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小政府、大社會”、“公民社會”的謊言　　

                   ——致國內非政府組織及親西方民主人士的一封公開信　　

在寫這封信之前，首先表明我的身份，我也曾是非政府組織（NGO）的志愿者，曾經在環保、傳統文化、心靈關懷類型的三個非政府組織各做過至少一年的志愿者，還與其他一些非政府組織有過接觸，至今仍舊與其中的一些朋友保持聯系。所以這封信并不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場來評價，而是站在局內與局外，試圖以客觀理性的方式分析目前中國的非政府組織的意義及其局限性。　　

這封信主要針對親西方民主人士熱議的“小政府、大社會”、“公民社會”、“民主”、“多黨制競選”的理念進行論述。　　

在許多關心社會問題及中國前途的人士內，有一種非常流行的觀念，那就是“小政府、大社會”。我的一些朋友對此非常推崇。他們認為目前的政府太強勢，報紙網絡上天天流傳著這樣的事情，暴力拆遷、警察隨便進入家庭搜查、上訪的被毆打截訪送進精神病院等等。據此他們認為政府的權利應該降低，應該弱一些，而民間力量應該強勢一些，需要成立一些民間機構，監督政府。在他們的潛在的邏輯中，“壞事都是政府干的”，“好事都是非政府組織和民間做的”。　　

在一位朋友那里，這種邏輯更加發展為“國家應該放棄統一的教育制度，教育應該完全自由。上海孟母堂的事例表明，如果政府部門不干涉民間教育行為，傳承國學這樣的工作自會有人來做，并且做得有聲有色。”他非常推崇自由主義的觀點。　　

我很佩服這些朋友為國為民做實事的勇氣和精神，我很喜歡他們的熱心和純樸。但是說實話，我對于他們的理性、宏觀、辨證思考能力表示懷疑。他們未經充分、徹底的思考，便輕易接受了別人的理論。他們并沒有認清自己所推崇的理論的真正面目。　　

本文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針對那些認識上有些模糊的朋友。他們想為國為民做事，卻總感覺政府相關部門對非政府組織有所限制。這部分重在理清基本概念。　　

這部分分為四小節：　　　　

第1節 論述他們所反對的“大政府”到底是什么　　　　

第2節 論述他們所支持的“大社會”到底是什么　　　　

第3節 論述“小政府，大社會”中的“大社會”作為資本主義產業鏈的一部分　　　　

第4節 論述美國何以是“小政府，大社會”　　　

第二部分，主要針對那些想以“小政府、大社會”的觀念削弱政府，使得政府可以一推即倒，而后實行美國式的資產階級民主的人士。這部分主要講美國民主的本質，被閹割的民主。　　

這部分分為兩節　　

第1節  論述美國的被閹割的民主　　

第2節  論述中國的民主建設的內容　　

第三部分，論述我們所主張的“人民社會”、“公民社會”。　　

這部分分為三小節　　

第1節   論述我所主張的“公民社會”，“大政府、大社會”的“人民社會”　　

第2節   論述政府和親西方民主的人士對于“人民社會”的真實態度　　

結語　　

第一部分　　

 1、“大政府”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們應該弄清楚，這些朋友所反對的“大政府、小社會”的真實概念。我們要弄明白他們所反對的“大政府”究竟是什么？　　

暴力拆遷、警察隨便進入家庭搜查、上訪的人被毆打截訪送進精神病院等等，這些表面上看是強勢，其實背后隱藏的卻是腐化、違背法律。　　

這里的大和強勢并不是指政府的正常職能、有效職能。一個有效的政府，必須能夠維護領土完整，維護社會治安，維護經濟正常運轉，維護社會民主（資產階級國家維護資產階級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民主），維護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的正常運轉。　　

這些朋友反對的其實是“大政府、小社會”的腐敗的、違背法律的政府職能，但是他們缺乏理性，常常將正常職能和不正常的職能混為一談。他們反感“大政府”中的腐化行為，便要求取消“大政府”。這是一種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條件反射心理在作祟，以偏概全。　　

試問，若是“大政府”變成了“小政府”，正常職能被取消，會出現什么結果？非政府組織、民間組織能否擔當起國家的部分職能？我們先不說維護領土完整這個看似非常遙遠的職能，我們先問問他們是否能夠維護社會治安，維護經濟民生正常運轉？是否能夠在經濟危機中解決經濟衰退和失業問題？是否能夠遏制目前資本主導下的物欲橫流、道德淪喪？　　

 我們來看一個基本事實，據王紹光《民主四講》：　　

1997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教授兼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斯蒂芬·赫爾姆斯在《美國前景》發表文章，題為《俄國給我們的教訓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脅自由》。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在冷戰期間，西方自由主義的共識是，蘇聯政府太強大，構成了對公民自由和權力的最大威脅。那時人們普遍認為，只有削弱蘇聯的國家機器，公民的自由和權力才有保障。然而，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蘇聯帝國崩潰了，政府的灌輸停止了，新聞檢查不見了，持不同政見者不再擔心被送進監獄，沒有人會因違反黨的路線而惹上麻煩。那么政府不管事或者管不了事之后，俄羅斯是不是變成了自由的樂園了呢？在赫爾姆斯看來，答案是否定的。經過幾年的觀察和研究，他在俄羅斯看到的是道德淪喪，物欲橫流，政府腐敗，黑幫猖獗，監獄里人滿為患，鐵路上盜賊蜂起，士兵在街上乞討，野狗在鄰里亂竄，生產能力萎縮，人均壽命銳減。在這種情況下，對大多數俄羅斯人而言，不要說政治權利和財產權失去了意義，連生命安全也沒有基本保障。基于此，赫爾姆斯得出結論，沒有公共權威，就沒有公共權力。公民權利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的公共權威。一個喪失治理能力的政府是對公民權利的最大威脅。在這個意義上，政府可以是最大最可靠的人權組織。增進公民權利的最佳戰略不是削弱政府，而是改造政府。　　

