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歷史公正”―――俄羅斯對全盤否定蘇聯歷史的反思
 
 
 
 
 

作者：吳恩遠 
文章來源 高校理論戰線 2004年8期

—、俄羅斯廣大社會階層反思全盤否定蘇聯歷史
（一）俄羅斯現實存在的深刻社會危機的反映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俄羅斯（包括蘇聯）社會對蘇聯70年歷史的評價有兩次大的變化。第一次發生在1987年，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發動了政治改革。政治體制的變化引起了歷史學的反響，史學界提出在蘇聯歷史中“不應該有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由此在全國掀起一場“重評蘇聯歷史的運動”［1］（P317）。這場運動在沖破以往史學領域比較盛行的教條主義和僵化地理解馬克思主義方面有過一些作用，但在“公開性、民主化”的口號下走到了極端，其結果導致對蘇聯歷史的全盤否定，社會的混亂、國家的解體[2]。

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社會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社會變化必然引起意識形態領域包括歷史學的反響。2004年2月，普京總統指出：“蘇聯解體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劇”，其間“大多數公民一無所獲”。俄羅斯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馬爾科夫具體而簡練地描繪了這個“悲劇性”狀況廠最近15年來俄羅斯的確發生了一系列悲劇性的變化，生活水平下降，道德水準乃至整個文明程度都在滑坡”[3]。資深政治家齊普科教授在《我們怎樣認識斯大林？》一文中指出： “今天俄羅斯……試圖重新評價歷史，是俄羅斯現實存在深刻的社會危機的反映。可以說500年來俄羅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衰弱。”［4］

可以看出，蘇聯－俄羅斯歷史學這兩次變化與社會變化的軌跡大體是一致的，它絕非偶然出現的現象，而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的變化決定上層建筑變化客觀規律的反映。

（二）要求對蘇聯歷史給予科學評價

如今，戈爾巴喬夫全盤否定蘇聯歷史的作法遭到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及廣大民眾的反對。著名歷史學家、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尤里·波利雅科夫指出：“從1987－2000年13年來，俄羅斯歷史科學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原則上發生了根本改變，歷史科學的很多方面被破壞了，被拋棄了，被顛倒了”。現在“俄羅斯歷史學家面臨的重要任務是：在利用幾代學者積累的學術資料基礎上，吸收新的資料，重新思考歷史。”［5］（P10）

俄羅斯這次“重新評價歷史”有兩個特點：第一，恢復被顛倒的一些歷史事件、人物的真相。正如尤里·波利雅科夫指出的那樣：“（戈爾巴喬夫發動的）所謂‘改革’的不成功在人們的社會意識里產生了新的轉變，人們開始越來越多地談到十月革命和蘇維埃制度所起的進步作用”［5］（P10）。2002年，什·姆·蒙恰耶夫和弗·姆·烏斯季諾夫在其撰寫的《蘇維埃國家史》一書的結語中也認同這個觀點：“歷經了多年對蘇聯歷史的否定，今天終于合乎規律地在千百萬人的心中產生了一種意識：不能否定蘇聯70年的歷史”［6］；第二，反思歷史不是回到“粉飾一切”、文過飾非”的蘇聯史學，而是要“還歷史公正”，要更“深入地、科學地重新思考蘇聯歷史”。

