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論壇雜志專題報道：
大國的理論自信（上）
——危機下理論家的責任擔當
來源：人民網-《人民論壇》
當前，這場始發于美國的金融危機，給許多國家以沉重打擊，而堅持走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卻表現搶眼，信心堅定。這不僅是因為三十年的改革實踐為應對危機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良好的體制環境；更因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建構，為我們應對危機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支撐。
任何行為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論指導下進行的，當前的危機不僅是經濟運行模式的危機，更是其理論遵從的危機。金融危機的爆發暴露了西方某些理論的缺陷，它們在實踐中的“觸礁擱淺”，要求人們必須打破對這些教條的頂禮膜拜。“西式民主制度將一統天下”、“新自由主義模式將成為全球普遍模式”、“共產主義將最終消亡”，之前全球流傳甚廣的這三大西方預言，今日看來，將難以擺脫其落空的現實命運。
時代在進步，實踐在發展。中國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的優秀表現，及獨具特色的改革實踐為理論創新提供了無限可能。據《人民論壇》雜志調查顯示， 75.2%的受調查者渴望新的理論解釋并指導應對當前的危機。但理論的總結與創新不是每個人都能承擔的，更多的是知識精英的責任與擔當，專家學者理應發揮更大的作用。
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在這樣的危機與挑戰中可以有怎樣的作為？金融危機的發生進一步印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正確性，也堅定了我們繼續走這條道路的堅定信心。這就要樹立更客觀、理性的理論自信，樹立不被西方觀點、思潮左右的中國主體思維，敢于對目前流行的一些觀點進行理性辨析和大膽質疑，勇于破除理論迷信，打破西方的理論霸權。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開創具有中國風格及中國氣派的理論新局，不僅是當前廣大民眾的熱切期待，更是大國崛起的必有之義。
“大國的理論自信”策劃分為上、下兩篇。上篇關注“危機下理論家的責任擔當”，探討了危機對西方理論的沖擊、中國崛起的理論智慧等問題，提出了“西方理論霸權更值得警惕”等觀點；下篇將主要圍繞“西方三大預言是否已經落空”進行深度解讀。
——人民論壇《特別策劃》組
大的事件往往使原來的思想失去信譽
理論的重大創新往往需要歷史事件契機。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重大經濟事件的發生將引起一場經濟理論的創新或“革命”就不足為奇了。
陳 璋 萬光彩
上個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對當時的經濟學教條形成嚴峻挑戰，從而產生了凱恩斯革命，如今次貸危機的爆發以及由此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也必將給主流的經濟學帶來了巨大挑戰。危機呼喚理論創新。
任何一個在當時如何流行和具有解釋力的理論思想，都不過是經濟思想史中的一個章節而已
宏觀經濟理論是一門應用經濟科學，它關注對整體經濟現象，分析諸如失業、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學是一個持續的構建過程的結果，是思想與事實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從長期的觀點來看，任何一個在當時如何流行和具有解釋力的理論思想，都不過是經濟思想史中的一個章節而已。深刻影響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證偽主義”創立者波普認為，任何理論都只是大膽的猜想，其命運最終都將是被新的經驗事實證偽，一個有生命力的理論應該在證偽過程中不斷得到修正而與新的經驗事實并行不悖。科學理論的不斷創新是科學理論進步的基本演變形式，而理論的重大創新往往需要歷史事件契機。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重大經濟事件的發生將引起一場經濟理論的創新或“革命”就不足為奇了。從西方經濟學的演變歷史中也可看到，整個20世紀以及剛剛開始的21世紀，世界經歷了和正在經歷四個重大經濟事件：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二戰以后“世界范圍內經濟增長的擴散”(東亞經濟增長的奇跡，撒哈拉沙漠一帶國家經濟增長的災難)，以及正在經歷的“中國經濟奇跡”。這些事件深刻地影響了經濟學家們的思想并塑造了新的經濟理論。正如托賓所言，“大的事件及其解釋往往使得原來的思想失去信譽，而由新的思想取而代之”。
大蕭條與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革命，“滯脹”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反革命
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產生肇始于大蕭條，這個事件在隨后的時間中持續不斷地影響著經濟學家的研究進程。建立在薩伊定律、完全信息的經濟人、競爭性產品市場和勞務市場，以及貨幣數量論基礎上的古典主義，在1933年的時候陷入了極大的困境。“古典經濟學已經喪失了自己的學理規范，現在該是給它一個新的診斷的時候了”。而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出版，在理論上宣告了古典經濟學在學理上的破產。
大蕭條在某種程度上為經濟思想中的凱恩斯革命開辟了道路，同樣地，1970年代的大通脹也為一個貨幣主義的新古典的反革命開啟了大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量失業的消除對于凱恩斯思想的傳播和影響有深刻的作用，凱恩斯主義非常關注政府在維持充分就業中的責任。為這種思想提供支持的是凱恩斯主義范式重要組成部分的菲利普斯曲線，它所表明的通脹與失業之間的消長關系為當局的政策選擇提供了一個可能的政策選擇菜單。然而這種以忍受高通脹為代價而換取失業率降低的政策藥方，在“滯脹”面前陷入了兩難的尷尬境地。在面臨政策實踐上的困境的同時，凱恩斯主義在理論上也遭到了更加致命的打擊。
以弗里德曼為領軍人物的貨幣主義者們通過自然失業率假說，以適應性預期為基礎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線中永恒存在的失業和通貨膨脹的長期消長關系。這在理論上推翻了作為凱恩斯主義理論基礎的重要模型——總需求總供給模型，在政策實踐中動搖了人們對政府的信心，使得人們對政府是否具有基于積極需求管理政策、運用干預手段以達到合意產出和就業目標的能力產生了懷疑。
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美國經濟衰退中，弗里德曼所宣稱的恒定增長的貨幣政策規則失去了可信性，于是掀起了席卷整個宏觀經濟學的“理性預期革命”。這場以“滯脹”為契機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反革命，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得到進一步發展，形成了以理性預期和市場持續出清為基礎的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同時一些堅持凱恩斯主義思想的學者，在吸取了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性預期假設的基礎上，發展了一些具有一致微觀基礎的一系列模型。這些模型向人們顯示了名義總需求的波動是能夠影響實際產出的，從而再生了凱恩斯主義，形成了現在的新凱恩斯主義學派。
世界范圍內經濟增長的擴散與增長理論的興起
20世紀后半期，一些國家經歷了非同一般的“經濟增長奇跡”，主要集中在東亞；同時一些國家也經歷了一些“災難”，主要是撒哈拉沙漠一帶的非洲國家。而在1960年代，經濟學家都認為非洲國家具有比東亞國家更大的增長潛力和發展前景。
而現代經濟發展理論將各國人均國民收入產生巨大差異的根源歸結為政治制度的差異，因為它深刻地影響著一國對經濟體系和經濟政策的選擇。于是在20世紀90年代，原來實行中央集中計劃的國家都已經走上了朝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道路。現代主流宏觀經濟理論對過渡初期GDP的巨大下滑，甚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嚴重衰退，似乎不以為然。并提出了過渡國家國民經濟的“U”型發展路徑假說。因而在經歷初期的衰退之后，轉型國家的產出將會得到恢復性增長，從而實現整個國民經濟的復蘇。然而，目前的經驗事實并沒有為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預期提供良好的證明。不僅對主流經濟學在“東亞奇跡”問題上的解釋存在爭論，東歐及前蘇聯國家的“休克療法”更是引起了當初設計者的深刻反思。更加致命的是，對于中國的“漸進式的”、“折中主義的”自我摸索的改革道路，現有的宏觀經濟理論幾乎完全失去了解釋力。連那些主流宏觀經濟理論的忠實追隨者，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實踐是獨一無二的”。因此20世紀以來的第四個重大經濟事件就是蘇東的轉型衰退與中國經濟奇跡。
蘇聯和東歐等原來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指導下所推行的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實踐，證明了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轉型國家的失敗。那么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對于中國經濟的偉大實踐給出了合理的解釋了嗎？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不僅為我國經濟理論工作者乃至全球的經濟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材料，還提出了一系列亟需解釋的重大理論、現實與政策問題。中國經濟奇跡導致重大的宏觀經濟理論創新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安徽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當前危機能催生新理論嗎
——與1929年大蕭條的對比分析
田春生
從這次金融危機的表現和經濟學的原理分析，本次金融危機的實質其實就是經濟危機。
1929年之前美國的信貸擴張主要是在生產領域，如汽車和建筑業等。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經濟迅速發展，然后是長達10年的“柯立芝繁榮”，美國生產能力迅速擴張。而消費需求能力并沒有跟上，于是美國對于發展最快、而購買力不足的汽車和建筑業推行分期付款的“創新”方式，當時美國60%以上的汽車則是用賒銷方式出售的。
美國這次“次貸危機”之前的信貸擴張，主要表現在美國消費領域，以房地產業的信用膨脹最為嚴重。2008年之前，美國依靠房價上升，發行了大量的消費信貸，金融機構采取住房按揭貸款的創新，推高了美國的住房消費能力。然而，最近20年來，美國的儲蓄率一直在下降，債務負擔越來越大，形成一個巨大的債務泡沫。但是，美國經濟進入衰退后，商品、房屋等賣不出去，房價下跌，信貸危機導致借貸鏈條斷裂，于是出現2008的“次貸危機”。
1929年西方世界的經濟危機催生了凱恩斯主義，當前的危機會讓哪種理論成為顯學？人們拭目以待。
“理論霸權”更值得警惕
事實上，各式各樣的理論之間的爭論，正是為人們現實中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多種選擇和反思。但是理論一旦成為強行推銷某種政治制度的借口，就成了赤裸裸的強權
于 丹
西方部分人士總是愛玩弄話語霸權，鼓吹或者推銷西方制度或價值觀。然而，隨著金融危機的擴大，“華盛頓共識”的破產以及中國的迅速發展，不同的論調開始泛起，甚至出現了“只有中國才能拯救資本主義”的聲音。西方話語霸權的根基在于其“理論霸權”，我們應該拋棄對于西方理論的過分迷信，開創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理論。
西方“理論霸權”具有意識形態特征
資本主義在冷戰后的意識形態攻勢，是以社會科學的學術理論為主導的，希望借此來使帶有強烈政治傾向的宣傳披上科學、客觀和普遍性的外衣。從廣義上來說，大部分社會科學的理論本質上就是一種意識形態，不管所謂的科學家們對科學研究持有怎樣超脫的態度，他們的理論不可能超越自身所處的歷史時代和階級的限制。這里并沒有否認理論家們在主觀上從全人類普遍的角度上去思考問題的努力，但他們的理論成果，及其對政治、經濟的看法也還是帶有一定傾向性的。更何況學術理論作為意識形態斗爭的工具，必然會在很大程度上根據宣傳的需要被進行“解釋”，從而讓學術理論染上更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
西方話語霸權的理論基礎是從不同角度出發的學術或政論著作。這些著作包括了從政治、哲學到經濟學的廣泛內容，但它們的政治傾向有著明顯的內在一致性，即認為資本主義(自稱為自由民主制度)對于共產主義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某些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實行的政治、經濟制度具有普世性，這些模式應該、也必須在全球推廣。
作為政治學概念，意識形態是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反映特定階級意志和利益的，具有相當程度流行性的，對社會、政治做出根本性規定的思想體系和價值體系，其最主要的政治功能是對政權合法性支持和攻擊的功能。意識形態作為意圖指引全社會的思想體系，必然極力證明自身的正確性，同時隱含著否定其他與自身沖突的價值的傾向。意識形態自身的性質，決定了不同的意識形態交鋒成為必然。意識形態之間從來就沒有什么和平共處，面對異類的意識形態，要么融合它、控制它，要么就擊潰它。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各國之間合作與交往更加密切，然而這不能成為中國放松警惕的理由。樹欲靜而風不止。應該看到，只要我們堅持自己的社會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出于自己戰略和利益的考慮，對中國政治的攻擊就不會停止。東歐劇變后西方社會出現的“三大預言”正是一次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發動的全面而立體的意識形態攻勢，盡管今天看來它的預言已經落空了，但是應當注意到，這樣的意識形態之戰，已經代替了傳統的軍事、政治對立，也已經超越了冷戰期間的意識形態斗爭的范圍和程度，恐怕在未來將成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的主要形式。
意識形態不是一個可以不爭論的領域，不自己表達自己，就會被別人表達。中國要應對外來意識形態的滲透、沖擊，執政黨要在績效之外尋找更為持久和穩定的合法性依據，中國社會政治需要更深層次的整合，對外需要通過對自身發展模式的總結和闡述提升自己的軟實力，這些都需要加強中國的意識形態建設來完成，而這些都需要有真正經受實踐檢驗的理論來作支撐。
理論一旦成為強行推銷某種政治制度的借口，就成了赤裸裸的強權
學者根據自己的學理邏輯，不論得出什么樣的結論，都無可厚非，黑格爾曾經認為君主制最能體現“絕對精神”，因而是最完美的制度，這與啟蒙思想家們所倡導的、今天風光無限的“民權”、“民主”理念大相徑庭，但這并不影響黑格爾作為偉大思想家的地位。事實上，各式各樣的理論之間的爭論，正是為人們現實中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多種選擇和反思。總體而言，任何看似偏激的理論都符合一定的學理邏輯，本身都有獨特的價值。但是理論一旦成為強行推銷某種政治制度的借口，就成了赤裸裸的強權。
自冷戰結束后，西方壟斷了理論與政治評判的話語權，他們采用偷梁換柱的辦法，將人們對普世性價值的追求，變成對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追求。他們的公式是：普世性價值等于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模式是普世性的模式。不僅如此，資本主義制度開始對自身進行重新包裝，把自己與平等、自由、民主、公平、繁榮等一切美好的東西聯系起來，并把自己的制度標簽改為“自由民主制度”。這樣一來，資本主義不僅把自己的制度本質深深掩藏起來，而且傳統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就儼然變成了“自由民主制度”與“非自由民主制度”的對立。西方一下子搶占了政治評判和道德評判的制高點，一切不符合西方政治指標的制度都要面臨政治合法性與道德的雙重拷問。
發展中國家長期的貧困與落后，使他們產生了學習其他國家成功發展模式的想法，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不僅動聽，而且有其強大的物質成就作為后盾，這使得發展中國家相信，通過照搬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價值理念，自己的國家也會全面發達起來。發展本來就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況且西方政治的外衣下，包含了太多的內容——民主、自由、繁榮、公正……以至于它自身的框架根本無力承載，因此也就無法兌現這些承諾。我們看到資本主義推銷自己“普世性制度”的業績非常糟糕，發展中國家也逐漸認識到了，探索發展之路是個艱辛的過程，要把示范性的模式與本國具體情況結合起來。一種從本國歷史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制度模式，往往比嫁接的制度更加有效。
理論很少被另一種理論打倒，卻常常被現實否定。曾幾何時，冷戰的結束，使得很多人相信在今后的世界中，人們終于可以以一種非意識形態的、客觀的思維方式來考慮人類社會共同的、普遍性的發展問題。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模式推銷遭遇困境，使得人們不得不重新反思“普世性”的內涵。 這從另一個角度也使我們能夠更加客觀地對待這些理論之爭，不盲從所謂的“普世性”論調。它使我們看到，即便在人類文明高度發達的21世紀，人們對于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認識仍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對于如何實現完美的良好社會，仍然沒有一個最終的定論，人類仍然沒有探索出一種標準的社會政治模式，使全世界共同受益。任何斷言這種探索已經有了結果、人類的政治發展已經終結的言論，都失于狂妄。而這些預言者不是過于天真，就是別有用心。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延伸閱讀
西方“三大預言”是否落空引人關注
蘇東劇變后，西方社會出現了三大預言：一大預言是以卡特總統時期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撰寫的《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為代表，斷言共產主義將最終消亡；第二大預言是以美國著名學者福山所著《歷史的終結》為代表，斷言西式民主制度將一統天下；第三大預言是以1989年拯救拉美危機的“華盛頓共識”為代表，斷言新自由主義模式將成為全球普遍模式。
而不少專家指出，事實上，隨著中國的發展及當前的經濟危機，社會主義并沒有在世界范圍內銷聲匿跡，西方民主制度更沒有一統天下，新自由主義模式也受到了重創。就連布熱津斯基面對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也不得不承認“從總體來看，必須說中國取得的成績是極為令人欽佩的”。
有專家強調，華爾街金融危機暴露出西方某些經濟理論的深刻弊端，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不會也不應因此而中斷。“中國模式”堅持社會主義、強調民族特色、同時又倡導不同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共處競爭、對話合作”，為全球的發展注入了強勁、健康、鮮活的因素，將為人類文明不斷走向繁榮與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關于“三大預言是否已經落空”相關詳細報道請詳見本刊下期報道(人民論壇2009年第6期)。
中國終將改寫西方主流經濟學
1929年—1933年大危機打破了自由主義經濟學，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再次打破了“市場經濟均衡論”，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不能再竊據“主流”地位。而中國現代化的成功，終將改寫西方主流經濟學。
楊 帆
后發現代化大國趕超西方，在對抗中完成同樣的原始積累任務
歷史與文明發展是有一般規律的，西方文化是近代社會的主流，因為他們用武力征服了世界，他們確定了技術發展路徑，所有民族和國家要想不滅亡或者不被邊緣化，都只能向西方學習，走西方現代化道路，誰也不能脫離以原始積累方式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就是普遍性。就特殊性講，原始積累有三種方式：西方的殖民掠奪，發展中國家的依附型發展，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中國早期以依附型方式學習西方，但發現西方不允許我們強大，應用經濟自由主義不能成功。我國以國家為主體實現原始積累，以對抗西方的形式，完成了與西方相同的歷史任務。比起西方的原始積累，我們速度更快，且為內部積累沒有對外掠奪；比起發展中國家，我們效益更高且有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中國工業化原始積累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如果以蘇聯計劃經濟為一般性，中國計劃經濟也很特殊，人口資源比例遠低于蘇聯，計劃經濟沒有蘇聯完善，也沒有那樣僵化和剛性。即使在中央計劃體制中也留有30%的缺口，要求企業自籌，自籌是市場經濟的易貨貿易。至于地方政府和農村，計劃經濟更是遠遠不能覆蓋，因此改革才有可能從薄弱環節發動。
就經濟理論而言。中國經過了從蘇聯政治經濟學向西方經濟學的轉變，但在實際操作上，始終沒有脫離自己的獨立軌道。毛澤東1956年提出“十大關系”，打破了斯大林晚年的僵化模式。孫冶方的“計劃價值規律”，第一次試圖把計劃建立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陳云提出“鳥籠經濟”概念，堅持四大平衡。陳云經濟思想對于中國和轉軌國家而言，其意義不下于凱恩斯之于西方經濟。
轉軌經濟的文化特征，依靠傳統智慧實現漸進改革
市場導向經濟改革的實質是把計劃經濟積累的財富變成現實GDP。改革開放初期，大家都是“泛自由主義者”，經濟思想的主流是西方新自由主義和新制度學派。豐富多彩的過渡形式，顯示了中國文化的兼容性與開放性。每逢革命和改革的啟動期，我們都要批判傳統，而在改革方向確定，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以后，傳統文化就成為現代化的有益補充和表現形式，以彌補西方模式的不足。比如帶有家族性的民間企業，在改革初期彌補了社會信譽的缺失；地方政府與管理部門的獨立利益與行為，使中央政策的執行帶有靈活性；家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在相當程度上發揮了教育和社會保障功能；東方式節儉使長期高儲蓄和高投資成為可能；而文化的凝聚力，則有力地平衡著市場經濟初期出現的金錢至上和道德滑坡。
最使西方人士目瞪口呆的是，價格雙軌制，一系列改革采取先突破后規范的路徑，甚至先發展企業后明晰產權，這些按照西方價值觀念屬于無法治的亂象，竟然成為中國漸進改革平穩過渡的形式。人民幣至今沒有正式宣布自由兌換，但是在深圳和香港之間則一直以兩幣流通方式，保持著自由市場與市場匯率，兼顧了經濟效率與宏觀穩定，經過20年演變，終于使人民幣成為獨一無二的，法律上不宣布自由兌換的，實際上能夠出境的亞洲強勢貨幣，開始了靜悄悄的國際化過程。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國一枝獨秀，西方已經有人提出，要以“北京共識”取代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如果這次再能一枝獨秀，那么中國經驗就具有“普世價值”。 中國的現代化不僅解決自身問題，其基本原則將解決許多按照西方價值觀念根本就解決不了，甚至不斷被惡化的人類矛盾。
