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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解體二十年祭 之四

信仰：自由資本主義

悖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期待：公眾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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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崩潰、蘇東集團瓦解標志著“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衰落。這讓“自由資本主義”高度亢奮，認為“自由資本主義”就是人類社會演化史的終點。“市場經濟導向”凝結成為所謂“華盛頓共識”，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各國際經濟組織在全球大力推行。以貿易自由為訴求的“關貿總協定”進化成了“世界貿易組織”。幾乎所有國家的政府都力圖擠進這個組織，為此甚至不惜損害自己的經濟獨立和底層國民的生計。

2008年3月，號稱“全球領先的金融服務公司”貝爾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Cos.)傳出遇見流動性危機的信息。結果引發了一場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危機證實，所謂“自由資本主義”是一種不穩定，不可持續的社會機制。人們不得不思考社會應走向何方？

觀察各方對社會經濟問題的討論，可以識別出三個主要的傾向。

信仰：自由資本主義

在學術界里，占主流的傾向仍是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研討和教學以它的話語體系進行，各經濟主管部門用它的統計指標體系管理經濟，各國際經濟組織更是它的積極推行者。

然而，這一切并非建立在學理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礎上。誠如張維迎指出的：

“西方經濟學界一般把對市場的信仰劃分為四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對市場經濟沒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場經濟，這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第二個層次是懷疑主義，搖擺不定，有時候信，有時候不信，這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就是主張政府干預主義的經濟學；

第三個層次是對市場經濟非常信仰，但是也認為，必要的時候，政府應該介入市場，這是芝加哥學派。弗里德曼就認為，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讓經濟走出低谷；

第四個層次是對市場堅定不移，完全信仰，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但這一學派當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國。”（張維迎《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2009年2月8日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的演講）

在“自由資本主義”經濟體中，貨幣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賺錢（學術化的術語是“利潤極大化”）是經濟運行的核心的動力。在“自由資本主義”的貨幣理論中，將貨幣定義為“交換媒介”，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費雪公式”，以描述貨幣發行量、物價和真實財富間的關系。

然而在每一次交易中，“利潤極大化”機制都將一部分購買商品的貨幣變為利潤，并加入到試圖“以錢生錢”的貨幣中。這種機制長期運行的結果，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在貨幣發行總量中的比重越來越低，而今，貨幣發行總量中，試圖“以錢生錢”的部分已經占到了絕大多數。于是統計數據與費雪公式發生了極為顯著的背離。（王中宇《貨幣循環的另類觀察--系統動力學的視角》 科學時報 2009年11月5日A3版）“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們不去分析“交易媒介”這個假設是否成立，反而制造出“貨幣的迷失”這個不知所云偽問題，進而陷入了尋找“貨幣需求函的穩定性”的死胡同。這樣弱智的理論體系，要立足于世，也只能仰仗“信仰”了。

“利潤極大化”機制持續運行的結果，必然是試圖“以錢生錢”的貨幣指數增長，使購買消費品從而提供利潤的貨幣越來越無法滿足其胃口。為了維持經濟運行，貨幣當局不得不超額發行貨幣，造成貨幣超過真實財富而膨脹。這些不對應于真實財富的逐利資金，造就了迅速膨脹的“虛擬經濟”，這個泡沫總有破裂的一天，這就是經濟危機。

對這一事實，自由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們用“產能過剩”來描述。自由資本主義理論相信，這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只要聽任失敗的資本家破產，讓經濟體系毀滅過剩的產能，就能夠實現自我調節，恢復供需平衡。經濟系統將持續運行下去。整個經濟就在周而復始的“景氣-衰退”循環中成長。

然而經濟系統畢竟不是象牙塔里的“孤立體”，它是社會系統的一個子系統。經濟子系統的動蕩與衰退，直接威脅到社會底層大量居民的生存，威脅到政治體系的合法性。一旦弄到“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不反待如何！”的地步，連這個社會結構都無法維持。遑論其經濟子系統的自我調節？

