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治覺醒是近年來布熱津斯基等美國地緣政治學家經常使用的提法,也是其特別關注和憂慮的現象。它是指全球范圍內,主要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其人民群眾中長期被壓抑的大幅度改善自身物質文化生活條件和追求自身政治權利的愿望被日益喚醒,其行動能量被迅速釋放,從而匯合成各具形式和特點的大規模政治(反抗)運動的全球地緣政治趨勢。進入信息時代,由于互聯網、視頻技術的普及,信息以光的速度極快地傳播,使得政治覺醒日益全球化并發展極快,具有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政治覺醒之所以引起布熱津斯基的憂慮,一個主要原因還在于是其矛頭所向,主要是針對作為外國勢力的西方國家,特別是首先針對美國。最近俄羅斯舉國徹查外國勢力的代表,以及禁止官員持有外國賬戶等等不尋常的舉措,其實都是國家政治覺醒在國家安全領域的表現。
在人類歷史上,由于經濟落后,與此相聯系的是宗教統治、偶像崇拜、思想禁錮、地域隔離以及信息難以傳播等原因,世界大部分民族、國家和人民在千百年里長期處于政治愚昧、精神麻木的極其落后的狀態。在這方面,由于中華民族早慧,早在商周時期就開始擺脫原始宗教和神權的統治,“商尚鬼,周尚文”,即中國先民在商周時期就已經開始認識到人在天地,亦即神(或上帝,即自然界)面前不完全是被動的,人不能只依恃于天命,天命的賞罰是根據人的行為表現,這就是德的意義。《詩經》有“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一說,于是人的命運開始擺脫宗教的神秘力量,而得到解放。不僅如此,中國先民從夏朝就產生了民本思想:“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兩者是中國先民最早的政治覺醒,對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具有極其偉大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到春秋戰國時代,更產生“天下為公”和“大同社會”的思想,包括“尊王攘夷”、“民貴君輕”、“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仁”、“義”以及“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等等的優秀而獨特的政治思想理論。又如見秦始皇出巡,劉邦說“大丈夫當如是也”,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之”,而陳勝在大澤鄉一聲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則天下相應,這都是先秦公平正義平等思想(公平理念至少源于三代,闡于《易經》)的發展普及,都標志著中華先民對原始宗教的政治覺醒,終于形成歷史潮流。于是有秦統一中國,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廣土眾民,摶成我中華民族。(參見拙著《中國軟實力 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第八章“我們是誰”,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版)這件事業的偉大,從一千七百多年以后歐洲人搞歐盟,以及近年來的拉美一體化、非洲一體化等地緣政治趨勢仍然可以看出來。中國歷史上平等思想源遠流長,到秦漢為以士農工商四民社會亦即平民社會而非封建貴族社會奠定基礎。以源遠流長、深入人心的平等思想為代表的早期民主思想理論是中國歷史上歷代農民起義和造反傳統的思想理論基礎,平等和造反是中國民本思想的一體兩面。孟子一方面強調“民貴君輕”,同時又強調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對專制無道的皇帝主張“易之”。這在當時是非常了不起的民主思想,流傳兩千年,對帝王有很大的震懾制約作用,故遭到明太祖的痛恨。當代史學家茅家琦教授認為中國歷史“上至陳勝、吳廣、項羽、劉邦,下迄朱元璋、努爾哈赤、袁世凱,都是在極端專制帝王思想驅使下進行軍事政治活動的。”(茅家琦著:《桑榆讀史筆記》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頁)這種觀點不僅將古今歷史上不同階級的政治人物一鍋煮,而且排除了平等思想的政治歷史意義,夸大了帝王專制思想的影響。陳勝、吳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那一聲吼,并無關帝王思想,要說“驅使”,毋寧說是平等思想促使其官逼民反。此外,尊賢選賢舉能的優秀傳統到西漢則制度化,不靠出身門第,也不靠財富即可以選拔出任國家領導人,甚至可以一步登天,出將入相,“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社會常態,這也不是專制氣象,而是一種具有中國民主意義的傳統。到隋唐更發展成為科舉制度,一行千幾百年。這些都標志著中國歷代的政治覺醒,不能一桿子打倒。