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民主對大陸的啟示何在？

 ——選自司馬南新書《民主胡同40條》

當一個國家的國家定位、歷史與文化認同、憲法存續、司法尊嚴都變成政治人物賭局里的籌碼時，這樣的選舉已經是注定不會有真正的贏家了，因為無論一役定江山的結局為何，臺灣只剩下慘勝與慘敗兩種結局，社會的元氣已經因為過度政治動員以及慘烈競選廝殺而嚴重耗損。當這些在正常民主國家用以凝聚社會核心價值的政治基石被無限的掏空時，就不可能進行一場正常的民主競賽，也很難成為正常的民主國家。臺灣還禁得起幾輪這樣的世紀豪賭？

——臺灣大學政治學教授  朱云漢

后夾道1

超越國家主權與人民主權的民主很可疑

問：客觀地說，司馬南先生試圖顛覆民主的話語，確實做了許多的研究。但是，不管怎么說，民主的潮流是擋不住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話是孫中山先生說的吧？在您看來，這話也有問題嗎？

司馬南：民主有不同的表現形態，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在各個不同的國家里面，因其歷史文化不同，民主政治呈現著不同的樣態——我無非在強調這一點，而不是要顛覆民主的概念，更不是反對民主。

民主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成果，今天全世界除了個別國家，大都實行了自己的民主制度，個別保留皇上、保留國王的國家搞的也是“虛君共和”。

什么叫“虛君共和”？就是把皇上當耳朵啊——表面有皇上，皇上不管事兒，聾子耳朵，擺設而已。

民主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這話不錯。中國自從中山先生以來，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建設的全部社會實踐，有力地證明了中國是世界民主潮流的一部分。用今天的詞兒來說，民主首先作為政治統治資源的一種配置方式，其次作為國家的一種基本的政治制度安排，其三作為政治權力運行的方式，已經得到了民意上的全面的認同。

但是，我們不能只見第一不見第二。

民主理念的共識，并不意味著各國實現民主的形式、道路都是一樣的，并不意味著適用于一個國家的民主形式和道路，也同樣適用于另外一個國家，更不意味著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就是美國的民主政治形式世界化。

美國具體的民主形式，是美國人政治實踐的產物，是美國歷史發展的產物。好比穿鞋，舒服不舒服、合不合腳只有穿鞋者自己知道。美國人的鞋好不好，合不合腳，是美國人的事，它的鞋碼、鞋款、鞋樣并不是我們的理論摹本，更不是關于中國政治好不好、對不對、合不合理、合不合法的標準答案。

問：您的意思是民主只是具體的、個別的、分散的，沒有統一的、共同的、基本的、核心的？

司馬南：給你打個比方，也許好理解一些。

中國的天主教徒信耶穌，畫十字，讀圣經，貼苦像，崇圣號，用AveMaria縮寫“萬福瑪利亞”為標記……這一切，與西方世界的天主教徒無甚差別，但是，我們有“三自愛國會”，我們自辦教會，無須聽命于梵蒂岡。梵蒂岡沒有資格任命中國地區的大主教，沒有資格干涉中國內政，沒有資格對中國的事情說三道四。換言之，中國信徒在理念上承認上帝的權威，并不承認梵蒂岡的在世俗政治世界的權威。對梵蒂岡任命的什么地下主教、神父，我們一概采取不承認主義。

導致這一結果的現實決定性因素，諸位認為是什么呢？

是國家利益啊。

是普京總統強調的那個國家主權啊。

民主，必須是主權下的民主，人民主權高于民主；

宗教，只能是治項下的宗教，人民主權高于宗教。

超越、戕害國家人民主權的宗教和民主很可疑，無論其打著什么旗號，喊著什么口號，做出什么天真無邪的樣子，我們都必須對此保持警惕。民主原教旨主義，他們的打扮和裝束任其怎樣有創意，都不影響我們對問題性質的判斷。

大家知道吧，中國天主教的大主教傅鐵山先生不但是中國的大主教，還是國家領導人哩——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2000年，在他還沒有擔任國家領導人的時候，筆者作為隨行人員跟著傅鐵山大主教一行到歐洲轉過一大圈，見識過當地的小廟里的和尚（法國、瑞士等國的天主教堂里的各級神職人員）。

