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按：電影《忠誠與背叛》有一句臺詞：“我們的事業并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聽到這句臺詞，我感到一種震撼。這句話出自馬克思的一篇作文，是他在中學畢業考試時寫的：《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文中所說的“事業”，就是馬克思畢生追求的“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我把它稱為“馬克思承諾”。在今天，馬克思的承諾遭到了“有識之士”的公開嘲諷。這種嘲諷的依據，來自于現代經濟學的兩個基本判斷：“資源有限”和“欲望無限”。可以這么說，現在還相信馬克思承諾的人，恐怕已經是鳳毛麟角了。那么，“馬克思承諾”到底是不是虛無縹緲的烏托邦呢?下面這篇文章，發表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8期，是我對“馬克思承諾”的一些思考，掛出來供“有識之士”批判。

　　“馬克思承諾”的再證明

　　——經濟維度、生態維度、勞動維度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內容提要：有不少人總是以“天下沒有免費午餐”來質疑馬克思對自由的承諾，這種質疑的依據來自于現代經濟學的兩個基本判斷：“資源有限”和“欲望無限”。其實，人類的欲望既是無限的，也是有限的。人們通常所說的“欲望無限”并不是物欲，而是精神方面的欲求。人的精神欲望的確是無限的，但人的物質欲望卻是有限的。“物質欲望的有限性和精神欲望的無限性”這個命題，不僅是馬克思對自由承諾的出發點，也是人類社會演進的真實的歷史邏輯。這個命題，可以從經濟的、生態的和勞動的維度得到證明。

　　關鍵詞：馬克思，承諾，欲望，經濟維度，生態維度，勞動維度

　　一、問題的提出

　　在今天的學術界，尤其是在經濟學界，對任何信仰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都報以冷嘲熱諷，已逐漸成為一種時髦。不少人似乎終于醒悟：馬克思對自由的承諾(即：人的全面發展，實現共產主義)，雖然令人“心向往之”，但其可靠性卻是很值得懷疑的。比如，“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英國牛津大學教授G.A.科亨(G.A.Cohen)，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就曾悲觀地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以來生產力的發展確實使整個人類社會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現今生產力的發展卻遇到了自然資源方面的障礙。技術知識沒有停止發展，而且也不會停止發展，但地球的資源沒有豐富到能保證因技術知識的不斷進步而生產出無限多的使用價值的程度。如果這種情況是真實的，那么經典馬克思主義者假設的第二趨勢(即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財富極大豐富、消費品按需分配)也就不會成為現實。從此以后，這位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分析哲學家“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平等前景的兩大事實斷言失去了信心。”[1]

　　無獨有偶，我國學者趙汀陽先生也說：“(馬克思認為)只有當物質變得極大豐富，也就是相當于世界的無限擴大，世界大到人人能夠擁有足夠自己伸展的世界，才能有足夠條件做自己想做的事，才不會去壓迫、剝削和掠奪他人，每個人才能夠有自由。可惜這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一個世界不可能豐富到相當于包含無數個屬于各人的足夠大的可能世界的地步。一個有限的世界不可能變成一個無窮大的世界，這就是自由所以是個難題的真正底牌”，“至少在現實世界是不可能的。當然，在理論世界中或許是可能的”。因為“事實上人的需要和欲望總是水漲船高”，“欲望往往增長得比物質增長更快”。[2]從“資源有限”和“欲望無限”這兩個判斷出發，趙汀陽斷定馬克思關于自由的承諾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

　　可以說，科亨教授和趙汀陽先生的這種看法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鳴，也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觀點。這種觀點之所以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就在于它是建立在“資源有限”和“欲望無限”這兩個判斷的基礎之上的。

　　如果“資源有限”和“欲望無限”這兩個判斷是確定無疑的，那么馬克思關于自由的承諾當然難以成立。然而在我看來，這兩個判斷并不是“確定無疑”的。在資源絕對量既定的情況下，如果人的欲望是無限的，那么資源當然就是有限的;問題在于，如果人的欲望并不是無限的，那么即使資源在絕對量上是有限的，但在相對意義上(與有限的欲望相比)，資源也是無限的。換言之，資源是否有限，關鍵要看欲望是否無限。于是，對上面兩個判斷的分析就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人的欲望是否無限?

