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意義

　　鄭彪

　　關于科學社會主義，筆者認為恩格斯有兩個重要思想今天尤其具有現實意義。一是恩格斯說，馬克思是“第一個給社會主義，因而也給現代整個工人運動提供了科學基礎的人”。恩格斯備感欣慰的是馬克思的兩大理論發現將社會主義置于科學基礎之上，并不在于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對社會主義提出了具體構想。與此相聯系的第二點是，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七年后即1890年根據歐洲形勢的發展指出：“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它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的和改革的社會。”(14)經過此后一百多年世界的“變化和改革”，今天對于什么才是社會主義，需要根據世界發展的實踐經驗在理論上重新加以總結、概括和規范，以便豐富和發展科學社會主義，這是當代社會主義提出的無可回避的任務，也是當前我國發展和改革新形勢下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科學社會主義是關于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科學理論的論斷，基本上是列寧主義時代的定義，一直延續使用下來。今天需要重新研究認識，加以發展。這是一個大題目，這里不可能展開考察，只就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意義的若干基礎性問題加以討論。

　　一、關于階級斗爭的歷史地位和重大意義

　　作為社會主義的政治前提和歷史前提，對階級斗爭的歷史地位和重大意義必須肯定，不能動搖。至于為了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階級斗爭是否一定要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形式，這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在不同的國家，可能有不同的情況。但是，無論如何，對于在蘇維埃俄國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生，暴力革命完全是正確的，必要的。至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其所以歷史證明可以采取和平演變的形式，也是以東西方政治對抗的國際政治斗爭為前提和歷史條件的。離開基本上是以國際階級斗爭為背景的蘇維埃俄國的誕生，離開蘇聯發展所帶來的世界的革命性變化和由此形成的政治壓力，離開東西方政治對抗，發達國家的和平演變就失去了外部政治條件和內在依據，是不可能實現的。堅持這一點，不僅是為了在政治上和理論上劃清與第二國際的界限，也是由于堅持這一點，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因為只要放棄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社會主義即刻會從“科學社會主義”退回到“空想社會主義”，在當代全球化條件下，發展中國家也將永無出頭之日，而且有滅頂之災。在當代各種危機都已“全球化”的條件下，所謂沒有“出頭”之日，意味著必有“死定”之日。至于在當代力量對比不利的條件下，階級斗爭理論如何概括和形成，實踐的戰略、策略和政策如何制定，如何量力而行，因勢利導，有理、有利、有節地循序漸進，步步為營，這都是另一個問題。但是只要在政治上和理論上放棄斗爭，不要說發展中國家就“死定了”，就是蘇聯一個超級大國，最后也是這么“死”的。建設和諧社會和和諧世界，是一個以斗爭求和諧的過程。對于后起國家來說，是先求生存，再求發展，逐漸強大起來才有資格和實力求和諧，否則是求之不得的。