我清楚地記得，伯爾尼的一個小神父開始接待我們時比較傲慢，動作程式化，眼神猶疑，精神懈怠，給人以距離感，但當聽明白這位傅鐵山先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天主教徒的主教，而中國的天主教徒竟有幾百萬之巨，光教堂就超過2000所后，他的面部表情驟然變化，眼睛一下子就瞪大，聚起光來，嘴也下意識地張開來。事后我與傅大主教開玩笑：“同為上帝的仆人，與您領導的信眾人數相比，剛才我們見到的那個神父最多就是個片兒警”。

所謂“片兒警”，北京人對分管社區治安的基層民警的通俗稱呼，片兒警一般管片兒不大但是責任重大。本人在洪劍濤執導的第一部電視劇《派出所的故事》中飾演一個搞傳銷的壞人角色，后被洪劍濤姜超扮演的片兒警給拿獲了，且戴上了手銬，一通好審。我在劇中傳銷的僅僅是某種商品，不是傳銷民主原教旨主義。商品傳銷的危害人們容易看到，“壞人司馬南”也易于被片兒警抓獲，但是，民主原教旨主義的傳銷，其危害性，其隱蔽性人們普遍認識不足。

后夾道2

山溝溝里能出馬列主義，本土就能出民主政治

剛才說了天主教，豈止天主教如此，馬克思主義也是如此。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曾經多次發生有人試圖壟斷對馬克思主義解釋權的事情。有人意欲獨家經營共產國際奉行的“普世價值”，搞他們的“唯一正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當年毛主席不信這個邪，他從我黨幼年城市武裝暴動一次又一次失敗的經驗教訓中總結經驗，發現離開農民這個中國革命的主體，離開農村這個反動派統治的薄弱環節，離開武裝斗爭這個槍桿子，中國革命勝利無望。他堅持實事求是，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從本民族的文化立場與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于是，不僅井岡山蘇區救了中央，而且“山溝溝里出了中國的馬列主義”，至此，共產黨人才有了自己的革命與建設的指導思想。直到今天，這一思想依然閃耀著偉大的真理的光芒并投射著對中華民族深沉博大的愛。

后夾道3

不諳婚姻之道的蠻夫悍婦沒資格講民主

問：

我個人喜歡聽講座，各種各樣的聽得太多了。李敖大師的講座我聽過，楊振寧大師的講座我也聽過，崔永元、白巖松的我也聽過。您司馬南講的內容，與很多來北大講課的學者都不相同。也許您說的有自己的道理，您真的很雄辯，不過民主的道理如果只在中國講得通，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卻講不通，或者要靠您這樣的雄辯才講得通，那怎么辦呢？

世界已經是平的，世界已經一體化了，有時分不出你的我的……

司馬南：我從來沒有奢望自己講的道理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講得通。

我的一些道理，連我老婆那里都講不通。

當然，她的道理，我也不會全盤接受。

我們家不是大男子雄起的“全盤男化”，也不是陰盛陽衰、陰盛陽死的“全盤女化”。我們家里的“兩性戰爭”已經持續二十幾年，婚姻得以存續的根本是“執兩端取中庸”，有話就說，有事商量，有規矩遵守，更有絕對必要的夫妻彼此妥協之道。

現在的問題是，口口聲聲講民主的一些人過于霸道，像個不諳婚姻之道不屑和諧相處的潑婦、悍婦、刁婦，喜歡用令人厭惡和窒息的家庭暴力的方法推廣他們的普世價值。

奧運會召開的前夕，一個來意不善的英國記者曾經跟我有過一番理論（請參見環球網《司馬南與英國BBC記者辯論普世價值》），我見他來勢洶洶一副興師問罪的架勢，便沒跟他客氣，請各位相信，與人和風細雨地講道理非我所長，如若單兵教練抱拳吵架，老夫功夫不差。你詰我一二三，我還考你ABC呢！

——你們大英帝國有沒有搞“三權分立”啊？

——你們英國的民主政治模式跟美國的民主政治模式不一樣，對嗎？

——那憑什么要求我們中國民主的政治模式要跟美國人一樣呢？

——美國的民主政治形式怎么就變成了普世價值了呢？

——既然是普世價值，你們英國為什么不跟進呢？

——你們的那個女皇，是不是在美國沒有啊？

——你們那個名滿天下的“平民的王妃”的緋聞，是不是在美國不可能造出來啊？

——我們中國沒有女皇，沒有王妃，沒有王子，也沒有王儲，透過這一條來看，我們離美國政治比你們還近點，是不是啊？

——既然如此，你們何時、以什么樣的方式取得了告誡中國、教訓中國、敦促中國的權力？

——采取什么樣的民主形式，大選小選、直選歪選、下選上選，這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何勞你們記掛？憑什么要你指導？