2、“大社會”到底是什么　　

我們來分析，為何這些朋友會有“小政府、大社會”的思想。他們所支持的“大社會”究竟是什么？　　

在他們看來，“小政府、大社會”將會形成一種理想圖景，“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極度發達，公民參政熱情極高，成千上萬的非政府組織相互聯合，監督政府，制衡政府，同時非政府組織之間也相互制衡，避免其中少數獨大，從而形成一種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　　

表面看這個理論十分完美，其實非常虛弱，不堪一擊。中看不中用。　　

這個理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是一脈相承。新自由主義在過去三十年主導了世界經濟，從而導致今天全球性的貧富差距、金融海嘯、經濟危機。在人們心中，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已經破產了，但是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理論還沒有破產，并且在今天中國的許多場合叫的很響亮，似乎是真理。　　

在描繪這個美好的理論時，大多數人都遺忘了這個理論最重要的基礎，經濟基礎。個別的非政府組織或許有其特別的經濟來源，但是從非政府組織的整體而言，其整體絕對離不開經濟、政治基礎。　　

非政府組織要維持正常的運作和繁榮，要成為“大社會”，必須有經濟來源，而這經濟來源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在資本主導的社會結構，其經費一般依靠各種募捐、獻金等。雖然捐款中也有普通公民的參與，但數額有限，所以更多的還是靠大資本家的支持。另外，其經費也有很多直接來自資本主義政府的權力系統。可以說，資本和資本的權利系統是其經費的主要來源。捐款的數額、捐贈者的背景、立場、意圖直接影響非政府組織的規模及其價值取向。　　

第二種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主導的社會結構，政府與社會一體的社會結構。在我國曾經有一段時間，人民自由結社是公開的、無需注冊。這些社團組織所依靠的不是私人捐款，而是政府對公民經濟生活、工作的保障。公民的日常生活沒有后顧之憂，可以參與各種活動，甚至可以舉行全國性大串聯，表達自己的政治、經濟、文化主張，甚至可以直接對抗地方政府。雖然，這些社團組織在活動時，有一定錯誤，但是這抹殺不了社會主義主導下的“大社會”的內涵，抹殺不了人民直接參與管理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事務的偉大意義。　　

下面我們分析資本主導下的“大社會”。在資本主導的社會結構下，“小政府、大社會”、“公民社會”的理論是否可以不受資本約束，有效實現自己的主張？是否可以撼動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　　

答案是否定的。雖然有些非政府組織很了不起，比如一些環保組織，他們宣稱所做的事情不受捐款者的影響，不接受有污點的企業的捐款，但是這只是極小一部分，不能代表整體。　　

還有一些爭取勞工權利的組織。資方也許會在壓力下，做出有限讓步，但若想徹底解決問題，就必然要撼動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這些公民組織是否會去做呢？現實的例子，英國工黨上臺了，反而執行更右的政策。背叛了工人，工人卻也奈何不了它。　　

再進一步，在資本的架構下，資本家也能組建非政府組織，出錢雇人，要求其出具對自己有利的報告，出面協商一些難纏的事務，利用非政府組織進行對抗。資本家有的是錢。　　

這類事情在西方有很多，在今日中國也不少。比如很多對中國房地產進行排行榜的機構，他們為房地產商服務；比如很多進行股市、金融分析的機構和學者，他們為金融體系服務；比如很多商務協會、行業協會，他們為自己的行業服務。這些機構也都是民間機構。　　

我的那位朋友以為國家完全放開對教育的控制，則教育可以完全改善。可是他卻忘了，當政府退出教育，教育必將為資本所接管！今天的教育理念已經為資本所扭曲，扭曲了身心健康，扭曲了真善美，扭曲了為人師道。如果完全為資本所接管，后果將會怎樣？　　

也許有人會反對，他會歡呼美國教育造就了無數諾貝爾獎得主，但是他卻忽略了，美國教育是精英教育，精英決定整個國家，其他人只是被愚民、被統治。美國教育是為了資本主義體系服務。　　

再進一步，在資本的架構下，資本家也可以與官權結合，組建一些不同尋常的非政府組織，比如黑社會。這些組織雖然非法（日本除外），但是同樣也是非政府組織的內容。有誰能否認它不是非政府組織呢？　　

再進一步，在資本的架構下，在追逐利益、欲望至上的邏輯下，當很多人組建起換妻俱樂部、小姐協會、吸毒俱樂部，非政府組織的朋友們是否覺得自己有足夠的力量對抗這些協會，是否有力量對抗資本，教育他們棄惡從善，挽救道德？　　

