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反毛黑文

——駁《炎黃春秋》的《新民主主義的命運和劉少奇的失敗》

奚兆永

《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以突出的位置發表了《新民主主義的命運和劉少奇的失敗》一文（作者姚力文、劉建平，以下簡稱“新文”）。此文充滿對毛澤東的敵意，肆意歪曲歷史事實，謬誤百出，影響惡劣，是一篇很值得為之花一些功夫進行批駁的文章。

一、“新文”對“新民主主義”的肆意曲解

“新文”說，“新民主主義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旗幟。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建國思想，‘新民主主義’在1940年經毛澤東提出，劉少奇等也有論述，到1945年黨的七大前后具備了比較完整的理論形態。其核心主張是：“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并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是要組織民主聯合政府。經過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農民私有財產基礎上合作社經濟的發展，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即改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廢墟”之后，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

這是“新文”對“新民主主義”所作的概括。但是，人們不難發現，在這個概括里，充滿了謬誤和曲解。

人們要問：“新民主主義”是“在1940年經毛澤東提出，劉少奇等也有論述，到1945年黨的七大前后具備了比較完整的理論形態”的嗎？

就時間來說，雖然毛澤東在1940年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但是，“新民主主義”卻并不是在1940年才提出來的。事實上，在1939年1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里，毛澤東就已經對新民主主義的一系列理論問題作了明確的論述，并且十分明確地使用了“新民主主義”一詞。他在該書中寫道：“現時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即國際資本主義的。它在政治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專政，反對把中國社會造成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它在經濟上是把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反動派的大資本大企業收歸國家經營，把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所有，同時保存一般的私人資本主義的企業，并不廢除富農經濟。因此，這種新式的民主革命，雖然在一方面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中國現時的革命階段，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過程。這個過程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發生的，在中國則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開始的。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國的社會必須經過這個革命，才能進一步發展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去，否則是不可能的?！保ā睹珴蓶|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頁）

當然，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和1945年4月的《論聯合政府》里，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也有論述，但是，應該看到，《新民主主義論》是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題目原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其論述著重于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而《論聯合政府》則是毛澤東在七大所作的政治報告，其著重論述的是抗戰勝利后建立聯合政府問題，實際上都屬于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具體運用，而就基本理論而言，應該說，在1939年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里都已經論述了。因此“新文”所說的“1940年提出”、“到1945年黨的七大前后具備了比較完整的理論形態”是不符合事實的。

我們說，“新民主主義”是在1939年提出的，但是，若說其形成的過程，當然更早。我們知道，大革命失敗以后，在蘇聯和中國，曾經發生過一場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大論戰。毛澤東對這場大論戰當然也十分關心。他很清楚，只有弄清了中國社會的性質，才能明確中國革命的性質。本來，1928年在蘇聯舉行的中共六大已經明確中國社會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不過，由于革命處于低潮，黨還處于秘密的狀態，這個觀點了解的人并不多。當時托派一些人認為，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當然也就不需要再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了。與此同時，許多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中國社會還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仍然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因此，還必須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毛澤東也贊成后一觀點。他在1937年7月回答美國記者海倫·斯諾的提問時說，“要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當然必須先了解中國社會的性質?！薄爸袊鐣男再|，可用一句話說明之，那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薄叭欢袊瑫r又踏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階段。否認中國有資本主義存在是不正確的。”“然而資本主義還沒有在經濟中取得支配的地位，因為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中國的個人資本和政府資本沒有更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在許多生產部門內，帝國主義資本超過中國資本?！薄鞍阎袊洕鳛檎w來看，則占支配地位的是封建經濟。從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觀點看，則占主要地位的是殖民地經濟。”“中國社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因此中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薄爸挥型瓿蛇@些革命任務，才能開辟出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但同時我們又認為中國革命有避免資本主義前途而轉化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他分析了中國革命的動力，并且著重指出， “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為什么資產階級革命不由資產階級領導而有無產階級來領導呢？為什么中國革命和歷史上的資產階級革命不同呢？因為中國陷于半殖民地的狀態，因此無產階級的力量比資產階級大些。這因為操縱中國大工業的不是民族資產階級，而是帝國主義者。這些帝國主義的大工業的工人們跟中國國營工業和私營工業的工人們聯合起來，很有力量領導比較薄弱的資產階級。”毛澤東還特別強調，“我們革命運動的基本性質是為要實現共產主義的革命斗爭，但只有通過民主主義的階段，才能達到共產主義的階段?！保ā睹珴蓶|1937年同海倫·斯諾的談話》，《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231頁）從這里可以看出，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的基本思想在1937年時已經初步形成。在這方面，他在1939年5月1日寫的《五四運動》一文也很值得我們關注。他在這篇文章里說，“從鴉片戰爭以來，各個革命發展階段各有若干特點。其中最重要的區別就在于共產黨出現以前及其以后?！保ā睹珴蓶|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頁）這個區別其實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區別。毛澤東在這里雖然還沒有使用“新民主主義”一詞，但是他關于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已經雛形初具，因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共產黨的出現，意味著無產階級已經走上了政治舞臺，并且成為革命的領導力量，意味著中國革命已經成為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部分，這些都是構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同于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因素。

就內容來說，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的論述，與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相關，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特別是運用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書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光輝篇章。這個理論成果既是中國革命經驗教訓的科學總結，也是毛澤東潛心研究馬列并使其中國化的偉大創造。把這一理論說成是“劉少奇等也有論述”，是不符合事實的。我們查看《劉少奇選集》和《劉少奇年譜》可以發現，在毛澤東1939年提出和系統論述“新民主主義”之前，劉少奇從未論述過“新民主主義”，也沒有講過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區別。只是到了1940年12月，他才在中共中央中原局宣傳部辦的《江淮》創刊號上發表的《論抗日民主政權》一文里談到了“新民主主義”問題，并且作了較為完整的闡述。他寫道，“中國目前的民主革命，已經不是西歐資產階級那樣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而是一種新民主主義革命，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的革命。這是因為：第一，中國的民主革命，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進行的，中國革命已是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二，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喪失其民主革命的徹底性，中國無產階級又以其覺悟的獨立的政治實力指導了中國革命，邊區以后還要加強其指導作用；第三，中國在革命中及革命后，要建立也不能不建立革命各階級的聯合的民主專政，不是建立也不可能建立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要實行也不可不實行徹底的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第四，這個民主革命，只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或第一階段，它不可避免地要過渡到第二步或第二階段——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與西歐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不同之點。”（《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頁）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劉少奇在1940年12月對“新民主主義”所作的闡述，都是根據毛澤東1939年12月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所已經作出的論述進行的，甚至在語言上都極為相似，并沒有添加任何新東西。我之所以稱其為“闡述”而不稱之為“論述”，其原因就在于此。因此，從“新民主主義”的內容來說，這一理論理應屬于毛澤東，而不應含糊籠統，說什么“劉少奇等也有論述”，似乎這一理論是毛澤東和劉少奇等的共同創造。這樣說是不符合事實的。