　　從歷史上看，勞動與資本之間的階級斗爭最初是表現為對工資和正常勞動日的斗爭。早期工人階級的斗爭是自發的，他們不了解工資和勞動日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因此斗爭存在非理性。在《資本論》誕生以后，人們才了解從經濟意義來說，無產階級為工資的斗爭是為了向資本家爭奪必要勞動創造的價值，是爭奪按勞動要素分配生活資料的權利;為縮短工作日的斗爭是為了爭取實現勞動力的正常再生產條件，是爭奪自己生存和發展的基本人權。對于資本家來說，則是一個被迫逐漸放棄除了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以外還要占有他們一部分必要勞動的過程，是一個還生活資料價值V給工人的過程，是一個逐步放棄帶有封建色彩的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的過程。《資本論》其所以能夠完成剩余價值理論，從理論上“說清楚”工人階級的利益，進而將社會主義置于科學基礎之上，是由于到十九世紀中期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關系已經成熟，所以產生了科學成熟的理論。但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成熟并不意味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完全成熟。雙方政治上的完全成熟，取決于階級斗爭繼續發展到白熱化程度以至于資產階級政權面臨崩潰危機，直到這時，例如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以后，資產階級政府迫使企業將勞動力創造的價值中生活資料價值部分還給工人階級，在此基礎上，為了花錢保平安、保政權，再將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讓度出來，逐步建立起社會保障系統。這在經濟上是為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買“社會保險和養老保險”，在政治上是為資產階級自己買“政治保險”，政治上保了險，等于為壟斷資產階級在財產險、人壽險等等商業險之上再加一道綜合險的“再保險”。由此開始了剩余價值不僅在資本家階級內部和資本家階級與土地所有者階級這些剝削階級之間的分割，而且開始了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政府財政再分配在資本與勞動之間進行某種“分割”(性質不同，只是借用“分割”一詞)的歷史過程。從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看，這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起點。這個歷史時刻是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與資本主義國家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大體相一致，這個時刻可以羅斯福新政為標志。原本資產階級政府是為了自救，是不得已而為之，卻在無意之間撳動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按鈕，這是羅斯福們無論如何始料不及的。羅斯福新政也是壟斷資產階級在嚴酷經濟危機和階級斗爭形勢面前政治上成熟的標志;而在無產階級一邊，在三十年代大危機也是大饑荒的嚴酷條件下，最終接受了羅斯福新政和階級妥協，沒有把階級斗爭推向魚死網破的階段，也未始不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現。

　　由此可見，剩余價值在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再分配，或者說在社會生產總過程中剩余價值開始歸社會所有，是現代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起點。但是，理論起點還不是現實的起點。筆者認為，確定其現實起點的關鍵取決于三個缺一不可的重要因素。

　　第一個重要因素是數量界限，就是在社會再生產總過程中歸社會占有的剩余價值量的積累可能導致質的飛躍，這里需要在理論上劃定一系列數量界限。突破這些個數量界限，就是社會局部質的飛躍和最終全社會實現質的飛躍。馬克思曾指出：“在工人自己所生產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來越多地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剩余產品中，會有較大的分額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們能夠擴大自己的享受范圍，有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費基金，并且儲蓄一小筆貨幣準備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財產多一些，不會消除奴隸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同樣，也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由于資本積累而提高的勞動價格，實際上不過表明，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15)而且，“強制提高工資(且不談其它一切困難，不談強制提高工資這種反常情況也只有靠強制才能維持)，無非是給奴隸以較多工資，而且既不會使工人也不會使勞動獲得人的身份和尊嚴。”(16)馬克思的這些論斷極其深刻，具有歷史穿透力，直到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閃耀著真理的光輝。例如“強制提高工資這種反常情況也只有靠強制才能維持”的觀點，不僅政治上極其深刻，又充滿辯證法思想，直讓今人為之動容。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特別是九十年代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以來國際形勢的逆轉和全世界范圍內勞動地位的惡化，就是由于“強制提高工資”這種情況已經無力靠強制維持。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一個半世紀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各方面的情況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歐洲一些發達國家的情況看，不僅“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放松”了許多，而且隨著這些國家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正在消亡;資產階級的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相當一部分中產階級已經與過去的某些資產階級難分軒輊;壟斷資產階級內部也在分化，其中一部分先進分子寧愿將畢生積累的財產捐給社會，也不愿留給后人，這在發達國家甚至已經成為一種富人的時尚和相對普遍的行為，已經成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在當代西方一些有教養的富人圈里，如果一個人臨終時自己名下還有大筆財產，被認為是一種恥辱。他們的行為表明，這些先進分子在實際上已經背叛了他所在的階級，成為實際上的社會主義者。特別是，這種情況在西歐和北歐，已經不是個別國家的個別現象，而是一種普遍的事實。即使在美國這樣的國家，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中世紀流傳下來的西彥說： “富人進天堂，比駱駝鉆過針眼還難。”中世紀富人多是僧侶、大地產主和高利貸者，都是大吸血鬼，后來的資本家則是資本的人格化，窮人首先詛咒他們，所以進不了天堂。如今這些國家一些富豪的高尚行為表明，他們已經發生另一種“異化”，已經從資本的人格化在向“天使”的人格化演進，于是上帝給他們在天堂安排了席位。我們應當樂見這個事實，這是人類社會進步的表現，實際上也表現出社會主義思想的力量。