（三）反對全盤否定蘇聯歷史的俄羅斯社會階層

提出或實踐“重新審視蘇聯歷史”這個命題的，不僅有著名的俄羅斯學者，還包括相當部分的前“持不同政見者”、國家領導人、主要政黨、廣大民眾（特別是年輕人）等等。

俄羅斯領導人。在紀念蘇聯衛國戰爭勝利50周年時，葉利欽在他的報告中曾說：“在建立反希特勒聯盟中，斯大林、丘吉爾、羅斯福、戴高樂的功績是偉大的。”盡管他避而不談斯大林作為最高統帥對取得戰爭勝利所起的作用，但畢竟對斯大林作了某些肯定。俄羅斯前總理切爾諾梅爾金則進了一步，他在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做報告時指出：“不能貶低或不提斯大林在衛國戰爭中建立的功勛。否則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誠實的。”1999年12月，普京總統發表《干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既指出蘇聯時期“付出了巨大代價”，又強調這一時期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2004年2月，他再次指出：“蘇聯時期，蘇聯的存在以及它的核力量曾是世界強有力的穩定因素。”保留蘇聯時期的國歌、軍旗，也證明他在某種程度上肯定蘇聯的歷史成就。當然，對蘇聯時期的嚴重弊端、甚至對蘇共政權體制他是完全否定的。但對此前全盤否定蘇聯歷史的做法，普京總統毫不含糊地表示了反對。可以說，正是由于普京對待蘇聯歷史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揭開了重新審視蘇聯歷史的先河。
政府和政黨。蘇聯解體之初，原蘇共領導人的塑像、紀念碑等曾經遭到瘋狂的破壞。2000年6月26日，俄羅斯國家杜馬農工黨領袖尼古拉·哈里多諾夫提出：應恢復克格勃創始人捷爾任斯基被毀壞的塑像，以及早先其他被毀壞的塑像。他說，這是團結社會的第一步，也是還歷史的公正。2002年，一批參加過衛國戰爭的老戰士寫信給總統普京、莫斯科市長盧日科夫等人，也要求在莫斯科市中心恢復捷爾任斯基塑像。盧日科夫支持這個請求。［7］

2003年，伏爾加格勒州政府作出恢復城市原來的名稱“斯大林格勒”的決議。州議會議長說道：“斯大林格勒是俄羅斯歷史中最光榮的名字。斯大林是強大俄羅斯的象征。重新使用這個名字，有助于使俄羅斯人對國家的未來充滿希望”。［8］己有十幾個州政府簽名支持伏爾加格勒市政府的改名要求。

2003年11月13日，俄羅斯秋明州伊希姆市政府決定，在原來被推倒的斯大林塑像位置上重新豎立斯大林紀念碑。副市長伊·法杰伊娃指出：衛國戰爭時期，由伊希姆市人組建的軍團呼喊著“為了祖國！為了斯大林！”的口號從這個廣場走向前線。而政府這個決定得到了普遍的支持。這是還歷史的公正［9］。

據最近的統計，重新肯定斯大林者已經不限于共產黨（占該黨被調查者的75％）。自由民主黨肯定斯大林者比例最高（占該黨被調查者的83％），而在親總統的俄羅斯政權黨“統一俄羅斯”中，肯定斯大林的也占到被調查者的58％。

前持不同政見者。如哲學家、社會學家和作家亞歷山大·季諾維耶夫，這位在青年時代痛恨斯大林、曾想要刺殺斯大林的前持不同政見者，近年來逐漸改變了態度。2003年3月4日，他在《蘇維埃俄羅斯報》發文說，“可以斷言，沒有列寧，就不會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沒有斯大林，也就不會出現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的共產主義社會”。［10］他還說：“考慮到具體歷史條件，考慮到人員等情況，斯大林為首的領導是按最佳方案行動的。環境本身迫使他們采取那樣的行動。”他稱斯大林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把20世紀稱為“列寧和斯大林的世紀”。［11］

甚至像索爾仁尼琴那樣的曾對斯大林恨之入骨并對斯大林進行了種種攻擊和貶損的人，看到在斯大林領導下建成的強大國家遭到毀滅后出現的混亂狀態，思想上也不能不有所觸動。他在1996年發表的小說《在轉折關頭》里，已不把斯大林領導時期的蘇聯描繪得一團漆黑了。更重要的是，他開始用肯定的筆調來寫斯大林［11］。

俄羅斯民眾。十余年來，俄羅斯民眾對蘇聯歷史的認識也經歷了大起大落的變化。在各種民意調查、特別是全民投票中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他們的情感。例如對待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如果說在20世紀90年代初，大多數俄羅斯人還贊同繼續這些改革，到90年代末，則有超過2／3的人反對它。

