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為綱與社會學帝國主義

本文是應“烏有之鄉”網站“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征文

作者：老田

1980年代以后對于毛澤東思想的闡釋，已經由一種占據統治地位的解釋模式——“鄧胡記毛澤東思想”——所獨家壟斷，這一解釋模式的出臺主要與“兩鄧三胡”（鄧小平、鄧力群、胡耀邦、胡喬木、胡繩）這五個人有關。鄧胡記毛澤東思想的主要特點是把毛澤東思想與特定的歷史和社會背景割裂開來，變成一種與具體歷史社會過程無關的智力創造，從而按照現實政治的需要進行隨心所欲地披露和解釋（按照特定人群需要來“實事求是”地加以取舍并根據某種需要選擇“真理檢驗”的解釋模式）；鄧胡記毛澤東思想的主要特點是把毛澤東思想中間對于社會階級和制度變革相關性的認識部分，竭力加以屏蔽和歪曲。最后宣布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僅僅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

本文從三個方面重建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社會結構的聯系，就毛澤東思想的主要特色而言，他總是把政治和經濟問題結合社會結構去理解，最終是把社會結構的解釋價值置于首位，由此形成他獨特的“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的解釋路徑。正文第一部分把革命前鄉村社會的分層與矛盾關系再現出來，重建共產黨人在革命期間對于社會矛盾的認識和政策策略的針對性所在，并由此突破了經濟與政治分離的狹隘眼界。第二部分追溯毛澤東如何觀察新中國的社會分層狀況，特別是共產黨官僚精英群體對于新制度的態度，由此分三個階段逐步推進了他對于社會分層與矛盾沖突性質認識的逐步演進過程；由于晚年毛澤東對于權力蛻化對社會主義制度穩定性的危險尤其重視，所以，鄧胡記毛澤東思想對于第三個階段的階級斗爭思想更是竭盡全力予以歪曲。第三部分從新制度對于社會不同階層的利益和肯定和否定出發，再現了公有制建立之后的利益再分配現實與各個階層的不同意愿，揭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穩定性問題，以及毛澤東對此的認識和為了捍衛新制度的穩定所做出的努力。而毛澤東思想無疑就發生在這一具體的歷史和社會結構中間，只有聯系具體的社會結構和歷史過程，才能形成對于毛澤東思想的全面認識。

一種貫通經濟與政治的社會結構分析新圖式

革命時代，毛澤東對于農村社會結構的分析，始終懷有一個為變革社會制度尋找依靠力量的“實用主義目標”在內，把不同階層的人群對于制度的不同需要聯系到社會結構分析來考察，也是毛澤東做社會結構分析的鮮明特色；他晚年思想中間所強調“階級斗爭為綱”也仍然是圍繞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問題意識來展開的。甚至可以說，在毛澤東那里，正是不同階級有著不同的制度需求，并為此而選擇性地去推動現實社會的制度變革過程，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的分析正是聯系到制度選擇之后才獲得分析價值的，而且，在實際上，毛澤東也實際上較少把重點放置在階級結構的“實然”分析上，而是著眼于與階級結構相聯系的制度變革的依靠力量和反對力量識別上，是一種為“政策”尋找基礎的調查研究。

毛澤東的這個思想框架，在革命年代的經驗基礎上，一步步地形成一種觀察世界的模式，其要點是把經濟、政治和社會結構問題聯系起來看待，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都返回到社會結構認識中間去尋求解釋。與此相聯系，毛澤東把這個認識進行總結提煉，上升為哲學性的認識論，日本學者野村浩一就是這么來看待毛澤東的哲學思想的：“毛澤東在開辟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之后的兩三年的時間里的革命實踐，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所特有的思想的孕育、形成情況。在經過其后數年間難以用語言形容的大風大浪之后，這一思想在這個時期以驚人的凝縮形式產生出一種哲學，不言而喻就是《實踐論》、《矛盾論》這兩篇論著?！薄啊睹苷摗穭t是表示有關世界構造的認識，而這種認識可以說是對其斗爭中產生的斗爭方法、斗爭戰略的自我反省。”[1]

也許可以認為，毛澤東之所以通過寫作《矛盾論》和強調對立統一規律來作為進行社會結構分析的起點，正是與把分析的重點放置在與階級結構相關的制度選擇差別上，他對社會結構的極端重視主要在于“功能”和“政策應用”方面而不在階級本身，正因為如此，他沒有像普通的社會學研究者那樣通過詳盡的調查和統計數據來呈現實然的社會分層狀況，而是通過對社會結構進行“哲學化”處理，以最少的精力把認識的起點確定下來，這看起來是一種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同時也止步于政策認識需要的“偷懶”方法，由此毛澤東思想中間那種極為濃厚的社會學底色也往往為人們所忽視，轉而重視其哲學和認識論方面。

不獨毛澤東為然，大多數共產黨人在革命的經驗中間，都形成一種把社會結構、經濟剩余分配和有組織的政治力量諸方面結合起來看待的新圖式，而革命的戰略和策略就是從這種新的認識圖式中間產生出來的，這種認識圖式的形成首先是與農村革命期間對壘階級的斗爭策略和力量對比決定的。

在農村社區中間，一個農民越是窮困，他的談判地位就越是下降，在市場中間就越是要成為“貧困”的受害者，正是在非人格化的市場關系中間，農民越發得不到絲毫保護和體恤而成為富人的牟利對象。1925年毛澤東親歷了韶山大旱，親眼看見鄉村富人借機囤積糧食抬價并進一步降低農民談判地位以加速掠奪農民的實例，說明土豪劣紳非常熟諳市場供求規律的操縱技術，并趕在農民談判地位最為不利的時節來安排最有利于他們的交易：

“自七月以來，已經一個多月沒下雨，韶山發生了早災。驕陽似火，田地龜裂，禾苗枯萎。農民們半年的辛勤勞動，眼看就要落空。在這青黃不接的時候，許多農民家里連鍋也揭不開了。有些人家只好拖老帶小，外出討飯。正當干早嚴重威脅著韶山一帶農民的時侯，地主豪紳們卻幸災樂禍起來。他們不但照樣吃、喝、玩，樂，而且把自己谷倉里的大批糧食故意囤積起來，尋機高價出售，趁火打劫。起初，一升米六十文，很快漲到一百六十文，后來索性有行無市了。他們把大批谷子偷偷運到湘潭城里牟取暴利，然后大放高利貸，大買青苗，殘酷壓榨農民?！?A style="mso-footnote-id: ftn2" title="" name=_ftnref2 >[2]

針對土豪劣紳惡化本地市場供求關系的操縱技術，毛澤東指導當地共產黨員領導的“雪恥會”開展平糶、阻止米谷出境的斗爭，并偶爾采取開倉、殺豬、吃大戶等方式，最后迫使土豪們同意平糶。貧苦農民和土豪劣紳雙方進行利益博弈的焦點是糧食價格，博弈雙方所依托的優勢和方法，在后續的革命進程中間一再重現：富人是土地和糧食壟斷供給方擁有經濟優勢，貧苦農民依仗組織起來的政治優勢以壓倒之。在韶山大旱年份的博弈中間，由于雙方短兵相接，都來不及運用較為費時的博弈方法，后來在華北的抗日根據地中，不僅僅經濟優勢和組織力量成為博弈的策略，意識形態方面的再造也被充分運用起來。

抗戰期間，適應與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的要求，共產黨人放棄了分田分地的土改政策，轉而致力于減租減息。由于受制于勞動力低下的相對價格，減租減息政策很難落實，因為貧農在占有土地的地主富農面前處于一種低下的談判地位，這是市場關系中間活生生的力量對比。國民黨也曾于一九三○年頒布《土地法》并規定“地租不得超過耕地正產物收獲總額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由于沒有配套的措施去顛覆地主富農的經濟力量優勢，這一政策就不可能落實。共產黨人在抗戰期間也實施減租減息政策，他們是真的想要幫助農民實現這一目標，就切實著手建立農民的政治優勢去顛覆地主富農的經濟優勢。一個事后的總結說得非常精辟：