我們來看更有代表性的事實，美國的“大社會”的“杰出代表”。　　

索羅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席卷了亞洲的財富，損害了億萬人民的利益。但是他自己卻是美國政界的知名人士、金融家、慈善家，他組建了索羅斯基金會。開放社會協會是索羅斯基金會網絡的中樞機構，它宣稱“索羅斯的夢想是建立一個開放社會的世界聯盟，所以他創辦開放社會協會，旨在于推廣開放社會，傳播民主自由思想，使各國朝合理、開明的現代社會發展邁進，達至世界大同。一些在政治、法律和教育制度方面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是開放社會協會的重點關注地區。”索羅斯一手搶劫世界人民的財富，一手在全世界宣揚民主（資產階級民主），給自己臉上貼金。一個損害了億萬人民利益的人，他所組建的基金會是好東西嗎？他所宣揚的民主是好東西嗎？可惜，很多群眾沒有看清楚這一點。在中亞四國的顏色革命過程中，索羅斯基金會扮演了重要角色。　　

同樣的，資本的政府權力系統也造就了一大批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這些組織力量巨大。比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簡稱“NED”），它的撥款幾乎全部來自美國國務院，號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 比爾·蓋茨基金會或許每年花的錢要比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多。但是一個老百姓花一百萬也擺不平的事情，某個官員一句話也就擺平了。有錢并不一定代表有力量），它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系，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因為它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援更可靠”。這個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數出來的有：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它們都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NED還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直接干涉中國內政。　　

前一段時間，新疆暴亂事件的背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不就贊助過熱比婭嗎？　　

另外，像比爾·蓋茨基金會這樣的機構也不像普通人所想象的那么純潔、慈善，據《投資利益抵觸基金宗旨蓋茨基金會擬調投資策略》：《洛杉磯時報》指出，蓋茨基金會每年從其投資中獲得巨額收益。其總資產的41%以上（約87億美元）被投資到了一些企業，這還不包括該基金會持有的美國國債和外國政府債券。《福布斯》報道，蓋茨基金會2003年以268億美元的資本獲得了高達39億美元的投資報酬。2005年，蓋茨基金會捐獻了大約14億美元。實際上，通過投資經營擴大慈善事業已經成為美國許多慈善基金會的基本運作模式。像多數慈善機構一樣，蓋茨基金會每年將總資產的5%用于捐贈以避免支付更多的稅收，另外95%的資產用于投資。　　

像比爾·蓋茨、洛克菲勒、福特基金會這樣的基金會的存在，使得資本家可以逃避美國高達50%的遺產稅、收入所得稅、贈與稅。同時，基金會的存在也使得資本家可以逃避資本利所得稅。美國國會報告顯示，由于基金會的存在，美國每年高達2/3的收入是免稅的。基金會只需每年將其資本的5%用于所謂的慈善事業。　　

很多的非政府組織的熱心、淳樸工作人員和志愿者，他們以為只有他們自己才是非政府組織，卻遺忘了上述的諸多機構。這些機構的力量要比熱心、淳樸的他們更強大。　　

在狹義的非政府組織的意義上（諸如普通的社團、協會、俱樂部等），他們已然處于劣勢，更不用說廣義的非政府組織意義上。　　

從廣義上來說，所有的政府之外的資本和盈利機構其實都屬于非政府組織。削弱政府，讓政府變成“小政府”，必然導致資本和盈利機構的膨脹。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的這些朋友實在是可憐。他們不知不覺就被資本所利用。他們只是資本宏觀戰略中的一個小棋子。資本大肆宣揚“小政府、大社會”“公民社會”的理念，大肆鼓吹非政府組織監督的巨大作用，從而在很多人頭腦里建立起一個虛幻“公民社會”的圖景，讓他們沖鋒陷陣。豈料擺脫了目前的政府，很快就會落入資本的牢籠。　　

3、 “小政府，大社會” 中的“大社會”作為資本主義產業鏈的一部分　　

親西方民主人士所主張的“小政府、大社會”是為資本開道的。“大社會”、非政府組織在這其中，常常扮演的是潤滑劑、小修小補的角色。　　

或許有人不理解，那么我就舉一個代表。主流經濟學家，倡導新自由主義和極端市場經濟，主張“小政府、大社會”，主張“憲政民主”，同時還辦起了“慈善事業”，興辦了富平家政服務培訓學校、服務中心，在山西呂梁臨縣農村搞了小額貸款等項目，并做了一些支持大學生就業的項目。這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茅于軾先生。　　

以下引用茅于軾先生的話，大部分來源于茅于軾《中國改革的制度觀》。　　

文化的人、素質不高的人是不可能擔負起這個責任的。反智主義的做法會把社會引向混亂甚至是崩潰的邊緣。但是精英必須要考慮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利益，而不能只考慮自己的利益。要讓精英為整個國家、社會的利益考慮，同樣需要一套好的制度設計，這個制度就是民主。”　　

他認為我們應該“繼續堅持改革下去，取消特權，而不是取消市場。”　　

他反對特權，但是同時卻又說：“貪污5000億不是大事，我們國家一年被貪污的錢頂多是5000個億，而全部生產是20萬億，5000億只占了百分之二點幾，所以這么一看，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　　

茅于軾先生非常講“人權”。因為他在文革時候被造反派紅衛兵整了，所以他說“少數人的利益要服從多數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數人應該為多數人犧牲。這是錯誤的，沒有道理的。”　　

茅于軾先生反對打倒資產階級，他說“如果我們見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結果就是又回到窮人國的狀況去。我相信這不符合絕大多數人的愿望。”　　

