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探索人民當家作主歷程的簡述

一、民主起源略述

說到民主，年輕人多以為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其實不然。資本主義的是現代民主國家之一，它把人類民主推向了一個新的高級階段，但它低于社會主義民主，它的民主本質上是按照資產階級指定的規則進行富人游戲，連小布什都承認自己是被資產階級關在籠子里，去“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里的夢想”，而窮人只能站在旁邊望眼欲穿。馬克思說：“民主是西方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物，是西方資產階級統治國家、人民和社會所提出的憲法，是代表少數利益集團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一語中的的講明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質，那就是為私有制社會少數利益集團蒙騙人民所提出的一句政治口號。
追溯民主，那還要求源到原始社會，我們的祖先本來是很民主的，原始社會的部落議事會就是人類民主的雛形。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人類民主發展具體的重要標志是古希臘，那里出現的雅典，是有著民主性質的“奴隸制共和國”，在伯里克利時代，雅典奴隸主民主政治達到最高峰。后來到了古羅馬，出現了“元老院”牽制“執政”的權利，凱撒大帝就是在專制與民主監督的權力爭斗中被制約的權力所打倒（被刺殺），現代歐洲和美國的民主便是傳承了古代希臘和古代羅馬的民主，把它改進發展成今天的資本主義民主。
中國的民主種子可以尋求遙遠的年代，伴隨著中華民族的幾千年文明里就有廣泛的中華民主智慧。“五帝時代”，炎、黃、堯、舜、禹在神話傳說中都有民主活動。有文字記載的最早中華民主是西周的“共和時代”，因厲王出奔后召公、周公二相共同執政。召公、周公兩人團結協作，并與眾人合作共事，一起調和民眾口味，以達到滿足天下大眾要求為目的，這就采用了比較民主的方式來治理國家。今天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和”二字就是出自于此，現在從共和二字中我們還可以感受到一定的民主的意味。清朝初年的“八王議政”也有些民主監督的成份。
近現代中國人追求民主，典型的要數戊戌變法的康梁、辛亥革命的孫中山，但在強大的封建專制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面前他們所追求的資產階級民主最后都以失敗而告終。只有毛主席率領中國共產黨，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社會主義民主，并且將這個民主推向了頂峰——人民群眾真正的當家做主，對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二、毛主席為建立政權動員人民追求民主的簡歷