這里要特別提及俄羅斯年輕人情感的變化。以往肯定或者懷念蘇聯歷史的人確實集中在老一代人，現在這種情況有所改變。

2003年3月5日，齊普科教授指出：“俄羅斯的年輕人比其他人更尖銳感受到國家的衰落和混亂，在他們中間產生了強烈的希望國家強大、民族復興的感情。在這樣的條件下有了對斯大林的向往。”［4］2003年2月27日，基里爾·亞基梅茨在《斯大林先生萬歲》一文中寫道：“目前20歲一代的人更希望國家強大和有秩序，而這些恰恰是現在的俄羅斯所缺的。對這一代人，蘇維埃政權和斯大林在其心目中是不壞的象征。”［12］

這就說明，當前俄羅斯重新審視蘇聯歷史確實不是個別人或少數團體的行為，而是涉及相當廣泛的民眾范圍，是值得加以關注的。

二、重新思考蘇聯歷史的主要方面

（一）重大歷史亨件

1．十月革命

蘇聯解體之初，對十月革命的評價大多是否定的。現有俄羅斯學者指出，列寧不是根據馬克思主義關子社會主義革命發生的“經典”定義，而是從社會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時代這個現實出發，發動了十月革命，從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6](136)

尤里·波利雅科夫院士對所謂十月革命阻礙了俄國現代化進程的說法進行了反駁。他說：前幾年，“由于以為俄國很快可以取得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成功，在俄羅斯各種媒體：報紙，電臺，電視上，充滿了對十月革命和蘇聯時期膚淺的判斷，帶有偏見的評價，甚至是胡說八道。特別是把沙皇俄國、尼古拉二世、斯托雷平等人理想化。”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蘇聯是俄羅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大概以后也不會再有的強國，它在20世紀30年代步入世界先進國家行列，二戰后成為世界上僅有的兩個超級大國，對世界舞臺、對國際生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5](P10)丘巴里揚院士也指出，不管有什么缺點，十月革命也是20世紀一個重大事件，它開辟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新階段。十月革命極大地沖擊了世界殖民主義體系，喚醒了民族解放的意識；它還迫使資本主義國家調整其內外政策，從而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程。［13］

俄羅斯廣大民眾對十月革命的評價也有了變化。2001年11月7口，俄羅斯社會和民族獨立問題研究所進行的民意調查表明：有一半的俄羅斯人肯定十月革命的意義，有67．6％的人仍然肯定列寧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2004年4月，俄羅斯就列寧與十月革命進行的民意調查證明，對列寧的正面評價在民眾中仍然超過55％以上。

2。工業化、農業集體化與俄羅斯現代化進程

目前，絕大多數俄羅斯的論著都不再否認工業化成就，指出在1928～1932年、1932～1937年兩個五年計劃期間，工業總產值分別提高了2．2和2．0倍，勞動生產率提高了2．7和2．4倍。[6](P347)

2002年出版的、由俄羅斯教育部審定的教科書《20世紀祖國史》寫道：“30年代末期，蘇聯工業總產值己經躍居世界第二位。年均工業增長速度為11％，成為世界上僅有的三四個能制造當時所有工業產品的國家之一。”[1](P158)該書還針對過去批評工業化“實行國家嚴酷的集中的計劃管理、縮小市場的作用”、對農業“超經濟強制”獲取資金、使人民“勒緊褲腰帶”等論點指出，“（20世紀）30年代國家面臨新的戰爭威脅。未來戰爭的特點是機械化戰爭，是飛機、坦克、戰車的較量。要取得戰爭勝利必須有強大的工業，這對國家是生與死的問題。”而蘇聯沒有殖民地，沒有外資，工業落后……形勢所迫又不可能走傳統的從輕工業開始較為緩慢的工業化道路。所以工業化中的這些做法是“迫不得已”。［1］（P156） ｜