慈悲的茅于軾先生也看到了廣大老百姓的苦難，所以他說“好的制度是平等保護所有人基本權利的制度。”　　

可是茅于軾先生是怎么保護無產者和窮人的利益的呢？茅于軾先生不是反對大眾民主、人民民主，提倡精英民主嗎？他是如何保護老百姓的呢？如何平等的保護所有人呢？　　

茅于軾先生說“還有許多表面上幫助窮人，其后果損害窮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額貸款低利息、設定很高的最低工資標準、要求大學降低學費、制造富人搭窮人便車的政策，讓窮人上當受騙。”　　

為了維護老百姓的利益，茅于軾先生又說“經濟適用房是席卷全國的最大的腐敗。”“房價是被買房者自己抬高的。”“我主張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只有公共廁所。”　　

很多人會非常疑惑，他明明是在與老百姓作對，卻信口雌黃要維護老百姓的利益！　　

我們且看茅于軾先生怎么說的“光為窮人說話是不夠的。他們需要的是踏踏實實的做事。要幫助他們的孩子能夠上學，有病時有錢看病，搞生產時有錢買化肥農具，或能進城打工，碰到個別老板欺侮時有人幫他們維權。這些事一部分有政府在做，但是遠遠不夠，需要民間參與。而且是自我犧牲式的參與，不計報酬，不計名利，一心為窮人著想。可是這樣的人還遠遠不夠。”　　

茅于軾先生真是崇高、偉大，自我犧牲，不計報酬，一心為窮人著想。他開始做慈善事業，開辦了富平學校。　　

正是茅于軾等人鼓吹的新自由主義誤導中國，使得中國淪為世界加工廠，中國沒有研發產業，大學生畢業找不到相符的高技術工作，畢業即失業，所以茅于軾開辦了一些支持貧困大學生的項目。　　

正是茅于軾等人鼓吹的新自由主義誤導了中國，造成東西部發展嚴重不均衡、城鄉兩極分化，農村沒有產業和前途。所以他們開展了非常動聽的“城市新移民（農民工）發展項目”，培養農村婦女去城市做家政工。因為是慈善項目，所以不到一個月的培訓收取幾百塊的費用（就其價格而言，與其他非慈善機構不分伯仲）。若是找工作，再由富平家政中心充當中介。雇主支付的中介費通常為是雇員一個月的工資。　　

正是茅于軾等人鼓吹的新自由主義誤導了中國，造成弱小的小農經濟。小農戶直接面對資本競爭的汪洋大海，必然發生資金困難。此時茅于軾與林毅夫、湯敏合伙在山西農村搞了小額貸款項目。但是，利率卻高達18%以上。茅于軾先生在《小額貸款必須高額利息》中引用世界銀行的總結，“通常小額貸款的保本年利息率為15-20%”。　　

以上就是茅于軾先生所做的，“幫助他們的孩子能夠上學，有病時有錢看病，搞生產時有錢買化肥農具，或能進城打工，碰到個別老板欺侮時有人幫他們維權”。　　

 正是茅于軾這樣的經濟學家所主張的經濟和政治發展模式造就了中國今天的諸多問題和矛盾。老百姓面臨生存的困境，內心中生出絕大的不滿，快要造反了，此時茅于軾等先生又出面了，為底層的老百姓提供了救命的稻草，并且安撫老百姓繼續做家政工、安撫大學生。他們所做的這些，可以說是潤滑劑、緩和矛盾。這些家政工、小額信貸、支持大學生項目只是產業鏈最低端的一部分。　　

當然，很多非政府組織的朋友會對我的這個看法表示懷疑，他們思想上會轉不過彎來。他們和茅于軾可不是一個想法，他們很可能也反對茅于軾的經濟政策。但是他們應該明白，雖然他們的非政府組織在主觀上是為國為民，為老百姓服務的，但是從長期的、宏觀的角度來講，他們于事無補。　　

只有當他們在政治、經濟發展結構的根本方式上提出質疑，致力于改變茅于軾等人所鼓吹的發展模式，避免出現這樣的社會問題時，他們才是主觀、客觀相統一。　　

大醫治未病之病，中醫治將病之病，末醫治已病之病。這句中國古話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4、 美國何以是“小政府，大社會”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美國的“小政府，大社會”。很多人以為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是“小政府、大社會”。他們覺得美國好，所以想在中國移植美式民主制度。其實他們對于美國的認識是非常表面的。　　

首先從對外職能角度講，美國政府是非常強勢的，是名副其實的“大政府”，美國動不動就在世界各地派兵，維護自己的利益。很多人把這一點完全遺忘了。　　

再來看對內職能，表面上看美國政府是“小政府”，但是這個認識沒有抓住這個“小”的本質。　　

美國的“大社會”是資本主導下的“大社會”，“小政府”也是資本主導下的“小政府”。資本在“大社會”里面運轉，資本控制著金融、貿易、工業、能源、農業、醫療、交通、旅游、媒體、教育、體育、文化等領域，同時資本也控制了政府權利系統。　　

