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評析

梁 柱　

　　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1]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重視歷史和正確對待歷史的科學態度。古往今來，一切民族和國家都會重視自己的歷史，都會善待自己的歷史遺產。歷史是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和智慧寶庫，它不但有助于提升民族素質，增強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而且會通過豐富的歷史經驗，以史為鑒,察往知來,創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就把懂得一些歷史作為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提了出來。胡錦濤總書記在主持中央領導集體學習的一次講話中也指出：“浩瀚而寶貴的歷史知識既是人類總結昨天的記錄，又是人類把握今天，創造明天的向導。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人類不斷在以往歷史的基礎上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的歷史。中華民族歷來就有治史、學史、用史的傳統。我們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進程中，一貫重視歷史經驗的借鑒和運用。在新形勢下，我們要更加重視學習歷史知識，更加注重用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革命史來教育黨員和人民?！盵2]深刻說明了正確對待歷史的重要性。但在如何對待歷史這樣重大問題上,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卻出現了刺耳的噪音,這就是以否定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歷史為重點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泛起，并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這股錯誤思潮，具有很大的欺騙性、迷惑性和滲透性，是值得我們嚴重關注的。
　　一、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泛起及其特點
　　1、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泛起的歷史背景
　　在近代中國，歷史虛無主義是作為同“全盤西化”論相呼應而出現的一種錯誤思潮。持“全盤西化”論者往往對民族文化、歷史遺產采取輕蔑、虛無的態度，表現為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首先提出“全盤西化”主張的陳序經就聲稱：“西洋文化無論在思想上，藝術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學上，文學上，都比中國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我們也不及西洋人的講究?！彼岢觯骸敖窈笾袊幕某雎?，惟有努力去跑徹底西化的途徑。”[3]胡適同樣主張以“西方化”作為中國文化的出路，而他的具體方案則是要求仿照“美國模式”。這種“全盤西化”論、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同文化復古主義一樣，都不能正確反映近代中國文化發展的要求，同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相違背的，因而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抵制和批判。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特別是人民革命的勝利，使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得到極大發揚，因而在一個長時期內，這種錯誤思潮受到了抑制。
　　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在我們黨撥亂反正、轉入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歷史虛無主義就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種表現形式，開始在中國泛起。一些人以“反思歷史”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從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錯誤，走到“糾正”社會主義，認為我國不該過早地搞社會主義，而應該讓資本主義充分地發展；從糾正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走到全盤否定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從詆毀新中國的偉大成就，發展到否定中國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從丑化、妖魔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發展到貶損和否定近代中國一切進步的、革命的運動；從刻意渲染中國人的落后性，發展到否定五千年中華文明，等等。改革開放30年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時隱時現，但從未止息和退落，特別是每當我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一貫的時候，它就會以極端的、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從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表現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規律性的現象，這就是歷史虛無主義和“全盤西化”論仍然如同難兄難弟一樣，二者如影隨形。他們在否定革命歷史的同時，詛咒中華民族文化是一種只能走向“自殺”的“黃土文化”，“除了愚昧和落后”，是“孕育不了新的文化”，中國要走向現代化，唯一的出路就是融入西方的“海洋文明”，無條件地接受“全盤西化”。有的人甚至走上了頌揚侵略者，頌揚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去。有的論者說：“如果中國當時執行一條‘孫子’戰略（此人特別聲明：不是孫子兵法的孫子，而是爺爺孫子的孫子），隨便搭上哪一條順風船，或許現在的中國會強得多。比如追隨美國，可能我們今天就是日本。”連自己的脊梁骨都抽掉了，還有什么民族氣節可言。從這里不難看出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實質究竟是什么！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不僅表現在史學研究中,而且也在涉及歷史和歷史人物的某些文學、藝術和影視等領域的作品中，影響面大，危害至深，對此應有足夠的認識。應當說，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泛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刻的國際和國內的背景。
　　首先，它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在低潮形勢下的一種歷史現象。值得注意的是，以蘇東劇變為標志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急劇轉入低潮，但它的發展有一個過程，而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抹煞蘇聯社會主義的歷史成就則起了先行的作用。前有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后有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新思維，使得顛倒歷史、混淆是非的種種歪理邪說大行其道。他們以否定斯大林為起點，進而把矛頭直指列寧和十月革命，竟然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義學說包含的列寧主義實質，許多人想犧牲斯大林來拯救列寧，這是回避了問題的實質?！薄叭绻覀兊念I袖和締造者（列寧）為某種東西打下基礎的話，那就是國家暴力和恐怖主義的原則。”污蔑十月革命使俄國離開了“人類文明的正道”，是布爾什維克黨的“一個陰謀”，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是“封建式的專制獨裁制度”，否定十月革命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他們制造了所謂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蘇聯不如沙俄、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謬說，甚囂塵上。戈爾巴喬夫的得力助手、負責蘇共意識形態的雅科夫列夫，在蘇聯解體后公開招認，他們否定革命，否定革命歷史，就使得“合理的出路只有一個：放棄革命，走改良之路，痛苦的，緩慢的，在過去曾不止一次地遭到否定和扼殺的改良之路，”這里所謂的“改良之路”，就是復辟資本主義。這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層中叛徒集團自上而下掀起的一場否定蘇共和蘇聯的革命歷史的惡浪，導致人心渙散，信念破碎，最終使雄居世界的第二強國、為人類進步做出重大貢獻的社會主義蘇聯毀于一旦。這一慘痛的歷史悲劇，深刻說明在社會主義遭遇困難和挫折，歷史的列車急轉彎的時候，會有一些人喪失信心，悲觀失望，企圖另找出路，投靠新主。歷史虛無主義在中國重新泛起，正是同這樣的國際背景相關聯的。
　　其次,它是對西方反共勢力企圖“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的一種呼應。西方反共勢力“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的企圖是一貫的、公開的、露骨的。正如法國克勞迪?朱里安在《美利堅帝國》一書中所指出的，美國一向高唱的“神意”和“救世主義”，“絕對談不上是美利堅帝國的特色。美利堅帝國的特色在于，它是針對共產主義而展開一切活動的”。尼克松則以明確無誤的語言表達了這種企圖，他說：“要進行爭取世界人民‘民心’的競賽?！薄半S著一代一代往下傳，我們將開始看到和平演變的進程在東方集團中扎下根來?！薄八ハ碌牟粷M的種子，有一天將開出和平演變的花朵?！盵4]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們利用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困難和進行改革之機，掀起了攻擊和否定革命，頌揚改良的浪潮，連篇累牘地通過電臺、書籍、文章，制造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失敗論”、“死亡論”、“終結論”?？傊?，美國反對一切不符合他們價值標準的革命，特別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這些對革命的總的看法，尤其是對布爾什維克這個幽靈的看法，如今已牢牢生根。這些觀念深深地扎根在政策制定者的頭腦中?！盵5]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和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就成了這股世界范圍的“告別革命”思潮的代表作。正像美國媒體所透露的，美國政府通過這種“攻心為上”的計謀，動搖了前蘇聯領導人對自己歷史和制度的信心，成功地誘導了蘇東劇變。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這種演變，尼克松就作過“東歐共產黨人已完全喪失了信仰”的判斷。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一書中也以辛辣諷刺的手法，認為蘇聯共產黨統治集團，“一直以一種歷史脫衣舞的形式，一層一層地否定（或者是脫掉）他們過去的理論外衣?！倍谔K東解體后,中國就成為西方反共勢力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重點,極力向中國推銷他們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曾任美國國務卿的沃倫?克里斯托弗就露骨地表示:對中國，“我們的政策將是設法通過鼓勵偉大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自由化勢力，來促進中國從共產主義向民主的和平演變?！睔v史虛無主義在中國重新泛起，正是對這種世界范圍的“告別革命”思潮，西方反共勢力加緊“和平演變”社會主義中國企圖的一種呼應。
　　再者,它也反映了新時期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中的逆向發展要求。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之后，正當黨帶領全國人民滿懷激情進行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時候，社會上就出現一股懷疑和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他們打著“解放思想”的旗號，在思想理論領域提出了所謂“告別革命”、“告別烏托邦”、“告別主流意識形態”。他們在“反思歷史”的名義下，利用我們黨經歷的曲折，夸大黨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蓄意歪曲歷史，制造思想混亂。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針對黨內外出現的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全盤西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指明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提出的“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6]成為我們黨在新時期領導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中必須具有的共識。事實表明，改革開放以來，從北京“西單墻事件”到1989年的政治風波，以及這些年來出現的“告別革命”思潮，可以說都貫穿著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改革要求。其基本主張是：在經濟上根本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要求全面徹底地實行私有化；在政治上鼓吹多元化，要求實行多黨制、議會制；在意識形態上要求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很顯然，這種改革觀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與國際反共勢力的“和平演變”戰略相呼應，并按照西方的模式和價值觀，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
