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7年國民黨開啟“政治革新”以來，臺灣“民主”政治發展已經歷了20多年。但是，由于西方民主本身存在的諸多弊端，加上“臺獨”分裂勢力的惡意操弄，多黨競爭、言論自由、普選制度等民主形式被嚴重扭曲。

　　自1987年國民黨開啟“政治革新”以來，臺灣“民主”政治發展已經歷了20多年。但是，由于西方民主本身存在的諸多弊端，加上“臺獨”分裂勢力的惡意操弄，多黨競爭、言論自由、普選制度等民主形式被嚴重扭曲，“統獨爭議”、“黑金政治”、“民粹主義”等民主亂象折射出臺灣“民主”政治嚴重異化的現實。

　　一、臺灣“民主”演變的幾個階段

　　臺灣“民主”的演變，按時間和特點來劃分，大體上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國民黨在臺灣專制統治時期。這一時期，臺灣主要依靠美國提供大量的軍事、經濟援助渡過難關，在美國暗中指使下，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思潮在島內廣泛傳播，臺灣的知識分子和中小資產階級要求民主、自由的呼聲與國民黨一黨專制的集權統治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最后不可避免地爆發沖突。1960年，《自由中國》雜志創辦人雷震聯合臺灣本土政治人物，共同籌備組織中國民主黨，引起國民黨驚恐。蔣介石以涉嫌判亂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籌組中的“中國民主黨”也胎死腹中。

　　第二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臺灣政治向西方民主制度過渡。這一階段，國民黨政權內外交困，臺灣政局趨向動蕩。黨外勢力日益活躍，他們提倡政治革新，提出擴大“政治參與”，要求“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相繼發生的“保釣運動”、“美麗島事件”、江南案等嚴重損害了國民黨的形象，促使臺灣當局加快社會民主化進程，臺灣從此由極權社會走向自由社會，各種政治力量及代表人物乘機紛紛組建政黨。

　　第三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國民黨政權迅速實現“本土化”，民進黨勢力急劇膨脹。1988年，蔣經國去世后，李登輝執掌國民黨黨政大權，兩年后，開始主導“憲政改革”，促使國民黨政權“民主化和本土化”。至2000年，共進行六次“修憲”，包括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總統”由直接選舉產生;廢除“萬年國代”，改選“國民大會”、“立法院”等機構。李登輝把扶持“臺獨”勢力，作為延續其“臺獨”理念、終結國民黨統治的重要手段，不僅公開支持“臺獨”分子返臺參加競選，而且取消了打擊“臺獨”的法律依據“懲治叛亂條例”和“刑法第100條”，公然鼓吹“兩國論”，推行“務實外交”，阻撓兩岸關系的發展，破壞統一進程。

　　第四階段從2000年至今，藍綠對決、社會分裂，政黨輪替執政成為常態。2000年選舉，民進黨首度執政，第一次實現政黨輪替。2004年選舉，“兩顆子彈”透視臺灣“民主”亂象。2008年選舉，馬英九勝選，執政黨再度輪替。2011年11月，臺灣地區舉行“五都”選舉，國民黨止跌企穩，保住了臺北市、新北市和臺中市，民進黨則繼續在高雄市和臺南市占據優勢。通過這幾次選舉，可以看出臺灣“民主”政治的新變化：極端的“臺獨”路線不得人心，經濟與民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對兩岸關系趨于務實，促進“三通”、走向雙贏，成為大多數民眾的愿望;用低俗的語言肆意進行人身攻擊的做法遭到譴責，選民表現出一定的成熟和理性;臺灣主體意識正在形成，本土化路線成為兩黨共同遵循的準則;臺灣地方政治生態已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南綠北藍板塊，兩黨制逐步成型，政黨輪換或許成為常態。

　　二、臺灣“民主”演變的動因

　　促成臺灣“民主”發展、變化的原因錯綜復雜，是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當然，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部勢力影響臺灣“民主”的進程，最終體現在島內藍綠陣營力量的消長、主流民意的變化等方面。