　　關于發達國家向社會主義的演變問題，劉福垣研究員提出了一個創見。他說：“只要剩余價值歸社會占有的比重超過50%，即使社會或國家的旗子不變，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經濟制度已經成為客觀存在。……當資本家把50%以上的剩余價值都交給了社會以后，他就不是資本家了。既然資本家不存在了，無產階級也就不存在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是同歸于盡的。”(17)這個觀點很具啟發性，但還需要探討。僅僅以剩余價值歸社會占有的比重超過50%來判斷，即使能夠斷定一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經濟制度已經成為客觀存在”，也還不能斷定這個國家的社會性質。否則沒辦法解釋美國布什政府的內外政策。此外，就個人而言，超級富豪的財富捐出50%，這種行為固然高尚，但不也必急于認定他不是資本家，因為他即使還剩下49%的財富，因為實在是錢(資產)太多，可能還是人格高尚的大資本家，但可以是個大慈善家和大社會活動家。但是如果象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等人，捐出自己絕大部分財產回饋社會，則應另當別論。“絕大部分”是什么概念?我看80%是個界限。有人會說，你小子是不是有“仇富心理”，是不是太“黑”了?絕對不是，既不“仇富”，也不“艷富”(不是“艷婦”)。其實，對個人如何判斷不重要，關鍵是對國家社會如何判斷。所以，筆者認為，光是這一個歸社會所有的剩余價值標準還不夠，還需要加上另外兩條標準，或兩個因素。

　　第二個重要因素是看歸社會占有的剩余價值的使用方向，主要是看發達國家政府財政預算(發達國家似沒有預算外支出一說)的支出方向。在西歐的社會市場經濟國家，實現了全社會的大部分剩余價值歸政府所有，而且通過政府的財政預算，將其主要用于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開支，用于公共事業，這樣的國家應是在向社會主義演變，這樣的國家具有社會主義性質。至于我們承認不承認，或者理論上作另外的概括，是另一回事。這些國家的演進是一貫的，持續幾十年的，至今難以發生大的倒退。如果一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其現代稅收制度相當發達，做到了將全社會的大部分剩余價值歸政府所有。但是這些剩余價值的使用，卻通過國家預算甚至不惜通過“雙赤字”用于對外發動戰爭和全球擴張，這樣一來，這個國家就是繼續向帝國主義發展而不是向社會主義過渡。歷史證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但不是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必須完成的階段。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入口，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一定的外部條件下可以向社會主義和平演變，也可以向“超帝國主義”或“新帝國主義”演變。同時，一個國家即使實現了全社會的大部分剩余價值歸政府所有，但是這些剩余價值的使用，卻通過國家預算或預算外開支，用于政府和官僚階級的腐敗，主要用于維護資本的利益而不是維護勞動，沒有用于為全社會造福，這樣一來，即使宣布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其社會主義也就打了折扣，其社會發展的方向也值得懷疑。畢竟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依據。同樣，判斷一個國家，也不能以它的意識形態為依據，而是要以它的行動也就是政策和現實為依據。

　　第三個重要因素是這個國家的政權性質。政權性質決定財政預算的使用方向，而且這個方向不能看一時，要看長遠。例如在美國，壟斷資本一向牢牢地掌握著國家機器，其政府運作和預算支出，幾乎國會也難以控制。就算是國會能控制，可是國會又由誰控制呢?美國不是象自己標榜的那樣是個民主國家，它的總統大選的投票率才達到44%。這個國家在國際上說打誰就打誰，說判誰(死刑)就判誰。在國內，自里根政府到布什政府，赤裸裸地代表一小部分富豪的利益，殺貧濟富，倒行逆施，連索羅斯這樣的頂級富豪也看不過眼。索羅斯說;“布什政府的政策不僅影響了美國在世界上的姿態;在國內，他們以損害中產階級和窮人的利益為代價來取悅富人，他們還支持曾被艾森豪威爾總統稱為‘軍事-工業綜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政策與大財團之間的不光彩聯盟。”(18)他還說;“布什把我們和整個世界都領到了錯誤的方向。”(19)其所以如此，僅僅是由于這個國家政權的政治性質，而不是別的。在這方面，西歐和北歐一些國家的情況有不小的區別。至于如何確定這些區別，筆者缺乏研究，不能妄斷。

