，就是他的歷史論，也稱社會組織進化論;二為關于現在的理論，就是他的經濟論，也稱資本主義的經濟論;三為關于將來的理論，就是他的政策論，也稱社會主義運動論，就是社會民主主義”。(那時一般說的“社會民主主義”就是指革命的社會主義，而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

　　接著對三者之間的關系作了論述：“離了他的特有的史觀，去考他的社會主義，簡直的是不可能。因為他根據他的史觀，確定社會組織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變化而來的;然后根據這個確定的原理，以觀察現在的經濟狀態，就把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現在資本主義的組織不久必移入社會主義的組織，是必然的命運;然后更根據這個豫見，斷定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階級競爭”。

　　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概述中，李大釗同志特別強調了階級斗爭的顯著地位，指出：“他這三部理論，都有不可分的關系，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所以他的唯物史觀說：‘既往的歷史都是階級競爭的歷史’”，“關于實際運動的手段，他也是主張除了訴于最后的階級競爭，沒有第二個再好的方法”。

　　(二)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首先敘述了唯物史觀關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些基本內容。在敘述了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學說的基本內容之后，李大釗同志就提出了尖銳的問題：“馬氏學說受人非難的地方很多，這唯物史觀與階級競爭說的矛盾沖突，算是一個最重要的點。蓋馬氏一方既確認歷史的原動為生產力;一方又說從來的歷史都是階級競爭的歷史，就是說階級競爭是歷史的終極法則，造成歷史的就是階級競爭。一方否認階級的活動可以有決定經濟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說階級競爭的活動，可以產出歷史上根本的事實，決定社會進化全體的方向”。這個問題提得很重要，對于這個問題不同的回答，可以把我們引向不同的道路：或者是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或者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或者是同國際資本主義接軌，先發展生產力，等待日后再去革命，或者是現在就行動起來，攻破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薄弱環節;二者必居其一。

　　怎樣解決這個矛盾?“這個明顯的矛盾，在馬氏學說中，也有自圓的說法。他說自從土地共有制崩壞以來，經濟的構造都建立在階級對立之上。生產力一有變動，這社會關系也跟著變動。可是社會關系的變動，就有賴于當時在經濟上占不利地位的階級的活動。這樣看來，馬氏實把階級的活動歸在經濟行程自然的變化以內”。這樣，階級斗爭就有了其合理性。

　　但是即使這樣，現實的階級斗爭總是會碰到某些“緊箍咒”，每一個時代都要有一些人，恩格斯在世時那些趾高氣揚的德國大學生、恩格斯逝世后的伯恩施坦、俄國的孟什維克、中國的陳獨秀，他們總要拿著“生產力”和“社會發展”的尺子，來衡量一下現實的階級斗爭是否符合歷史的尺子，如果不符合，就要取消現實斗爭。所以盡管“馬氏實把階級的活動歸在經濟行程自然的變化以內”、“社會關系的變動，就有賴于當時在經濟上占不利地位的階級的活動”，李大釗同志還是覺得“雖是如此說法，終覺有些牽強矛盾的地方”。

　　恩格斯在晚年的《歷史唯物主義通信》中說：“被忽視的還有一點，這一點在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強調得不夠，在這方面我們倆人都有同樣的過錯。這就是說，我們最初是把重點放在從作為基礎的經濟事實中探索出政治觀念、法權觀念和其它思想觀念以及由這些觀念所制約的行動，而當時是應當這樣做的”，“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并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它參與交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李大釗同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這全因為一個學說最初成立的時候，每每陷于夸張過大的原故”。

　　恩格斯是在實踐中發現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被某些新的“馬克思主義者”歪曲，就是說是在發現了問題之后，才寫出《歷史唯物主義通信》的，而李大釗同志是在自己的理論研究過程中就發現了這一問題，而且李大釗同志寫《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時，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通信》還沒有被發表，足見李大釗同志學力的深厚!

　　李大釗同志接著指出：“有人說，歷史的唯物論者以經濟行程的進路為必然的、不能免的，給他加上了一種定命的采色，后來馬克思派的社會黨，因為信了這個定命說，除去等著集產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議也沒有，什么活動也沒有，以致現代各國社會黨都遇見很大的危機”。

　　李大釗同志在這里所說的“除去等著集產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議也沒有、什么活動也沒有”的“現代各國社會黨”，就是指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政黨。列寧在批判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時說：“他們用明顯的詭辯閹割馬克思主義的活生生的革命靈魂，他們承認馬克思主義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認革命的斗爭手段，不承認要為采用這種斗爭手段進行宣傳和準備并用這種精神教育群眾”。