權力靠近市場又干預市場，以政治優勢推動改革又保持穩定
世界三大思潮，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長期所謂的“左右派之爭”有共同錯誤，就是把權力和資本對立起來。自由主義把權力看成萬惡之源，把所有成就歸結為市場機制，反對一切國家干預。左派則完全相反，認為資本主義是萬惡之源。其實在中國改革30年中，權力與資本是共同發生作用的，其成就和弊病都來自于二者的結合。
我認為中國改革的出發點是權力。中國計劃經濟造就了一個政治經濟文化高度一體化的權力體系，如果權力反對市場，那么改革就無法推進，如果權力瓦解就是蘇聯結局，市場蛻化為黑社會。中國改革的特殊性在于“權力靠近市場”，使市場改革和經濟發展大大加速。最為明顯的就是：在沒有財產可以抵押時，各級單位的行政權力承擔了貸款的抵押和擔保功能；而壓低拆遷成本和一系列政府措施，才造就房地產高潮。這樣的發展，仍舊帶有一定資本原始積累性質，不能完全歸功于市場機制。
弊病是隨之而來的，這就是權力的分散與扭曲市場，尋租，特權與腐敗，這是下一段必須糾正的，權力與市場一定要分開，民主與法治一定要建立。但我們應該正視這一段權力與資本結合的歷史，不可因為事實不符合我們的價值觀念和理論教條就任意裁剪和解釋，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錯誤歸于對方。
這次美國金融危機，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破產。凡是按照其“金融創新”思路的；凡是只消費不儲蓄的；凡是按照“靜態比較利益”搞自由貿易積累巨額美元的，如中國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國家外匯儲備，無不遭受重創。
中國之所以最為幸運，是因為我們沒有放棄外匯管制，金融衍生工具也不發達，沒有卷入那一比三十的杠桿賭博。中國的運氣在于我們總體發展落后且不平衡，有龐大的潛在需求。在國家大力支持下啟動內需，出口轉內銷和出口多元化，特別是加速技術升級，將彌補勞動密集型依賴于美國市場的窘境。而國家工程和農村建設，將吸收更多的就業，政府的作用仍舊不可忽視。
中國的政治優勢在于有長期集權傳統，政府控制能力強，有經驗。只要不改變現代化導向，不改變市場機制的社會基礎，不發生基本的判斷錯誤，那么在發展中特別是危機期間，穩定能力肯定高于西方國家。大躍進以后中國經濟瀕臨崩潰，只用三年時間就基本恢復，措施是以定量供應壓低消費，以行政力量大砍投資，2600萬新進城的農民回鄉。這在西方社會是不可思議的，他們已經形成了剛性利益集團，只能向外國轉嫁危機。當然，民主是需要的，其意義在于制約精英腐敗，監督政府行為。 1929年—1933年大危機打破了自由主義經濟學，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再次打破了“市場經濟均衡論”，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不能再竊據“主流”地位。而中國現代化的成功，終將改寫西方主流經濟學。
目前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改革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改革要注意公平，開放要注意安全。正確總結中國現代化，包括原始積累和改革開放兩個階段的經驗教訓，非常重要。理論的成敗不在人多，真理往往在少數人手里，因此發展理論需要思想的自由，目前要打破新自由主義的壟斷。理論的勝負在于其假設前提能否符合現實，并在實踐中獲得成功，這才是實踐推動理論檢驗理論的真實意義。中國現代化的成功將使世界主流經濟學和其他理論，更多地帶有中國特點，是毫無疑問的。
過半受調查者認為西方經濟理論遭遇危機
金融危機自爆發以來，公眾對危機的來龍去脈、發展走勢、影響及應對等表現出了極大關注。此前人民論壇“千人問卷”調查組進行的相關調查顯示，八成以上的受調查者認為金融危機離自己很近。
經濟發展形勢撲朔迷離，普通群眾想搞清楚但往往又難以搞清楚，因此，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最愿意聽到來自專家學者的聲音。專家學者擁有某一領域的知識專長，為公眾答疑解惑、創新理論等無疑是專家學者的責任。在金融危機這樣的重大現實挑戰面前，也是打破西方理論霸權、檢驗理論、創新理論的機會。那么，專家學者應該做些什么貢獻？現在做得怎么樣？公眾對他們還有哪些期待？
為此，近期人民論壇雜志社在人民網、新浪網推出了“金融危機下，你對中國學者有什么期待？”專題調查，共有5271位網友參與。
一問：有關金融危機各種問題的解釋是否透徹？
75.2%的受調查者認為，當前專家學者對有關金融危機各種問題的解釋并非清晰透徹
“你認為專家學者最應當做什么？”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排在前四位的分別為：“研究社會現實問題，進行理論總結和理論創新”(3215票，占總61%)；“用正確的理論見解影響公共政策”(2978票，占總56.5%)；“教書育人，干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不搞歪門邪道”(2736票，占總51.9%)；“用自己所掌握的專業知識為普通群眾答疑解惑”(2440票，占總46.3%)。
為什么受調查者對專家學者應當進行理論總結和創新表示了如此大的關注度？有受訪者表示，“金融危機下，08年中國經濟仍然實現了高增長，西方的理論似乎難以破譯，為此，我們尋求對中國發展更加有說服力的解釋。這就需要植根于中國實踐的理論創新。”以上觀點代表了相當多受訪者的看法。相關調查結果也佐證了以上民意。在回答“金融危機襲來，你是否覺得西方經濟理論遭遇了危機”的提問時，55%的受調查者表示認可。
實踐說明，理論創新對促進改革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專家學者都希望自己的政策主張能夠影響公共決策，在現實生活中，為專家學者提供意見、建議的渠道正越來越廣，但民眾仍然期待真正富有理論創新能力的專家學者多一些。
調查結果顯示，在針對金融危機相關問題答疑解惑方面，公眾認為專家學者做得還不夠好。在回答“相關解釋是否清晰透徹”的提問時，75.2%的受調查者(3964票)認為“不是”，19.1%的受調查者(1007票)表示“說不清楚”，僅有5.7%的受調查者(300票)認為“是”。
“現在有很多難懂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不僅枯燥乏味而且讓人摸不著頭腦。”“現在是打破西方理論霸權的有利時機。對西方理論照抄照搬已經行不通了，專家學者要有理論自信和自覺，勇于擔當。”網友表示。
二問：危機下，理論創新的機會有多大？
近五成的受調查者表示，理論創新的機會“大”(1059票，占總20.1%)或“很大”(1529票，占總29%)
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58.2%的受調查者認為，專家學者“理論創新的意識普遍較為缺乏”；59.7%的受調查者表示，“對此次金融危機，中國還缺乏理論回應或創新不夠”。由此可見，近六成公眾對專家學者在理論創新方面的表現是不太滿意的。
那么，理論創新的空間究竟有多大呢？調查顯示，近五成的受調查者表示，理論創新的機會“大”(1059票，占總20.1%)或“很大”(1529票，占總29%)，另有38.52%的受調查者認為，當前專家學者理論創新“沒有天花板”。
有專家表示，這是一個特別需要理論創新的時代，如何實現中國的理論創新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挑戰。中國的轉型，其規模之大，影響之深，情況之復雜，等等，都是史無前例的，但到現在為止，卻沒有產生一個和中國的轉型相關的社會科學理論。所以才會造成用西方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現實，公眾卻認為解釋不清的重要原因。
“缺少理論創新使我們往往處于被動的狀態，比如在外交領域，理論和概念創新上的貧乏給我們造成了一些困難，我們常常是被動地解讀、應對。”“中國的理論創新應當具有責任感和緊迫感。簡單地接受西方理論永遠不能建立起解釋中國社會現象的科學。”“一個理論創新的時侯，往往是不被理解甚至誤解的時候，如果你認為是對的，就要堅持下去，最后這個理論可能會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甚至成為一種共識。專家學者要有這樣的創新精神。”網友們紛紛表示。
當然，理論創新也面臨著一系列的難題。許多網友反映，創新所受到的限制還較多，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前進比較，理論界還缺少百家爭鳴的濃厚氛圍。其原因：一是研究環境還不夠寬松，思想還不夠解放；二是紅線較多，讓人縮手縮腳。
三問：對國內的專家學者，你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88.4%的受調查者表示，“多搞調查研究，扎扎實實研究中國問題，進行理論創新”是最大的期待
“對國內的專家學者，你最大的期待是什么？”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多搞調查研究，扎扎實實研究中國問題，進行理論創新”(4660票，占總88.4%)；“寫出經得起實踐檢驗的、有重要影響的著作”(2762票，占總52.4%)；“對群眾所關心的問題給以通俗易懂的科學解釋”(2462票，占總46.7%)。
早在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同志就明確提出，我們所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能夠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我們仍然需要依據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針對改革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實際問題，給予科學解釋的專家學者。而就現實情況而言，這樣的專家學者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現階段的理論研究最大的弊端就是越來越專業化、專職化、學院化，使活生生的理論成為‘經院理論’。”有受訪者表示。還有一些受調查者反映，目前理論研究缺少社會實證的調查，不能深入基層，總結社會發展的真實規律。有專家提出，一些理論成果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卻不能很好地解決實踐中的問題，而是停留在文本上，停留在書齋里，理論與實踐成了“兩張皮”。
本次問卷調查結果同時顯示，56.1%的受調查者認為，“有些專家學者高高在上，離公眾較遠”。據受訪者反映，這種現象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有些專家學者的研究對象過于理論化，與現實太遠；二是有些專家學者習慣“從書本到書本”的研究，缺乏實證和調查；三是個別專家學者喜歡故弄玄虛，玩文字、概念等游戲。
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認為，專家學者要在改革中發揮重要作用，要做改革的促進派，要講真話實話，要踏踏實實地做研究，不要嘩眾取寵，現在我們有的專家學者研究工作做得不夠深。 四問：專家學者應擔當怎樣的理論創新責任？
超過七成的受調查者表示，專家學者理論創新最需要的是“追求真理的精神”(4023票，占總76.5%)和“客觀中立的學術立場”(3790票，占總71.9%)
西方理論霸權無處不在，作為一名專家學者該如何承擔理論創新的責任？超過七成的受調查者表示，專家學者理論創新最需要的是“追求真理的精神”(4023票，占總76.5%)和“客觀中立的學術立場”(3790票，占總71.9%)；超過五成的受調查者認為，“用知識和專長服務大眾的意識”(3094票，占總58.7%)和“關注社會現實的旨趣”(2862票，占總54.3%)。
“你如何看待專家學者這個群體？”本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74.3%的受調查者表示，“專家學者群體形象有下滑的趨勢”。另有83.4%的受調查者認為，“某些理論學家有嘩眾取寵甚至投機鉆營的嫌疑”，是最為影響專家學者在公眾心目中形象的因素。
近些年來，有的專家學者公正立場和道德信用有所缺失，既漠視國家利益，也漠視民眾利益，嚴重觸犯了眾怒，使得社會公眾對一些專家學者“拷問道德良知”，這值得專家學者界的深刻反思。
調查結果顯示，“專家學者是值得尊敬的知識精英”認同度僅為8%。同時，49.5%的受調查者認為，專家學者“只是掌握了某一領域知識的普通人”。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調查結果是，在回答“當前你認為專家學者在哪方面做得最好”的提問時，56.1%的受調查者表示“說不清楚”，排在了第一位。公眾了解專家學者主要是通過電視、網絡等媒體以及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而對絕大部分的專家學者公眾了解較少。
有網友表示，專家學者是有思想、有專業知識的“社會精英”，在社會上有名望、地位和“話語權”，言論、主張多多少少地影響著社會輿論，也往往不同程度地影響著經濟和社會發展走勢。因此，專家學者都應當也必須具有高度的使命感，自覺地承擔起理論創新的社會責任。
金融、經濟危機與理論家的責任：
一個企業家對當前現實問題的思考
吳炳新
從深層分析，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理論的誤區導致的結果。政府可以應對性地解決矛盾，但不能根本性地解決問題，這是理論家的責任
理論是政府發展經濟和國家管理的依據，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產生主要原因是經濟學的理論問題有嚴重的局限性。也就是說，沒有追根溯源的理論，就不能提供系統整體的科學指導。國家上層建筑的政府管理者，使用有局限性的理論發揮主觀能動性，駕馭經濟發展和國家管理，在經濟發展進入到一定的歷史階段，必然會出現大大小小的周期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嚴重影響經濟的持續發展，政府也只能根據實踐的具體狀況，采取臨時應對性的政策和措施。
歷史的經驗
世界第一次經濟危機從1929年10月美國第一家銀行倒閉開始，此次經濟危機波及整個歐洲，它是由于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壟斷經營所導致的。此時，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貨幣通論》提出了國家干預經濟，主張國家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法律等手段，羅斯福依據這一正確的理論，提出了國家新政，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在美國取得成功。歐洲等國家學習這一經驗，迅速糾正了市場經濟(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負作用，擺脫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出現的災難，使經濟走向較好的持續發展階段。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指導，創出了資本主義社會新的生機和進步。
在1944年7月，以美國和英國為首，發起44國在美國布雷頓森林開會，確定成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1945年12月27日簽字內容：雙掛，即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
1971年8月，美國的黃金再也支撐不住日益泛濫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棄按35美元一盎司的價格兌換黃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實行自由浮動兌換。
自美元與黃金脫鉤，世界各國貨幣與美元脫鉤以后，金融市場進入了自由市場。金融貨幣企業—銀行和自由的金融市場，不斷創造出的浮生產品(也稱作是新的金融工具)迅速發展，資本運營企業從而大規模誕生，如：財務公司、保險公司、證券公司、投資公司、信托公司等等浮生產品，這些公司都在經營貨幣這個特殊的商品，它并沒有增加社會的實際財富。
金融市場的這些浮生產品，一方面促進了實業商品的生產和交換發展，同時又產生了嚴重虛假泡沫--經濟指數，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現了這種嚴重的危機存在，但對它沒有監控組織和措施保障。
1987年底，國際清算銀行“庫克”委員會，提出了關于銀行資本適度的國際標準，于1988年12月獲得12個國家官方的正式認可，即著名的《巴塞爾協議》，從1990年開始正式實行。它的目的是：發揮金融市場和金融工具的積極方面的作用，克服它的負面風險和危機。
理論的誤區
從1990年《巴塞爾協議》至今，雖然已經過去了十幾年，但是并沒有防范了金融自由市場的負面風險和危機。直至2007，還是爆發了美國次貸危機，嚴重影響了世界實業經濟的發展。
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它的根源是從世界金融組織到美、英及各國沒有一個制度對世界各國和本國金融進行嚴格的監管。這次美國次貸危機波及世界金融市場，其主要原因，也是美國國家對金融失去監控管理。
第一次世界經濟危機是由美國銀行倒閉引發，這次又是由美國次貸金融危機波及世界，導致世界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需要世界銀行和國際基金組織以及世界經濟發達國家共同認識和努力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各國必須嚴格監管金融系統的經營活動，制定強有力的法律和政策，加強對銀行和金融市場的管理，賦予世界銀行和國際基金組織一定的權力，對世界金融市場進行監控。
但是，我們從深層分析問題，這次次貸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理論的誤區導致的結果。政府可以應對性地解決矛盾，但不能根本性地解決問題，這是理論家的責任。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一只看不見的手”自由調節經濟發展，而第一次世界經濟危機就是由于這只“看不見的手”，把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引向資本壟斷階段，導致毀滅性世界經濟危機。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金融危機，也是這只“看不見的手”負面作用導致的結果。也就是說亞當·斯密的理論也有嚴重的歷史局限性。
從亞當·斯密到馬克思、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再到薩繆爾森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這漫長的諸多經濟學家的理論都是從生產研究開始，他們的研究鏈條是：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研究的結果是：生產決定一切。用這種理論指導經濟發展，必然會引向誤區。
消費與國家管理
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消費和創造消費過程的活動。這一活動過程，是不斷地創造出新的消費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以及它們相結合過程的消費，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結合過程又創造出生產，生產又創造出消費需要的產品，創造出消費方式，不斷創造出新的消費水平。
消費社會生產力又是繼承積累的生產力。人類消費社會生產力是世代相傳的。人類消費是人們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地利用物質生產力，有措施有方法地向自然界索取消費物質，和創造消費物質產品。
在三大消費活動過程，對人類自身的消費過程的管理，對人類在生產消費過程的管理，對人類為三大消費向自然界索取消費物質和創造消費物質的活動過程的管理，要求人們盡最大的能力并要有科學發展觀，實行科學的管理，以最少的科研經費和生產消費創造出最好、最多的有使用價值的生活消費物質和社會消費物質以及精神文化消費，并達到社會總的消費財富較公平的分配，較好地解決國內人民內部矛盾，建立幸福富裕的和諧社會。這就需要實行科學的組織管理，這種管理從整體上可分為兩類，即：一是消費與宏觀管理；二是消費與微觀管理。
消費宏觀管理是國家上層建筑對三大消費的整體管理。消費微觀管理是企業的生產消費經營和銷售經營服務的管理和家庭生活消費管理。消費與宏觀管理的目的是，保證一個國家三大消費的、正常活動的、正常科學的有序進行，并迅速發展以滿足人們日益不斷增長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的消費需要，同時保證社會和諧穩定，以及國家的安全，并為人類世界和諧和三大消費健康發展做出貢獻，同時國家的利益也就在其中了。
消費微觀管理的目的是：保證一個企業在生產消費過程中，要以最少的消費降低生產成本，生產出較好的、較多的有使用價值的商品，以最佳的優質銷售服務滿足直接消費者的需要，獲取較多的企業效益和社會效益，實現消費社會生產力的最大化，擔負起社會的責任，解決好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解決好和擺正國家利益和企業利益之間的矛盾；解決好企業與社會的關系之間的矛盾；處理好企業生產消費與自然界的關系之間的矛盾。
家庭生活消費管理，是人類生活的最基本的消費目的和管理。管理的目的是使有限的消費基金收入增值、增收和合理地安排生活消費，提高生活消費質量。由于消費基金的來源和滿足人們日益不斷提高的物質和精神文化消費需要是復雜的、多變的。因此，它牽動社會總體經濟活動運轉過程對微觀消費管理，有全面性的意義。
消費與金融管理是國家管理的重要要素，國家必須加強對金融的管理，以更好地發揮其作用，必須控制金融企業，對金融企業實行絕對的控制和絕對領導，包括國家對國家主導銀行實行絕對控股權；國家對大的證券公司實行控股權；國家對基金、證券等市場的經營企業公司依法實行嚴格的監控和嚴格的管理；對全國銀行的經營狀況實行監控，設定銀行的風險金指標，經濟失誤達到超限標準，取締經營權，指定經營好的銀行兼并。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金融的作用，在當前則可以更好地應對金融危機。如果放松了國家對金融的管理，那么有可能使貨幣在運行過程中出現中斷，影響著三大消費的整體活動過程。同時，如果不加強國家對金融的宏觀管理，面對著金融危機，往往也會捉襟見肘，力不從心。所以國家對金融的管理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不可動搖的，這是國家上層建筑的責任，也是國家干預市場自由經濟規律負面作用的重要手段的要素。
綜上所述，理論家應為政治家和國家管理政府提供治理國家的理論依據，政治家和國家政府管理國家，要以理論為依據，發揮上層建筑、國家和政府的聰明才智，開創性地發揮管理才能，管理好國家，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和諧，滿足國民生活消費日益不斷增長提高的消費需要，這樣的政府才能受到全體國民的擁護和愛戴。
(作者為三株集團董事長)
金融海嘯給經濟學理論的沖擊
龔 剛
金融海嘯(以及之前無數次的經濟危機)再次證實了凱恩斯的“非完美”假說是對市場經濟更為真實的解說。盡管凱恩斯所提出的藥方并不能解決市場經濟的所有問題，盡管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被認為其理論體系不夠完整，然而，這并不等于我們可以放棄凱恩斯主義，相反，這些正是需要我們去研究、創新與補充的地方。
毫無疑問，金融海嘯將在學術界呼喚新的理論和新的聲音，然而無論如何，這種新的理論和聲音將離不開凱恩斯主義，或者它將和凱恩斯主義相暗合，其原因在于凱恩斯主義是溫和居中的理論，是第三種聲音。
長久以來，人們已經習慣了“一分為二”(字面含義上)地看待事物，“紅與白”、“善與惡”、“好與壞”、“美與丑”等等，卻對兩極之間的廣袤調和態度輕佻、漫不經心甚或熟視無睹。究其原因，或許“中間”便失去了鮮明，故難造成“狂抓眼球”的轟動；或因“調和”便失去了對約束條件的簡單化處理，使得思維方程從一元、二元一躍成為復雜的多元，實在消耗腦力；或因“緩沖”便失去了明確的敵手，使得那些由人類伊始便扎根心中的競爭意識所演化成的斗爭哲學難以淋漓盡致的洋溢。
然而，“中道”與“中庸”是世界文化史中人類共同的訴求，也是我們當前和諧社會理念下文化的深層架構。因此，我們在學術界呼喚第三種聲音，盡管此種聲音在許多情況下因沒有站隊而缺乏大后方的掩護、支撐與聲援，但它往往集第一、二種聲音之優點于一身，并能有效彌補它們的缺欠，因此常常是溫和而沒有偏頗的；同時，第三種聲音避開了意識形態之爭，避開了因爭論而爭論、因反駁而反駁的亢奮，于清凈淡泊又沉穩縝密的土壤中便更容易結出客觀性的碩果。
大國崛起期待理論智慧
專訪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黃枬森
人民論壇記者 王 慧
不能片面強調理論創新，不能認為理論創新就能解決一切問題