我們還要問：“新民主主義”的“核心主張”是“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并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是要組織民主聯合政府”嗎？

被“新文”引用來作為“新民主主義”的“核心主張”的話，引自上面提到的劉少奇的《論抗日民主政權》一文。不過，劉少奇在這篇文章里并未用此話說明“新民主主義”的“核心主張”，而只是在文章最后批駁敵人時說了這句話。他是這樣說的，“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污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并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寺奋娦滤能娝街帲绻軌蚪⒄嗟脑?，就要建立統一戰線的革命各階級聯合的政權。即或因為人民的組織程度不夠，而不得不委任臨時的地方政府人員的話，那么，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夠選舉自己所愿意的人來咯離自己的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于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保ā秳⑸倨孢x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6-177頁）

劉少奇的解釋，實際上運用的還是孫中山以及后來蔣介石關于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的思路。如果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問題，問題的實質并不在于是不是“一黨專政”，而在于是什么政黨和代表什么階級實行什么樣的專政。列寧說，“‘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的黨）還是群眾專政（群眾的黨）？’——單是問題的這種提法就已經證明思想混亂到了不可思議的無可救藥的地步?！l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被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保ā读袑庍x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頁）我們之所以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是因為這個黨“被這個代表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反動集團所統治，所領導”。（《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7頁）如果一個黨是真正代表了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意志和要求，那么，除了敵人以外，人民又為什么要反對它呢？毛澤東在談到當時的蘇聯時說，“俄國的歷史形成了俄國的制度，在那里，廢除了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實現了最新式的民主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以前反對社會主義的政黨都被人民拋棄了，人民僅僅擁護布爾什維克黨，因此形成了俄國的局面，這在他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國的政權機關中，即使是處在除了布爾什維克黨以外沒有其他政黨的條件下，實行的還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聯盟，或黨和非黨聯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在工人階級或只有布爾什維克黨人才可以在政權機關中工作。”（同上，第1062頁）

我們這樣說，當然不是不要反對當時國民黨反動派的一黨專政，而是說對這個問題應該有一個更為本質的認識。事實上，在《論聯合政府》里，毛澤東在講到“我們的具體綱領”時，其第二條就是“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它只是十條“具體綱領”之一，而“具體綱領”不同于“一般綱領”或“基本綱領”的地方在于：“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在幾十年中，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是不變的。但是在這個大階段的各個小階段中，情形是變化了和變化著的，我們的具體綱領便不能不有所改變，這是當然的事情?！保ㄍ?，第1062-1063頁）顯然，僅僅是作為具體綱領提出的反對一黨專政是不可能構成“新民主主義”的“核心主張”的。如果這一條作為“新民主主義”的“核心主張”，那么，當毛澤東在1939年提出“新民主主義”時，就是一個沒有“核心主張”的理論；同樣，當劉少奇在1940年系統地宣傳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時，他所闡述的“新民主主義”也是一個沒有“核心主張”的理論。這說得通嗎？

人們還要問：“經過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農民私有財產基礎上合作社經濟的發展，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即改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廢墟”之后”，難道不需要進行社會的根本改造，農民、手工業者和資產階級就會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嗎？就“可能建設社會主義”了嗎？

前面已經提到，毛澤東在1939年就強調“中國現時的革命階段，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后來在準備七屆二中全會時劉少奇也是這樣認為的。他在1948年12月25日華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上作關于中國經濟的性質與經濟建設方針的報告時指出：“中國革命勝利后，我們力求發展的方向是過渡到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特點是過渡時期的經濟，可以過渡到資本主義，也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過渡性質不能長久，但有一個時期，中國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在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階段中，同資產階級的斗爭最好采取不流血的、逐漸削弱它的手段，按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及世界社會主義的包圍，爭取用十到十五年的時間，和平地消滅資產階級是可能的。”（《劉少奇年譜》（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版，第173頁）

列寧在談到“過渡”一詞的含義時說，“過渡這個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經濟上是不是說，在這個制度內有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誰都承認是這樣的?！保ā读袑庍x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頁）他還說，“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個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性。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保ㄍ希?9頁）不能想象，在過渡時期不經過斗爭，不經過社會主義革命或社會主義改造，農民、小手工業者的小私有制和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就可以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但是，在“新文”里恰恰一字也沒有提到這種斗爭，也沒有提到社會主義革命或社會主義改造。在“新文”里說到的只有“國家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農民私有財產基礎上合作社經濟的發展”，“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還有就是“建設社會主義”。一切斗爭，一切革命的改造，全都沒有了。這不僅不符合列寧和毛澤東的論述，和劉少奇的論述也是大相徑庭的。

這里還要指出，“新文”把合作社經濟說成是“農民私有財產基礎上”的經濟也是不正確的。在我國，農民的合作社經濟有不同的發展形式：互助組是建立在私有財產基礎上的，初級社雖然有土地和大型生產資料入股邊區參與分配還留有私有財產的尾巴，但是已具有半社會主義性質，而高級社則已完全與私有財產脫鉤，是建立公有制基礎上的?；\統地說合作社經濟是建立在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顯然是不正確的。實際上，在我國，合作社經濟是對農業和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途徑與形式，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種固定不變的經濟形式。此外，與之相類似的，還有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作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途徑與形式，國家資本主義也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和具體形式，也不能將其看成是固定不變的。