　　(一)臺灣“民主”演變的外在因素

　　1.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影響

　　發軔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是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由專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轉變的過程。民主運動看似由偶然事件引發，卻是社會發展趨勢和民眾政治訴求的客觀反映。比如1986年3月，鐵腕統治菲律賓長達22年之久的馬科斯，在阿基諾夫人領導的菲律賓民主運動中黯然下臺。世界民主運動的蓬勃興起使國民黨獨裁統治陷入窘迫、孤立的境地，而一些國家激烈的政治變革更使長期實行軍事戒嚴的國民黨當局極為震撼。蔣經國為緩解島內外強大的壓力，經過長期的醞釀和權衡，開始實施多黨制、普選制、分權制衡等民主制度，臺灣的政治生態發生重大變化，西方式競爭性政黨政治開始初步形成。

　　2.中國大陸對臺政策轉變

　　臺灣問題從本質上講是中國的內政。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行改革開放。對臺政策也實現由“武力解放臺灣”到“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根本轉變，直接促使國民黨放棄戰時專制體制，進行政治改革，有力地化解了兩岸的敵意，緩和了臺海緊張局勢，促進了島內民主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以最大的誠意推進和平統一，但始終不承諾放棄武力，圍繞1995年李登輝訪美、1996年臺海危機等事件，與“臺獨”勢力和國外敵對勢力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為更好地把握對臺斗爭的主動權，2005年3月14日，十屆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把反獨與促統當成兩個步驟來推進，把“臺獨就意味著戰爭”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對震懾“臺獨”、遏制“臺獨”、穩定和發展兩岸關系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3.美國對臺灣的干涉與控制

　　臺灣問題從一開始就摻雜著美國的影響，是美國長期頑固堅持冷戰思維、執行“以臺制華”錯誤政策的結果。美國根據自身利益的要求，在不同時期對臺灣進行的政策調整，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臺灣“民主”發展的方向、性質與進程，是臺灣“民主”演變的外在動因之一。

　　首先，主導臺灣“民主”的進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從全球戰略利益出發，將臺灣作為冷戰的前沿和遏制中國大陸重要的棋子，并沒有對臺灣當局的獨裁統治和高壓政策采取實質性的干預措施，但為了安撫國內的民眾情緒，一直在物色可能替代的人選。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美關系不斷緩和，美國轉而更加關注臺灣的民主狀況。世紀之交，臺灣政黨輪替，背后一直由美國這雙看不見的手在操控。

　　其次，迫使國民黨當局接受西方民主形式。美國為促使臺灣建立西方式民主，專門成立了“臺灣民主促進委員會”，不斷向國民黨當局施加壓力。1985年5月，美國眾議院以口頭表決的方式通過要求臺灣加速民主化、開放黨禁取消戒嚴令、保障人權的233號提案。不僅如此，美國還直接扶持臺灣的黨外勢力，向他們提供經費和活動場所，邀請他們到美國接受組黨能力培訓。

　　再次，加強對各政治派別的控制。美國從臺灣撤軍后，積極物色政治代理人。對“臺獨”勢力采取兩面手法：一方面姑息、縱容。美國暗中插手臺灣政治斗爭，打壓國民黨內主張統一的力量，一度包庇、扶持李登輝、陳水扁等人。另一方面約束、限制。美國對“臺獨”勢力的支持是有限的，是為其戰略利益服務的。當李登輝鼓吹“公投”、“正名”、“制憲”、“去中國化”，屢屢沖撞大陸的政策底線，陳水扁有關“四不一沒有”的承諾形同虛設時，美國與他們逐漸拉開了距離，特別當臺灣當局大力推動“入聯公投”，企圖挾持美國與中國大陸兵戎相見，支持其法理臺獨時，美國堅定地表達了反對態度，并通過各種途徑予以阻止。

　　最后，吹噓臺灣“民主”的示范效應。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美國抓緊對中國實施“和平演變”，其中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大力推行“以臺變華”戰略。西方官員及媒體大肆宣揚臺灣所謂的“民主、人權”的成就，企圖讓臺灣“民主”占據道義上的制高點。