中國歷史上的這些優秀政治思想理論成為近現代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重要思想理論來源,這些在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國共兩黨的無數進步優秀人物身上都清晰可見,加以受到西方近代先進思想影響,特別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接受馬列主義,從而中國革命面貌煥然一新。而清末三元里抗英斗爭、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所激發出來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在在都是近現代中國政治覺醒的明證,至今為美帝國主義所忌憚。布熱津斯基最新對華言論可資證明,民族主義實為對習近平主席即將會見奧巴馬總統的最重要勸誡。(參見布氏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20世紀中國政治覺醒,還突出地表現為中國革命和建設既不走西方國家道路,也沒有簡單重復蘇聯道路,而是成功地開創了自己的道路。革命是如此,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也是如此。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全世界都受到新自由主義干擾,中國也難以獨善其身,但是中國仍然在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成功地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道路關乎黨的命脈,關乎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幸福。”“回首近代以來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展望中華民族充滿希望的未來,我們得出一個堅定的結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中國黨和人民面臨當代錯綜復雜的政治形勢,是清醒而不是迷失,環顧全球,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
在西方歷史上,不僅人類早期的文明早已熄滅,而且隨著世界現代學術發展,古希臘的文明史受到愈來愈多的質疑,這方面何新先生的研究成果非常突出,有重大意義。西方沖破基督教千年的黑暗統治,最初的政治覺醒,始于在中國發明的印刷術和造紙技術西傳基礎上發生的所謂文藝復興(盡管對文藝復興運動的存在也發生很大爭議)和宗教改革運動,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歐誕生開辟了道路。第二次政治覺醒仍然是在中學西漸基礎上發生的近代歐洲啟蒙運動,它催生了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為近代資產階級政治制度取代歐洲封建貴族制度開辟了道路。而此前不久即1775-1783年的北美獨立戰爭何嘗不是一種政治覺醒?歐洲第三次政治覺醒,既是階級覺醒,也是民族覺醒,其標志是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和歐洲革命以及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誕生,它將歐洲工人運動推向歷史高潮,在西歐催生了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是20世紀西方福利國家的濫觴;而在東歐則催生了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雖然在西方受到挫折,卻在東方席卷了半個歐洲和東亞許多國家,最重要的是具有巨大全球地緣政治潛力的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戰后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崩潰,帶來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覺醒,后來的不結盟運動是這一政治覺醒的新發展。地處歐亞板塊的中蘇兩大社會主義國家的聯盟,曾經對20世紀的全球政治覺醒和世界和平進步事業發生了巨大和深遠的地緣政治影響。相反,后來實際上存在的“美蘇共治(G2)”以及中蘇分裂對全球社會主義運動走向低潮和世界和平進步事業發展也帶來難以估量的消極影響。而當代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性破產,更標志著進入21世紀以來對于后殖民主義、“文明沖突”和“世界新秩序”等種種西方模式的全球政治覺醒進入新的階段,其中慘遭蘇聯解體這一“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普京語)的俄羅斯,公開將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本質的認識提高到種族滅絕的高度,這在當前世界各國的政治覺醒中,顯得格外引人矚目。有鑒于此,俄羅斯朝野這一極其深刻的共識堪稱一種具有全球意義的地緣政治覺醒。