另一個新的認識，是反駁“蘇聯時期中斷了現代化進程”的觀點，把工業化與俄羅斯現代化過程聯系在一起。這一認識以俄羅斯科學院烏拉爾分院副院長阿列克謝耶夫院士為代表。他堅決否認“俄羅斯在20世紀初脫離了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的說法，指出，“斯大林明白如何將俄羅斯推向現代化和完成現代化，他提出了這個任務，也找到了這條道路。蘇聯在工業化進程中取得的成績就是具體證明。俄羅斯正是在斯大林領導下融進了世界現代化總進程”。俄羅斯著名學者弗·丹尼洛夫在其最近的文章中也說：“俄國革命前的現代化進程僅僅是注重經濟的增長。蘇聯時期的現代化與之不一樣，在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的同時，也帶來新的社會體制。國家保證了有計劃地發展經濟、科學和文化，實行了普遍就業、免費教育、免費醫療以及實際上的免費住宅、休假制及其他社會保障。”［14］（P317）

對工業化新的評價，也多少改變了以前全盤否定農業集體化的看法。有學者認為由于集體化的完成，不僅保證了工業化所需的商品糧，每年還為城市提供1500～2000萬勞動力，使工人數量由900萬增至2400萬。“農業集體化是保證加速實現工業化最重要條件”，“國家在處于日益增長的軍事威脅下，以難以置信的努力的代價，取得工業化的大步前進，并奠定未來戰勝德國納粹分子的基礎”。［1］（P162、163）

這里所指的代價，就是集體化中強迫農民入社，對不服從者予以鎮壓、流放；由于農民的反抗招致生產的破壞，致使在1932～1933年的大饑荒中死亡上百萬人。對蘇共和斯大林在集體化中所犯下的這個錯誤，俄羅斯人仍然是予以譴責的。

3。蘇聯解體

蘇聯解體初期，一些人曾預言：“這是資本主義和民主戰勝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世界將出現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將建立一個有新的世界秩序的社會”［15］（P184）。當時廣大俄羅斯民眾似乎都比較平靜地接受了這個結果，甚至認為蘇聯解體有利于俄羅斯發展：因為建立了“民主體制”和“市場經濟”模式。

十年后，飽受艱辛的俄羅斯人態度有了改變。1999、2000、2001年俄羅斯幾次民意調查證明，認為蘇聯解體造成悲劇性后果的人分別占被調查者的77．1％、73．5％和72．0％。俄羅斯社會和民族問題獨立研究所在1993～2001年，共7次向俄羅斯居民進行了調查（其中1998年4月、8月分別調查1次，(缺94、95年資料）。認為由于這些年的“改革”而獲得好處的俄羅斯人，每年分別占被調查者的25．1％、13．9％、7．5％、7．6％、6．5％、9．3％、15．9%；認為由于這些年的“改革”而遭到損失的人，每年分別占被調查者的57．4％、86．1％、64．8％、65．6％、72．4％、63．7％、51．3。［14］（P114）可見大多數俄羅斯人對十余年來俄羅斯社會的發展狀況是不滿意的。 ！

2002年6月12日（俄羅斯國慶日），獨立研究所就“俄羅斯是否建立了民主體制國家”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高達56。6％的人否認現行俄羅斯政體是“民主體制”，只有30．4％的人同意這個看法。

但經濟社會危機還僅僅是表層次的，尤里·波利雅科夫院士分析了蘇聯解體對俄羅斯更深層次的影響。他說，蘇聯解體對俄羅斯而言不是局部的、暫時的、一時的危機，而是深刻的地緣政治方面的危機。蘇聯對世界舞臺、對國際生活產生過重大影響，蘇聯時期是俄羅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大概今后也將不會再有的時期。蘇聯解體中斷了幾個世紀來俄羅斯歷史發展的線索和潛力。［5］（P17）莫斯科大學歷史系教授斯·列昂諾娃也強調了蘇聯解體所帶來的更深層次的影響：蘇聯解體沒有使原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得到解決，其經濟、社會、和民族矛盾的嚴重程度甚至超過俄羅斯。