人民論壇：全球金融危機讓我們看到，如何實現中國的理論創新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挑戰。一些重要理論往往由西方人提出，并且一些時候我們還盲目“進口”西方理論，這說明了什么問題？
黃枬森：中國的發展需要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創新。缺乏理論創新是不行的。我們現在出現的問題不可能和過去的問題一模一樣，如果沒有理論創新，我們就不能解決目前國際和國內的一些新問題。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是一切社會進步和社會變革的先導。
近年來，我們有點特別強調理論創新。我對這種思考方式倒是有點不同的想法。不管是空間上發生了什么問題，也不管是時間上發生了什么變化，我覺得對理論創新問題的考慮應該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理論創新很重要，另一方面，我們應該反思一下過去的所作所為，總結一下以前的經驗教訓。過去科學的東西，我們要堅持，理論創新應該在科學方法論的指導下來進行。過去錯誤的，我們一定要改正。
所以我覺得不能片面強調理論創新，不能認為理論創新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如果把過去科學的東西都丟掉了，一味去理論創新，這個理論創新也不能解決現實問題。不能說新的理論就一定能解決新的問題，只有新的科學的正確的理論才能解決新的問題。我覺得現在的理論創新有點是無條件的理論創新，這個值得警惕。現在一提到理論創新就是一片叫好聲，我覺得還是要全面一點好。
時代性、規律性、創造性，這是理論創新的標志
人民論壇：那您認為理論創新必須遵循怎樣的原則，如何進行理論創新？
黃枬森：理論創新必須是科學的理論，正確的理論，而不是只要是新的理論就行。科學理論和藝術不一樣，藝術就是要新花樣，理論可不是這樣。如果你一個理論，我一個理論，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論，那么我們用什么理論來作為指導呢？
理論創新必須揭示事物的客觀規律性。理論創新必須是真理的創新，不是表面上有“新”就是創新，甚至把西方一些舊的東西搬到中國來就是理論創新。時代性、規律性、創造性，這是理論創新的標志。創新也需要不斷深化和完善，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
人民論壇：依照您的判斷，中國的發展是不是到了特別需要理論創的新階段？
黃枬森：我覺得不能這么片面地講。現在我們不是沒有理論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算不算是新的理論呢？它是適合我們當前新事物的理論。科學發展觀也是新的理論，也是適合我們目前形勢的。我們的理論創新不是到了一個關口，一定要創新。我們解決新的問題，必須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之下，必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指導下，而不是無條件的理論創新。
中國理論家所做的工作推動了中國發展
人民論壇：您認為當今時代，理論家應該有著怎樣的責任與擔當？
黃枬森：理論家應該擔當起這個時代的社會責任，縱觀改革開放30年，理論家們確實是這樣做的。雖然改革開放是黨中央提出來的，但是這跟眾多專家學者的參與是分不開的。你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過去沒有的新理論，都是學者們根據形勢提出的新的看法。如果沒有理論家的探索，中央也很難做出這樣的決策，或者決策做出來也不一定能保證它的正確性和科學性。和蘇聯相比，我們的決策和方針都很正確，而他們就不那么正確了，為什么呢？當然中央領導的英明是不能否認的，中國理論家所做的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他們與國家發展、改革內容與階段密不可分。世界局勢風云變幻，特別是在如今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理論家們在中國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作用會更加突出。中央提出的一些理論往往都是原則性的，是宏觀的。但是理論還要運用，這就要靠理論家的研究加以充實。這樣理論家就大有作為，可以大大地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在大家的討論研究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建設才能更加完善。中國崛起期待理論家智慧。
人民論壇：現在有些人打著專家學者的旗號，發表一些在民眾看來很不負責任的言論，您對此怎么看？
黃枬森：這恐怕是很難避免的，所以說中央的方針是很正確的，就是百家爭鳴。理論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確，難免有些不正確的東西，所以回答也是各式各樣。把各種觀點加以綜合比較，也就可以看出什么觀點更正確、更全面、更可以采納。所以不一定是正確的理論才可以講出來，如果必須是想清楚的理論才可以講，想不清楚的就不可以講，這樣加以限制的話，那些正確的東西也就不能產生了。我們不僅要追求真理，還要學會寬容，要傾聽別人的講話，讓他把話說完。不能別人說的觀點跟你不一樣，你就要批評人家，這在國際上的教訓是很多的。如果這樣，理論就沒有辦法創新了。為什么春秋戰國時代，學術那么發達？就是因為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所以各家各派就出來了。后來封建皇帝大一統之后，禁錮言論，不允許有不同的聲音，理論發展就困難了。
人民論壇：從近期的一些新聞來看，有些學者一味追求“理論創新”，做出學術造假的行為，引起各方熱議。
黃枬森：學術造假和發表錯誤言論是兩回事。學術造假是自覺的、有意識的，我們必須堅決打擊；如果是兢兢業業地在搞學術，卻出現了錯誤，我覺得這是可以理解和包容的。我們應該提倡自己努力鉆研的學術風氣，而不是要圖省事，剽竊他人的成果，進行學術造假。如果一旦有人造假，就受到大家的指責，那么這種現象就會慢慢減少。現在有些人覺得抄抄別人的東西沒什么，這是一種很不好的風氣。別的事我不敢講，但是抄襲剽竊我從來沒有干過，我也根本就不想干。別的大話我不敢說，這個大話我敢說。這是一個學者的責任與良心。
記者手記
在我采訪
黃枬森教授之前，看了黃老的一大堆資料與研究成果，不由得肅然起敬。他先后主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三卷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八卷本，并承擔了《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馬哲史學科的主編，為中國馬哲史這門學科進行了大量的開拓性工作。他的著作填補了我國在馬哲史研究方面的許多空白，獲得了社會的高度評價。這些成果對于中國馬哲史學科的發展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并具有國際性的影響。
采訪中，這位88歲的平和、慈祥的老人說話不徐不疾，看待問題寬容、大度，但對于學術問題，他又勇于提出質疑和批判，思維異常活躍。“我始終在思考，什么是真理？最后，我找到了馬克思主義。” 這位哲學大家窮盡畢生精力追尋真理，嚴謹求實，他不拘泥于過去的僵化教條，不固守過去的陳舊理論，而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基礎上，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時代創新，對中國改革發展的重大現實問題予以理論上的解答。
或許，這就是一位哲人畢生思考所留下的印記。他用自身的行動，時刻提醒著這個時代，理論家的責任與擔當。
“三大預言”落與空——大國的理論自信（下）
《 人民論壇 》(2009年第6期)
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讓人們看到了社會思潮變化的新態勢。“西方民主制度將一統天下”、“新自由主義模式將成為全球普遍模式”、“共產主義將最終消亡”，曾經引起軒然大波的“三大預言”受到質疑就是一個表現。
人們認識到，危機與自負有著密切的關系。自負是人犯錯的重要思想根源，其背后常常包含著偏見甚至無知，然而人又為其所控制，只有在跌得頭破血流之后方得覺悟。對當代西方的某些觀念崇拜也包含了這種自負。
實踐中的碰壁讓人們從自負中警醒過來。在復雜而動蕩的大勢面前，如何認識當下形形色色的思潮及其影響？如何認識世界歷史進程中發生在我們這個古老而現代的東方國度中的中國探索、中國經驗、中國奇跡和中國模式？
無情的現實表明，“三大預言”無疑將從諸多人思想的神壇墜落或步入空想，擊碎它們的不僅是“中國模式”的成功、金融危機的爆發，更有他們自己的偏見與傲狂……這樣的討論，使我們重新認識當代的西方資本主義，也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愿能成為反思危機的一個積極成果。
人民論壇上期推出的特別策劃《大國的理論自信(上)——金融危機與理論家的責任擔當》探討了危機對西方理論的沖擊、中國崛起的理論智慧與理論家的責任擔當等問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馬克思有句名言：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金融危機的發生進一步確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正確性，也堅定了我們繼續走這條道路的堅定信心。只有理論崛起才有大國崛起。只有樹立更客觀、理性的理論自信，不被各種錯誤思潮左右，我們才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走得更穩更快、更加扎實。
——人民論壇《特別策劃》組
“三大預言”的思想脈絡與時代背景
羅文東 郭志法
預言之一：新自由主義將成為全球普遍模式
歷史背景：1989年，社會主義的挫折和計劃經濟的失敗使廣大發展中國家無所適從，出現了意識形態真空，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思想和改革思路引導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深陷債務危機的拉美各國)擺脫貧困。為此，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了拉美國家代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以拉美國家經濟調整和改革為主題的研討會，形成“華盛頓共識”，其核心是用西方新自由主義模式取代蘇東計劃經濟。
新自由主義，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它是依據新的歷史條件對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加以改造而來，更加強調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
新自由主義真正占據主流經濟學地位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時，因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主張的“國家干預主義”,無法解決西方經濟長期陷入“滯脹”狀態的難題，給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提供了契機。而新自由主義興起的根本原因，還是它迎合了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向發展中國家擴張的需要。而“華盛頓共識”的出籠更使新自由主義成為主導世界經濟的主流經濟學流派。
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在他看來，“華盛頓共識”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藥”。
主要內容：強調市場萬能論，放松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解除外匯管制，消除貿易壁壘，使國有企業私有化，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實現經濟自由發展，實現市場主體的平等競爭。其精神實質是：放大了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色彩，強調公有制會使經濟變得更糟，社會主義必然導致集權，國家干預只能造成經濟效率的損失；主張推行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即全球資本主義化。
當時影響：近30年以來，新自由主義在英美等發達國家很盛行，是美國幾任執政者的主體意識。隨著“華盛頓共識 ”的形成與推行，新自由主義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的經濟范式和政治綱領。
當前現實：“華盛頓共識”在不同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實踐結果令人失望。東亞一些國家在90年代先后實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結果釀成了1997年由泰國開始并波及整個東亞地區的亞洲金融危機，使一些國家的經濟至今還沒有恢復到亞洲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推行“華盛頓共識”，結果導致失業率高居不下，兩極分化加劇，民族企業陷入困境，政局動蕩混亂等。各種弊端的顯現引起了民眾對華盛頓共識的普遍不滿，拉丁美洲成為抵制和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最為強烈的地區。尤其是當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更令人們對新自由主義政策開始反思和抵制。
預言之二：西方民主制度將一統天下
歷史背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蘇聯和東歐各國在改革進程中出現了重大挫折。從1989年到1990年短短一年多時間里，東歐的波蘭、匈牙利等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改變了性質；1991年，蘇聯也宣布解體，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背離了社會主義道路。
東歐劇變后不久，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司副司長、原蘭德公司分析家弗朗西斯·福山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并在1992年將此文擴展為轟動一時的著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認為西方民主將一統天下，歷史已經終結。
代表人物：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
代表著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
主要內容：福山認為，東歐劇變和資本主義取得冷戰勝利的根源在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優于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其他非西方國家的各種民主制度，并斷言西式民主制度將成為普世制度：“我們正在見證的不僅是冷戰的結束，也不是二戰后一個特別的歷史時期的結束，而是歷史的終結，即人類思想進化史的終結，而且西方的自由民主政體將作為政府的最終形式得到普遍推廣。”
福山通過兩個方面來闡述他的觀點：一是歷史事實，包括蘇東劇變和全球現代化浪潮。在他看來，蘇東劇變標志著共產主義的失敗，而全球的現代化就是西化。二是普遍史理論。他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并因此構成了歷史的終結。
當時影響：福山《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一書一經出版，就引起了各方面的熱烈反應，曾連續數周名列暢銷書排行榜之首。由此在東西方學術界掀起了軒然大波，贊成、反對之聲此起彼伏，很快形成了一股彌漫全球的“終結熱”。與此同時，蘇式政治制度遭到廣泛批評，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改旗易幟”，實行西式議會民主制度。
當前現實：20年過去了，當年走上西式民主化道路的國家政治分裂、國內動蕩成為普遍現象：拉美推行西式民主的國家在世紀之交發生一系列社會動蕩，多位民選總統中途退位。
預言之三：共產主義將不可逆轉地在歷史上衰亡
歷史背景：20世紀80年代末期，由于蘇東社會主義國家自身在實踐上出現了一些重大失誤，最終釀成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向何處去成為當時歷史背景下的重大課題。于是“共產主義衰亡論”應運而生。
代表人物：布熱津斯基(美國當代著名的戰略思想家，曾任美國前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代表著作：《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大失控與大混亂》
主要內容：《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認為共產主義違背了歷史規律，因而它將“不可逆轉地在歷史上衰亡”，“共產主義將作為20世紀最反常的政治與理性畸形物載入史冊”；《大失控與大混亂》中對社會主義也進行了種種詰難，該書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提并論，把列寧、斯大林與希特勒視為同類，誣之為“極權主義”，是“有組織的瘋狂的政治”、“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流血”等等，并稱正因為這種“強制性烏托邦是一種進行全面控制的企圖”，因而它“生產了一臺自我毀滅的機器”，所以“這個制度必然垮臺”。
當時影響：在《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出版后不到兩年，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陣營最終瓦解，中國在艱難中探索，這更加使各國對“共產主義衰亡論”確信不疑。
當前現實：共產主義并沒有在世界范圍內銷聲匿跡。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依然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現有社會主義國家仍在進行總結、調整和改革，積極探索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越南、朝鮮、老撾、古巴四國，在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和西方國家干涉、演變的強大壓力下，保持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本國社會政治穩定。(作者分別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導；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博士)
“三大預言”的實踐困局
朱諧漢
當前，全球性金融海嘯在西方呈現出向制度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轉化的態勢，人們審視危機，發現馬克思為資本主義弊端所開出的處方并沒有過時
最近20年的實踐初步證明，西方“三大預言”是經不起歷史和實踐檢驗的。
新自由主義的拉美困局
上世紀末，以新自由主義為內核的“華盛頓共識”，在發生金融危機的某些拉美和東南亞國家大行其道。但是，僅僅幾年時間，“華盛頓共識”在實踐面前就瀕于破產。
拉美國家是“華盛頓共識”的最初試驗區，但一些拉美國家卻為此付出高昂代價。國有企業私有化，使一些產業向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集中，失業問題更為嚴重。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兩極分化和貧困化十分嚴重。例如，墨西哥在改革前，有兩位億萬富翁，20世紀90年代后期增加到20多位；與此同時，貧困人口未見減少，反有增加之勢。墨西哥恰帕斯州農民“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兩極分化和貧困化日益加劇。民族企業陷入困境，這種情況在開放度較高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國尤為明顯，國家職能明顯削弱，社會發展被嚴重忽視。金融自由化導致金融危機頻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的巴西貨幣危機和2001年的阿根廷債務危機等等，這都與金融自由化有關。
曾經接受“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如今則逐步走上了尋求符合自身發展與改革要求的道路：馬來西亞在金融危機期間就拒絕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方案。泰國在危機后探索新的發展道路，大力支持農村地區和小企業的發展。2002—200 3年，泰國經濟增長速度達到5%左右，是東南亞的最高水平。受金融危機打擊最大的印尼也毅然終止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韓國早早地還清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巨額貸款，走上新的發展道路。
“華盛頓共識”是為西方“資本大鱷”張目的。中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堅持和完善政府的宏觀調控，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在發展公有制經濟的同時，鼓勵其他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既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又注意維護自身利益和國家經濟、金融安全。正是由于采取了正確的發展道路，才使得中國能在上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中獨善其身，在本次金融海嘯中受傷較輕！
近20年中國的發展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及時的“改弦更張”，宣告了“華盛頓共識”的破產！
“大中東民主計劃”碰壁
民主和自由等所謂“普世價值”，從來都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是歷史的而非超歷史的。同時，一個好的民主制度總是與一個國家一定時期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傳統密切聯系。對一個國家來說，能促進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民生幸福的民主，就是個好東西。反之，引起經濟衰退、政局動蕩和百姓痛苦的民主，則是一個壞東西。
蘇聯解體后，美國制定了所謂“大中東計劃”，大規模地向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巴基斯坦等國家和地區推銷其美式民主制度。實踐證明，無論哪個國家，如果不考慮本國國情，而移植了這種制度，不是經濟出現停滯，民生凋敝，就是政權頻繁更迭、政局動蕩。相反，那些堅持走本國特色民主政治發展道路的國家，則普遍政局穩定、經濟繁榮、社會和諧。中國近20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和民主政治的穩步推進，也初步證明了“西方民主”沒有普世性。
民主制度的本質特征是人民當家作主，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實施對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的決策、監督與管理。在西方一些國家的選舉中，選民僅是公民的一部分，實際參加投票的選民往往不足國民總數一半，而選舉中勝出的候選人的得票率有時僅有48%對47%的微弱優勢。實現了48%選民的意志，犧牲了47%民眾的利益，這種“民主”能體現全民意志嗎？