　　2、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若干特點
　　應當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泛起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也帶有自身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
　　——它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竭力貶損和否定革命，詆毀和嘲弄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進行的反帝反封建斗爭，詆毀和否定我國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取向及其偉大成就。而所謂“告別革命”論，既是這種思潮的集中表現，又是它不加隱諱的真實目的。在他們看來，革命只起破壞性作用，沒有任何建設性意義。一些人拼命渲染革命的“弊病”和“禍害”，在一本名為《告別革命》的書中，對革命作了這樣的描述：“革命容易使人發瘋發狂，喪失理性”，“革命殘忍、黑暗、骯臟的一面，我們注意得很不夠”。“革命是一種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則是一種能量積累”?！案牧伎赡艹晒?，革命則一定失敗”?！爸袊?0世紀選擇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嘆息的百年瘋狂與幼稚”。在反對所謂“激進主義”、推崇保守主義的名義下，否定革命，頌揚改良。他們把近代中國凡是追求變革進步的都斥為“激進”而加以否定，而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則被稱為“穩健”而加以肯定，斷言是“激進主義”禍害了中國，阻礙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他們否定近代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運動，認為“每次農民革命都造成社會生產大規模的破壞”，“很難得出農民運動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這個普遍的結論”。繼而，抬高洋務運動，貶低戊戌變法，抬高清廷的“新政”，貶抑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有些人則對近現代史下了這樣的斷語：“譚嗣同是近代激進主義的開頭”，“現在看來，它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也相當大。這一效應影響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說一直影響到現在”?！靶梁ジ锩歉阍懔耍羌みM主義思潮的結果。清朝的確是腐朽的王朝，但是這個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義。寧可慢慢來，通過當時立憲派所主張的改良來逼著它邁上現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改掉，反而糟了，必然軍閥混戰”。正是經過這樣的“重新評價”，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109年歷史，因革命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并獲得偉大成就的歷史，就從根本上被否定了。從這里也可以使我們看到，歷史虛無主義把“重新評價”的重點放在近現代史的原因，就是為了否定革命。
　　——它以“學術研究”的面目出現，在“重新評價”、“重寫歷史”的名義下，作翻案文章，設置“理論陷阱”。他們有的是通過赤裸裸的謾罵、惡毒攻擊的方式，來丑化和否定革命歷史和革命領袖，相對地說，這比較容易被人們識破，因而他們更多地是在學術的幌子下，販賣他們的私貨。比如，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有的論者否定近代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生造了一個所謂“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提法，來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科學判斷。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學術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理論陷阱”。因為對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定位，是中國革命，包括孫中山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和同社會主義相聯系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提，如果這個前提被否定了，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和進步性也就不存在了，有關近代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一系列結論也都要被改寫，與此相關的重要歷史人物的評價標準也就完全不同了。事實上這種提法，不但違背了判定社會形態的常識，否認“半殖民地半封建”是相互統一、不可分割的，是中國社會的二重性質交互作用的結果所決定的，而且把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科學判斷看作是產生“左”的錯誤的重要根源，在有的論者看來，近代中國應當用大力發展資本主義來取代“半封建”，而不應該采取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這樣就把糾正“左”的錯誤變成了“糾正”社會主義。又如，歷史虛無主義在糟蹋、歪曲歷史的時候，卻聲稱自己是在進行“理性的思考”，是要實現所謂“研究范式”的轉換，似乎只要戴上這種理性的光環，他們就會名正言順地占據史壇的話語權了。實際上，歷史虛無主義同理性思考完全背道而馳的。他們為了否定革命的正義性和必要性，就竭力美化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他們把推動歷史前進的革命政黨、領袖和革命的群眾運動邊緣化，甚至加以丑化，而對阻礙歷史前進的反動勢力及其代表人物則加以頌揚，把他們放到了歷史舞臺的中心位置。這從根本上歪曲、顛倒歷史的做法，是不折不扣的反理性思考。
　　——它有著明確的政治訴求。改革開放以來相繼出現了危害社會的各式各樣的錯誤思潮，如新自由主義思潮、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儒化中國思潮和普世價值觀等等，雖然他們主張各異，表現形式不同，但卻有共同的政治訴求，這主要表現在：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這一立國之本，力圖扭轉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把中國納入到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中去。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則以它自身的特點來表達這一共同的政治訴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8年有的學者為《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一書所寫的序言，竭力否定近代中國特別是五四以來的愛國的、革命的傳統，而把自由主義說成是最好的、當今中國應當繼承發揚的五四傳統，并要求把它作為一種政治學說、經濟思想和社會政治制度加以實現，這樣才“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帶入一個全球化的世界”。這就不加遮掩地把自由主義作為今天中國要加以實現的資本主義社會政治制度提了出來。誠然，作為政治思潮的自由主義，在五四時期確曾存在過。如五四時期形成了一個新文化運動的統一戰線，它包括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三部分人。五四運動后，隨著斗爭的深入，這個統一戰線發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傳統，并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加以發展；另一部分人則向右發展，走所謂自由主義的發展道路，他們雖然在反封建斗爭中起過一定作用，但最終走向了歷史的反面。這兩種思潮的不同發展趨勢及他們之間的交鋒，可以說是貫穿在五四以來歷史發展的全過程，而人民革命的勝利則為他們做出了公正的結論和歷史性的選擇。怎么能夠把五四時期歷史發展中非本質的方面，也即人民革命洪流中的逆向潮流，作為主流傳統加以頌揚，并要求今天的中國加以復興和弘揚呢？！事實上，持自由主義傳統論者有著明確的政治訴求。他們認為，這種自由主義，“曾有九十年是中國社會上的主流思潮之一”，只是“一九四九年后”，被“持續地、徹底地、大規模地‘肅清’”了，現在的任務就是使之“在今天的中國復興”，使“中國由此而開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走向全球化”。明白無誤地把矛頭指向了人民革命和中國的會主義制度，而他們所要求的自由主義，正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和全球化。
　　這里需要指出，自由主義是作為19世紀初出現的資產階級的一種政治思潮，它把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自由、民主口號按照資產階級政權確立后的要求加以修改和補充，主張個人活動和發展的完全自由，實現毫無限制的企業主的自由競爭，擁護有財產限制的選舉權和兩院制議會，等等。很清楚，作為一種政治思潮，自由主義所要求所維護的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制度。今天持自由主義論者對歷史做出他們的判斷：“世界經過工業化以來兩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來的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價值”。并認為，“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在所有制與經濟體制問題上的立場一向是旗幟鮮明的”。特別要人們認識“市場經濟必須發展經濟的自由主義，而經濟的自由主義正是其他各種自由主義的基礎”。他們把自己的經濟政治主張說得如此明白而露骨，這并不奇怪，而是真實反映了這些年來出現的那股來勢迅猛的私有化的思潮。從這里不難看出他們熱衷于把所謂自由主義傳統強加給近代中國的真實的和最終的意圖。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自由主義的說教，今天又加上了一層“普世價值”的包裝，具有很大的欺騙性，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清醒的認識。
　　二、歷史虛無主義是唯心主義的歷史觀
　　唯物史觀是科學的歷史觀和方法論的相統一。有什么樣的歷史觀就會有什么樣的方法論，一定的歷史觀也是通過它的研究方法表現出來。 恩格斯說：“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盵7]“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盵8]毛澤東同樣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相統一的觀點，他說：“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是認識的方法，是論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觀。世界本來是發展的物質世界，這是世界觀；拿了這樣的世界觀轉過來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問題，去指導革命，去做工作，去從事生產，去指揮作戰，去議論人家長短，這就是方法論，此外并沒有別的什么單獨的方法論。所以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世界觀同方法論是一個東西，辯證法、認識論、論理學，也是一個東西。”[9]歷史虛無主義也正是通過它的反歷史、反科學的研究方法，表現出它的唯心主義歷史觀。
　　1、歷史虛無主義違背實事求是的歷史研究的根本原則
　　以史實為依據，從歷史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歷史研究的根本原則和根本方法。歷史虛無主義對待歷史的態度，則是有嘩眾取寵之心，無實事求是之意。持歷史虛無主義態度的一些人越過了學術研究應有的底線，卻在“學術研究”的名義下，不尊重歷史事實，片面引用史料，根據他們的政治訴求，任意打扮歷史、假設歷史，胡亂改變對近現代史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問題的科學結論；有的則以“客觀”、“公正”的面貌出現，崇尚“壞人不壞”、“好人不好”的模式，要求按照人性論的原則治史，否則就是臉譜化、“扣帽子”；一些人還以“思想解放”、“理論創新”的名義糟蹋、歪曲歷史。在一定意義上說，他們確是一種“研究范式”的轉換，不過是轉換到舊史學中常常能夠看到的，維護封建正統，蔑視人民群眾的力量，為統治階級辯護的老路上去。這絕不是什么“創新”，而是在歷史觀上的復舊。公正地說，他們比舊史學還不如，因為他們不是研究歷史，而是玩弄歷史。這一切表明，歷史虛無主義是按照他們的主觀愿望和政治訴求來對待歷史，是唯心主義歷史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復活和再版。
　　前面提到，他們為了標榜自己的創新和理性思考，一再提出所謂的“范式轉換”，這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范式轉換”呢？究竟是“解放思想”的“理論創新”,還是違背歷史事實的主觀臆斷?