（二）歷史上有爭議的領袖人物

1。斯大林

在對蘇聯歷史上領袖人物的評價中，斯大林始終是爭論的焦點和中心。［16］這里僅僅強調兩點：第一，戈爾巴喬夫時期對斯大林的評價是很低的。據調查，高達64％的人對他持否定態度，肯定者只有8％。這和當時對蘇聯歷史全盤否定的評價是一致的。而最近的一個顯著變化是，若干機構的民意調查表明，一半以上的俄羅斯人對斯大林持肯定態度。這也和當前重新審視蘇聯歷史的思潮是一致的。2003年3月5日，俄羅斯《導報》以“俄羅斯人懷戀斯大林時代”為題分析了民眾、甚至包括反對派肯定他的幾條最主要原因：第一，把蘇聯從一個落后農業國建成了一個世界工業強國，奠定了蘇聯現代化發展的基礎；第二，在他的領導下打敗了法西斯，保衛了國家的獨立；第三，建立了強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實行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住宅，首次實現在一個國家里消滅了文盲；第四，很快恢復了被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1947年就取消了商品的票證供應；第五，奠定了熱核武器、宇航技術發展的基礎；［18］第六，蘇聯在國際上贏得了廣泛的尊敬，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蘇聯公民都以自己強大的祖國自豪，蘇聯模式在歐洲亞洲一系列國家產生了廣泛影響。
當然，對斯大林時期過分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對蘇聯社會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在大清洗等問題上所犯的嚴重錯誤，許多學者仍然持批判態度；同時，目前俄羅斯繼續存在對斯大林評價的不同觀點，甚至相當激烈的批判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看法。

2．赫魯曉夫

戈爾巴喬夫等人在改革之初曾自稱“蘇共20大的產兒”，當時社會各界對赫魯曉夫評價甚高。近來出現對赫魯曉夫評價與原來不同的觀點。2003年，俄羅斯經濟發展戰略研究所副所長阿·涅克列薩指出：斯大林時期形成的激勵精神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消失了。主要原因在于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把斯大林時期形成的創新精神喪失了。由于惰性，俄羅斯沒有跟上60年代末全世界掀起的社會文化革命、科技革命的浪潮。［4］

《20世紀祖國史》對赫魯曉夫的評價頗具代表性廠赫魯曉天在蘇聯歷史上的作用就像他的黑白兩色大理石的墓碑，具有兩面性。對他在促進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經濟民主化、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所做的工作，人們都是肯定的。但他在農業、工業、和外交方面魯莽的、不徹底的改革，往往把國家引入死胡同。在人們的心目中，他的形象和斯大林不同，常常不是引起尊重，而是諷刺。”［1］（P285～286）
3。勃列日涅夫及勃列白涅夫時期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勃列日涅夫當政的18年被指責為社會經濟發展陷入停頓而以“停滯時期”著稱；對他執政時期肯定的評價只有2％，否定的達到80％。

現在俄羅斯學者對此前的提法進行了反思，指出“停滯”的另一面應當理解為蘇聯社會“穩定”發展的時期。“過去往往把‘停滯’理解為在蘇聯歷史上的某段時間一切陷入停頓狀態。實際上今天——經歷了戈爾巴喬夫改革的15年后才明白，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不能不看到和忘記了在這段時間，由于千百萬蘇聯人誠實、忘我的勞動，建立了嶄新的、完整的工業企業，創造了一系列偉大的科學發明。”[6]（P571〉

俄羅斯歷史學博士鮑里斯·帕什科夫在其《20世紀俄羅斯的執政者》一文中，對勃列日涅夫的主要成就歸納如下：開始了在經濟體制領域以集約化生產為目標、擴大企業自主權、實行經濟核算和物質刺激、減少中央指令性計劃指標為中心的改革；實現農業改革；增加科技和教育投入；在宇航技術領域取得巨大成就。