中國發展質疑“共產主義滅亡論”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每年以平均9.8%的發展速度增長，創造了世界歷史的奇跡。國內生產總值從197 8年的3645億，到2008年的突破30萬億，是世界年均增長率的3倍多，經濟總量位列世界第三。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實際增長39倍多，長期困擾中國的短缺經濟狀況得到根本改變。從1978年到2007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由206億美元，提高到21737美元，躍居世界第三，實際使用外資累計近10000億美元，真正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強勁引擎。特別是香港、澳門的如期回歸，使中國在國際舞臺影響力的進一步擴大，顯示了社會主義中國的強大活力，也反映出社會主義中國已經找到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中國與俄羅斯、巴西、印度并稱為“金磚四國”，通過中國與其他三國的發展比較也許更能看到中國的體制優勢：1 990年中國的GDP只有3546億美元，是俄羅斯經濟總量的61.23%，巴西的76.12%，僅比印度多377億美元；2006年中國的GDP增長至26847億美元，分別是俄羅斯、巴西、印度的3.66倍、4.32倍和3.35 倍，足見近20年中國經濟的活力。
曾經宣揚“到下個世紀共產主義將不可逆轉地在歷史上衰亡”的布熱津斯基，被迫承認“只有中國目前的發展似乎才預示著共產主義的復興”。
當前，全球性金融海嘯在西方呈現出向制度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轉化的態勢，人們審視危機，發現馬克思為資本主義弊端所開出的處方并沒有過時。西方人形象地說：“馬克思又回來了。”(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西方“三大預言”認同度調查
人民論壇本專題調查組 《人民論壇》
●70.1%的受調查者認為，“西方民主只是民主的一種形式”
●53.9%的受調查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是當前危機的‘罪魁禍首’”
●71.5%的受調查者認為，“應走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70.8％的受調查者認為，“中國為世界貢獻了一種多樣化發展模式”
“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將最終消亡”、“西方民主制度將一統天下”、“新自由主義模式將成為全球普遍模式”， 20世紀90年代的這“三大預言”都刻上了深深的歷史烙印。近日，人民論壇雜志采訪調查了300位領導干部、專家學者，并在新浪網、人民論壇網等進行了“‘三大預言’落空了嗎”網絡調查，5410位網友參與。我們對兩次調查結果進行了對比分析。
過半數網民不了解“三大預言”
對于“您了解‘三大預言’嗎”的提問，53.3%的網民表示“不了解”；46.7%的網民表示“了解”。可見，在以年輕網民為主體的受調查者中，過半數網民并不是很了解“三大預言”。
為什么過半數網民不了解“三大預言”？專家分析指出，網民是以年輕人為主體的群體，對世界史、意識形態不太了解很正常。他們往往較多關注現實問題，對略顯意識形態的話題有些排斥，甚至會不夠客觀、辯證，略顯偏激。客觀分析網民群體的特征，也就比較好理解為什么“過半數網民不了解‘三大預言’”。
對300位領導干部、專家學者的調查顯示，72%表示了解“三大預言”。領導干部、專家學者為什么更了解“三大預言”？專家分析指出，這主要是由他們的年齡、閱歷等群體特征所決定的。總的來說，他們更了解歷史的全貌，視野更開闊。俗語說，歷史是最好的老師。那些真正經歷了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時代風云，又看到今天世界發展變遷的人們，對于 “三大預言”會有更深刻的認識和洞察，對世界發展歷史的把握也更準確。
“三大預言”落空了嗎
“您認為‘三大預言’落空了嗎？”對300位領導干部、專家學者的調查顯示，72%認為“‘三大預言’落空了 ”，20%認為“有待觀察”，僅8%選擇“沒有落空”。
形成對照的是，對網民群體的調查結果顯示，50.6%認為“落空了”(其中20.7%認為“完全落空了”；2 9.9%認為“基本落空了”)，15.1%認為“有待觀察”；34.2%的受調查者認為“沒有落空”。
從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兩個群體對同一個問題的認識有較大差距。為什么有不少網民做出“有待觀察”的判斷？專家分析指出，這主要是由于年輕網民不了解“三大預言”實質內容而難以選擇。因為不太了解，他們也就難以做出確切的判斷。
相對而言，對領導干部、專家學者的調查比較符合客觀實際。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本次調查領導干部、專家學者的樣本不夠多，但通過我們科學取樣，調查結果還是比較接近客觀情況的。
專家指出，就實質而言，“三大預言”體現的是一種社會思潮，是“資本主義價值觀”的表達。20多年來，“三大預言”作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三個核心觀點，影響不小，也誤導了拉美、東歐不少國家。這些國家和人民在“醒悟”之后，在價值觀重建的問題上，也就有了更多的“前車之鑒”。西方的“三大預言”實際上是明顯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宣傳，就我國而言，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引領多樣化社會思潮，也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如何看待西方民主
“您如何看待西方民主？”對300位領導干部、專家學者的調查結果顯示，86％認為“西方民主只是民主的一種形式”，78%認為“不能簡單移植西方民主”，65%認為“西方民主有其致命缺陷”。
在對網民群體的調查中，70.1%認為“西方民主只是民主的一種形式”，58.1%認為“不能簡單移植西方民主”，35%認為“西方民主有其致命缺陷”。
中共中央
黨校教授葉篤初指出，中國民主要如何走，走哪一步，如同中國經濟發展，最有發言權的是中國人民自己，最了解我們的，也是我們自己。也有專家分析指出，東歐、拉美一些國家照搬西方民主教訓深刻，伊拉克戰爭受挫、美國輸出民主模式碰壁，這些舉世皆知的事實，自然成了人們認識西方民主的有力參照。黨政干部、專家學者群體與網友對西方民主的產生、“是否可以復制到全球”的認識比較接近。從這個層面而言，“西方民主制度一統天下”不被認同。
如何看新自由主義的主張
“如何看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探討這個問題，有著更深層的意味。
對于這個問題，對300位領導干部、專家學者的調查顯示，78%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國際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 ’”；76%認為“危機驗證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48%認為應“批判借鑒、辯證認識”。
在對網民群體的調查中，53.9%認為“新自由主義是當前危機的‘罪魁禍首’”；49.6%認為應“批判借鑒、辯證認識”；30.7%認為“危機驗證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
為什么較多網民選擇“批判借鑒、辯證認識”？專家分析指出，這說明，網民中大多數是“80后”、“90后”群體，有辯證的思維能力，主張思想文化多元，具備開放、學習、借鑒的良好心態。同時，這也表明，改革開放后成長的一代更加自信。在此問題上，黨政干部、專家學者則因為看到了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及嚴重危害性，作出了上述選擇。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中國《資本論》研究會秘書長裴小革認為，從新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在俄羅斯等一些國家以失敗告終，到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其實已經可以看出，新自由主義已走進死胡同。“新自由主義模式將成為全球普遍模式”只能是一種妄談。
如何看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對中國未來的主要期待是什么
對于“您如何看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對300位領導干部、專家學者的調查顯示，89%認為“應走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對網民群體的調查顯示，71.5%認為“應走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對調查結果分析可以看出，受調查者對“走本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關聯的認同度還是比較高的。
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副會長、云南省科學社會主義學會會長趙紹敏指出，究竟靠什么才能挽救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上的回答是：靠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以其強大的科學魅力，破解了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史上的兩大危局：“文革”引起的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潛在危機和蘇東劇變引發的世界社會主義制度的空前危機，實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實踐形態的新發展。如今，新的實踐呼喚新的理論創新，迫切需要我們回答、解決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新問題。
“您對中國未來的主要期待是什么？”對網民群體的調查顯示，74%期待“加強制度性反腐”；72.3%期待“ 大幅度地改善民生，提高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專家指出，如何以辯證、發展的思維呼應這些期待，也是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增強中國模式的制度魅力，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題中之義。
中國模式打破了西方“三大預言”嗎
“中國模式打破了西方‘三大預言’嗎？”對300位領導干部、專家學者的調查結果顯示，75％做出了肯定的回答；15%認為“有待觀察”；10%認為“否”。在對網民群體的調查中，其中52.8%的網民認為“是”；16.9% 認為“有待觀察”；30.3%認為“否”。
專家分析指出，部分網民群體之所以選擇“有待觀察”，一是因為不了解“三大預言”，二是在國際金融危機下，有人看不到危機將向什么方向發展。這才有了對比鮮明的回答。專家指出，對這一問題的分析可以看出，對于年輕一代的群體，還是應更加著力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增強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定信心。這也是我們進行這一組調查的現實意義所在。
人民論壇雜志近期推出的“關于中國模式”一組特別策劃文章，引起熱烈討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佐軍分析指出，在這場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盡管也受到很大沖擊，卻以30年改革和發展的積淀屹立于世界的潮頭，“ 中國模式”自然會成為國際廣泛關注的話題。
“中國模式從哪些方面打破了西方‘三大預言’？”對300位領導干部、專家學者的調查結果顯示，89％認為“ 中國為世界貢獻了一種多樣化發展模式”。對網民群體的調查則顯示，70.8％認為是“中國為世界貢獻了一種多樣化發展模式”。
專家指出，脫離實踐或別有用心的預測往往是靠不住的。世界的發展是人們無法預言的。20世紀90年代蘇東劇變以來的世界發展歷程，有力地證明了西方民主、新自由主義并非萬能的靈丹妙藥。總的來說，是時代發展、世界各國的實踐擊碎了“三大預言”。中國模式順應了時代進步，是當代世界人類創新與發展的重要成就。(執筆：人民論壇記者曾金勝)
民眾熱議“三大預言”
采寫人民論壇記者 肖景輝
中國應抓住機遇爭取國際話語權：金融海嘯重創了美國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的同時，也令世界各國不同程度地遭受池魚之殃。唯獨擁有13億人口內需市場，以及擁有近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仍全力爭取2009年GDP增長8%，傲視全球，可謂“風景這邊獨好”！
中國應該抓住機遇，在重整國際經濟新秩序中，爭取擁有與自己的實力和貢獻相匹配的話語權。第一，制止貿易保護主義。以美國最大的國際債權人之一的身份，要求美方必須對日漸抬頭的保護主義加以約束。第二，應向美國和歐盟主要國家交涉，重新改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允許中國參與決策機制，發揮中國代表發展中國家的獨特作用。第三，中國應提請國際主要供貨商注意，大宗能源、礦產原料定價必須顧及中國作為“大買家、大用家”的話語權。第四，在市場準入方面，中國在海外能源、礦產項目收購合并方面必須受到公平待遇。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百家戰略智庫主席劉夢熊)
經濟危機讓新自由主義成了反面教材：當前經濟危機宣告“新自由主義”不但沒有成為普遍模式，反而成為反面教材。目前西方國家面對金融危機的解決方法就是銀行和公司的國有化，這成為經濟發展的保障。面對經濟危機，沒有國家的救援和支持，很多國家的整個經濟體都要崩潰。因此這也說明，單純地追求自由主義是不明智和錯誤的。而反觀我們國家，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模式運行平穩，為我們國家未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讓我們看到中國未來大有希望。
(民生銀行高級職員孫鳳偉)
相信在中國投資會收到穩定的回報：中國不受國際上各種思潮干擾，堅持走自己的路，20年來保持經濟穩定增長，我作為外企工作人員深有體會。比如，亞馬遜自四年前收購卓越網以來，連續四年在中國市場的份額持續保持同比100%以上的增長，其增長速度在亞馬遜全球市場中遙遙領先。這緣于中國經濟穩定快速發展，為亞馬遜在中國開辟市場提供了基本條件。目前，亞馬遜持續加大在中國市場的投入力度，這表明亞馬遜對中國未來的持續看好。亞馬遜深信在中國投資會收到穩定而可觀的回報。
(亞馬遜公司中國公關總監高超)
中國經濟穩定吸引海外學子回國發展：目前，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歐美經濟出現停滯甚至負增長，農業也受到一定影響，進而間接影響到我們涉農企業。而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給外企開辟中國市場提供了很大的空間，使得我們致力于“提供健康食物鏈”的業務在中國的成長速度遠遠高于其他國家和地區。近些年，中國政府針對“三農”接連推出重大舉措，從根本上避免其他國家因農業政策不當而造成的衰退。我們相信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前景完全能夠支持我們所追求的遠景目標，會吸引更多海外學子回國發展。
(諾偉司國際公司中國區技術及研發總監、海歸博士曹紅)
“共產主義”仍值得向往：我認為共產主義在中國是很有群眾基礎的。第一，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斗爭和經濟建設的歷史證明，共產黨以及共產主義信仰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第二，改革開發以來，共產黨人解放思想，帶領廣大人民群眾走向強國富民之路。中國用占世界7%的耕地面積，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這在全世界范圍內堪稱奇跡，大大提高了共產黨的威信。第三，如今，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升，實踐證明了共產黨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已經充分顯現。共產主義仍將成為人類最美好的理想，值得人們為之向往、為之奮斗。
(中國出版網副主編章澤鋒)
共產主義和中國民主模式受到中學生認同：當下的中學生絕大多數對中國選擇的民主模式是很認同的。我們在教學中，通過介紹蘇東、拉美一些國家盲目效仿西式民主、全盤移植別國民主模式而造成危機頻發、社會動蕩的現實，使孩子們認識到，民主模式的選擇是要結合本國國情的。我們的問卷調查表明，中學生對中國民主模式的認同比例大幅度提高。
一度有人認為中國“80后”的青少年信仰缺失，然而，在汶川地震中獻愛心和奧運志愿者行動中，人們認識到這是對孩子們的誤讀。我們在對中學生的信仰調查中發現，絕大多數孩子對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等核心價值觀和傳統教育還是十分認同的。共產主義在下一代能否深入人心，關鍵在于能否采取可親可近的教育方式，成功地將其植根于孩子們的心靈深處。
(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教師王霞光)
西方社會思潮的中國應對
——專訪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
以此次西方經濟危機為標志，新自由主義開始走向衰落；以中國改革開放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為標志，社會主義真正走出低谷，進入復興階段，但不是高潮
在世界發生危機時，社會主義的優勢更加顯現出來
人民論壇記者：“三大預言”的背后，體現了什么社會思潮？
程恩富：蘇聯正式解體，出乎西方意料之外，也出乎各國共產黨和人民的意料之外。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控與大混亂》一書，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反響，社會各界高度重視。
面對“三大預言”，總體而言，中國思想界當時出現了分化。有一部分人認為社會主義過時了，是早產的，或者本身就是邪路，從而堅決主張西方民主、西方普世價值；也有一部分人仍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認識，堅持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認為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有所退步，處于低潮，但肯定會出現高潮。真正的共產黨人仍然充滿信心，因為共產主義運動有其實踐依據和內在邏輯。
人民論壇記者：我們今天應如何看待“三大預言”及未來可能出現的類似預言？
程恩富：應該用辯證的、發展的、全球的眼光看待。
首先，要重視預言。“三大預言”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是有歷史背景的。
其次，沉著應對這些預言。在理論、思想上要給予科學的說明，說明人類發展的規律性趨勢。這些說明要有說服力、感召力、親和力，要提高中國在世界上話語權的分量。
第三，用事實來說話，擊破預言，增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吸引力。針對預言抓住某些體制弊端加以夸大的問題，要正視并逐步予以解決，科學發展、科學改革、科學開放，把我們的制度、體制、機制建設得更加完善。
總的來說，西方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制度大框架有問題，但某些具體體制、機制和措施可以借鑒；“中國模式 ”的大框架有優勢，但某些體制、機制大有改進的必要。我們要用辯證的眼光看清楚西式民主，揚長避短。
新的經濟全球化，客觀上要求的是全球社會主義而非全球資本主義
人民論壇記者：如何看當前一些流行的說法，如“社會主義救資本主義”？
程恩富：美國、拉美國家等采取某些看似社會主義國家政策的措施，但是不能就此說，資本主義國家搞社會主義。正如，市場與計劃、國有與非國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都可用。西方國家在推行銀行國有化措施時申明，等危機好轉后還將私有化。這些只不過是國家替一些利益集團埋單而已。當然，在世界發生危機時，社會主義的優勢更加顯現出來了。耐人尋味的是，著名學者福山最近就把“世界轉向中國式社會主義”作為預言“未來世界七大意外”的第七項。
人民論壇記者：站在新的歷史節點上，人們特別想聽聽您對世界社會主義的總體研判。如果要給出一個預言的話，您的預言會是什么樣子？
程恩富：我在上世紀90年代曾說過，新自由主義估計還會占上風20—30年。10多年的時間過去了，新自由主義導致了2008年以來的嚴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對于未來，我認為，以此次西方經濟危機為標志，新自由主義開始走向衰落；以中國改革開放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為標志，社會主義真正走出低谷，進入復興階段，但不是高潮。要到高潮還需要若干次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危機。
這是基于什么判斷呢？馬克思指出，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決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必然發生。
我在這個判斷上推進了一步，即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當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是經濟不斷社會化和全球化，與生產要素的私人所有、集體所有和國家所有的矛盾，與國民經濟的無政府狀態或無秩序狀態的矛盾。新的經濟全球化，客觀上要求的是全球社會主義而非全球資本主義。生產力、科技的發展客觀上要求經濟政治文化制度的調整，這種調整的大方向已經出現，這從一些超國家經濟、政治實體的出現可見一斑。可以觀察到：整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在重新崛起。
如何看待和完善中國模式
人民論壇記者：如何從理論到實踐的結合上，從歷史到現實的結合上，從世界眼光到立足國情的結合上，讓廣大民眾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優越性和合理性？這也關系到如何看待和完善中國模式的問題。
程恩富：中國模式的吸引力將越來越大。但是要面對兩個問題：一方面是人口資源環境在發展中存在的嚴重問題，必須堅定不移地實行資源高效利用、環境高效保護，加大環境約束性指標，黨委和政府都要問責；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視私有經濟大規模發展給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帶來的負面效應。
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和創新，我主張，“世情為鑒，國情為據，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綜合創新 ”。無論是理論創新，還是體制和政策創新，都應“世情為鑒、國情為據”。在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學說”、“西方資產經濟學說”、“我國古近代學說”三大體系的相互關系基礎上綜合創新，這也是整個社會科學研究的原則。如果這些關系擺不正，社會科學的政治方向、理論科研方向就可能出現偏差。
為什么經濟越發展，反而社會矛盾好像越來越多、越尖銳
人民論壇記者：許多人都有這樣的錯覺：好像經濟發展了，怎么反而社會矛盾越來越多？尤其從網絡輿論中表現得較為明顯。您怎么看待這個現象？
程恩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交流中，有的領導就曾經提出這樣的問題來討論。
我認為，對各類社會矛盾要分類看待，有的屬于發展不足帶來的，有的屬于改革不到位帶來的，有的則是改革開放發展的措施缺乏科學性帶來的。比如，此次在調查網友關心的“兩會”話題中，反腐敗問題、民生問題居前兩位。我認為，反腐敗問題有兩個方面值得關注：一是應當看到私有經濟的大規模發展對社會的負面作用；二是有些反腐措施還不到位，如官員財產公開；三是立法執法有誤區，如只打擊受賄者，行賄者則很少得到懲處。為什么腐敗問題在西方沒有像我們這樣為民眾熱切關注？其實，資產階級政黨的多黨合謀，已經把在中國叫作腐敗或非法的某些東西合法化了。如美國總統在國會休會期間可大赦親朋好友、政治捐款合法化等“金錢民主”，這些是普通民眾所忽略和無法改變的。