　　李大釗同志對這一問題的分析是：“這固然可以說是馬氏唯物史觀的流弊，然自馬氏與昂格思合布‘共產者宣言’，大聲疾呼，檄告舉世的勞工階級，促他們聯合起來，推倒資本主義，大家才知道社會主義的實現，離開人民本身，是萬萬作不到的，這是馬克思主義一個絕大的功績。無論贊否馬氏別的學說的人，對于此點，都該首肯。而在‘社會主義者評論’第一號揭載的昂格思函牘中，昂氏自己說，他很喜歡看見美國的工人，在于政治信條之下，作出一種組織，可見他們也并不是坐待集產制自然成熟，一點不去活動的”。

　　李大釗同志在批判第二國際修正主義時，和列寧一樣，指出他們是歪曲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并不是坐待集產制自然成熟，一點不去活動”。但是李大釗同志在分析修正主義思想的原因時，不是象列寧那樣把責任全部推到修正主義者“閹割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者主觀上“不承認革命的斗爭手段”，而是大膽地承認這是“馬氏唯物史觀的流弊”。

　　毛澤東同志說：“馬克思主義的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既然造反有理，為什么還要搞出一大套“經濟行程的進路”?這是不是毫無意義了呢?李大釗同志認為也不完全是，因為“可以拿這社會主義有必然性的說，堅人對于社會主義的信仰，信他必然發生，于宣傳社會主義上，的確有如耶教福音經典的效力”。

　　既然談到信仰，就提出一個問題，是先有觀念、信仰、然后再改造客觀?還是先改造客觀、再由客觀產生出正確的觀念?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兩個決裂”，即同私有制決裂、同私有制觀念決裂。這兩個決裂誰為主導?馬克思主義是否主張先改造客觀、然后等待客觀產生出正確觀念?

　　李大釗同志澄清道：“有許多人所以深病馬克思主義的原故，都因為他的學說全把倫理的觀念抹煞一切，他那階級競爭說尤足以使人頭痛。但他并不排斥這個人高尚的愿望，他不過認定單是全體分子最普通的倫理特質的平均所反映的道德態度，不能加影響于那經濟上利害相同自覺的團體行動。我們看在這建立于階級對立的經濟構造的社會，那社會主義倫理的觀念，就是互助、博愛的理想，實在一天也沒有消滅，只因有階級競爭的經濟現象，天天在那里破壞，所以總不能實現。但這一段歷史，馬氏已把他劃入人類歷史的前史，斷定他將與這最后的敵對形式的生產方法，并那最后的階級競爭一齊告終。而馬氏所理想的人類真正歷史，也就從此開始。馬氏所謂真正歷史，就是互助的歷史，沒有階級競爭的歷史”。

　　但這仍然沒有回答“先改造客觀、還是先改造主觀”的問題。李大釗同志認為：“可是當這過渡時代，倫理的感化，人道的運動，應該倍加努力，以圖劃除人類在前史中所受的惡習染，所養的惡性質，不可單靠物質的變更。這是馬氏學說應加救正的地方”，“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不改造經濟組織，單求改造人類精神，必致沒有效果。不改造人類精神，單求改造經濟組織，也怕不能成功。我們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在《精神的解放》一文中，李大釗同志明確提出“我以為一切解放的基礎，都在精神的解放”，“我們的解放運動第一聲就是‘精神解放’!”

　　李大釗同志對于馬克思主義，不是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而是采取思考分析的態度。他說：“平心而論馬氏的學說，實在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在馬氏時代，實在是一個最大的發見。我們現在固然不可拿這一個時代一種環境造成的學說，去解釋一切歷史，或者就那樣整個拿來，應用于我們生存的社會，也卻不可抹煞他那時代的價值，和那特別的發見”。正如列寧所說：“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精神，它的整個體系要求人們對每一個原理(a)只是歷史地，(b)只是同其他原理聯系起來，(c)只是同具體的歷史經驗聯系起來，加以考察”。

　　(三)

　　在1920年12月寫的《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一文中，李大釗同志闡述了自己對唯物史觀新的認識，闡述了人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

　　在這篇文章中，他首先從舊的唯心史觀與新的唯物史觀的對比開始。他首先指出，舊有的唯心史觀，才蔑視人的作用、才導致宿命論：“從前的歷史，專記王公世爵紀功耀武的事”，“而解釋此類事實，則全用神學的方法”，“所記載于歷史的事變，……都要歸之于天命，夸之以神武，使讀者認定無論他所遭逢的境遇如何艱難，都是命運的關系。只有祈禱天帝，希望將來，是慰借目前痛苦的唯一方法”，這種唯心史觀，使人“認定自己境遇的苦難，都是天命所確定，都是超出自己所能轄治的范圍以外的勢力所左右的，那么以自己的努力企圖自救，便是至極愚妄的事，只有處于忍受的一途，對于現存的秩序，不發生疑問，設若發生疑問，不但喪失了他現在的平安，并且喪失了他將來的快樂。他不但要服從，還要祈禱，還要在殺他的人的手上接吻”。

