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資本主義似乎正陷入無窮無盡的危機當中，經濟停滯和動蕩遍布全世界。但當世界關注經濟問題的時候，全球環境狀況也在迅速惡化，它使人類面臨著一個最重要的危機：長期生存的危機。這些危機都源于資本積累的過程。同樣，它們的共同解決方案也都在于“對整個社會的革命性重建”和對資本制度的超越。

　　人類仍然有可能避免經濟學家羅伯特•海爾布倫納所謂的“生態世界末日大決戰”。目前，創造公正、可持續的世界的途徑是存在的。我們會發現，在用已經提供給我們的資源可能得到的與現行社會秩序允許我們得到的這二者之間，存在著日益擴大的差距，而這種途徑就潛藏在其中。這種潛在的、全然不同的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方式，為切實可行的“生態退出戰略”提供了關鍵的鑰匙。

　　即將到來的生態懸崖

　　今天的科學告訴我們，如果要避免重大的轉折點或“臨界點”，我們最多只有一代人的時間對經濟關系和我們與地球的關系進行徹底的改變。在這個轉折點或“臨界點”之后，地球氣候的巨變可能會超出我們的阻止能力而不可逆轉。

　　一般認為，不可逆轉的氣候變化意味著全球平均氣溫增加2℃，這大約與約一萬億噸的累積碳排放量相當。牛津大學的氣候科學家預測，基于過去的排放趨勢，我們將在2043年，也就是30年后，達到一萬億噸的排放量。如果我們立即開始以每年2.4%的速度減少碳排放，就可以避免第一萬億噸的排放。

　　可以肯定的是，氣候科學還沒有精確到能夠確認多大程度的變暖會使我們越過地球的臨界點的地步。但近來的跡象表明，如果我們想避免地球災難，就要將氣溫增長控制在2℃以內。2℃越來越成為地球臨界點的象征。從這個意義上說，所有諸如如果世界變暖3℃甚至6℃會怎樣的討論就毫無意義了。在達到這樣的溫度之前，我們控制氣候變化過程的能力早已達到了上限，剩下的只有適應世界末日的生態條件了。2012年夏，北極海冰的融化已經破了紀錄，一些科學家預測，在2016-2020年的夏季，會出現無冰的北極。用世界權威氣候學家詹姆斯•漢森的話說，我們正面臨著“星球危機”--因為如果我們接近2℃這個臨界點，“就意味著我們開始了一個人類無法控制的進程”。

　　在這種情況下，以一萬億噸的累積碳排放為標準或以全球氣溫上升2℃為實際目標，就是在招致長期的災難。一些知名的氣候分析人士提出了低于7500億噸的碳排放目標--據估計可以有75%的機會使氣候變化處于臨界點以下。以現在的碳排放標準計算，我們將在2028年達到7500億噸的界線。如果我們立即開始以年均5.3%的速度減少碳排放，就可以避免7500億噸的排放量。就此，英國政府在2007年發布的《斯特恩報告》中認為，以年均超過1%的速度減少排放會導致嚴重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因而是不可想象的。

　　許多人認為，金融危機會導致碳排放的大幅減少，從而有助于限制全球變暖。2009年的碳排放下降了1.4%，但是這一短暫下降被2010年創紀錄的5.9%的碳排放增長抵消了，而且這是在世界經濟整體繼續停滯的情況下發生的。這種快速增長主要歸因于世界經濟對化石燃料越來越多的使用，以及新興經濟體的持續發展。

　　在《經濟衰退對二氧化碳排放的不對稱影響》一文中，理查德•約克使用了1960年至2008年間150多個國家的數據，證明經濟低迷期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的比例與經濟好轉時排放量增加的比例并不相同。比如，人均CDP每增長1%，碳排放量就增長0.733%;而人均GDP每下降1%，碳排放量僅下降0.430%。這些不對稱的影響可以歸因于內在的基礎設施狀況--工廠、交通網絡和家庭。就是說，這些結構在經濟衰退期間并不會消失，而是繼續影響著化石燃料的消費。

　　事實上，在目前的壟斷金融階段，資本主義越是想找到化石燃料密集型的生產方式，就越會深深落入停滯的陷阱，結果是只能通過給它加油來不斷地嘗試重啟增長的引擎。根據低碳指數，世界生產的碳強度在2009年下降了0.8%，在2010年下降了0.7%。而在2011年，世界生產的碳強度則上升了0.6%。“不管在什么地方，經濟復蘇總是骯臟的。”具有停滯傾向的資本主義增長型經濟將造成更大的環境破壞，這種觀點早在1976年就由馬克思主義環境社會學家查爾斯•安德森提出來了。正如安德森所說：“隨著停滯威脅的加劇，為了維持可容忍的增長率，對產量的需求也在增長。”

