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現今的社會經濟階級劃分是資本主義制度面臨的問題的結果，而并非其起因。

　　現代的階級與古代的等級分隔(諸如教士等級、貴族等級和被稱為“平民”的大多數人民)不同。而這些平民既不懂得神學，也無所謂榮耀，在多數歷史時期中都以農業維生，成為古代世界宏大畫卷的一幅沉默的背景。

　　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或者說現代城市社會，是第三等級——平民們反抗、暴動的產物。這些平民即所謂的“自食其力者”。他們除了自己的勞動之外別無其他資產。在法國大革命中，第三等級與其他兩等級——教士和貴族劃清了界限，他們自稱為國民議會，并發表了著名的《網球場宣言》(譯注：《網球場宣言》，是法國三級會議中第三等級的代表和少數第一等級代表在皇家網球場簽署的宣言，該行為是為了對抗法王將第三等級代表驅逐出三級會議)。這響應了西哀士在名為《什么是第三等級?》的宣傳革命的小冊子中發出的號召，他說應獲得“一切”的第三等級在舊秩序中卻“一無所有”(譯注：西哀士，法國大革命的著名理論家、活動家、第三等級代表，力主建立獨立于三級會議的國民議會，起草了《網球場宣言》)。

　　正如20世紀馬克思主義理論批評家狄奧多•W•阿多諾所說的，“社會就是第三等級的概念”。他此言的意思是，第三等級提出了人們應當與他人相關聯的意見，而這與過去將人們按照存在鏈條而分類的古代文明不同(譯注：存在鏈條，是古代天主教提出的重要概念，將世間萬物按照有無靈魂和有無實體進行等級劃分，最高等級為上帝、次為天使、最低等級為礦產和土壤，人類介于有靈魂無實體的神靈和有實體無神靈的動物之間，同時在人類范疇內部也根據不同的基準進行等級劃分)。他們基于自己的工作，換言之就是他們在社會中的活動來與他人發生關聯。他們在一個自由市場內而非一個受傳統價值觀約束的嚴格的等級制結構中尋求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人們可以在社會中自由地追求自身的價值。

　　因此，在推翻了教會和封建貴族的統治后，現代社會就成了第三等級的社會?，F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基于第三等級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的核心是工作的價值?，F代社會的最高價值觀并非宗教、尚武精神衍生出的榮譽，而是物質生產力和效率、成為“社會中從事生產的一分子”。從這種現代資本主義的觀點出發，所有的歷史看上去都是不同的、向前發展的生產方式的歷史，而這其中，資本主義是最新最高級的生產方式。于是，過去就成了人們在愚昧和迷信中迷失的年代，保守的習俗和傲慢自大的精英階層也阻止他們意識到他們自身潛在的生產力和心智。這種事情的典型事例，就是教會威脅伽利略使其公開放棄其科學觀點。

　　隨著第三等級的反抗成功，在與自然世界和與其他人的關系兩方面，人類看起來都達成了其啟蒙的“自然”條件。無限的可能性貌似已經打開了大門，黑暗的時代終于落幕。

　　然而，隨著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初期的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新矛盾也發展起來了。這就是資本的價值與勞動者工資的價值之間的矛盾。隨著這個矛盾而來的是一個新的社會、政治沖突，即工人為其工資與需要資本保值乃至增值的資本家之間進行的階級斗爭。這就必然的導致了19世紀40年代的高潮，當時被稱為“饑餓的40年代”。這是工業革命后的第一次全世界范圍的經濟危機，這個危機看上去超越了溫和的市場調節，而指向更新的、更深層次的問題。

　　這個19世紀中葉風靡與工人與資本家間的新沖突的表現方式是對“社會主義”或對真實社會的追求，它主張所有成員的貢獻都應得到承認，并且他們都應該被允許毫不受限地參與到人類的發展和政治導向中去。這種追求在由1840年危機所激發的1848年革命中得到了表現，這場革命呼吁實行一種能滿足全社會的需求的、被稱為“社會共和國”或者“社會民主主義”的民主制。

　　對于當時的社會主義者來說，1840年的危機和1848年革命展現出了超越資本主義的需要和可能性。

　　1847年末，兩名年輕的波西米亞人知識分子——卡爾•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受共產主義者同盟委托，在革命潛流即將來臨之時撰寫一篇宣言。發表于1848年革命前幾天的共產黨宣言是一次對當時社會矛盾狀態、資本主義自身的激進的可能性和其自我毀滅傾向的審視。