“減租減息是在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階級斗爭中實現的，而它的實現又是取決于農民與地主之間的力量對比。……而在經濟上處于劣勢的農民，迫于生計，不得不對地主讓步。在實行減租減息政策的條件下，地主在經濟上的優勢，農民在經濟上的劣勢，尚不能完全扭轉，但是，地主在政治上的優勢，卻是可以而且必須改變的。通過發動農民群眾組織和武裝農民，改造鄉村政權，建立農民在政治上的優勢，彌補農民在經濟上的劣勢。”[3]

抗戰期間的減租減息工作，太行根據地做得最好。這是因為他們經過深入調查之后，發現了國民黨的三七五減租法令和共產黨的減租減息政策難以落實的原因，并進一步采取針對性行動才取得成效的，他們的調查結果也很好地檢驗了所有權起決定作用的其他條件：

“調查證明：減租減息不止是為了改善農民生活，進一步發動農民支援戰爭，而且是一次異常深刻的、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它包括著階級關系和思想意識兩個方面的大變動。如果不提高農民的階級覺悟，讓他們自覺地起來斗爭，單純靠政府從上而下以命令行事，真正徹底的減租減息是很難實現的。當然，如果沒有政府法令作依據，沒有政權和軍隊的支持和保護，地主階級也不會輕易讓步，農民進行斗爭就會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難?！薄搬槍r民的‘命運’、‘良心’觀點和各種顧慮，對他們進行深入的思想教育。用勞動創造世界的觀點，結合地主剝削農民的具體事實，教育農民，讓農民懂得地主的土地和地里的糧食是哪里來的；沒有勞動，就不會有耕地，也不會生產出糧食；同時，用地主階級通過祖佃、債務關系兼并農民土地的生動事例，說明土地的主人原來是農民而不是地主，又用地主的發家史教育農民，地主之所以發家是剝削的結果，是‘坑害’窮人的結果……。通過這些教育，使農民逐漸認識到一切財富（包括地主的財產）都是農民勞動創造的，一切應歸勞動者所有的道理?！薄皩嵺`還證明：如果沒有一支形成優勢的純潔的階級隊伍，沒有一個支持群眾運動的抗日民主政權，‘雙減’運動是搞不起來的?！?A style="mso-footnote-id: ftn4" title="" name=_ftnref4 >[4]

要系統地顛覆地主富農的經濟優勢，最后就需要建立一種站在勞動者背后的政權，并顛覆站在地主背后的國民黨政權，革命與勞動力相對地位的提升之間有這樣一種內在聯系。共產黨人很善于通過一種通俗易懂的方式，把經濟表像背后的內在邏輯揭示出來給農民看。這些革命實踐中間艱難取得的知識，沒有寫入書本，農民革命家在革命戰爭和土改中間的學會的內容，不僅僅是一種技術性的知識和規則，實際上也是一種打破了西方學科壁壘的看世界的新圖式，把政治、經濟和文化綜合起來分析并尋求一種現實可行的改造世界的道路。知識分子與農民革命家的差別，本質上也是一種“范式沖突”，與書齋學者專業而狹隘視野完全不同，共產黨人很早就看到了所有制或者財產權并不能單獨起作用，從革命需要出發，經濟問題往往被降低到次生的和被決定的“第二性”地位上來看待的，經濟問題沒有被局限在“純經濟”的狹窄視野里去解讀，而是與政治權力和輿論氛圍的變化結合起來分析的，這固然與共產黨人追求在現實中間形成新的力量對比有關，同時也揭示了經濟權力在任何一個社會里獨立起作用的限度。學術界過分看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標志作用，似乎是一個通病，許多傾向各異的古典經濟學家都有這個共同點：

“強調經濟體制的意識形態內容所造成的重要后果，是把重點放在所有制關系上，把它看作區別經濟體制的關鍵因素。這種強調根源于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古典經濟學，并被卡爾·馬克思提到教義的高度。馬克思的整個分析是以經濟階級之間的斗爭為基礎的，他的階級定義又是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基礎的?！?A style="mso-footnote-id: ftn5" title="" name=_ftnref5 >[5]

中國革命中間發生在鄉村社會變革中間的經驗，很快就反映到毛澤東的思想中間去了，這在很大程度上對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觀察視野是一種突破。毛澤東畢生都是從社會結構的矛盾和對抗中間去尋求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答案的，受這樣一種觀察世界圖式的影響，他看待馬克思的角度也完全不同于那種“所有制教義”理解，而是把馬克思理論也看作一種“基礎是社會學”的總體理論。[6]

“通過深入、細致的考察，尼克·奈特發現，如果將《矛盾論》與《新民主主義論》加以比較，那么。其中一個重大的差別是毛澤東在概念或術語的表述上有了新的突破。其最重要的表現是，在《矛盾論》中，毛澤東曾用‘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一類經典馬克思主義術語表達社會歷史發展的矛盾運動。自此以后直至1955年，毛似乎未再使用上層建筑及其與經濟基礎相矛盾這類社會范疇，而將以上兩組對立統一的命題，改為政治、經濟、文化為內容的三項命題。尼克，奈特認為，這種‘三分法’的概括體系，更有助于反映復雜、具體的中國國情，在這種角度上，‘政治’被突出地提煉出來，從而在理論上避免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包括‘政治’與‘文化’)三分法的機械理解的可能性?！薄懊珴蓶|不僅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戰略大師，而且在理論闡述的風格上也往往于平和之處起驚雷，滲透著中國特色的思維和典型特征，那創造性底蘊只有深入體驗才能感覺和再現。通過尼克·奈特的分析使我們看到了毛澤東如何通過眾所周知的命題，突出了近代中國社會的固有矛盾，通過‘三分法’取代‘兩分法’的理論再現，本質上將‘政治’以及‘思想’（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提高到了社會發展動力的突出位置，強調了‘政治’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從而使‘理論’更符合‘實際’?！R克思主義’更接近于‘20世紀之中國’?！薄澳峥恕つ翁胤浅Ｗ孕诺卣J為，施拉姆、史華茲、邁斯納、韋克曼等人的毛澤東研究中關于毛澤東犯了唯意志論、唯心主義、烏托邦主義的結論是錯誤的?！?A style="mso-footnote-id: ftn7" title="" name=_ftnref7 >[7]

特別值得值得一提的是文化權力的換手方面，從抗日根據地的減租減息和后來的土改經驗看，在鄉村社會的場景中間，顛覆舊的意識形態領導權是很容易的，關鍵就在于舊統治階級在經濟上的超額剝削，始終沒有取得被統治階級的認同，與鄉村社會的小傳統相對立。新的制度肯定了多數人貧苦農民的生存利益之后，與舊秩序舊制度一致的各種思想很快就煙消云散了，許多地方往往是一場“訴苦+批斗惡霸地主”的會議之后，舊統治階級的文化權力和社會聲望就被輕而易舉地徹底顛覆了。不僅鄉村地區是這樣，建國初期的城市社會變革，也很像是吳敬璉近年來格外“剔戒”的“高層和底層的合流”模式：“在國家正常的經濟秩序尚未建立，相應的法律體系還不健全的條件下，人民政府組織一次又一次的斗爭，打擊了資產階級的違法活動，使其陷于完全的孤立，在社會上‘變為臭階級’（毛澤東1953年在黨中央政治局的講話）。三反五反運動以后，資產階級也感到無路可走，不能自立，要求國家‘計劃他’?！?A style="mso-footnote-id: ftn8" title="" name=_ftnref8 >[8]