人們通常有個誤解，馬克思主義理論好像顯得很“空”。但是實際上，這些大問題、大道理，又是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比如，社會主義國家不發生金融和經濟危機，國家加大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增加公共服務的提供，民生福祉也就更有保障。這就是我們每一個人今天談論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
(人民論壇記者曾金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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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學者熱議“三大預言”與中國模式
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著名政治學家約瑟夫·奈：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僅讓發展中國家獲益巨大，中國特殊的發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國家視為可效仿的榜樣……更重要的是，中國倡導的政治價值觀、社會發展模式和對外政策，將來會進一步在世界公眾中產生共鳴和影響力。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主任、研究員安德烈·維諾格拉多夫：中國看來已經找到了一種機制，這種機制可以成為一種“將傳統引領到現代世界的火車頭”。這種特殊的社會調節機制既可滿足社會文化傳統的要求，也符合快速發展的社會經濟環境的需要。
《馬克思的幽靈》一書作者、法國著名“解構主義”哲學家雅克·德里達：所謂“馬克思主義死亡”的斷言是一種“ 自相矛盾、破綻百出、違反理性的共識”，對于這種斷言“必須予以抵制”。“今天的人，即使是從未讀過馬克思著作或不知道馬克思姓名的人，甚至那些反共產主義者或反馬克思主義者，不論他們承認與否，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馬克思遺產的繼承人。”“不繼承馬克思的遺產，就不能真正地繼承莎士比亞、圣經以及諸如此類的遺產。”馬克思的《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深刻分析，其基本精神是“今天仍需借鑒的”。(王新穎整理)
新自由主義思潮變遷
衛興華
所謂新自由主義，是相對于古典自由主義而言的，也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極端演化與發展。在西方經濟學中，新自由主義是指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大蕭條以來，與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相對立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潮。
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期主義的較量
隨著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特別是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資本主義國家需要有為壟斷資本主義辯護、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及其理論相對立的新的經濟理論。在20世紀20-30年代出現了一場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大論戰，新自由主義由此開始登上了經濟學的歷史舞臺。其完成形態是“華盛頓共識”。
哈耶克作為代表人物，極力主張私有化，反對實行任何形式的國家經濟計劃。他認為國家干預和搞經濟計劃會損害效率，甚至貨幣發行權也應由私人銀行承辦，不應由政府壟斷。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的弗里德曼曾擔任尼克松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他反對政府干預私人經濟，認為只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就可以穩定發展。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盧卡斯，也是當代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他以經濟人理性和人的行為理性預期假設為立論基礎，否定了凱恩斯主義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政策主張，認為這種政策是無效的。
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都興起于20世紀30年代。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震撼了全世界，于是以凱恩斯為代表的國家干預主義出現了。凱恩斯面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所陷入的嚴重危機，主張發揮兩只手的作用，將政府干預這只“看得見的手”與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結合起來。
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使新自由主義成為經濟學的主流
盡管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繼續為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辯護，但是到20世紀30—60年代，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已成為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在安德森寫的《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教訓》一書中，就這樣描述了當時新自由主義的窘境：“在1945年或1950年，如果你真誠地提出一些今天標準上的新自由主義的觀念或政策，你將會受到嘲笑或被送入瘋人院。”
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經濟發展中的“滯脹”，即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面對這種新現象，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無法解釋，也難以提供對策，于是反對凱恩斯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就借機抬頭，上升為主流經濟學。英國的撒切爾政府和美國的里根政府，其經濟政策也轉而選擇了新自由主義，從而為新自由主義的擴張起到了支持和推動的作用。
新自由主義為何不能成普遍模式
《人民論壇 》(2009年第6期)
當前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再次宣告了主張“市場萬能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與政策的失敗
新自由主義的一些主張帶來消極后果
新自由主義所推行的私有化理論與主張，對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中國來說，顯然不能接受。我們是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的提法在我國也較普遍，但我們既認識到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和靈敏性，也認識到市場經濟自身的缺陷與負面效應。市場并不是萬能的，市場失靈時就需要發揮政府調控的作用。黨的十四大報告在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的同時，也強調指出“要看到市場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胡錦濤同志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也指出：在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同時，要“克服市場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
新自由主義的一些主張，會給一些國家帶來消極后果，也為國際壟斷資本控制全球經濟提供了一個有利的機制。這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對金融自由化的國家造成巨大的沖擊。我國不會引發西方國家那樣的金融危機，正是得益于沒有搞金融自由化。新自由主義推行全球一體化，實際上是推行全球西方化。作為新自由主義最新形態的“華盛頓共識” ，其核心內容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述，是“快速的私有化”、“快速的自由化”、“快速的政府的角色最小化”，這也是美國主導全球化的核心內容。
現實證明了新自由主義理論與政策的失敗
盡管西方國家向全球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但迄今為止，新自由主義沒有也不可能成為全球普遍模式，其主要原因有兩個。
一方面，從理論上說，它不符合當代經濟社會發展的總的歷史趨勢。如果說，在生產社會化程度還不是很高、市場經濟發展的規模和相互依存與制約的復雜關系遠不像今天這樣緊張的20世紀以前的年代，經濟自由主義推崇的自由市場經濟可以只靠“看不見的手”發展的話，20世紀30年代以來經濟社會和市場經濟發展的新變化，實體經濟、金融體系和虛擬經濟的大規模發展及其相互依存與矛盾的復雜關系凸顯，就不能再只依靠“看不見的手”去調節經濟生活了。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運行，需要借助國有經濟的實力實行國家干預或政府調控。社會主義國家則不僅經濟運行需要國有經濟的主導，而且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身也需要以公有制為基礎。
另一方面，從經濟實踐來看，新自由主義不但在社會主義國家行不通，就連實行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會導致經濟社會生活的混亂等嚴重的消極后果。從事實來看，凡接受和推行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國家，如俄羅斯、東歐和拉丁美洲等國家和地區，最后都陷入困境。
俄羅斯和東歐國家根據新自由主義方案改革的結果，導致經濟10年倒退，失業人數增加，少數人暴富，社會矛盾凸顯。1989年，俄羅斯的GDP是中國的2倍多，而10年后，卻只達中國的1/3。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50-70 年代，30年中年均經濟增長5.6%，接受新自由主義模式后，其經濟改革雖曾取得一定成效，但最終帶來嚴重問題：失業、兩極分化、貧困化、社會發展緩慢，金融危機頻發，民族企業倒閉。
總的來看，哪個國家接受新自由主義的模式，那個國家最終就會掉入陷阱，發生災難。因此，國內外不少有見識的學者，展開對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的批判。當前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再次宣告了主張“市場萬能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與政策的失敗。(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新自由主義模式與危機根源
朱安東
我們必須看到，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經濟社會并非完全沒有影響，當前我國存在的諸多矛盾，如貧富分化、消費不振以及教育醫療方面的問題等等，恐怕都與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不無聯系
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泛濫加劇了世界經濟的結構性矛盾
新自由主義剛開始推行時確實緩解了發達國家內部的矛盾，但是，從全球范圍來看，各種更具根本性的矛盾不僅沒有緩解，反而更加深化。經濟增長速度降低、貧富分化加劇以及世界經濟結構性矛盾加深是新自由主義的重要后果，而這些，又成為了導致這次全球性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基礎條件。
經濟增長減速。在1973年到1998年期間，全球產出的年平均增長率比黃金時代(1950-1973年)下降了近40%，而新自由主義時期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與前一個時期(1951-1980年)相比則下降了一半。據統計，1980-1998年期間，有118個國家有相關數據，其中有32個國家是負增長。
隨著金融自由化而來的，是各種投機泡沫的迅速發展。由于受到發達國家資本市場泡沫的影響，一方面是世界性的生產能力過剩，另一方面是世界上大部分人民處于相對和絕對貧困化狀態，從而導致全球性的有效需求不足。這兩個因素同時存在，直接的后果就必然是經濟危機。
此外，美國和歐洲、日本、中國經濟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近年來也急劇加深。最近這些年來，美國從日本、歐洲和中國大量進口，為穩定日本和歐洲的經濟以及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但同時也形成了巨額的外債，從而大大削弱了美元的地位。而美元幣值的穩定是其他個人或者機構愿意借錢給美國的一個基本條件。這就形成了一個死結，美國要減少貿易赤字，就得減少從日本和歐洲的進口，而這很可能給這兩個地區的經濟雪上加霜，把他們推入衰退的泥潭，這反過來又有可能加深美國自己的危機。反之，如果美國任由當前的趨勢發展，則極有可能帶來美元的大幅度貶值，失去美元的霸權地位。但由于現在還沒有任何一種貨幣能取代美元的地位，美元大幅度貶值后很可能出現國際金融市場的大混亂局面。
新自由主義旗幟下的金融自由化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的近30年時間里，由于實行了嚴格的監管政策，美國沒有出現過一次嚴重的金融危機，沒有一個重要的金融機構破產。而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每隔10年左右就會發生一次較大的金融危機，大型金融機構破產也不時發生。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就是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在上世紀70年代的危機中，美國金融資本的影響力逐漸增大，美國國會在80年代初通過了解除對金融行業進行嚴格管制的兩個法案，更在1999年廢止了分業經營的法案。
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影響下，美國實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其結果是：金融市場幾乎沒有監管、信息極不透明、欺詐成風。2002年安然事件發生后，美國政府、媒體都強調安然等只是幾個“壞蘋果”，只要識別出來并進行處理就行。事實上，安然等公司當時幾乎所有的做法和行為方式都是華爾街通行的，只是由于各種偶然因素遇到了無法控制的困難而被拋棄而已。在這次金融危機當中暴露出來的情況再次驗證了這一點。
為了轉嫁風險，所有這些機構都試圖在獲取各種豐厚的傭金和手續費的同時把風險轉嫁到下一個買家的身上，最后形成了一個以次級按揭貸款為基礎的證券倒金字塔。但是，當市場上所有的機構都這樣思考和行為時，市場的參與者都既是賣方又是買方，轉移出去的風險又被轉移了回來。因而，當次貸危機爆發時，所有機構都受到了影響。在這次危機爆發后，美國當局也認識到了這些問題，出臺了33年以來最嚴厲的一個金融改革方案，目的就是要加強對金融市場的嚴格監管。這在一定程度上回歸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那種體制。
新自由主義時期的經濟增長模式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
這次金融危機中引起人們廣泛關注的一個現象是美國私人部門的債務問題。20世紀70年代的危機之后，美國的投資一直增長乏力，于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刺激消費。但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指導下，為保證資本回報率，美國統治集團采納了一系列打擊工人力量的措施(如直接打擊工會、解除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等)，工人的實際工資下降，貧富分化加劇，社會消費能力下降。為了保持生活水平，在投入更多的勞動時間的基礎上，美國家庭不得不大量借貸消費。其后果是美國家庭部門的欠債越來越多，超過了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90%和美國家庭部門可支配收入的130%。正是這種脆弱的金融狀況給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和急劇發展奠定了基礎。
多年來，國內外許多有識之士已經指出了新自由主義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在實踐中是有害的。但所有這些都沒有這次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給我們的教訓更為深刻。我們看到，隨著這次危機的到來，雖然有部分新自由主義學者的反對，但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首先拋棄了他們長期鼓吹的新自由主義，厲行政府干預，這本身就是對新自由主義的沉重打擊。
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之所以能夠保持多年來快速的經濟增長，與我國對新自由主義的抵制是有著密切關系的。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經濟社會并非完全沒有影響，當前我國存在的諸多矛盾，比如貧富分化、消費不振以及教育醫療方面的問題等等恐怕都是與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不無聯系的。可喜的是，我們注意到，在許多領域我們已經開始重新反思相關的政策，在逐步排除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在這次危機中以及之后，我們應該更為全面地在各領域清理這種思潮對我國的各種影響。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作者為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發展經濟學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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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
吳易風
第一類是俄羅斯和其他東歐國家。在快速私有化原則的推進下，最重要的改革是國有企業私有化。國有小企業私有化方式是“逐個地出售”。國有大企業私有化方式是“先把國有企業轉變為國家擁有全部股票的股份公司，然后再將它們私有化。”在這個過程中，俄羅斯出現了腐敗性資產掠奪帶來的不公平。
第二類是發生金融危機的亞洲國家。以泰國為例，在西方國家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影響下，在西方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壓力下，泰國過早、過度地開放金融市場，撤掉了所有自我保護的屏障，結果爆發了一場嚴重的金融危機，最終發展成為亞洲金融危機。
第三類是拉美國家。拉美國家多年來一直是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試驗場。比如，阿根廷金融危機很快發展成為債務危機以至經濟危機，并引起政治動蕩。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導，見《新自由主義及其后果》)
奧巴馬新政與新自由主義的終結
嚴海波
能夠終結新自由主義的，可能不是某個國家的政府，也可能不是某些知識精英，更不會是資本精英，而是新自由主義帶來的日益嚴酷的社會現實
正如美國選民所期望的，奧巴馬上臺之后開始推行其“新政”。他正式舉起了凱恩斯主義的旗幟，主張“大政府，小市場”，拋棄了里根執政以來禍害美國和世界最普通民眾30年的新自由主義教條，著力推行政府大規模金融監管和經濟運作，加大政府對經濟金融的救助力度和直接干預程度，刺激經濟增長。
決裂新自由主義，奧巴馬能否比肩羅斯福
人們對奧巴馬“新政”的聯想更多地來自于80年前那場大危機，以及臨危上臺的羅斯福總統。1929—1933 年的危機是當時資本主義世界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大面積的企業倒閉、工人失業、股票下跌，使美國民眾陷入了痛苦、恐懼、絕望之中。面對嚴峻的政治經濟形勢，羅斯福大力推行凱恩斯主義，放棄了產生危機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提出了一系列以救濟、改革和復興為主要內容的政策措施，以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發展公共投資來刺激經濟。羅斯福“新政”恢復了民眾對國家發展的信心，并引領美國的工業、農業全面復蘇。
伴隨奧巴馬競選和上臺全過程的，是源于美國的、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機。人們對金融危機的認識，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奧巴馬的當選及其當選后的作為。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與新自由主義的大行其道有著重要的關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拉大國內的收入差距，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的速度加快，為了滿足華爾街金融利益集團的貪婪而弱化金融監管，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的風險。
奧巴馬提出的競選綱領，滿足了埋藏在民眾心中對“變革”的期許。他最終得以當選，說明美國民眾再也無法忍受小布什政治上新保守主義、經濟上新自由主義的亂折騰了。更確切地說，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真正終結了新自由主義對這個國家乃至對世界主流意識形態長達30年的影響，歷史上以反馬克思主義和凱恩斯主義起家的新自由主義走向沒落，必然使人們重新認識凱恩斯主義的各項政策。社會主義中國經歷長期的經濟快速增長，在危機中采取的各種有效的反危機措施，正在成為提振世界經濟增長信心的榜樣。美聯儲前主席沃克爾甚至說，這次危機可能不會埋葬資本主義，但是一定會埋葬美國模式的金融資本主義。
危機成為新自由主義“棄機”
奧巴馬上臺之初，美國國內問題叢生。美國金融危機已經演化為全球金融危機，各項經濟指標顯示危機逐步惡化，并沒有見底的跡象。世界各國正經歷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一是金融機構接二連三的倒閉，二是危機從金融領域蔓延至實體經濟，三是社會處于嚴重的失衡之中。
從以上問題可以看出，服務于富人的新自由主義確實為美國闖下了大禍，但是，新自由主義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仍然沒有大的改變，這才是問題的關鍵。盡管新自由主義體制引發了諸多金融危機和經濟社會災難，又造成了無數的失業者和流浪者，但是，仍有一些不負責任、甚至別有用心的學者還在把新自由主義鼓吹成“上帝”一樣的詞匯，鼓吹為唯一能挽救人類的經濟和社會秩序。