　　眾所周知，欲望展示的內涵總是某種欠缺，欲望的本質是匱乏。因此，匱乏既是欲望的源泉，又是欲望的邊界，匱乏的消除也就意味著欲望的消解。從這個層面來看，人類的欲望既是無限的，又是有限的。程恩富教授說得好：“從需要滿足層面看，需要在一定條件下也是有限的，而且在市場經濟中能實現的需要，還是專指有貨幣支付能力的需要即需求，并非指人們脫離現實生產力水平和貨幣狀況的空想性需要。人類不斷增長的合理需要本身也是受到一定約束或限制的。西方理論沒有明確區分需要的種類及其約束條件，籠統地說需要始終處于無限狀態，是不合情理的。”[3]

　　在我看來，人們通常所說的“欲望無限”其實并不是物欲，而是精神方面的欲求。人對精神的欲望的確是無限的，但人對物質的欲望卻是有限的。“物質欲望的有限性和精神欲望的無限性”這個命題，不僅是馬克思對自由承諾的出發點，也是人類社會演進的真實的歷史邏輯。這個命題，可以從經濟的、生態的和技術的層面得到證明。

　　二、經濟維度的證明

　　人類對物質的欲求并不是無限的，這一點早已為現代心理學所證明。然而從“經濟人假設”出發，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為核心的現代經濟學卻堅信，人的物欲是永無止境的。

　　有趣的是，盡管現代經濟學固執地認為人的物欲是無限的，但在現代經濟學的經典教義中，“人類的物質欲求與物質產品的數量成反比關系”卻是公認的結論。這個被稱為“邊際效用遞減”的著名規律，是物欲有限性在經濟學上的最好證明。它表明，在經濟學的意義上(即成本與收益的比較)，人類的物欲存在著趨于收斂的邊界，不可能無限膨脹。如果說，隨著科技和生產力的發展，物質財富的增加和積累是可以確定的必然趨勢;那么，伴隨著這一趨勢的必然是物欲膨脹速度的下降乃至最終趨于“停滯”。

　　除了“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之外，著名的“Easterlin悖論”也從經濟學的意義上證明了物欲的有限性。當代經濟學家們發現：當一個國家在物質上變得更富有時，人們的平均幸福水平并卻沒有隨之提高。這個現象被稱為“幸福——收入之謎”。由于美國南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于1974年最早研究了這一現象，所以“幸福——收入之謎”又被稱為Easterlin悖論(Easterlin paradox)。[4]

　　這個悖論吸引了眾多的經濟學者。比如，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者田國強等人通過模型證明：在達到一個臨界值之前，物質財富增長能夠提高幸福水平，但是一旦達到這個臨界值，物質財富增長會導致帕累托無效。換言之，“這個結論為‘幸福——收入之謎’提供了一種解釋：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當基本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滿足時，提高收入水平對提高幸福水平有重要作用;當收入水平達到一個臨界值后，進一步增加收入對提高幸福水平無效、效果很小或有反作用。”這個結論的政策含義是：“當經濟相對貧窮時，增加收入將增加社會最大福利;當經濟變得富裕時，那么僅僅增加收入并不能增加社會的幸福水平”，此時，“提高社會幸福水平的唯一方式是提高非收入因素的水平。”[5]什么是“非收入因素”?其實就是超越物欲的精神需要!

　　精神需要在本質上內涵著“人的全面發展”的要求，換言之，精神需要的提升必然與馬克思承諾的指向互相印證。“伊斯特林悖論”也好，田國強等人的模型也罷，主流經濟學的本意并不是要為馬克思的承諾提供什么證明，但其邏輯推理卻得出了與主流經濟學的初衷相悖的結論，這恐怕是他們所始料未及的。

　　盡管上述結論足以證明人類物欲的有限性，然而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看來，“馬克思承諾”在道德上固然值得尊重，但由于這種承諾與“經濟人”的本性相抵觸，所以是不能接受的。按現代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人類的物質欲望就如同潘多拉盒子中的魔鬼，一旦釋放出來就永遠沒完沒了。公允地說，現代經濟學把“物質欲望”視為經濟人“利己”行為的出發點，這肯定是正確的。在物質匱乏的背景下，個別人(如雷鋒)的“利他”行為之所以彰顯出高尚、偉大和不平凡，是因為“利他”行為往往是物質層面的“利他”，缺乏必要的物質支撐，“利他”行為就很難“普世化”。但現代經濟學卻不愿正視，不僅“物質欲望”只是人類心理活動的一個層面，而且“物質欲望”在人類心理活動中的主角地位，也并非是不可動搖的。美國當代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分層理論”證明：物質財富與人類心理活動中的“物質欲望”成反比，與“非物質欲望”成正比[6]，也就是說，隨著物質財富的不斷增加，人的物欲將趨于遞減——這個道理在今天并不是什么烏托邦的理論猜測，而已經是越來越鮮活的現實。