“小政府、大社會”只是表象，本質是“資本”的絕對控制。　　

這個“小政府”一點也不弱。對內它表現的似乎是“小”，但是因為政府權力系統和社會系統的統一，因為背后的資本的力量，所以它就很穩定。　　

“小政府”管不到的地方，由資本去經營和運作。資本不好公開運作的地方，則由政府權利系統去出臺新的政策，出臺醫療改革政策（為大醫藥公司牟利），出臺救市政策（解救某些銀行家）。在階級矛盾激化的時候，或者進行鎮壓，或者出臺一些緩和措施，對工人階級進行分化瓦解等等。　　

這個“小政府”是非常強大的，不會一推即倒。　　

而中國若是實行“小政府，大社會”，將“大政府”所施行的各項職能一個個交出去，比如工業、金融、能源、教育、新聞、醫療、福利保障等系統，則很可能一推即倒。只要將這些職能交出去，資本立刻就會全部接管，而當資本的力量一天天壯大，為了自身的利益，就會要求徹底改變目前的社會屬性，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徹底改為資本主義。　　

上面是從理論層面論述了資本在美國的“大社會”、“小政府”中的統一性。下面我們再來看一個典型例子，看看資本在美國的巨大力量。　　

金融領域是美國經濟最重要的領域。美聯儲這個私人銀行機構主導著美國的金融系統，地位相當于美國的中央銀行。它操縱著美國的工商業命脈，操縱著美國的政治命脈及對外關系（地緣政治利益）。為了自身利益，它不允許美國政府設立國有的中央銀行（在歷史上，私人銀行與美國歷史上的幾次總統的被謀殺有緊密聯系）。也就是說，在金融領域，美國政府因此變成了小政府。　　

美聯儲紐約銀行是美聯儲系統的實際控制者，它在　1914年5月19日　向貨幣審計署報備的文件上記錄著股份發行總數為203053股，其中：洛克菲勒和庫恩雷波公司所控制下的紐約城市國家銀行，即花旗銀行前身，擁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0000股；JP摩根的第一國家銀行擁有15000股；當這兩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成花旗銀行后，它擁有美聯儲紐約銀行近四分之一的股份，它實際上決定著美聯儲主席的候選人，美國總統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圖章而已，而國會聽證會更像一場走過場的表演。　　

保羅.沃伯格的紐約國家商業銀行擁有21000股；羅斯切爾德家族擔任董事的漢諾威銀行擁有10200股；大通銀行擁有6000股；漢華銀行擁有6000股；這六家銀行共持有40%的美聯儲紐約銀行股份，到1983年，他們總共擁有53%的股份。經過調整后，他們的持股比例是：花旗銀行15%，大通曼哈頓14%，摩根信托9%，漢諾威制造7%，漢華銀行8%。　　

　1978年6月15日　，美國參議院政府事務委員會發布了美國主要公司的利益互鎖問題的報告，該報告顯示，上述銀行在美國130家最主要公司里擁有470個董事位置，平均每個主要公司里有3.6個董事位置屬于銀行家們。其中，花旗銀行控制了97個董事席位；JP摩根公司控制了99個；漢華銀行控制了96個；大通曼哈頓控制了89個；漢諾威制造控制了89個。　　

私人銀行的力量有多么強大，大多數國人或許都不了解。據恩道爾《石油戰爭》：　　

1915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打響后四個月，英國委任私人銀行摩根公司為其從美國采購全部戰爭物質的唯一采購代理。摩根同時還擔任了英國向美國私人銀行募集戰爭借款的唯一金融代理。不久之后，在法國、意大利和俄國對德奧的戰爭中，英國又成為戰爭物資采購和貸款的保證人。也就是說，私人銀行摩根承擔了英、法、意、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信貸機構和物資采購代理。　　

到1917年美國參戰前，英國戰爭辦公室通過摩根下了總額超過200億美元的采購訂單，并募集了大約125億美元。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天文數字。據估算，一戰造成經濟損失為1700億美元(當時幣值)。　　

手握整個協約國集團唯一采購代理權的摩根，已經成為美國未來工農業產品出口事實上的主宰。像杜邦化工這樣的國際巨頭，就是得益于與摩根的特殊關系。雷明頓和溫徹斯特軍火公司也是摩根的好“朋友”。中西部糧食貿易公司得以壯大，也是因為摩根。這些關系錯綜復雜，摩根為英國和法國募集的絕大多數資金，也是通過杜邦和一些朋友募集的。這反過來成了歐洲巨大軍火市場的保證。　　

當時美國嚴守中立，但是這樣大規模的戰備物資和信用貸款流向英國，中立變成了一層掩人耳目的面紗。所有這些活動都嚴重違反國際法。國際法禁止中立國為交戰國建立物質補給基地。　　

1917年1月，俄國撤出一戰，英法面臨崩潰的威脅，這促使摩根及其紐約金融財團動用各種資源，發起巨大的宣傳攻勢，推動美國出兵。只有這樣才能阻止摩根及紐約的金融財團的崩潰。　　

　1917年4月2日　，美國對德宣戰。美國剛參戰，摩根公司悄悄地把他們手中握有的英國政府貸款全部換成了美國國庫券的普通債。英國債務轉換為美國納稅人的沉重負擔。這樣一來，摩根利益集團十分肯定地獲得了戰后凡爾賽賠款的大頭。摩根集團的利益和美國政府利益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了。美國政府淪為紐約國際銀行家們擴張其勢力的工具。　　

私人銀行竟然可以擁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對第一次大戰的發展方向起到了如此巨大的影響力。并且對其國內外的工商業發揮巨大影響。如此巨大的力量，充分表明了資本在“大社會”和“小政府”中的決定性作用。　　