二、駁所謂“潛在的傾向性分歧”論

“新文”說，必須注意到，黨的七大時期“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論”的國際政治判斷是戰后美蘇合作，國內政治構想是與包括掌握著國家政權的國民黨組建多黨聯合政府。但隨著國共內戰的爆發和美蘇兩個陣營冷戰格局的形成，特別是在人民解放軍轉入全國規模的進攻、革命勝利指日可待的形勢下，對社會主義方向的強調成為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新特色。而劉少奇從調查研究到理論思考，繼續堅持著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階段論。這就是“新文”所說的所謂的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潛在的傾向性分歧”論。

我認為，這個所謂的毛劉“潛在的傾向性分歧”論完全是“新文”的杜撰，并不符合客觀存在的事實。

我們知道，在1945年七大召開時，抗日戰爭雖已進入最后階段但還沒有結束。當時是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時期，面對的敵人仍是日本侵略者，任務還是打敗日本侵略者；當然，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蘇聯已經開始攻打柏林，二戰勝利已經臨近，建立新中國的任務也擺到了全國人民面前。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提出組建聯合政府在當時是唯一正確的口號。但是，國民黨卻從未放棄其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它總是想積蓄力量，準備內戰。毛澤東在抗戰勝利之時曾發表演講說，“國民黨怎么樣？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這個黨打過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內戰?？谷諔馉幹虚g，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發動過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準備發展成為全國范圍的內戰，僅僅由于我黨的正確政策和全國人民的反對，才沒有實現?！彼€說，“必須清醒地看到，內戰危險是十分嚴重的，以外蔣介石的方針已經定了。按照蔣介石的方針，是要打內戰的。按照我們的方針，人民的方針，是不要打內戰的?！薄叭绻麅煞矫娑疾灰?，就打不起來。現在不要打的只是一個方面，邊區這一方面的力量又還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內戰危險就十分嚴重?！保ā睹珴蓶|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4-1126頁）實際上，早在七大前后中央就做了很多工作，再三再四地講明內戰危險，使全國人民全黨和軍隊都處于裝備店狀態中。應該說，在這方面，毛澤東和劉少奇是并不存在什么“潛在的傾向性分歧”的。

當然，當時的國際國內條件也有實現和平的某種可能性。作為共產黨當然也不應該坐失這樣的時機，而應該考慮如何因應的問題。我們知道，應蔣介石的邀請，毛澤東曾于1945年8月28日飛抵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談判，經過43天的談判，于10月10日發表了《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在“紀要”里，國民黨雖然不得不承認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和人們的某些權利，但卻頑固地拒絕承認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政權的合法地位，使這些問題無法達成協議。不久，蔣介石就撕毀了協議，向解放區發動了軍事進攻，內戰還是爆發了。根據王力寫的《反思錄》，文革中陳伯達曾要王力寫一篇批劉少奇 “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文章，后來也確實寫了這樣的批判文章，但是，當把文章送給毛澤東看時，毛澤東沒有同意發表。實際上，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文件正是毛澤東起草的。（見《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9-1080頁）這又再一次說明，毛劉之間在這個問題上是高度一致的，并不存在什么“潛在的傾向性分歧”。在這方面，王力說，“劉少奇在抗日戰爭時期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奠定了毛澤東思想的地位，在這個期間，毛澤東、劉少奇是根本分不開的?！保ㄍ希?081頁）應該說，他的這個看法是符合事實的。

在這方面，“新文”說 “隨著國共內戰的爆發和美蘇兩個陣營冷戰格局的形成，特別是在人民解放軍轉入全國規模的進攻、革命勝利指日可待的形勢下，對社會主義方向的強調成為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新特色”也是完全經不起推敲的。

前面已經指出，早在1939年毛澤東就已經清楚地論述了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性質，論述了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問題，而劉少奇也早在其1940年闡述新民主主義的文章里明白地講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只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或第一階段，它不可避免地要過渡到第二步或第二階段——社會主義革命”，根本不存在什么“革命勝利指日可待的形勢下，對社會主義方向的強調成為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新特色”的問題。

還要指出的是，實際上，劉少奇在“革命勝利指日可待的形勢下”，對社會主義方向也曾是非常強調的。

1948年9月8日到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研究革命勝利后的一些重大問題，并為召開七屆二中全會作準備。劉少奇在13日的會議上，著重就新民主主義經濟問題作了發言，指出：“整個國民經濟，包含著自然經濟、小生產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半社會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國民經濟的總體就叫做新民主主義經濟。新民主主義經濟包含著上述各種成分，并以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為其領導成分。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家和富農）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勝利以后，這就是新社會的主要矛盾?！保ā秳⑸倨婺曜V》，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頁）在這個發言里，劉少奇不僅強調了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在新民主主義經多種經濟成分中中的領導地位，而且提出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社會的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家和富農）和社會主義的矛盾”。

對于劉少奇的這一發言，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曾給予了高度評價：“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少奇同志的提綱分析得具體，很好，兩個階段的過渡也講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可以宣傳。……現在點明一句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國主義的矛盾。”他還說，“對經濟成分的分析還要考慮，先由少奇同志考慮，并草擬文件，以便在召開二中全會時用?！保ā睹珴蓶|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頁）

后來，劉少奇在1949年2月8日即七屆二中全會前一個月寫的《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和問題》中又十分明確地再次講到，“勝利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主要的階級斗爭，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斗爭，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的前途目的而斗爭，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為了資本主義的前途與目的而斗爭，此種斗爭的性質，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因為它是為社會主義而斗爭的（共產黨宣言最后一頁，資本主義民主革命完成后，工人階級要立即為社會主義而斗爭，列寧兩個策略也說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在進行革命時，一刻鐘也不要忘記是為了社會主義的目的，二月革命后的四月提綱亦然）。”他還指出：新民主主義:“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形態，其特點是過渡時期的經濟，可以過渡到資本主義，也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過渡性質不能長久，但有一個時期。東歐各國過渡了三年，因為資產階級有暴動的陰謀，如果沒有這一點，可能不止三年，中國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保ā秳⑸倨嫜哉摷?，人民出版社資料室1967年版，第187-188頁）