　　隨著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人類心理活動的“物質欲望”將趨于遞減，而“非物質欲望”(比如對精神的追求)會越來越凸現出來，只要看一看當代綠色和平運動、志愿者行動、環保潮流的強勁勢頭，我們就清楚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代正在悄然發生的“消費的精神性轉向”[7]，更是有力地證明了物質欲望的有限性。正如程恩富教授所說：“個人的本能或人類的本能是一切動物所共有的,是由生理決定的。而個人的本性或人類的本性則是由特定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的。舊‘經濟人’理論卻用個人的低級本能及其經濟行為與經濟心理替代人的多樣化社會本性，形成思維的單一性和呆板性。弗洛姆甚至把接納傾向型、剝削傾向型、貯藏傾向型和市場傾向型的人格歸于病態，而只把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且不以損人利己來達到自己目的的生產傾向型人格，稱作真正健康的人格。即使參照弗洛伊德關于‘本我’、‘自我’與‘超我’的劃分，也不能將天生的、原始的、本能的‘本我’等同于道德的、高級的、超個人的‘超我’，舊‘自私人’理念只相當于‘本我’層次和根據一般現實原則行事的理性‘自我’層次。”[3]

　　三、生態維度的證明

　　眾所周知，馬克思對自由的承諾有一個隱含的前提，即：物欲的有限性或精神需要的提升，必須建立在“物質財富充分涌流”的基礎之上。問題在于，生態環境惡化和資源枯竭的現實表明，科技發展要受到生態環境日益失衡的制約，這似乎對“物質財富充分涌流”的前景蒙上了陰影。這是“馬克思承諾”無法回避的事實——所以俞吾金先生不無憂慮地說：由于“無論是地球上的資源，還是社會生產，都存在著自己的界限”，因此“必須闡明歷史唯物主義的生態學前提”[8]。從這個角度來看，科亨和趙汀陽等人的詰難的確值得認真對待。

　　我認為，對這個問題應當從兩個方面來考慮：第一，生態環境惡化和資源枯竭的現實正好從反面說明，原有的以物欲膨脹和物欲橫流為導向的社會關系，恐怕將越來越難以適應和容納科技的發展和新的生產力水平，這種導向必須改變，也一定會改變。否則，物欲的“無限膨脹”必將導致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可持續”。因此，從生態維度看，物欲的有限性而不是物欲的無限性才是未來人類發展的正道。第二，人類面臨的生態環境惡化和資源枯竭的危機集中體現在能源的開發和利用上，而能源的開發和利用的前景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實踐證明，不要低估科學的力量，在能源問題上我們沒有理由過于悲觀。

　　其實，現有的不可再生能源的枯竭不僅是孕育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土壤，而且也是推動人類探索新能源的動力。這種探索的最新成果表明，人類在大約50年后，有望通過“核聚變”徹底解決能源問題，這不是一個科學幻想，而是一個正在實施并穩步推進的計劃。吳維越先生在《新型能源——“人造太陽”》中，對此作了十分詳細的介紹。(吳維越：《新型能源——“人造太陽”》，《科學》2006年第4期，轉引自《新華文摘》2006年第15期，第142-143頁。)由于涉及相關的專業知識，筆者有必要引用如下：

　　(一)人類面臨的能源困境是：“人類能源消耗快速增加，我們今天使用的主要化石燃料，再有100多年即將用盡。這些化石燃料是太陽和地球作用了上億年才形成的，只夠人類使用三四百年，它們是不可再生的。”

　　(二)如何擺脫能源困境：通過“人造太陽”來解決能源問題。所謂“人造太陽”“通俗地講就是對核聚變產生的巨大能量進行控制并作為一種極其優質的新能源。之所以把它稱為‘人造太陽’，這只是一個形象的說法。太陽是靠氘和氚不斷地發生聚變反應釋放能量……，而科學家要做的是，把太陽這種聚變反應原理用在地球上，為人類造福。”核聚變的基本原理：“就是在一個密閉的真空室內加入少量氫的同位素氘或氚，在高溫下，這些原子核中的電子脫離了束縛，形成等離子體，然后通過提高其密度、溫度使其發生聚變反應以得到巨大的能量。”