由此我們看到，在自由資本主義充滿學究氣的外表下，是一顆冷酷而魯莽的心。

在這次全球經濟危機中，張維迎對各國政府救市政策的評價是“飲鴆止渴”。這個評價相當確切。然而奧巴馬對美國社會結構的信心，不足以讓他遵循哈耶克主義，他不敢聽憑經濟系統的自我調節，而寧愿飲鴆止渴。格林斯潘、伯南克等美國經濟學大拿，對自由資本主義的理解決不低于張維迎，他們也同奧巴馬一樣，寧愿飲鴆止渴。一個依賴于“信仰”的理論，其力量不過如此。

悖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前已提及，為國家資本主義奠基的是德國人李斯特。自由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們將經濟系統視為孤立體，而李斯特認識到經濟體不可能孤立于社會系統，在社會系統中，李斯特以“國家”為利益單位，所以，他的著作取名為《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以筆者有限的閱讀，改革開放以后，首先在國內大力介紹李斯特的是韓德強。此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漸為部分學人關注。最近大倡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是李非，2009年5月，他在烏有之鄉網站上發表了長文《國家資本主義之前世今身》，文中詳細介紹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由來與發展，認為前蘇聯和中國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樣本。文章邏輯清晰，證據豐富，可視為這個方向的代表作。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激烈地抨擊自由資本主義：

“自由資本主義是有一個自己的世界前途愿景的，這個愿景就是金融大鱷索羅斯在其若干著作中所披露的‘開放社會’。這個‘開放社會’的基本內容就是自由資本主義徹底拋掉國家的外殼，全球強國統統大分裂，國家公司化，變為大大小小的有限責任國，世界改由跨國財團的大公司直接統治。這樣，企業化的國家就可以破產，以土地和人民抵債。”

“‘開放社會’不是沒有‘政府’，‘政府’是有的，就是大的世界級金融財團，他們通過金融手段控制各個地區，視其它經濟或政治的聯合體為‘牲畜’，屆時養肥，定期宰殺。這樣的一種‘理想社會’，顯然就是一幅中世紀歐洲的場景，甚至還不如中世紀的歐洲，因為他已經不把社會公眾當人看待了。”

“在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已變的無比強大，這些資本一刻不獲取超額利潤就不能生存，它們從吞吃自己的人民再到吞吃盟國的人民，直到自己吞吃自己，大資本之間相互吞吃。次貸危機，使得他們失去了自我放縱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最后的爛攤子要政府給他們收拾，要各國官吏給他們收拾。到此為止，歷史性的時間之窗給了國家資本主義一個重大的機會。”（李非《國家資本主義之前世今身》）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對歷史的演進有自己的看法：

“以農耕為生產力的生產關系的階段性進化中，從奴隸社會進化到封建社會后，不是一步跳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而是有一個最高進化階段，這一階段就是中央專制社會。”（同上）

據此，李非認為：“工業社會也有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類似過程”,其后就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走完了這一階段才可能進入社會主義。這一觀點源自前引列寧的觀點：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備的門階，是歷史梯子上的這一級，即從這一級到社會主義那一級是沒有任何中間級段的。”（列寧《大禍臨頭及防止之法》）

據此，李非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為人類開辟了光輝的前景：

“金融機構和商業機構會被廢除，被統一的社會分配機關所代替。利用人們對未來、未知的恐懼追逐金錢的證券、保險、期貨等行業將會消失。這些行業所解放出來的人將會把精力和智慧投入到科學、技術、管理，以及文學、藝術、體育、游戲等方面。”

據此，他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

“共產黨人在一個國家奪取政權后，只要是作為國家執政黨而存在，就必然是搞國家資本主義，除非他放棄對政權的奪取，任由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鞏固，他作為其中的一個政黨參與競選。”

“事實證明，對于落后的大國來說，要想走到世界前列，國家資本主義是唯一可以采取的手段。”

然而，回顧蘇聯的歷史，主張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學者無法回避以下問題：

1、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要求官僚集團控制幾乎全部社會資源，結果，除了內部監督，他們事實上不可能受到有效的制衡。李非認為，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中存在三個主要的社會集團：官吏、群眾和資本：

“當官吏和資本的矛盾加劇時，資本會受到控制，反之，當官吏與群眾的矛盾加劇時，資本會利用群眾與官吏進行抗衡，避免官吏的錯誤在沒有強有力制約的情況下走到極端，這都使得作為群眾的第三方利益得到適當保護，使資本與官吏都受到雙重節制。”