　　4.日本對臺灣的滲透與侵蝕

　　日本通過多種方式向臺灣滲透，特別是通過支持“臺獨”勢力來誘導臺灣“民主”政治的演變。首先，日本是“臺獨”勢力的大本營。1951年，“臺獨”分子廖文毅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在東京正式成立“臺灣民主獨立黨”，公然打著“臺獨”的旗幟，分裂中國。“臺獨”分子還在日本的支持和庇護下向臺灣島內侵蝕。其次，暗中為“臺獨”分子撐腰打氣。日本把“臺獨”作為遏制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手段，多次給李登輝發放赴日簽證，為其“臺獨”言行提供支持。再次，以在臺灣投資、辦企業為幌子，尋找代理人，在選舉中直接資助“臺獨”勢力。最后，日臺軍事合作日趨緊密，已經具備軍事同盟的雛形。在過去，日本為了維持與中國的關系，一直避免在臺灣問題上直接刺激中國。但近年來，隨著中國崛起的進程加快，以及中日在釣魚島等問題上摩擦不斷，日本感受到極大的戰略壓力，從而秉持更加強硬的態度，不僅明確把臺灣海峽問題列為美日“共同戰略”，而且企圖借助臺海問題來遏制中國。

　　(二)臺灣“民主”演變的內在因素

　　1.經濟發展狀況

　　在臺灣，經濟發展及變化對民主的影響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促進社會階級結構的改變。朝鮮戰爭爆發，給敗退到臺灣的國民黨當局以喘息的機會。蔣介石總結在大陸失敗的教訓，決定在臺灣實施土地改革，休養生息，使耕者有其田，解放了農業生產力，初步鞏固了統治地位。隨后利用國際產業轉移的機會，發展加工貿易，獲得經濟騰飛，使臺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臺灣經濟發展直接帶動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中產階級比例迅速擴大。1985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3297美元，居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前列，中產階級已占到總人口的40%。

　　二是民眾擴大民主權利的愿望和訴求增強。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臺灣教育水平也得到相應提高，臺灣每千人中受過高等教育者占24.9%，居世界第五。一大批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小企業主、中高級企業管理人員、醫師、律師等提出獨立的政治主張，要求分享政治權力，擴大民主權利，廢除“戒嚴法”，改選“中央民意代表”。

　　三是推動了政黨政治的輪替與發展。民進黨執政八年，不斷玩弄“政治議題”，無視臺灣“求和平、求安定、求發展”的主流民意，封閉保守、拒絕“三通”，導致臺灣經濟邊緣化，失業率居高不下，絕大部分民眾收入下降，致使民怨沸騰。而馬英九在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能高票當選，與他順應民意、主打經濟牌密切相關。馬英九以“拼經濟”為競選主軸，提出了明確的“六三三”政策，即經濟成長率6%、民眾所得每人每年3萬美元及失業率降至3%以下，獲得了大多數民眾的支持。

　　2.政治文化的作用

　　長期以來，臺灣形成的奇異的、極端化的政治文化，對島內民主政治演變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政黨的基本政治立場分明，非理性色彩濃厚。臺灣藍綠雙方都有兩成左右的“鐵桿”支持者，這些民眾政治參與熱情高漲，容易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政治行為形成壓力，迫使他們作出一些非理性的決策。民進黨的一些重要人物本來是想向中間路線靠攏，但受到“臺獨基本教義派”的強烈反對，不得不繼續打“悲情牌”、“恐共牌”，攻擊“兩岸共同市場”就是“一中市場”，卻與大多數民眾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訴求相背離。另一方面，一些民眾對臺灣“民主”政治感到失望，表現出政治冷漠傾向，如投票率持續降低。以“立法委員”選舉為例，1992年的投票率是72%，2001年降為66%，2008年又降至58.5%，十幾年降了十多個百分點。一些意識形態色彩相對淡薄的中間選民，對政治亂象感到失望和不滿，開始主動遠離政治生活，對政治議題漠不關心，選舉時不愿參加投票。這些民眾的缺位反而更凸顯出極端勢力對選舉結果的影響。