　　(三)“核聚變”與“核裂變”的區別：“核裂變是一個質量大的原子核分裂成幾個原子核的變化，這個過程釋放出巨大的能量。根據這個原理，人們已經建成了裂變核反應堆。而核聚變的過程與核裂變相反，是幾個比較輕的原子核聚合成一個比較重原子核的過程。只有較輕的原子核才能發生核聚變，比如：氫的同位素氘、氚等，它們也是自然界最容易實現的聚變反應物質，這種反應已經在太陽上持續了50億年。核聚變過程釋放出的能量要遠遠比核裂變大。”

　　(四)新能源有三個特點：(1)無限性。“這種聚變產生的能量，是目前地球上其他能量無法比擬的。它的資源是無限的可以永久性地解決人類能源問題，就它的原料的提取和反應后產生的廢料來說都是非常干凈的。”“如果這種能量開發出來，那么地球上現有的為人類提供能量的形式，如石油、煤，甚至是風能、水能，都將不會再有理由繼續作為能源存在下去，人類不會再有爭奪能源的戰爭或糾紛了，甚至目前人們所擔心的環境污染和能源匱乏制約發展這些因素都將被徹底扔到海洋中去——浩瀚的海洋足以解決這一切問題。”(2)可持續性。“有一種說法是‘海水變能源’。因為聚變的原料是氫和氫的同位素氘和氚，其中的氫和氫的同位素氘和氚都是在海水里大量存在的。它們也很容易從海水中提煉出來，提煉過程也不會產生任何污染”。“從地球目前的海水資源來看，這種資源基本上是無限的。有一個換算，在核聚變條件下，我們用一公斤海水提煉出的氘和氚，聚變時所釋放的能量相當于300升的汽油放出的能量。按照現在人類能源消耗水平，甚至再考慮到以后發展的進一步需要，保守地估算，地球上的海水如果作為聚變的原料，可以維持人類能源需求幾百億年。”(3)安全性。“雖然人造太陽即‘核聚變’的反應機理等同于熱核氫彈的機理，但它完全沒有熱核氫彈所顯示出來的巨大、可怕的毀滅性破壞力，因為加入到EAST裝置真空室內的原料是少量的……。即使將來達到了建設反應堆的規模，它也是非常安全和干凈的，遠比現有的能源對人類環境的危害小。”“同時‘人造太陽’所用原料本身就是非常純凈的，遠非裂變原料如鈾等元素所具有的強烈輻射性，因此聚變能源一直被科學家們稱之為干凈的、無限的、可持續發展并且是一勞永逸地徹底解決人類能源問題的理想能源。”

　　(五)進展狀況：“全世界很多科學家都致力于研究熱核聚變”。根據推算，“50年后，核聚變才有可能真正造福人類。”目前，“中國科學院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建造的EAST超導托卡馬克裝置，就是為推動核聚變實驗研究進展而建設的”。如果一切順利，“將有望出現EAST裝置上的第一個高溫等離子和熱核聚變反應，這也就標志世界上第一個全超導托卡馬克在中國建成。”“這樣估算下來，50年后我們有可能看到聚變能真正應用于人類的社會生活生產中。”“由于核聚變的研究對人類有非常大的應用前景，所以各國對核聚變的研究項目都不允許保密，所有研究成果都要公開。”

　　核聚變的開發和利用前景表明，人類徹底擺脫能源瓶頸的制約已經為期不遠了。在生態維度上，“物質財富充分涌流”的未來社會并不缺乏堅實的能源基礎。正如程恩富教授所說：“從資源利用層面看,各類資源在一定條件下是有限的，但從某種意義上看又是無限的，因為包含資源在內的整個宇宙本身是無限的，科技發展、物質變換和循環經濟也是無限的。我們不能撇開地球自然資源與宇宙物質世界之間的必然聯系，把資源局限在宇宙中物質形態的一小部分即地球資源，而忽視宇宙資源和物質的廣泛性、無限性和可循環性。”[3]

　　四、勞動維度的證明

　　迄今為止，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勞動還只能是“謀生”的手段。如果勞動的目的不能超越“謀生”的局限而上升到“樂生”的境界，那么“馬克思承諾”(比如按需分配)就只能是空想。然而在當代，不斷升級的計算機、越來越快捷的電信網絡、擬人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機器人以及信息時代的各種相關技術，正在每個領域和行業迅速取代人類的位置。科技的驚人發展促使許多學者敏銳地提出了“工作的終結”、“無勞動社會”的大膽預測：“在將來更加自動化的全球經濟中，上億人的勞動將不再必要，或根本不必要”。“在無勞動社會中，人們不再有為了生計而勞動的壓力”，人們“可能追求從新聞和寫作、藝術欣賞和創作、做游戲中獲取更大快樂。他們可能追求更多的更高尚的活動——為了學習的樂趣而進行學習，為了更健康而鍛煉身體，以及為了更大的個人滿足而培養其心智”，“人們掌握了這一切閑暇時間，就有可能大規模地幫助他人。這將使他們成為優秀的社會主義者”[9]。據美國電腦專家庫茨魏爾預測：“2025年之后，機器人將迅速代替人在工廠和農場中工作，而且它們將為所有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10]