　　其一，在反對所謂“激進主義”、推崇保守主義的名義下，否定革命，頌揚改良。如前所述，歷史虛無主義把近代中國凡是追求變革進步的都斥為“激進”而否定，而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則被稱為“穩健”而肯定，斷言是“激進主義”禍害了中國，阻礙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他們為了否定革命，把改良主義看作是近代中國的唯一出路。有人認為改良主義“抓住了由前現代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關鍵，這是一條真正的救國之路，……更切合中國社會進步的需要”。這樣，就用所謂改良的范式，取代革命的范式。我們知道，改良是在保存原有社會的政治經濟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對它的某些局部進行調整，而不觸動它的整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而阻礙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只是局部問題，恰恰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制度。那種企圖保留這個基本框架而進行局部改良的辦法，是不能把中國引上獨立富國的道路。自鴉片戰爭失敗后，從洋務運動到維新變法，再到清末“新政”，所有學習西方變法自強的改良努力都失敗了，都不能挽救垂危的中國，這就是歷史的證明。所以,造成中國極弱極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不去推翻和改變這種社會制度,企圖通過社會改良來實現社會進步,都是不可能的。因而推崇改良，否定革命，是根本違背近代中國歷史的要求，是為實現其自身政治訴求而制造出的一種主觀臆斷。
　　其二，與上述觀點相聯系，用所謂的“現代化史觀”取代“革命史觀”，把革命同現代化對立起來，借以否定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斗爭。當然，從理論和實踐上探討中國現代化的源流、曲折和發展，不失為近代史研究的一種角度，但問題在于，持“現代化史觀”論者往往是以否定爭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這一近代中國主旋律為前提的，這就從根本上違背了近代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首要的歷史要求。正因為這樣，經過上述歷史“研究范式”的轉換，現代化就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唯一要求和唯一主題，而革命便成了破壞社會穩定、制造社會動蕩、阻礙現代化的消極力量。其實，這種“現代化史觀”并不是什么創新，早在1938年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一書中就說過：“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10]他由此得出結論，以落后的中國抵抗西方列強的入侵必遭失??；“明智的選擇”是放棄無益的抵抗，甘于認輸，一心一意學習西方，去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而此時正是抗日烽火連天、全民族抗戰之時?？梢哉f，這是“現代化史觀”的最早表述，而今天持此論的正是繼承和發展了這樣的觀點。我們知道，爭取民族獨立和實現國家富強即現代化，是近代中國歷史的兩大要求。但在民族災難深重，國家不獨立，人民受壓迫的情況下，是無法實現現代化的。近代中國有多少愛國者抱著科學救國的理想，苦苦追求和奮斗，結果都一一失敗了。這就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不容許。所以只有通過革命來解放生產力，才有可能實現國家的富強。用所謂的“現代化史觀”取代“革命史觀”，把革命同現代化對立起來，借以否定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斗爭。經過這樣的歷史研究范式的轉換，現代化就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唯一要求和唯一主題，而革命便成了破壞社會穩定、制造社會動蕩、阻礙現代化的消極力量。有人說，如果沒有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維新和孫中山的革命，“中國早就實現現代化了”。還有人說，慈禧太后在上世紀初推行“新政”，又搞了“立憲”，如果孫中山不革命，照這樣慢慢進行下去，不僅軍閥混戰的局面就不會出現，而且中國可以走上民主的富強的道路，中國今天也就現代化了。這真是歷史的天方夜譚。在一些人眼里，革命成了破壞現代化的“萬惡之源”。其實，所謂“革命史觀”是他們否認革命而生造出來的一個概念，并不反映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對于中國革命和中國的現代化，我們都主張要用科學的歷史觀，即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加以研究。事實表明，革命決不是同現代化相矛盾、相對立的，革命是現代化最重要、最強勁的推動力量；如果沒有革命為現代化創造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這個前提條件，中國的現代化就永無實現之日。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闡明了革命和現代化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他反復指明：“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的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耙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是和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相聯結的。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里，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11]“中國人民的生產力是應該發展的，中國應該發展成為近代化的國家、豐衣足食的國家、富強的國家。這就要解放生產力，破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正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束縛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不破壞它們，中國就不能發展和進步，中國就有滅亡的危險?！锩歉墒裁茨?？就是要沖破這個壓力，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解放中國人民，使他們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應該求得國家的獨立，其次是民主。沒有這兩個東西，中國是不能統一和不能富強的”。[12]這是近代中國歷史證明了的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由上可見，這種所謂“研究范式”的轉換，都是違背近代中國歷史事實的，都是按照他們的主觀愿望和政治訴求來剪裁歷史的。這其實是他們設置的一種“理論陷阱”。正是在這樣“研究范式”轉換的基礎上，和這種“現代化史觀”相呼應的，就是有些學者所認為的，近代中國的主要問題，是“救亡壓倒了啟蒙”，所以現代化被耽誤了。這成了他們訴說革命的一大罪狀，也是某些人鼓吹“告別革命”的一個主要依據。革命和現代化、救亡和啟蒙的關系，前面已經說過了。這里不妨舉一個例子來說明。眾所周知，嚴復是近代中國思想啟蒙的先驅者，他是在戊戌維新時期走上歷史舞臺的。這時中國在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已經艱難地行進了半個多世紀。但是許多人對國家已瀕臨亡國滅種的深淵仍茫然無知，在經受一場外國侵略戰爭的痛苦之后，仍然習慣于回味昔日的升平日子，幻想著所謂的“同治中興”。不改變這種麻木狀態，救亡和自強都是無從談起的。而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慘敗，使洋務派30年苦心經營的“自強”、“求富”的事業毀于一旦。這次戰敗，是一個泱泱大國敗給了一個蕞爾小國，還被迫訂立空前未有的亡國條約。它帶給中國人心靈上的創痛，對沉睡的國人的驚醒作用，是前所未有的。正如嚴復給吳汝綸的信中所說：“嘗中夜起而大哭，嗟呼，誰其知之。”他認為：“大抵東方變局不出數年之中?！彼纱耸艿綇娏掖碳?，如他給陳寶琛的信中所寫的：“心驚手顫，書不成字”，憂患“時局愈益墜壞”， 認為國家已是“如居火屋，如坐漏舟”。嚴復正是為救亡而投身于思想啟蒙活動的。他以熾熱的愛國激情，把救亡與啟蒙、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思想緊密地結合起來，發揮了這位思想啟蒙先驅者的重要歷史作用。這深刻說明，救亡是近代中國的主題；救亡需要思想啟蒙，而救亡本身就也是一場具有極大威力的思想啟蒙,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革命,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對中國人民的覺醒并由此而組織起來,是前所未有的。這說明所謂“救亡壓倒了啟蒙”，只不過是某些人為了否定和反對革命而制造出來的一個偽命題。
　　他們正是從這樣的偽命題出發，一些學者在反對所謂“激進主義”、推崇保守主義的名義下，否定革命，頌揚改良。正因為這樣，已經被歷史判明屬于反動的一些歷史人物，像慈禧、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這樣一些人物，都被描述成為有助于有功于現代化的、憂國憂時的“悲劇英雄”，甚至成了“改革的先驅者”；而對林則徐、洪秀全、譚嗣同、孫中山則加以非難、貶低。
　　歷史虛無主義為了否定革命，還同樣從上述的偽命題出發，提出近代以來的中國革命是少數職業革命家“制造出來”的，是強加給中國人民的。這同樣是十分荒謬的。近代中國發生的革命，是最終導致改變我國社會發展方向的、波瀾壯闊的歷史運動，這是任何個人和集團都不可能有這樣的力量能夠“制造出來”的，而是歷史發展的要求，是億萬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事實上，革命的發生，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近代中國積弱積貧，逐漸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因而，爭取民族獨立，實現國家富強，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兩大要求。近代的百年中國，亡國滅種的慘禍紛至沓來，人民掙扎在苦難深淵，如果不反抗，不革命，這種災難就會萬劫不復；民族振興、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也只能是一個永遠的夢想。這正是激發了多少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拋家舍業、前赴后繼、流血犧牲的深刻原因，也是近代中國人民革命斗爭風起云涌、不絕于史的深刻原因。正是在這種人民革命斗爭中產生和選擇了自己的領袖，領袖人物也只有反映歷史發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才有可能把革命斗爭引向勝利。那種把革命運動說成是少數革命家制造和強加的，是根本違背歷史事實的。