——你們的民主是什么玩意兒，自己還不知道？當年向中國販毒品賣鴉片經過議會“民主投票”決定你們難道忘了嗎？

——如此自私無恥的民主實踐家，也配教導說中國人什么叫民主？也有資格對今天的中國說三道四？

諸位知道嗎，女王制度的存在，頗令英國憲法學家費神，他們費盡心機地、可笑地試圖從邏輯上證明英國女王的存在是大英帝國國家尊嚴最神圣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后夾道4

打定主意做西方意識形態的附庸，當然大氣不敢出

問：我在網上看到了您的大作。對不起，司馬老師的口才一流，也有街頭政治家的風采，但是有人問，您這樣與洋人打交道探討民主，與吵架有什么區別，中國人有必要這么傲慢嗎？中國不是要和平崛起嗎？如果都像司馬南先生一樣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動不動就爆發一番，外國人怎么接受得了呢？怎么看中國呢？

司馬南：我的講話竟然會影響中國的和平崛起——謝謝您對我的高度重視，我暈得快站不住了，快扶一扶我！

和平崛起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低三下四大氣不敢出的殖民地臣民化的“哈依”方式；一種是自立于世界，與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互通有無不失自尊的方式。

殖民地化的方式就是首先迷失自我，然后再失去自我，一切悉聽人家的，把人家販賣的當成自己需要的，最后變成大國的附庸和傀儡。

要是打定主意當美國意識形態的附庸，當然不會像我這樣說話，但是如果我們不甘心當美國霸權主義的附庸，不甘心在世界范圍內屈從于美國人的意志，那就應該從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堅持對自己有利的東西，不昏頭、不腿軟、不骨酥、不失明、不失聰、不喪失斗志。

有些架，該吵就是要吵。中國人不高興，就做出不高興的樣子，不必擔心別人不高興而偽作高興狀。和平崛起是我們的民族意志，是中國人的主觀愿望，但是這絕不是說中國人因此就要作繭自縛，連大氣也不敢喘一下，就只能逆來順受了。

本人不是外交部新聞發言人，不需要按照四平八穩滴水不漏的方式言說中國立場中國觀點，我出來說什么話沒有領導交代沒有上級授意，我的說法只反映胡同里北京市民司馬南的觀點。

不是講民主講自由嗎？我為什么不可以有一點言論自由呢？因為中國某公民言論有了一點自由度，中國就不會和平崛起了嗎？誰要這么說，你們信嗎？

強行按照一種模式，一個標準推進所謂民主化進程，導致族群對立、民族分裂、社會動蕩、貪腐未絕、政局不穩等，民主運動變成“民主亂象”的事情太多了。美國人，也許還有英國人眼里東亞地區民主“典范”的泰國，紅衫軍和黃衫軍尖銳對立，政權不斷更迭，社會劇烈動蕩連個國際會議都無法召開，如此“有自由而無秩序”的民主國家移植到中國來，受得了嗎？大家愿意嗎？為了美式民主一定要這么做嗎？中國臺灣省通過“民主選舉”實現了政權更迭，選出了“臺灣最優秀的政治家”陳水扁先生，可是接下來得到的是什么呢？是族群撕裂，是“總統”貪腐，是經濟衰退，是社會混亂。中國大陸有必要照著臺灣省的做法再來一遍折騰嗎？

須知，中國臺灣省的政治制度與美國沒有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而且多少年來美國人旨在通過臺灣分裂中國遏制大陸，今天美國在全球范圍之內遏制中國敵視中國的根本政策沒有變，所以，臺灣與大陸的外部環境是不同的。即使臺灣這條路走得通，中國大陸這條路未必走得通。

后夾道5

盲目仿行西式民主，極易引起內部沖突與外部戰爭

問：不試驗一下怎么知道走不通？那么多國家都實驗了呀。

司馬南：這個試驗的依據是什么？請說一下，我愿意洗耳恭聽。

13億人的中國大陸折騰得起嗎？折騰的道理和意義在哪里呢？

平心而論，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成就有哪一國可以與之相比？

平心而論，中國最高權力交接的方式和效果真的就不及泰國與中國的臺灣省嗎？

英國的記者教師爺的派頭令人厭惡，但是根子還在于英美等國的民主推手們不肯解放思想——他們一味地從舊的“冷戰”理念而不是今天的實際出發，當然更不會從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倒是有可能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所以，今天的世界需要做出改變的不僅是中國人，不僅是中國人需要“接軌”，英國的紳士爵士、美國的大亨大款也需要與時俱進改變觀念適應這個世界。