劉少奇的上述觀點，在三月份舉行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為毛澤東和與會者所贊成，成為七屆二中全會的共同的觀點。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個基本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毛澤東年譜》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頁）他還說，“一切不是于國民經濟有害而是于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瓕τ谫Y本主義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拗坪头聪拗?，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占國民經濟總之產值90%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保ā睹珴蓶|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1432頁）

這些都充分證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臨近全國勝利、中共中央準備舉行七屆二中全會的過程里和七屆二中全會上，劉少奇關于新民主主義的觀點和毛澤東的觀點都是高度一致的，同樣不存在“新文”所說的“潛在的傾向性分歧”。在這方面，“新文”對毛澤東說“現在點明一句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十分反感，認為這是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潛在的傾向性分歧”的一個重要表現，殊不知這個“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最先并不是毛澤東說的，而恰恰是劉少奇說的，而且他還不止說了一遍，毛澤東的“點明一句話”正是在劉少奇講話基礎上說的，兩人此時的觀點顯然是完全一致的，又何來“潛在的傾向性分歧”？

當然，鑒于在一些大城市解放初期曾經出現過一些“左”的做法，1949年4月10日劉少奇到天津進行調查研究，并且發表了講話。對劉少奇的講話，人們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在這方面，我認為除了一些說法不科學、不準確容易導致誤解外，總的來說，在當時糾正一些“左”的傾向，使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民族資本主義能夠得到發展，其精神還是正確的。這里也不存在和毛澤東的“潛在的傾向性分歧”。事實上，就在劉少奇到天津進行調查研究的前夕，毛澤東也曾于1949年4月7日給鄧小平、饒漱石和陳毅寫信說，“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沒有自由資產階級的幫助，可能發生很大的困難，很難對付帝國主義、官僚資本即國民黨的強大的聯合勢力，很難使這些敵對勢力處于孤立。這件事，你們現在就應開始注意。因此，請你們考慮，是否現在有必要在沒有占領上海以前，即吸收他們參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領上海以后，則吸引更多的這類人物參加工作?！保ā睹珴蓶|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4頁）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劉在到天津前和毛澤東是有商量的，這時他和毛澤東也還是高度一致的，并不存在什么“潛在的傾向性分歧”。

但是，在劉少奇天津調查的后期，特別是他5月6日在中共天津市委擴大會議上講話，調子已經開始發生變化。他在在談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時，提出“我們不要太強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太強調，帝國主義就會插進來，把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變成帝國主義的后備軍。除開國外矛盾，單就國內矛盾來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的確是基本的矛盾，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尚不能互相脫離，可以拖十來年，到無產階級不需要資產階級也能活下去的時候，就可搞社會主義?！保ā秳⑸倨婺曜V》下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頁）在這里，他雖然還承認“單就國內矛盾來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的確是基本的矛盾”，但是，他強調的卻是，“不要太強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拖十幾年”然后才可“搞社會主義”。這和他過去的講話及七屆二中全會的觀點顯然是不一致的。

這以后，劉少奇的思想繼續沿著這條思路變化。1949年年6月4 日，他在各民主黨派人士及北京各級黨政機關負責人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在這個報告里，他談到天津資本家問他“社會主義怎么搞”，他的回答是，“我說這是幾十年以后的事，現在還不可能具體地講?！保ā秳⑸倨孀允觥罚夥跑娢乃嚦霭嫔?003年版，第143頁）這里的問題不在于時間的長短，而在于拋棄了“新民主主義經濟是是過渡時期經濟”的觀點，把為社會主義的前途與目的的斗爭的時間一下子從民主革命勝利后改為“拖十幾年”乃至拖到“幾十年以后”。

劉少奇思想的進一步的變化發生在1949年7月他訪問蘇聯期間。在給斯大林的一份書面報告里，他寫了這樣一段話：“有人說，‘在推翻國民黨政權之后，或者說在實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便立即成為主要矛盾，工人與資本家的斗爭，便立即成為主要斗爭?！@種說法，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見師哲：《中蘇關系見證錄》，當代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2頁）這段話不僅違背他自己和毛澤東過去多次闡述的觀點和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甚至和他在一個月前為訪蘇給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提綱的觀點也是截然不同的。在這份提綱里，劉少奇寫道，“由上述五種經濟成分構成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內部，是存在著矛盾和斗爭的，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因素和趨勢與資本主義的因素和趨勢之間的斗爭，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這是在消滅了帝國主義勢力及封建勢力以后，新中國內部的基本矛盾。這種矛盾和斗爭，將要決定中國將來的發展前途到底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抑或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我們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一種過渡性質的經濟。這種過渡所需要的時間，將比東歐、中歐各人民民主國家長得多?！保ā秳⑸倨孢x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7頁）兩個提綱，一個否定，一個肯定，可說是發生180度的改變?！?/p>

劉少奇1949年7月對國內主要矛盾的否定實際上已經完全背棄了他和毛澤東曾經完全一致的思想。這以后，他提倡“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反對農村搞農業生產合作社，將其稱之為“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并因而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也就毫不奇怪了。但是，大量事實卻表明，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在這些問題上和毛澤東的觀點卻是完全一致的。就以發展農業合作社這個問題來說，他在1949年6月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提綱里還說，“普遍建立合作社經濟，并使合作社經濟與國營經濟結合起來。扶助獨立的小生產者并使之逐漸地向合作社方向發展?！保ā秳⑸倨孢x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8頁）我們顯然不能因為他后來的變化就認為他和毛澤東長期就有“潛在的傾向性分歧”。這種簡單的、固定不變的看問題的方法顯然是形而上學的，也是經不起事實的檢驗的。

三、駁所謂“信念超越黨規國法”論

“新文”說，《共同綱領》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論”的憲法化，它使源自六大的“革命完全勝利之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革命轉變論”思想受到抑制，甚至連毛澤東的所謂“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的“革命轉變論”展望也受到了抑制。

“新文”這樣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常識告訴我們，綱領與憲法不同，綱領所載明的是需要通過斗爭爭取的東西，是奮斗的目標，而憲法是把通過斗爭已經取得的東西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兩者并不是一回事。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雖然取得了政權，但是，廣大新區的土地改革還沒有進行，封建地主階級還沒有打到，鎮壓反革命的工作還沒有進行，反革命分子還沒有肅清，民主革命的任務還有相當一部分沒有完成，所以，通過選舉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的條件還不具備，而只能通過政治協商會議制定一個作為奮斗目標的《共同綱領》，因此“新文”說“《共同綱領》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論’的憲法化”是不正確的。