　　這里還要指出，近代中國面臨的爭取民族獨立和實現國家富強這兩大歷史任務，哪個階級和政黨能夠帶領中國人民加以完成，它就是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和政黨，就是新的中國的締造者。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五四運動之前，近代中國的改革和革命，主要是由有資本主義傾向的先進中國人和資產階級革命派為領導的，以發展資本主義為取向的。他們的奮斗和業績是感天動地的，他們的歷史功業永遠銘刻在聳立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銘記在世世代代中國人民的心間。但是近80年奮斗的結局表明，中國已經失去了獨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歷史機緣。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才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和命運，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并順利地帶領中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不僅挽救了中華民族的危亡，而且打開了中國通向現代化的強國之路。這難道不是反映了歷史發展的要求，完成歷史使命的近代中國歷史運動的過程和結局嗎？怎麼能說是少數革命家“制造出來”的呢？
　　把革命說成是某種勢力“制造”和“強加”的，是一個并不新鮮的論調。當中國人民大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時候，扶蔣反共的美國政府為了推卸責任，就曾用這種理由來說明中國革命的發生。毛澤東駁斥了這個觀點，他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系，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13]令人遺憾的是，在新中國誕生半個多世紀之后，又發生這樣的老調重彈，不過，同過去不同的是，今天再抱琵琶的卻是我們的“自己人”，這確是一個歷史的悲哀。
　　2、歷史虛無主義違背全面、客觀的歷史研究方法
　　要全面地、客觀地把握歷史材料，從歷史的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正確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只有這樣，才能夠把歷史現象個別性、獨特性的研究與歷史規律性的思想統一起來，尊重歷史發展的辯證法；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14]
　　歷史虛無主義者則與此相反,他們往往是用一些片面的材料，就很輕易地做出結論，輕易地推翻過去的判斷，并都把它當成“創新成果”塞給讀者，這對于不了解歷史的人來說，是有迷惑作用的。所以，“取其一點，不及其余”，甚至無中生有，是一些人做翻案文章，歪曲和顛覆歷史的慣用手法。當然，翻案文章歷來都有人做，翻案并不一定就是壞事，主要看它是否合乎歷史的真實。西子湖畔岳飛墳前的一副名聯：“忠奸自古同冰炭，毀譽于今辨偽真”，做的就是翻案文章，翻風波亭千古奇冤的案。史評自有人心在。扶正壓邪，滌濁揚清，揚我民族之浩然正氣，這是一個正直的史學工作者和有識之士應有的史識良知。今天如果再有人要翻岳飛這個民族英雄的歷史鐵案，忠佞顛倒，指鹿為馬，一定會被視為荒唐與可笑。然而，不幸的是，此等荒唐事在當今的史學界卻并不鮮見，一些人熱衷于美化、拔高像慈禧、琦善、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這樣一些歷史人物，而對林則徐、洪秀全、譚嗣同、孫中山等則加以非難、貶低，甚至連岳飛是不是民族英雄也成了問題。當然，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多數是屬于學術討論的問題，矯正過去存在的對歷史評價過于簡單化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上述這樣用顛倒事實的辦法一褒一貶，這難道僅僅用史事如煙、見仁見智能夠解釋的了嗎？
　　大型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雖已播出多年，但它作為通過影視形象化翻近代史的案，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個標本。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審片的學者說，這是由多年來的學術成果轉化而來的。能夠把學術成果轉化為影視藝術形象，自然是一件大好事。問題在于，是什么樣的學術成果，又是怎樣轉化的？對此，劇作者做了直白的說明。他說，慈禧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李鴻章是“爭取國家利益”者，袁世凱則是一個“有能力的人”（恐怕從秦檜到汪精衛都應屬于此類）。因此，他們把這部電視劇定位為“一部帶有崇高悲劇意味的英雄史詩”，上述一干人等“都是在為中國找出路”，是這部史詩中的“悲劇英雄”。可以說這是編寫這部電視歷史劇的指導思想，一條主線，整個劇情都是圍繞這個主題展現給觀眾的。
　　列寧曾經指出：“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挑選任何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沒有任何意義，或者有純粹消極的意義，因為問題完全在于，每一個別情況都有其具體的歷史環境。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證據。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都不如。”[15]是的，任何一個歷史人物都會是多面的甚至是多彩的，重要的是要在他活動的總和中確定它的主要方面，如果胡亂抽出一些實例來證明自己的觀點，那么任何實例都有可能被找出來，任何歷史也就都可以被改寫。這就像今天的一個大貪污犯也可以被描繪成“忠誠的公仆”，因為這個貪官在他的職位上如果不按政府的要求辦一些事，他的貪污受賄的企圖就難以實現，所謂“忠誠”的實例也是能在他的身上找出幾宗的。遺憾的是，《走向共和》使用的就是這種方法，所不同的是，其中的許多“實例”是由他們“推測”出來的。為了渲染李鴻章這個“悲劇英雄”的厚重氣氛，可以欺世盜名地憑空捏造出這樣的悲壯情節：在簽訂辛丑條約時，慶親王看到條約的內容后，手一直在抖，李鴻章見狀把筆拿了過來，對慶親王說：“天下最難的，就是把自己的名字簽在賣國條約上，你還年輕，還是我來擔這個罪名吧！”這樣，一個大義凜然、忍辱負重的形象聳立起來了。為了濃墨重彩塑造這個“悲劇英雄”，還把翁同和拉出來承擔甲午海戰失敗的幕后責任者。劇作者對李鴻章是如此寬厚有加，一再開脫、美化，而對“支持維新，對外主戰”的翁同和，卻加以苛責、戲弄。這真是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如果《走向共和》只是一部戲說片，倒也罷了。如今戲說歷史，就像戲弄一只小雞一樣容易。史學工作者對此已是欲說還罷，見怪不怪了。應該說，那些戲說片、肥皂劇，只能博得人們廉價的一笑，為害相對小些；而像《走向共和》不但作為全新視角的歷史劇，而且還要作為一種新的歷史觀，推銷給全國觀眾，這就值得研究了。如果按《走向共和》劇編者的安排，從慈禧、李鴻章、袁世凱到孫中山，都是他們這個“帶有崇高悲劇意味的英雄史詩”中的“悲劇英雄”，“都是在為中國找出路”，那么，在百年中國喪權失地、國辱民困的悲慘歷史中，連應負其責的“法人代表”都找不到了，那樣的話，走向共和還有什么歷史的依據和歷史的必要呢？！如果按照這樣一種所謂新的歷史觀，黑白可以顛倒，是非可以不分，忠佞可以不辨，那么，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愛國主義的旗幟，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又有哪一樣不可以摧之毀之呢？！難怪《走向共和》播出后，有的觀眾反映，“周圍稍有史學基礎的朋友，都說不忍再看下去了。”而對一般觀眾則不然了。令人痛心的是，一名高三學生就《走向共和》發表的帖子中有這樣的話：“我看到了一個有氣節、有民族英雄感的李鴻章，讓人同情李鴻章，敬佩李鴻章，更加憎恨腐敗愚昧的統治者，而不是一個對歷史無能為力的志士?！边@種歷史觀所造成的影響難道不應該長而思之嗎？而對于這種所謂新的歷史觀難道不應該加以辨析和澄清嗎？！
　　值得指出的是,像《走向共和》這樣顛覆近代歷史、革命歷史的影視和文學作品,并不是個別現象,它在社會上特別是青少年中所起的惡劣作用，是值得我們嚴重關注的。
　　由此可見，歷史虛無主義在方法上的片面性，并不完全是一種隨意性，而是有他們明確的取舍標準。正如有的學者提指出的，歷史虛無主義并不是對歷史完全虛無，而是有所虛無，有所不虛無。他們虛無的是人民革命的歷史和歷史的進步人物，而對反動統治者、歷史的倒退者以至賣國者，則加以美化，做翻案文章。這就是他們“重寫歷史”的實質。
　　3、歷史虛無主義否認和反對階級分析的歷史研究方法
　　在歷史研究中要堅持階級分析的方法。在階級社會里，階級斗爭存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內容之一。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指出：“新的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全部歷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結果發現：以往的全部歷史，除原始狀態外，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些互相斗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因而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念形式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16]只有牢牢把握社會歷史發展的這一基本事實，用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觀察和分析社會問題，才能透過錯綜復雜、千變萬化的社會現象，認識事物的本質，掌握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認清歷史發展的趨勢。列寧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17]列寧在《論國家》中還說：“必須牢牢把握住社會劃分為階級的事實，階級統治形式改變的事實，把它作為基本的指導線索，并用這個觀點去分析一切社會問題，即經濟、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問題?！盵18]運用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分析社會歷史現象，就是階級分析的方法。這是唯物史觀研究社會歷史問題的基本方法。因此，在歷史研究中必須堅持運用這一反映客觀實際的基本方法，才能夠揭示隱藏在政治思想斗爭背后的、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階級的物質利益。如果離開了這一基本點，就會陷入唯心主義的泥淖中去。
　　歷史虛無主義者則無視人類社會歷史的這一基本事實，否認和反對階級分析的方法，用抽象的人性論取代階級論，以所謂客觀主義的姿態掩蓋其資產階級的立場。這是他們在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分析中屢見不鮮的，這里僅舉關于蔣介石的階級屬性一個例子加以說明。
　　著名史學家劉大年在《方法論問題》一文中，曾針對英國出版的《中國季刊》上刊載的一篇研究性長文，發表評論。該文堅決反對說蔣介石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引用一些材料說明蔣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為與武漢政權對抗需要款項，遂通過發行國庫券強迫資本家認購，甚至采取逮捕、沒收財產、綁票勒索等恐怖手段，逼迫資本家就范。文章作者因此得出結論：“蔣介石國民黨占統治地位的領導是反資本家的?！眲⒋竽曛赋觯骸啊都究匪鍪聦嵅患?，然而它的結論卻是完全錯誤的。道理很簡單：此時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仍然強大存在，南京與武漢的斗爭勝負未決。1928年蔣再次上臺，地位也不鞏固。對于蔣介石只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極力加強南京政權，把共產黨進一步打下去，保住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或者相反，看著人民力量發展，在全國出現一個‘反資產階級’政權。蔣選擇了前者，即犧牲資產階級局部的暫時的利益，換來保護大資產階級的長遠利益。這說明蔣確實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最得力的代表人物。《季刊》作者眼光短淺，見不及此，而得出蔣介石‘反資產階級’的結論。根本原因僅在：拒絕對中國近代復雜的歷史事變作基本的階級分析，否認階級分析。”[19]這個分析無疑是十分正確、深刻的。然而，當年國外的這種錯誤觀點，卻被今天國內的某些學者接受，并走得更遠了。