應該說，不管參加革命的那一代共產黨人在認識上是否自覺，從他們參加群眾動員和軍隊領導工作中間，很容易把政治、階級和文化諸方面的相互依存關系打通，也絕不會拘泥于經濟決定論的簡單思維套路。這樣一種看問題的視野，應該說確實是共產黨的共同智慧，雖然“結晶”的完整形式是載入了毛澤東著作的，但是看問題的視野卻是在經驗基礎上共享的。正是因為這樣，雖然共產黨人文化水平不足，但是要顛覆舊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領導權，還是得心應手的。新中國工會成立之后，用非常原始的口頭宣傳方法就顛覆了舊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領導權，最終效果都是與農村土改的效果一樣：

“從地方到廠礦基層，普遍采取組織職工上大課，舉辦短期訓練班和職工夜校等形式，進行勞動創造世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階級和階級斗爭等基本常識教育。由于當時缺乏固定場所、缺乏教員等條件限制，加上職工中60—80%是文盲，因此，主要靠口頭宣傳為主?！薄耙痪盼濉鹉昕姑涝⒈＜倚l國運動轟轟烈烈開展后，各地黨、政、工會、青年團結合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和工礦企業的民主改革，在廣大職工中開展起規?？涨暗娜罕娦缘臅r事政策、階級斗爭教育運動。幾乎百分之百的職工都受到一次意義深遠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階級斗爭的教育，并勇敢地參加了斗爭。各工礦企業，組織形勢報告會、控訴反革命罪行和訴苦大會，進行新舊社會對比，舉辦階級教育展覽，并通過訂立愛國公約、保衛世界和平簽名運動等形式，把提高個人覺悟同完成恢復發展生產任務聯系起來，形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家喻戶曉的全民政治教育運動。繼后，結合‘三反’、‘五反’運動，進一步在職工中進行階級教育。”“從一九五二年開始，許多地方和工礦企業開始對職工開展比較系統的共產主義理想教育。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廣大職工中開展的政治啟蒙教育運動，對培育新中國一代工人階級的成長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舊中國工人階級身受極其殘酷的剝削和政治壓迫，和共產黨有著天然的血肉聯系，從階級本能上易于接受馬克思主義，往往一堂社會發展史的教育，工人們懂得了勞動創造世界的道理，懂得了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和肩負的歷史使命，就為自己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奠定了一個堅固的基礎，從而信心百倍地為爭取美好未來而奮不顧身地去戰斗?！?A style="mso-footnote-id: ftn9" title="" name=_ftnref9 >[9]

建國后，涉及到知識界的思想改造運動和一系列的文藝批判運動，受到研究者的較多關注，進行了較為詳細的爬疏整理，產生的研究文獻數量很大。但是，在農村土改中間和城市工人中間進行“誰養活誰”的辯論和思想教育運動，涉及到舊統治階級和舊制度失去信譽，所影響的人口數量要多出上百倍，更為深入地促進了社會評價標準的整體性變革，這在學界的研究中間卻受到忽視，從而，學界在理解新中國的變革過程和在理論上再現這一過程的時候，就有了一塊大的空白，與這一“文化權力換手過程”的空白相關，黨史國史研究中間常常把制度變革簡化為一個單一的自上而下的決策和政策執行過程。舊統治階級喪失意識形態領導權的重大歷史轉變，不僅僅單純意味著舊統治階級象征資本的被剝奪，更重要的是這使得舊統治階級的狹隘利益再也無法被包裝成為普遍利益，給予起碼的辯護和遮蔽，因此一個社會變革的潮流就變得不可阻擋了。新中國的最初幾年，低水平的革命家群體順利地領導群眾干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革命，但是，那些大知識分子們至今沒有說清楚革命的要點到底在哪里，這不能說不是一個遺憾。看起來，共產黨人在自己的經歷中間發展出來的看世界圖式，知識界至今仍然是相當隔膜的。

把資本主義誤認一種經濟制度，誤認為一種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誤認為一種通過市場價格配置資源的自動機制，成為主流經濟學界研究中國問題的出發點，據此形成的觀察視野局限，難免誤判新中國的歷史過程和重大事件，這就導致過分看重所有權發生轉移的“公私合營”事件，并把這作為評判制度和社會變革的標準依據，也因此很容易忽略所有權轉移之前的種種社會關系改造和象征資本領域的革命。布羅代爾在研究歐洲資本主義制度興起的時候，得出一個非常不同的結論：

“資本主義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權，然而，沒有社會的積極協從，其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它必然是社會秩序的一種現實，甚至是政治秩序的一種現實，甚至是一種文化現實。因為，要做到這一點，全社會必須以某種方式，帶著或多或少的清醒意識接受資本主義的價值。”[10]“最大的錯誤莫過于硬說資本主義只是‘一種經濟制度’。其實，資本主義是社會組織的寄生物，它同國家這個始終礙手礙腳的龐然大物幾乎勢均力敵；資本主義還利用文化為加固社會大廈而提供的全部支持，文化雖然并非為社會各階層平均享受，而且其內部派別叢生和矛盾眾多，但歸根到底總是竭盡最大努力去支持現秩序；資本主義擁戴統治階級，統治階級在維護資本主義的同時，也就維護了自己。”[11]

在資本改造社會關系從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間，市場貨幣關系的興起自然要受到受損者的反抗。美國社會學家麥克·布洛維贊同波蘭尼的觀點，認為近代以來勞動力、貨幣和自然的三波市場化，都因為不恰當地突出交換價值因而損害了使用價值：“波蘭尼認為，對這些事物的商品化，使他們臣服于不受節制的市場交換，破壞了它們的使用價值，削弱了它們所謂生產要素的效用。交換模式對生產模式有背叛作用?！薄百Y本可以任意雇傭和解雇勞工，而絲毫不考慮他們的生存；它同樣也破壞了它原先嵌入其中的傳統社區。”由此，勞動力的商品化對勞動者的損害，引發了社會自發的自我重構，產生了反對勞動力商品化的對沖運動。[12]一般而言，在反對勞動力商品化的對沖運動中間很容易產生階級斗爭為中心的整體性視野和史觀，在這樣一種史觀的形成和應用的實踐中間，政治掛帥和思想領先很容易壓倒經濟決定論，畢竟損害勞動力使用價值的市場化過程正是對稱運動的限制目標，作為被限制目標的市場和經濟因素不可能不成為某種有待于完善和改進的缺陷叢生的對象，單單只是這樣一種看問題的視野，就足以瓦解一切基于市場價格體系的光環和迷信，這樣的看世界圖式對于低下的勞動力相對價格的不心甘情愿接受者而言，顯然就有著天然的吸引力，看世界的方式不可能不反映人們的利益立場和愿望。

由于預設了制度選擇與階級利益相關，所以，建國初期的制度轉型時期就很重視個人的“階級成份”——那些出身被剝削階級的人士被假設為更贊成取消了剝削的新制度，由此，在干部提拔和積極分子培養方面優先得到照顧。特別是在農村合作化過程中間，毛澤東反復強調要“建立起貧下中農的絕對領導優勢”。由于土改杜絕了“和平土改”，通過組織貧農團之后并主持斗爭了舊統治階級，所以鄉村社區中間的輿論轉換非常徹底，在合作化這樣一個巨大的制度變革過程中的阻力很小，根據對合作化時期基層干部的回憶，“土改后中農以上的家庭基本上不敢隨便講話了”，[13]制度變革過程中間的利益受損者在這種特定的輿論氛圍中間，多數人都明智地選擇了鴉雀無聲。

毛澤東反復申說的“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觀點，確實是一種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共產黨人革命時代動員農民群體所形成的集體經驗，體現了僅僅擁有勞動力的平民階層和擁有資本和土地的統治階級長達二十余年的博弈選擇，是作為反對勞動力市場化的對沖運動的不二選擇。政治方面至少要包括形成有組織力量的組織工作和奪取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宣傳工作兩個方面，是政治和意識形態工作成為先導，而生產關系變革和經濟剩余的分配依據變革，都被看作是第二位的和被決定的事項，喪失了作為決定上層建筑的第一性地位。