　　“唯物史觀所取的方法，則全不同”，“生長與活動，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質中去尋，決不在他們以外的什么勢力”。“斯時人才看出一切進步只能由聯合以圖進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覺他自己的權威，他自己在社會上的位置，而取一種新態度”。“從前他不過是一個被動的、否定的生物，他的生活只是一個忍耐的試驗品，于什么人亦沒有用處。現在他變成一個活潑而積極的分子了，他愿意知道關于生活的事實，什么是生活事實的意義，這些生活事實給進步以什么機會，他愿意把他的肩頭放在生活輪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進動”。

　　“這樣看來，舊歷史的方法與新歷史的方法絕對相反：一則尋社會情狀的原因于社會本身以外，把人當作一只無帆、無楫、無羅盤針的葉舟，漂流于茫茫無涯的荒海中，一則于人類本身的性質內求達到較善的社會情狀的推進力與指導力;一則給人以怯懦無能的人生觀，一則給人以奮發有為的人生觀。這全因為一則看社會上的一切活動與變遷全為天意所存，一則看社會上的一切活動和變遷為人力所造”。

　　李大釗同志進一步指出，“有些人誤解了唯物史觀，以為社會的進步只靠物質上自然的變動，勿須人類的活動，而坐待新境遇的到來。因而一般批評唯物史觀的人，亦有以此為口實，便說這種定命(聽命由天)的人生觀，是唯物史觀給留下的惡影響。這都是大錯特錯，唯物史觀及于人生的影響乃適居其反”。

　　“唯物史觀在史學上的價值，既這樣的重大，而于人生上所被的影響，又這樣的緊要，我們不可不明白他的真意義，用以得一種新人生的了解。我們要曉得一切過去的歷史，都是靠我們本身具有的人力創造出來的，不是那個偉人圣人給我們造的，亦不是上帝賜予我們，將來的歷史亦還是如此，現在已是我們世界的平民的時代了，我們應該自覺我們的勢力，趕快聯合起來，應我們生活上的需要創造一種世界的平民的新歷史”。

　　看，這就是人民歷史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

　　李大釗同志還指出，“有人說社會的進步，是基于人類的感情。此說乍看似與社會的進步是基于生產程序的說相沖突，其實不然。因為除了需要的意識和滿足需要的愉快，再沒有感情，而生產程序之所以立，那是為滿足構成人類感情的需要。感情的意識與滿足感情需要的方法施用，只是在同聯環中的不同步數罷了”。毛澤東同志曾經說：“列寧說過，唯物主義者最‘唯心’。他們最能夠刻苦，最不怕死。金錢是物質，可是金錢收買不了唯物主義者。他們有最偉大的理想，因此，他們有頑強的戰斗性”。這就是戰斗的唯物主義，用之于歷史觀，就是戰斗的唯物史觀。

　　(四)

　　李大釗同志對馬克思恩格斯所闡述的歷史觀，有著獨特的審視。他不回避馬克思恩格斯所闡述的唯物史觀有某些“流弊”，有“應加救正的地方”。另一方面，他充分肯定唯物史觀作為一種嶄新的歷史觀給人們帶來的新鮮空氣，并在此基礎上充分闡發了人，特別是人民，在歷史上的作用。在此基礎上，李大釗同志嫻熟地運用辯證唯物史觀，正確地回答了中國革命所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比如他在《馬克思的中國民族革命觀》中表露出他對世界革命和我們所處時代的看法，他說：“我們讀了馬克思這篇論文以后，應該很明確的認識出來中國國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論和事實。在世界革命的運動中，中國和英國所居的地位，最為重要，因為英國是世界市場中歐洲產業的代表，中國是英國帝國主義銷售商品的重要市場。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擴大，就是英國帝國資本主義銷售商品的市場的縮狹，可以促起普遍危機的迫近，加速世界革命的爆發。這種英國帝國主義對于中國的壓迫，造成了中國革命，中國革命更以其影響還答于英國，經由英國還答于歐洲，造成了英國革命，歐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關系。在馬克思生存的時代，就是太平天國動亂的時代，是如此，即在今日，中國全國爆發了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時代亦還是如此，直到世界革命完成的那一天為止，總是如此，不過這種關系的暴露，一天天的明顯，由中國革命以趨于世界革命的傾勢，一天一天的逼近罷了。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主潮，自從太平天國動亂以還，總是浩浩蕩蕩的向前涌進，并沒有一剎那間的停止。帝國主義對于中國民族的壓迫，只有日益增加，故中國民族之革命運動，亦只有從之而日益強烈”。