　　近年來，有的論者僅僅根據蔣介石個人的日記，就武斷地得出“可以改寫中國近代史”，說我們對國共兩黨的斗爭，對中國革命歷史的闡述，諸如把國民黨蔣介石集團說成是“大地主、大買辦、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等等，都是根據“土匪史觀”和“內戰思維”得出的“荒唐、謬誤的觀點”，要求人們要徹底擺脫這種“土匪史觀”和“內戰思維”，要“重寫中國近代史”；聲明“我的任務，找尋并告訴讀者一個真實的蔣介石”。這就是說，我們史書上的蔣介石，人民群眾所認識的蔣介石，都是不真實的，只有蔣介石日記中的蔣介石，才是真實的。這就自覺地站到了為蔣介石辯護的立場上去，這顯然是很不嚴肅的，為一個正直的史學工作者所不取的輕浮的學風。當然，在歷史研究中，個人的日記、信件和回憶錄等，都是有價值的史料，是值得研究的。但同任何史料一樣，都需要進行辨偽求真的考證，都要放到一定的歷史背景下加以分析，特別是對于個人自己的言論，更要如此。中國是一個史學很發達的社會，而在史學研究中考據學又受到了高度重視，對史料采取什么態度，往往是對史學家史識、史德的一個評價標準。
　　像蔣介石這樣縱橫捭闔于政治舞臺，善于以權術消滅異己的人，又怎么能夠把他自己的言論作為歷史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據呢？如果歷史可以這樣來寫的話，那么，從秦檜到李鴻章、袁世凱、汪精衛，都可以被描繪成高大的愛國者形象。當下一些人做翻案文章不正是用這種手法嗎?但是，一個正直的、有良知的人是會對此做出正確的判斷的。像汪精衛投敵叛國后，在他寫的詩文中還是哭天抹淚地抒發所謂的“憂國情懷”，難道能夠根據這種詩文把他說成是一個愛國者嗎？！難怪在汪精衛投敵后，有人就把他從前在反清斗爭中寫的兩句詩改成：“引刀何曾快，作了漢奸頭”。人民是公正的?，F在，有的論者卻出來為蔣介石的日記打保票，說我們對國共兩黨的斗爭，對中國革命歷史的闡述，諸如把國民黨蔣介石集團說成是“大地主、大買辦、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等等，都是根據“土匪史觀”和“內戰思維”得出的“荒唐、謬誤的觀點”，要求人們要徹底擺脫這種“土匪史觀”和“內戰思維”，要“重寫中國近代史”。一些人僅僅根據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了自己的隱私，就斷定所記述的內容是真實的，是反映了他的思想和內心世界，就以此為根據來評判歷史事件，而不必去考察全部歷史事實，就斷定我們對蔣介石的評價是“土匪史觀”和“內戰思維”的產物，是不可信不可取的。而且特別認定把蔣介石“稱為大地主、大買辦、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這樣的基本結論是站不住腳的，而無需考察中國社會性質和階級關系的特點，無需考察蔣介石國民黨的全部政策及其社會后果，以為經過這樣輕輕一筆，就可以抹煞中國革命斗爭的性質，就可以為蔣介石“脫帽加冕”了。更有甚者，有的論者提出，如果不按照這樣的要求,以蔣介石的日記為準繩,來重寫中國近代史,那就是“還想把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拖回到上世紀50年代”，就是“保留了‘土匪史觀’這樣那樣的影響”，就是“歷史服從原則”，是“假馬”。這顯然是學術研究中極不嚴肅的、不講道理的武斷作風。
　　古人云:“聽其言，觀其行”。這是十分有益的經驗之談，是我們臧否人物，判斷其是非善惡的唯一標準。誠然，對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歷史人物，都要進行具體的、歷史的分析，但在他的全部歷史活動中又要分清其主要的、基本的方面，而準確把握這一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對于判斷其歷史作用有決定的意義。在這里，對任何歷史人物的評價標準都應當是共同的，這就是看他的所作所為是否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否合乎人民的利益和社會發展的要求。正是根據這樣的評價標準，對蔣介石做出歷史的評判，認為他作為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是根據他的對內和對外的全部政策和實際行動，表明他是根本違背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是起著阻礙歷史前進的反動力量，同時又對他在某個歷史時期作了有益的工作，給予了應有的肯定。難道這就是有的論者所說的“土匪史觀”和“內戰思維”？！
　　其實，對蔣介石做出上述的評價，是不絕于史書和輿論界的。早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前，開始在贛州、九江、安慶等地屠殺工農運動領袖之時，當時擔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就寫下一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革命檄文，以極大的革命義憤和大量事實指出：“蔣介石已經不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了。他的總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營，就是慘殺民眾的大屠場。他自己已經變成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兇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了。” [20]這篇檄文雖然言詞激憤，但是以血的事實為依據而發出的控訴，這在人民看來，是代表了他們的呼聲，是完全正義的；而在反動派眼里,則是大逆不道,必欲滅之而后快。這就叫做不同階級的不同立場，這就是階級斗爭的事實。像郭沫若這樣的革命檄文，在今天有的論者看來，自然是“土匪史觀”和“內戰思維”了。這就不難看出，這樣的立論究竟是站在誰家的立場上。
　　近年來，一些人為蔣介石評功擺好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蔣介石參加了抗日戰爭。他們把抗戰勝利的功勞都記到蔣介石的頭上，說蔣介石的一個大功，就是“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進行抗日戰爭，而且堅持到底，爭取到了最后的勝利”。認為我們過去對蔣介石在抗戰中的表現所作的批評，都是一種“內戰思維”。為了表現蔣介石在抗戰中的堅決性，還特別引了蔣介石日記中對孔祥熙建議派員到香港同日本和談來信的一段批示：“以后凡有以汪偽組織為詞而主與敵從速接洽者，應以漢奸論罪，殺勿赦”。似乎這樣一說，就可以掩蓋蔣介石對日妥協的傾向了。事情果真如此嗎？
　　我們知道，抗戰前夕的中國，政治分裂，內戰不已。因此，停止內戰，爭取一個統一的中國一致對外，成為發動中國人民抗戰的先決條件。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為實現國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礎，為發動全民族抗戰提供了有效的形式。毛澤東曾多次熱情地評價國共合作的意義，他說：“這是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盵21] 在八年抗戰中，國共兩黨分別領導的兩個戰場，在中國抗戰的統一體中，是既互為依存又相對獨立的，它們都為抗戰偉業做出了各自的貢獻。這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都對蔣介石寄予厚望,希望他徹底改弦更張,為團結抗戰、民主建國做出貢獻。但由于蔣介石出于一黨私利，仍然堅持“限共”、“反共”、“溶共”的方針，做了許多危害團結抗戰、親痛仇快的事情，皖南事變便是一個突出的實例，而且他的對日妥協傾向也時有表現?？箲鸪跗谒徒邮苓^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尋求對日妥協的途徑；1939年底到1940年初，又有和日本方面在香港、澳門的秘密談判，雙方討價還價，甚至達成于8月上旬在長沙舉行板垣征四郎（侵華日軍總參謀長）與蔣介石會談的協議。雖然后來由于種種原因使這種對日妥協未能實現，但這種舉世皆知的歷史事實，豈是蔣介石一紙冠冕堂皇的批示所能掩蓋的。正是由于蔣介石的錯誤政策，導致了1944年豫湘桂戰役的大潰敗，導致了國統區嚴重的社會危機。
　　對于蔣介石在抗戰中后期越來越明顯的負面作用，不但中國共產黨給予了批評和斗爭，而且許多民主人士、愛國華僑和國際友人也加以譴責。愛國僑領陳嘉庚曾以大量財力物力支持蔣介石國民黨抗戰，但在他目睹了國統區上面貪污腐敗，下面民不聊生的情景，嘆為亡國之征候，深感失望和痛心。他到延安后，通過考察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斷定“共產黨必勝，國民黨必敗”。就連美軍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也在日記中寫道：“我從我所見到的一切來判斷國民黨和共產黨，(國民黨)腐敗、失職、混亂、經濟、稅收、言和行、囤積、黑市、和敵人買賣。共產黨的綱領，減稅、減租、減息、提高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參加政府，說到做到。”[22]
　　在歷史的發展中， 中國人民正是通過對事實的觀察和思考，認識了國共兩黨，選擇了共產黨，拋棄了國民黨。難道能夠說這是“土匪史觀”和“內戰思維”的結果嗎？
　　從有的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工作中，使我們看到離開了歷史的、階級的分析就必然違背歷史的真實。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學者在這方面的文章中，都只把蔣介石作為近代歷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而絕不從階級上著眼；都只把國共兩黨的斗爭看作是兩黨之間的政治紛爭，都是以“自己的解釋視角運用歷史為當時的政治斗爭服務”。有的人還在臺灣特別聲明：“過去，國共兩黨彼此都叫對方為‘匪’，歷史證明，雙方都不是‘匪’”。當然，稱對方為“匪”有一定的歷史淵源，今天在歷史研究中不必再使用這樣的話語，但問題在于,在這里，有沒有革命與反動、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的區分？這難道是用一句“雙方都不是‘匪’”就可以萬事大吉嗎？國共兩黨究竟代表什么樣的階級力量，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究竟起什么作用，這是歷史研究中必須弄清的首要問題。離開了階級分析的方法，去研究中國革命的歷史，是不可能做出科學的判斷的。這是唯物史觀的一個基本要求，它之所以是科學的、正確的，因為是正確反映了階級社會的一個基本事實，離開了這樣的基本事實來侈談歷史，就只能是混亂的，甚至是虛偽的。就拿有的論者樂此不疲的所謂“土匪史觀”來說，人民群眾確實曾經根據自己的觀察和感受，把蔣介石稱作“蔣該死”、“蔣匪幫”等等，在這種很情緒化的稱呼中，既包含了對蔣介石本質的認識，也表達了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難道我們能夠因為這種情緒化的稱呼而貶斥為“土匪史觀”，而要求加以徹底擺脫？那樣的話，就完全站到了人民群眾的對立面上去。很顯然，用這樣離開階級分析的方法去研究中國革命的歷史，是不可能做出科學的判斷的。也正像有的論者說的，蔣介石不但把共產黨稱作“匪”，而且還明令要用多少萬大洋的獎賞來買“匪”的首級。這是什么樣的“匪”？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為此專門考察了陜北紅色區域，他廣泛接觸了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紅軍領袖和戰士，發現在黃河之濱集合的是一群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他們為民族的解放事業莊嚴地工作著。事實上，被蔣介石稱作“匪”的黨及其領袖，人民群眾卻發自內心地稱之為“人民的大救星”。這就是歷史，這樣的歷史顯然是有的論者無法改寫的。
