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預言，三種前途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2009年10月中旬，應著名金融投資家黃鴻年的邀請，我赴新加坡與他作了三次暢談。當談話涉及中國大陸政治經濟時，黃先生和我，各作了一個預言。　　

　黃鴻年先生的預言是：“五年之內，中國必然爆發金融危機”。　　

這位熟讀毛主席著作、喜歡吃回鍋肉、酷愛唱紅歌的富商，60年代被乃父送來北京“讓毛主席管教”，親身經歷了文革和上山下鄉，對中國有一種欲說還休的復雜情結；70年代初回印尼繼承父業，“在游泳中學會游泳”，成了實業界的“過江猛龍”；90年代因“中策現象”而名噪一時，被劉國光視為企業改革的一代范式；2000年以后殺進虛擬經濟，馳騁股市，頗有斬獲。　　

然而，這個被稱為“股市金手指”的金融投資家，據說在全球金融危機中也損失了十個億（新加坡幣），并因此與花旗私人銀行叫板，而成為媒體焦點。　　

馬克思說，“存在決定意識”。以黃先生的身份和立場，如此明確唱衰市場經濟，恐怕不僅需要有相當的自信，而且需要有相當深刻的反思。當我問“依據何在”時，也許是天機不可泄露，他沒有展開自己的推理過程，而只是說了四個字：“物極必反”。　　

我發現，越是資本主義體制中的人，越是不大相信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那套“黑板經濟學”——比如金融大鱷索羅斯，他說的一句“市場經濟具有內在的不穩定”，就曾令我刮目相看；而越是資本主義體制外的人，卻越是把“黑板經濟學”奉為圣經——比如我黨黨校許多教授，就以嘲笑馬克思為榮。　　

與關在籠子里的教授不同，黃鴻年、索羅斯這樣在市場經濟中摸爬滾打的人，其認知基本上來自于實踐，而不僅僅是書本。當書本與實踐發生矛盾時，他們相信誰呢？我想他們只能相信實踐，而決不會去相信書本上漂亮的假話和懵人的模型——想當年，紅軍在長征路上面臨生死抉擇的時候，最終拋棄了能寫滿一黑板公式的海龜們，因為繼續相信李德和博古同學，那可是要死人的。　　

我很認同黃先生的預言，這不僅是因為豐富的人生閱歷，已經把他磨煉成了一個老謀深算的“兩報一刊”，更是因為：從今天全球金融危機的邏輯中，我發現，由“透支消費”引發的金融危機，同樣是中國未來無法擺脫的宿命。所以，理解其中的“必然性”，對于讀過《資本論》的人來說，應當是沒有什么障礙的。　　

問題是，把時間精確定位在“5年之內”，是不是有點占卜打卦的味道？回國后才想起，忘了當面請教黃先生。都說“預測越具體，越容易出錯”，即使是相當專業的人士，也不敢整得太精確了。　　

不過，按“透支消費”在中國展開的速度來大致推算，類似美國次級貸款那樣的“道德風險”，幾年之內已有足夠時間積累起一場不小的風暴能量了。盡管會有許多不確定性，黃先生的“5年之約”并不是沒有根據的——最近銀監會急匆匆推出“消費金融公司”，好象連5年都等不得了。屆時如果房地產價格暴跌，中國金融系統將會死得很難看。　　

我也做了一個預測，并概括為三句話：　　

第一句話：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私有化的經濟基礎與共產黨執政的上層建筑），是當前中國的基本矛盾，這個矛盾是中國當前一切矛盾的總根子。　　

第二句話：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不和諧，是當前中國最大的不和諧，今天中國的一切不和諧，都能在這個“不和諧”中找到源頭。此“不和諧”一日不除，一切有關“憲政”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和分歧，就決不會休矣；一切有關中共前途的意識形態爭論，就決不會平息。　　

第三句話：這個基本矛盾如何解決，將決定中國未來幾十年的前途命運。大致說來，這個基本矛盾有三條解決途徑，并由此形成三種前途：　　

——第一條途徑，如果保持目前經濟基礎的變化趨勢，讓上層建筑來適應越來越私有化的經濟基礎，那么10年之內，中國共產黨的招牌必然摘下——這是右派的目標；　　

——第二條途徑，如果維持目前的上層建筑不變，左派必將以共產黨的名義進行反擊，以求收回失地，逼迫日益私有化的經濟基礎做出讓步——這是左派的期望；　　

——第三條途徑，如果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均互不相讓，二者的矛盾就只能通過“革命”來解決了，果如此，則中國難免血光之災，天下將大亂矣——這種結局，不僅善良的人們不愿看到，而且作為既得利益者的右派，恐怕比左派更為擔心害怕。　　

　黃先生認為，以中共的歷史傳承和可以預見的權力更替格局，第一種前途決無可能；最有可能的發生的，將是第三種前途。或許，我和黃先生的分歧就在這里。　　

在我看來，第一種前途不僅“可能”，而且是“相當滴可能”。因為不論“歷史傳承”如何正統，都無法抗拒“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無情法則。尤其是在第二種前途的壓力下，右派心知肚明第一種前途才是“上上策”；為了避免第三種前途，右派使出吃奶的勁，也要把第一種前途變為現實。　　

所以我們不難理解，“憲政”、“民主社會主義”、“全民黨”、“軍隊國家化”、“共產黨非法”之類的東東，為什么能夠成為最近幾年來最為蠱惑人心的口號。而這些口號之所以氣焰越來越囂張，就在于它們有“自己的”經濟基礎撐腰。　　

作為華人，黃先生對中國充滿了感情；作為中共的老朋友，黃先生的父親和黃先生本人，與中國政府幾代領導人都有著良好的友誼。從內心深處來講，黃先生一定擔心中國陷入晚清那樣的亂局之中。私心以為：“與其陷入第三種前途，不如走向第一種前途”，也許才是黃先生潛意識里的選擇吧，不知黃先生以為然否？　　

我也不希望中國陷入晚清那樣的亂局之中。雖然我看到，走向第一種前途的可能性正越來越大，但若要我在一、三之中作出選擇，我是寧愿投票給第三條途徑的，因為我實在不愿看見“胡漢三又回來了”。用毛澤東的話說：“革命死了幾千萬人，為了什么？你們想過沒有？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那么多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實在是不甘心啊！　　

當然，黃先生也在想這個問題，所以臨別時給我出了一道題：新加坡是資本主義國家嗎？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難道不是嗎？難道是嗎？　　

是耶，非耶，容另文討論吧。　　

（　2009-10-25　）　　

注：該文未經黃鴻年本人審閱，如果誤讀了黃先生的思想，責任在我，與黃先生無關。再次謝謝黃先生的好酒、回鍋肉和麻辣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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