　　很多人希望原油生產最高峰值的結束以及廉價石油供給的結束會限制碳的排放，這被證明是錯誤的。在這個廣泛使用煤炭進行生產、用液壓破裂法采集天然氣以及用油砂提煉石油的時代，顯然不會缺少使地球升溫的碳排放。今天已知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氣儲量至少是地球剩余碳排放預算的5倍，總計28億噸碳。有跡象表明，資本主義制度打算把它用光。比爾•麥吉本在談到這些化石燃料儲備時說：“是的，這些煤和石油從技術上來說還在土壤里。但從經濟上來說已經到了地面上。”企業和政府把這些碳資源當作金融資產，這意味著它們是用來開發的。不久前，環保人士擔心世界會耗盡化石燃料(特別是原油);而現在，這已被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擔心取代了。

　　然而，同樣糟糕的是，氣候危機只是更大的全球生態危機的一部分。我們不僅在氣候變化方面，而且在物種滅絕和氮循環方面，都已越過了我們這顆行星的邊界。正在發生的物種滅絕的速度大約是過去平均速度的1000倍，這種現象被稱為“第六次滅絕”(在地球早期的歷史上曾有過五個物種大滅絕時期，最近一次發生在6500萬年前，它導致了恐龍的滅絕)。氮污染目前是造成海洋死區的一個主要原因。其他正在不斷發展的全球性斷裂，如海洋酸化(被稱為氣候變化的“孿生惡魔”，因為它也是由碳排放引起的)和淡水供應的長期短缺(它推動了水的私有化)，正在引起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所有這些都引發了生存的基本問題，這是人類所面臨的終極危機。

　　終極危機

　　正在凸顯的生態挑戰的規模和速度不僅體現在氣候變化上，而且體現在許多其他的全球性斷裂問題上，它無可辯駁地證明，環境問題的根源在于我們的社會經濟制度，尤其是資本積累的態勢。

　　面對這樣棘手的問題，占統治地位的利益集團的回答始終是：技術，輔以市場魔力和人口控制，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這樣，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就可以永無止境，而不會產生過度的生態后果。因此，當被問及化石燃料帶來的問題時，奧巴馬總統回答說：“我們大家必須進行有效的合作，以便搞清楚如何將對經濟增長的迫切需求與我們正在對我們的星球產生的影響的真正擔憂相平衡。最終，我認為這可以由技術來解決。”

　　然而，在抽象的意義上認為光靠技術就可以解決環境問題，就可以使經濟無止境地增長卻不產生過度的生態后果，這種夢想正在迅速破滅。技術解決方案不僅要受到物理定律即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制約，而且還要受到資本主義制度自身規律的制約。在當前的制度下，技術變革常會導致能源使用效率的相對提高，減少單位產出中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然而，這很少會在總體上造成環境吞吐量的絕對減少;相反，還會出現對能源和材料的使用越來越多的趨勢。這就是以19世紀經濟學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的名字命名的著名的“杰文斯悖論”。杰文斯指出，能效的提高幾乎總是會增加能源的絕對使用量，因為這樣的效率可以促進經濟發展。

　　事實上，杰文斯悖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對資本主義效率悖論的運用。例如，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通常不會導致生產中總勞動時間的減少，因為就所有這樣的增長來說，其目標只是進一步促進積累。正如馬克思所說，減輕勞動決不是資本主義使用機器的目的……機器是生產剩余價值和無止境地提高資本積累的手段。

　　馬克思所說的“資本的一般公式”，或M-C-M’，抓住了資本主義制度擴張的本質和邏輯。在簡單的商品經濟中，金錢只是用來促進具有明確使用價值的有區別的商品交換的中介，即C-M-C。交換始于一個使用價值而終于另一個使用價值，并以消費最終商品結束這個過程。然而，資本主義采取的形式是M-C-M’，即用金錢(M)交換勞動和物質生產資料，再以此生產出新的商品(C)，然后換取更多的金錢(M’)，它在原始價值上增加了附加價值，即剩余價值或利潤(M+△M)。這里，交換過程并不因為M’的獲得而自然結束，而是將利潤再投資，在下一階段開始M-C-M’’的循環，然后是M-C-M’’’的循環，永無止境，只是間或被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打斷。資本在這個意義上不過是一種自我擴張的價值，是在不斷擴大的規模上對積累的追求。不斷追求更多的財富積累需要消耗越來越多的能源和資源，并產生出更多廢棄物，這成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環境退化的絕對的普遍規律”。生態分析無可辯駁地表明，我們正面臨地球的極限。不僅指數級的經濟增長難以為繼，而且有必要減少世界經濟的生態足跡。由于經濟與生態消耗難以截然分開，這就意味著世界經濟規模也一定不能增加;相反，它的規模要減少。基于此，在一萬億噸(希望是7500億噸)碳排放到大氣中之前，世界經濟必須完全擺脫化石燃料這種能源，但這又會加劇這種進退兩難的局面。如果沒有化石燃料補貼，世界資本主義工業經濟要以目前的形式繼續下去是不可能的。