這與蘇聯的歷史經驗不符。事實上在蘇聯，官僚集團同時就是資本集團，不存在官僚集團之外的獨立的資本集團，與官僚集團相比，群眾處于地道的弱勢，除了怠工，事實上沒有任何制衡官僚集團的可行手段。蘇聯建國元年成立的秘密警察機構“奇卡”，其全名為“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怠工”與“反革命”并列，可見在官僚專制的社會中，“怠工”的重要社會功能——它是被專制者唯一可用的“制衡”方式。

2、李非認為：“國家資本主義在這些方面（注：指商品交易，追逐利潤），與自由資本主義的本質沒有多大區別。變只變在國家的核心資本改由國家官吏（干部）控制，而在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下的官吏受無產階級監督，必須為窮人服務。”

但李非指望的“官吏受無產階級監督，必須為窮人服務”，事實上取決于官僚群體的“自覺”，而這種“自覺”其實是稀有物，只能靠凌駕于官僚群體之上的“絕對權威”來維持。

考諸史實，人們看到的是：官僚集團專制幾十年后，其第三、四代無可遏制地退化，變得貪鄙而弱智。他們無力承擔“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得不承擔的社會責任；卻羨慕自由資本主義中私人資本家的“自由”；同時根本意識不到，自己顯赫的社會地位并非源于自己的能力，只是前任官僚“封妻蔭子”、“提攜門生”的結果。于是魯莽地拆屋分家，將自己的國家推入最野蠻的權貴資本主義泥潭。

當年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曾寄望于革命者的第三代，現在這些“第三代”頻繁出現在歐美的貴族學校中，在“胡潤富豪榜”上、在“克利翁國際名媛俱樂部”內，在各大公司的股東、董事、董事長名單里。讓人們不得不佩服杜勒斯的歷史眼光。

史實證明了所謂官僚們“受無產階級監督，必須為窮人服務”之虛妄。

3、歷史反復證明：控制幾乎全部社會資源的官僚集團，不可能容忍學術獨立，思想自由。學術界必然淪為“翰林院”和“喉舌”，成為官僚集團對公眾洗腦和自欺欺人的工具。其結果必然窒息社會的理性思維能力，使整個社會“無腦化”，干出一連串無法彌補的蠢事。

指望官僚專制下的無腦社會能過渡到“社會主義”，最歡迎這種理論的恐怕是希特勒先生，他的納粹主義意譯過來是：國家社會主義。李非在文中就正確地指出：

“希特勒上臺后，又是利用德國國民在俾斯麥時期就打下的根深蒂固的國家資本主義理念，推行國家資本主義，使其經濟快速復蘇，從而能夠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4、李非認同列寧的一個著名判斷：

“列寧最為警惕的是千千萬萬的小生產者，認為他們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自由）資本主義。列寧這樣的看法，就是要防止和限制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出現自發的、大規模的敵人，這個敵人就是自由資本主義勢力”。

李非強調列寧在《論糧食稅》中提出的對待小生產者的政策：

“一是繼續加強國家資本主義，用國家資本主義擠垮和控制私人資本主義。二是把小生產和農民通過合作社的方式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向。”

而現實和歷史都表明，具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性質的國有企業，占有巨大的經濟資源，更壟斷了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機會，但它解決國民就業的能力極差。統計數據顯示：國有企業提供的就業機會從未達到20%，它的兩個峰值是：19.49%（1960年）、19.15%（1981年）。這兩個峰值，前者是“大躍進”的結果，后者是“洋躍進”的結果。對國家資本主義而言，均遠遠偏離了其正常運行的范圍。1981年后，國有企業提供的就業機會一浪低過一浪，1994年后更是一瀉千里，跌到了8%附近，甚至低于1953年的水平。（見圖一）

圖一：國有單位就業/社會勞動者合計

（數據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中國城市改革的重要動因之一，就是國有體制無法解決廣大國民的就業問題，只好放開政策，讓失業者自謀生路，同時大力鼓勵在職人員“下海”。此門一開，國企的經濟官僚們馬上看到了“甩包袱”的門道，接著就是“優化組合”、“下崗待業”、“買斷工齡”，將大批勞動者拋向社會，經濟官僚們則壟斷生產資料與經濟機會，實現“減員增效”，提高自己的“勞動生產率”，讓自己的收入與自由資本主義中的壟斷資本家“接軌”。

