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經濟改革的影響
——訪經濟學家奚兆永

    

    葉：上面所談的問題實際上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對立。您是不是就這個問題再談談看法。
    奚：好。確實是這樣，上面談的每一個問題后面都隱藏著一個指導思想的問題：究竟是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我國的改革呢，還用用新自由主義來指導我國的改革呢？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根本的問題．
    按照我國是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按照我國憲法總綱所作出的莊嚴規定，我們當然應該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進行改革。但是，實際上，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對我國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對此，我們應該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
    葉：關于新自由主義的定義，學術界有很多說法。您怎么看這個問題呢？
    奚：有一種說法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在繼承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征，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要求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雖然這一說法是集體研究的成果，具有一定的權威性，但是我感到有一個重要缺陷，就是它只是從資產階級經濟學派的角度突出了其反凱恩斯主義的特征，而沒有從世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斗爭的角度突出其反社會主義的性質。實際上，新自由主義雖然反對凱恩斯主義，但是它的主要鋒芒并不是指向凱恩斯主義，而是指向社會主義的。這一點，從新自由主義出現的時間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新自由主義并不是在凱恩斯主義出現以后才作為凱恩斯主義的反對派出現的，它的出現要比凱恩斯主義的出現早得多。我們知道，新自由主義的祖師爺是米塞斯。正如吳易風教授所說，“新自由主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米塞斯1920年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計算》一文。米塞斯斷言，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有合理的經濟計算，不可能實現合理的資源配置。這表明，新自由主義產生之初就把反對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顯然，米塞斯1920年時所反對的社會主義是十月革命后的蘇聯，當時凱恩斯盡管已經很有聲譽，但是他的《通論》還遠沒有出世，所謂的“凱恩斯主義”連影子還沒有，新自由主義的出現從時間上說是不可能以反對凱恩斯主義為特征的。
    葉：哈耶克呢？
    奚：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是在凱恩斯《通論》出版好幾年后出版的，該書也沒有把反對凱恩斯主義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其斗爭的鋒芒仍然是針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他在書中寫道：“200多年以來，英國的思想始終是向東傳播的。曾在英國實現的自由法則注定要傳播全世界。至1870年左右，它開始退卻，一套不同、并不是新的而是很舊的思想，開始從東方西進，英國喪失了它在政治和社會領域的思想領導權，而成為思想的輸入國。此后60年中德國成為一個中心，從那里，主動要支配20世紀世界的那些思想向東和向西傳播。”他列了一大串德國人的名字，但是真正起這種歷史作用的就是馬克思。他在書中哀嘆：“社會主義已經取代自由主義成為絕大多數進步人士所堅持的信條，這不只意味著，人們已經忘記了以往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們有關集體主義的警告。……現在難能有人還記得，社會主義從一開始便直截了當地具有獨裁主義性質。”哈耶克也很清楚，當時的蘇聯正蒸蒸日上，已經建立起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并且在偉大的反法西斯戰爭中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成為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個偉大的轉折點，在這種情況下反對蘇聯是不得人心的。但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強烈愿望卻使他頑固地硬把德國與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和蘇聯的社會主義混為一談（他不愿稱蘇聯，而堅持稱俄國），將德國、意大利和俄國拉到一起進行批判，他還借用別人的話說，“斯大林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壞，更殘酷無情、野蠻、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無藥可救。”他宣稱：“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這不單是對有產者，而且對無產者也是一樣。”他甚至認為，“在這種社會里的窮人比在另一個不同類型的社會里擁有很大的物質享受的人要自由得多．”不過，在當時，哈耶克所宣揚的這一套并沒有市場，連他自己后來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認：“我因寫了《通往奴役之路》而使自己名譽掃地。”“由于那本書如此不受我的同事們的歡迎，以致30年來，我的名聲不斷下降。”
    葉：看來，指出新自由主義的反社會主義本質對于認識它的反動性是非常重要的。
    奚：特別是在今天，新自由主義已經不僅是一個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它還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實行的一種政策主張．撒切爾和里根上臺后，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大搞私有化，對富人減稅，對窮人削減福利，“劫貧濟富”。現在布什實行的也是這種政策，不僅如此，美國還用各種手段，包括暴力和戰爭的手段，在世界范圍竭力推行以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為內容的改革，實際上是推行全球資本主義化的政策．
    他們當然不會放過中國．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就曾向中國宣揚其新自由主義主張，另一個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張正常，不僅在中國香港不斷寫文章出書宣傳新自由主義思想，而且以其靠近大陸的方便，公開兜售其新自由主義的主張．
    此外，一些在西方受過“新自由主義”教育的中國學者，也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宣傳和實踐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如新自由主義認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有人就改變社會主義的定義，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公正+市場經濟的“公式”，讓社會主義和公有制脫鉤．又如，為了給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主張找理論根據，有人就從孟子那里搬出了“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作為“論據”。這些，可以說是新自由主義的“中國版”。
    可以說，無論是在世界范圍還是在中國范圍，新自由主義都表現出了一直強烈的進攻的態勢。對此我們當然不能掉以輕心。
    與此同時，我們還要看到，美國雖然不遺余力地向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義，要別的國家開放，實現自由化，但是當問題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時，他們就會設定限額，搞保護主義。這充分表現了新自由主義的欺騙性和虛偽性．對于新自由主義的這種欺騙性和虛偽性，我們應該堅決加以揭露。
    葉：應該如何看待和對待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經濟改革的影響呢？
    奚：應該說，對于美國在全球范圍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我們國家是有自己的立場和看法的。就是說，一個國家選擇什么制度，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是一個國家的內政，別國是無權干涉的。但是，如果認為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的經濟改革沒有什么影響，就不符合事實了。從一些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成了決策的“智囊”看，從一些主張新自由主義思想的經濟學家成了所謂“主流經濟學家”看，從某些政策的制定（如“效率優先”就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科斯等的觀點）和執行情況（如有些地方制定“改制”的時間表，而在發展私營經濟方面還進行攀比競賽）看，應該說，這個影響是不可小視的。所幸的是，新的中央領導已經看到了新自由主義的危害，并開始組織對新自由主義思想的研究。這是一個重要的動向。這一點決定了新自由主義將不可能在我國繼續泛濫下去。
    但是，要清除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經濟改革的影響，還是一項相當艱苦的任務。雖然我國一部分學者很早就開始了對新自由主義的研究和批判，但是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里并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重視。直到現在，有人對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批判還是畏首畏尾，甚至連“批判”一詞都不敢用，只是說對其“評析”，還提出對新自由主義要“一分為二”。殊不知，我們看任何事物都應該看本質，如果我們認識到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是反社會主義的，是反動的，那我們就不應該再猶豫了。問題在于，新自由主義符合社會上一部分人的利益，有的人就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而反對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的。這當然也增加了批判的阻力。但是情況越是如此，就越說明有加強批判的必要。事實上新自由主義已經對我國經濟改革產生了嚴重的后果，社會兩極分化就是證明。這對于社會的穩定和國家未來的前途都有極大的影響，作為一個有科學良心和社會責任感的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不能采取坐視不理的態度。我們一定要拿起馬克思主義這個銳利的武器，清除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經濟改革的影響。

    （《環球視野》摘自2004卷第11輯《海派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