有人熱心社會實驗，我愿意表示理解，但是在民主實驗之前總是要做一點準備吧。美國賓州大學教授愛德華·曼斯菲爾德和哥倫比亞大學杰克·施耐德出版了一本書，名字叫作《選舉到廝殺：為什么新興民主國家走向戰爭》。書中講到一個觀點：“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過程最容易引起內部沖突或者外部戰爭”。整個20世紀90年代，很多國家實行自由選舉以后，便立即進入了戰爭狀態，比如說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厄瓜多爾和秘魯開戰；布隆迪、盧旺達的大屠殺導致了一百多萬人喪生。

聽了美國這兩名教授的觀點，不知您是否認為應該讓自己冷靜一下，或者再找幾本書讀讀。

后夾道6

甭說8年經濟停滯，大陸一年低于百分之八就瞎菜了

問：聽口氣就知道，您對臺灣的政治民主有自己的看法。您怎么看待臺灣選舉？

最后這次選舉,馬英九所得票數創造了臺灣歷史紀錄，比李登輝都要高，比民進黨高得多啊……這么多的人積極投票說明什么？臺灣的民主果真不值得一提嗎？臺灣的民主政治對大陸沒有警示作用嗎？

司馬南：年輕人，如果您不盯著看手里的筆記本，抬頭看我說話，行嗎？

這位提問的同學很逗，干嘛表情那么嚴肅，口氣那么嚴厲？我不是外交部新聞發言人，也不是國務院臺辦的發言人，我試著說說看，不同意您可以再批評。

臺灣省……

別笑啊，這不是大陸今天的官方措辭，而是蔣委員長1949年的用語。那一年，在最終決定退守臺灣的時候，他安排兩個省部大員先到臺灣，一位是得力部下當時還很年輕的陳誠將軍，另一位是自己的公子，蔣經國，國兒，親赴臺灣。一位管行政、軍事，另一位管黨務，抓意識形態工作。

臺灣省的選舉讓“奶油小生”、“中看不中用”的婦女喜歡的候選人馬英九……大家也別笑，這話同樣不是我的，是李敖的話……是民進黨惡劣得太不像話了,導致臺灣的老百姓全力反彈，大家受不了啦。只想著快換一個人吧，男女就無所謂啦。這算是一點回答。

其次，我沒有講過臺灣的民主不值一提的話，我反倒是愿意提一提。而且，我也完全同意您的意見中“對大陸有警戒作用”的話。對呀，很值得警戒啊。看看吧，臺灣實行西式民主后，一人一票選上去的政治人物的操守不夠，陳水扁急著貪腐理政無能，效率一塌糊涂，民主成了陷阱。臺灣在陷阱里泡了八年，好不容易才試圖跟著小馬哥爬上岸來。八年來臺灣內傷累累，疲憊得要命，這么多年來臺灣的人均GDP沒有增加，才15000多美元。韓國以前是落后很多的，但現在比臺灣好得多。

我去韓國的時候，在首爾跟導游聊天，無意中說到中國的臺灣省與韓國的經濟水平差不多，導游很不愛聽，當即給我們臉色看，大韓民國爭第一心態是一回事，人家韓國經濟走高已經不屑于跟臺灣站在一起是另外一回事。臺灣這幾年倒閉的企業很多，老百姓收入沒也有增加。所以人民不肯原諒阿扁，把他送到了安全的地方靜靜地“養”著。

其三，中國大陸的民主如果搞到八年經濟停滯不前，甭說八年，一年都不行，今年（2010年）經濟增長速度低于百分之八就瞎菜了，這么昂貴的民主，臺灣一省或許玩得起，要中國大陸一塊陪著玩，我看玩不起，真的玩不起呀。

我請同學們注意一個事實，那就是臺灣的教育水平、人民素質、人口數量、經濟發展程度，還有外部環境，如此這般，尚且如此，要是這樣的玩法在大陸展開，其亂象大家可想而知、可想而怕，可想而止。所以，我以最真誠的態度真誠地說，至少是現在，臺灣省的民主實踐，讓它在那里繼續試點吧，好比村里老王家的水塘里種了一堆水葫蘆，不急著推廣，移植過來之前，必須好好研究一下陰陽五行，看是相生還是相克。有可能跟那個水葫蘆一樣，臺灣的民主根本就不適合移植過來，引進來就是災難，學名“生物入侵”。