從社會發展指標看，1959～1979年，蘇聯人口增長了5369萬，全國達到2．624億人，增長25．7％（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人口從1．48億下降到1．45億）。勃列日涅夫時期經濟發展的成就主要表現在：到70年代末城市化基本完成，城市人口從1960年全國的49．9％達到1978年的62．4％；1966～1971年工業產值增加了50％，建立起當時世界最大的水力發電廠等等；建立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職工延長休假（實行每周5天工作日）、工資增長（從1968年月工資40～50盧布，到1980年的168．9盧布）、5年內5600萬人免費獲得住宅……［1］（P292~294〉所以，大多數俄羅斯人認為勃列日涅夫時期是生活最好的時期，承認這一切與“勃列日涅夫個人工作作風包括善于使用干部有關”。[1](P308)1999年，據俄羅斯社會輿論基金會就“20世紀的俄羅斯領導人誰對國家發展給予最良好的影響”題目對俄羅斯民眾問卷顯示，勃列日涅夫竟然占據第一位；在關于“俄羅斯在什么時期具有最高的國際地位”的問卷中，勃列日涅夫時期僅次于斯大林時期，居于第二位。

當然，對20世紀80年代初期越來越明顯的消極現象：經濟改革不徹底，經濟增長速度的降低；政治上保守、干部隊伍老化、官僚機構膨脹；思想上僵化、封閉和教條主義盛行等問題，特別是在國際關系中與中國關系的尖銳化，由于出兵捷克、阿富汗引起國際局勢的緊張等，俄羅斯學者仍然持批判態度。

4。戈爾巴喬夫、葉利欽

蘇聯解體以來，有關對這兩個人評價的書目很多，本文簡單介紹俄羅斯人對他們的態度前后形成的巨大反差。

1989年，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上，以70．76％的多數票當選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1990年3月15日，他在蘇聯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上，以59．2％的得票率當選蘇聯總統。葉利欽在俄羅斯總統選舉中，于1991年6月12日經全國全民投票，以57。3％的多數票當選。

但在蘇聯解體短短幾年后，由于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廣大俄羅斯民眾重新對他們進行了評價。1996年，戈爾巴喬夫競選蘇聯總統，經過全民投票，以得票率不到1％而慘敗；1999年12月底，據民意調查葉利欽的支持率只有1～2％，他不得不放棄競選俄羅斯總統，提前讓位給普京。1999年，據俄羅斯社會輿論基金會就“20世紀的俄羅斯領導人誰對國家發展給予最壞的影響”題目對俄羅斯民眾問卷顯示，戈爾巴喬夫的得票率以占被調查者34％高居榜首，葉利欽以30％居第二位。2001年的民意調查顯示，高達66．1％的俄羅斯人認為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應對當前國家的困境負責。

葉利欽當時掌握的權力，有力量阻止蘇聯的崩潰。但有人卻使葉利欽相信：只要建立了三個斯拉夫人的、具有主權的邦聯國家，其余無路可走的原加盟國家就會加入進來。［18］而實際結果卻恰恰相反。葉利欽在導致一些地區主權化方面是有責任的。如1990年他在韃靼斯坦說，俄羅斯可以和韃靼斯坦簽訂協議，他認為在俄羅斯可以搞邦聯制，可以給加入邦聯的地區有能力想象那么多的自主權。［19］這是后來導致車臣、韃靼斯坦等地區試圖分裂的一個原因。

戈爾巴喬夫及其同伙的改革遭到完全失敗，這在俄羅斯已是不爭的事實。戈爾巴喬夫當初所提出的所有改革目標都沒有實現：既沒有能使蘇聯在工業生產、科學技術等方面融入世界先進行列，也沒有能改造蘇聯管理體制，形成新的社會主義模式。在這方面，俄羅斯學者阿·奧爾諾夫的分析頗有見地。他指出，這些改革的設計師們給群眾灌輸的一些“經濟理論”的錯誤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1）鼓吹其經濟改革理論的學術性。實際上他們無非是利用了西方貨幣學派理論中一些膚淺的原理，更不能結合俄羅斯的實際利用這些理論。（2）夸大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危機。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初，無論是生產增長規模還是群眾生活水平，決不是處在如其所說的危機狀態。蘇聯經濟結構需要改革，但不是被破壞。（3）認為蘇聯解體對經濟發展有利。實際上蘇聯解體后各共和國畫地為牢、互設關稅壁壘，割斷了原有的經濟聯系，和西方正日益加強聯合——歐盟的擴大形成驚人的對照。（4）否定國家對經濟調控的作用。他們忘了，即使在美國，國家對經濟活動干預的份額也不低于30％，丹麥和瑞典達到60％，以糾正自由競爭帶來的一些負面作用。（5）濫用“民主”和“自由”概念。改革家們都自詡是“民主派”，要求擴大“民主”和“自由”，戈爾巴喬夫甚至提出“無限制”的民主化、公開性。但改革結果適得其反：民主不是擴大而是縮小了，很多企業由于沒有工會，工人沒有說話的地方了。你有罵政府的“自由”，卻沒有罵“老板”的“自由”；你可以“自由”選擇職業，卻只能得到如同學生助學金一樣的報酬。人們的得到的是失去社會保障的“自由”……［20］

