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問題的多元思考

劉乃強[1]

我本來是不想談劉曉波的。我不想談﹐因為這題目太復雜﹐分屬不同層次﹐這里也只能簡單的分析一下。但看到香港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的言論﹕據西方統計﹐香港在這題目的評論文章共超過五百篇﹐但批評劉曉波和諾貝爾獎的只有十篇左右﹔并大都集中于《文匯》和《大公》﹔《南華早報》發表了一篇由華洋學者合著的文章批評劉曉波崇洋﹐不適合中國國情﹐馬上被圍毆個半死。劉曉波這題目還繼續發酵﹐并肯定作為中學通識教育的教材﹐在如此惡劣的一面倒輿論環境中﹐學生哪有素材作多元思考﹐哪有能力做“批判思維”﹖被人偏向引導﹐牽著鼻子走而不自知。

作為一個人﹐我曾經敬劉曉波是一條漢子。他是當年“六四”的四君子之一﹐促成了學生和平撤出天安門廣場﹐免了一場血光之災﹐客觀上也幫了共產黨一個大忙﹐今天連“支聯會”和“教協”都已經不敢再說它“屠城”。更可敬的是他們四人后來因此被抓﹐出獄之后還直言廣場中的學生是全部和平撤退﹐不跟海外異見分子一起撒謊﹐否則自己還活得好好的﹐就解釋不清了。

在思想上﹐劉曉波是不折不扣的“全盤西化”論者﹐名句有﹕“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樣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對此﹐他至今還堅信。在香港﹐我相信除了極少數人之外﹐能對此有共鳴者恐怕不多﹐內地則普遍會引起很大的反感。跟香港一些年青人一樣﹐劉曉波沒有經歷過殖民統治﹐所以一廂情愿的美化殖民主義。

但以一般香港人的價值﹐李柱銘自認“天天當漢奸”﹐也不能因言論入罪。我雖然未必同意要對劉曉波以言入罪﹐但我想指出﹐這并非全世界通用的“普世價值”。幾年前﹐德國有學者以大量事實嘗試證明二戰時沒有holocaust（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這回事﹐馬上被抓。作為歐盟核心成員﹐德國的人權觀念理應比中國和美國更強﹐尚且如此﹐可見言論自由并非一概而論地毫無限制的。

我可以肯定﹐今天嗡嗡嗡地支持劉曉波的人﹐許多都沒有看過他的《零八憲章》﹐西方也很有默契地對他這得意杰作刻意不提。憲法專家宋小莊兄指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規定﹐言論自由不得破壞他人權利和名譽﹐不得危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風化﹐不得鼓吹戰爭﹐不得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不得煽動歧視或敵視等等。對于劉曉波光于《零八憲章》中大量違憲違法﹐甚至背離事實的言論和串連行動等﹐在許多西方民主國家也要坐牢的。

我最近對一個外國朋友說﹐如果美國有一個國民發起聯署﹐鼓吹美國放棄聯邦制﹐搞單一體制﹔放棄普選﹐搞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搞社會主義。共有幾千人聯署﹐當中包括幾百名古巴﹑北韓﹑越南和中國人﹐還有幾個中國人大代表之類的政治人物﹐你看他的下場會怎樣﹖他想也不想就說﹕“他肯定要坐牢了。”

我們可不用太為劉曉波擔心﹐因為他已經是個中年人﹐十分成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和有什么后果。他是豁了出去﹐坐牢是他意料中事﹐也是他愿意付出的代價。只是香港有不少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卻裝知道﹔更有一小撮完全知道自己做什么﹐卻裝作不知去哄人。這才是問題﹐值得我們思考和擔心。

另一個層次是諾貝爾和平獎。這個獎向來都十分“騎呢”（猥瑣）和搞笑。據小莊兄的考據﹕奧巴馬在就職美國總統后第11天就獲得提名﹐當時伊拉克戰爭尚未結束﹐連奧巴馬都說自己不配拿此獎。這個得獎者一方面提倡全球廢核﹐自己卻于2010年9月偷偷搞核試﹐被揭發了才被逼承認。發動二戰的希特勒曾獲提名﹐而結束二戰的美蘇中英法領導人中都沒有一人獲獎。印度圣雄甘地﹐是組織非暴力運動﹑使印度脫離英國殖民地獨立的領導者﹐曾五次獲提名﹐卻始終與和平獎無緣。1973年美國基辛格﹑越南黎德壽得獎﹐但黎因抗議當時戰火仍在蔓延而拒絕領獎。1994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導人在戰爭狀態繼續的情況下同時獲獎﹐但迄今以巴尚未有真正的和平。海外和香港一些人把這國際搞笑獎裝扮得神圣不可侵犯﹐正好是明懂裝不懂的例子。他們把劉曉波大事炒作一番﹐只是各有自己的議題﹐對劉曉波甚至他追求的“理想”一無幫助。

諾貝爾和平獎之如此荒謬﹐是它從來都沒有脫離西方中心的傲慢與偏見﹐有些評審者﹐會企圖藉此作為他們的政治宣言﹐甚至作為他們改變某些現狀的政治手段。傲慢與偏見的背后是無知﹐這才會毫無根據地的把60年前的西藏農奴社會香格里拉化﹐和把達賴這反口覆舌的政治喇嘛神圣化﹐并藉此把中國妖魔化﹔頒個和平獎給達賴﹐想給中國施壓力﹐改變達賴在中國的地位和處境﹐以及西藏的未來。今年劉曉波得獎亦如是。

對于西方這個游戲﹐中國已經被玩了幾次﹐也吃了不少虧﹐卻仍然沒有學乖﹐事前還神經兮兮的向挪威作外交照會﹐今天則在蹦蹦跳。人家就是沖著你中國來﹐見你氣只會更樂。我們不妨易地而處﹐今天西方經濟整體衰退﹐并且不知會衰到哪天﹐退到哪里。國民叫苦連天﹐上百萬人的暴力示威此起彼落﹐并且有人開始懷疑西方過去走的路線是否正確﹐是否還要走下去。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毋須什么陰謀理論﹐也會有些人要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證明西方的體制和價值觀是好東西﹐別樹一幟卻欣欣向榮的中國模式是壞東西﹐不然的話﹐他們是會神經崩潰的。跟著他們尾巴﹐久而不聞其臭的少數香港人﹐他們也需要證明自己跟得對﹐聞得香﹐還要有所表現。這些人今天的動作是最自然不過的﹐不這樣反應才怪。

問題在于﹐我們中國人中間有多少人清楚我們在做什么﹖該做什么﹖為什么這樣做﹖我們大多數專家學者﹐對于西方模式壞在那里﹐為何不適宜嫁接到中國﹐都說不出個所以然﹐更不論正面闡述中國模式﹐和如何把這模式落實和完善了。

所以﹐什么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人家在外邊怎么鬧﹐其實都是虛的。我們只需要把自己的道理講清楚﹐尤其是對香港的廣大同胞講清楚﹐免其因為無知而受到蠱惑﹔其他虛招﹐虛應便是﹐大力做好自己才是根本。

但是今天五百對十的一面倒﹐一般香港市民想象中學通識教育所要求的從不同的來源接收不同的訊息﹐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都根本不可能。之所以如此﹐中央固然有責任﹐而在一個公認訊息自由﹑言論自由的社會﹐港人自以為知道天下事﹐其實卻十分無知﹐這簡直是另外一種愚民政策。我們竟然淪落如斯﹐也應該自我反省了。

[1] 本文原刊于香港《信報》2010年11月2日﹐第18頁。作者再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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