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價值理論的“三聚氰胺”
     姜斯雄

     一個名詞正受到一些媒體的熱議和追捧：普世價值。
     “……由此可見，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未來的人類社會，正是實現了普世價值的社會，只是當時還沒有‘普世價值’這個詞罷了。”（見《炎黃春秋》2009年第一期第6頁）這句話至少道出了一個事實，即，在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沒有這個詞。
     企圖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倒換出“普世價值”理論的企圖是徒勞的，只能是欲蓋彌彰。當然，經典著作中沒有，不等于不是真理，因為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長青，歷史是永恒的奔騰不息的河流。問題是，從西方搗騰來的“普世價值”其實質和動機何在？
     事實上，人們只要真正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并能準確地指導自身的社會實踐，那就不必再去看他能否背誦和摘抄多少馬克思主義的名詞概念，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人民富起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定了中國人民走科學發展、和諧進步的致強致富之路。在日趨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多元化的當今時代，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同樣會給中國人民以繼續理論創新的智慧，我們也不會因為經典著作中“沒有這個詞”，而桎梏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步伐。
     半夜敲門送鮮花，是喜是喪須思量。“普世價值”是西方的價值觀，被中國一些學者和“人士”極力忽悠。近二十年來，這種價值觀的輸出都是以戰爭相清道：海灣（兩次）、科索沃、阿富汗，北京奧運會開幕當天，格魯吉亞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格魯吉亞在蘇聯解體后成為西方大力支持的“民主國家”）。以中國今日國力之強大，料再兇悍的強人也沒有膽量上門動粗，而對于“軟實力”的來臨，價值觀的輸入，存幾分清醒總不會錯。美國在強化經濟、政治、軍事競爭的同時，把意識形態、核心價值乃至文化的競爭都提到了重要的戰略高度。“軟實力”這一理論，就是以“民主、自由、人權”的口號作為其廣告詞。
     對極力忽悠“普世價值”的中國學者及“人士”們，本文旨在表明“反對，反對。”而對于更多善良的人們，筆者旨在從哲學的角度廓清是非。
     普世價值，字面意義等同于普適價值、共同價值、普遍價值，這樣理解沒有錯。而從詞組結構分析，這是一個偏正詞組，即，普世價值這個詞組的主體是“價值”， 普世價值這個詞的理解無疑是：存在適用于所有地球人的“價值”。
     什么是價值？《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有兩個：一，體現在商品里的社會必要勞動；二，積極作用。顯然，“普世價值”中的價值，所指的是第二個意義。如果我們再直接一些理解，所謂普世價值，就是地球人都認為“適合于我，對我有好處”的理念或東西。
     那么，對地球人人人都有用的理念或東西存不存在呢？
     弄清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明確兩個準確無誤的前提：一，生存與發展，是人的基本也是根本問題，一切理論如果不能解釋或服務于這個問題，都是沒有意義甚至是有害的；二，我們所生存的時代，仍然是一種差異時代（經濟條件、社會地位決定了這種差異，或者說，天生的智力、地理、自然、地域、文化、歷史等條件決定了人的經濟條件、社會地位。從別一視角表述，所謂差異時代就是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所使用的階級社會這一概念。至于這種差異時代還要持續多少世紀，沒有任何思想家或科學家能為其定量）。
     如果承認上述這兩個前提，就不難發現，提倡“普世價值”就是要在差異時代尋求無差異的價值觀。
     辯證唯物主義之所以被承認為科學，是因為她在認識世界時，將所有被認識對象都置于特定的歷史時空中，并且不割裂時空的內在聯系，從而得出符合客觀事物的真實，再從而找到對自身有用、符合客觀世界規律的途徑，從而有益于人的生存于發展。人類歷史上一切有益于人的生存和發展的理論，無一不是有意或無意遵循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因此無不閃爍著智慧與理性的光芒。