在各國政府和經濟學家的譴責聲中，新自由主義逐漸成為理論反思的熱點，但這并不代表現實中新自由主義力量的削弱。目前，新自由主義在政界、學界、商界仍有著根深蒂固的力量，他們在嚴峻的社會現實面前，要么換了一身偽裝的外衣，積蓄力量等待反擊；要么借機采用貌似國有化的策略，用納稅人的血汗錢、養老錢救助和維護大資本家的利益，待危機度過，重新私有化了事。
新政能走多遠
可以說，任何理論上不徹底、行動上首鼠兩端的政策，最終仍舊難以挽救危機中的底層民眾。一些政府會披著凱恩斯主義的外衣，訴諸民粹主義的救助經濟口號，繼續保護新自由主義的既得利益集團。因為日益固定化的利益格局、強大的資本力量時刻在明處或者暗處左右著政策的發力點。
奧巴馬上任后，已經出臺了三項重大方案，分別是總額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金融行業救助計劃以及房市拯救計劃。此外，他還許諾在4年任期內使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削減一半。從目前市場的反映來看，奧巴馬的經濟政策還沒有起到明顯的作用。這時候，有人開始帶著各種動機、用各種腔調質疑奧巴馬凱恩斯主義傾向的經濟政策。其實，這不能怪奧巴馬沒有能力，也不能怪奧巴馬“新政”的方向有什么錯誤，怪只能怪小布什政府留下的攤子太爛了。奧巴馬一上任就“繼承”了深不見底的金融危機、成千上萬失去工作和收入的居民以及超萬億美元的財政赤字。里根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用不斷膨脹的債務彌補不斷增加的政府赤字，用一個個金融和房地產泡沫掩蓋前一個泡沫，最后接到這一棒的人，就是奧巴馬。
奧巴馬“新政”才剛剛開始，接下來能夠走多遠，還有待觀察。“新政”透露出來的信息顯示，奧巴馬試圖走一條不同于小布什的道路，一條起碼表面上不是新自由主義的道路。但是，這條道路最終能否惠及美國中下層居民，最終能否改善全球經濟生態，目前還是一個未知數。
(作者為中共中央編譯局中國現實問題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美國模式的蛻變
左大培
《人民論壇 》(2009年第6期)
20世紀90年代好象是美國化的年代，但實際上，現代的技術和社會條件使美國模式也不得不發生蛻變，隨著這些蛻變的積累，很有可能的是，美國“自由的市場經濟”的色彩將會減少，而行政干預和法律規制的成分將會增加。
政府規制的增多：美國各級政府的規制實際上越來越多，這種政府規制往往是由州或地方的政府規定的。在一家銀行門口摔傷的老太太可以起訴這家銀行要求賠款，因為該銀行沒有樹起“雪天小心路滑”的警示牌。
非自由化市場的“產業政策”：美國人傳統上是反對由政府出面推行產業政策的。但一些美國學者的研究報告指出，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某些產業恢復了相對的競爭力，這是美國政府的產業政策奏效的表現。
必須監管的“混合銀行”：正是由于美國政府機構一直不想加強對金融業的監管，最終導致了2007年之后的金融危機，這勢必會迫使美國政府加大對金融業的監管力度。
機構持股的增長：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大公司股份中個人持有的份額大幅度下降，而機構持有的比例則明顯上升。
學習“豐田生產方式”：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汽車制造業明顯復蘇，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的大汽車制造公司學習和掌握了日本汽車制造公司的管理方法，特別是所謂的“豐田生產方式”。
濫用個人自由：現實當中的“追求自由者”往往會力圖利用任何自由主義的政策和宣傳而為所欲為。例證之一是美國人的持槍自由。
濫用人際信任的信貸體系：銀行大量提供信用卡鼓勵超前消費的做法，造成了美國人“高消費、低儲蓄”的傾向。美國因過度負債而破產的家庭越來越多，使美國甚至全世界金融體系變得極其脆弱，而一旦發生危機，就可能導致美國“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瓦解。
集體主義精神返潮：“911”恐怖襲擊激發了美國人的集體主義精神，它造成一種集體主義的精神壓制，并將支持美國政府對整個社會和人們的思想進行干預和控制。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資本論》熱銷引發的思考
謝富勝
《人民論壇 》(2009年第6期)
今天，西方的政要們閱讀《資本論》探詢經濟危機的根源，尋找走出危機的答案。我們更應當重溫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來加深我們對當前世界經濟危機的了解
據媒體報道，全球金融危機在歐洲國家再度引發了人們對馬克思著作的濃厚興趣，特別是其批判資本主義的宏篇巨著《資本論》特別受歡迎，銷量不斷飆升。另據報道，法國總統薩科齊也看《資本論》。
新自由主義理論面臨“破產”
20世紀80年代拉美地區的債務危機和日本陷入長期蕭條、1995年的墨西哥危機、1997年的東南亞危機、 1998年的巴西與俄羅斯危機、1999年阿根廷危機、2001年美國的經濟危機……可以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推行到哪里，哪里就會遭到巨大災難。越來越多的人失去工作、失去房子、失去家……如今，被視為人間天堂的美國不僅無法防范金融危機，而且還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導致了一場空前的人類災難。
事實已告訴人們，新自由主義行不通，新自由主義不僅令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前蘇東國家失望，而且令歐美各國人們大為失望。“歷來受人稱贊的自由競爭已經日暮途窮，必然要自行宣告明顯的可恥破產。”(《資本論》)為了應對日益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美國以及歐洲各國政府相繼采取“國有化”等各種激進手段，挽救金融市場。這種應對危機的手段顯然與西方經濟理論背道而馳，歐洲的青年一代，不得不到對立陣營——資本主義的病理學家馬克思那里尋找答案，《資本論》伴隨全球金融危機重新熱銷也就順理成章了。
當前的危機是誰的危機
盡管100多年來世界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有著許多新的特點，但是，其本質似乎仍然沒有逃脫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分析。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時揭露了資本家剝削雇傭工人剩余價值的秘密，指出資本的生命就在于增殖，追求剩余價值的最大化是資本積累不斷擴張的原動力，資本在追求擴張過程中不斷表現為貪婪和瘋狂。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制造業比重不斷下降，金融、保險和房地產領域逐漸成為資本獲取價值增殖的主要場所。為了獲取作為國際儲備的美元，世界其他各國的廉價商品潮水般地涌入美國，進一步推動了美國永無止境的消費浪潮。為了維持消費水平，美國大多數工人家庭不得不大量借債。在此過程中，資本市場通過“財富效應”也鼓勵了人們的大量借債行為。未來利潤預期的崩潰在2001年刺破了新經濟泡沫之后，房地產業及其金融化成為維持經濟發展和消費增長的主要途徑，并積累了次貸泡沫。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會突然作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價值存在，絕對地和商品相對立”，人們對貨幣的追求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在“一個接一個的支付的鎖鏈和抵消支付的人為制度”遭到破壞的時候，信用危機轉化為貨幣危機，“于是崩潰就爆發了，它一下子就結束了虛假的繁榮。”(《資本論》)金融危機通過財富效應、降低消費、清償債務、投資下降等多種渠道影響實體經濟，最終使一度被延遲的經濟危機更加猛烈地爆發出來。
可見，美國次貸引起的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基本矛盾的爆發，其發生機制是：資本積累導致收入兩極分化——有效需求不足——生產過剩——發展消費信用——債務清償危機——經濟危機，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分析是一致的。“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主義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資本論》)
破除市場經濟和私人所有制的新迷信
面對全球金融危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采用凱恩斯主義措施，為資本主義尋找出路，對其瀕臨破產的金融體系進行“救助”，實用主義地求救于馬克思的《資本論》。對于歐洲國家《資本論》熱銷，我們自己的思考自然也應該是多角度的：
從學術界來看，應該拋棄對美國經濟理論的頂禮膜拜。今天，西方的政要們閱讀《資本論》探詢經濟危機的根源，尋找走出危機的答案。我們更應當重溫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來加深我們對當前世界經濟危機的了解。
從實踐來看，不應過分迷信市場的自發作用，不應把私人資本捧上不適當的地位。學習《資本論》，有助于我們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和私人資本的兩重性，綜合運用經濟、法制和思想教育等各種手段，揚長避短，使市場和私人資本的消極方面限制在一定限度內。
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中國經濟增長減速，外向型企業紛紛倒閉破產數量增加、大量農民工失業、大學生就業困難。學習《資本論》，領會馬克思關于生產資料的生產和消費資料的生產要協調的思想，才能盡快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延伸閱讀
國外理論界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
澳大利亞總理 陸克文
新自由主義是金融危機禍首。當前，全球金融危機已演變為經濟危機和就業危機，對金融、實體經濟及各國政府收支平衡產生巨大沖擊。在很多國家，甚至演變成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對地緣政治，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全球地位產生戰略性影響。
著名國際金融家索羅斯
眼下發生的事情令人難以置信！這是我所說的市場原教旨主義這一放任市場和讓其自動調節理論作用的結果。危機并非因為一些外來因素，也不是自然災害造成的，是體制給自己造成了損失。它發生了內破裂。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新自由主義極力主張的“產權私有化”會誤導社會主義國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對產權進行私有化改革上。這種神話是一種危險的神話，因為它誤導了許多轉型國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產權問題上，即集中在私有化上。
發達國家通常是在對窮國進行援助的名義下，通過推行新自由主義來進行掠奪。
在這個體系(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引者注)中有無數人的利益受到損害，而明確無誤的贏家只有一個——西方發達國家的銀行業和美國的財政部。解決這個世界貧困和危機的辦法很簡單：消滅剝削者。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
美國當前這次危機是整個近30年來世界經濟危機的一個延續。近30年來，無論是拉美各國的金融危機、東南亞各國的金融危機，還是當前美國的金融危機(現實際已發展為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都不過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所產生的結果。
西方民主制度的構成要素
《人民論壇 》
談及西方民主制度，人們常常以美式民主為代表。美式民主是以民主憲政體制下的三權分立、多黨制、議會制、普選制和公民言論自由權等為主要要素的民主制度。事實上，西方民主制度并非只有一種模式。西方政治制度類型多樣、形態各異，各國制度并不完全相同，比如，英
國是君主立憲制，德國是議會共和制。總的來說，盡管各國具體表現形式不同，但“三權分立”、“議會制”、“多黨制”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主要構成要素。
三權分立：指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相互獨立、互相制衡。
多黨制：指在一個國家中，通常由不確定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黨聯合執政的政治制度。
議會制：也稱議會民主制或內閣制，特點是其政府首腦的權力來自議會(即國會)的支持，而這種支持通過兩種途徑落實，第一是國會改選后的多數議席支持，第二是行政首長贏得國會的信任投票。
普選制：公民依照憲法和法律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并依法普遍參加國家代表機關的選舉。
公民言論自由權：指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發表意見、自由地辯論、自由地探索真理并聽取他人陳述意見的權利。法律保障公民言論自由免受公權力以任何形式進行的審查或事先限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點
《人民論壇 》(2009年第6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這些制度是人民民主的主要實現形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關于民主理論的基本原則，又吸收了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有益成果，具有鮮明的特點和優勢。
一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二是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是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也是憲法和法律所確認和保障的民主和政治權利的主體。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
三是堅持民主內容和形式的統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選擇人民當家作主的實現形式。
四是堅持以民主集中制為根本組織原則和活動方式。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西方民主為何“水土不服”
——對俄羅斯民主化進程的思考
葛新生
《人民論壇 》(2009年第6期)
一種民主制度是不是適合某個國家，我們可以從其施行那種制度的實際效果來判斷；俄羅斯的民主化進程正好印證了這一觀點
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今，俄羅斯的民主化進程先后經歷了戈爾巴喬夫時期、葉利欽時期和普京時期三個階段。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對西方民主盲目追求，結果使第一個社會主義制度的超級大國轟然解體；作為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進入葉利欽執政時期之后，開始引進西方民主，在現實政治運行中俄羅斯的發展趨于“寡頭資本主義”，其結果是國家日漸衰弱、幾乎處于半解體狀態，對外敞開資源的大門，肆意盜竊和無恥貪污橫行，社會成員迷失方向；普京執政時期，提出和確立了俄羅斯特色民主——“主權民主”，治國成效令世人矚目，俄羅斯回歸大國地位。
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民主道路
普京上任后，意識到俄羅斯缺乏民主所需要的真正能對當局各項制度進行監督的公民社會，大的、負責任并有自主能力的政黨，有活動能力的議會，秉持客觀的媒體以及公正條件下的選舉制度。于是，普京在國家體制不成熟的條件下決定使用 “手動方式”，結束車臣戰爭，消除分裂勢力，削弱寡頭政治，強化對政府、新聞媒體和商界的監管和控制，改善人民生活。普京執政期間，政治、社會穩定，經濟實現了7%的年增長，貧困人口減半，中產階級人數增加。在2005年3月的民意調查中，對于“哪個時代最民主”的回答，認為葉利欽時期的是9%，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是11%，而認為普京時期的是29% ；88%的人認為秩序比民主更重要。
2005年4月，普京在《向俄羅斯聯邦會議提交的2005年國情咨文》中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民主價值觀。他指出，講民主、自由“必須顧及俄羅斯歷史”，“從本國的地緣政治和國情出發”，“民主原則和民主標準不應導致國家解體和人民受窮，而應使國家更加安定團結，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在建設何種民主的問題上，“俄遵從的不是外國伙伴的態度，而是本國的現行法律”。
2005年5月，主管意識形態的俄總統辦公廳副主任弗·蘇爾科夫提出了“有民主，但更要主權”的思想，把普京對民主的理解定位為“主權民主”，認為為了使俄羅斯成為繁榮昌盛的國家，必須要有民主與主權來保證它的長期穩定發展，俄將成為主權民主國家。
2006年，統一俄羅斯黨將“主權民主”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贏得了2008年的大選。
主權民主較量西式民主
主權民主的提出是俄羅斯執政黨在國家主權面臨威脅的情況下，對20世紀80年代后期盲目追求西方民主模式、9 0年代以別國模式實行民主的反思和否定。正如俄羅斯政治調研所所長馬爾科夫所指出：“‘主權民主’是對那些在民主化幌子下建立依從性政治制度的顏色革命的原則性回答，也是對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按別國模式實行的那種‘低劣民主化’的回答。”主權民主的提法，反映了俄羅斯力爭俄式民主的權利和要求，也反映了俄羅斯與西方在民主問題上的差異和較量。
2008年9月29日，俄羅斯《側面》雜志刊載了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維諾格拉多夫研究員題為《中國共識》的文章。這位俄羅斯學者認為中國模式是一個值得學習和參考的發展模式。他說：“全球發展情況表明，一個非西方化的發展階段即便尚未到來，至少已經臨近。在這一發展階段，當代東方的特征將發揮特殊的作用。西方的霸主地位在催生出優越感的同時，也讓人們看到了其咄咄逼人的侵略本質所能達到的極限。只有具有了與高物質文明水平相適應的、反映社會關系的精神文明，和諧才能夠得到重建。”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俄羅斯東歐研究室副主任)
民主還是國產的好
——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副所長、研究員房寧
福山“轉身”暗示世界潮流走向
人民論壇記者：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
山教授在上世紀80年代末提出了“歷史終結論”。但最近福
山教授又發言了，這回是反思西方的價值。您認為福
山教授的“轉向”說明了什么？
房寧：自上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之后，兩個基本的美國理念行銷全球：一是認為低稅收、少管制、小政府的美國資本主義模式是經濟增長的強大發動機；二是美式民主和自由才是普世價值。英國《泰晤士報》日前發表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說，“民主”其實是軍事干預和政權更替的代名詞，“在很多美國之外的人眼中，關塔那摩灣和阿布格里卜監獄戴著面罩的獄卒已取代自由女神塑像，成為美國的新標志”；而“在小政府魔咒的統治之下，華盛頓未能有效地對金融部門實施監管”，“ 美國人必須實實在在地知道，他們需要自己養活自己”。
從福山的“轉向”我們可以看到，西式民主制度并未如其所愿“一統天下”。不僅如此，世界潮流反轉回來，轉向了 “左邊”。而這其中有很多深刻的教訓。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眾多拉美國家實行了“民主化”，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在美國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揮下亦步亦趨，但結果導致80年代拉美經濟停滯，被稱為“失去的十年”，90年代拉美又失去了十年。現在拉美貧困人口比例高達40％，是世界上貧富分化、社會問題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世紀之交，拉美發生了一系列社會動蕩，1997年以來拉美已有7位民選總統被迫中途退位。2006年以后，除墨西哥等國以外，在拉美的主要國家，“左派”紛紛上臺。大部分國家的政府否定上世紀9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改變過去一味親美的外交路線，力圖走一條經濟上更加自主、外交上更加獨立的道路。
美國前總統布什曾經搞了個“大中東民主計劃”，以美國大兵開路，試圖把中東建成美式民主的示范基地。結果搞得伊拉克血流成河，搞得中東仇恨遍地，搞得“恐怖主義”硝煙四起。福山曾經在2006年的《美國在十字路口》一書中，對伊拉克戰爭的道義可能性進行了重新估價。
在西方以外的廣大地區和眾多國家，西方民主模式并沒有像它的兜售者所鼓吹的那樣，也沒有像當地人民所期待的那樣，帶來公民的自由、平等以及國家的強盛、社會的進步。這當中的原因是值得探究和深思的。
民主模式豈能“一刀切”
人民論壇記者：您認為“西式民主制度”未能一統天下的原因是什么？
房寧：西方這一套理論是出于西方的經驗。應該承認，西方民主制度在西方社會的發展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產生了兩大問題：一是部分西方人有很強烈的文化優越感，喜歡把他們自己的經驗作為標本或普世價值；二是他們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實踐有點視而不見，不能客觀地加以看待。目前，隨著中國的發展和世界局勢的變化，加上他們的民主政治在全球受到一些挫折，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已經開始對中國政治發展有所關注。
了解西方民主要從了解西方歷史開始，二戰以后西方的民主制度才算比較穩定。西方民主的發展在不同發展階段有其不同的特點，是西方社會政治發展，特別是階級斗爭、政治斗爭的產物。一般西方人也認為近代西方民主是從英國的《大憲章》開始的，這時候英國貴族和王權產生了利益沖突，當中有分權與制衡的問題。剛開始西方民主是在統治階級內部不同集團間的權力分享。英國革命以后，又提出了“人民主權”的思想，實際上是講新興的資產階級不再和王權分享權力，而是要更多地獨掌權力。所以說，他們的民主在制度上有兩個要點，一個是分權制衡，一個是所謂的多數決定。
18、19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西方逐漸形成了議會制、普選制、多黨制等具體的政治形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形成一種權力的分享機制。但是這種機制實際上是有問題的，單純就民主的形式而言，是有階段性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時期也有很多問題，由此帶來社會矛盾的顯化或者公開化。19世紀德國的議會是沒有政府的議會，實際上是個咨詢機構而不是立法的權力機構。
現在西方要把他們這套東西推行到整個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弱化第三世界。它只是在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比較穩定、比較富裕、實現了工業化的時候才有其價值，才能運行得比較順暢。
民主模式的選擇應取決于本國國情
人民論壇記者：一些西方國家不顧別國國情，大力鼓吹自己的“普世價值”，其背后的利益動機是什么？
房寧：美國曾經成功地在一些所謂“轉型國家”促成了民主崇拜的社會心理，進而為“顏色革命”進行了輿論準備。美國針對中國民主灌輸的用意也無非是希望影響輿論，以期引導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