階級斗爭的歷史經驗，不僅讓共產黨人通過自己的直接經驗打通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之間的區隔，而且不得不選擇了一個解決經濟領域“負外部性”的替代選擇——以行政管制方式去替代市場，以便實現對于勞動力的保護和實現農業剩余順利流入工業化軌道。由于業已認定政府的行政管制，與多數人的利益和地位緊密相關，不考慮市場對政府管制的逆向替代，所以，與行政管制相關的負面影響，在新中國的國家和社會管理中間就越發具有重要地位。

建國后毛澤東階級斗爭思想的三個不同階段

陳晉在毛澤東詩詞里有一個發現，自從1959年10月《讀報詩》寫作之后：“毛澤東覺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掉進了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重重包圍之中，由此產生一種急迫的‘突圍’心態。其晚年之作的四類作品，擁有一條共同的理路，都是毛澤東以深沉的命運感和強烈的斗爭意志，播撒在‘突圍’心路上枝藤般的思緒和情感。”[14]很顯然，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對于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態度從來就沒有改變過，新的變化來自修正主義這一部分，在中國的現實中間“修正主義”和“高薪階層”都是有特指的——主要部分是共產黨干部群體和部分知識精英，對于這個群體產生的不同看法，業已成為毛澤東作出新判斷的依據。與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后的主流學者不同，“文革”期間高干子弟組織“聯動”提出“忠于馬列主義和196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15]，把毛澤東思想的巨大轉變（特別是對于干部階層作出不利判斷的時間）的時間界線劃在1959/1960年，這無疑比把分界線劃在1956/1957年之間要準確。

從毛澤東的許多內部講話看，1956—1958年期間他仍然著眼于維護扁平化管理，1957年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要求，并號召開展整風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1958年是從反面提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到了1959年之后這些就很少再提起了，轉而大講反修防修，這說明毛澤東對于管理層的判斷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而在這個期間，干部群體的主要消極表現，一是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積極，二是在反右期間打擊批評意見（與流行的看法不同，童小溪認為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是對符合共產黨需要的左派的一次集中打擊，性質是革命后一次不完全的熱月反動），三是1958年黨閥和學閥結合在報紙上宣傳“高產衛星”以滿足政績需要（今天網絡上有“鐵三角”之說，那時沒有經濟精英，只有兩個方面的消極結合）。毛澤東于1959年所形成的突圍心態，實際上是以赫魯曉夫為模本，把修正主義和社會分層結構中間處于上層地位群體的結構性利益，聯系在一起來理解的。既然蘇聯的高薪階層是修正主義的基礎，出了赫魯曉夫這么一個代表人物，那么中國有沒有高薪階層，他們的制度偏好又是如何呢？正是從這樣的問題意識出發，才能更好地理解毛澤東1960年親自推動寫作并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16]，開始了中蘇論戰的第一個回合。所以，那些高干子弟說擁護1960年前的毛澤東思想，確實更切合這個演變的時間點。

從今天事后的總結，毛澤東在建國之后關于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的思想，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土改”和“三反五反”運動期間，這個時期的階級斗爭的對象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指明的、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和地主富農階級，斗爭方式是組織底層民眾的工會農會，通過“面對面的斗爭”以剝奪舊統治階級的聲望和權力，同時，部分地剝奪其所占有的生產資料。第一階段的階級斗爭內容是剝奪有產者的聲望和資產，被祛除的狹隘利益與經濟利益有明顯因果關系。

第二個階段的階級斗爭，主要是農村的合作化運動相關（關于城市和工商業中間的所有制改造問題，由于黨內很少不同意見，毛澤東在這個關鍵方面幾乎沒有太多的意見和言論保留下來）。這個時期新制度快速替代舊制度，不同的人在制度變革期間的損益不同，所有也就相應地持有不同的態度，按照毛澤東的分析：“合作社一定要在艱苦奮斗中建立起來。什么事情都是有困難的，新生事物的成長是要經過曲折的，要經過批評的。人們不習慣集體生活。人們對于集體生活不習慣，特別是富裕中農。富裕中農是最不習慣。擁護合作社的什么人呢？就是貧農跟下中農。對于合作化不滿意的是什么人？地主、富農以外是富裕中農。表示很不滿意的，有些地方大概占全體農民百分之一，有的地方百分之二，有的地方百分之三，有的地方百分之五，總是百分之幾。因為富裕中農在合作社頭幾年，是不如他的理想，比他單干時候要差，因為不能請工了！不能雇長短工了！”[17] 因為合作社阻斷了富裕中農的上升通道，所以他們的態度與貧下中農不同，需要在合作社領導權方面建立起貧農的優勢——“合作社必須樹立貧農(再說一遍，包括現在的貧農和原來是貧農的全部新下中農在內，他們占農村人口的多數，或者大多數)的優勢。在組織成分方面，他們應占三分之二左右，中農(包括老下中農和新老兩部分上中農)只占也應占三分之一左右?！蓖瑫r，批評了那些“認為建立貧農優勢的問題，在土地改革時期是必要的，因為那時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六十到七十的貧農，還沒有上升為中農，而中農對于土地改革是動搖的，因此那時確有建立貧農優勢的必要?，F在是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過去的貧農大部分已經上升為新中農，而老中農的生產資料又多，沒有老中農參加就不能解決合作社生產資料缺乏的問題。因此，這些同志認為，現在不應當提出依靠貧農或者建立貧農優勢的口號，認為這種口號會不利于合作化?！?A style="mso-footnote-id: ftn18" title="" name=_ftnref18 >[18] 這個制度變革時期，做階級分析的關注點在于要把那些在新制度得益最多的人（因此被推定在政治上最為堅定份子）確立為領導力量，關注的是制度變革的順利進行和新制度的穩定運作。與制度變革的著眼點相關，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確立新制度下人們的新行為規范，也是第二階段的內容：“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要從舊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來，它就必須清除這個基地。反映舊制度的舊思想的殘余，總是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里，不愿意輕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還必須經過許多的斗爭，才能使自己鞏固起來。鞏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勁，又可能垮臺?！薄胺磳ψ运阶岳馁Y本主義的自發傾向，提倡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為一切言論行動的標準的社會主義精神，是使分散的小農經濟逐步地過渡到大規模合作化經濟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證。這一工作是艱巨的，必須根據農民的生活經驗，很具體地很細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態度和簡單的方法?！?A style="mso-footnote-id: ftn19" title="" name=_ftnref19 >[19] 這些教育，以及教育所針對的小生產習慣勢力，都是與新制度的運作相關的。

第三個階段的階級斗爭的著眼點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穩定性問題，在中國到底有沒有人、或者是什么人一定要拋棄社會主義制度？如果有的話，如何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支撐力量？反修防修時期的階級斗爭為綱，是第三階段的內容，也是階級斗爭的矛頭指向黨內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嚴重混淆了敵我”的階段，但是這個階段的階級斗爭內容確實與官方解讀毫不相關。第三階段的階級斗爭思想，有一個明確的內涵就是反修防修和關注社會主義制度的穩定性問題，這個問題意識是從1959年開始提出的，在1962年隱晦地講述了出來。由于毛澤東通過調查發現高官中間很多人對于“國內有階級感到震驚”，所以，這一階級斗爭思想的披露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四清運動中間分步驟表達出來的。

在八屆十中全會會后發布的公報中間，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辈⒘信e了階級斗爭的來源1、“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于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倍?、“這種階級斗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后來胡喬木主持寫《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從這個公報的口徑去把握毛澤東關于階級斗爭的思想并提出批評的。

