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自由主義沒落的挽歌　　

——評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劉結巴獲得諾貝爾獎，像給右右打了一針雞血針，網上一片喧騰。

    大約在1986年，我們初次讀到劉的文學評論文章。解凍時期，文學先行，略有點新鮮名詞就可以引起轟動。當時主要支配思想界的是一種人道主義觀念，或者稱之為人本主義，就是從人和人性的角度去控訴社會現實中的異化現象。這種批判當然有其價值，能激起當時我們這些年青學生的共鳴。因為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就是經濟主義，以公有制加計劃經濟取代了“人的全面解放”，把人變作官僚國家機器，而不是“消除勞動的異化”。人道主義的批判對于推動改革開放，創設更人性化的經濟體制，允許個人發揮創造力，是有一定意義的。蘇聯東歐的變革也是從揭露古拉格悲劇、出版“日瓦戈醫生”等起始。所以劉結巴在那時候成為學生領袖倒是名至實歸的。

但是人道主義的訴求背后有一個很大的空洞，就是自古人是分成三六九等的，有階級分層，一個窮人家的孩子眼里的銅板比富人家的孩子眼里要大，更別說人性的差異了。這在80年代還沒成大問題，因為當時毛澤東所創設的一體化社會還沒有崩解，資產階級還只有一些胼手胝足的萬元戶。當時的民主要求比較單純，有明確的所指，就是開放言論自由，讓改革成為人民群眾共同參與的事業。我情愿相信，那時當劉昂首在學生游行行列中的時候，是懷著為全體人民爭自由權利的愿望的。就像法國大革命時米拉波等人制訂人權宣言時并沒有個人私利的考慮一樣。

89年是一道明顯的分界線，把改革過程劈成兩半，把知識分子分出了不同的陣營。知識界在痛心疾首之余，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轉化。89運動改變了許多人的思想道路，主要有三種傾向：

第一種是賣身投靠當道，依附于權力集團，大多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成了政府改革的智囊團。

第二種是轉而投靠新興的資產階級，成為自由市場經濟的鼓吹手。如朱學勤、徐友漁、秦暉等人，還有南都媒體等，他們形成自由主義陣營。既反對權貴政治專制主義，又反對激進改革。態度溫和，言論激進，好作姿態，于事無補。他們扯起的旗幟就是“普世價值”，所依據的思想資源是民主政治、自由市場和開放社會，鬧出的最大動靜是近年來對于改革的反思。——殊不知他們所奉行的資產階級的權利并不“普世”，至少從未感動過大多數下崗失業的中國老百姓。

第三種是民粹主義者，轉向民眾的訴求，從群眾運動中尋求力量。如烏有之鄉所聚集的知識分子群體。包括藍熊。我們從現實的改革進程中看清，資產階級權利只是少數人的特權，并不能帶來大多數人的福利。資本主義化的改革，由于最低工資的鐵律，不可避免地把社會割裂成不同的階級。而保持一個持續貧困化的多數人階級，是保證資產階級權利，保障這個社會運轉的必要條件。就是說，有一種“結構性權力”或“體制性壓迫”，把我們隔絕在社會最底層。所以我們轉而信奉社會主義，要求回歸人民公社。

從上面的參照系中可以看到，劉結巴其實屬于第二類。90年代他從牢里出來，收到大量來自國外的贊揚之聲，思想開始轉變，與民粹主義切割，寫了“論愛國主義”一書。因為在當時的話語結構中，民粹主義者是被罵成“愛國左糞”的。所以劉寫此書的目的，就是要與民粹主義劃清界線。這本書藍熊沒讀過，不能妄論。

之后我們知道的消息就是劉得到國際筆會的獎金，解決了自己的生計問題。所謂“屁股決定意見”，由于劉的生存環境不利，經常處于孤獨的囚籠中，難免不對他的思想產生不良的影響。吃“嗟來之食”，依賴國外的捐款而生活，其結果是越來越脫離他所相處的社會和人民，喪失現實感。