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往往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影響。柏拉圖在《理想國》里就說過這個問題，民主制度會引發外部勢力對內部事務的干預。發展中國家處于矛盾多發期，實行西方民主制度往往會制造很多分歧，也會導致外界的干預。客觀來講，很多發展中國家實行這種制度的結果是導致了國家的弱化，社會的倒退，西方社會通過這種辦法來消除競爭對手。
一個國家需要什么樣的民主形式，可以選擇和建立什么樣的民主形式，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上是不同的。一個國家對民主形式的選擇主要取決于三個因素：一是國情，即這個國家的自然、經濟稟賦以及歷史文化傳統等；二是發展的階段，即這個國家當下面臨的形勢和主要任務；三是國際環境。其中，發展的階段性對于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政體或者說民主形式是最重要的。應當說，這一認識是近年來中國民主研究取得的一個理論成果。
民主模式，還是國產的好
人民論壇記者：中國式民主的探索是不是一個異軍突起的標志，我們如何避開西方干擾，堅持探索中國特色的民主之路？
房寧：民主還是國產的好。現在西方也認為中國是一種威脅，中國的民主模式給世界提供一種新的可能。我們認識民主，有一個客觀標準的問題，這就是要看：在這種制度下，人民的意愿能否得到充分表達，人民權利能否得以充分實現，人民的權益能否得到充分的保障。進一步講，這種制度能否保障國家的長治久安，能否保障經濟社會的發展，能否實現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總之，能否促進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這是衡量一個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制度，是不是一個好的政治制度的根本標準。
(人民論壇記者王慧)
延伸閱讀
西式民主制度輸出遭遇寒冬
忘記美國式的改革吧，美國人不能向改革者提供任何東西來鼓勵他們。
——2006年4月10日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引述阿拉伯人的話
西式民主在伊拉克陷入泥潭：美國不顧伊拉克政治傳統，盲目嫁接西式民主，結果不僅使伊拉克政治社會結構像摔碎的玻璃杯一樣，再也無法復原，還造成了持續不斷的社會動蕩。
阿富汗動蕩不安：美國軍事力量控制下的阿富汗民主新政權并沒有帶來和平與繁榮，相反，塔利班組織卷土重來。自 2007年以來，阿富汗安全形勢每況愈下，恐怖活動和暴力襲擊愈演愈烈。除首都喀布爾地區外，其他地區不同規模的軍閥混戰無休無止。
烏克蘭選舉連連引發危機：自2004年的總統選舉引發“橙色革命”、幾乎使國家陷于分裂之后，總統選舉就一直是導致烏克蘭局勢緊張的主要原因。隱藏在大選背后的是俄美兩國在該地區的政治角力，而大選帶來的烏克蘭國內權力之爭也未曾停息。
中國的民主探索自有其價值
——代表制理論與民主實現的新形式
劉熙瑞
民主，并不是只有西方代議制一種，在這個問題上，搞單一價值觀是站不住腳的，因而用代議制那一套來評判中國的民主是不全面的，中國民主模式是一種新的民主模式，中國的民主探索自有其價值
中國民主模式的理論基礎：用代議制那一套來評判中國的民主是不全面的
中國民主模式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代表制理論。要理解這個問題，必須從代表制與代議制的區別出發。
代議制的核心，是公民推薦出代議員來“代”他們“議政”和“管政”。而代表制的核心，是公民推薦出代表在“表示(現)”公民意志的基礎上來“議政”和“管政”。代議制的自由度要大，比如有的國家憲法甚至明確規定代議員“議政” 和“管政”時根據的應是自己的“良心”；代表制的自由度小，嚴格地說，其本質僅是一種“表示”和“實現”行為。當然，由于公民的數量龐大和處在分散狀態，有時他們之間還存在博弈，因而他們意志的集中、利益的確認就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而共同利益的實現就更是不易了(更不用說每部分人和每個人的利益)。因此，建設代表制這樣的民主體制，可能因本身的困難和文化基礎、公民素質等因素而需要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但這些并不能否定這種民主制度的優勢，以及它在政治體制發展序列上“更高級”的位置。
提出代表制這樣一種民主制度，是基于這樣一個歷史事實：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由于人們在社會生產體系中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在產品的分配上產生了重大差別。其中一部分人對社會產品的占有過多，而另一部分人則占有“過少”。而其趨勢則更不妙：它向“多者愈多，少者愈少”方向發展，直到少者在生存上“無以為繼”的那一點為止。這種狀況久了，引起了社會的極大不安定，以致人們認識到，不安定給某部分人造成的損失，已大大超過了他們過多占有所帶來的享受。于是，讓那些少占有產品的人有適當表示自己利益訴求的機會并給予一定保障的社會輿論就產生了，這歸根結底構成了民主思想的社會基礎。歷史上各種民主理論(諸如天賦人權理論、代議制理論等)的紛紛產生，蓋因于此。但是，應該給生產中處在不同地位、起著不同作用的人各自多少報酬，是個更為復雜的問題。如何計算出一個“合適”的標準，誰也說不清。于是，一般人的辦法，往往是從能否“維持”現存社會體系方面來考慮，即大家能夠接受、不鬧事，就是“合適”了。這種尷尬局面，即使在一直提倡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馬克思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在深刻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批判了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并提出通過革命和改變所有制關系、建立新的國家形式等一系列措施來逐步解決人類的這個不平等問題。比如，馬克思就曾經說過，資本主義國家是管理資本共同事務的委員會，代議制也只不過是每三到六年決定一次由統治階級中的哪些人來“代表”和壓迫人民。因此，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后，目標就是建立切實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把它從統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生命力”。這就是他提出“代表制”理論的最深刻的背景。
代表制對代議制的超越：代表制是民主實現的新形式
馬克思主義代表制理論是在資本主義民主基礎上更為先進的理論。它是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由于馬克思多年研究如何取代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形式而未得其解，所以當巴黎公社實行了代表制的新組織形式之后，馬克思曾欣喜地說：“它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它保證了公社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因而“它是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馬克思如此推崇代表制的政治形式呢？這主要是由于公社實行了如下制度：代表的出身必須是真正的工人或公認的工人代言者；代表必須保證做人民的“公仆”，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實現普遍的選舉制，就像工廠主為自己挑選工人和會計一樣；代表工作時必須嚴格遵守選民的“確切訓令”；公民必須隨時監督代表，并可隨時撤換不勝任的代表而不等任期結束；代表只領取普通工人的工資，并且沒有其他特權。
以上做法有些可能過于激烈，但它卻從根本上解決了資產階級代議制一直存在的“改選只是簡單的上層輪換”問題，解決了“寡頭們始終掌握國家實權”的問題，同時更解決了社會精英在當選管理者后的“自我牟利”問題，從而實現了代表制對代議制的超越。
所以，我們可以明確得出結論：馬克思主義決不是反民主的，相反，代表制反而是民主實現的新形式。
中國民主模式的現實基礎：判斷一個國家的民主是否適宜、合理的三個標準
人類任何一種制度都要經過時間和實踐的檢驗。判斷一種民主制度的所謂“好”“壞”，也是如此。一般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但仔細推敲，這話也不全面，還應該說“怎樣的民主才是好東西”。民主既然是“由民作主”的問題，那么這個“ 作主”自然也包括享受到成果即“利益實現”在內，這甚至還是“作主”的實質內容。否則，只周游于“意見(利益)表達” 機制，是談不到真正“作主”的。
根據以上分析，判斷一個國家的民主是否適宜、合理，就有三個標準：一是公民的利益表達機制是否暢通；二是是否有力促進該國該時段經濟發展；三是公民是否共享了發展成果。一般情況下，保障了公民意見、利益表達，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又能最終讓公民共享了成果、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肯定就是“最好的”、最適宜的、最合理的民主。而那些雖然給了公民意見和利益表達權利，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卻不能使公民共享發展成果的民主，就是不完全的民主；至于只建立了公民意見和利益表達機制，卻造成了社會的混亂，根本就不能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更談不上公民共享成果的，應該說就是最差勁的“民主”了。
用以上標準判斷中國的現實，應該說，我們大致屬于最好的那一類。經濟社會發展已不存在疑義了；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我們正在做，也取得了歷史性的成績，全社會已經基本邁入小康，而最起碼的生存權在全社會成員中都得到了保障；我國公民的意見和利益表達機制，是國外某些人常常批評的，但除了對那些損害國家根本利益、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意見”在表達上有限制外，公民正常的意見和利益表達之暢通，有誰能夠否認呢？我們甚至可以說，在我們長期實行的代表制體制下，通過比西方某些國家有力得多的參與機制和上下各級間的協商機制，公民的意見和利益表達更充分。
總之，現實的世界，一方面是中國30年的成就，盡管金融危機也沖擊著中國經濟，但形勢要好些；另一方面是實行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遇到更大的困難。這都引起了人們對中國模式的進一步關注，而這客觀上也構成了對中國民主模式更多的興趣。這是我們進一步堅持中國特色民主發展道路的基礎。(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當代世界社會主義簡述
柴尚金
《人民論壇 》(2009年第6期)
議會選舉上臺執政百年夢想變成現實
進入21世紀，國外共產黨大多數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提倡建立多黨競爭的民主制度，對當前社會主義革命形勢和道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認為目前尚不具備革命條件，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不現實，主張通過選舉和議會斗爭方式實現社會主義。
在當前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的情況下，共產黨通過議會選舉上臺執政的可能性雖然很小，但也有摩爾多瓦共產黨人黨、塞浦路斯勞動人民進步黨、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在選舉中獲勝的范例。還有一些黨參加政府或在地方執政，例如南非共產黨參加了以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為首的政府；印共(馬)于1977年就開始在印度西孟加拉邦一直執政至今，印共(馬)還聯合其他左翼黨在喀拉拉邦、特里普拉邦的地方選舉中多次獲勝并執政。
越、老、古：搞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已成共識
冷戰后,越南、老撾、古巴三國始終堅持自己在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斗爭實踐基礎上形成的政治經濟制度，搞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已成共識。
越南共產黨不斷深化對社會主義本質和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的認識，認為越南尚處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是“以社會主義為定向”時期，而且這個時期還相當長；認為“社會主義就是民富國強、社會公平、民主、文明”，強調“革新”對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意義。經過20多年革新開放，越南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初步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轉變，較成功地找到了一條比較適合越南國情的社會主義的道路。越南近幾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都在8%左右。
老撾人民革命黨在對蘇東劇變深刻反思的基礎上，對本國的發展階段問題進行了重新定位，提出老撾處在“鞏固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初級階段”，并根據這一認識，制定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改變了過去“超越階段、脫離實際、急躁冒進”的做法，實行“有原則的全面革新路線”。目前經濟平穩發展，農業增產，糧食自給自足，市場物價相對穩定，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古巴共產黨提出了“不放棄革命原則、不放棄人民政權、不放棄為人民造福”的“三項原則”，同時采取靈活政策，使古巴的“制度適應當今世界的現實”，根據內外環境特點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途徑。勞爾正式接掌國家最高權力后，采取有力措施，逐步理順經濟體制，加快經濟和社會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拉美：左翼紛紛上臺執政社會主義思潮激蕩
進入新世紀，拉美一些國家左翼、中左翼政黨紛紛上臺執政，特別是2006年拉美大選年后，拉美左翼、中左翼政黨執政的國家增加到九個，改變了拉美政治版圖。
拉美左翼崛起有其深刻的歷史和現實背景。歷史上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斗爭傳統，現實中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貧富懸殊加劇、社會保障水平降低等嚴峻事實，都對當今拉美左翼崛起有著重要的影響。
在當前拉美左翼崛起中，最有影響的是委內瑞拉查韋斯政府推行的“21世紀社會主義”及其社會變革實踐。在19 98年執政后，查韋斯以“玻利瓦爾和平民主革命”替代“新自由主義改革”，著手進行經濟和社會改革，先后出臺了涉及經濟、金融、社會分配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49項新法律，實行石油國有化，發展教育、醫療衛生和其他社會公共事業。在外交上，敢于同美國叫板，密切同古巴的關系。
查韋斯聲稱“21世紀社會主義”決不是照搬曾經的社會主義模式，“我們的社會主義是原生的社會主義，印第安人的、基督徒的和玻利瓦爾的社會主義”，其主要表現為一種模式替代的實踐，但尚未形成系統的理論。
思考當今世界出路的一把鑰匙
《人民論壇 》(2009年第6期)
社會主義沒有走進歷史博物館
盡管冷戰結束20年了，但歷史并未終結，一度“瀕危”的社會主義“星火”不僅沒有被西式民主熄滅，反而在世界一些地方燒得更旺。中國、越南、古巴等現存社會主義國家巍然屹立，拉美一大批左翼政黨執掌政權，并且出現了摩爾多瓦共產黨人、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和塞浦路斯勞動人民進步黨通過選舉上臺執政的成功范例。這些再次昭示人們，社會主義沒有走進歷史博物館，其歷史使命仍在繼續。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共產黨如何取得執政地位，是國際共運史上長期未解的“斯芬克思之謎”，也是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重大理論問題，一直存在不同觀點。如今共產黨通過選舉上臺執政，已不是理論假設，也不是個別特例，而是客觀事實。對此，我們不能固守過去的理論原則和經驗來判定這些黨的實踐，對議會斗爭也不能一概否定，應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在具體的歷史條件和社會背景下，實事求是地評價這些共產黨的實踐探索、思想成果及成敗得失。
歷史重新呼喚社會主義
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繼續發展的形勢下，各國對世界未來發展又開始了新一輪思考和探索，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成為許多人思考當今世界出路的一把鑰匙。
為數不多的社會主義國家目前雖處在不同的發展水平，但普遍面臨經濟基礎薄弱、基礎設施落后、國家財政困難、人才匱乏和國有企業管理不善等問題。由于過去長時期受蘇聯模式的影響，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還存在著不同理解，思想束縛較多，實行相同模式和同一政策都是不可能的。我們既要看到問題所在，也要看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優勢所在，如執政黨組織機構健全，黨的領導及其路線方針政策能得到群眾的支持和擁護，經濟宏觀調控能力強，社會政治穩定等。如果繼續發揮這些優勢，進一步堅持改革開放，就能不斷克服現行體制上的弊端。
另外，社會主義國家有相似的價值觀念和經濟社會基礎，也面臨著相似的外部環境，加強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聯系與合作，這既符合各自國家民族利益，也有利于新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順利發展。只要善于總結和吸取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經驗教訓，真正解決好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社會主義國家就能夠戰勝前進道路中的各種困難，爭取社會主義在新世紀有更大的發展。
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需幾代人努力
實現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需要結合本國國情和本黨實際，走自己的路。通過選舉上臺的共產黨和傳統意義上的共產黨在理論綱領和斗爭策略上是不太一樣的，主要不同點在于是否堅持在資本主義體制內進行社會變革，是否搞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在當今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力量弱小的形勢下，共產黨如果墨守成規，不進行理論政策調整，就不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去建立起反對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因此，要想贏得多數選民支持并取得執政地位是極其困難的。
冷戰后的事實證明，社會主義沒有像西方預言的那樣很快消亡，而是在探索本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得到了新的發展。當然，我們也應看到，在社會主義優越性還未充分發揮出來之前，社會主義不可能速勝，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共存局面將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正如鄧小平所說，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艱苦奮斗，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作者為中聯部研究室局級參贊、中國當代世界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催生“中國奇跡”的強大動力
黃宗良
對“民生、民主”四個字的切實理解和實行，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明顯區別于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從而使得蘇東劇變的悲劇沒有在中國重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體制的形成，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使社會主義再次彰顯其優越性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轉變
當前美國等不少國家發生了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著作《資本論》在西方成了暢銷書；在“資本主義向何處去”的疑云中，西方甚至有人把“救救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的期盼眼光投向他們并不完全了解的中國。近年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已提升到中國近代以來從未有過的高度，國外許多政要和有識之士都稱贊中共非凡的執政能力；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具有越來越強的吸引力，他們誠心誠意地向中國“取經”……
我們當然不會也不應該在人類社會的大變化時期失去應有的清醒。冷靜地、實事求是地思考和總結這一“奇跡”是怎樣發生的，對今后世界和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都是非常有益的。
改革開放是催生“中國奇跡”的強大動力
催生“中國奇跡”的強大動力是什么？是改革開放。啟動改革開放的法寶是什么？是中國共產黨重新確立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于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丟掉馬克思主義這一指導思想，就等于沒有靈魂；而搞教條主義使得思想僵化了，黨也就失去活力。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當成開放的、發展的理論，有兩個重要的含義：一是正確對待人類文明成果、善于批判地吸收國外文明成果；二是從中國國情出發，繼承和吸收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內容。這兩個“吸收”從另外的角度來說，就是兩個“順應”：順應時代發展的進步潮流，站在世界潮流的前列；順應黨心民心，一切從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有了這兩條，黨的指導思想就能夠扎根于中國的沃土，就有了根基；黨就有了牢固的執政基礎，就有真正“先進性”的含義。一個對廣大民眾的要求和愿望漠然置之的政黨是稱不上先進政黨的。
“民生、民主”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明顯區別于蘇聯模式
兩個“順應”的思想落實到體制改革上，主要也是兩條：一是正確對待市場經濟，即從以計劃經濟為主要特征、以行政手段為主要方法來運轉經濟的管理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里講“社會主義”，是因為它把改善民生作為第一要務，堅持以人為本，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二是正確對待權力和權力制衡、權力監督原則，把人民民主看成社會主義的生命，以建立緊密的黨群、官民關系為中心，改革干部管理制度，改善黨的領導，使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有機統一起來。而改革開放前，是把市場經濟、權力制衡看成是“西方資產階級的”。這里說的其實就是四個字：民生、民主。離開這四個字，就談不上社會主義。對這四個字的切實理解和實行，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明顯區別于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從而使得蘇東劇變的悲劇沒有在中國重演。