在起草歷史決議的時候，胡喬木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有其國內歷史原因，也有國際原因，包括馬列的一些不明確的被誤解的論點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傳統的影響，指出這些原因，才是客觀的，信實的，公允的，全面的。否則即無法解釋，何以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忽然會犯如此嚴重的錯誤。《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的許多著作我們仍要認真學習，但是決不能當作教條句句照搬。決議稿中提到的資產階級權利，小生產每日每時大批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這與馬克思關于小生產者絕大多數都要變為無產階級的論點不相容，實是各執一端），其本身是非姑不置論，毛澤東同志和很多其他同志確是把這兩句話誤解了。……至于說黨內斗爭一定都是（不是說都不是）階級斗爭的反映，這本身就顯然不符合我們黨內以及各國黨內歷史的大量事實。但是這些說法無論是否受到誤解，卻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發生了難解難分的因緣?！?A style="mso-footnote-id: ftn20" title="" name=_ftnref20 >[20] 這些說法毛澤東都曾經提到過，但是確實不是“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內容和思想來源，僅僅是毛澤東策略地隱藏其真實階級斗爭思想時期的借喻，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胡喬木都誤導了人們對于毛澤東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解，在胡喬木筆下，毛澤東的思想沒有中國現實的針對性，都來自于書本，所以他給出這樣一個解釋——毛澤東就像課堂做錯了作業的學生一樣沒有聽懂老師的講課。

在另外的地方，胡喬木還提出革命時期“大規模的暴風驟雨式的階級斗爭”對于第三階段毛澤東“階級斗爭擴大化”思想的影響，似乎存在一種暗地里潛行的連續性存在，這是刻意遮蔽了毛澤東關于階級斗爭思想的階段性轉折。我們今天進行事后回顧，毛澤東這三個階段的階級斗爭思想，有著明顯的不同：第一階段的階級斗爭與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相一致，第二階段的思想就有所不同，但大體上還與馬克思的思想相關，第三階段的階級斗爭思想及其實踐，馬克思本人和列寧、斯大林都不曾涉及過。按理說，那些黨內大才子不至于在這個問題上弄混淆的。當然，這三個階段的階級斗爭及其內容中間有小部分交叉，也會不斷地被毛澤東所提及，所以，如果刻意要混淆這些大不相同的思想，倒是可以找到相關的言論作為證據。

第三個階段階級斗爭思想的明確表述，是毛澤東從八屆十中全會開始提出的：“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階級存在？有沒有階級斗爭？現在可以肯定，社會主義國家有階級存在，階級斗爭肯定是存在的。列寧曾經說，革命勝利后，本國被推翻的階級，因為國際上有資產階級存在，國內還有資產階級殘余，小資產階級的存在，不斷產生資產階級，因此，被推翻了的階級還是長期存在的，甚至要復辟的。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如英國、法國等都曾幾次反復。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這種反復，如南斯拉夫就變質了，是修正主義了，由工人、農民的國家變成一個反動的民族主義分子統治的國家。我們這個國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斗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晕覀儚默F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薄皬默F在起以后要年年講階級斗爭，月月講，開大會講，黨代會要講，開一次會要講一次，以使我們有清醒的馬列主義的頭腦?！?A style="mso-footnote-id: ftn21" title="" name=_ftnref21 >[21]毛澤東的這個思想，在九大政治報告中間被確立為“黨在整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對于第三個階段階級斗爭的對象，1967年2月3日在與卡博和巴盧庫的談話中間，毛澤東非常明確地指出：“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子弟，解放后他們進了大學，掌握了一部分權，不都是壞人，有的是站在我們這方面的，但有些是反共的。總之壞人在中國不多，大概也不過百分之幾，如地、富、反、壞頂多百分之五，約三千五百萬人。他們是分散的，分散到各農村，城市和街道。如果集中到一起，手中拿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敵了。他們是滅亡了的階級，其代表人物在三千五百萬人中頂多不過幾十萬，也是分散的?！闭菑倪@個判斷出發，毛澤東認定過去的異己階級不管他們有多少人對于新制度不滿，由于分散和缺乏力量并不構成威脅，所以沒有“資格”成為這個階段階級斗爭的對象。

但毛澤東對大學生這個新統治階級的候補梯隊中間的消極面，就很是在意，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中間得到解決：“大學生有很大一部分我是懷疑的，特別是文科。不搞文化革命他們就要變成修正主義分子，搞修正主義了。”[22]從這里可以看到，無論是在理論認識上，還是在文革的實踐中間，毛澤東對于八大所認定的那個“階級斗爭”的老對象，并沒有重新重視過，也未曾主張恢復對于他們的“斗爭”。在1967年5月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更明確地提出：“真正的壞人并不多，在群眾中最多百分之五，黨團內部是百分之一、二，頑固定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是一小撮。但這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必須作為主要對象打，因為他們的影響及流毒是深遠巨大的。所以也是我們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群眾中的壞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們是分散的，沒有力量的，如按百分之五，三千五百萬算，如他們組成一支軍隊，有組織地反對我們，那確實是值得我們考慮的問題，但他們分散在各地沒有力量，所以不能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對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爭的關鍵階段，更要防止壞人鉆空子。”[23]

毛澤東關于階級斗爭的思想，并非僅僅限于八屆十中全會上的發言內容，根據今天看到的材料推測，因為黨內很多高級干部聽說國內還有階級存在而大吃一驚，[24] 所以，毛澤東首先只是含而不露地重復了列寧和斯大林說過的三句話，沒有全面說出自己的新思路。從事前和事后毛澤東所表述的思想看，毛澤東的階級斗爭思想特別是晚期的“階級斗爭擴大化”思想和這三句話所指的大不相同，而且是從1959年就形成了清晰看法的。等到四清運動及其關于農村階級存在的宣傳熱潮起來之后，等待中蘇論戰“九評”文章全部公布之后，黨內高官們現在也都認為中國存在階級斗爭了，毛澤東才再繼續進一步明確指出第三階段階級斗爭的不同特點和不同斗爭對象。

毛澤東第三階段的階級斗爭思想，始終對應著社會主義制度被拋棄的“變修”問題。從制度變革的角度看，一個理性的行為者，在利益受損時將成為制度變遷的反對者，而受益時則持相反態度。這一點在毛澤東那里的非常清晰，他說：“每一個時期，總會有這樣一部分人，保持舊制度對他們有利，用新制度代替舊制度對他們不利。他們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變這種制度。例如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對他們很有利，在轉到按需分配的時候，他們可能會不舒服。任何一種新制度的建立，總要對舊制度有所破壞，不能只有建設，沒有破壞。要破壞，就會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觸。”[25]

公有制社會中間精英階層的右翼激進主義

不同的人對于制度確有不同的選擇，借助魯迅先生的一個說法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26]，這是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系列中間，通過觀察不同制度下人們的利益變動，去預測人們對變革的態度。對應著195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的情況就是：從前的地主富農希望回到解放前他們的好時光，富裕中農希望保持土地私有的現狀同時他們作為余糧戶希望取消統購統銷（這樣他們可以得到季節差價），而窮苦農民因為生產和生存條件缺乏起碼的安定性，所以希望合作化事業能夠穩定發展。毛澤東常說他的心與魯迅是相通的，在同一個問題上他的理解是這樣：“地富反壞贊成資本主義，剝削人的人贊成資本主義，也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27]

不同階級的人對于制度和利益的滿意標準不同，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是：“……革命感的普遍而主要的原因……（是）渴望平等，其時，人們認為他們與勝過他們的其他人是相同；或渴望不平等和優越，其時，他們想到自己不是強于而是同于或劣于自己的下屬，然而卻自認為是優越的……于是，在寡頭統治的國家，民眾在他們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思想指引下起來革命，因為正如我以前所說，他們是相同的人，卻沒有相同的份額；而在民主政體的國家，達官顯貴起來反叛，因為他們不是相同的人，卻只有相同的份額?！?A style="mso-footnote-id: ftn28" title="" name=_ftnref28 >[28]按照布勞的觀點：“左翼反抗是最下等的社會階層所經驗的對嚴重剝奪的一種反應，而右翼造反是由社會地位受到威脅的中等階層所經驗的對嚴重的相對剝奪的反應?！?A style="mso-footnote-id: ftn29" title="" name=_ftnref29 >[29]