　　3.選舉活動的雙重影響

　　選舉對臺灣“民主”的影響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選舉活動促進了民主的發展。臺灣“民主”具有“選舉帶動”的特質。從一黨專政到建立選舉型政黨政治，從權力壟斷到通過選舉來分配政治、社會資源，在形式上體現了臺灣“民主”政治的進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眾的愿望和訴求。國民黨當局本來想在維持“中央”集權不變的前提下，通過選舉，推行地方自治，鞏固社會基礎，但出人意料的是，黨外勢力卻不斷地滋生蔓延，為建立反對黨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單純把選舉作為民主政治的核心，又阻礙了臺灣“民主”品質與內涵的提升。選舉畢竟不等同于民主，選舉的普遍化也不代表政治的民主化，特別是臺灣各類選舉存在泛濫化、低俗化、狂熱化、暴力化的現象，凸顯出臺灣西式民主空洞化、虛偽化和卑劣化的本質。臺灣的選舉已經淪落為政客不擇手段謀取權力和利益的手段。比如，選舉加深了社會的對立與分裂。每次選舉都變成意識形態的對決。選舉議題緊緊圍繞省籍、族群、悲情、統“獨”等方面展開，充斥著人身攻擊、謾罵、造謠、抹黑。藍綠民眾間的矛盾和隔閡，隨著一次次選舉而不斷強化。

　　三、臺灣“民主”的本質、特征

　　臺灣的民主政治從一開始就存在巨大的隱患，在國外敵對勢力、島內“臺獨”勢力的共同操控下，逐漸發生異化和扭曲，如民粹主義盛行、族群撕裂、分裂勢力張狂、政客道德淪喪等，嚴重偏離了民主政治的發展軌道。

　　(一)民粹主義致使族群撕裂

　　近20年來，臺灣“民主”最大的特征是民粹主義泛濫，突出表現為，政黨惡斗、族群對抗、社會分裂、民生凋敝。臺灣社會的撕裂和對抗程度不斷增強，有著深刻的原因和背景：在臺灣歷史上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移民形成不同的族群，他們為爭奪土地、水等資源相互械斗，結下仇恨。國民黨軍隊敗逃臺灣后，先后有200多萬人遷往臺灣，使資源爭奪更加激烈，臺灣的本省人感受到來自外省人的壓迫，在原有矛盾基礎上，產生了新的省籍矛盾。在蔣介石、蔣經國時期，臺灣的族群問題和省籍矛盾相對平緩，但是在李登輝、陳水扁之流的惡意操縱下，族群問題逐漸凸顯，社會對立開始加劇。李登輝為獲取權力、鞏固權力、排擠異己，強化政權的本土化色彩，大肆鼓吹和兜售“兩國論”。民進黨為贏得占人口80%的“本省人”的選票，將“臺獨”政治主張粉飾為“民主化”、“本土化”，把民進黨裝扮成“愛臺灣”的本土黨，把國民黨稱為“賣臺灣”的外來黨，通過強化悲情回憶、挑起省籍矛盾和族群沖突，獲得民粹多數，以此達到奪取權力、控制權力的目的。此外，臺灣一些政客故意曲解民主政治和選舉，把民主等同于選舉，把選舉簡化為選票，把選票結果作為多數暴力的依據，作為不擇手段獲得選舉勝利的借口，進一步踐踏了民主的精神實質。

　　(二)“臺獨”勢力導致民主變質

　　國外一些民主國家，朝野政黨競爭主要體現在公共政策和施政的方式方法上，其前提是對國家社會制度和法律的認同。在臺灣，“統獨爭議”轉移了民眾對政治主題的關注，造成社會的重大分歧和對立。臺灣“民主”化的過程是政治權利重新分配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本土化的過程，但本土化演變成臺灣社會的認同危機，民主之爭變成了統獨之爭，變成了最根本的利益之爭。“臺獨”勢力導致臺灣“民主”的倒退和變質，突出地表現在:

　　一是擴大了國家認同的危機。臺灣地區的國家認同與族群分野密切相關，加劇族群沖突的因素必然會在國家認同上發揮作用。“臺獨”分裂勢力不斷挑起“統獨爭議”，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嚴重侵蝕民主政治發展的基礎，使朝野政黨很難通過協商一致的方式就兩岸關系進行溝通與協調。

　　二是加深了社會的仇恨。“臺獨”分裂勢力蓄意激化省籍與族群矛盾，煽動民粹，制造仇恨，使臺灣社會陷入長期的族群大戰、省籍大戰、統獨大戰之中。“臺獨”是造成社會仇恨的根源和禍首。“臺獨”不除，臺灣就不會有族群和諧，就不能實現“和解共生”。