事實上，絕大多數國民就業于中小企業與個體戶，從事的是地地道道的“小生產”。它們在各衙門的嚴厲管制下，動輒得咎。以至于民諺云“十幾頂大蓋帽，管一個破草帽”。

《中國統計年鑒》用年銷售額500萬元作為工業企業“規模”的門檻。對“規模以上”企業再分劃為大、中、小型。

“規模”以下的微型企業，占企業的絕大多數，他們所擁有的資本不過是幾萬元到幾十萬元，小型企業也很少有資產上千萬元的。正是這些企業為絕大多數國民提供了就業機會。在今天的經濟生態中，這些企業的平均壽命不過幾年，是地地道道的“微生物”，從事著國有企業不稀得干的苦力活。

與之相比，大型國企的老板，如馬明哲，僅年薪就超過了6000萬元，小企業主那點資本還不夠他們一舔。我國工業資產的平均利潤率不到8%，6000萬元的年薪相當于擁有7.5億元以上的工業資產，而小企業主的身份是“資本家”，馬明哲們的身份卻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有比這更搞笑的邏輯嗎？

“小生產”無疑具有資本主義傾向，但它卻不是今天中國問題的癥結。歷史反復證明，社會經濟問題的癥結在于“聚斂”！當“可投資資產”高度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時，絕大多數國民除了“小生產”有何出路？筆者也希望消滅“小生產”，而它的前提是勞動者自己占有生產資料。只要少數人聚斂大量生產資料，多數國民就只能兩手空空，除了“小生產”，想不餓死，就只好乞討、盜竊、搶劫！

事實上，已經出現了這樣的現象，農民工與小企業主站在同一戰線，對抗拖欠工程款的發包方。而擁有總包地位，得以向小企業分包工程的，正是大型國有企業。盡管媒體將欠薪問題歸咎于小企業主“黑心”，相關部門則在“保護國有資產”的旗號下偏袒國有企業，但農民工已經看明白，欠薪的根源是發包方要求小企業“帶資施工”，并拖欠工程款。

可見，在今天的現實中，與“小生產”者為敵，其實是與國民的多數為敵！

廣泛存在的“小生產”不過是高度集中的大資本的伴生物。而依靠行政權力實現資本的高度集中，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征。現實中的大資本只有兩類：披著“國家”外衣的官僚壟斷資本和披著“民營”外衣的權貴壟斷資本。不去解決大資本問題，卻拿“小生產”開刀，這暴露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立場。

期待：公眾的思潮

不難看出，所謂“自由資本主義”，其背后是權貴資本的訴求；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則是官僚資本的訴求。這兩種訴求造成了主流學術界中聲勢最大的爭鳴--“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

然而，爭論中“民”與“國”的概念卻從未被清晰地分析過。 

私人大資本家以“民”的面貌出現，然而各種調查數據顯示，逐利資金在國民中的分布高度集中。近年來，金融界高度關注“私人銀行業”的市場狀況—即私人“可投資資產”在國民中的分布狀況。2009年，出現了兩個市場調查分析報告--招商銀行的《2009 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國私人銀行業：坐看風起云涌》）和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的《中國財富管理市場—為中國高端客戶度身打造最佳價值定位》。報告顯示：不超過1 %的國民擁有了幾乎全部可投資資產（見圖二）。可見，籠統的“民”事實上已經明顯分化為兩大類，一類腰纏萬貫，靠財產性收入為生；一類兩手空空，靠出賣勞動力為生。至于主流理論家們大肆宣揚的“中產階級”，無論在人口中的比重，還是占有資產的份額，都微不足道。

圖二a：2008年資產分布曲線

圖二b：資產分布曲線的高端

（摘自《“財產性收入”—一個觀察社會性質的視角》

 科學時報 2010年1月12日A3版）

官僚資本以“國”的面貌出現，蘇聯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有能力、有欲望“賣國”的正是他們。至于廣大的國民，對“國有資產”根本無權置喙，只能眼看著權貴們瓜分“國有資產”。這樣的“國”，與廣大國民何干？倒是那些以“民”的面目出現的私人大資本家，沒有官僚集團對“國有資產”的處置，他們如何能在短短一二十年內聚斂上百億的資產？

