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民主之殤

盧麒元

陳水扁治下的臺灣，政治家竟然敢標價出售軍銜。這種自掘墳墓的行為，古今中外罕見。臺灣的政治算是爛到家了。追求民主進步的臺灣民進黨，竟然退步到封建帝王都不恥的地步，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是時候給臺灣的民主化作一次總結了。當然，更主要目的是找尋民主理念在華人地區實踐失敗的原因。畢竟，兩岸三地的同質性太強了。

改革開放后，我一直相信，民主是個好東西。直到來到香港，親眼目睹了香港所謂民主派的可怕的嘴臉。但是，最令我驚愕的，還不是民主派，而是那些支持民主派的民眾。民眾，不知道該如何描述這里的民眾。總之，讓如此頑劣的民眾來搞民主，比起開明專制可能相差不止十萬八千里。如此看來，李光耀先生確實是有先見之明。

歷史很吊詭。因此，研究歷史，離不開哲學。我們通常將政治制度簡單地一分為二：民主；專制。其實，這是一體兩面。正面是佛，反面就是魔。好民主，一定專制；好專制，一定民主。蔣經國先生懂這個道理，馬英九先生不懂這個道理。我們的領導人大約懂了一半。

國家搞民主，說到底，是搞代議制民主。代議制，就要選代表。走到這一步，亞洲國家就民主不下去了。因為，代表這東西，非常不靠譜。其實，就算是親娘，也很難代表自己。何況選出來的不過是“政治超女”。亞洲國家大多數就是給“政治超女”害了。有的被害得很慘，比如泰國。“政治超女”通常代表兩樣東西：第一，是金錢；第二，是西方勢力。不用等第三，根本不會有第三樣東西。辛辛苦苦、興師動眾選出一人來，往往還不如過去的暴君。這真的是一點趣都沒有。

我曾經說過，美國是一個準君主制國家。很多人都跟我急了。急有用嗎？人家壓根就不是人民立憲。與君主立憲不同的是，他們有好多人共同立憲。不過，不是人民。當然，他們也沒有興趣進行全民公決。最有趣的是，他們還搞了幾個終身大法官，長期值班，跟皇上一樣。國民選了你當總統，你還不是總統，要等大法官“加冕”（跟隨大法官宣誓）。事情到了這個份上，按理說該民主一下了吧，不行！還有一個比憲法還大的，那就是神。神的代表，那可不是民選的。但是，這個代表非同一般，沒有他的祝福，想當總統門兒都沒有！想一想看，誰在做主，是人民嗎？要知道，牧師和大法官絕對不是民選的。這就是筆者強調的“道統”和“法統”。這“兩統”才是真正的“皇帝”。美國總統，本質上不過是一個“內閣首輔”而已。由此說來，當今美國還沒有來得及搞民主。“美式民主”？那不過是中國人的美麗誤會而已！

臺灣的孩子們讀書太差了（可能比香港還差）。連選主與選美都分不清楚。竟然就敢妄談民主！臺灣民主化完全是一根筋似地在抽瘋——形而上學。筆者曾經發表文章《三統換一統》。臺灣人不懂“三統”換“一統”的道理。搞了個“半桶”換“一統”。用“政治超女”換“血統”。就這種玩法，想不殘，實在是太難了。很多臺灣人傻乎乎地炫耀所謂的民主成果。我在認真通讀李登輝先生的著作《寧靜革命》后，曾經說過：李先生是個壞農民。他摘去一枚專制的良果，栽種了一枚民主的惡果。臺灣這條小龍從此被終結了。龍變成了蟲，還想獨立？真是瞎折騰！

中國人自從接觸西方理性主義之后，就好像中了邪一樣。只懂得一分為二，非此即彼。其實，真正的反封建，必須要依靠封建。這才是哲學。西方人至少在政治上明白這一點。不要皇上的最好方法，就是多幾個皇上。而絕對不是干掉皇上。因為，你干掉一個一定會再長出來一個。那個代表神權的“皇權”和那個代表法權的“皇權”，才是解決封建專制最有效的方法。這才是真正的哲學。可是，臺灣人就是笨。你叫他總統他就是總統了嗎？這與叫皇上有什么區別！世襲的也好，民選的也好，制度不改變，名字變來變去有用嗎？根本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尤為可怕的是，當民眾被極端情緒蠱惑，例如宗教和種族情緒，就會自發地走向瘋狂，他們一定會選擇魔鬼。看看亞洲地區民主化過程中一部接一部的鬧劇吧！

回到中國。

中國人總體而言是無神論者。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由于沒有神的束縛，中國人精神上沒有道德約束的底線。過去的宗法社會，還有一個祖宗崇拜，還有一個宗祠，還有一個入宗祠的問題。現在是什么牽掛也沒有了。就變成了赤裸裸的實用主義者、功利主義者、機會主義者。然而，人的靈魂是不能沒有主宰的。既然沒有神，對于現實主義、功利主義、機會主義而言，那就只剩下金錢。于是，金錢成為精神的主宰。他們終于找到了他們的上帝。其實，金錢還有另外一個名字，那就是魔鬼。中國人終于著魔了。看看吧，這幾年中國人為歷史上的奸佞邪惡進行了大翻案。那倒不是中國人學會了寬恕。他們到歷史中為自己尋找到了一塊遮羞布。令人作嘔的是，用得最多的遮羞布，竟然是清宮戲！沒有了道統，比沒有民主要可怕得多！