 “新文”把革命轉變論當成負面的東西并且說成是“源自六大”更是非常錯誤的。實際上，“革命轉變論”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早在《共產黨宣言》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指出，“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盡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以便使德國工人能夠立刻利用資產階級統治所必然帶來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條件作為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國的反動階級之后立即開始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斗爭?！保ā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頁）對于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轉變論，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和《四月提綱》中也都有論述。我在本文前面曾提到，劉少奇在1949年2月8日寫的一篇文章里就講到，“《共產黨宣言》最后一頁，資本主義民主革命完成后，工人階級要立即為社會主義而斗爭，列寧兩個策略也說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在進行革命時，一刻鐘也不要忘記是為了社會主義的目的，二月革命后的四月提綱亦然。”怎么可以隨便否定革命轉變論呢？

至于“新文”說什么“甚至連毛澤東的所謂“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的“革命轉變論”展望也受到了抑制”，更與事實不符。應該說，毛澤東的話已經作為七屆二中全會的共同認識，而《共同綱領》正是根據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制定的，怎么會受到壓抑呢？這顯然是說不通的。對于這個問題，周恩來在當時講述共同綱領起草經過和綱領的特點時曾說過這樣的話：“總綱討論中，曾有一種意見，以為我們既然承認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過渡性質的階段，一個要向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發展，因此總綱中就應該明確地把這個前途規定出來?；I備會討論中大家認為這個前途是肯定的，毫無疑問的，但應該經過解釋、宣傳、特別是實踐來證明給全國人民看，只有全國人民在自己的實踐中認識到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會真正承認它，并愿意全心全意為它而奮斗。所以現在暫時不寫出來，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鄭重地看待它。而且這個綱領中經濟的部分里面，已經規定在實際上保證向這個前途走去。”（周恩來：《關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起草的經過和綱領的特點》，《新華月報》1949年第１卷第１期）

事實也正是這樣。對于任何一個了解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性質的人，誰都知道這個前途就是社會主義，正如周恩來所說，這是“肯定的，毫無疑問的”；如果認真閱讀《共同綱領》，就會發現，盡管它并沒有為社會主義而奮斗的字樣，但是整個《共同綱領》的內容，特別是有關經濟政策的部分，都充分體現了這一點。這里不妨援引其中部分內容來做一說明：

比如《共同綱領》在“序言”中說，“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還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綱領，凡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單位、各級人民政府和全國人民均應共同遵守?！保ā督▏詠碇匾墨I選編》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頁）試問，“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和“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難道不是社會主義前途的政治保證？

又比如，《共同綱領》在“經濟政策”的“第二十八條”規定，“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凡屬國有的資源和企業，均為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為人民共和國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逼洹暗诙艞l”規定，“合作社經濟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為整個人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民政府應扶助其發展，并給以優待?！逼洹暗谌臈l”規定，“在一切已徹底實現土地改革的地區，人民政府應組織農民及一切可以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以發展農業生產及其副業為中心任務，并應引導農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組織各種形式的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頁）試問，這些規定是不是對社會主義因素的肯定？是不是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保證？

再比如，《共同綱領》在“經濟政策”的“第三十條”規定，“凡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并扶助其發展?！逼洹暗谌粭l”規定，“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為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在必要和可能和條件下，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例如為國家企業加工，或與國家全營，或用租借形式經營國家的企業，開發國家的富源等?！保ā督▏詠碇匾墨I選編》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年版，第8頁）試問，這些規定是不是體現了七屆二中全會對私人資本主義“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針？是不是體現了引導私人資本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

“新文”說，1949年12月10日，在東北農村工作問題座談會上，針對許多農民在經濟普遍上升之后要求“單干”、“對組織起來感苦惱”、認為“只有單干”才能種好地等不愿意被編在互助組的現象，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兼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指出：我們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是使絕大多數農民豐衣足食，而做到這點則必須使絕大多數農民“由個體逐步地向集體方面發展”。高崗在講話中雖然談到“允許單干”、“允許雇工”、“不能強迫農民組織起來”，但他又強調：“這絕不是說”對“單干”放任自流。他具體要求在貸款、供給新式農具和優良品種、勞模獎勵等方面給互助組以優先、優待政策，在“新文”看來，問題的要害還不是人為地制造“組織起來”與“單干”之不公平競爭的條件，而是原來設定的發展合作化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需要具有工業提供機器的條件等等限定，已經在符合社會主義“方向問題”與否的意識形態判斷壓力下開始模糊和淡化；相應地，一種基于個人信念而干涉農民自由權利的欲望，代替了建國前夕中共中央領導層對社會經濟發展所作的實證分析和對歷史進程所作的謹慎預期，所謂反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內涵也就被空洞化了。正如薄一波所指出的：高崗所謂獎勵互助合作的政策乃“歧視單干”，而更為“實質”的是“主張土改后立即起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無須有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保ū∫徊ǎ骸度舾芍卮鬀Q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96－197頁）對于這個問題，劉少奇還在1950年1月23日發表了一個談話，對高崗和東北局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其實，中央東北局和高崗在東北積極領導農民“組織起來”，并通過各種優惠政策支持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不僅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信念，也是完全符合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和《共同綱領》的規定的。恩格斯早就指出，“我們對于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當然，到那時候，我們將有足夠的手段，向小農許諾，他們將得到現在就必須讓他們明了的好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8-499頁）正如前面所已經引述過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也說得十分清楚：“占國民經濟總之產值90%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而《共同綱領》中有關合作社的“半社會主義性質”、“人民政府應扶助其發展，并給以優待”，以及“在一切已徹底實現土地改革的地區，人民政府應組織農民及一切可以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以發展農業生產及其副業為中心任務，并應引導農民逐步在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組織各種形式的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等規定，則講得更加明確。用上面這些標準來衡量，東北局和高崗在發展互助合作問題上，既堅持了信念，也沒有“超越黨規國法”，是完全正確的，而薄一波和劉少奇以及“新文”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恰恰是錯誤的。問題是，經過毛澤東的批評，劉少奇和薄一波在這個問題上早已做過檢討，承認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而“新文”又重新把他們自己都承認是錯誤的東西重新拿出來作為正確的東西來堅持，這樣作不僅錯誤，也是對劉少奇和薄一波的極大的不尊重。