于是在公眾中涌現出了各種思潮，但主流學術界或者假裝無視其存在，或者扣上“民粹主義”的帽子。然而，這些思潮在網絡上已經洶涌澎湃，并贏得了越來越多國民的同情與共鳴。主流學術界還能當多長時間的鴕鳥？

這種現象表現出了兩大陣營的疏離：一方是私人大資本群體和官僚群體，一方是社會公眾。這種疏離導致了“毛澤東思想”的回歸。“毛澤東思想”是個敏感的話題，2009年國慶游行隊伍中，臨時增加了“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竟引起了軒然大波。恐怕全世界也沒有哪個國家對自己的締造者有如此尖銳對立的態度。

毛澤東在臨終前回顧說，他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是趕走了日本人和蔣介石；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者就是建立人民共和國，后者則是治理國家。

當年的國民黨政權，搞的其實就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被共產黨恰當地稱為“官僚資本主義”、“四大家族”。德國、日本和蘇聯模式對國民黨的治國理念影響極大。其結果是資源高度集中，廣大國民貧困而愚昧。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的武器，其實就是兩個主張：經濟上“耕者有其田”，解決廣大國民的生產資料問題；政治上“還政于民”，解決官僚政治問題（見《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于民》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這兩條擊中了國民黨的命門，使其在國民中徹底孤立。

國民黨覆亡的教訓深深地印在毛澤東的心里。觀察毛澤東的治國理念，有一個鮮明的特征：始終將處于社會底層的廣大國民放在首位，同時對社會上層的精英集團高度不信任，無論他們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老精英，還是在“打江山、坐江山”過程中形成的新精英。這在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窯洞對”中就已經顯出。在他治國的二十幾年里，始終貫穿著“消滅三大差別”、“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干部參加勞動”、“兩參一改三結合”等等主張。他反復要求醫療、教育、文化系統要面向工、農、兵。對“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深惡痛絕。

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寫道：“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他認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怎么會認識呢？這些人是斗爭的對象、革命的對象”（《對陳正人關于社教蹲點情況報告的批語和批注》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頁）

他還特別擔心干部子女，“我們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擔心，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許多優越感。”（毛澤東與王海蓉的談話1964－1965），1952年6月14日，在給周恩來的信中，他提出“干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毛澤東選集》第六卷）

當年的人們，視毛澤東的這些理念為說教，因為當時的干部和干部子女放在今天，幾乎大多數都堪為楷模。而今，毛澤東的憂慮獲得了全社會的共鳴。

    毛澤東對蘇聯模式也保持著警惕，在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批注中，他寫道：

“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即使消滅了舊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影響還會長期存在，階級意識形態還會長期存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每一個時期，總會有這樣一部分人，保持舊制度對他們有利，用新制度代替舊制度對他們不利。他們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變這種制度。”

“蘇聯有個高薪階層，在農村中還有富裕農民階層。對這些人來說，保持和擴大物質刺激，對他們是有利的，取消物質刺激對他們不利，他們就會進行抵抗。”（第276-277頁）

“既得利益集團”、“高薪階層”，上層精英集團在毛澤東心目中就是這般形象。基于對上層精英集團的高度不信任，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

“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第275-276頁）

在讀到第341頁時，他寫到：社會主義制度下，有技術革命、文化革命，但“沒有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

等讀到第742頁時，他寫道：

“我們還要看到這么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社會里的高薪階層是有危險性的，……。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警惕，如果我們及早注意，是可以解決的。”

到了第743-744頁，他寫下了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判斷：

“一個社會階層的統治代替另一個社會階層的統治，就要革命。總的趨勢是這個革命必不可免，但是目前革命的條件還不成熟。”

由此我們看到，毛澤東遠遠跳出了“打江山，坐江山”的歷史慣例，他心中的目標是消除“統治-被統治”的社會結構，他看到了上層精英集團與底層社會公眾的對抗性矛盾。這是他后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深層根源。從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通過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心目中理想的社會結構：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于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于工礦企業、街道、農村。”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再經過群眾反復討論后，進行選舉。”