　　壟斷資本和“繁榮下去”

　　為了理解為什么生態問題對資本主義來說如此棘手，以及我們為什么必須擺脫目前的星球危機，有必要讀一段《每月評論》編輯哈里•馬格多夫和保羅•斯威齊寫于大約40年前的話：

　　一種根深蒂固的信念是，產量和生產力的不斷提高是醫治資本主義一切弊病的最好的靈丹妙藥。很明顯，這個神話已經受到嚴重的動搖，因為我們已經意識到原材料和能源的日益短缺，而各種形式的污染正在對整個人類的健康和福祉產生著日益嚴重的影響。事實證明，增長本身不是什么萬能靈藥，而是病因。但人們該如何在停止增長的同時保持資本主義企業的運轉?例如，如果沒有增長，生產機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產業會萎縮下去，因為它們將僅限于替換設備的生產。資本品產業的衰退反過來會造成就業的下降和消費者需求的降低，這反過來又會導致消費品生產工廠的倒閉。

　　但這只是一個方面。另一種做法是，我們不去控制增長，而是通過減少污染和更加合理地使用原材料和能源，將注意力集中到減少增長的影響上面。很顯然，這樣的做法需要高度的社會規劃：整個經濟的大規模轉向，其中包括人口分布、交通方式和種植地點--如果不觸動土地、工廠、股票和債券等方面的私人財產權，這些方面都不會納入真正的社會規劃--的變化。

　　無論從哪一方面觸及這個問題(控制增長或重組現有的生產、運輸和居住模式)，我們都會遭遇資本家以及那些保衛資本主義社會的人無法正視的對抗和利益沖突。最后，阻礙任何有效行動的，是當今技術的社會潛能與生產方式私人所有制的反社會后果之間的矛盾。

　　盡管現在的環境問題事實上比寫作以上文字的時候要糟糕得多，但這種分析一點也沒有過時。增長不是“萬能靈藥”而是“病因”，這一點更加明顯了。今天，“成功的關鍵，是將過去幾個世紀的基本趨勢反轉過來，而不僅僅是放慢速度”。然而，就資本主義而言，擴張是這一制度自身生存的需要。正如默里•布克金所說：“‘說服’主義限制增長，和‘說服’個人停止呼吸一樣困難。資本主義制度是一種無休止地增長的制度，由于這種本質，使資本主義‘變綠’、使其‘生態化’的嘗試注定會失敗。”

　　但正如馬格多夫和斯威齊所描述的那樣，另一種做法同樣麻煩。數十年環境政策的失敗反映了資本主義無力進行社會和經濟的規劃。盡管實現了一些小的環境改善，但全面規劃和行動方面的所有嘗試都被這個制度系統地破壞掉了。毫無疑問，如果我們以理性而有計劃的方式利用目前人類的能力和自然資源，我們已有的社會技術潛能是可以解決我們最為長久的環境問題并改善人類的生存的。然而，當所有這些理性解決方案與“生產方式私人所有制的反社會(和反生態)后果”理所當然地發生交鋒的時候，現有的潛能就被完全丟棄了。

　　資本主義在其壟斷階段具有高度的勞動生產率，常常會出現資本的過度積累，以及由于市場飽和、生產性投資缺乏盈利途徑而造成的停滯。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繼續生存并獲得壟斷利潤率，資本主義變成了一種內在浪費的經濟--無論是經濟上還是生態上。我們這個社會的特征是：(1)大規模的、不斷擴大的、滲透到生產結構中的促銷;(2)為增加銷量而進行的有計劃的報廢;(3)為少數富人生產奢侈品;(4)驚人的軍費和刑罰國家的支出;(5)金融、保險和房地產市場表現出的整個投機性上層建筑的發展。這個制度的特點是，當經濟浪費深入到生產本身時，現代社會就會出現巨大的經濟過剩。所有這些都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資源，產生了生態末端廢棄物并被傾倒在地球上。它還最大限度地增加了產品的毒性，因為塑料和其他石化產品毒性更大，而且在經濟上也更為便宜。正是因為這一點，權威的系統生態學家霍華德•奧德姆強調指出，解決環境問題的關鍵--尋找“繁榮下去”的道路--必然包括消除內在的“奢侈和浪費”。

　　在20世紀之初的早期壟斷資本主義理論家中，美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凡勃倫雄辯地指出，一個由大公司主宰、并在壟斷定價政策的影響下容易出現生產過剩和產能過剩的制度，天生就會導致經濟浪費肆虐。其結果就是破壞了產品的使用價值結構，從而造成自然資源和人的勞動的浪費、實際生產與潛在生產之間差距的不斷擴大以及真實社會需求的難以滿足。

　　凡勃倫寫道，在壟斷資本主義(其特征是經濟學家所謂的“壟斷競爭”)條件下，“生產者”