這里還要指出的是，“新文”引用薄一波的話認為，給合作社以優待就是“歧視單干”，這個看法其實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平等觀，是完全錯誤的。他后來主張主張“公私一律平等納稅”，也是這種平等觀作祟。資產階級的平等是形式上的平等，而事實上的不平等。無產階級追求的，應該是事實上的平等；而只有消滅階級，實現了共同富裕，才會有真正的事實上的平等。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正是為了實現事實上的平等。優待的政策是一種導向，是給人民指出方向。如果政策沒有導向作用，又怎么能夠引導人民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呢？在這方面，劉少奇也曾有這種平衡論的思想。他說，“搞資本主義那是右，馬上搞社會主義那是左。既不能搞資本主義，又不能搞社會主義，事情就有點難辦?！保ā秳⑸倨孢x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4頁）這種平衡論的觀點看起來好像很客觀公正，其實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轉變論，實際上是一種右傾的觀點。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過渡時期，如果不搞社會主義，又怎么能夠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呢？其實，左代表進步，代表革命，作為革命者，應該不怕左；他們反對的只是是加了引號的“左”，而不反對那個不加引號的左。

“新文”還說到薄一波的回憶，說高崗“收到少奇同志的談話記錄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給陳伯達看，對少奇同志談話的不滿，形于顏色。后來，這個談話記錄就成為高崗反對少奇同志的重要借口?！边@樣，中央決策層內反對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論的毛、高默契形成。

我認為，高崗把違背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共同綱領》的劉少奇講話面交作為黨中央主席的毛澤東，是他的權利，并無什么不妥；而毛澤東對于劉少奇背著中央主席發表違背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共同綱領》的講話表示不滿，也是理所當然的事；至于后來高崗利用這個講話反對劉少奇也不能說錯。我們不能因為高崗后來犯了錯誤就認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錯的。這顯然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至于“新文”說什么“這樣，中央決策層內反對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論的毛、高默契形成”更是極端錯誤的。所謂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論”，實際上就是不把新民主主義看做是一個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而是看做是一個發展資本主義的時期，認為只是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以后才能進入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觀點。但是，正如我在本文前面已經指出的，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劉少奇早在1939年和1940年就已指出了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性質，而且后來又一再肯定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性質，特別是，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共同綱領》也都清楚地告訴人們這個新民主主義所具有的過渡特征。實際上，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論”是找不到理論上的根據的?，F在，“新文”竟然把毛澤東的觀點說成是1950年1月以后才形成的，并且別有用心地把它稱作是什么“毛、高默契”。明明是在中共黨內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卻硬要將其說成是非主流的甚至是類似于反黨小集團的思想。這無疑是對毛澤東的一種惡毒的污蔑和攻擊！

繼東北農村的問題之后，1951年又發生了山西合作社的問題。正如薄一波在其《回顧》一書中所說，1951年的爭論是“1950年爭論的繼續”。他說，“1951年的爭論所以是1950年爭論的繼續，主要是因為1951年雙方的觀點同1950年爭論雙方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兩次爭論的實質，都是涉及老區農村或土改后的農村要不要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頁）《回顧》還說，“隨后，毛澤東找劉少奇、劉瀾濤和薄一波談話，明確表示他不能支持我們，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同時，他指示召開互助合作會議。毛主席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合作社的觀點。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他講的道理把我們說服了。這樣，經少奇修改的華北局報告當然也就沒有發出了，但原件刊登在華北局內部刊物《建設》雜志上9因事先已排?。?。少奇同志還通過范若愚同志向馬列學院一班學員收回7月5日下午在春耦齋發給他們的材料。這場爭論就這樣結束了。”（同上，第191頁）

薄一波在講到“今天的反思”時說，“用決議和《共同綱領》來衡量，少奇同志關于山西省委報告的處理，是有缺點的。我的處理也是有缺點的?！彼v了幾點：

“第一，少奇同志的批語和我的文章都把‘農業生產互助組提高到農業合作社’同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一起，籠統地說成‘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不僅帽子太大，難于為當時黨內大多數干部所理解 和接受，而且也沒有說清楚：以土地入股為特征的初級形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只要分紅比例確定得合理，并沒有動搖或否定私有制基礎，并不違背二中全會決議和《共同綱領》?！?/p>

“第二，沒有指明我國當時雖不具備普遍建立高級形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條件，但并不排斥可以尋找向高級社過渡的具體形式。”

“第三，由于過分強調了合作化要以工業化和現代化為前提，華北局向中央的報告還提出要以土地國有化為前提，實際上是提出了只有先機械化和土地國有化才能搞合作化的觀點?！?/p>

“此外，少奇同志對一個尚未關于農村發展方向的大事的報告有不同意見，既未同毛主席商量，也未經中央集體討論，就在多種場合進行嚴厲批評，這也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點，至少是不夠慎重的?！保ㄍ?，第203-205頁）

我認為，薄一波的這個自我批評遮遮掩掩，不痛不癢，他甚至只承認是“缺點”而不承認是“錯誤”；其對劉少奇的批評，甚至連“缺點”都嫌過重，說成是“不夠慎重”。應該說，作為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干部，在農業合作化這樣的重大問題上，自己不按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共同綱領》辦事，卻揮舞大棒，對按照《決議》和《綱領》辦事的省委進行毫無根據的和極其嚴厲的批評，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錯誤；而且從組織上來說，不經過作為主席的毛澤東，不經過中央的集體討論，就把個人的意見作為中央的精神強加于省委，也是十分錯誤的。不僅如此，薄一波在講了這些缺點后還又寫了“三個重要的思想認識問題”，進一步為自己和劉少奇辯護。聯系到劉、薄過去都曾就這個問題做過檢討，而現在持這樣的態度，不能不給人以翻案之嫌，我覺得他這樣做是很不應該的。