其四，看來，民主并不必然帶來好結果；看來，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看來，民主需要一定的條件；看來，民主需要從民主的基礎訓練開始；看來，臺灣人民這回該長長記性了……可是，大陸的人還沒有從中吸取足夠的教訓。

后夾道7

四成選票出“總統”，豈非六成“被民主”？

問：您的“長長記性”是指臺灣不必要搞民主嗎？我認為陳水扁的貪污腐敗與民主無關，而與他的個人素質有關。另外，中國的臺灣省是一個民主轉型社會，對轉型民主，不必要求過高，小孩子會摔跤的，但是他也會長大。陳水扁畢竟是民選上的，他執政了八年，正如大陸人的說法，臺灣屬于中國，那么臺灣的民主實踐就是中國人自己的民主實踐，從這個意義上看，您不認為很了不起嗎？

司馬南：我的“長記性”之類的說法，不是反對臺灣人搞民主，而是說臺灣的民主陷阱，會讓大家變得比較聰明起來，同一個陷阱沒必要陷進去兩次。

阿扁的貪污腐化墮落固然與他個人素質有關，但是，應名建立的民主制度未能防止腐敗，反而讓他在那么短的時間里干了那么多的壞事，很令人深思，好的民主制度與壞的民主制度應該是有區別的吧？豈能一聽民主就不再分究竟？

小孩會摔跤的比喻非常好，但是這個比喻是否只適合為陳水扁開脫？

請問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是也可以與小孩子成長相比呢？區區60年，對一個人來說，尚且不足一生，老漢我1956年出生，今年也50多了。假如從結果看，從不管白貓黑貓的哲學看，人民共和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成功豈不更說明問題？我們的模式豈非更不錯？

是的，陳水扁是民選上的，也執政了八年，但是，大家知道嗎，所謂“選上”，選票尚不足百分之四十啊，所謂臺灣的“族群撕裂”說法是怎么來的？和這一條大有關系。請問，那百分之六十的人他們的意志、愿望、要求、權利呢？支持選民百分之四十不到的總統是“總統”嗎？“總”在何處？我看是“分統”，只一部分嘛，而且是一少部分嘛，連“多數決”原則都不講了的投票是民主嗎？

“分統”者，糞桶也；

“少數決”，偽民主也。

陳某人的確是糞桶，他理政無能，貪腐有道，且意識形態掛帥，專搞階級斗爭，十足的市儈小人，把臺灣的社會搞得不成樣子亂象叢生。所以有一個段子講到“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不到臺灣不知道‘文革’還在搞”。

臺灣政論家南方朔有一個形象的說法，“民主制度一開始出現的時候，一定要出現煽動家，全世界都如此的。民進黨一直以為臺灣老百姓是它所預期的這樣子，就煽動、煽動、煽動……”他一言以蔽之：“民進黨總統是蒙來的”，于是，臺灣的“民選”過程變成了“蒙民”過程，臺灣的“民主”就變成了“被民主”。

后夾道8

諸黨悉代表外國勢力，如此民主何益天下？

問：臺灣的民主選舉據說對大陸某些人來說還是搞得心里很緊張，到底是誰，這里就不便說了，反正是誰緊張誰知道。臺灣在剛剛搞民主的時候，國民黨可能也是緊張得要尿褲子，但是，順應民意，1996年，在要不要馬上實行“總統大選”的問題上，臺灣內部也是有爭論的，但是呢，李登輝能夠順應民意是了不起的，請問，中國大陸的決策人能夠有這樣的魄力嗎？如果這樣的魄力都沒有，那就是連李登輝都不如了。

司馬南：1996年的臺灣，那會兒國民黨在臺灣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與大陸的共產黨形象恐怕還是有區別的。臺灣人民恨國民黨恨得要死，而大陸共產黨改革開放的實踐，雖然做不到盡善盡美，但是，人民普遍受益，綜合國力上升，全社會的進步和繁榮有目共睹。

國民黨當時也有投機心理，至少李登輝心里有個小九九，他是臺灣人啊，于是在道貌岸然漂亮的民主言說中，他篤定于“本省的選票”有底。在這個前提下，李登輝敢拍板定案，預計自己任內沒問題，96大選他高票當選。可是以后就出了問題，一堆煽動家陰謀家的政黨當選了。