　　對其產品的可售性越來越關注，這樣，書本上所說的生產成本的很大一部分理所當然地應當從能暢銷的產品外觀的生產中扣除。工藝與推銷手段的區別就這樣被逐漸模糊了，現在幾乎可以毫無疑問地說，許多為市場生產的商品的車間成本應該主要記在生產適銷的外觀的賬上……。

　　大概可以這樣斷言，對于被恰如其分地稱為“包裝商品”的物品來說，包裝占了其車間成本的一半，而對某些商品來說，則接近消費者支付價格的一半。毫無疑問，在諸如化妝品和家用藥品等領域，更是大大超出了這個比例。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通過《壟斷資本》這部著作最大程度地將凡勃倫的思想發揚光大了。他們認為，壟斷資本主義特有的促銷遠遠超越了單純的廣告和促銷。它呈現的是這樣一種狀況，即“銷售與生產實踐相互滲透，難以分開”，這表明了社會必要生產成本和社會產品自身性質的深刻變化。巴蘭和斯威齊將這種現象稱為“滲透效應”。他們以一項經濟研究說明了這一點。研究者對20世紀50年代汽車車型變化的年直接成本進行了估算--這些成本大部分只與外觀或“馬力競賽”有關。他們證實，這些成本“驚人地高”，總計超過所售汽車總成本的25%。這其中還不包括計劃報廢、維修成本提高、汽油消費增加等成本。

　　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浪費不只是表現在社會的表層，如軍費開支、廣告、投機等，非理性甚至還以哪怕是這個制度激進的社會和環境批評者都很少加以分析的方式延伸到了生產自身。今天，人們普遍認為，所有產品都是在最優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并且都是為了實現消費者的主權。但是，這兩種情況都不是事實。在今天的美國經濟中，大宗生產和為此付出的大量勞動造成了經濟浪費，即凡勃倫所謂的“支出”--“總的說來，它不為人類生活或人類福祉服務”，而是屬于非生產性的勞動。正如巴蘭和斯威齊所說：“耐用消費品新款式的設計師、為這種款式的生產重新裝備工廠的工程師、將鉻合金裝在汽車上或調和新‘版’牙膏的藍領工人、為老式肥皂生產花哨的新包裝的印刷工，以及幫助建造新公司的‘水晶官’的建筑工人，都是由相當大一部分社會產出支撐著的龐大銷售大軍的成員。”

　　換句話說，現代生產中的大部分勞動都沒有增加社會的經濟剩余，反而要從經濟剩余中支出，在這個意義上，它是非生產性的。這種情況的發展也表明了資本主義經濟使用價值結構的毀滅，這種經濟不再由社會使用價值“C”支配，而是日益受到資本主義使用價值“CK”的支配;它將交換價值的實現作為唯一的目標。這樣，由于引入了如此明確的資本主義使用價值，M-C-M’的問題就變成了M-CK-M‘的問題。交換價值量的增加，從而我們社會所衡量的經濟的增長，就不能再被認為是人類福祉的總體進步了，它更可能意味著相反的一面。

　　帕卡德在其1960年的著作《廢物制造者》中，援引了權威工業設計師布魯克斯•史蒂文斯的話。他說，“我們的整個經濟建立在有計劃的報廢基礎之上”，但他否認這造成了“有組織的浪費”制度，因為它促進了經濟的增長--盡管這個理由值得懷疑。

　　我們生活的世界沒有實際財富的增加，而只有“貧乏”--用約翰•拉斯金的話說--的增長。在《為了共同利益》(1994)-書中，赫爾曼•戴利和約翰•科布分析了總體經濟福利。除了傳統的收入數據，他們還將生態成本包含在內。他們證實，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人均可持續經濟福利就在下降，甚至在GDP增長時也是如此。然而，這一對物質福利變化進行更準確計算的嘗試--由于沒有審視生產本身--只是觸及了表面的不合理，而這種不合理已經深入到當代壟斷金融資本的運動規律及其與環境越來越具有破壞性的關系中了。

　　今天，從產品的品質或使用價值的角度看，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止境浪費的本質非常明顯。包裝產業是繼食品和能源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產業。據估計，包裝成本平均占所購非食品生產的物品的10%-40%。化妝品的包裝成本有時達到其所包裝的實際物品的3倍。某些產品的廣告費用，如肥皂或啤酒，占單位零售成本的10%-12%，而一些玩具的廣告費用更是占到零售成本的l5%。同時，公司的促銷預算常常是其廣告預算的3倍。僅2005年，美國花在營銷上的費用就超過上萬億美元。

　　在這種制度下，沒有簡明的方法去估算不合理生產結構的全部成本;然而，很顯然，它的規模是巨大的，而且一般來說，營銷費用和物流費用會遠遠超過產品的材料成本。因此，對社會和生態規劃作出調整，以適應使用價值的生產而不是虛假地提高交換價值，可以在大幅降低生態成本的基礎上促進人的真正需求。