同許多無產階級革命家一樣，在青年時代毛主席就熱烈地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
毛主席從小生長在農村，參加過農活勞動，同情農民的疾苦；在長沙讀書時，他又和學校附近工廠的工人接近；他參加過辛亥革命，從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中開始認識到依靠人民的重要性。正如后來徐特立回憶所說：“毛澤東同志在學校念書時，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民主革命的思想彌漫在學校里。他著意研究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他的結論是由于中國的知識分子脫離群眾。任何革命，若要成功，革命中的知識分子領袖必須和國內的人民群眾緊密聯系起來（班威廉夫婦《新西行漫記》第16章）。”這些經歷和思想一開始就影響著毛主席革命實踐。
（一）五四前，毛主席追求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
毛主席是由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轉變成共產主義者的（早期的中國共產主義者，他們接觸的首先都是從西方傳來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等各種思想，他們是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時才在選擇過程中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青年時代的毛主席懷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不斷探索改造中國社會、使中國走上富強民主的道路。1919年以前毛主席還只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早年看的書是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盧梭的《民約》等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著作；受過康梁思想的影響，對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西行漫記》113頁）；崇拜過孫中山，看過宋教仁、于右任主編的《民立報》，受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熏陶；后來又成為《新青年》的熱心者，向往過陳獨秀“民主與科學”的思想；他也喜歡胡適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西行漫記》125頁）。”毛主席是從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和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中看到民眾力量的強大，主張依靠民眾，以“平民主義”為理論武器，推翻反動政權（《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他那時提出“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天下之心皆動、則“天下事可為也”的民主思想（毛主席的《致黎錦熙信》）。1917年末，毛主席在創辦工人夜校時曾說：“我國現狀社會之中堅，實為大多數失學之國民。此輩阻礙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組織，風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湖南第一師范學友會的《夜學日志》）。”1919年毛主席在《湘江評論》發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講到“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但他卻“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為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不主張起打擾亂，行那沒有效果的‘炸彈革命’”。通過上述我可以看到，毛主席是當時追求的并沒有超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范圍，他是中國的民主主義思想的先驅者。以此而論，在中國，追求資產階級民主毛主席可以稱得上方勵之、劉曉波們的先輩，方勵之、劉曉波們玩的普選制、三權分立在毛澤東思想的人民民主面前只能說是班門弄斧。這也說明，毛澤東思想里的人民當家作主思想也吸收借鑒了西方民主主義思想的合理成分，使它成了“洋為中用”，并在本質性將其升華。
（二）“五四”至大革命失敗前追求辯證的歷史唯物主義人民觀的初步形成。
毛主席追求的人民當家作主在民主革命時期主要表現為：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動員群眾，發動群眾，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權，去取得革命斗爭的勝利。
隨著“五四運動”馬列主義思想的傳播毛主席才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1919年，毛主席在《民眾大聯合》一文中發出了“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民眾的大聯合”是改造社會的“根本的一個方法”的熱情呼聲，他還寫道“民眾的大聯合，何以這么厲害？因為一國的民眾，總比一國的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要多。”在1920年湖南自治運動中，他堅持依靠群眾，主張人民當家做主。這年9月他在長沙《大公報》發表文章說，“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裝在穿長衣的先生們的腦子里，而裝在工人農民們的腦子里。他們對于政治，要怎么辦就怎么辦，他們對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他滿腔熱情地鼓勵工農群眾，為爭取自己的利益而斗爭。他說：“不論你是農民也罷，工人也罷，商人也罷，學生也罷，教員也罷，兵士也罷，警察也罷，乞丐也罷，婦人也罷，你總有發言權，并且你一定應該發言，并且你一定能夠發言。只要你將你那不應該自疑的疑點祛去，你便立即發現你自己的重大本領和重大責任。這本領發現在你的心坎里，這責任便立即落在你的雙肩上。”這使毛主席的動員人民、依靠群眾的路線又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毛主席從理論到實踐都對依靠群眾、人民當家作主進行了有效的探索。那時毛主席積極參加工人運動，和工人建立了密切聯系。1922年9月，安源路礦的罷工中毛主席、李立三、劉少奇提出了“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口號。1925年毛主席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義國家思想，主張在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及買辦后，“實現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的左翼的聯合統治”，“建設一個民眾合作統治的國家”（《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三冊）。1926年年9月，毛主席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中指出，只有“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才能“根本倒塌”。對于農村農民權力問題，1927年3月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駁斥了反動派對農民運動“糟得很”的攻擊，肯定了農民群眾運動“好得很”，提出了“一切權力歸農會”主張。