第二部分  　　

1、被閹割的民主　　

一些人主張“小政府、大社會”，是因為他們想以此觀念削弱政府，使得政府可以一推即倒，而后實行美國式的資產階級民主。　　

美國恰恰就是以此方式搞掉那些不聽話的國家和政府。最近的例子是東歐、中亞四國的顏色革命，塞爾維亞、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這幾個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在其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之后，這幾個國家都成了美國的附庸。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在一次宴會講話時，因為美國的將軍總是看著他，在講話結束后，竟然當著所有人的面詢問這位將軍“我說錯了什么？”（《顏色革命的背后》紀錄片，日本NHK拍攝）。這樣的哈巴狗和狗腿子？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竟會狗腿子到這個地步？獨立的人格何在？獨立的國格何在？　　

不過在中國，有些自由派人士非常自信，他們公開表示，他們接受了美國的錢和資助，但是他們不會讓中國成為美國的附庸，他們會讓中國成為同美國一樣強大的民主國家。我不知道該如何評價這些自由派人士。他們究竟是自信自己很強大，可以接受美國的資助同時又不接受美國的霸道要求，還是愚蠢的以為美國是一個無欲無求、樂善好施的佛祖？美國會允許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民主中國和美國同時領袖世界嗎，享用世界的石油和資源嗎？況且中國人口還是美國的4倍多！　　

或者他們根本就是賣國賊、漢奸，無視藏獨事件、新疆暴亂事件。欺騙群眾！　　

要揭穿這些人，最好的方式是揭穿他們所標榜的美國民主。　　

在目前中國，很多人都被美國民主迷惑了。在媒體和一些官員的頭腦里，民主的范式就是美國民主，除此之外別無它物。民主就是多黨制，就是選舉總統（主席）、選舉地方長官。當他們選舉完總統（主席）和地方長官，民主的權利就履行完畢，就可以回家睡大覺，繼續上班或者繼續失業，這就是他們所理解的民主。　　

主張“小政府，大社會”、“公民社會”的人士，他們自信的以為一個活躍的“公民社會”就可以監督政府，但是監督的效果如何呢？美國總統克林頓的丑聞和偽證罪，鬧成全世界的八卦新聞，可是美國人花費了巨額時間、精力、金錢去調查，最終也只是不了了之。雖然法律規定可以罷免總統，但是在設置了層層限制之后，只有超乎尋常的理由和成本才能夠實現。　　

再比如臺灣，陳水扁以39.3％得票率當選總統，其后丑聞不斷，鬧得幾萬人廣場靜坐示威。可是也還是不了了之，非要等到總統任期屆滿下臺，才能審查他的問題。泰國的事情不也是一樣嗎？泰國的街頭不也和臺灣的一樣好看嗎！可是有什么用處？ 　　

一位朋友總結，“所謂選舉或代議制政體，無非是資本在后臺，政客在舞臺，老百姓買票看演出而已。只要買票了，無論好壞都得看，想提前把演員趕下臺是不允許的，也做不到的。而公民社會則是一個個合伙買票看演出的小團體。他們所能做的無非是交流觀后感而已。至于政客表演結束了，下臺了，群眾愿意怎么折騰他們就怎么折騰，一來顯示群眾很有參與的機會，可以解恨，二來資本也可以脫個干凈，反正新的政客又開始表演了，不影響自己的生意。”　　

“這就是毛澤東說的臺上的瘋子、臺下的傻子！”　　

僅僅從外部來監督，卻沒有直接參與內部管理的權利和直接罷免的權利，這樣的“公民社會”、民選總統又有何意義？　　

美國的民主是虛偽的民主。限于篇幅，我無法將其中的弊端條條分析，我只講其中最本質的內容。　　

美國民主是被閹割的民主，它只講政治民主、選舉民主，卻從來不提經濟民主。　　

在現代社會中，成人一天中最主要的時間都在公司度過，很多人在公司的時間比在家還多。但是在花費了最多時間的公司里，工人卻無法參與民主管理，工人可以一人一票貌似民主的選總統，卻不能選總經理，難道總經理比總統還高不可攀？資本家是剝削工人才取得了巨額財富，企業也是工人共同創造的，可是工人卻無法參與公司的民主管理。資本家可以隨意的處置自己的企業，包括讓工人下崗。工人連基本的經濟權利都難以保障，政治權利豈不是水中望月？　　

參與企業管理等經濟民主是每個人的一日三餐，而票選總統、議員則是幾年一度的會餐，會餐固然豐盛、好看，但不把一日三餐吃好，恐怕挺到了會餐也不過是過過眼癮。　　

斯蒂格利茨（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95年—1997年克林頓總統的經濟顧問團主席，1997—2000擔任世界銀行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認為，工人階級不僅應該參與工作場所的民主管理，還應該參與全國以致全球的宏觀經濟管理。他在很多場合批評美國財政部只是為華爾街服務，而不是為國家利益或世界利益服務。他說：“把制定國內經濟政策的權利賦予財政部無可厚非，但它應該傾聽來自方方面面的呼聲，包括勞工階級的呼聲”。對聯邦儲備委員會（美國的中央銀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他也提出類似的批評。既然聯邦儲備委員會每一次調整利息的政策會影響千千萬萬普通的美國老百姓，斯蒂格利茨質問，為什么聯邦儲備委員會里面沒有工人階級的代表？同樣，他也追問為什么美國的財政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里面沒有工人階級的代表？這是那些主流經濟學家想都不會想的問題。為此，斯蒂格利茨大聲疾呼，有必要擺脫主流范式的束縛，來一次思想大解放，從工作場所、基層、社區、全國以至全球，工人階級的代表都應該在決策過程中充分發揮作用。（王紹光《民主四講》）　　