　　主流環保評論家常常將困擾社會的日益嚴重的浪費性和破壞性消費歸因于“消費者主權”假設下的普通消費者的缺陷。但是，美國每12美元GDP中就有1美元花在營銷(不包括深入商品生產本身的營銷費用)上，這表明，消費者主權純粹是幻想。社會中的每個個體幾乎在醒著的每一時刻都受到了持續不斷的營銷宣傳的影響。事實上，正如約翰•加爾布雷斯通過“依賴效應”所表達的，在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我們的消費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我們的生產方式，而不是相反。

　　利用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異化來銷售商品，現在成了一門藝術。早在1933年，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林德就在《作為消費者的人》一書中說道，“廣告、品牌、風格”的變化，是為了充分利用變化著的經濟條件帶來的社會不安全感和疏離感而人為設計的。公司把“工作不安全感、單調、孤獨、不婚和其他緊張狀況”看作向個性古怪的人推銷更多商品的機會。在每一個暴露點上，警覺的商人都準備了靈丹妙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因為無法從這些商品中獲得滿足，才使得資本擁有了永恒的市場。市場利用社會的脆弱性創造了一系列無休止的新的需求，加劇了這個制度的整體浪費。

　　為了增加銷售，壟斷資本主義要求越來越快速的商品流通。耐久性是這個制度的敵人。一次性文化因而產生了最大的利潤。在美國，由于手機在計劃上和心理上已確定要遭淘汰，因而它的經濟壽命只有幾年，結果有1.4億部手機在2007年達到環境保護署認為的“生命終結”的地步。在同一年，大約2.5億臺電腦和外圍設備到了它們生命終結的時刻。2006年，史蒂夫•喬布斯力勸客戶每年買一臺iPod，以跟上最新的技術。美國每年購買的一次性飲料容器超過1500億個，而每天丟棄的外賣杯達3.2億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有包裝的軟飲料中，采用一次性容器的已經從6%上升到今天的99%。美國每年發送給家庭和企業的最不受歡迎的垃圾郵件超過1000億件，這使每年的溫室氣體增加了5100萬噸。在一種力求使總體浪費最大化的經濟中，產品是系統地生產出來的，無法被修復。因而消費者不得不將它們扔掉，然后再回到市場上重新購買。

　　制度的宏觀低效、缺乏任何社會和經濟規劃以及巨大的浪費，是我們隨處都會面對的無所不在的現實。城市結構圍繞“汽車第一”的交通系統進行安排、購物中心四散分布、城市交通擁堵、賭場經濟、訴訟社會、戰爭經濟、刑罰國家以及1%人口的奢華、炫耀性消費--這些都展現出一個極端過剩的世界，同時又伴隨著巨大的社會剝奪和環境退化。據估計，美國18歲以上的出行者平均每周呆在汽車里的時間是18.5小時。20世紀80年代，美國注冊駕駛員年均開車約1萬英里，而今天則達到約1.4萬英里。2010年，美國人開車總計3萬億英里。2010年，美國車輛的平均重量比1987年重了幾乎800磅。美國每100萬輛汽車，就需要鋪設相當于20萬個足球場的瀝青。

　　一些研究表明，美國的經濟剩余--其中很多統計都與廣告、軍事支出和其他形式的非生產性社會產出所導致的經濟浪費相關--占GDP的50%還多。這還應該加上與“滲透效應”相關的不必要的費用。此外，所有這一切都沒有考慮人和環境遭受的實際危害--所謂的“消極外部性”。事實上，正如環境經濟學家威廉•卡普曾經說過的，資本主義是“一種不付成本的經濟”。

　　這一切都意味著，這種經濟從根本上說絕不是為了滿足從事勞動和生產的絕大多數人的需要。馬克思寫道：“資本主義生產盡管非常吝嗇，但對人身材料卻非常浪費，正如……它對物質資料也非常浪費一樣;資本主義生產一方面使社會失去的東西，就是另一方面使各個資本家獲得的東西。”其結果是，在今天的壟斷金融資本下，目前的物質進步無論從任何合理的標準看都變得越來越消極了。正如巴里•康芒納和查爾斯•安德森早在20世紀70年代指出的，自然界維持我們的經濟活動的能力正在被我們突破，從而產生了巨大的“生態債務”。為了能夠繼續生存下去，這一債務最終必須得到償還。

　　奧德姆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中完善了對新古典經濟學強有力的生態批判，其中反復強調了他與馬克思觀點一致的方面。他認為，面對地球危機，通過在全球范圍內改變生產和消費結構，并使經濟制度重新指向真實的財富，就有可能找到解決生態超載所標示的極度積累的社會方案。這意味著承認：“我們社會中的主要浪費是在非生產性活動中使用燃料。我們在不需要的情況下也去開車，過于經常地開車，并用過多的功率開車。因為城市沒有安排替代的交通工具，所以我們使用汽車作為交通工具。因為能源費用的增加的確使得人們摒棄了一些不明智的浪費，美國可能需要針對這些揮霍浪費提高燃料稅。”