“新文”原來是想批評東北局和高崗以及山西省委以及支持他們的毛澤東“超越黨規國法”的，但是經過對照七屆二中全會決議這個黨規和《共同綱領》這個國法，人們看到，實際上，真正按黨規國法辦事的，恰好是作者批評的那些人，而不按黨規國法辦事的正是作者所要肯定的那些人。如此南轅北轍、大相徑庭，實在是對“新文”作者的一個絕好的諷刺！

在這方面，“新文”還提出，“盡管毛澤東取得了從農業集體化運動突破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主導權，但這一政治運作過程卻是非法的。對照起來，1950年6月土地改革是以政協討論同意中共提出的土改法草案并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的合法程序施行的；這是開國法統規定的全國政協和中央政府委員會立法、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行政的憲政制度，可謂多黨議會立法、聯合政府行政。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則是以《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為法，由共產黨組織系統實施的，乃一黨立法、黨內行政的違憲行為。這是完全的以黨代政，當然也是完全的“無產階級專政”；因此，據開國法統而論，就是僭越的立法、非法的行政。并且，即使從黨的法規而論，互助合作決議也是非法的。根據七大黨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具有“決定黨的基本方針和政策”的最高立法職權，經中央委員會選舉的中央政治局是“中央指導機關”，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決議之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即政治局和書記處的集體領導享有最高行政權；因此，作為改變黨的新民主主義政策而啟動社會主義改造這種重大決策，立法程序應該是由書記處、政治局提出議案，經過充分討論之后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或至少由中央委員會表決。然而，毛澤東的做法是讓陳伯達以中央名義召集地方部門代表參加的互助合作會議和起草決議，這種會議當然不具備黨內立法資格?！?/p>

“新文”不厭其煩地說了這么一大通，其中心是說，在農村搞互助合作沒有通過政協，是非法的。這個說法再一次表明，“新文”作者根本沒有很好讀過《共同綱領》。前面已經說過，《共同綱領》“第三十四條”規定，“在一切已徹底實現土地改革的地區，人民政府應組織農民及一切可以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以發展農業生產及其副業為中心任務，并應引導農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組織各種形式的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敝泄仓醒敫鶕豆餐V領》的這一規定，通過《中共中央關于農業說成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來推動這一工作怎么會是“非法”的呢？怎么能說成是“僭越的立法”和“非法的行政”呢？“新文”以《土地改革法》的通過曾經經過全國政協全體會議為例，認為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文件也應該提交全國政協全體會議通過才叫合法。顯然，“新文”是把兩個性質不同的東西混為一談了?！锻恋馗母锓ā肥且徊糠桑且獜娭茍绦械模斎灰涍^立法機關通過，這樣才能夠強制執行；而《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只是一個黨的決議，并不是國家的法律，也不需要強制執行，它只是教育動員農民自愿的參加，也說不上是什么“行政”，何用全國政協這個當時的立法機關通過？

至于說到所謂“黨內立法”，應該說，七屆二中全會已經在決議中就已經明確規定“占國民經濟總之產值90%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苯酉聛淼膯栴}是具體貫徹執行這一決議精神的問題，難道還要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或中央全會再來進行所謂“黨內立法”嗎？

“新文”還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取代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并成為黨內的共識”的問題，應該說這樣提出問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因為新民主主義本身就是一個過渡時期，而《共同綱領》本身就是一個過渡時期的綱領，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取代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的問題。實際上，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的問題早在新民主主義提出之初，毛澤東就講得很明確，劉少奇在1940年的闡述也很明確，后來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建國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以及《共同綱領》的許多規定也都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要說“黨內立法”，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就已經是黨內立法；要說國家立法，《共同綱領》的有關規定就是國家立法，而195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更做出了明確的規定。至于說毛澤東是用了黨內斗爭的辦法，顯然是非常錯誤的。應該說，黨內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是社會上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無論是高饒事件，還是毛澤東與劉薄的意見分歧，都是客觀存在，不是哪個人能夠制造得出來的。應該說，總路線的提出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使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也是新民主主義作為過渡時期的必然產物。這是毛澤東在理論上的一個偉大創造，也是他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的一個成功的實踐，無論怎么評價都不算過分；“新文”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攻擊毛澤東，絲毫也無損于他作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偉大的人民領袖的光輝形象。

四、駁所謂“夭折”論和“悲劇”論

縱觀“新文”，我們看到有一根貫穿始終的線索，這就是反毛挺劉。作者先是故意回避毛澤東早在1939年就已明確提出并且系統論述“新民主主義”的事實，把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移后到1940年，接著又把劉少奇在該年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闡釋說成是“劉少奇等也有論述”；并且認為直到1945年黨的七大前后“新民主主義”才“具備了比較完整的理論形態”，而這樣做，是為了把劉少奇后來強調的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說成是“新民主主義”的“核心主張”；隨后又歪曲歷史，人為地制造毛劉之間的所謂“潛在的傾向性分歧”，把劉少奇在1949年6-7月份以后才提出的否定新民主主義是過渡時期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論”奉為正宗，而把毛澤東一貫主張并且經過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共同綱領》加以肯定的關于新民主主義是過渡時期的正確觀點和一系列政策貶為異端，污蔑為“信念超越黨規國法”，甚至污蔑提出“總路線”和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非法”的；而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反毛挺劉更達到高峰，文章稱劉少奇“是嚴肅研究新民主主義的思想家，是誠實踐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家”，而把毛澤東批評和糾正劉的錯誤說成是“推翻新民主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夭折”和“新中國的悲劇”。而在我看來，劉少奇的失敗是真理對于謬誤的勝利，是社會主義對反社會主義的勝利，是新中國的一件大好事?？梢院敛豢鋸埖卣f，“新文”是一篇不顧事實、歪曲歷史、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反毛挺劉的黑文。

毛澤東是全國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所公認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領袖，僅憑“新文”這樣一篇很不像樣的東西就想把毛澤東的偉大理論和成功實踐推倒，就想以劉少奇的錯誤觀點取代毛澤東思想的崇高地位，實在是太自不量力了。

改革開放初期，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寫道：“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多次從危機中挽救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指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同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一樣，毛澤東同志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族人們的偉大領袖，在黨和人們集體中產生的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并開展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薄耙痪盼宥?，黨中央按照毛澤東同志的建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個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在一個幾億人口的 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的勝利?！保ā度腥珪詠怼啡嗣癯霭嫔?982年版，第793-891頁）