社會主義制度越是成功，毛澤東要求的扁平化管理越是得到落實，精英階層所得特權和利益越是有限，“貴族造反”的沖動就越是強烈。毛澤東于1959年把赫魯曉夫作為樣板對共產黨的權力精英做出了初步判斷，1962年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很隱晦地指出社會主義制度面臨著被拋棄的危險，1964年年底提出四清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5年初提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他臨終前還汲汲不忘：“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他始終認定權力精英有著不同于普通工農的獨立利益而且是和工農相對立的。毛澤東這些系列判斷，都是基于共產黨內部權力精英的消極表現或者右翼激進主義來說的，預言未來社會主義制度被拋棄的可能，將主要來自共產黨內部。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去回顧中蘇論戰的升級過程，明顯有拿赫魯曉夫當靶子批判企圖糾正中國內部的偏差的小算盤——試圖在不涉及政權中間的當事人的情況下，從思想認識上解決問題，以免導致巨大的社會動蕩。

反過來，社會主義制度越是成功，扁平化管理中間的官民關系越是融洽，平民階層的政治意愿肯定要相應地低落下去，此時官員群體的右翼激進主義和蛻化過程就越發得不到自下而上的有效抑制和監督，這兩個方面共同加深了毛澤東的憂患意識，他在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講話中說：“他們為什么能蒙蔽群眾？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農民得了土地，都擁護共產黨。這些人貪天之功為己功，把自己當成黨的化身。他們說什么，就叫黨的領導，相信黨就要相信他個人。他們提倡不講原則，提出無條件服從。不是服從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而是無條件服從直接上級。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我同他們的分歧，這是一個重大分歧。我不贊成他們保護自己，反對群眾，提倡盲目服從。我一直堅持，只服從堅持革命路線的正確領導，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要批判。這是政治原則也是組織原則。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并且要讓群眾也懂得，為群眾所掌握?！?A style="mso-footnote-id: ftn30" title="" name=_ftnref30 >[30]從這個意義上看，掛在毛澤東名下的個人崇拜和掛在劉少奇名下的“馴服工具論”，有著同一個現實依據——平民階層在政治上的保守化，馴服工具部分源于平民的“個人崇拜”平均分布于自毛澤東以下各級干部身上了。

在文革期間毛澤東發動群眾造反，這顯然是針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受益者在政治上處于休眠狀態的焦慮，所以要把原來處在參與管理的邊緣線之外的人也高度政治化，支持并贊揚他們的“造反”行動（這顯然是為了降低他們參與的政治風險），讓那些勞動者中間監督和批評干部意愿處于高位的人起來說話。

對照中國革命期間的民眾表現，由于舊統治階級極端的狹隘利益阻塞了多數人的出路，其經濟領域的“負外部性”導致平民階層的不滿和政治反抗能量的高漲。反過來，一個相對扁平化管理的社會明顯抑制了精英階層的權力和利益擴張空間，會提高平民階層的政治支持能量并降低監督意愿，同時卻會引發貴族造反的強烈情緒。

制度變遷及其穩定性問題，是新制度經濟學關注的一個焦點。諾斯在這個方面發展出較為系統的看法，他的看法與魯迅可以進行對照，他認為推動制度變革的人是那些在變革得到好處大于推動變革代價的人，認為“如果預期的凈收益超過預期的成本，一項制度安排就會被創新?！?A style="mso-footnote-id: ftn31" title="" name=_ftnref31 >[31]“漸進性變遷來自于政治和經濟組織中的企業家的如下感知：即他們認為在某些邊際上改變現存的制度框架會使他們的境況更好。”而那些處在社會上層的、擁有政治和經濟權力同時也具備足夠的信息的“企業家可能會將他們的技能或默許知識用于探尋獲利邊際，估計成功的可能性，以及冒險將組織的資源用于捕捉潛在收益。很顯然，組織的效率取決于這些可觀察的和可實現的機會。”[32]

制度變遷是由人來推動，諾斯等人把經濟學的收益成本分析引入制度變遷領域，認定人們推動制度變遷的原因是新制度將比舊制度能夠更好地滿足他的利益；同時如果滿足推動制度變遷的成本小于收益，人們將有足夠的誘因去承擔制度變革的成本。諾斯在考察了阻滯成本之后，就提出了制度均衡問題，他把這個重要的概念表述為：“制度均衡是這樣一種狀態，即在行為者的談判力量及構成經濟交換總體的一系列合約談判給定時，沒有一個行為者會發現將資源用于再建立協約是有利可圖的。要注明的是，這一狀態并不意味著，每個人對現有規則和合約都滿意，只是由于改變合約參加者游戲的相對成本和收益使得這樣做不值得。現存的制度制約確定和創立了均衡?！?A style="mso-footnote-id: ftn33" title="" name=_ftnref33 >[33]只要是現制度的受益者不組織積極的反抗，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阻滯成本就相當低，精英階層可以輕易獲得一個有利的成本收益比，進而積極主動地推進制度復辟。毛澤東臨終前曾經說過林彪一類上臺復辟資本主義很容易，這意味著他認定社會主義制度下缺乏自下而上的支撐力量，似乎只有高層以他本人為首的有限幾個人才認真捍衛社會主義制度，好像一個斬首行動就可以實現復辟意愿。

對照蘇聯的解體過程中間其精英階層的表現，可以檢驗毛澤東共產黨內部將產生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力量的觀點：蘇聯的“黨—國精英們得出結論：資本主義將為他們帶來更大、更安全的個人特權。他們于是著手廢除這一體制。這一體制具有壓制性，許多公民轉而反對它，尤其是知識分子，他們這一階層的人遭受國家社會主義的壓制最嚴重。知識分子在用資本主義取代蘇聯體制的事業中，成了黨—國精英最為寶貴的同盟軍。蘇聯體制集權化的、等級制的特性使普通公民非政治化了，也使他們變得消極了，要不是這樣，他們就有可能響應民主社會主義的號召，讓親資本主義聯盟最終作無效的反抗?！?A style="mso-footnote-id: ftn34" title="" name=_ftnref34 >[34]

蘇聯社會的問題出現得比中國早，也具有更多的后續時間進行更為徹底的變革，但是蘇聯幾任領導人都選擇了因循茍且的“理性”態度，使問題積累并惡化下去，法國學者貝特蘭在評價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時一針見血地指出：

“對蘇聯社會的和歷史的矛盾的現實，沒有進行任何分析。應該受到譴責或改造的現實的各個方面，也沒有與蘇聯的內在矛盾聯系起來加以闡明，反而解釋為‘個人’行動（斯大林的）所引起的‘倒行逆施’。蘇聯共產黨接受了這種虛假的解釋，證明它已不再使用馬克思主義作為分析的武器，使馬克思主義不再能真正地幫助改變產生那些口頭‘譴責’的社會關系。這個虛假解釋就這樣完成了它的使命：鞏固那種把經濟和政治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階級關系，因而使這種階級關系所產生的矛盾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更為深化了。”“蘇聯的經驗證明，推翻舊的統治階級并不是最困難的，最困難的是首先要摧毀舊的社會關系——在這些舊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可以再建立起一種類似人們認為已被徹底推翻的那種剝削制度——，其次是阻止在新的社會關系中以還會長期存在的舊因素為起點重新組成舊的社會關系。”[35]