與此同時,首先從西方國家興起了“馬克思熱”,隨即風靡世界。這標志著當代全球政治覺醒在政治思想理論方面達到的高度,具有深遠意義。與此同時,在中國發生的政治覺醒,特別值得深思,也特別具有全球意義。長期以來,美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9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國也卷起私有化浪潮,一度很有些摧枯拉朽,后來遭到抵制,但至今仍有一種勢力似在強勢推進;進入新世紀,美國進一步推行“中美國”模式,力圖將中國的發展和改革引入歧途,至少在經濟領域特別是金融等領域,更不必說學術文化和意識形態乃至互聯網領域等等,取得了不俗的成效;如果不是2008年美國搞出金融海嘯,雖然是殃及全球(重創世界各國也包括中國),也是自我爆炸,徹底驚醒了很多國家也包括中國人民,則美國對中國的和平演變戰略是否就將順利得手,進而完成對中國的肢解和種族清洗?(參見何新:《統治世界 神秘共濟會揭秘》)誰也不能打保票。近來,圍繞轉基因問題、疫苗問題等等,以及長期以來美國在中國國內無孔不入的滲透和在國際上的一系列做法,實際上都是為了“形成以美國為首的聯盟,進而消滅中國”,而中國似乎正被美國騙“進圈套,或被拖入世界大戰中消滅。”((加)米歇爾·科塞多夫斯基:《中國似進圈套 或被拖入世界大戰中消滅》,《環球網》2012年11月29日報道)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報告中不僅高調堅持“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而且第一次醒目地使用“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提法)得到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以及習近平總書記就任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以來迅速獲得與日俱增的巨大民望,其政治背景之一無疑與當代世界包括中國發生的政治覺醒密切相關。
進入21世紀初期中國社會的政治覺醒,與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變法革命時期的歷史背景相比,具有一些新的特征。這些特征主要是:一方面,人民經歷了長期革命與新中國前三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國家、民族和人民自身在新舊社會制度下完全不同的命運和生活有深刻的體驗和歷史對比,特別是經歷了長達半個多世紀反對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反動派的階級斗爭和幾十年反修防修、反對和平演變的斗爭乃至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訓練和鍛煉,對改革開放時期的成就和缺陷逐漸有了自己的判斷;另一方面,現實中長期存在喝發展的兩極分化、相對貧困、西化分化以及西方國家對社會幾乎無所不在的政治滲透和經濟金融乃至資源掠奪、種種社會不公、社會嚴重腐敗、人民主人翁地位喪失而淪為“屁民”的屈辱等等,凡此種種無不激起歷史記憶和強烈對比。在信息時代,互聯網、手機和視頻等現代傳播技術,使種種思想、觀點和理論以及社會不公現象包括其細節的信息圖像得以光速傳播,無形中起到社會覺醒和動員的無比巨大的作用。在這種條件下,舊式維穩如同鯀治水,難以成功,形勢呼喚大禹。眾所周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善于學習,與時俱進,在國際上是出了名的。尤其在在政治領域,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道路等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旗幟鮮明的立場和毫不含糊的果斷態度以及采取一系列相應的措施,給國內外以強烈深刻的印象,給黨和人民群眾以巨大鼓舞和希望,這無異于政治上的定海神針,對穩定局勢和開辟新局面起到了巨大的積極作用。
以上敘述的全球政治覺醒一般都具有正義和進步性質,而且總體上愈來愈危及西方國家的既得利益,甚至難以保障某些國家的地緣政治穩定。特別是在中國的國際影響日益擴大而美國霸權日益衰退的背景下,尤其如此。但是在另一方面,實際上,由于政治覺醒伴隨著激烈的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種族沖突以及地緣政治博弈,政治覺醒也在相當程度上為各種相互對立的政治勢力所利用、推動和操縱,成為一柄雙刃劍。遠的不說,即使在當前全球政治覺醒進程中,許多國家和地區民眾的政治覺醒往往演變為各種形式反政府的政治動亂、種族沖突、宗教沖突甚至內戰和外國武裝干涉以及政權更迭、國家解體,大大加劇了全球碎片化、權力分散和政治動蕩,也加劇了弱勢國家的地緣政治風險。而中東地區的政治動蕩實際上難以排除向中國西部邊境蔓延的潛在動力和發展趨勢,而圍繞釣魚島和朝鮮半島以及南海問題上的地緣政治危機更直接危及中國利益,其背后鬧的什么鬼,不問可知。
(二0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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