　　三是淪落為陳水扁的“護身符”。2008年8月14日，陳水扁家族涉嫌海外洗錢案被曝光，保守金額也在10億臺幣以上，而據查證民進黨一些政治人物競選時也曾收取陳水扁3.9億臺幣，這無疑是對臺灣“民主”的莫大諷刺。即使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民進黨高層仍有一股勢力堅決挺扁，理由就是陳水扁是“本土化”的代表，政治上永遠正確。2010年11月29日，在臺灣“五都”市議員選舉中，陳水扁之子陳致中高票當選大高雄市議員，成為世人笑柄，因為之前陳水扁夫婦不僅因貪腐被判刑，而且高雄地方法院認定陳致中招妓案證據確鑿。國民黨“立委”洪秀柱質疑，“獨派”集中地把選票給陳致中，代表臺灣的價值崩潰、崩盤。顯然，民進黨已經成為貪瀆、腐敗的共犯，集結為“黑白金民粹政體”，其長期標榜的“清廉、勤政、愛鄉土”的形象已徹底破滅。

　　(三)黑金政治侵蝕民主的基石

　　黑金對臺灣的基層選舉影響巨大，調查顯示，在臺灣309個鄉鎮(市)中，有黑道介入的超過80%，有些鄉鎮(市)中，黑道代表占60%以上。黑金政治衍生出許多弊案，是國民黨喪失民心、丟失政權的主要原因之一。黑金政治是臺灣長期以來形成的痼疾，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從歷史上看，不管是鄭氏政權、清朝統治，還是殖民壓迫、國民黨光復，臺灣地區各時期的統治者無不以金錢收買地方士紳和黑惡勢力來鞏固統治根基。1987年解除“戒嚴”以后，黑金政治除了買票、賄選等形式之外，又衍生出其他公開、合法的形式參與選舉，形成金錢、黑道與政治的利益共生結構。2000年，以“反黑金”為幌子上臺的民進黨，不但很快走上了黑金政治的老路，反而更加貪腐與無恥。從現實看，臺灣各種選舉頻繁，競爭激烈，選舉的成本費用很高，一般的政客通過合法渠道獲得的經費有限，不得不求助于一些財大氣粗的黑社會組織;從渠道上看，基層的民主選舉受到地方派系勢力、鄉村權力結構以及農村社會特點的影響，黑道勢力能夠更輕易地實現賄選，操控選舉。

　　臺灣“民主”催生黑金政治，同時，黑金政治進一步危害了臺灣“民主”的根基：一是腐敗貪污現象難以根治。國際透明組織曾指出，黑金政治表現在地方勢力和政府官員在政府采購案上勾結;選舉買票行為普遍，候選人甚至對選民作不當的選后承諾等，這使臺灣當局打擊貪污腐敗的成效大打折扣。二是執政當局的公信力下降。臺灣的行政和司法系統的人事安排、預算決策等都受到選舉結果的影響，一些大財團、大資本家為了自身的利益，親自或尋找代理人參加地方或“中央”級民意機關的選舉，當選后即刻通過影響政策制定、措施安排等為資方謀取利益，從而損害執政當局的自主性和權力的公信度。三是涉黑暴力事件頻繁發生。如前屏東縣議長鄭太吉率眾殺人，高雄議長吳鶴松被殺，前民進黨屏東縣黨部主委徐炳豐販毒，身為“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召集人的“立委”羅福助毆打他人被判刑等。黑道勢力顯然已成為危及社會穩定的隱患。

　　(四)選舉奧步暴露政客道德的缺失

　　臺灣選舉競爭激烈，充斥著暴力文化。藍綠雙方對立的思維模式強化了自身目的的正當性，目的的正當性進而又決定了手段的正當性。于是，選舉文化中道德底線不斷向后退縮。政黨及其候選人為戰勝對手，置其于死地，常常不顧廉恥、不擇手段，利用電視、電臺、報紙、雜志、文宣資料及造勢活動，進行造謠抹黑、栽贓陷害、惡意中傷，折射出臺灣政壇政治道德沉淪，核心價值觀丟失。