　　奧德姆強調，消除不平等的生態交換對可持續經濟條件的發展至關重要。他證實，在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獲得的真實財富(即隱性能源)是它出口的2.5倍，這對不發達國家是不利的。社會變革也需要“控制全球資本主義對資源進行短期開發的內在傾向”，這種傾向可能會破壞國家/國際的“資源基礎……造成崩潰”。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增長“與雜草叢生極為相像”。在全球范圍內，“龐大的資本主義獨一無二的統治地位”應該“被重視與環境進行合作以及重視國家間的合作所取代”。

　　奧德姆強調，為了超越透支資源和能源的所謂“癌癥資本主義”，消除經濟和生態的“浪費和奢華”至關重要。因此，他建議，首先有必要做到：(1)工業的中心由“建設”(即凈投資)轉向“維護”(即重置投資);(2)設置個人收入上限;(3)減少來自利息和股息的不勞而獲的收入;(4)通過減少(上層)薪水而不是解雇員工進行精簡;(5)為失業者提供公共工程項目;(6)分散組織層次;(7)限制私家車的功率;(8)淘汰一次性塑料包裝;(9)在消費之前優先考慮生態凈產量;(10)通過“多樣性的和有效的合作”促進最佳經濟的發展;(11)在無利潤的情況下分享信息;(12)在生態交換中促進“國家間的公平”;(13)使用投入較少的農業品種。奧德姆很清楚，這種轉變需要與“帝國資本主義”的決裂。他說，“社會主義的分配理想更有助于穩態狀態而不是增長”，而資本主義則正好相反。

　　全球南方和終極危機

　　對生態足跡的分析告訴我們，世界已經超載。目前，它正以維持1.5個地球所需要的速度使用著資源。環境透支的主要根源在于富裕國家的過度支出，而現在，這種做法正在全球范圍內被復制。事實上，如果整個世界都擁有美國的人均生態足跡，就得需要五個地球。像美國這樣的富裕經濟體的生態足跡水平，恰恰說明它對不平等的生態交換的嚴重依賴;為了促進自身的增長和實力，它從全球其他地區、尤其是欠發達國家攫取著資源。

　　奧德姆明確指出，當美國從貿易中得到的隱性能源是出口的2倍多時，厄瓜多爾出口的隱性能源則是它進口的5倍。這樣，就實際財富來看，兩國間的貿易對厄瓜多爾極為不利，但卻為美國經濟提供了巨大的生態效益。

　　這樣，減少生態足跡、使世界重新與對環境的限制協調起來的責任必然主要由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承擔。唯一公平而可持續的解決方案是縮減與融合，即全球人均碳排放量與生態足跡要均等，并要消除不平等的生態交換。

　　與北方相比，氣候變化和其他全球問題會在許多方面對全球南方產生更加迅速的危害。正因為這一點，國際農民運動“農民之路”出現了，隨后又出現了發展“環境無產階級”的愿望。同時，富裕資本主義國家的宣傳機器將新興經濟體描繪成對環境唯一的、最大的威脅。因此，認識全球南方與終極危機的關系至關重要。

　　比較不發達國家與發達壟斷資本主義經濟體的經濟-生態關系，只會更加突出后者充斥著浪費的特性。能量密度和碳(化石燃料)強度高已成為二戰后主要工業國的特征。這種高的能量密度是由生態(和經濟)的不平等交換的帝國制度造成的。如果失去帝國的生態和化石燃料的巨額補貼，就很容易發現發達經濟體實際上毫無效率可言。

　　西蒙•庫茲涅茨在比較發達經濟體與不發達經濟體的CDP時強調了其中的一些矛盾。他在1949年的文章《國民收入和產業結構》中認為，與工業和商業不夠發達的經濟結構相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收入被嚴重高估了，因為進入市場的一切--甚至僅僅用來“補償”工業資本主義集中生產的低效率和破壞性的花費--都被認為是促進了國民收入和經濟的增長。因此，眾所周知，“前工業化”或不發達的經濟體(尤其是中國)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生產出更有價值的東西，能夠在“距離上”更有效地將生產者與消費者結合在一起，能夠不要求包裝和產品加工，以避免對消費者的掠奪，能夠通過組織“家庭和社區生活”保障個人一生的安全。

　　這樣，現代工業社會中很多被計入收入和經濟增長中的東西，如“額外的運輸和處理”，就只能作為對集中的工業和城市生活的低效和破壞性的彌補了。庫茲涅茨認為這應包括：對汽車的過分依賴，大部分的住房成本，用在物流、運輸和通訊上的大筆費用，銀行、職業機構、經紀公司等的支出。