（三）創建革命根據地時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早期實踐
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早期的三灣改編過程中毛主席就將民主制度嘗試著運用在建立新型的人民軍隊里。在連以上各級建立“士兵委員會”，規定軍官不許打罵士兵，，廢除肉刑和繁瑣的禮節，官兵待遇平等，士兵委員會參與部隊管理工作。毛主席清醒的認識到：“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武器（1965年重上井岡山）。”這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所追求的建立人民民主在建設人民軍隊的過程中一次實踐上有效嘗試。1928年11月，毛主席又在向中共中央所做的《關于井岡山斗爭》的報告中指出要建立和完善根據地的各級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度，針對工農兵代表會議組織不健全，缺少應有的權威等狀況，他提出“使群眾了解它是最能發動群眾力量和最有利于斗爭的”的民主制度。指出作為政府機關的執行委員會必須以工農兵代表會“作依靠”，否則“處理事情，往往脫離群眾的意見”。1934年1月24日毛主席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在根據地政權的性質上，毛主席指出，根據地的蘇維埃政權是“工農兵專政”，這是“民眾自己的政權，他直接依靠于民眾”。這個政權與民眾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關系，對民眾實行“最寬泛的民主主義”。（《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六冊）。1934年，毛主席指出，“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
（四）抗日戰爭時期的民主擴大及人民民主繼續嘗試
抗日戰爭時期，根據民族矛盾代替階級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一新特點，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人擴大了人民民主的范圍。當時的蘇維埃工農共和國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變為蘇維埃民主共和國”。毛主席又及時提出“從現在起，應當改變為除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外，還要加上其他一切階級中愿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并強調“工人農民是這個共和國的基本群眾”，“人民共和國應當首先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利益”（《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洛川會議又制定了動員人民群眾，依靠人民建立抗日根據地，同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持久戰的全面抗戰路線。這個時期毛主席還提出了“人民戰爭”的不朽思想。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毛主席強調：“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并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光輝論斷。
毛主席反復說明，實行民主改革，實行普選、深入的政治動員，發動和組織全民抗戰的重要性，指出“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后來還在邊區普遍實行“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權，讓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勞動群眾一起參加邊區政府管理，監督共產黨和邊區政府。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毛主席領導全黨創立了黨內民主新形式“整風運動”，以“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來實現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抗戰中毛主席根據當時的有限條件，在延安選舉中央委員會時還進行了每個黨代表一人一票的普選制民主嘗試，以得票多少的先后順序公布中央委員名單。正是這個時期邊區人民喊出了“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可見人民在政治經濟上享受了權利，從內心深處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到了１９４５年，毛主席專門邀請在延安訪問的國統區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提出了：“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著名論斷（人民網資料）。就在與黃炎培談話之前不到一個月的6月11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閉幕詞中，把“全中國的人民大眾”比做“上帝”。
（五）解放戰爭時期領導人民翻身解放的當家做主
解放戰爭時期，1947年10月，我黨頒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在新老解放區實行土地改革，實現人民幾千年來經濟權利、政治民主的夢想，讓人民翻身解放成為國家的主人。毛主席總結歷史經驗，在人民軍隊里開展“新式整軍運動”的民主活動，于1948年1月提出在人民軍隊內部實行政治民主、軍事民主、經濟民主，是人民軍隊的民主生活進一步系統化、制度化，并以此來帶動人民民主。1948年5月1日，我黨在發布慶祝五一勞動節的口號中，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沒有反動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召集人民代表大會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和各愛國人士的熱烈響應，以后又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6月毛主席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指出人民“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同一篇中他還講到，“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