斯蒂格利茨的見解，其實繼承了毛澤東及《鞍鋼憲法》的一些先進精神。　　

中國六十年代的《鞍鋼憲法》是世界民主建設的先鋒。1960年3月，毛澤東在《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以蘇聯經濟為反面教訓，“強調要實行民主管理，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業七十條”，正式確認這個管理制度，并建立黨委領導下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擴大企業民主，吸引工人參加管理，監督官僚，克服官僚主義。　　

與其要票選總統，還不如要這樣的基層民主、經濟民主更實在。建立在基層民主、經濟民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民主，自然要比票選總統更有甜頭。　　

懂得了美國民主的真面目，我們自然也就明白西化派所宣揚的民主觀將會把中國引向何處。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造就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團和資產者，這些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想以民主競選、多黨制的方式，使得自己的地位和權勢完全合法化，更為穩固。既然人人都說西方民主好、選舉好，他們就來一次多黨制和民主選舉，選出自己人當主席、總統，將共產黨改為資產黨，使得自己的財富完全合法化，使得自己的權勢、地位更為穩固。　　

我們當然不能上他們的當！　　

2、 中國的民主建設　　

懂得了上面的道理，也就該明白現在的西化派媒體所大肆宣揚的民主觀將會把中國引向什么樣的道路。　　

同樣，對于目前某些黨內高級干部所倡導黨內民主，也就會有新的認識。萬里在建國六十周年發文倡導黨內民主、軍隊國家化。這話說白了，就是前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造就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團和官僚資產者，這些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想以黨內民主的方式、多黨制的方式，使得自己的地位和權勢完全合法化，更為穩固。既然人人都說民主好、選舉好，他們就來一次多黨制和選舉，讓自己人做上主席的位置，將共產黨改為資產黨，使得自己的財富完全合法化，使得自己的權勢、地位更為穩固。　　

中國人民需要民主，但是民主建設的內容必須包含經濟民主的要求，經濟民主必須和政治民主結合起來。我們必須要求憲法所賦予我們的經濟民主。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　　

“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第七條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但是曾經的國有企業卻被以各種方式賤價賣給私人資本。我們要求對現存的國有企業的管理權。我們要求調查被賤賣的國有企業是否存在腐敗。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九條 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規定屬于集體所有的森林和山嶺、草原、荒地、灘涂除外。”　　

可是一些礦藏卻被低價賣給私人、外國企業，讓私人和外國企業從中謀取暴利，人民卻沒有從中謀得利益。我們不需要這樣的利益分配。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十條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　　

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但是土地卻被賣給開發商，不允許集資建房。政府和房地產商在其中謀取暴利，卻讓全體公民受損失。房地產業涉嫌違背《憲法》，我們要求取消房地產業。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四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 　　

“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創造勞動就業條件，加強勞動保護，改善勞動條件，并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　　

“勞動是一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的光榮職責。國營企業和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都應當以國家主人翁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勞動。國家提倡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獎勵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國家提倡公民從事義務勞動。”　　

“國家對就業前的公民進行必要的勞動就業訓練。”　　

可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經濟的基礎被損害了，人民失去了為國家做貢獻的渠道，人民的諸多福利待遇（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被取消，人民不得不去私營公司和外資公司做工，人民連自己謀生都困難，更不用說為國家做貢獻。勞動光榮的概念已經灰飛煙滅，人民因為吃飯住房問題而變成了奴隸。　　

目前違反憲法的例子比比皆是，諸如《物權法》等法律也根本不把《憲法》當回事。憲法就像一個被輪奸的小姑娘。我們必須付諸行動，要求維護《憲法》的權威。　　

第三部分　　

1、我們所主張的“大政府、大社會”的“人民社會”　　

說了這么多，也許有人會懷疑我們想打壓非政府組織，其實不是這么回事。　　

我們主張公民擁有憲法所規定的一切權利和義務。　　

“第三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四十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　　

我們歡迎百家爭鳴，歡迎各種各樣的非政府組織，歡迎持各種意見的人士，只要這些爭鳴和意見、這些組織和個人是力圖站在公開、客觀、理性的態度上，力圖為人民的總體利益，而不是為個人和小集團的私利，不是狹隘、謾罵、彎曲、造謠和誤導。　　

我們相信，只要展開充分的大辯論、大討論，人民就會做出正確的選擇。因為真理越辯越明。　　

 我們主張公民應該根據憲法的原則構建“公民社會”。我們所主張的理想的“公民社會”，可以稱為“人民社會”，應具備如下特征：　　

公有制作為主體，關乎國家政治經濟安全的戰略性產業是公有制，在日常生活領域的部分商品實行市場經濟。國家實行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經濟。　　

國家切實擔負起公民的勞動保障和福利。人民有經濟獨立，便可以依據《憲法》充分的參與社會活動。對國家機關提出批評和建議，選舉和罷免企業管理者、政府管理者，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等。　　