毛澤東與此不同，他始終把蘇聯社會的消極現象以及赫魯曉夫的“變修”與社會結構方面的變化聯系起來進行理解，從而把問題的認識和解決都提升到一個“遠非偶然”的層面上。

把晚年毛澤東關于社會分層、制度選擇和利益沖突的觀點，轉換為可以檢驗的社會學命題，可以這樣來表述：在中國這樣一個第三世界的人口大國，無論是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資本主義制度，都會產生社會分化，其中上層的人數只包括很少一部分人口，可能只有百分之五（肯定超不過百分之十），而且上層和下層之間的沖突是對抗性的矛盾，根本利益處于不兼容狀態，由于國際格局的影響，上層會傾向于選擇“對外投降、對內鎮壓”這種違背民族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政策，重復晚清政權和蔣政權的覆轍。上層社會違背民族整體利益和多數人利益的問題，是第三世界國家內部階級結構和外部力量對比決定的，所以不可能通過制度建設和組織程序在內部解決，必須發動群眾在外部組織起來，形成有組織的力量以構成社會主義制度的支撐點。

這個認識可以分解為四個相互關聯的假設：

●權力異化假設：精英階層無論是權力精英還是知識精英，都有一種只以權力為自己的需要服務的趨勢，背離社會分工的功能性要求。典型的判斷如知識精英為“五張皮服務”、“黨內走資派”等。

●對精英階層的有罪推定：根據權力異化假設，在得不到有效監督的情況下，精英階層必定背棄多數人利益。文革期間曾經把共產黨內部某高官與慈禧太后和蔣介石相提并論，認為他跟這些人都一樣，必然走向“對外投降、對內鎮壓”的軌道，而且還預言“修正主義上臺就是法西斯上臺，資本主義復辟就是工人農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轉換成一個可檢驗的命題就是：精英階層背叛多數人利益是一個“兩步走”戰略——第一步是壟斷政治權力剝奪工農的參與管理和監督干部的權力、第二步是在政治權力剝奪過程完結之后再剝奪工農的生產資料和生存資料。

●監督成本大部分鎖定精英階層：由于社會主義制度下扁平化管理受到多數精英消極對待，而且由于管理專業化和信息不對稱的實際存在，有效地監督精英階層是很困難的，結合對精英階層的有罪推定，平民階層就被授予“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這意味著精英階層被強迫承擔信息成本，而且要自己承擔舉證責任證明自己的清白。毛澤東高度肯定群眾運動的大方向正確，支持四大，這不僅僅體現了對被統治階級進行無罪推定，而且考慮到了對于非管理專職工作的群眾而言，讓群眾承擔舉證責任和證實成本等于是取消了監督的可能。

●平民階層的覺悟和力量建設：為了保證平民階層的監督權，需要打破平民階層的政治保守性，激發出他們的覺悟（此處就是要求他們不愿盲目信任精英階層），提高他們的組織程度。毛澤東強調造反有理號召發揚革命的反潮流精神，強調敢于斗爭，都是因為在現實中間找不到制度化答案的臨時應付方案，他自己不僅說一兩次三四次文革解決不了問題，還說文化大革命連正式的對策都算不上，而僅僅是“演習”，只是在幫助提高民眾覺悟和程度組織方面“大方向正確”。

從蘇聯和的歷史看，社會主義對于民眾和知識精英的吸引力下降，關鍵就在于官僚特權和壓制，反過來，趨向于社會主義民主和扁平化管理的每一步改革，都將受到官僚群體的強烈抵制而未能奏效，正是在這樣的長期歷史過程中間，蘇聯的黨國精英們毀壞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信譽，當蘇聯的知識精英轉而積極地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時，這一次正好又符合了黨國精英們的利益，他們轉過來最積極地協從。

社會主義制度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權力的相對均衡分配），就肯定要降低其對民眾吸引力，而建立社會主義民主的阻力在權力精英那里無比巨大。鑒于監督精英階層的困難，如果能夠在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中間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適當地減輕精英階層對于造反和相對剝奪的敏感程度，那么，將相應地降低外部監督的成本。為此，毛澤東曾經試圖更改社會向上流動的規則，選拔那些對于權力利益相對不那么敏感、對群眾要求回應更主動的人成為權力和知識精英，并且在文革期間進行過試驗。

對于技術領域的向上流動機制，毛澤東1968年有兩個重要批示，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特殊思路：“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36]“從根本上說來，走從工、農、兵及其后代中選拔工程技術人員及其他意識形態工作人員（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路，是已經確定的了。同時，對過去和現在的大專院校畢業生和在學學生，黨和工人階級、貧下中農、人民解放軍有責任，熱情地、嚴肅地幫助他們中間一些至今還不懂得或還未下決心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的人們，逐步地改變過來?！?A style="mso-footnote-id: ftn37" title="" name=_ftnref37 >[37]這兩段話都很集中地體現了毛澤東關于什么人應該接受高等教育，享有向上流動機會。

對于通過政治階梯向上流動的機制，五十年代就主張把有“五不怕精神”的人選拔出來，1964年提出接班人的五項條件，而文革期間則高調批判了“馴服工具論”，七十年代還主張要發揚革命的反潮流精神，這都是著眼于那些較少受權力地位影響來考慮問題的人。毛澤東提出共產黨作為一個組織要進行吐故納新：“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A style="mso-footnote-id: ftn38" title="" name=_ftnref38 >[38]后來被稱為“建黨五十字方針”則體現了毛澤東“納新”的標準：“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階級和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A style="mso-footnote-id: ftn39" title="" name=_ftnref39 >[39]這就要求賦予那些敢于“造反”和“反潮流”的人士以政治上的優先機會，要求共產黨組織能夠廣泛吸納群眾中間涌現出來的樂意承擔斗爭成本的人，這個特殊的政治流動標準明顯體現了他對于黨內監督缺失的深沉憂慮。

毛澤東最開始是把管理層的消極表現視為右傾保守主義加以批評的，并試圖借助各種群眾運動或者整風運動進行矯正，由于他長期把眼光長期盯在如何通過被管理者的批評輿論去糾正干部的不良管理行為，就一次又一次地發動群眾運動來針對干部群體，毫不顧忌干部群體對此的明顯不快，1955年他甚至對身邊的人說過：“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不搞運動，我不能叫毛澤東?！?A style="mso-footnote-id: ftn40" title="" name=_ftnref40 >[40]雖然對共產黨的管理層多有不滿，但在1950年代，多數情況下還是在“反右傾反保守”的名目下講話，敦促官員改進工作方法，后來他逐步認識到這是官員們的結構性行為模式，體現的是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是一種系統的頑固癥狀，就改而稱之為“修正主義”，1963年6月4日毛澤東在武漢東湖客舍會見越南勞動黨代表團時說：“出修正主義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社會經濟基礎。偶然的、不成系統、不是一貫的不能叫修正主義，是認識問題。我們這些人的認識也有個過程?！?A style="mso-footnote-id: ftn41" title="" name=_ftnref41 >[41]管理層長期不變的頑固認識和行為模式，被他定義為修正主義以后，而不再看作是思想作風問題了。

扁平化管理的關鍵，在于有效動員平民階層起來抑制精英階層背離扁平化的趨勢，敦促精英階層放棄狹隘利益，這就需要處在被管理者地位上的個人或者群體，去面對掌握了絕大部分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的統治階級的利益擴張沖動，地球人都知道這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按照經濟學的說法，就是平民監督精英階層所要付出的成本和風險很高，而監督產生的收益卻無法內部化。比方你給某官員提意見要求他正確對待群眾，該官員在批評的壓力下，確實改正了缺點并改善了與群眾的關系，但是他卻從此給你“穿小鞋”，付出監督成本的你，而得益的卻是沒有付出任何監督成本的同事們，這就是說，一個監督官員的人，通常要承擔很大的成本（包括事先收集資料的成本，事后遭到官員的打擊報復的風險），反過來，因此取得的收益卻分散在很多個不同的受益者身上。從一個人得失來計算，最終是成本遠遠大于收益，所以通常情況下大家都選擇“算了”，或者指望“別人去做”自己理智地選擇“搭便車”，這其實就是奧爾森所說的“集體行動的困境”。