　　列寧說過：“客觀主義者談論現有歷史過程的必然性；唯物主義者則是確切地肯定現有社會經濟形態和它所產生的對抗關系。客觀主義者證明現有一系列事實的必然性時，總是有站到為這些事實辯護的立場上去的危險；唯物主義者則是揭露階級矛盾，從而確定自己的立場”。[23]這深刻反映了階級對抗社會的歷史背景，在對它進行歷史的研究時就不能離開這樣的歷史事實。客觀主義是一種貌似公正，而實際上站到為舊事物作辯護的錯誤立場上去。有的論者在蔣介石研究中，堅持的正是這樣一種立場，而“土匪史觀”就成了“告別革命”論的最好注腳。
　　三、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嚴重危害
　　應當說，歷史虛無主義只是史學研究中的支流，但盡管是支流，我們也必須認真對待，因為持歷史虛無主義態度的一些人，是有很強的現實目的性的，是按照他們對現實的要求，來“改造”歷史的。當然，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這些觀點并沒有什么學術價值可言，因為他們從根本上違背了歷史事實；但從政治上看，這作為一種錯誤思潮，它的流傳和泛濫，會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甚至導致嚴重后果，這是值得我們高度警惕和重視的。清代著名思想家龔自珍說過：“欲知大道，必先為史”。說明治史、懂史、用史的重要性。他又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堙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24]這是對古往今來歷史經驗的深刻說明，指明能否正確對待歷史是關系國家治亂興亡的大問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歷史被否定、被抹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立足點。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否定和顛倒歷史大行其道，從全盤否定斯大林，到全盤否定列寧和十月革命，把社會主義說得一無是處，這是最終導致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慘痛的歷史教訓是值得我們認真記取的。
　　1、歷史虛無主義起到消解主流意識形態，搞亂人們思想的惡劣作用
　　歷史虛無主義所散布的種種言論,不僅涉及史學領域的大是大非問題,而且還直接關系到做人立國的根本問題。這主要是：是維護歷史本來面目，還是歪曲歷史真相；是高揚民族精神，還是鼓吹妥協投降；是從歷史主流中吸取精神力量，還是在歷史支流中尋找負面影響；是堅持唯物史觀，還是回到唯心史觀。如果這些原則問題被顛倒、被消解，就會從根本上搞亂了人們思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失去立足和發展的思想基礎。
　　60多年前，毛澤東在評價魯迅時曾滿懷深情地指出：“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與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盵25] 這深刻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不屈服的性格。正是這種以愛國主義為基礎的民族精神，使中華民族有很強的整體認同感，有榮辱與共、患難與共的情懷，有無以為國，何以家為的先國后家、先人后己的高尚風格，有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的行為準則。這種源遠流長的愛國主義精神，鑄造了后世無數仁人志士的崇高抱負和追求。中華源遠流長的燦爛文化和中國歷史發展證明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26] 中華民族從不屈服于國內黑暗勢力的統治，也決不屈服于國外侵略勢力的壓迫。在外敵入侵的危難時刻，各族人民總是團結起來，同仇敵愾，保衛自己的家園，維護國家的統一，血染山河，寧死不屈，沒有絲毫奴顏媚態，有的只是錚錚鐵骨和凜然正氣。這在近代反侵略斗爭中都有鮮明表現，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讓侵略者喪魂裂膽，感天動地的活劇。面對窮兇極惡的外國侵略者，面對亡國滅種的危險，中國人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要用血肉之軀筑成新的長城，中國人決不言放棄，中華民族不會亡！千千萬萬愛國志士拋頭顱，灑熱血，為挽救民族危亡而前仆后繼。這是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仍然屹立于世界，并能在鳳凰涅磐中獲得再生的內在力量。
　　然而，歷史虛無主義的一些鼓吹者卻喪失了起碼的民族良知，他們不但渲染民族失敗主義情緒，而且公開走上稱頌帝國主義侵略，稱頌殖民統治的道路上去。在他們看來，像琦善、李鴻章這樣主張妥協投降的人物，是實事求是的、明智的，是負責任的態度，是真正的愛國，而主張抵抗的林則徐等人則成了不負責任的蠻干。是非被顛倒到如此地步。而有的人竟然走到美化帝國主義、頌揚侵略的邪路上去，連起碼的愛國之心，民族大義，都化為烏有。這種不可思議的言論，要在過去將會被看作是可恥的賣國言論，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而今天卻成為某些人的“思想解放”的時髦話語。試舉數例說明之：
　　有人說，鴉片戰爭后“資本主義終于打入了封建主義禁錮著的神圣天國”，是好事，應當“大恨其晚”，如果再早一點，“我們中國就遠不是如此了”。還有文章說，“從根本意義上來說，是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了近代文明”。
　　有人認為，無論是清王朝的抵抗，還是農民自發的三元里抗英斗爭和義和團運動，“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己的斗爭，而在實質上，都是站在維護本民族封建傳統的保守立場上，對世界資本主義歷史趨勢進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對先進，保守對進步，封建閉關自守孤立的傳統對世界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經濟變革的抗拒”。
　　有人認為,過去“只是更多地從‘侵略與反侵略’、‘壓迫與被壓迫’、‘奴役與被奴役’這個正義與非正義的道德立場出發去審視，因此，見到的只是血與火的悲慘場面，想到了愛國保家，維護的是獨立與尊嚴，表現的是憤怒與聲討，最終便是對‘世界走向中國’這一歷史做出消極的、片面的、情緒化的徹底否定”。
　　還有人認為，近代中國政府和人民對不平等條約應當遵守，因為“即使是不平等條約，也是國家信譽所系”。
　　看了這些高論，真是“侵略有功，反抗有罪”了。從這里會使我們更深切理解鄧小平的預言：如果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就只能成為某個大國的附庸。有那么一些人就是要心甘情愿地做別人的“附庸”，當“孫子”！這里還用得著一句老話：就是不能依了他們，若依了他們，就會亡黨亡國。
　　這里還要指出，歷史虛無主義必然導致民族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一些人不但歪曲近現代中國歷史，而且對我們偉大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華源遠流長的燦爛文化也恣意抹煞。在一些人的筆下，我們的民族不僅“愚昧”、“丑陋”，而且充滿“奴性”、安于現狀、逃避現實，如此等等；而把中國優秀的文化和文化傳統被說成是走向沒落的“黃色文明”，要現代化只有乞靈于西方的“藍色文明”。一個民族的精神被矮化、丑化，優秀的文化和文化傳統被否定、抹煞，民族獨立的歷史被嘲弄、糟蹋，這個民族還能立得起來嗎？！
　　我們知道，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這是近代中國的歷史性選擇，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唯一正確道路，具有極大的凝聚力。中國人民行進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已經半個多世紀了。60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個極度貧弱的、任人宰割的舊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初步繁榮昌盛、舉世矚目的新中國，譜寫了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最輝煌的篇章。這是中國人民引以自豪的偉大成就，他們懂得珍惜這一歷史的重大意義。然而，在歷史虛無主義者那里，把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說成是“殺人食人”的歷史，說什么：“文人的可惡之處還在于，作為歷史的敘述者與研究者，他們常常有意無意地洗滌、抹殺歷史的血腥氣。我們讀到眾多的研究本世紀中國歷史、共和國史的著作，但這百多年發生的無數殺人食人的事實都在歷史敘述中消失了，只剩下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一片‘光明’。”事實上他們要洗滌、抹殺的是百多年來帝國主義殺戮中國人民的血腥歷史，以及和帝國主義沆瀣一氣的中國反動勢力屠殺革命人民的血腥歷史，而以陰暗、仇恨的心理看待人民革命和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他們把黨和共和國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都加上“左”的罪名，使之變成一部不斷“左”禍中國的歷史；他們利用我們歷史上所經歷的曲折，把錯誤無限擴大、上綱，借以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偉大成就這一歷史的主體。他們這樣做，正如上個世紀80年代風靡一時的大型電視片《河殤》所標榜的對“歷史總體反思”，這種反思，就是該片總顧問金觀濤所說的：“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其失敗，是20世紀的兩大遺產之一”。他們否定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散布社會主義失敗論，顛倒是非，混淆視聽，如果聽任其發展下去，就會動搖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摧毀近代中國所苦苦追求的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偉大事業，陷國家于萬劫不復的境地。
　　由上可見,歷史虛無主義不但顛倒了歷史,而且也搞亂了人們的歷史觀。歷史觀是人們對歷史的根本觀點，是對歷史的理論認識，同時也是世界觀的有機組成部分。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歷史觀，因此引導人們樹立科學的歷史觀，使他們對繁紛復雜的歷史現象能夠做出正確的評價和判斷，這對于他們確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關系極大。而對歷史的顛倒，就必然會導致是非、美丑、榮辱標準的顛倒，那種所謂“躲避崇高”、“拒絕壯烈”、“告別革命”一類誤導青年的低俗的、反歷史的說法，就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有極大的關系。事實證明，這種是非判斷標準的顛倒，必然會在社會上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而社會思想混亂進而就會造成政治上的動亂。1989年政治風波的前奏、序幕就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這個歷史教訓是值得我們記取的。
　　2、歷史虛無主義適應西方反共勢力“和平演變”的戰略企圖
