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應克復“自由——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觀”一文

奚兆永

   《炎黃春秋》08年第12期上刊登了該刊“核心作者”應克復先生寫的一篇文章，題目叫《自由——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觀》，讀后頗有些不同看法，特撰此文，作一評論。

應文說，“現在，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的概念不僅頻頻出現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中，而且也載入國家憲法、法律以及數屆黨代大會的文件中，可稱普世價值已入憲入法入文。我因此想到，時下個別‘專家學者’對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的責難與批判，不是與憲法、法律與黨的文件較勁嗎？”

應文此說顯然并不符合事實。實際上，并不是“現在”，而是早在60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有關自由、民主、平等這樣一些詞語就已經先后出現在1949年的《共同綱領》、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其以后多次修訂的憲法之中。而且，在“現在”，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并沒有將其作為“普世價值”，更沒有“頻頻”使用這些概念；正好相反，作為中央領導人“頻頻”使用的，恰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中國特有的概念，而不是“普世價值”所指的那些所謂“普世”的概念。至于說什么“較勁”，那也決不是應文所說的什么跟憲法、法律與黨的文件較勁，而是堅持憲法規定的“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社會主義階段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的殊死斗爭，是絲毫也含糊不得的。

當然，領導人里也有贊同“普世價值”觀的，如溫總理在2007年春回答記者提問時就曾說了這樣一段話：“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這是整個世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边@段話被許多主張“普世價值”的人視為至寶，一再引用，但是，對于溫總理的這段話，人們是有不同看法的，因為它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這個問題的明確論述，也不符合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據我了解，這段話的發明權并不屬于溫總理，而是屬于高尚全先生。此公有一個特點，就是不甘寂寞，喜歡吹噓自己。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毛澤東早在1956年4月的《論十大關系》中就講了“工廠在統一領導下的獨立性問題”，認為“把什么東西統統集中在中央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余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9頁）后來劉少奇在黨的八大政治報告里也講了這個問題。11月6日章世鴻在《人民日報》也發了一篇《給企業適當自治權》的文章。這以后，高尚全才在12月6日發表了他的那篇《企業要有一定的自治權》的文章。改革開放后，高在多次講話里，包括在對外賓的講話里，把“擴大企業的自治權”當作自己的發明到處宣揚，結果鬧出大笑話。這一次，他看到溫總理講了上面提到的那段話，生怕別人不知道是他首先提出的，于是又迫不及待地撰文說，“在十五大報告起草過程中，我提出，要把自由、人權寫上。因為這些東西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是人類文明的成果。我們搞社會主義應該把這些旗幟高高舉起。這個意見引起了溫家寶同志的高度重視，去年溫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答記者問時說，……（即前引話，略）?！保ㄒ?008年1月28日《經濟觀察報》）這除了暴露了高的人品不高外，也暴露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知?？磥恚瑴乜偫硪彩且驗椴蛔⒁鈱W習馬列著作而上了高尚全的當。他的話被一些人一再引用。因此，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領導人，應該認真學習馬列著作，提高辨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同時講話也應該謹慎，否則就會造成極其不良的后果。

應文還著重提出，“自由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面旗幟。《共產黨宣言》中‘自由人聯合體’那段名言早已眾所稱道：‘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p>

應文這里所言顯然也不符合事實。人們要問，馬克思主義是在什么時候曾經把自由作為旗幟的？有人引用馬克思早期的觀點來支持自己的看法，但是，作為馬克思的馬克思，即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克思，其觀點的形成也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按照列寧的說法，“從1844-1845年馬克思的觀點形成”（《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頁）我們理應引用這以后的論述，而不應引用這之前的論述作為根據。在這方面，應克復先生看來也并不熟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似乎不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平等等口號所作的揭露和批判。馬克思說，“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保ā顿Y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頁）一離開這個領域，情況就變化了。他似乎也不知道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寫給倍倍爾的那封著名的信里對于“把社會主義看作平等的王國”所進行的批評。恩格斯指出，“這是以‘自由、平等、博愛’這一舊口號為根據的片面的法國人看法，這種看法作為當時當地一定的發展階段的東西曾經是正確的，但是，像以前的各種社會主義學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樣，它現在也應當被克服，因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亂，而且因為已經有了闡述這一問題的更精確的方法?！保ā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頁）顯然，說“自由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面旗幟”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應文說“《共產黨宣言》中‘自由人聯合體’那段名言”，那也是不正確的。事實上，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并沒有講過什么“自由人聯合體”。在那里，他們只說過“聯合體”而沒有說過“自由人聯合體”。這個“自由人聯合體”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的；而且在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出版第一版時也還沒有這一說法，只是到70年代出版第二版和法文版時才出現這個說法。為了便于大家了解馬克思的有關觀點，這里且把馬克思的這一論述摘引如下：