     如果承認“普世價值”的普遍適用性，那么“普世價值”就是真理了。什么東西可以稱為真理？只有規律能稱為真理。而規律是客觀的、不可改變的。那么價值呢？以認識論而言，價值純粹是主觀的判斷，是對自己有用的，適合于自己的，自己喜歡的，總之，價值是自我選擇性的標準。你愛吃牛排，牛排對你有價值，而牛排對我則未必有價值、甚至有害于我的腸胃。這樣一來，如果“普世價值”僅僅作為一個表述性的名詞概念，就沒有可探究的意義，如作為一種理論，一種認知體系，那就面臨一個矛盾：作為規律的、客觀的“普世”，怎樣與主觀的“價值”完成辯證統一？
     主觀與客觀，普遍與特殊，個別與整體，這是哲學上的基本矛盾統一體，人們只有認識了足夠多的個別，才能認識普遍、整體，再從得來的這種認識去更深刻、清晰地去指導個別。有了一匹匹具體的白馬、黑馬、紅馬……才會有區別于其它動物（如牛、羊、雞、狗、豬……）的“馬”是什么特征。這就是名與實、個別與整體的哲學問題。那么到底是先有個別還是先有整體呢？純思辨是回答不了這個辯題的，這和雞與蛋的辯題是一個道理。之所此辯題無解，其一，受人的認識的局限，因為人無法超越客觀事物去認識事物，其二是這個辯題沒有針對具體的實體，即它沒有將問題特定在某個時空中。脫離了時空，宇宙間就不會有任何存在。
     針對雞與蛋的辯題舉例。
     現在我們給這個辯題一個特定的假設：三黃雞肉多但產蛋少，土雞產蛋多而肉少。為了提高生存質量以更好的發展，現在我們需要一種雞，這種雞具有三黃雞肉多和土雞產蛋多的特點。怎么辦？用這兩種雞雜交或提取基因，產蛋，再以雜交所產的蛋去孵出雞（至于雜交或提取基因是否成功那是科技的問題）。在此特定的時空（條件）中，可以說是先有“雞”（三黃雞和土雞）后有“蛋”，用雜交所產的蛋再去孵出的雞，這就該是先有蛋后有雞了。但要著重強調的是，此時的新雞和新蛋都不是原來意義上的雞和蛋了。此“雞”非彼“雞”，此“蛋”也非彼“蛋”，是黑格爾所說的“這一個”。
     再回到“普世價值”的主、客觀問題上來。
     “普世價值”作為一種“創新”理論，同樣必須滿足這個前提：只有合乎哲理，才能為生存與發展服務。
     以吃飯為例作分析。
     為著生存與發展，人（不分人種，也不分人之古今）都要吃飯，但這如其說是一個最明白的真理、也是一種無價值的規律，還不如說只是一句事實的表述。如果要把“人都要吃飯”作為一個命題，作為一個理論來討論，還真有說道。比如，飯從哪里來，誰來做飯，什么時間吃，在哪里吃，用什么炊具、什么燃料才最環保……
     但我們認為最有思考價值的是“飯”，這是一個泛概念。
     只要吃飯，“飯”就要具體到是米？是面？是面包牛排？即使是中國人，“飯”的內容南北地域的差異也大，更何況中國人與美國人的飲食差異天生就大了去了！又由于時差的原因，中國人中午十二點吃飯時，日正中天，這正是美國人離太陽最遠的時刻；也許說，美國人也是十二點吃飯，但要知道，無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中午十二點吃飯”這個字眼上的“普世”、共性倒是有的，但其實質各自都有一個永遠無法逾越的限定——“當地時間”——中午十二點。當地時間，這就是個性，是一個永遠不可能趨同的個性。再如每年元旦的到來，全球就有24個不同時區，怎樣“普世”？唯一一個“普世”的說法只能是：新年開始了。但這樣的說法又有什么討論的意義呢？顯然，不同時區的人們，是永遠無法在同一時刻“普世”迎來新年元旦的。
     地域，自然，氣候，風俗，文化，把地球人造就成各持己俗的審美觀、價值觀。尤其是文化歷史基礎不同，其差異就更大更多，五千年的積淀，五千年的下墜力，和200多年的積淀與下墜力能否等量齊觀？不承認差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顧實際，去南極賣拖鞋、去赤道推銷羽絨服，只能血本無歸。承認差異是否是在為“中國特色”和拒絕變革辯護？哲學認識上，特色就是個性，沒有個性哪來“多元化”？不承認特色充其量只能成為機械唯物主義者。而改革開放的30年就是不斷變革的30年，改革開放堅定不移，一往無前，是眾所周知的國策，這還需要辯護嗎？
     理論總是要為實踐服務的。提倡“普世價值”是為了指向政治體制改革，而某些學者和活躍人士所設計的政治改革，又是以西方現有制度為圭臬甚至依樣畫葫蘆，一句化：全盤西化。
     不錯，在日趨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多元化的當今時代，確實存在著地球人共同關注和追求的各自的生存與發展的問題，如環境、氣候。環境和氣候，如果美國真正是“關愛”全體地球人，他就完全有實力和能力投資治理，這可是不分國界的“普世”善舉，可他為什么不呢？