　　因此，大量被算作GDP和經濟增長的東西不過是“向工業社會機器敬獻的油料”。庫茲涅茨認為，在高度工業化的經濟體中，“將獸皮轉換成鞋的狹義生產，僅僅占成品價值的一小部分”，而在不發達經濟體中，“它實際上占有全部價值。這樣，可以清楚地看到，工業社會中的運輸和物流活動就是對大規模機械制造的[實際物質]劣勢的彌補”。

　　那么，對庫茲涅茨來說，發達工業社會產生的許多額外費用，就是對這些社會的負面特征的中間性彌補，而這并沒有為最終的使用價值增加任何東西。然而，從社會計劃或社會主義的角度看(就像巴蘭和斯威齊的分析那樣)，批判甚至會更加深入一些，因為這些龐大的虛假社會花費不僅可以作為對城市一工業化生活的彌補，而且可以被看作資本主義經濟剝削的、以利潤為中心的和壟斷本性的產物，因而在這個意義上也缺乏社會合理性。

　　在今天日益全球化的壟斷金融資本中，生產組織的生態、社會和經濟不合理性在全球范圍內都是顯而易見的。農業綜合企業尤其如此。這是因為，它在生產過程(包括肥料生產)的每個階段都幾乎毫無例外地嚴重依賴密集的碳輸入，它對自給農業造成破壞，它擁有大規模的食品加工、包裝和超市連鎖店，它通過全球的物流和運輸網絡使食物里程最大化。據《紐約時報》報道：“在挪威捕撈的鱈魚運往中國變成魚片，然后再運回挪威出售。”這主要是出于全球勞動力套利的原因。它利用了中國的低工資。同樣，全球勞動力套利也說明，為什么“歐洲一半的豌豆要在肯尼亞種植和包裝”。一項針對包括面包、黃油、奶酪、蘋果、咖啡、奶油、橙汁和糖在內的典型的瑞典早餐的研究表明，這些食物在成為早餐前已經旅行了24901英里--相當于地球的周長。

　　農業綜合企業生產每英畝糧食的效率比集約的有機小農業更低，而且后者對環境的破壞更小，在為土地上的人們和整個社區提供謀生之道方面也要優越得多。因此，“農民運動”聲稱，為了保障糧食安全、生計、工作、人類健康并保護環境，全球糧食生產必須掌握在可持續發展的個體農民手中，而不是大型壟斷農業綜合企業和連鎖超市手中。馬克思在19世紀60年代指出：“歷史的教訓是……資本主義制度同合理的農業相矛盾，或者說，合理的農業同資本主義制度不相容……合理的農業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農的手，要么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控制。”

　　當成群的民工組織起來對抗資本邏輯，以確立對生態-物質關系的社會控制并建立更有意義、更少疏離感和更加可持續的生活狀態時，小農的世界性反抗就越來越把生態問題置于重要的位置了。環境社會學家謝敏儀和菲利普•邁克米歇爾在《農民研究雜志》上指出：“在信奉生態科學的國際農民運動的背景下，馬克思‘物質變換斷裂’的概念已經成為試圖恢復有助于環境和社會可持續性的農業形式的焦點。”

　　奧德姆強調，逐漸加強對化石燃料使用的限制，將終結今天的采油體系。“由于公民、教師、領導人不了解相關的熱力學，工業農業的高收益率產生了一個非常殘忍的錯覺……整整一代公民認為，高效利用太陽能的時期已經到來。這個騙局令人沮喪，因為發達國家的人們不再吃太陽能合成的土豆了……人們實際上在吃一定程度上由石油生成的土豆。”

　　如果沒有化石燃料提供的補貼，今天的農業綜合企業體系就會崩潰。因此，必須回到更具有生態效率的傳統農業形式。這樣，知識體系就會顛倒過來。不是農業綜合企業為傳統農民提供知識，相反，后者將成為最適宜的農業的靈感來源。這種農業植根于數千年累積起來的土壤耕作知識之中，并得益于現代農業生態學的發展。

　　有一種觀念認為，全球南方--包括中國和印度--可以很容易地將現在從事小規模農業的數十億人口納入到第三世界擁擠的城市中心。這種觀念產生于一種發展理念--根據這種理念，據說西歐富裕國家迅速地將自己的農村人口吸收進了新興的工業化城市。實際上，是一波又一波移向殖民地的巨大的歐洲移民潮減輕了城市的壓力。這種依靠大規模移民的工業化-城市化模式，在今天的全球南方顯然是行不通的，因為那里沒有符合目前需要的集體移民規模，也沒有同樣的碳補貼--由于氣候變化的限制。它也沒有良好的經濟條件向一整塊“新”大陸擴展--美國在這種情況下成為世界工業強國。相反，許多國家出現了這樣的情形，即隨著人們從農村向就業機會不足的城市的遷移，城市貧民窟得到了巨大的拓展。約1/3的世界城市居民現在住在貧民窟中。