　　又比如，他在《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中表達了對“中國應當走什么道路”這一問題的看法。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極其重要、尖銳的問題：“中國今日是否能行社會主義，換言之就是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在中國今日是否具備，是很要緊而且應該加深研究的問題”。李大釗同志按照大家一般熟悉的思路繼續推論道，“要問中國今日是否已具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須先問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實現社會主義的傾向的經濟條件，因為中國的經濟情形，實不能超出于世界經濟勢力之外”。李大釗同志客觀地承認“世界經濟組織，既已經資本主義至社會主義”，但中國則“未經自行如歐、美、日本等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實業”，“再看中國的國際地位，人家已經由自由競爭發達到必須社會主義共營的地位，我們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發點，按人家的步數走。正如人家已達壯年，我們尚在幼稚;人家已走遠了幾千萬里，我們尚在初步”。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有幾種選擇，一種是按照“初級階段論”同人家接軌，企盼“人家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第二種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新民主主義道路”，它既不同于西方式資本主義道路，也不同于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他在《五四運動》一文中說：“若問一個共產主義者為什么要首先為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而斗爭，然后再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那答復是：走歷史必由之路”。第三種就是李大釗同志給出的答案：“中國人民在世界經濟上的地位，已立在這勞工運動日盛一日的風潮中，想行保護資本家的制度，無論理所不可，抑且勢所不能”，“在這種勢力之下，要想存立，適應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會共營的組織不能有成。所以今日在中國想發展實業，非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以鏟除國內的掠奪階級，抵抗此世界的資本主義，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在李大釗同志腦子里，恐怕只有“世界資本主義”的概念，而沒有那么多“歷史必由之路”的概念。當然，這里講的是基本觀點。在策略層面，李大釗同志也不會主張將所有革命措施“畢其功于一役”的，1924年他領導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就是絕好的證明。

　　(五)

　　李大釗同志在唯物史觀方面具有很多真知灼見，也有某些認識不到位的地方。比如他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一文中，幾次談到經濟方面的、物的方面的勢力是原因，政治方面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勢力是結果。實際上，“原因”和“結果”的表述，可能讓人有兩種理解，一種理解是“原因”即自變量、“結果”即因變量，一般來說，自變量是矛盾的主導方面;第二種理解是“原因”是矛盾產生和變化的外因條件，“結果”則是變化著的矛盾體系本身，這時，“原因”不可能對“結果”起到主導作用，而只能起到制約作用。究竟應當取哪一種理解，就要看我們對事物了解到什么程度。如果我們對事物變化條件具備較強、較精確的控制力，而且具備重復性試驗的條件，則“原因”往往是自變量、“結果”往往是因變量。如果我們使用質的分析方法，即“撇開現象、抽出本質”的方法，那么“原因”和“結果”的關系可能是外因和內因的關系，這個“原因”對于“結果”來說，可能并非唯一的“原因”，這時矛盾雙方誰占主導則需要另外考察。對于社會歷史的考察，我們一般只能進行質的分析，利用抽象力來進行思辨，而不能用實驗室的方法進行實證。恩格斯在《歷史唯物主義通信》中說：“他們總是只在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結果。他們從來看不到：這是一種空洞的抽象，這種形而上學的兩極對立在現實世界中只是在危機時期才有，整個偉大的發展過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進行的，這里沒有任何絕對的東西，一切都是相對的”。

　　李大釗同志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中更認為，“心的變動常是為物的環境所支配”。這一觀點更有待商榷。從哲學上說，“支配”就是居于主導地位、就是決定著其它東西如何變化。如果說“心的變動常是為物的環境所限制”，那是正確的。但如果說“心的變動常是為物的環境所支配”，那么人還怎樣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毛澤東同志說得好：“只要承認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我們就和唯心主義劃清了界限。剩下的問題，就是研究客觀世界能否被認識、如何被認識”。毛澤東同志闡述了科學的認識論，他的認識論可以概括為“二再”、“二變”、“二去”、“二由”，即“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就是說，“研究客觀世界能否被認識、如何被認識”是我們研究的重點，是一個廣闊的空間。

　　(四)

　　正因為李大釗同志潛意識里把握著求實、辯證的觀點，所以盡管他在個別觀點、個別方法上顯示出某些形而上學，但是他對唯物史觀的應用仍然是正確的。縱觀李大釗同志的著作和思想，我們可以看出，他的很多觀點都同列寧的觀點和毛澤東的觀點有著相似之處，特別是在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這一點上，和毛澤東晚年的思想極其相似。可惜的是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李大釗同志還沒有來得及對列寧著作進行系統研究，他留下的關于列寧的著作不多，而且并沒有象《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那樣展開評述列寧的思想觀點。如果不是李大釗同志過早犧牲，憑著他的深厚理論功底，加上廿世紀上半葉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實踐，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體系一定會在李大釗同志手里獲得一個更加突破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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