　　自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地球上誕生以來，一個世界，兩種制度，就成為世界政治格局的一個主要特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不僅與國內的環境緊密聯系，而且也同國際大氣候息息相關。因而，在當今世界兩種社會制度將長期共存與斗爭的態勢下，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抑制來自外部的各種壓力，戰勝國際帝國主義企圖“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陰謀，就成為一個十分尖銳和十分突出的問題。防止“和平演變”是工人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面臨的一個嚴峻的歷史性任務。“和平演變”戰略是國際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采取武裝干涉、軍事包圍和政治孤立遭到失敗之后，以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滲透為主要形式，企圖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從內部演變，從而達到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防止“和平演變”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如何保持政權的問題。
　　早在1947年初,美國駐蘇聯代辦喬治?凱南在給杜魯門總統的一篇題為《蘇聯行為的根源》的報告中就提出，蘇聯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去世，蘇聯內部可能發生長達十幾年的自相削弱的斗爭。他說：“如果作為一種政治工具的黨的團結和效能遭受到破壞的話，蘇俄可能在一夜之間就從一個最強的國家，變成一個最弱和最可憐的國家。美國有能力大大增強蘇聯在執行政策時受到的壓力，迫使克里姆林宮采取比它近年表現出來的遠為克制和謹慎的態度，并通過這種辦法促進某種趨勢，這種趨勢最終必然導致蘇維埃政權的瓦解或逐步趨于軟化?！彼€指出，這種軟化趨勢出現以后，我們就可以“期待一個與今天大不相同的俄國政府”，這個新的俄國政府，“將容許在俄國建立同我們所熟悉的那種私人企業相類似的制度。”凱南提出的這種軟化和演變蘇聯的思想，得到美國決策者的關注和重視。1953年初，杜勒斯出任美國國務卿后，繼承和發展了凱南的思想，他在國會證詞中說：必須用“和平的方法”，把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解放出來。他在解釋所謂“和平解放”戰略時說：“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戰爭，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來達到……它必須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彼貏e強調：“我們希望鼓勵蘇聯世界內部的演化，從而使它不再成為對世界上自由的威脅，只管他們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設法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和野心?！边@就露骨而又完整地提出了“和平演變”的戰略。1956年蘇共20大和波匈事件之后，杜勒斯受到極大鼓舞，他多次引述艾森豪威爾總統的話說：“在自由國家面前擺著用和平手段取得勝利的明顯可能性?，F在存在著一種獲得勝利的高尚戰略。”自此之后，美國歷屆政要人物，包括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布什和小布什等等，都一直奉行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的戰略。雖然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對“和平演變”的提法有所不同，但不論是杜勒斯的“解放政策”，尼克松的“不戰而勝” 戰略，還是里根的“遏制戰略”和布什的“超越遏制”的新戰略，究其實質都是一樣的。特別是蘇東解體之后，他們的主要矛頭就轉向了社會主義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進行和平演變的一個“基本的信念”：“如果他們繼續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孩子，他們的后代將獲得自由?！保ǘ爬账拐Z）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西方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的第三、四代人的身上。毛澤東當年就指出：帝國主義又說，對于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講得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他們之所以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的第三、四代人的身上，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種新生代有可能對革命歷史淡漠，對革命傳統、理想信念淡忘，有可能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因此，他們一方面運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會主義國家的暫時困難和實行改革的機會，進行滲透，施加影響，傳播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模式、經濟模式、價值觀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培養對于西方的盲目崇拜；另一方面，通過丑化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和現實，特別是通過丑化無產階級革命領袖來達到這個目的；并且利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錯誤和存在的某些弊端，加以無限夸大，來實現他們妖魔化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他們通過這些活動，企圖搞亂人們特別是青年的思想，甚至不擇手段地引導青年走向墮落，以達到他們瓦解社會主義的罪惡目的。 

　　一向標榜民主、自由、人權的西方反共勢力對“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和手段是直白的，這種目的和手段的卑鄙性，是會讓全人類感到羞恥的。當反法西斯戰爭行將結束、美蘇兩國還處在結盟關系的時候，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在杜魯門總統在場的國際關系委員會上發表的演說中，明確提出了瓦解蘇聯的目的、任務和手段，他說：
　　“戰爭將要結束，一切都會有辦法弄妥，都會安排好。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
　　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用什么辦法來做？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同意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
　　一場就其規模而言無與倫比的悲劇——一個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毀滅的悲劇——將會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們的自我意識將無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說，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漸抹去他們的社會存在，我們將訓練那些藝術家，打消他們想表現或者研究那些發生在人民群眾深層的過程的興趣。文學，戲劇，電影——一切都將表現和歌頌人類最卑劣的情感。我們將使用一切辦法去支持和抬舉一批所謂的藝術家，讓他們往人類的意識中灌輸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崇拜、背叛行為崇拜，總之是對一切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在國家管理中，我們要制造混亂和無所適從……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官員們的恣意妄為，但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官僚主義和拖沓推諉將被視為善舉，而誠信和正派將被人恥笑，變成人人所不齒和不合時宜的東西。無賴和無恥、欺騙和謊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賽過懼怕野獸、羞恥之心的缺失、叛賣、民族主義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對俄羅斯人民的仇恨——我們將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覺之間把這一切都神圣化，讓它綻放出絢麗之花……只有少數人的，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么。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辦法，宣布他們是社會渣滓。我們要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根挖出來，把精神道德的基礎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們將以這種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動搖和破壞列寧主義的狂熱。我們要從青少年抓起，把主要的賭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讓它變質、發霉、腐爛。我們要把他們變成無恥之徒、庸人和世界主義者。我們一定要做到?！盵27]
　　這種瓦解社會主義的目的、手段和話語，在后來美國中央情報局設定的《十條誡令》中，有了同樣的或者更加露骨的表現。這個《誡令》，先是針對蘇聯的，蘇聯解體后，他們就主要是針對中國并為此進行了修改。這真是：罪惡的目的，決定了卑鄙的手段；罪惡的手段，服務于卑鄙的目的。從這里可以使我們認識到，所謂的“和平演變”并不和平，而是一場地地道道的沒有硝煙的戰爭。從這里還可以使我們認識到，發生在我們這里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他們的種種言論和所作所為，完全配合了西方敵對勢力的需要，這種配合是如此的默契和一致。不管這些人的動機如何，這種里應外合，起到了敵對勢力難以起到的“第五縱隊”的作用，成為他們所希望的要找到的“我們的同盟軍”。寫到這里，會令我們想起反法西斯戰士、捷克記者伏契克在《絞刑架下的報告》一書的最后所寫的一句話：人們，我愛你們。你們要警惕??！
　　半個世紀前，毛澤東就針對這種“和平演變”的戰略指出：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美國它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要和平轉變，腐蝕我們。事實證明，這種轉變，絕不是要讓這些國家富起來，強起來，而是要使它“從一個最強的國家，變成一個最弱和最可憐的國家?！痹谔K聯解體之后，美國總統克林頓在1995年10月25日的參謀長聯席會議秘密會議上說：“最近十年來對蘇聯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表明，我們所采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以及最強大的軍事聯盟的路線是多么正確。我們利用蘇聯外交的失誤，戈爾巴喬夫及其一伙的非同尋常的自以為是，其中還包括利用那些公開站在親美立場上的人，我們獲得了杜魯門總統想要通過原子彈從蘇聯獲取的東西。不過，這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就是我們還附帶獲得了原料供應，而不是原子彈炸毀的國家?！倍砹_斯聯邦總統弗拉基米?普京對蘇聯解體事件也做了沉痛的反思，他說：“我深信，蘇聯解體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劇。我認為，前蘇聯的普通公民和后蘇聯空間內的公民、獨聯體各國公民、普通的公民們沒有從中贏得任何東西?！边@就是演變的結果和現實。