　　劉福垣同志說：“事實上不是公有制決定按勞分配，從而產生社會主義，而是剩余價值大部分歸社會占有，才產生了滿足生存需要意義上的按需分配，實現了實際上的而不是名義上的大部分生產資料天下為公意義上的公有制。”(20)從發達國家百年來向社會主義演變的過程看，是這樣的。從我國1949年建國到1978 年所走過的道路看，實際上也基本上是這樣的。實際上，蘇聯早期的計劃經濟時期也是這樣的。

　　二、關于計劃經濟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雖然是實行“左”的路線，但是國家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從未放松，所以在經濟建設方面還是積累了大量成功的經驗，例如計劃經濟的理論和實踐，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建設方針等等。

　　關于計劃經濟，筆者曾經說：“20多年來，中國的計劃經濟被一些人妖魔化得不成樣子，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是中了西方的圈套。反思改革，需要以科學發展觀重新認識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計劃經濟的最大優勢之一在于迅速地(不通過市場機制)將社會剩余產品轉化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由于中國沒有外部積累來源，在一個時期內難免會侵蝕一部分必要產品，比如‘挖農民’和長期實行低工資，甚至長期凍結工資。迅速積累的含義至少包括：第一，用行政手段配給剩余，不通過市場機制;第二，政治獨立，消滅官僚買辦資本，合營了工商業，剩余不流失于個人(官僚買辦和私人資本)，更不流失于國外，而留在國內，在國家手里轉化為積累。正是在這里，沒有殖民地的后起國家產生了趕超發達國家的可能性，為‘一窮二白’的中國奠定了初級工業化的基礎，還有了原子彈和航天基礎，為今日的崛起插上了騰飛的翅膀。”(13)所以，中國有今天，得益于計劃經濟打下的基礎，正如劉國光同志所說：“有計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塊強板。”可是，改革開放以后，在西方思潮的沖擊下，“強板”變成了“弱板”，搞了一段市場經濟，嘗到了一點甜頭(有的人甜頭多一些)，就全盤否定計劃經濟，這種做法不僅被歷史證明在理論上不正確，實踐上已經在吃苦頭。進入新世紀，隨著我國發展和改革在實踐上遇到愈來愈大的困難，理論上和政策上的反思也不斷深化。于是計劃經濟被妖魔化、被埋藏太久之后，重新“出土”。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這句話是什么意思?筆者看來，至少有三層意思：第一，這是在總結一個時期以來發展和改革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得出來的結論，有明確的現實針對性。第二，是對今后長期經濟工作全局的具有方向性、指導性的大政策，因為十七大本身是管戰略的，是對未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作戰略布局。所以中央一錘定音，“不爭論”，將計劃重新寫進報告;第三，這句話根本就是對計劃經濟歷史經驗在當前條件下的一種辨證的重新肯定。今后隨著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深入展開，也就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進一步清理，這類表述還會逐漸多起來。十七大以后，特別是美國金融海嘯發生以后，還有人在一個勁兒地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狡辯，有點“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而不自知，或者是在玩危險的賭博游戲。

　　中華民族經歷一百多年的包羞忍恥，一旦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中國人的精神面貌頓時煥然一新，豪情萬丈。五十年代的中國人，窮得叮當響，哪有什么洋房汽車，能溫飽就不錯。但是全民族精神解放，豪情萬丈，大喇叭整天唱“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老百姓是從心里唱。有了自信就提倡敢想敢干， “敢上九天攬月，敢下五洋捉鱉”(毛澤東詞)。當時左傾思潮例如“大躍進”能成氣候，“栽筋斗”，也與此背景有關。80年代中期以后，西化思潮迅速蔓延，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義思潮泛濫，也與長期左傾路線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嚴重地挫傷了民族精神和削弱了社會主義有關。