通過以上的政治民主權利，進一步鞏固實現經濟民主的權利。通過經濟民主的權利，進一步保障政治民主的權利。　　

此時，公民參與社會活動的熱情會逐步高漲，規模遠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的“公民社會”“大社會、小政府”。　　

與美國的“小政府、大社會”不同，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人民社會”，政府與社會將會緊密結合，也即是“大政府、大社會”。人民既參與到“大社會”中，也參與到“大政府”中。這樣的社會才是真正的“公民社會”，“人民社會”！　　

2、政府和親西方民主的人士對于“人民社會”的態度　　　　

以上所說的“人民社會”是憲法所賦予人民的權利。但是，在爭取這個理想的“公民社會”之前，我們首先應該弄清楚目前的中國社會對于“公民社會”到底是什么態度？目前的政府對于公民社會是什么態度？標榜“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親西方民主的知識分子對于公民社會又是什么態度？　　　　

對于關注時事的朋友，無論是左翼毛澤東思想的繼承者，還是右翼親近西方民主的人，或者僅僅對時事感興趣的人，都應該有一個共識。目前的中國正處于一個內憂外患，問題重重的境地。　　　　

改革開放三十年，雖然表面上確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同時也造就了巨大的危機。　　　　

面對今日中國的內憂外患狀態，政府本應深刻反思，鼓勵全國人民，群策群力，展開大辯論、大討論，取得全國人民的共識，尋找出一條新的道路，使得中國真正成為富強、民主的國家，使得中國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甚而使得中國真正領袖于世界民族之林，維護世界的公正、和平，就像十七大報告所說，“秉持公正，伸張正義”。但是政府卻沒有這么做。為什么呢？　　

毛澤東思想從來就相信“大辯論、大字報，真理越辯越明”。但是堅持改革開放的鄧小平理論卻從來也“不爭論”。有朋友說，雖然現在的毛派所繼承的只是毛澤東思想的皮毛，但是僅僅掌握這一點皮毛，也足夠把鄧小平理論駁倒。鄧小平理論不中用，所以政府不敢爭論。若是爭論就要改變現在的道路，就要觸犯現在的利益集團群體。　　

政府同樣也不敢和親西方的右翼人士爭論，雖然目前黨內主張搞西方民主的高級干部并不少（這些干部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期望走資產階級民主的道路）。目前的政府，在治國的方式上沒有系統扎實的理論體系，在應對右翼“自由憲政派”的思想和政治挑戰方面，只有招架之功。怕亂求穩。若是和西化派爭論，西化派正好可以利用國人對政府的長期積攢的怨氣，造成顏色革命或者社會動亂。同樣，若是和西化派爭論，便沒有理由不和左派毛澤東思想爭論，此時，政府同樣會失敗。　　

面對這樣的兩難，政府只好采取兩邊壓制的政策。不過相對而言，因為黨內高層干部中有不少主張全盤西化道路者，對右派的壓制就常常顯得非常軟弱無力。對左派的壓制更甚。毛澤東所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竟然沒有一個紙質媒體可以公開宣傳毛澤東思想。而親西方的右派，卻基本占領了90%以上的紙質媒體、電視、網絡。《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南方人物周刊》等等。雖然這些報紙和電視不可以公開要求建立資產階級的中國，但是他們天天干的事情其實都是這些。　　

從這個角度來講，即使不以“革命黨”的標準來衡量，僅僅從合格“執政黨”必須維護其制度穩定這個基本要求來看，目前的政府也是一個失敗。　　　　

以上是政府對于公民社會的態度。　　

3、親西方民主的人士對于“人民社會”的態度　　

諸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等西化派媒體，表面上他們贊同“公民社會”，但其實質卻是資本主導下的“公民社會”。　　

他們標榜“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標榜“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是我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但是事實上，他們從來也沒有這么做。　　

在他們的報紙上，從來也看不到對他們的反駁文章。當我們以事實、理論，從宏觀、微觀等角度分析問題時，他們從來不敢直接應戰。他們只會搞一些似是而非的、表面的、想當然的印象，只會搞一些個人對歷史問題的回憶錄（歷史不是某個個人，歷史是宏觀），只會搞一些類似于青春期逆反心理的東西，只會搞一些類似港臺明星八卦的政治軼聞來諷刺曾經的共產黨人。對于共和國建國后的歷史問題，他們根本缺乏以史為鑒的態度。　　

我們曾向他們提出要求，在《南方周末》上開辟出十分之一的版塊給我們，其余版塊還是交由他們自己管理，在報紙上雙方公開辯論。我們以為，經過這樣的充分辯論，不需要很長的時間，半年、一年，人民就會得出自己的結論，就會做出自己的選擇。可是，這些報紙沒有敢于應戰的。他們自知理虧、心虛，所以不敢同我們辯論。　　

這就是親西方民主的知識分子群體對于“公民社會”的真正態度。這個結論或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但是隨著時間發展，這一切會看得更清楚、明白。　　

結語　　

胡錦濤主席說，“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變革”，“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　　

我們的時代，社會矛盾越來越激化了，但是與此同時，新的思想解放的大潮也必將應運而生。為了應對這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為了挽救矛盾重重的中國，必須來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這就要求各個方面可以進行充分的思想交流。只有這樣，中國人民才可以凝聚起共識，以最小的代價做出偉大的變革行動，為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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