“最后，讓我們換一個方面，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在那里魯濱遜的一切規定又重演了，不過不是在個人身上，而是在社會范圍內重演。魯賓遜的一切產品只是他個人的產品，因而是他的使用物品。這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長遠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這種分配的方式會隨著社會生產機體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隨著生產者的相應的歷史發展程度而改變。僅僅為了同商品生產進行對比，我們假定，每個生產者在生活資料中得到的份額是由他的勞動時間決定的。這樣，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比例。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所占份額的尺度。在那里，人們同他們的勞動和勞動產品的社會關系，無論在生產上還是在分配上，都是簡單明了的。”（《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6頁）

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在這里所“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實際上就是未來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更準確地說，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或社會主義社會，因為那里說的是按勞分配而不是按需分配。應該說，“自由人聯合體”這個名稱并不是對這個未來社會的科學概括，馬克思也極少使用這一名稱；對這個社會的科學概括是“共產主義社會”，而一切馬克思主義者一般都更愿意使用這個科學的名稱。但是，馬克思這里的論述卻是對于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征作了很好的闡述：一是生產資料共同占有；二是不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對勞動時間實行有計劃按比例的分配，以滿足各種不同的需要；三是對于勞動產品——生活資料按照人們所付出的勞動時間實行按勞分配。在這里，馬克思并沒有論述自由問題，更沒有把自由當作所謂“核心價值觀”來論述。我們顯然不應該望文生義，僅僅因為馬克思用了一個“自由人聯合體”就說自由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價值觀。

至于應文說的《共產黨宣言》里說的那句話，即“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焙髞懋斠獯罄蓭熆▋扰琳埱蠖鞲袼篂?894年3月起在日內瓦出版的《新紀元》周刊找一段題詞，用簡短的字句來表述未來社會主義紀元的基本思想，以區別于但丁曾說的“一些人統治，另一些人受苦難”的舊紀元時，恩格斯再次講了這句話。恩格斯在給卡內帕的回信中說，“馬克思是當代唯一能夠和偉大的佛羅倫薩人（即但丁——引者）相提并論的社會主義者。但是，除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下面這句話（意大利文刊物《社會評論》第35頁），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0-731頁）恩格斯說“再也找不出合適的”話，是因為這里的題詞必須和但丁說的“一些人統治，另一些人受苦難”的舊紀元相對應。對于這段話，高放先生將其概括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許多人也如是理解，并且大做文章，大肆渲染，其實這樣理解是不符合《宣言》的精神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這段話的精神并不是強調“個人的自由發展”，而是強調“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和“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關系。在“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和所有歷史上的舊社會，正如但丁所說的，是“一些人統治，另一些人受苦難”。實際上，在舊社會，一些人的自由是建立在另一些人不自由、受奴役的基礎上的。而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由于消滅了私有制，消滅了階級和階級對立，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奴役其他人的基礎上。這樣的社會，正如人們所說的，是一個“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社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同時也就為一切人的自由發展創造了條件。這也正是未來 社會和包括資產階級社會在內的“舊社會”的一個根本區別所在。顯然，把《宣言》這段話僅僅理解為“個人自由發展”是不符合此話的原意的。

應克復先生也和許多論者一樣，把個人的自由發展當作目標，而把其它作為手段。這也是經不起推敲的。事實上，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提出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本身就是為了團結第三等級反對封建統治的，很明顯是一種手段，其目的乃是要建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統治，進而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條件。應該說，自由、民主都屬于上層建筑，都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應文說，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也是手段，當然，這也是事實。但是如果以為只有目的才是重要的，而手段都是無足輕重的，這就是一種形而上學了。應該說目的和手段的關系也是一種辯證的關系。毛澤東說得好：“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船和橋就不能過。不解決船和橋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39頁）對于我們來說，當然不能丟掉共產主義的大目標，但是，如果在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情況下，不能堅持革命和專政，不能消滅私有制，不能消滅階級和剝削，那實現共產主義大目標也會成為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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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黃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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