在文革期間，當權派不遺余力地死整造反派，目的就是要把造反派所承擔的監督成本最大化，在文革后制造“三種人”這樣一種新的政治賤民身份對造反派加以各個方面的歧視，目的也是為了繼續惡化造反派的成本收益比，從而創造一個現實的規則：在中國監督當權派的行為是成本遠遠大于收益的。最終的目的當然是為了盡可能壓縮民間監督干部的意愿。

監督精英階層放棄狹隘利益，首先要去掉平民對精英階層的盲目信任，需要一個“覺悟”過程，還在當權派的劣根性還沒有充分暴露的時候，“階級斗爭的教育”就更是必不可少，所以毛澤東對他的侄子毛遠新說：“階級斗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斗爭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學畢業？”[42]

實際上，文革初期主導運動的很多大學生，都是在親身參加四清運動中間，才第一次對共產黨官僚精英群體產生了新的認識，然后才帶著相對主動和積極的態度參與了文化大革命過程的。武漢“鋼二司”的第一號勤務員楊道遠、第二號勤務員方保林都是這個情況。今天來放“馬后炮”的話，讓大學生放棄學業去參加“四清運動”，畢業班的大學生因為參加了“四清”竟然可以省去“畢業設計”，這實際上是毛澤東為了訓練文革中堅力量而“蓄謀已久”的“政治夏令營”，是讓相對缺乏政治經驗的大學生們在第一次參加文革這種嚴肅政治斗爭前的熱身運動。

從文革的群眾造反參與者的遭遇看，在劉鄧“五十天白色恐怖時期”被作為“右派”、“反干擾”對象和“游魚”受到打擊，在1967年軍隊支左后的“二月逆流”中間受到逮捕和鎮壓；在革委會成立之后的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中間受到批斗；在1970年全面展開的“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一打三反”運動被作為反革命份子，關進“五不準學習班”受到嚴酷審查；在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后的“揭批查運動”被再次抓起來，鄧小平掌權動用司法機關把這些人判刑收監。當權派要造反派群眾承擔如此巨大的監督成本，目的當然不是為了鼓勵民主監督?！岸瓴桓氵\動”固然反應了官僚精英群體的共同意愿，但是這一目標的順利實現，也只有徹底瓦解民間的一切監督成本支付意愿之后，才是有保證的。

把監督成本提高到無窮大，明顯降低了狹隘利益遭遇反對的可能。反過來，搞“階級斗爭為綱”“階級斗爭天天講”，明顯是把精英階層的狹隘利益取向充分暴露出來，讓人們充分認識到行使監督精英階層的必要性；而文革期間毛澤東以自己的巨大個人威望去支持“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明顯是著眼于降低個人承擔的監督成本預期，為盡可能多的人解除“穿小鞋”的顧慮，積極地參與到監督精英階層的政治運動中間來，從而把必要性和可能性統一起來。讓監督者承擔一個什么樣的實際成本，或者適當地改變成本預期，明顯會起到鼓勵或者阻擾群眾監督的參與規模。

關于扁平化管理的分歧，在共產黨高層爭論中間的擴大，還與全能型政權中間管理的全局性地位有關。對毛澤東而言，管理中間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關系的定位，不僅僅被視為一個管理學問題，而且被毛澤東無限拔高到吸收“生產力”“生產關系”的地步。在生產力三因素中間，毛澤東始終如一地強調“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在生產關系三因素中間他更強調“生產中間的人與人關系”首先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關系，他在多次黨內會議講話中間強調：“所有制、相互關系、分配關系是生產關系中的三個問題，我們抓中間，也就是抓住相互關系，我們的整風，就是解決相互關系問題。共產黨員中某些人是在社會上、學校里學了一些奴隸主的神氣?！?A style="mso-footnote-id: ftn43" title="" name=_ftnref43 >[43]“人們在勞動中的相互關系，是生產關系中的主要部分。搞生產關系，不搞相互關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變以后，人們的平等關系，不會自然出現的。中國如果不解決人與人的關系，要大躍進是不可能的?！?A style="mso-footnote-id: ftn44" title="" name=_ftnref44 >[44]

這樣，在公有制建立起來之后，毛澤東就把生產力、生產關系吸收到管理關系中間來看待了。這種思想的表述，始終與他擴張“資產階級法權”概念的內涵相關，他賦予法權概念[45]以政治維度：“在所有制解決以后，資產階級的法權制度還存在，如等級制度，領導與群眾的關系。整風以來，資產階級的法權制度差不多破壞完了，領導干部不靠威風，不靠官架子，而是靠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福利，靠說服?！?A style="mso-footnote-id: ftn46" title="" name=_ftnref46 >[46]許健康研究員對此提出了一種他的理解，與本文的觀點可以相互對照：

在毛澤東的新中國，幾乎所有的成年勞動者都在兩種所有制的單位中工作，誰是地主？誰是資本家？與此同時，普遍存在著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矛盾，即干群矛盾，難道前者（干部或當權派）組成了一個與后者對抗（通過剝削和壓迫）的官僚階級？階級結構與社會結構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主席反對斯大林形而上學的凝固觀點，不認為其發展只有一個社會主義的方向——自主的穩定的自我再生產；而是認為“搞得不好”，它們就“很容易”蛻變為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的條件。這就是說，本身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中，廣泛地存在著很不穩定、很容易變化的條件和關系，而且這種變化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著，它們與上層建筑及經濟基礎中的非社會主義因素結合起來，不斷地從中產生出新的資產階級分子。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持續地凝聚起制衡這種蛻變趨勢并不斷向前發展的社會力量，逐漸改造這些條件和關系，改造催化它們蛻變的非社會主義因素，使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更具有社會主義的穩定性，更不容易蛻變；而不是從立即消滅國家、立即消滅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中尋找出路?！飨^續革命的基本思路是，黨內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依靠人民，發動群眾運動，利用民主方法和大民主的方式，不斷對國家和社會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教育，要覆蓋整個漫長的歷史過渡時期，以解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它們包括：使國家保持社會公仆屬性的政治改造，縮小三大差別的社會改造，以改變生產關系中人與人關系為重點的經濟改造；以兩種世界觀斗爭為中心的思想文化改造；等等。他強調，社會主義改造要以生產力的發展為依托；要在改造客觀世界的三大革命運動中改造人們的主觀世界；要在斗爭中以民主的方法正確處理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團結干部和群眾的大多數。

按照這樣來看待問題，關于扁平化管理的分歧就上升為全局性的制度爭論，再結合制度賦予人們不同的利益方面來看待，毛澤東就形成了非常清晰的看法。當然，在扁平化管理和扁平化社會中間，精英階層的相對剝奪感受是最為強烈的。

新中國成立之后，共產黨成為執政黨，扁平化管理在全社會實施，這就開始指向一種扁平化社會建設模式，很明顯，這種扁平化社會抬高了底層工農勞動者的政治與經濟地位，卻導致中上層面臨著較為明顯的“相對剝奪”，結果誘發了較為強烈的右翼激進主義情緒，這被毛澤東視為新制度的威脅力量?？紤]到右翼激進主義的逐步高漲和平民階層的政治保守化這種不對稱的力量對比，社會主義制度被拋棄的可能就很明顯了，文革發動前毛澤東曾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

“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薄拔覜]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薄敖⑿轮袊懒硕嗌偃?？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47]

毛澤東時代的扁平化管理對于管理層利益和權力的否定，明顯有助于右翼激進主義的增長，右翼激進主義較為強烈的群體有兩個：一個平民階層中間那部分對于法權敏感和向上爬愿望強烈的人，另一個是權力精英傾向于過度肯定自己的權勢和利益，以至于解脫自己的公共責任和受監督地位。改革的意識形態就和這個右翼激進主義訴求緊密相關，本質上是一種對于相對剝奪和地位恐慌的簡單顛倒。文革顯然加劇了右翼激進主義，并使得右翼激進主義得到了一種組織上的整合與統一。

鄧胡記毛澤東思想實質上反映了右翼激進主義把經典作家思想再解釋，以服務于制度變革的政治需要。

二○○八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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