在我的昏花老眼中，李登輝不僅沒有什么了不起，相反此公人格低下，出爾反爾，認賊作父，流氓者也，民賊者也，臺灣大陸之公敵者也。說到這歹人，老漢我就氣不打一處來。

問：聽司馬南先生的意見，您有懷疑過臺灣的民主制度？覺得民主在臺灣的經歷說明可能不夠有效。大陸如果也搞多黨和大選，您預計會怎么樣？

司馬南：先說一下，您的“有”字結構在前的句子模式可是夠港臺的。

為什么不可以懷疑呀？

懷疑是科學精神的第一條。

科學不怕懷疑。

科學在懷疑中發展。

基督教原教旨主義不讓懷疑圣經。你不讓懷疑，也阻擋不住懷疑啊——本人是無神論者、懷疑論者，您可能不知道北京有一個中國無神論學會，臺灣的民主制度為什么就不能懷疑？

不過話說回來，講臺灣問題，固然可以講講自己的體會，但是司馬老夫畢竟遠離現實，幾次申請去臺灣考察，均被臺灣當局阻止，大家知道那個光頭幽默的凌峰嗎？我們是好朋友。他自告奮勇，說司馬兄弟去臺灣這件小事包在大哥身上了，結果怎么樣？還是不成啊，大哥有辱使命，臺灣當局不放行，光凌峰仗義也沒有用。所以，對臺灣民主，本人缺乏深入的具體的了解。

相形之下，身處其中的政論家，比方說南方朔先生的評論觀點我認為更值得重視。我常常覺得，南方朔一個，李敖一個，小島上……對不起……寶島上那么多年，卻較少島氣，對政治問題的見識分析，有大格局有歷史感，是有獨到見解的。

南方君講過極其清醒的話：臺灣幸運啊，八年沒折騰垮掉，不是陳水扁人還不夠壞，而是因為臺灣經濟基礎穩定，教育普及，所以非常有條件，出大亂子的可能性少。從1996年到現在為止，臺灣出現很多民主的負面作用，民進黨這個煽動政黨，把臺灣搞得一塌糊涂。可是因為臺灣經濟基礎還算穩，雖然搞了八年搞得民怨載道，至少社會還沒垮掉。假設臺灣是一個貧窮社會，那就垮了——南方君這一個假設，就講明白了許多的問題。大陸經濟基礎沒有辦法與臺灣相比，綜合國力尚可，人均不行啊。

南方朔講到，民主制度導致今天換你執政，明天換我執政。很多民主制度國家，換到別人以后，不愿意讓位給人家。政黨輪替說常規，其實，并不是常規的，全世界有多少國家政黨輪替不干凈，不讓位的？做票，一大堆問題。剛剛才落幕的肯尼亞選舉，還有墨西哥，就是執政以后為了不讓位，開始做票，無所不用其極。所以政黨輪替也是個陷阱。民主并不是一定好的制度，我們要講清楚，民主是所有制度里面比較好的，也不是完全不會出差錯的。所以在民主選舉的過程里面，出現了很多壓迫式的制度。比如說買票、激烈政黨抬頭……民主制度一開始出現的時候，一定要出現煽動家，民主制度在任何社會的第一規律就是煽動家開頭，全世界都如此。壓制煽動家要靠老百姓的水準，或者靠社會的既有勢力用它的特殊方法把這些人壓下去。買票，美國也有先例，有一點“左”的極端政黨，你們踩著我們，我們就買票把你壓掉。或者你們的群眾是比較沒有深度的，所以我們設計一種選舉制度，讓你的群眾不能投票。所以最先的選舉制度很多是要寫名字的，不識字就不讓你投票。或者是投票所設得很少，你要跑很遠。窮人就算了，不投票了。很多選舉的怪招都有的。所以有了選舉制度之后，你要對民主選舉做更深的研究。民主政治有太多陷阱，除了煽動家的陷阱，還有外國勢力介入的陷阱。近年來很多國家都出現這種情況，一有了民主，基本上外國勢力的介入就開了一個窗子。沒有民主選舉，外國勢力無法介入，有了民主選舉它就可以介入了。很多國家因為外國勢力介入而搞得一塌糊涂，近年來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民主制度有太多問題值得去好好思考。

講得多好啊，我很想認識這個睿智的老頭兒。

尤其是最后關于“煽動家”和“外國勢力的介入”這兩條，真叫講到點子上了。

我們大陸某些知識分子，當然除了在座的以外，呵呵，常常天真得一塌糊涂，以為口若懸河大講民主的人一定就是民主斗士，以為高鼻子藍眼睛的就一定是上帝那邊派過來的。其實，口稱民主的，未必就是民主人士，集權威權的不一定就是獨裁者，權為民所用嘛……