前年，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的報告中也說，“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新華社北京2007年10月24日電訊稿）

宋慶齡在毛澤東逝世后曾這樣評價毛澤東：“他是一位目光遠大，舉世無雙的領袖和導師，他是偉大事業的引路人，而朱總司令和周總理是偉大事業的得力助手。”（《宋慶齡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頁）而她在給愛潑斯坦的信里還說了這樣的話：“因毛主席的逝世又無力回天——光是這件事情已足以使人難以承受。我們的主席的一生，在實質上是這一偉大的時代革命斗爭的歷史長卷，正如他自己所說‘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這實際上是他的墓志銘。”（《宋慶齡書信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0頁）宋慶齡是一位偉大的女性，她早年追隨孫中山，孫去世后后蔣介石背叛革命，她在白色恐怖下奮起反蔣，幫助共產黨做了大量工作，為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杰出的貢獻，解放后長期擔任國家領導職務，在世界上也很有影響，她說毛澤東“舉世無雙”，說毛澤東的一生“是這一偉大的時代革命斗爭的歷史長卷”，絕不是一般說說的。

值得一提的是，“新文”為了否定毛澤東和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竟然不惜引用一些來路不明、未經核實的材料，其中也包括一封所謂宋慶齡1955年11月給毛澤東的信：

“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障工商業及其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后悔和抱怨?！保▍墙骸墩务斃肆辍罚瑑炔坑⌒?005年版，第70頁）

其實，宋慶齡在1949年曾參加通過《共同綱領》的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一次全體會議，并且在這次會上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當然知道《共同綱領》“第三十一條”規定的“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為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在必要和可能和條件下，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例如為國家企業加工，或與國家全營，或用租借形式經營國家的企業，開發國家的富源等。”而且，她在1954年也參加了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屆第一次全體會議，并在這次會上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對于憲法里寫進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內容肯定也是清楚的，怎么會對“工商業的改造”“很不理解”呢？再說，宋慶齡是一位很有文化修養的人，她對毛澤東非常欽佩，曾多次要求加入共產黨，怎么會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出言不遜，毫無根據地用“自食其言”這樣的語言來指責毛澤東和共產黨呢？再說，1955年的宋慶齡，政治熱情很高，工作很忙，她在6月7日寫的一封信里，講到了她正在視察工廠，并且還準備下鄉訪問農業合作社，“希望能學到很多東西”。（《宋慶齡書信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4頁）幾天后，在6月15日給中國福利會全體同志的信里，還講到“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燈塔照耀下，誠如你們所做的保證：我和你們一道，今后還要加倍努力，為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保ㄍ?，第495頁）而在10月3日寫的一封信里，她還向友人透露，“很快要出國去印度、緬甸，可能還有印度尼西亞”，“有很多活動要我參加”。（同上，第496頁）隨即，在12月她就去印度、緬甸進行訪問。怎么可能想象，在這樣的氣氛和心情下會寫信給毛澤東指責共產黨對工商業改造的政策呢？還要指出的是，在1956 年新年到來之際，他還給毛澤東寄了一張賀年片，而毛澤東也愉快地給她寫了一封信，親切地稱她為“親愛的大姐”（《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8頁）如果宋慶齡真的寫了“新文”所引的那封信，這一切可能嗎？

值得注意的是，“新文”所引的那封信是從吳江的一本所謂“內部印行”的書里間接引來的，沒有注明原始的出處。吳江先生是一位老理論工作者，還在我讀大學時，他就開始出書了，當然應該懂得引文應注明出處這一做學問的起碼的規矩。他沒有注明出處，說明其來路不明，是不可信的。這就如同市場上的“三無產品”一樣，屬于假冒偽劣產品。一個嚴肅的作者能夠引用這樣的假冒偽劣東西嗎？為了弄清究竟，我在網上查了一下，發現有一篇叫做《宋慶齡后半生的心路歷程》的文章，此信就出自該文。但是，這篇文章連作者姓名都沒有，何時發表、發表在哪里也都沒有標出，是一個典型的“三無產品”。其中許多內容實際上都是造謠。制造這些謠言的人或許以為，有關的當事人都已經過世，可說是死無對證，這些謠言不會被揭穿。他不懂得，“謠言止于智者”的道理。所謂智者，并不是比別人聰明，而是不盲從，會用知識和經驗進行分析，這樣一來，謠言就無處逃遁了。有句話說，造謠可恥，傳謠可悲。吳江和“新文”雖然不是造謠者，但是，他們明知索引材料有問題，卻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去引用它們，不僅可悲，也是可恥的。

應該說，《炎黃春秋》發表這類文章已經不止一次。前年，它發表了辛子陵的《農業集體化理論是怎樣失足的》（載《炎黃春秋》2007年第10期），去年發表了杜潤生口述、姚監復整理的《當代中國與新民主主義結構》（載《炎黃春秋》2008年第2期），今年又發表姚力文、劉建平的這篇《《新民主主義的命運和劉少奇的失敗》。前后不過一年多時間，就發表了三篇同一題材的文章，而其觀點也基本一致，都是認為毛澤東“放棄”了新民主主義，都是反對社會主義改造。好像他們對于新民主主義很有感情，其實他們所說的新民主主義不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也不是劉少奇在很長時期里講的新民主主義，而是劉少奇在1949年6、7月份以后講的變了樣的新民主主義，是不搞社會主義改造的新民主主義。從這里人們也可以看到，《炎黃春秋》所宣傳的觀點，其真正意圖是否定社會主義，否定毛澤東，而以劉少奇的錯誤觀點取而代之。這就是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為什么糾纏不休的原因所在，也是我在這個問題上對他們的每篇文章都必定批判的原因所在。我相信，我寫的文章，《炎黃春秋》諸公也都是看得到的。我希望，最好能夠提高一點論戰的水平。論戰文章應該做到針鋒相對，刺刀見紅，而不要各說各話，隔靴抓癢，這樣，不僅易于辯明是非，讀者看起來也會有興味一些。不知對方對此議能接受否？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