     另一方面，民主、自由、人權、平等這些概念之所以越來越被熱議，是因為這些概念打出的旗號是關愛“人”，是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但這些以人為本的概念如果作為語言，它并沒有階級性即個性，我們問“名”更要問“實”。實質與動機才是硬問題。而具體到一個民族、一個地區、一個國家，如果離開了與之相應的制度和法律，再好的“人道主義精神”也只是空談。比如自由，這是和制度相依存的一對矛盾體。美國是“公認”的自由國家，那么是否可以不要護照就讓任何地球人隨意涌入？顯然，護照就意味不自由。在當今地球上，還沒有哪個國家的法律是允許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而這對恐怖分子來說，就意味不自由。
　　事實是，為了生存與發展這個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問題，人類社會各民族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自由、平等等理想的不懈追求。自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誕生以來，進步到今天，一場金融災害，連布什政府也要借鑒社會主義的有用元素救市了。民主雖說是個好東西，但只是個相對的“好東西”，即使在西方，自由主義的杰出代表、法國18世紀思想啟蒙家盧梭不也受到過杰出的思想家羅素的尖銳批判嗎？
     蘿卜白菜，各有所愛，適合就是價值。既然條條道路通長安，為什么就認定政治改革只有一張設計圖？多元化的時代，就意味著首先發展的應該是個性。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個性。
     天賦人權，人權仰仗國權。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發展權是個人人權的保障。鄧小平說：“真正說起來，國權比人權重要得多。”因此，我們在高度關注以人為本、踐行以人為本理念的時候，有必要對人性作些簡單分析。
     人的七情六欲與生俱來，為滿足欲望，在相對有限的生產力水平和相對有限的物質環境中，人必然就有生存競爭、弱肉強食的一面（“普世價值”觀掩藏了這一面），這種生存競爭、弱肉強食絕無平等公正可言，競爭中處于強勢的一方倒是有攫為己有甚至殺戮他人的自由，由于人的體質和智力不可能般般齊，因此弱勢的一方不可能享受到真正的人格平等。認識不到“人性”的這種差異，怎能做到自由選舉的公正性？不能享受到真正的人格平等，“人人一票”，誰能擔保不產生“多數暴力”集團？美國式的“一人一票”一旦搬來中國，也許（不良）演藝人士、“超女”的得票能超過“兩彈一星”功臣。投票時的考量，多數時候是由知名度來影響的，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金錢可以膨脹知名度，個人的競爭演說也要靠資金作宣傳，這種以金錢為后盾的民主能保證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在“四大文明古國”中僅存的中國走向強國之路嗎？
     不承認中國特色就是不承認“個性”，沒有個性，自由從何談起？為什么只鼓吹個人“自由”而剝奪國家選擇社會制度的“自由”？因此，問題不在于要不要顧及國情，迫切的問題倒在于，將“普世價值”奉為政治理念的人們不可意氣用事，要把國情與民族、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做務實的平衡。自然，以“普世價值”為理論掩護，推銷三權分立者就另當別論了。
　　一切正視30年來改革開放成果的人們，都不難看出“普世價值”作為一種價值理論的錯誤和混亂，這種理論在有些人看來，是在關心我國的政治體制的改革。殊不知小平同志早有告誡：“我們所有的改革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明確指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我們需要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這說明對于政治體制改革，我國的方向是明確的，態度是堅定的。
     理論上的“三聚氰胺”毒害勝于“三鹿”何止萬千倍。醉翁之意不在酒，推銷“普世價值”的背后動機問問何妨。綜上所述，“普世價值”作為政治理論，實在是虛虛實實、似是而非，完全違背了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原理，在改革開放繼續深化的歷史關頭，這種錯誤理論和價值觀帶來的影響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而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一旦被顏色革命者借用，就會給公民殷切期待、國家務實運作的政治體制改革造成倒退的混亂，那樣一來，中華民族的復興就將成為泡影。
     看似有，實則無，“普世價值”：一道炫目的政治地平線；看似無，實則有，“普世價值”：政治理論的“三聚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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