大家想過沒有，假如中國行多黨制，動不動鬧起大選，競選縣市長省長總統，七八黨，十來個黨，你爭我奪互不相讓彼此抹黑，當你打開電視，就像看現在后半夜的電視購物廣告一樣，各個黨的賣拐廣告一個賽著一個不靠譜能忽悠，每一個大忽悠后面均有外國勢力撐腰。

請問，那時該怎么辦？最要命的是，政黨中兩個最大個的，后面都是美國人主事，請問，如此民主中國，將何以自持？如此民主亂象，將如何收場？如此民主實踐，將何益于天下？

后夾道9

社會欲求善的治理，君主民主或應并存？

問：司馬先生您是否應該注意政治正確問題呢？

您的意思是獨裁專制比民主要好嗎？我們希望司馬先生在民主的專制的兩個極端中間找到一個位置，不要偏到為專制辯護的立場上去。蔣經國要比馬英九好嗎？同樣，在中國大陸也有這個問題，我就不明說了。您個人愿意回到那個沒有民主、沒有自由、沒有溫飽，動不動就被當成右派抓起來的時代嗎？

司馬南：我沒有這個意思。印象中，我從沒有過這樣的說法。如果不幸讓您產生了這種聯想，我來檢討一下，或是什么地方的表述，讓您誤解了。

可能是“口稱民主的未必是民主人士，集權威權的不一定是獨裁者……”這樣的說法令您警惕了。是嗎？

不是，也沒關系。

這涉及民主理論的一個很深的問題。今天，民主已經被神話到了一個很高的程度了，殊不知，在古希臘雅典那里，關于政體，柏拉圖解析到：“我們可以說各種體制有兩個策源地，其他各種體制都是從其中派生出來的，其中一個的名字是君主制，另一個的名字是民主制。”“這兩種制度是其他所有體制的主線，一般說來，其他各種體制都是在此基礎上編織出來的。”“一種社會表現出極端的過分的對君主制原則的忠誠，而另一種社會則忠誠于自由體制，因此這兩種社會都沒有能夠在二者間達到平衡。”“在自由、平等與智慧結合的地方必定同時具有兩類成分。”“不擁有這些成分的共同體不可能得到正確的治理。”

可見，在當時的柏拉圖先生看來，一個社會選擇好的政體，并非民主了事，社會欲求得到好的善的治理，應該君主制度與民主制度并存，當這兩種權力達到平衡的時候，方才是好的，倘若其中任何一方僭越，涉過中界線，那么，作為政體選擇結果的諸如自由、平等與智慧等自然就不復存在了。

柏拉圖認為“立法家在立法時應當有三個目的——他為之立法的社會必須擁有自由，這個社會必須擁有和平，這個社會必須擁有理智。”一個為了民主的理想，把一個奸佞小人選上去坐臺八年，在柏拉圖看來亦屬不智。柏拉圖倡導建立混合政體——使專制與自由并存。他論證道：“當專制和自由各自擁有一定比例時，兩種社會都會獲得最大限度的幸福，而當事情被推向極端，一個是極端服從，一個是極端不服從，那么其結果在兩個社會都不能令人滿意。”

柏拉圖《理想國》中的政治設計，后世多數認為其為烏托邦耳。我之見，柏拉圖不乏烏托邦成分，但是，其對當時民主政體所存在問題的揭示和批判，穿越歷史，走入今天，仍有意義。豈可簡單地將民主等同于進步，惟民主馬首是瞻？豈可將其他政體一律視為專制倒退，不加分析一概拒斥撻伐？世界的多樣性與復雜的政治現實告訴我們，簡單的兩分法，非黑即白，非民主即專制的思維要么何其幼稚，要么極其陰險。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卷二說得更明確直白：“如果仍從理想的高尚處立法，那么人們也許寧愿采取拉根尼（斯巴達）的憲法或其他較近于貴族形式的政體。的確，有些思想家認為理想的政體應該是混合了各種政體的政體；因此，他們就推崇司巴達式的制度。這些思想家把斯巴達政體看做君主政體（一長制）、寡頭（少數制）和民主（多數制）政體三者的混合組織（但他們對于三者的解釋卻又各不相同）。有些人認為斯巴達的二王代表君主政體，其長老議會則代表寡頭政體，至于埃伏爾（監察）既由民間選任，則監察會議便代表民主政體。可是另一些人又認為監察會議實際表現為僭主政治；只是斯巴達式的日常生活習慣以及會餐制度中才顯見他們的政體具有民主精神。……凡能包含較多要素的總是較完善的政體；所以那些混合政體的思想應該是比較切于事理。”