　　為了回應這些現實，中國興起了強大的新農村建設運動。它反對將大規模的農耕企業體系作為在今天的環境下可行的發展模式，相反，農業將植根于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中國革命的產物)，以及對約2.4億小農戶的傳統知識的利用。糧食生產和社會-生態關系的轉變還涉及農村教育的發展、醫療服務和基礎設施。

　　人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馬克思寫道：“勞動首先是人與自然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由于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造成的經常性的和日益增長的物質變換斷裂，人與自然環境之間核心的物質變換關系現在正在遭受人們的質疑。由于全球壟斷金融資本自身內部的矛盾，它飽受無休止的停滯危機的困擾。盡管如此，在對無止境的積累的追求中，它也跨越了所有的生態邊界，從而激起了最廣泛的、全球范圍的外部矛盾。

　　用赫爾曼•戴利的話說，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濟增長，是“與有用物質和能量從環境中來，經過經濟子系統(生產和消費)，然后再回到環境廢棄物匯集地的代謝流的增加分不開的”。因此，可持續發展社會的關鍵是對這種代謝流的合理監管，“這種代謝流與再生枯竭的經濟資源、吸收廢棄物排放以及提供無數其他自然服務的自然循環聯系在一起”。馬克思認識到這些物質的局限性，以及生產最終只是人與自然的關系的事實。他將社會主義定義為這樣一個社會，在其中，“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

　　馬克思在19世紀指出，對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要進行合理的社會調節;距離這種社會調節，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今天，這種物質變換的斷裂正威脅著作為人類和無數其他物種棲居地的整個星球。對于在應對當前的星球危機以及具有極大破壞性的資本的社會物質變換時所面臨的問題，我們不應低估它的嚴重性。科學告訴我們，為了避免災難性的氣候變化，必須想辦法將化石燃料保存在地下。我們只有確保低于一萬億噸的碳排放，才有可能避免不可逆的和災難性的氣候變化。然而，迅速削減化石燃料消費，就意味著去除今天的全球壟斷金融資本主義體系極度依賴的能源補貼，結果是使整個制度遭受質疑。同時，還必須扭轉其他的全球斷裂，如物種滅絕、氮磷循環的斷裂、海洋酸化、淡水消耗或過度使用、自然地表植被覆蓋的消失和土壤退化，為了不阻斷未來，我們還不得不面對我們的社會制度的本質。

　　真正不能忽視的是，除了擺脫資本積累的基本邏輯M-C-M’以及在今天甚至更為致命的邏輯M-CK-M ’之外，我們沒有任何可能去完成任何、更不用說所有這些事情。人類要長期生存并為“豐裕”創造新的條件，就需要減少全球經濟的生態足跡，并要有一種對社會、技術和經濟作出全面規劃的制度--一種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制度。它意味著要摒棄將絕對的經濟增長視為醫治一切社會弊病的靈丹妙藥的神話，意味著轉向可持續的、根植于人類社會發展而非個人積累的穩態經濟。

　　然而，殘酷的現實是，當今世界力量的對比和時間的短促不容我們對此抱有真正樂觀的情緒。正如李民騏在《中國的崛起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死亡》中中肯地講到的，除非以今天難以想象的方式快速推翻資本主義，否則這種制度將不可避免地把我們引向全球性的災難。即使社會主義在本世紀下半葉取得勝利，“未來社會主義國家的任務也將不再是避免災難，而是想辦法生存下去，因為這些災難正在發生”。唯一能夠確定的是，世界越早取代資本主義，生存的機會就會越大。

　　伊斯塔法•梅薩羅斯寫道：“與社會物質變換再生產的基本條件相關的一切都受到資本與它們的關系--這是資本作為積累的唯一手段可以與它們發生聯系的唯一方法--的致命威脅。”事實上，早在1971年，當現代環境時代開始時，梅薩羅斯就宣稱：

　　資本主義控制體系的基本矛盾是它不能使“進步”擺脫破壞，也不能使“發展”擺脫浪費--不管結果如何具有災難性。它釋放的生產力越多，釋放的毀滅性力量就必然越強;它的產量越增加，就越要將一切埋葬于令人窒息的浪費的大山之下。經濟的概念從根本上將不再符合資本生產的“經濟”--它首先貪婪地浪費掉我們星球上有限的資源，然后用大批量制造的廢棄物和排放物進一步加劇對人類環境的污染和毒害。它只能是雪上加霜。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奧德姆所謂的“癌癥資本主義”的浪費和破壞中，我們才能夠發現一個更加合理、公正和可持續的社會的可能。巴蘭和斯威齊看到了他們那個時代已然顯現的金融的爆炸性增長，以及“廣告、產品的差異化、人為的廢棄、改型設計和其他銷售設計”，他們指出：“所有這些活動吸納的龐大資源實際上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成本。我們應該清楚的是，如果在一種經濟制度中這樣的花費具有社會必要性，那么這種經濟制度早就不再是社會所必需的了。”(作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 布萊特•克拉克分別為美國俄勒岡大學社會學教授和大學猶他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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