“當選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

“常設”的“權力機構”由“全面的選舉”產生，其成員“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這其實就是馬克思高度認可的“巴黎公社原則”，也是列寧在1917年反復強調的原則。

客觀評價毛澤東治國的是非得失，不是本文的主題，但毛澤東提出的，國家不能只由一部分人管理，卻是一個意義極為深遠，但尚未找到答案的問題。

當年的列寧認為，僅靠“識字的工人”就可以管理國家，已被歷史證明不現實。列寧曾構想將幾十名基層工人送進黨中央，毛澤東則在實踐中將一批工人、農民引進了中央委員會，并將其中一些人放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位置上，但并未取得預期的效果。在文化革命中，毛澤東指望發動群眾，批判黨內的“走資派”，卻引發了大規模的派系斗爭甚至武斗，他寄以期望的“革命小將”們，在“當權派”的巧妙操作下，分化成了相互對立的派別，毛澤東號召他們“大聯合”，卻無濟于事，不得不以“軍管”和“清理階級隊伍”收場。結果官僚集團獲得了更為穩定的地位，而當初的“革命青年”卻成了“幻滅的一代”。

許多左翼人士將這一結果歸咎為某些人的“背叛”。如果這就是問題的癥結，那人類歷史就取決于少數偉人的選擇，我等蕓蕓眾生就只能指望救世主。這種思維模式可追溯到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猶太人的“彌賽亞預言”，佛教的“彌勒佛”信仰，——孤苦無助的人們無力認識世界，無力掌握自己的命運，只好期待救世主降臨。

觀察歷史可以發現，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真正實現了由全體國民共同治理社會。哈耶克曾提出過“權力控制財富”還是“財富控制權力”的問題，我們能看到的所有國家，無不處于這個“雙穩態觸發器”的某個穩態之中，更有一些國家在這兩個狀態間來回跳躍。

可見對左翼學者而言，真正需要的是，深入研究并切實回答以下問題：

社會底層公眾如何同時制衡“官僚”與“資本”兩大勢力？

一個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社會，其社會經濟系統應如何運行？如何保證其運行的效率與穩定性、可持續性？

怎樣從現實社會走向理想中的社會？

如果不能有說服力地回答這些問題，“左翼”就只有道義上的批判力量，而缺乏實踐上的建設力量，充其量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與旗幟，而“新朝代”最終只能落入“熱月黨人”的手中，社會只能繼續在哈耶克的雙穩態觸發器中震蕩，直到自我毀滅。

（注：“熱月黨人”并非某個政黨的成員，而是法國大革命后期反雅各賓派的各派人物的暫時結合，他們的核心訴求是“秩序”，他們的共同理念是“一個有產者統治的國家是有社會秩序的國家，一個無財產者統治的國家則是處于自然狀態之中的”。-- 1795年法國憲法草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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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走進歷史已將近20年，自18世紀以來，俄羅斯民族經歷了艱苦卓絕的歷程，既有足以傲世的輝煌，又有令人沒齒難忘的慘痛。這一切本質上是人類對自己集體生存方式的探索。

前人遺留給我們的不僅是物質財富，不僅是生產力，不僅是科學技術。最寶貴的是，付出了無數鮮血與生命換來的集體生存經驗。客觀而深入地研究它們，方可能使人類認識自己，學會更理性地生存。

觀察俄、蘇走過的歷程，可以識別出一個廣泛存在的歷史循環：

對社會實行專政的精英集團，在時間的作用下日漸貪鄙腐敗，聚斂無度，在社會經濟系統中積累起越來越大的內應力，這內應力既包括經濟運行的障礙，也包括底層公眾的怨恨。這積累過程一旦超過某種限度（類似于斷裂力學中的“屈服應力”），便造成了爆炸性的釋放，使社會陷入混亂。此時激進社會集團的訴求幾乎都是：消滅精英集團，代之以公眾管理社會。然而歷史的事實總是“熱月黨人”（在中國則被稱為“真命天子”）成為新的精英集團，在“秩序”的旗號下，重建對社會的專政，為新一輪循環拉開序幕。