后夾道10

歷數清廉端正時代，首推兩岸毛公蔣公

再看一位大人物的論述，西塞羅，著名的羅馬政治家，其代表作是《論國家》和《論法律》。他認為國家是人民的事務，是人們在正義的原則和求得共同福利的合作下所結成的集體；他認為，君主、貴族和民主三種政體都是單一政體，理想的政體應是“混合政體”，即以當時羅馬元老院為首的奴隸主貴族共和國。

在《國家篇》第二卷中他坦言：“一個國家必須存在一種權利、義務與職能之間的平衡，因此行政官員擁有足夠的權力，顯赫公民的顧問們有足夠的影響力，以及人民有足夠的自由，否則的話，這樣的政府就不可能免除革命。”

他更具體地說道：“我界定了三種值得贊美的國家類型，還有與此對立的三種類型。其次，我的論證表明，這三種類型中沒有任何單一類型是理想的，只有把三種好形式同等混合起來的政府形式才比任何單獨的一種更為優越。”

謝謝大家能夠容忍我讀這么長古人、死人的話來說明我的意思。

請相信，沒有人要回到幾千年前去。

請相信，沒有人要搞君主制度獨裁制度。

也請相信，中國幾千年的政治歷史遺產不會是漆黑一片不見一絲光亮。

也請相信，人類全部文明不至于終結于區區200年歷史的美利堅合眾國。

請大家想一想，當我們因為其“不民主”，于是決絕地對政治遺產采取一筆勾銷徹底否定態度的時候，當我們因為其“不民主”，于是吝嗇地對前人實踐一句話輕輕帶過的時候，我們內心真的是虔誠而客觀的嗎？我們的態度真的是認真而不草率的嗎？我們對自己的民族的歷史文化究竟了解有多少？讀錢穆的書，尤其是錢穆先生晚年的歷史著作，邊讀便生出類似的感慨，不怕自己瘸腿學問，惟恐自己老來虧心。不知各位讀錢穆是怎樣的心境。

南方老漢表達過類似的意思：根據以前我們的說法，蔣經國時代就是威權，一句簡單的口號就把過去講得一無是處，這是不對的。以前人家真的做了很多事情嘛。有些人受到西方的影響，會把很多西方人講的口號當成《圣經》，沒有老老實實去看待這個問題，全世界沒有任何東西是神圣的。臺灣解除報禁20年了。很多人把新聞自由神圣化，以為可以罵當權者就是新聞自由了。以前的新聞，盡管沒有那么自由，可是很專業，我們那時談公共問題談得比你們現在要好一些。不要把新聞自由作為唯一標準，舍此就一無是處。也不能把以前的統治用一個“威權”就簡單否定掉。蔣經國時代臺灣真的不太有貪官污吏。你可以去看看臺北現在變成故居讓人參觀的很多當年大官住的房子。你去“財經教父”李國鼎的家看看，他的桌子只有大學生上課用的書桌一樣大，家里面沒有任何一件貴重的東西。以前的人真的很清廉。

司馬老漢要跟著說，臺灣人民懷念蔣經國時代的清廉，大陸許多人也懷念毛澤東時代的志氣昂揚、作風篤正、干部廉潔。前不久看到一個材料，人民大會堂會見外賓，吳桂賢——紡織工人出身的副總理，她不敢喝茶水，為什么呢？因為當時的人民大會堂有制度，國家領導人會見外賓喝茶水也要收費，每一次一角錢，吳桂賢從基層調到中央工作，工資沒有變，她真的喝不起。那就只好忍著。現在說與你們，怕是許多人當個笑話，我這個年紀的人，愿意相信那就是歷史的真實。

所以，今天管理國家，包括治理腐敗，一些人心里想著美國，眼睛里盯著美國，一批一批前赴后繼地到美國學習。美國當然有該學的地方。但是，不遠處，不久前，歷史上的清廉端正，大陸有毛澤東時代，臺灣有蔣經國時代，作為執政經驗，同樣值得借鑒。

本文選自司馬南新書《民主胡同40條》。本站所有關于本書的書摘均來自經濟科學出版社，授權轉載。感謝出版社的常偉先生和本書責任編輯謝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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