　　對于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兩名黑格爾歷史辯證主義的優秀追隨者而言，這種矛盾現象顯示出了變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他們當時所處社會的明顯危機以及同時顯露出來的對激進變革的需要深信不疑。他們并非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創始人，而只是試圖總結當時為社會主義而斗爭的歷史經驗。他們并不告訴工人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后工人所得到的好處，而是試圖闡明工人們對自身歷史地位的認知以及闡明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所在。

　　和其他社會主義者不同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認識到了現代的、工業革命后的勞動階級的完全獨特的屬性。受到普遍失業的支配使得現代勞動階級或者說“工業無產階級”與眾不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將這種失業看作是市場波動或者技術革新所引發的暫時的、偶然的現象，而是將其看作工業革命后現代社會的永恒特征。在這種社會中，資本的價值總是與工人工資的價值發生沖突。與亞當•斯密不同，在工業革命之后提高生產力并不依賴于工人工作效率的提高，而是依賴于機器(亞當•斯密是前工業時代經濟學家，他發現高工資低利潤策略可以整體上提高社會生產力)。而這就意味著，正如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馬克思主義者麥克斯•霍克海默所說，“機器使工人、而非工作發生過剩”。

　　從全球角度來看，更高的生產力并未增加就業和財富，增加的只是失業和貧困。這正如同資本主義摧毀了傳統的生活方式(比如農民)，卻沒有為所有人提供有意義的生產性勞動以及對社會事務的參與。而這正是第三等級的反抗一開始設想的，并在資產者們反抗舊制度的等級制時所承諾過的。對現代城市的許諾正在被全世界范圍內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的貧民窟所嘲弄。舊世界已然毀滅，而很難說新世界比它更好。對自由的許諾被殘忍的濫用，而(對自由的)希望也落空了。

　　馬克思主義者最早認識到現代社會的這個矛盾是它的本質和特征，而這種認識也仍然是最為一貫的。

　　馬克思與我們之間時代的差異并不在于社會的實質問題——工資與資本之間價值的矛盾，而在于社會和政治沖突。與馬克思的時代不同，社會和政治的沖突已經不再以勞資之間的階級斗爭為主要形式。階級已經不再像馬克思的年代和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時一樣是一個主觀的、積極的范疇，而成為了一個客觀、消極的范疇。曾經被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階級意識”的東西已經不復存在。

　　這就為今日“階級”的經歷帶來了一種憂思。特權和缺點看上去都像是偶然的，并非社會中人民的角色所應得的價值的體現，而更多的體現了他們或好或壞的運氣。從階級立場出發的政治學就變得不再合理，其他的政治學于是取代了它的位置。文化、族群和宗教沖突取代了對資本主義的斗爭。貧窮的工人并不攻擊非常值得懷疑的特權秩序，而是在互相仇恨中攻擊其他工人。同一階級立場的意識看上去完全的被掩蓋和抹消了。

　　馬克思所預見的是——“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枷鎖”。但與之不同的是，失業的人民揮舞著自己的鎖鏈作為攻擊彼此的武器。同時，資本主義繼續存在于幕后，構成、操縱著一切。這一點已經不再為人所知。這并不令人驚訝，因為對這個問題的適當認知只能從對它的深入實踐中得來。問題就是，為什么當今看上去它如此的不合時宜?為什么人民不再為社會主義而斗爭?

　　我們聽到一種言論，稱我們處于一個正在深化的、自20世紀早期的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中。但是我們并沒有看到與其同樣規模的政治危機?，F在并不像20世紀30年代一樣，當時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從左翼和右翼兩個方向挑戰資本主義，推動著重大的社會改革和政治轉變。

　　這是由于已經沒有人對社會主義的觀點——一種真實表現自身的社會——尚存幻想。隨之消失的是，工人反對資本家以尋求實現現代社會對自由承諾的階級斗爭。它已經被從古代價值觀中借鑒來的關于社會正義的一些相互矛盾的概念所取代。但由于這些古老價值觀的來源是相互沖突的(比如說宗教)，向這種正義的奮斗并不指向全社會整體的轉變，而是將這種奮斗導向不同“文化”中互相矛盾的價值觀。在現在的美國，一個人是住在一個“紅色”還是“藍色”的州，或者是這個人的種族、性別、性向如何，看上去要比這個人是工人還是資本家更重要，無論這些特征可能意味著什么(譯注：“紅色”、“藍色”是美國兩個主要政黨的象征顏色)。文化親和力貌似比社會經濟利益更加重要。人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緊握著束縛著他們的鎖鏈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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