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冷戰”的揭幕
——一種建立在法政治學維度上的描述性分析
摘要：從法政治學描述性研究的維度上看，2010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發，將意味著針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冷戰”的正式揭幕。在以不戰而勝為目標的、啟動于“意識形態冷戰”領域的思想戰中，僅僅用區區的一百多萬美元獎金的代價，西方國家就以諾貝爾和平獎的名義，發動了一場針對中國的、啟動于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思想戰”，而其換來的遏制中國崛起、應對中國挑戰的國家利益和好處卻是要以萬倍、十萬倍乃至百萬倍來計算的。
1988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發表了其著名的政治學著作《1999：不戰而勝》,作為他多年從政經驗的總結。作為一位有眼光的政治家，尼克松從維護美國國家利益和國際地位的立場出發，回顧了二戰以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與以前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冷戰史，全面分析了美國與蘇聯對抗、對話過程中的利害得失，為美國如何率領西方國家贏得冷戰的勝利而出謀獻策，并針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趨勢預測了中國的蘇醒和崛起，同時，為防止和應對中國對美國的挑戰，尼克松在其一系列的著作中，提出了如何遏制中國的蘇醒與崛起的基本戰略——開展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冷戰”。
他在《真正的戰爭》（1980）一書中指出，“我們要不戰而勝，就必須決心以不進行戰爭的方式使用我們的力量。”這就是鼓勵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和平演變”，只要不操之過急，逐步進行，不直接威脅社會主義國家的當權者，就能慢慢看到結果。要“使西方的信息穿過每一道極權主義的屏障”，通過“人員互訪”、“交換書籍”、“互相廣播”，“將會給這些屏障后面的千百萬人帶來希望”，“侵蝕極權制度的基礎”。在《真正的和平》（1984）一書中，尼克松又說，我們“要通過和平取勝。我們的目標應當是使他們參加我們兩種制度之間的一場和平競賽，這種競賽將促進他們的制度發生和平演變”。“我們要尋找一種方法越過、潛入和繞過鐵幕，使競賽在東歐和蘇聯本土上進行”。在《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尼克松進一步指出，應該制訂一個在鐵幕里面同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戰略”，即在軍事遏制的基礎上，發揮美國的經濟優勢，以經濟援助和技術轉讓等條件，誘使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開展“意識形態競爭”，打“攻心戰”，擴散“自由和民主價值觀”，打開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變革之門”。
隨著蘇聯與東歐的瓦解，尼克松所預言的中國的崛起與蘇醒開始成為現實，并逐漸構成對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的挑戰。為實現其一統全球的夢想，美國逐漸將其“意識形態競爭”的戰略目標轉向中國，并且借助新興的、超越書籍和廣播的信息傳播“重型武器”——互聯網——展開了針對中國的意識形態戰爭。
在核心戰略上，這場針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冷戰主要是以“洗腦”的方式進行的。首先對中國最重要的知識權力擁有者階級，也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階級進行洗腦。美國和西方的意識形態戰略家們清楚地看到了社會主義國家在國家意識形態上的巨大矛盾和裂隙，以爭取消極自由為旗幟，以推行、擴散西方化的“普世價值”為主攻力量，引導并誘發中國的知識分子階級對政治專權體制的不滿，造成中國社會政治階層之間的政治意識形態聯系上的斷裂——尤其是官僚階級與知識分子階級之間的意識形態斷裂，最終啟動“意識形態冷戰”，完成其和平演變的“攻心戰”之戰略目標，瓦解因為中國的崛起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所造成的威脅與挑戰。
在基本戰略上，美國等西方國家首先在經濟領域大力支持和培育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化發展進程，支持中國走向商品化、市場化，直至資本主義化。在政治領域，美國等西方國家以首先向中國擴散和傳播其民主與法治理念為核心戰略，在“意識形態冷戰”初期直接向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灌輸其西方化民主——精英式民主——的觀念和意識，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轉而采用支持中國的法治建設、鼓勵中國采用西方化的憲法政治與法律制度的方法對中國進行更深層次的滲透與穿插。