三、建立政權后至文革前毛主席追求人民當家作主的軌跡

“人民當家作主”是毛主席逝世前的社會主義中國首選的政治目標。為了“跳出歷史的周期率”，毛主席首先把工作的焦點放在不脫離群眾，防范黨內滋長的官僚主義，給人民一個有效的當家作主的空間上。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聰銳的眼眸始終不曾離開對社會底層大眾的關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了，但該怎樣才能保證處于權力高層的當權階層永不變質，永遠做到為人民服務？
（一）整治官僚主義，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有必要的空間
1949年3月5日一3月13日，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關鍵時候，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在3月5日的報告中向全黨發表了“兩個務必”的論述和告誡：“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兩個務必”無疑是新中國反對官僚主義最有效的“預防針”。
解放初期的1951年至1954年黨中央就針對全黨開展了一次以反對官僚主義為主的自上而下的整風運動，約束管理黨的干部，讓人民群眾在新生的人民政權里仍然保持有機會說話，監督各級領導干部，保證人民政權的人民性質。為此，毛主席揮淚斬馬謖——槍斃了首當其沖脫離人民貪污腐化墮落的典型劉青山、張子善。1953年1月，毛主席在以中共中央名義給各中央局、分局并轉各省市區黨委、地委、縣委和中央各部門、中央人民政府各黨組的指示信中指出：“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其違法情形嚴重者必須給以法律的制裁，如是黨員必須執行黨紀。”毛主席一再告誡：“把官僚主義的斗爭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重要。”“不要滋生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
1956年，毛主席還在八屆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講到“我們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第一次鄭州會議（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1月23日）上在毛主席講話中說：“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
1961年12月，毛主席在天津調研時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為人民辦事情的，是為人民服務的，不能做官當老爺。我總是說，生我者父母，育我者人民。如果不為人民辦事情，還要我們這些共產黨人干什么？”
1963年5月，毛澤東在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和意義時說：“使我們的干部成為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而是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擁護的真正好干部。”
（二）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保證人民民主
1953年，在全國普選的基礎上，召開了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了各級人民政府，完善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1954年毛主席親自指導起草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這個規定涵蓋了資產階級憲法所有的民主內容。這部憲法同時又規定：“國家機關實行民主集中制，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為人民服務”。“依靠人民群眾”、“為人民服務”，這些民主內容又是資產階級憲法所沒有也不可能有的。所以，毛澤東一九五七年說：“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毛選五卷》第366頁）。”
（三）保留民主黨派，讓他們與人民一起監督共產黨，監督政府
解放后，民主救國會等民主黨派認為自己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要求解散，毛主席告訴他們不能解散，保留下來幫助共產黨建設鞏固人民政權。1956年4月，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對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系上提出要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誠懇的希望的民主黨派與全國人民一道監督共產黨，使共產黨為人民掌權。1957年3、4月間，毛主席在視察天津、濟南、南京、上海時，在對各地黨員干部講話中講到發揚民主，認真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1957年的整風運動初毛主席鼓勵黨外人士在會議和報刊上對黨提出批評，5月4日，中央又發出指示，要求黨外人士對黨和政府的錯誤缺點展開批評。指示肯定黨外人士的批評大多數說得中肯，對于加強團結，改善工作，極為有益。遵照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統戰部5月8日至6月3日邀集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了十多次座談會，各地、各部門都進行了類似的“鳴放”活動。
（四）對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最好詮釋
在1957年和1962年毛主席又實際提出了人民當家作主政治體制的目標，強調“要造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毛主席還認為，發展黨內民主，是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環節，他一貫十分重視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講話。這一時期他曾講過，“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
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上講：“現在有些同志，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大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們的黨章的，上了我們的憲法的，他們就是不執行。”
毛主席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一年、兩年整一次風，進行大協作，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又說：“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毛主席在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講話里曾經毫不含糊的指出，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廣大人民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管理主體，共產黨如果脫離人民、改變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或者凌駕于人民之上，都必將失去領導的合法性；少數人領導國家，精英治國，永遠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共產黨的干部領導國家也無法改變這個規律！共產黨的干部不等于共產黨，共產黨決不應把自己看作執政黨，而只能把自己看做“領導工人階級廣大人民執政的黨”，這樣才能和憲法規定的“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一切權力歸人民”一致起來。人民如何管理國家？就是實行民主集中制——在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的基礎上集中正確的意見。共產黨一時一刻都不應忘記動員人民監政、參政、直接管理國家。
1965年，毛主席在重上井岡山時說，現在“自覺接受群眾臨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得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他還說，“我們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眾，做官當老爺，對付這些人，我毫無辦法。這回好，群眾就整他了”。他認為，要根治官僚主義，重要的是要擴大民主，特別是要吸引廣大人民群眾直接參加對國家的管理和監督。當時劉俊秀（地方接待官員）請教主席說，“現在工廠都有工會，農村有貧下中農協會，這和士兵委員會是不是差不多的組織”？主席說，“兩者不一樣。土兵委員會可以監督連長、營長、團長，它有很大的權利。現在工廠的工會可以監督廠長書記嗎？誰又來監督我們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誰來監督中央的領導”？
毛主席社會主義民主思想的核心就是人民管理國家，他說，“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總之，人民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