上世紀70年代，勃列日涅夫很愿意把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送到國外去。既可以顯示他的開明，又能換來美元，何樂而不為？而持不同政見者一旦離開他所處的環境，被美國某個基金會包養，也就只能寫寫回憶錄，終歸于平庸。不幸的是中國當政者沒有這種雅量，情愿維穩而不肯做民主買賣。但這卻成就了劉的受難者圣徒形象。設若劉結巴今天披著破皮襖躑躅在芝加哥街頭，哪會有獲得諾貝爾獎的巨大榮耀？

——這是玩笑話！但有一點是真實的，即劉在89之后的20年間，再也沒有學術上的貢獻，沒有寫出過激揚奮發的文字。而是成了一個政治符號，為某些政治勢力所包養。文王拘  里而演周易，司馬遷遭腐刑而著史記，中國文人有一種逆境更奮的傳統，有一種困境中的人格升華現象。但當代文人鮮有這樣的例子，或許國外基金會的獎金來得太容易了吧？反而有礙于中國圣人的誕生。

從思想脈絡而言，從80年代的激進民主斗士到90年代的溫和維權人士，真是太容易！坐著過山車不知不覺就過來了。因為在80年代的民主主義理想追求中始終存在著賓語的缺失——誰的權利？誰的自由？從來沒人尋問過。似乎激進學生為人民群眾吶喊是順理成章的。而今天我們要分清你站在什么立場上，代表什么人的利益而說話。因為上層貴族集團已經形成，城市資產階級已經成長起來，知識分子要考慮到自己的立場，在利益和良知之間作出抉擇。劉像一頭受禁忌的印度神牛，被一方囚禁著，被另一方圈養著，所以頭腦中只能幻出一個抽象的人的概念。他能想象到的民主只能是CNN宣傳上的選舉式民主、兩黨制共和、英美式法治之類，這些西方精神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抽象人性具有普世性，自然而普遍的價值是不可違抗的。——多么簡單的解釋呀！

劉充其量是一個自由主義分子，還只是一個邊沁之前的早期自由主義者，從未達到當代喬姆斯基這樣的思想高度。從“08憲章”可以看出，他所信奉的自由主義教條是沒有經過60年代新左派沖擊的。當代的自由主義不再基于普遍人性的假設，而是基于社會公正的信念。基本人權的普世價值，用來蒙騙一些青年學生還可以，而對于熟悉新左派批判的人們，則顯得蒼白無力。資產階級總是把本階級的愿望打扮成人類天性，把私有財產的法律制度說成是自然秩序，這種老騙局實在沒有重復的必要了。

現實已經教育了人們，民主在當今中國只是一種中產階級訴求。其含義就是溫馴的改良，一點一滴地從權貴集團手中贖買政治權利。劉表達了這種政治愿望，實際上無世無補。因為它不難實現，它只是一種最保守的資產階級共和策略，很容易被當道吸收。隨著時間的推移，經過多次經濟危機、“路德主義”運動和“南海泡沫”事件之后，中國的統治者就會變老實了，會進入穩定的“維多利亞時代”。資產階級權利得到全面保護，私有財產制度會建立健全起來，維穩成為法治化變得更加嚴密，腐敗經制度化后變成正當的收費。總之，這種“民主制度”終將到來。到2030年，如今激烈批評政府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可能成為那時最保守的既得利益者。而今天使劉坐牢和享有諾獎榮譽的“08憲章”，到那時看來不過是一篇小學生的作業。

這恰恰不是自由主義的勝利，而是自由主義沒落的象征。昔日的民主斗士，到今天有許多人已經幡然醒悟。例如薛涌，他看到了當今知識分子民主訴求的虛偽性，這個社會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不在于程序正義和形式民主，而在于貧富差異。一個少數人先富起來的、大多數人日益貧困化的社會，有什么民主可言？階級壓迫才是更現實的東西，仇富才體現了民主的本質。

藍熊昨天讀到一篇文章，講到中國當今社會形成的體制，造成的“結構性暴力”，遠甚于看得見的拆遷暴力、城管暴力。右派知識分子只會抗議后幾種暴力，卻不懂得抗議“結構性暴力”和“制度性壓迫”，不承認階級斗爭，那只是偽民主，假激進。（買不起房就是在承受社會結構性暴力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10/1870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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