尤其是在司法改革領域，以美國福特基金會為代表的美國“意識形態冷戰”先鋒勢力成功地借助中國司法官僚階層對獨霸、擅斷司法權力的渴望和對財色的貪欲，以強調片面的“司法獨立”為手段，助長了司法集權主義和法官擅斷主義，使得中國法院系統成為最大的、最不受制約和監督的和“最不講理”的國家權力機器，通過鼓勵司法職業化將中國的法庭審判與中國人的善良品性和道德良知割裂開來，成功地瓦解了中國司法改革的最初目標——實現司法公正，維護社會正義。并進一步使得中國的司法機關，尤其是中國的法院系統，成為制造中國社會政治混亂和群體性政治沖突事件的最大發源地。并在中國的司法系統中為使中國陷入政治混亂和社會倒退建立了一個“意識形態冷戰”的橋頭堡和灘頭陣地。——這種“最不講理”的國家機器的現實存在，成功地激發了中國數億人民對司法機關的強烈的不信任乃至敵意，從而為“意識形態冷戰”向中國政治的縱深地帶的發展奠定了戰略前提與戰術基礎。
發動中國的知識分子挑戰官僚階級的政治權威，并進而挑起官僚階級與知識分子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反華政治勢力對中國進行“意識形態冷戰”的主陣地。而這種“主陣地”的選擇是基于以下的認識：首先，占中國人口數量最多的農民和市民都是典型的功利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要讓他們接受美國的“意識形態洗腦”，必須花費大量的金錢和財富，給數以近十億計的貧困人口提供經濟和技術援助，這完全不是一個劃算的買賣，也是美國的財力所承擔不起的。最容易被洗腦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他們在經濟上大體位于中產階層的地位，衣食無憂、福利由保障，只是由于他們在政治上不具有統治地位而感到不自由、不民主，他們急切地想獲得政治分權帶來的巨大政治利益，這種正當的要求必然遭到權貴階層和官僚階級的抵制與反對，于是，他們便和中國的普通市民不同——他們幾乎是心甘情愿地、甚至是迫不及待地情愿倒交學費來獲得美國人心中的“普世價值”——這種“普世價值”被尼克松形容為“我們手中的一手好牌。”尼克松進一步指出“我們的自由和民主價值觀在世界各地極有魅力。它們的力量在于并不規定人們應該如何生活，而只是認為個人與民族應能自由地選擇他們的生活方式。雖然不是所有人都有民主管理自己的能力，但是幾乎所有人都希望民主。”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中國，傳統的官僚文化逐漸代替共產主義信仰，原來的人人公平的共產主義信仰已經失去了對中國人的吸引力，而專制制度下的腐敗和貧富兩極分化又加劇了社會階級之間的斷裂。這種斷裂集中體現為中國知識分子階級與官僚階級之間的政治利益沖突和矛盾，而知識分子通過報紙、電視和互聯網對政府、執政黨的牢騷與指責加強了原本就存在的對政府的不信任。在這種情形下，主張政治自由主義的中國知識分子便與主張獨占政治權力的執政黨發生了意識形態上的分裂和抵牾。
當這種抵牾和沖突發生到嚴重對抗階段的時候，官僚政治的權力慣性就導致它們非理性地訴諸法治和國家強制力，動用國家機器壓制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權力訴求，于是，沖突便展開了。在這種情形下，利用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推行美國式的“普世價值”，將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改造成為美國意識形態的“雇傭軍”幾乎是不費吹灰之力，基本上可以以九牛一毛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代價就獲得意想不到的極大效果和利益。
于是，我們就可以看到在2010年10月的時候，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意識形態將中國的一位已經投入監獄的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代表推上了諾貝爾和平獎的領獎臺。
于是，我不無驚奇地看到：在以“不戰而勝”為目標的、啟動于意識形態領域的“思想戰”中，僅僅用區區的一百多萬美元獎金的代價，西方國家就以諾貝爾和平獎的名義，發動了一場針對中國的、啟動于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思想戰”，而其換來的遏制中國崛起、應對中國挑戰的國家利益和好處卻是要以萬倍、十萬倍乃至百萬倍來計算的。
這真是“一本萬利”的超級買賣啊！！！
正如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中所說的那樣：美國常常是手無寸鐵地步入思想戰的戰場的。難道不是嗎？（ 2010-10-9）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