　　3、歷史虛無主義從根本上動搖社會主義中國的立國之本和強國之路
　　如前所述，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攻擊的主要方向，就是竭力貶損和否定革命，詆毀和嘲弄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進行的反帝反封建斗爭，詆毀和否定我國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取向，而新中國的誕生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革命的產物，如果人民革命這個前提被否定了，社會主義制度也就失掉了存在的基礎。當1956年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時候，毛澤東就敏銳地看到了它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在他看來，這絕不只是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領導的近30年蘇聯社會主義的歷史問題；如果歷史被否定了，現實的社會制度就會失去存在的理由。他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范？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實
　　鄧小平在新時期一再強調，在中國實現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立國之本，是黨的基本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事業勝利前進的最可靠的保證。正如鄧小平所說，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的東西，它“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艱難曲折的革命斗爭，終于在我國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導地位。這些基本原則已為我國的憲法所確認，成為維系國家團結和奮進的政治制度和原則立場。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鄧小平將我們黨長期以來一貫堅持的這些原則第一次概括為四項基本原則，并賦予特定的政治內涵和新的時代精神，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這正如十七大報告所指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生存發展的政治基石?！?BR>　　同樣，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新的偉大革命，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強國之路。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證明，在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究竟要遵循一條什么樣的發展道路，是關系到這一偉業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我們必須堅持，改革開放是要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正確的發展方向。因此必須把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有機地同一起來，而絕不能割裂開來，更不能對立起來。四項基本原則之所以成為我國的立國之本，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回答和解決了如何保證改革開放這一強國之路的正確方向及其健康發展的一系列根本性問題。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終極目的，就是要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把中國歷史拉向倒退。這不但摧毀了社會主義中國的立國之本，而且也在實際上使強國之路歸于破滅。鄧小平一再強調，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強調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種種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進行不懈的斗爭。他曾指出：“我們的宣傳工作還存在嚴重缺點，主要是沒有積極主動、理直氣壯而又有說服力地宣傳四項基本原則，對一些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嚴重錯誤思想沒有進行有力的斗爭?！盵29]
　　基于對中外歷史經驗的深刻理解,鄧小平明確指出:“歷史告訴我們，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行，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要說實現‘小康’，就連溫飽也沒有保證?！盵30]在他看來，十多億人口的中國還處于落后狀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會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億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口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這是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必然要求將社會大量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而多數人要淪為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也就是說，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以社會的兩極分化為前提、為條件、為過程的。這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將是一個十分悲慘的境遇，是已經獲得解放了的中國人民決不能容許的，因而走資本主義道路勢必導致國家四分五裂。而且在國際強權政治、資本壟斷的情勢下，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是沒有能力參與競爭的，其結果只能是依附、受制于一個或某幾個大國，失去民族獨立的地位。這是歷史虛無主義和其他錯誤思潮相配合，對我們國家和民族將會造成的嚴重危害，我們對此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歷史是一面鏡子。從蘇聯解體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亂史滅國的軌跡，看到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所造成的嚴重危害。我們要認真記取這一沉痛的歷史教訓。我們要清醒地看到,東弱西強的國際格局將會持續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西方反共勢力的滲透活動一刻也不會停止,而且國內也還存在著產生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因此，堅持唯物史觀，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將是一個長期的斗爭任務。我們要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認真貫徹黨的“雙百”方針，通過擺事實、講道理，揭穿歷史虛無主義制造的種種謊言和迷霧，引導廣大群眾正確認識和對待歷史，維護中國革命的偉大成果，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注釋：
　　[1]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
　　[2]《人民日報》，2003年11月25日。
　　[3]   《中國文化之出路》，引自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364頁。
　　[4]尼克松：《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識出版社1984年版，第94、95、92頁。
　　[5] [美]亨特:《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頁。
　　[6]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頁。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692頁。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8頁。
　　[9] 《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頁。
　　[10] 《中國近代史》，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11頁。
　　[11]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頁。
　　[12] 《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頁。
　　[13]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0頁。
　　[15] 《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9頁。
　　[17]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頁。
　　[18] 《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頁。
　　[19] 《走什么路——關于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問題》，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頁。
　　[20] 《近代史資料》1954〈2〉。
　　[21]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頁。
　　[22]《美國與中國的關系》下冊（內部資料），第509—510頁。
　　[23] 《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363頁。
　　[24] 《龔自珍全集》上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2頁。
　　[25]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頁。
　　[26]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61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7] 引自（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頁。
　　[28]參看《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29]《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64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6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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