四、文化大革命——人民當家作主的高峰

到1966年，從當時黨內昔日戰友的不同聲音，從黨內變質腐敗分子的墮落，從國家政權機構的官僚化蛻變，毛澤東的思緒穿越時空在中國，在世界的歷史中飛揚馳騁。他深感如果不能有效建立一套真正的人民大眾民主制度，眼前的一切終會成為過眼煙云的，如同中國歷史上的封建政權周期率循環往復一樣，隨著統治階層的日益腐化墮落，人民必將重新被置于受壓迫、受剝削的悲慘地位。于是他發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社會化大眾民主嘗試，對封建的，資本主義的，修正主義的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來個大掃除，采用大民主的方法號召人民自下而上地揭露黨和國家陰暗面，動員人民積極參與，從中得到鍛煉成長。試圖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長效機制，在他有生之年還中國共產黨的初衷，還人民舍身忘死擁護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夙愿。
（一）文革期間毛主席發動群眾爭取人民當家作主的過程概略
從“五·一六”通知到青年學生大竄連再到接見紅衛兵，毛主席通過人民群眾“造反有理”來實現社會主義的大眾民主。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大”得到更廣泛的應用，憲法規定的公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得到比資本主義社會更為充分地展現。對上級無原則盲從、奴隸主義、反動血統論，英雄史觀、唯生產力論遭到猛烈批判，對于無產階級思想解放和充分揭露黨和政府陰暗面、防修反修，起到了無可估量的作用。
那個時期的新聞媒體主要也是宣傳群眾中涌現的新人新事：如大寨的陳永貴、大慶的王鐵人、人民解放軍的雷鋒等，宣傳的都是一些沒有吃過洋面包、戴過　博士帽的“土得掉渣”的工農兵，因此得到了廣大群眾的認同。
九大以后的黨的代表大會以及人民代表大會，大批衣著樸實、來自工農業生產第一線的工人農民的代表，少數民族的代表、婦女代表，昂然走進人民大會堂，甚至坐上主席臺，參與黨和國家大事的討論和政策的制定，使他們真正能當家做主，管理國家、管理社會事務。形成了二十世紀政治生活中一道耀眼的、亮麗的、令世界矚目的風景線。其中一些優秀分子被選舉進入黨和國家各級領導機構，代表人民行使權利。改革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工農一線代表占全體代表的比例最高時為47%，而到了1979年以后，工農代表日漸減少，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2900名代表中，只有34名工農代表，只占代表總數的1.1%，這正好反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在當家作主。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澤東把農民陳永貴提升到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把工人吳桂賢提升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這樣前無古人創舉，極大地提高了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的地位，得到了工人農民的熱烈擁護，極大地提高了工人農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他們迸發出空前的革命和建設熱情，提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威信。
1975年底毛澤東主席在會見尼克松女兒時談到：“很多人做了大官，有秘書，有車子，工資很高，衣食無憂，他們不了解百姓疾苦，比資本家還厲害，對這些人不斗不行。”
1975年憲法把“干部必須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納入重要條款，也是發揚人民民主的一項重要的、在世界憲政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措施。至今沒有哪個國家的憲政能做到這一點。一九七五年憲法增加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以工農兵代表為主體的規定，這又是毛澤東領導人民創建的社會主義民主優于和高于資產階級民主的一個例證。
同一時期毛主席還說過：“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贊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文革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王力遺稿：王力反思錄》上冊中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過生日，晚上臨時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請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飯。這實際上是個重要的會議，這次毛主席的講話我印象很深。毛主席在當時的講話中認為大民主好，便于攻擊敵人，也能對各級領導機關、領導人直接監督，造成新的社會風氣”。
（二）把“四大”和“工人罷工自由”寫進憲法是人民當家作主高峰的標志
1957年1月，毛主席就講過“罷工并不違反憲法”的話。他還說，“你不許罷工，不許請愿，不許講壞話，橫直是壓，壓到一個時候就要變拉科西。黨內、黨外都是這樣”(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54頁)。此后，在上述基礎上毛主席又依靠人民、總結人民在社會主義民主探索中的經驗，創造性地提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實行人民當家作主的具體方式。1957年10月，毛主席說，“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斗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左派不僅同中間派一道鳴放辯論，而且完全公開地同右派一道鳴放辯論。……這種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形式，最適合發揮群眾的主動性，提高群眾的責任心”。“我們的民主傳統今年是一個很大的發展，以后要把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傳下去。這種形式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有，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有。在這樣民主的基礎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鞏固了集中制，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毛選五卷第467-468頁)。1975年，毛主席領導修憲時，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和“工人罷工自由”寫入憲法，這一行為符合中國國情、便于人民行使的權力，是一種最快捷、最廣泛、最有效、最有影響力、成本最低的民主表達方式，在文化大革命中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以及社會公正廉明進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表現出社會主義民主憲政較之資產階級民主憲政更廣泛更高級更進步的特點。

五、毛主席人民當家作主特點的簡單分析

毛主席同志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比較成功地改革了斯大林模式，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型國家模型。動員依靠人民監督共產黨，讓執政的共產黨不論何時何地都在人民的監控之中，使之沒有滋生官僚主義的土壤。他的那些和人民群眾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的作風是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基本原理的生動體現，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的深刻反映，具有克服困難，戰勝敵人的強大威力。
毛主席的民主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是真實具體的民主。為群眾就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充分相信群眾，發動群眾參與監督干部的施政，正是為了解決一直以來困擾各種政治體制的問題。毛主席通過啟動大民主實踐，賦予群眾廣泛的民主權利，讓群眾可以通過“四大”和工人罷工自由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方式來參與政治，這種群眾直接參與的監督，建立起了對官員權力的無縫隙監督。第一次讓中國的人民群眾的權力能夠強有力的去制約和監督黨政機構和他們的工作人員，這種民權對官權的制衡才是真正的權力制衡，與政黨之間的制衡和權力內部的制衡相比，這才是真正的體現民主的制衡。是占總人口95%以上的大多數人民，對一小撮地富反壞右走資派之專政。毛主席所以能夠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除了精通馬克思主義，制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心里有群眾。毛澤東實施民主的根本，是依靠群眾，給“主人”充分監督“公仆”的機會，保障人民當家作主。
實踐證明，這些光輝思想，能夠克服黨的官僚主義化，克服修正主義，極大地調動人民群眾的建設熱情，能夠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平正義，讓人民群眾的每一分子享有充分的尊嚴，能夠讓人民群眾中的每一員有效地起來監督黨和政府。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最大的民主創新。

張夷2010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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