　　正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也由于西方封鎖、中蘇交惡，周恩來主持制定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十六字建國方針。建國以來，前后兩個30年的歷史都證明，這個建國方針，不但完全正確，甚至字字珠璣，現在也完全適用。自力更生，前些年遭到的詬病最多，一些人把計劃經濟打翻在地，殃及自力更生，甚至認為這是閉關自守的落后表現和自然經濟的反映。現在吃苦頭，知道了，核心技術根本買不到，買資源也很困難。這是因為美國對中國進行戰略圍堵，據海外揭露，“鮮為人知的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外匯儲備進行圍堵，不許中國購買資源與核心技術，只允許中國投資美國國債、垃圾債券和落后工藝。” (14)前些年新自由主義思潮泛濫，否定自力更生的人似乎理直氣壯，但是畢竟國情所在，否定獨立自主，則一般不敢明目張膽，于是有學者羞羞答答，明修暗渡，試圖以“開放創新”蒙混過關，但中央還是確立了“自主創新”戰略，這實際上表明中國重新確立獨立自主的建設方針。

　　上文說，全盤否定計劃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是中了西方的圈套;同樣，在理論上和實際工作中放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設方針，也是這樣。楊帆教授說：“長期以來，我們的戰略在一定程度上被誤導。中國經濟理論界盲目追隨美國，片面強調靜態比較優勢。直到今天還有人堅持說，做好低端也不錯。可中國這么大的投資能力，向低端投入已經過多，國內生產能力已經過剩1/3，長期被迫在國際上傾銷。目前發達國家市場萎縮已成定局，我國過剩的低端生產能力，或向內需轉移，或向高端升級，根本沒有繼續以低端出口導向戰略的可能。”(15)實踐證明，歷史條件改變了，但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永遠不會過時。至于艱苦奮斗、勤儉建國，更是中國人民也是國家優秀的傳統。80年代后期社會上奢靡之風已經興起，1988年先師關夢覺先生在全國政協大會發言中大聲疾呼堅持“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其實意思是包含堅持“獨自自主、自力更生”在內的，可惜那時候已經無人重視。至于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市場經濟大潮洶涌而來，社會上物欲橫流，從南到北，到處“燕舞”，奢靡無度，許多方面有甚于西方國家。直到進入新世紀，許多人才逐漸認識到十六字建國方針是一筆寶貴財富。幸虧2002年以來，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改善民生，調整結構，等于提前六年化解經濟社會風險，否則這次美國金融海嘯引發的世界經濟危機突然襲來，國家和人民群眾的困難無疑將更大。2005年冬筆者在海南師范大學舉辦的一次與暨南大學某學者關于金融問題的交流會上發言，提出金融危機難以避免，從現在起就要過緊日子的觀點，與會者為之愕然。轉眼不到三年，美國金融海嘯襲來，正趕上2008年災難連連，“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全國上下都痛感需要恢復艱苦奮斗、勤儉持家、勤儉建國的優良傳統，也痛感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性和計劃手段的缺失。劉國光同志指出：“為了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我們一方面要把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允許用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經濟發展來協助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作用發揮盡致;另一方面，更要防范陷入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規律作用消極后果的泥沼。我們要以我為主地參加公正的經濟全球化過程，自主掌握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擺脫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周期的陷阱。我們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反對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歪曲為“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在國家宏觀計劃導向下，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堅持按勞分配為主，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用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來反對資本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以及兩極分化，把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作用限制在一定范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濁流中，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不斷前進。”(16)

　　至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也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題中應有之義，有關著作汗牛充棟，近年來新的研究成果很多，也相當重要，有代表性的如程恩富、何干強、李炳炎教授等許多學者的著述，這里從略。

　　(本文第一部分系拙著《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第三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第一節“社會主義能夠‘說清楚’”的一個目，該書2008年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第二部分系拙著《中國軟實力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第六章的節選，該書2010年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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