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還取得了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如何擺脫貧困、加快現代化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具有一定普遍意義的寶貴經驗。這些經驗集中于黨的十七大報告中總結的“十個結合”。它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人治國理政的智慧，閃爍著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的光芒。其中的亮點是“中”(中庸)與“和”(和而不同)，就是講避免走極端，講“統一”，講“適度”，講尋求“矛盾統一體”雙方的最佳“結合點”。比如，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把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這些“結合”在一定意義上說，是把通過改革糾偏同保持、繼承其正確方向結合起來，把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同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社會主義傳統觀念結合起來，避免矯枉過正，顧此失彼。正是在這些經驗中，產生了當代“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科學發展觀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注入新動力
筆者認為，科學發展觀的科學性集中表現在中國共產黨人把遵循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同堅持社會主義的價值觀統一起來，體現在中國共產黨如何正確地對待當代世界兩種重要的發展觀念和發展模式(蘇聯模式和拉美模式)，以及如何正確地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市場和計劃、消費與積累這兩對關系來說，我們在克服蘇聯模式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和重積累、輕消費的發展模式的同時，也注意避免新自由主義模式反對任何國家干預的“市場萬能主義”以及低儲蓄、高消費的發展模式的影響。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在中國當代的運用。我們這么說，并不是說中國發展道路的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是可以一成不變的。中國未來的發展必須靠繼續解放思想、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實踐永無止境，探索和創新也永無止境。限于篇幅，這篇短文只講中國，其實在廣大的亞非拉地區，甚至在西方國家，共產主義消亡的斷言也根本站不住腳。
西方一些學者的預言之所以落空，僅就認識而言，他們太武斷了，他們把人類社會的發展看得太簡單了。我們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應避免這種錯誤。資本主義確實遇到危機，但現在仍不能斷言資本主義很快將被社會主義所替代。資本主義仍將有新的調整和新的發展，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現在也面臨著許多困難和考驗。我們的改革開放任重道遠，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是我們應有的精神狀態。(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何以有聲有色
嚴書翰
越來越多的國外研究者承認，用西方的研究范式來分析中國已經越來越困難，既難以解釋中國的現實，又無法預測中國的未來
馬克思有句名言：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而徹底的理論要說服人民群眾需要把它大眾化。因此，推動當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是理論工作者的重要任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何以有聲有色”就是當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一個重要命題。這個命題中的“有聲”實際上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影響，“有色”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影響
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歷史界碑，30年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人全部理論與實踐的主題。我們以改革開放為強大動力，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取得成就的基礎上，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新的偉大成就。
從1978年到2007年，我國經濟保持了年均9.8%的增長速度，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增速的3倍多。美國前總統經濟顧問、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拉特里奇用“中國奇跡”來概括中國這一時期的變化。他說：“中國令人震驚的經濟增長幅度史無前例，中國以獨特的方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改變了世界。”
2004年5月，英國著名思想庫——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美國學者喬舒亞·庫珀·拉莫寫的《北京共識：提供新模式》，該文較早使用了“中國模式”的提法。他指出，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此后，國際社會展開了關于“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的熱烈討論。(相關文章詳見人民論壇2008年第 24期《關于“中國模式”》專題，編者注)
在國際社會評論中國的聲音中，最令筆者感興趣的不是贊揚聲，而是西方一些有識之士在反思后提出的某些發人深省的觀點。他們開始認識到，發展全球經濟，解決全球問題，必須考慮“中國因素”，必須用一種全新的視野認識和評價中國，必須在國際領域內重新給中國定位。在他們看來，中國模式的最成功之處，是從不照搬其他國家的模式，尤其是不照搬西方國家模式；中國發展模式包含的許多經驗是值得學習和借鑒的。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西方一些人在肯定中國的成就時，總是故意淡化“社會主義”的色彩。他們不愿意或很少使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概念，因為如果使用這個概念，就等于把中國取得的成就歸功于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那么就等于承認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但是，越來越多的國外研究者承認，用西方的研究范式來分析中國已經越來越困難，既難以解釋中國的現實，又無法預測中國的未來。有識之士指出，近30年中國的快速發展，導致一些流行的西方理論正在不斷地被證偽，一種新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在顛覆西方經久不衰的傳統理論。上述事實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其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歷史性巨變而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
20多年前，鄧小平曾預言：“我們的改革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范圍內也是一種試驗，我們相信會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對世界上的社會主義事業和不發達國家的發展提供某些經驗。”今天，鄧小平的這一預言已經得到證明。新時期以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推動中國走向世界，已經并將繼續產生廣泛的國際影響。
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影響尤其是國際影響，我們應該如實、謹慎而又充分地予以估計。這決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問題。30年來，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不可能不對國際社會和世界歷史進程產生深遠影響。與此同時，在成就面前、在喝彩聲和贊揚聲中，千萬驕傲不得、千萬頭腦發熱不得。作為執政黨，我們要頭腦清醒、堅定信心、銳意進取，帶領人民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不斷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
黨的十七大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簡稱“三大理論成果”)。十七大還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大概念整合旗幟、道路和理論體系，應該說這是重大的理論創新，它的重要意義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清楚地顯現出來。因此，我們可以從這三個角度解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的特色。它的特色是鮮明地寫在這面偉大旗幟上的兩句話：一是社會主義，二是中國特色。首先談談社會主義。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近百年奮斗實踐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歷史結論。古人說，“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社會主義決定我們黨所領導的革命和建設的性質和方向。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是立黨立國之本。
其次談談中國特色。它的實質就是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式上說出了經典之句：“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特色。這條道路的特色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十七大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內涵所作的概括包括：一個前提，即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一個核心，即黨的基本路線；一個戰略布局，即四位一體的總體布局；一個目標，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這些要點緊密相聯、不可分割。30年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歷史和實踐證明，黨的基本路線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核心和靈魂，也正是這條道路的特色所在。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相互貫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須臾不可偏離、絲毫不可偏廢。鄧小平稱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線。因此，我們必須全面堅持、一以貫之。在此，我們有必要重申和深刻理解鄧小平從中國歷史和現實出發，尤其是從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際出發，提出的兩條戰線斗爭的戰略方針：“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是鄧小平著眼于我國發展的長期過程而提出的戰略判斷。“搞現代化建設，搞改革、開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擾。‘左’的干擾更多是來自習慣勢力。舊的一套搞慣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擾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盤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 ‘左’和右的干擾，最主要是‘左’的干擾。”鄧小平的這些分析完全適合我們對當前我國意識形態狀況的觀察。因此，我們要始終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做到思想上堅信不疑、行動上堅定不移。一定要像胡錦濤同志的“12·18”重要講話指出的那樣：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即堅定不移地貫徹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的基本路線，決不動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特色，是十七大指出的“不斷發展的開放的”。首先分析“不斷發展”。鄧小平在十二大開幕詞中首次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命題。此后我們黨在不斷總結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的基礎上，對這個命題內涵的認識不斷深化。考察這個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斷發展的軌跡。十三大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輪廓”的提法，概括了12個理論觀點。這里講的“理論輪廓”也就是指我們黨的基本理論的輪廓。十四大從九個方面概括了“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十五大全面闡述“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和指導意義。十六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一起確立為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并且指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十七大指出，包括三大理論成果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由此可見，十二大以來雖然歷次黨代會對黨的基本理論的提法有所不同，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始終不變，而且我們黨在不斷深化與拓展這個主題的過程中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認識更加深刻、全面，從而達到了今天的認識高度，這就是“不斷發展”的特色。
其次談談這個理論體系的開放特色。這個開放特色包括縱與橫兩個方面的內容。
從縱向看，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關系、與人類社會所創造的文明成果的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一脈相承、與時俱進的關系。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脈”，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它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理論淵源。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又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就是這個理論體系的“進”。總之，一脈相承、與時俱進的關系典型地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縱向開放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決不是離開人類文明發展大道的固步自封的或是自我發展的理論體系，而是能夠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科學理論體系。比如，和諧、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人權等決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鮮活內容。正因為如此，這個理論體系才能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創造力、感召力，從而被西方有識之士稱為是 “一種新版的馬克思主義”。
從橫向看，這個開放特色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對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因此，今天我們學習這個理論體系需要把“三大理論成果”貫通起來。這是因為“三大理論成果”存在著4個方面的共同點：一是有共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或稱哲學基礎) ，即黨的思想路線；二是有共同的理論主題，即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后，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三是有共同的核心理念，即以人為本的理念；四是有共同的理論品質，即一脈相承、與時俱進。這些共同點決定并要求我們必須把這三大理論成果貫通起來，這些共同點也有力地佐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開放特色。
總之，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因為它與時俱進，與本國國情相結合，與人民群眾共命運，所以才能在當今世界上顯得如此有聲有色。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科社部主任、教授，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課題組首席專家)
超越思想的障礙和束縛
秦治來
《人民論壇 》(2009年第6期)
不同文明之間的競爭比較，不是鼓吹“文明沖突”的論調，而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世界本來是豐富多彩的，不應出現一言堂的局面
近些年來，“歷史終結論”、“華盛頓共識”等形形色色的思潮相繼走上臺前，但是無一例外地都遭遇了“藥到病不除”甚至“南轅北轍”的尷尬局面，都未能給人類社會的進步事業注入新的動力。西方國家津津樂道的“價值觀外交”剛一粉墨登場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世界范圍內的抵抗浪潮紛至沓來。民主這劑“良藥”給中東地區帶來的不是和平曙光，而是無休止的動蕩不安。維護世界文明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維護公平、伸張正義的需要。世界本來是豐富多彩的，不應出現一言堂的局面。
歷史經驗表明，在人類文明交流的過程中，不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閡，而且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礙和束縛，更需要克服形形色色的偏見和誤解。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發展模式的差異不應成為人類文明交流的障礙，更不能成為相互對抗的理由。現代國際體系形成以來，大國將自己的發展模式、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強加給其他國家，甚至主張以某一種文明樣式一統世界，結果導致了國際社會長期的動蕩不安，乃至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二戰后，冷戰格局的形成將這種片面的國際政治思維推向極致。兩極格局的瓦解，使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以某一種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規范國際社會，從根本上違背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規律。文明保持多元化發展的基本趨勢，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維護文明多樣性迫在眉睫
尊重文明多樣性，知難行更難。文明多樣性不能僅僅停留在科學認識的層面，更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和完善。當今世界，文化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文化交流與合作已成為各國外交的重要內容。充分發揮文化在提高本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中的作用，已成國家軟實力建設的主要內容。
世界的豐富多彩與文明多樣性的維護融為一體。2005年12月，溫家寶總理在法國巴黎綜合理工大學的演講中指出，站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上，我們應該把和平放在第一位。不同文明的國家之間有沒有可能和平相處？答案是肯定的。
世界文化交流不對等的主要根源，在于國際政治、經濟和文化秩序的不合理。伴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一種新型國際體系——“中心—邊緣”模式在西方擴張過程中逐漸形成，越來越多的國家、民族和地區被吸納到以大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中。西方國家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絕非一個純粹的經濟擴張過程，同時也蘊含著政治擴張和文化擴張。西方國家擅長推行文化上的單邊主義，既反映了西方推行全球化的實力地位，也反映了為其經濟利益服務的戰略目的。理解這一點，有助于人們找到政治、文化單邊主義在當今國際舞臺上有所抬頭的根本原因，并發現絕大多數國家推動世界多極化和世界多樣性的戰略意義所在。
文明的多樣性，為不同文明提供了比較研究的對象和學習借鑒的源泉，推動著不同文明自覺加強對話和溝通，在相互交流中保持特色，在彼此學習中實現共同發展。不同文明只有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借鑒、相映生輝，才能推進人類文明全面發展。不同文明之間的競爭比較，不是鼓吹“文明沖突”的論調，而是推動相互學習、取長補短，最終實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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