　　閑暇時間的增加和勞動時間的縮短，為上述預測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休閑時間的增加和休閑活動的擴張，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第三產業的重要內容，從而使得娛樂預算在家庭開支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這足以證明，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物質生存的滿足對于人類已經越來越不是問題。在18世紀末，人們每周的工作時間是72小時，到了20世紀90年代，人們每周的工作時間已經縮減到不足40小時。可以肯定的是，這種“縮減”還遠未終結，只要科技的發展不停止，工作時間的縮減就將“進行到底”。不難推測，隨著工作時間在人的生命中所占有的比例越來越小，人的發展的時空將極大地得到延展，舊的分工界限將越來越模糊，人類為了生計而勞動的壓力將越來越小，勞動的目的將越來越不是為了“謀生”，而是為了“生命的意義”，勞動將越來越成為人的“第一需要”。當然，這一切都是在“自然力替代人力”的發展過程中得以實現的。[11]

　　問題在于，如果勞動不再是謀生的手段，人類會不會因無所事事而墮落呢?在馬克思看來，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一旦勞動不再成為價值的尺度，“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便會崩潰，直接的物質生產本身也就擺脫了貧困和對抗的形式。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并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于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12]218-219因此馬克思說：“節約勞動時間等于增加自由時間，即增加使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時間”，這種“自由時間”由“閑暇時間”和“從事較高級活動的時間”構成。[12]225-226可見，閑暇并不是“什么都不干”、“無所事事”，而是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愿意的活動。

　　然而，人們可能會問，如果勞動不再是財富的源泉，那么勞動不就成了一個歷史范疇了嗎?那么我們又怎樣解讀馬克思的以下論述：“勞動過程，……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因此，它不以人類生活的任何形式為轉移，倒不如說，它是人類生活的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的。”[12]208-209我認為，對上述論述應當辨證理解。馬克思把被自然力替代的勞動稱為“直接形式的勞動”，這意味著人類在“直接形式的勞動”消亡之后，還將存在著“間接形式的勞動”，后者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藝術和科學”等較高級的活動。因此，雖然那種需要用價值來計量的“直接形式的勞動”消亡了，但是，那種無須價值計量的“間接形式的勞動”——個人在“藝術和科學”領域的自由發展，則構成了人類樂生的手段和存在的意義。我認為，正是在“間接形式”的意義上，馬克思才把勞動看作是永恒的范疇。而在“直接形式”的意義上，勞動則是歷史的范疇。

　　五、結 語

　　學術界有不少人總是以“天下沒有免費午餐”來嘲諷馬克思對自由的承諾。本文的分析表明，“馬克思承諾”不僅在理論上可以得到充分的證明，而且就經濟、科技和社會發展的趨勢來看，“馬克思承諾”也越來越被實踐的發展所證實。在這里，我想借用馬克思的一段話與學術界的同仁共勉：“社會關系的根本改造取決于物質生產過程中的革命與進化，而這種改造卻被經濟學家們認為是純粹的空想。他們的眼光超不出當前時代的經濟界限，因而不懂得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13]28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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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趙汀陽.關于自由的一種存在論觀點[J].世界哲學,2004年,(6):57-65.

　　[3]程恩富.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四大理論假設[J].中國社會科學,2007,(1):16-29.

　　[4]Easterlin,R.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Some empirical evidence.In P.David and M.Reder.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M].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4.

　　[5]田國強、楊立巖.對“幸福——收入之迷”的一個解答[J].經濟研究,2006,(11):4-15.

　　[6]馬斯洛.動機與人格[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7]韓震.論商品記號的價值取向的轉換——關于消費活動精神性轉向的哲學思考[J].哲學研究,2006,(10):8-12.

　　[8]俞吾金.馬克思哲學的當代敘述方式[N].社會科學報,2005-2-23.

　　[9]邁克爾.未來的勞動與服務[J].經濟展望,2000,(9).

　　[10]奧蒂斯•波特.21世紀的21種設想[N].(美國)商業周刊,2000-8-23.

　　[11]趙磊.勞動價值論的歷史使命[J].學術月刊,2005,(4):26-33.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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