　　民進黨一向擅于操弄選舉，一些陰招、損招層出不窮，讓國民黨深受其害，常常在選情領先時被逆轉。比如，2004年3月，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陳水扁涉嫌主導“兩顆子彈”逆轉選情，即使藍營走上街頭激烈抗爭，也無濟于事。再如，2006年底高雄市長選舉中，民進黨捏造“走路工事件”，又讓國民黨候選人黃俊英落敗。民進黨在選舉中頻出奧步，看似聰明，其實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一些政客的道德受到強烈的質疑和鞭撻，社會信譽蕩然無存，奧步的邊際效應不斷遞減，同時，也讓美國失去了信任和耐心。在2008年3月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藍營除了牢牢地把握住經濟牌、凝聚危機意識之外，也在拼命打“奧步防疫針”，專門成立了“奧步研究所”，收集各種可能招式，并制定相應的預案，終使民進黨知難而退、不敢妄動。

　　四、臺灣“民主”對中國和平統一的影響

　　臺灣“民主”劣質化發展鼓舞了“臺獨”勢力，壓制了島內主流民意，使主張和平統一的人士更噤若寒蟬，也給國外干涉勢力以可乘之機，從而對中國的和平統一大業產生長期的負面影響。

　　(一)美國以保護臺灣“民主”為幌子阻撓中國和平統一

　　對美國而言，臺灣是其全球戰略的一枚“棋子”。美國除了在地緣政治上實施“以臺制華”策略，達到遏制中國和平崛起的目的之外，還企圖最大限度地挖掘臺灣“民主”價值，推進和實施“民主輸出”戰略。正如美國著名學者鮑大可指出的那樣，美國在臺灣不僅有軍事安全利益，還有“重要的政治和道德利益”。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高度重視意識形態的作用，竭力向全世界輸出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美國把臺灣打造成“由獨裁轉為民主政治的樣板”，一方面是為了鼓吹其“民主戰略”的成就，為謀求世界霸權服務;另一方面是為了對中國實施“和平演變”，改變中國的政治發展道路。臺灣在美國外交戰略中的意識形態作用日顯突出，成為美國阻撓中國統一的重要因素。

　　“臺獨”分子及美國一些保守主義者公然宣稱，保衛臺灣的“民主”已成為堅持和維護美國價值觀的重要問題，企圖給美國政府施加壓力，武力支持臺灣獨立。但是，冒險與一個核大國激烈碰撞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況且，拿西方的標準衡量，臺灣的民主化已經變異，亂哄哄的黨派爭斗、撲朔迷離的臺灣“大選”，讓民主黯然失色，也讓美國蒙羞。更讓美國措手不及的是，一些“臺獨”分子偷換民主概念，公然打著“本土化”和“民主化”的旗幟推進漸進式臺獨，將兩岸關系推向危險的境地。

　　(二)臺灣一些政治勢力以民主為借口抗拒兩岸和平統一

　　是否要統一、如何實現統一，臺灣島內不同的政治勢力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政策主張。20世紀90年代以來，臺灣主體意識不斷增強，國家認同發生重大變化，臺灣當局對統一的態度也發生根本的變化。李登輝一手炮制的“國家統一綱領”，把中國大陸實現自由化、民主化作為統一的前提條件。陳水扁則集中攻擊祖國大陸“不民主”，“一國兩制”缺乏民主性，宣稱“統一不能以犧牲臺灣的民主自由人權為代價”。馬英九的大陸政策仍大打“民主牌”，認為“兩岸的核心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不同，阻礙了兩岸的統一”，宣稱“大陸民主化是中國統一的關鍵”，“統一沒有時間表，應視大陸地區民主化來決定和平統一進程”，等等。