在廣大群眾的腦海里，戈爾巴喬夫的名字已經死死地和蘇聯生活方式的急劇崩潰、社會的苦難和動蕩、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國家解體聯系在一起。［1］（P331）

四、重新評價蘇聯歷史的限度

俄羅斯重新反思和評價蘇聯歷史，不是意味著要回到過去蘇維埃時代。

今天無論俄羅斯民眾或學者，己經不再像以前那樣全盤肯定蘇聯歷史，他們對那一時期的錯誤思想、方針、政策，都持批判態度，如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管理體制中的弊端，領袖個人專權造成的諸如大清洗、全盤集體化中暴力對待農民的錯誤，思想領域中對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的理解等等。與此同時更強調對舊體制的改革。弗·丹尼洛夫在充分肯定蘇聯時期成就的同時，也特別強調改革由于加速工業化、集體化而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的必要性，指出它已經不適應世界科技革命的發展，不適應信息時代的要求。[14](P315)

參考文獻：
［1］阿·舍斯塔科夫等：《20世紀祖國史》，莫斯科教育出版 社，2002．

［2］參看吳恩遠：《論戈爾巴喬夫的“加速發展戰略”》，載《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
［3］參看2004年4月30日《環球時報》。
［4］參看2003年3月5日俄文網站“俄羅斯雜志”．
［5］尤里·波利雅科夫：《在俄羅斯歷史發展轉折關頭的十月革命》，載《俄羅斯在20世紀》，莫斯科科學出版社， 2002．
［6］什·姆·蒙恰耶夫；弗·姆·烏斯季諾夫：《蘇維埃國家史》，莫斯科規范出版社，2002．
［7］參看2002年10月28日《文檔》．
［8］參看2004年2月3日新華社《參考資料》．
［9］參看2003年11月13日《俄羅斯報》．
［10］參看劉淑春：《亞歷山大·季諾維耶夫重新評價斯大林》，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2003年第8、9期．
［11］參看張捷：《“歷史的風”刮走斯大林坎上的垃圾》，載 “興國論壇”2002年5月25日．
［12］參看2003年3月19日俄文網站“俄羅斯雜志”．
［13］參看《世界歷史》1998年第1期．
［14］T·И·扎斯拉夫斯卡婭主編：《俄羅斯向何處去？》，莫斯科社會與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15］《未來社會主義》＇中央編譯局出版社，1994
［16］參看吳恩遠：《俄羅斯重新評價斯大林》，載《歷史研 究》2003年第5期：《蘇聯30年代大清洗人數考》，載 《歷史研究》2002年第5期。
［17］鮑里斯·帕什科夫：《20世紀俄羅斯的執政者》載《論 據與事實》2000年第7期．
［18］參看《為什么蘇聯會解體，它是怎樣發生的？》，載俄 《獨立報》2001年4月，
［19］莫斯科大學歷史系副主任斯·列昂諾娃教授、俄羅斯科 學院俄羅斯歷史研究所主任研究員謝利亞斯基、俄羅 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主任研究員庫里克等1999年5～ 6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報告，
［20］阿·奧爾諾夫：《群眾意識中的經濟教條》載《俄羅斯科 學與工藝學》1995年夏季版．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所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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