中國人總體而言是權力論者。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由于缺乏法律的束縛，中國人行為上沒有法律約束的底線。中國人迷信權力，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是因為，每一次權力威力的示范，都是以突破道德底線和法律底線為代價。當代中國人的所謂“智慧”，大體上就是破壞規則的“膽量”。尤為嚴重的是，中國的社會分配格局在三十年中嚴重異化，權力幾乎成為社會分配的根本依據。權力最終越過了道德底線和法律底線，直接挑戰人類的良知。當然，權力的濫用，最終會使權力終結。因為，社會最終需要有一個起碼的秩序。只是這種權力終結，代價將極其昂貴。尤其是在人性泯滅之后，非但人厭之，天亦厭之。許多民族因此被永遠地拋棄了。沒有了法統，比沒有民主要可怕得多！

在缺乏道統和法統這個問題上，大陸和臺灣并無二致。這是兩岸盲目追求“科學”與“民主”的必然“成果”。真正的區別在于：大陸有政府而無“皇帝”；臺灣有皇帝而無“政府”。

建議大陸，將九常委升級為憲法法院終身大法官。給予他們崇高的地位。在人民大會堂門前刻石銘記他們的姓名，以資后人紀念或唾罵。我們需要一個非民選的，至高無上的，法律的“皇權”。我們甚至可以再附加他們一定的神權（如祭祀）。至于履行行政權力的人才，那還真的是需要選一選的。無法無天的歷史應該結束了。

建議臺灣，實施內閣負責制。削除總統的行政權力。同時，賦予總統釋憲的權利。反正是選一個沒有實惠的總統，大家就不用拼個你死我活了。其實，需要將人們博弈的焦點轉向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而不是職位。政府的根本內涵在于制度而非職位。官吏有職有權不等于人民有政府。看不到這一點，臺灣絕無希望。無政府主義的歷史應該結束了。

這樣，大陸有了“皇帝”，臺灣有了“政府”，中國的民主還有一點點希望。

最后，談一談缺乏兩統的中國文化問題。

道統和法統最終延伸為審美邏輯。大中華地區的無法無天已經成為嚴重的文化問題。政治和經濟的功利主義必然演化為文化的功利主義。這樣說似乎太文雅了，兩岸三地恐怕已經不是文化功利主義了，而是赤裸裸的文化重商主義。在文化重商主義的大環境下，傳媒死了，大學死了。一切機構都成為商業機構，甚至包括軍隊。于是，在臺灣，軍銜都成為商品了。一個社會，在文化重商主義條件下，根本無法產生堅守道德的公共知識分子。沒有公共知識分子，也就永遠不存在公眾利益的代言人。這就意味著，不可能存在真正意義上的人民代表。這就從根子上斷絕了民主的最后希望。

說到這里，我感到悲涼。中國人，一個曾經具有儒家高貴精神修養的文明種族，何以墮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有些人不喜歡我批評理性主義，可是我們能不批判嗎？我們似乎得到了一些理性，可是我們幾乎喪失了人性！所以，我對于那些執迷于西方理性主義的“中國傳教士”感到憤怒。尤其是對那些叫囂民主的白癡們感到厭惡。我不得不重復王陽明先生“致良知”的說法。一個民族永遠不能喪失主體性和自覺性。一個偉大的民族，應該是勇敢的先行者。我們應是致良知者。惟其如此，中華民族才有存在和進化的依據。否則，必然遭到同化或淘汰。請注意，是致良知，而不是“從良”。讓那些準備“從良”、正在“從良”、已經“從良”的洋奴們，滾遠些去吧！快去救救那些被洋奴們拐騙的可憐孩子！

總結。

在中國施行憲政百年之際，剖析臺灣民主之殤，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在去年寫過一篇題為《掠過佛萊堡》文章。這篇文章實際上是對德國思想家關于現代化問題思考的一個總結。在文章中，我曾使用這樣一個副標題：魂兮歸來！檢討中國百年的憲政歷程，最令人痛苦的地方就在于此。中國幾乎得到了“科學”與“民主”的形式，卻失去了靈魂。這里講述的靈魂，就是民族國家的主體性。一旦喪失了民族國家的主體性，所有現代化努力不過是沐猴而冠。就本質而言，臺灣民主之殤，是西方精神殖民所引發出的歷史陣痛。這是一個悖論，一個意欲追求形式獨立的地方，精神上卻是如此地充滿了奴性。臺灣的鬧劇，是前殖民地地區，在后殖民時代具有廣譜性的悲劇。這實在值得所有中國人認真反思的。

民主只是一種工具。工具本身不需要進行道德判斷。工具談不上是否是個好東西。就算是好東西也未必就有用。好人用工具可以做好事，壞人用工具也可以做壞事。中國人該醒醒了。不用拼了命去找好工具（所謂的科學理性）。最根本的，還是要致良知（魂兮歸來）。靈魂才是決定性的因素。當然，致良知之后，還須要致良政。我們必須要注意兩點：第一，形式必須與內容相統一；第二，主觀意志必須與客觀現實相統一。筆者實在找不到合適的語言來表述良政的內涵。筆者暫時將致良政概括為三統換一統。不過，可以肯定一點，良政包含了一定的民主，但民主并非一定帶來良政。

這可能有點難堪。憲政百年之際，我們剛剛發現，我們并不知道何為真正的憲政。這雖然令人難堪，但也不失為好事。至少，我們不用再稀里糊涂過一百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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