　　臺灣一些主要政治勢力鼓吹“民主統一”論的本質在于，利用臺灣民眾對大陸民主制度和“一國兩制”的缺乏了解，將發展民主同“一國兩制”對立起來，把維護祖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斗爭歪曲為要不要民主之爭，企圖以“民主”為借口拖延甚至抗拒中國統一的歷史潮流，特別是陳水扁當局推行的“兩個中國”政策，以所謂“民主化”加速“獨臺化”。這種危險的玩火行為嚴重危害著臺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當前，臺灣“民主”的信譽基本破產，黑金政治、族群撕裂、社會對立、經濟凋敝、貪腐盛行……諸如此類的民主亂象嚴重擾亂經濟社會發展的秩序，損害了大多數臺灣民眾的切身利益。臺灣地區領導人不但不反省究竟出了哪些問題，反而大言不慚地要將這“民主”作為“臺灣經驗”推銷到大陸，豈不令人可笑? 臺灣“民主”要想正本清源、浴火重生，關鍵在于實現祖國富強、統一，只有如此，臺灣同胞才能在國際上享受應有的尊嚴與榮耀，在國內擁有真正的民主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與統一不是相互矛盾的、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實現統一不僅符合國家的最高利益和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而且能夠為臺灣“民主”的發展與進步提供堅實的基礎與保障。

　　(三)民主機制對臺灣當局形成強大的掣肘

　　臺灣選舉種類復雜、程序繁多，幾乎每年都有一些重大的選舉活動，政黨和政治人物所有的政策取向和行為準則都是圍繞著獲得選票展開的。馬英九上臺后，故意淡化黨派色彩，力排眾議重用前臺聯黨“立委”賴幸媛出任“陸委會主委”，積極倡導族群和解，試圖獲得全民的認可，但民進黨一直為反對而反對，在任何可能的議題上，批評臺灣當局，激發民眾的不滿情緒，甚至借北京奧運會煽動悲情。這主要是因為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黨綱和政治理念截然不同，有著根本的利益沖突，一個主張在“九二共識”下維持現狀，另一個主張“臺獨”。民進黨甚至聲稱為奪取政權不惜重新走上街頭抗爭的道路，并多次組織“嗆馬”大游行。馬英九爭當“全民總統”的愿望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幻影。

　　在對大陸政策上，馬英九希望兩岸和平發展，反對“臺獨”，希望簽訂和平協議，臺海地區將迎來相對穩定的和平發展時期。但同時，受島內反對勢力、國際敵對勢力的制約以及兩岸在政治層面較大分歧的影響，兩岸關系不可能在短期內有突破性進展。2008年7月，馬英九在接受德國媒體采訪時，再次闡釋“不獨不統不武”的政策，認為只要大多數臺灣人民主張維持現狀，不贊成獨立或統一，他就不會違抗民意，強迫民眾統一。國民黨立委張顯耀也隨聲附和：在目前臺灣的民主架構下，任何政治人物，即使是“總統”都不能單方面、片面地決定臺灣的未來，而兩岸關系未來的發展也不應該預設立場。

　　但是，馬英九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所謂的民意是可以引導和改善的，把民意作托辭，滿足于“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不可能確保國民黨長期執政，也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兩岸和平與島內族群和解，這是因為，遵循民進黨設計的政治框架，被動地應付民粹主義的政治操弄，國民黨很難占據主動。因為只要標榜“不統”，國民黨與大陸往來發展關系，就會被說成“賣臺”、“害臺”;只要宣稱“不獨”，就會與民進黨長期對立，不可能實現利益調和;而“不武”也是對中國大陸的要挾。因此，臺灣當局只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胸懷“統一”的遠大志向，才能扭轉主流民意，為改善自身發展環境，壓縮“臺獨”勢力的生存空間，為長期執政創造條件。

　　(四)“臺獨”勢力借助民主方式破壞臺海和平

　　“臺獨”勢力以所謂民主的方式撈取選票，不惜挑起省籍矛盾，煽動歷史悲情，促使族群對立，極大地破壞了社會穩定，削弱了經濟潛力。同時，“臺獨”的虛弱性與寄生性決定了它們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獨立”，只能以國外反華勢力為靠山，屢屢沖撞中國大陸的底線，危害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一是操縱民意為“臺獨”開道。“臺獨”勢力通過所控制的報刊、電臺、網絡等新聞媒體，通過造謠、污蔑、誘導等方式，大肆對中共妖魔化，攻擊“一國兩制”，制造兩岸人民的隔閡與仇恨。陳水扁曾利用所掌握的行政權力，打著“民主、改革、愛臺灣”的幌子，極力鼓吹“臺獨”理念，在教育文化領域推行“去中國化”、“文化臺獨”和“臺灣正名”，嚴重誤導臺灣民眾對國家、民族的認同以及對“一國兩制”的理解。“臺灣主體意識”、“本土優先”被吹捧為臺灣的“主流意識”、“核心價值”。“臺獨”勢力反過來又利用這些被操控的民意，作為拒絕“一國兩制”、抗拒統一的借口。