這告訴我們，精英集團與社會公眾的關系，是理解歷史、理解社會結構的關鍵。

馬克思從“階級”的視角分析社會結構，而“階級”的分化僅取決于經濟地位，尤其是對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然而，在許多社會中，并不存在現代意義下的私人產權，卻照樣存在社會的分層、奴役與人為災難。

現代社會學從“職業聲望”的視角研究社會結構，所謂的“職業聲望”指人們對各種職業所做的主觀評價，由社會學家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得出。1961年，美國社會學家奧蒂斯·達德利·鄧肯發現，調查所得的職業聲望可由相應職業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解釋，由此，他建立了一個回歸方程，以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計算所有職業的聲望得分。由此計算出的得分，被稱為社會經濟地位指數(socio economic index)。

這一方法被引入中國后，學者們發現，僅用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不足以有效解釋中國的職業聲望，必須加上第三個因素：權力（見李春玲《當代中國社會的聲望分層—職業聲望與社會經濟地位指數測量》社會學研究 2005年2期）。

這告訴我們，決定人們社會地位的，不是單一的經濟因素，而是三個因素：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和權力資源。

這個事實打破了一些傳統術語造成的幻象。學術界往往在“官僚集團”、“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類術語中打轉，似乎這是三個相互獨立，界限分明的群體。事實上，貴而不富、學歷低而權重、富而無權的人在統計意義上并非主流。社會精英集團事實上同時掌控著這三類資源。

這一特征在工商文明侵入中國之前就存在。那時的社會精英群體被稱為“士大夫”，這個稱謂展現了精英群體的政治--文化特征，研究地主經濟的學者們則發現，地主經濟中占優勢地位的是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官僚地主”這個稱謂展現了精英集團的政治-經濟地位。可見精英群體對這三類資源的“贏家通吃”，是一個更長久而穩定的結構特征。

如果我們不囿于在工商文明的“現代化”進程中形成的既有理論框架，直接觀察歷史經驗，可以發現“贏家通吃”的上層精英集團與幾乎一無所有的底層公眾集團間的對立，是社會的主結構；而這兩個集團各自的內部結構，是次級結構。于是精英集團與公眾集團的矛盾永遠是社會的“主要矛盾”，而精英集團通常是這一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因為只要“內應力”沒有積累到“屈服應力”的附近，在精英專制下的底層公眾集團總是被動的、沉默的。

如果精英集團能自覺地承擔“家長”的責任，對公眾、對全局、對長遠負責，則家和萬事興；如果精英集團貪鄙自私，聚斂無度，甚至勾結外人，盜賣祖產，則家道難免中落，家人難免遭殃。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反復證明了這一點。一次次王朝更替，說白了是一次次更換“當家人”。這更替的代價，一方面是“王冠落地”，另一方面則是“殺人盈野”，“流血漂櫓”。

中國歷史上“當家人”的周期性更替，使“輪回”的觀念深入人心，也引發了無數仁人志士的深思。這種深思大體可歸納為兩個方向：

其一，如何減緩精英集團退化、腐敗的速度？

其二，如何改變精英集團當家，而廣大公眾被動的社會結構？

其實，當今人類還面對更為嚴峻的難題。人類社會系統寄生于生態系統之上，生態系統的穩定性是人類社會得以持續存在的前提。工商文明的基本理念是竭力發掘自然資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資源）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欲，“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這同一賽場上競爭。而競爭的結果是：不可再生資源已面臨枯竭，人類社會已經危及到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在人類社會內部，則分化為幾無調和可能的對立集團。這促使人們思考：

工商文明是否已經制造出它自己無法解決的矛盾？

工商文明是否已經走到盡頭？

人類的社會經濟系統能否與自然生態系統和諧共生？

人類能否找到一種可行的持續生存方式？

……

愿這些方向的研究更加開放、更加務實、更加深化；愿這種研究能引導社會走向更理性的狀態；愿我們的Дом能夠長治久安，百姓能夠安樂祥和。

這樣我們才對得起前人（包括我們的先輩和偉大的蘇聯人民）遺留的、代價昂貴的集體生存經驗。

“我們祖國多么遼闊廣大，她有無數田野和森林，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

----瓦.列別杰夫.馬庫奇《祖國進行曲》

別了，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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