　　二是推動“公投”邁向“法理臺獨”。陳水扁推動“憲改”，提出“入聯公投”，將“公投”披上“民主”、“人權”的外衣，一方面是為了操弄選舉，利用“臺獨”議題，炒熱選情，作為凝聚支持者的動員手段，提高支持者的投票率，以延續民進黨執政地位，避免下臺被清算;另一方面是為了達到“法理臺獨”。“入聯公投”就是以“公投”方式謀求改變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現狀，是通過“國號正名”和“入聯”兩大分裂祖國的舉措實施的變相“統獨公投”。陳水扁的倒行逆施并沒有撈取多少好處，在2008年舉行的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不但以很大的差距落選，而且“入聯公投”未達總投票權人數的一半，未獲通過。

　　三是窮兵黷武、以武拒統。陳水扁提出“境外決戰”的軍事思想，為提升“境外決戰”的能力，加強軍事采購的力度。馬英九則把尋求美國對臺軍售，作為抗拒統一、維持現狀的重要抓手。在臺灣當局的要求下，2010年1月，美國公然宣布向臺灣出售“黑鷹”直升機、“愛國者-3”反導系統、掃雷艇等總額64億美元的武器裝備，創十年來的新高，嚴重損害了中美關系和臺海和平穩定。2011年1月，胡錦濤主席成功訪問美國后，馬英九隨即表示希望美方能出售F-16C/D型戰機等進攻性武器，給中美關系投下陰影。臺灣還加強與美國的情報、人員往來等各方面的實質聯系，美臺軍方每年都聯合進行“兵棋推演”，美臺實質性的軍事同盟已悄然成型。

　　當然，辯證地看，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臺灣“民主”也不例外。雖然臺灣“民主”的劣質化發展嚴重地阻礙了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但同時也蘊涵著一些有利的因素：

　　首先，民主自我糾正和修復的機制舒緩了“急獨”的危害。2008年，臺灣再次實現政黨輪替，標志著近十多年來呈上升之勢的“臺獨”活動明顯退潮，選民關注的重心正逐漸由政治議題轉變為民生問題，劣質的政治文化將有所改善。

　　其次，臺灣民眾對所謂的“民主成就”信心不足，島內社會凝聚力下降。臺灣“民主”的“民粹化”、低俗化走向，大大增加了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不信任和對立情緒，削弱了內部的凝聚力，損害了對外形象，由“戰略資產”向“負資產”轉變。

　　再次，民主使臺灣經濟社會發展停滯，兩岸綜合實力差距不斷擴大。在過去的十多年期間，臺灣已經為政黨惡斗和民主異化付出慘痛代價，社會分裂與貧富分化加劇，民眾痛苦指數屢創新高，在東亞經濟發展中出現“自我邊緣化”的跡象。相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30多年來，民主政治不斷進步，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明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無論從經濟總量還是增長速度方面，都將臺灣拋在后面。2010年，中國大陸經濟總量(不包括香港、澳門)按市場匯率計算，已達到5.7萬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兩岸的力量對比向有利于大陸的方向傾斜，為最終解決臺灣問題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最后，大陸人民認清了臺灣“民主”的危害及本質，更加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道路。長期以來，一些美國及臺灣島內的政客，為支持“臺獨”及“和平演變”中國大陸，極力吹噓臺灣取得的所謂民主化成果，而臺灣地區的領導人直選也確實存在一定的迷惑性，但是臺灣亂糟糟的、貪腐、惡斗的民主，徹底戳穿了一些政客關于民主的虛偽謊言和險惡用心，也讓大陸人民認清了臺灣“民主”的真實面目，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優越性。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21期，摘自2011年第2期《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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