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社會變遷、毛澤東晚期思想與黨內分歧——以多數人的感受作為出發點

作者：老田

保羅?斯威齊把蘇聯、中國等國家稱為“革命后社會”，從歷史演變過程來看，這個說法是合適的，中國就是在完成了一場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革命并武裝奪取政權之后，才系統地開展社會革命的。

中國的社會革命可以大體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大約在1956年完成了，這個階段的成就是實現了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穩定結合，改善了分配方式，平民階層獲得生存資料的條件有很大的改進（包括收入增加、以更為穩定和公平的價格條件獲得食物）。社會革命的內容在于祛除狹隘利益對于多數人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的破壞作用，把人地關系緊張條件下的低下的勞動力相對價格提高到足以維持生存的水平。這一階段被祛除和宣布為非法的狹隘利益由：地主富農借農地占有所收取的地租和高利貸（以生產資料、生存資料占有攫取農民剩余）、合作化實現了土地、耕畜、工具與農業勞動力的穩定結合。

而1952年的城市“五反”群眾運動，則在工廠內部奪取了資本家的“管理權、人事權和分配權”，工人由此獲得了穩定的就業保障。

在這個大的演化背景之下，行政管制在群眾運動的支持下，替代了從前由市場規則起作用的領域，勞動力價格不再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而由此受到了保護。普通工農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報章宣傳制造的個人崇拜，而是低下的勞動力價格得到了實質性的提升，換言之，不是人民日報決定社會意識，而是社會存在決定的社會意識，在極為困苦的生存條件下，少許的改善和保障不僅提升了個人的經濟地位，也保障了個人尊嚴和安全。個人崇拜、馴服工具都是從屬于同一個“翻身”過程的產物。

此后，社會革命繼續深入到第二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的狹隘利益，意味著精英階層未能恰當地履行自身的社會責任和義務，以普通工農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和內容來服務于新社會的需要，此前的群眾運動基本上與一種明晰的經濟利益相聯系，現在精英階層的狹隘利益則主要表現為一種對于工作和職責的態度和投入意愿，以群眾運動的力量和方式來對精英階層糾偏，不再是一種否定性權力（這種權力意味著對象不再反抗和維持狹隘利益即可），社會革命第二階段的狹隘利益與個人的思想認識和對工作的態度相關，這是一種肯定性權力，在社會分工和專業化、信息不對稱的現實中間，以群眾運動行使肯定性權力的問題和不足是明顯的，由此激起了精英階層內部的矛盾激化（特別是從開門整風到反右運動），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之間的矛盾激化（特別是文革）。在反右之前，毛澤東指望通過對共產黨干部進行開門整風，由知識精英來承擔監督權力精英的成本，改進共產黨干部的作風（實質上就是尋求干部以一種更友好的方式去更合理地行使權力），結果沒有取得很大的成績；文革期間實際上是讓造反派的有組織力量，去矯正權力精英的濫權，結果也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

新中國的階級實質被成為是“工農聯盟”，這一聯盟的經濟內容主要是舊中國勞動力低下的市場價格被顛覆，國家的新制度和政策都轉而采取提高勞動者地位，“翻身得解放”的普通體驗與行政管制替代市場關系之后了勞動者得到的保護程度上升。

與社會革命第二階段的任務緊密相關，共產黨在毛澤東的主導下尋求一種社會扁平化的機制，這一過程意味著相對平均地分配權力和利益，在全能型政權底下，改進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被視為一種最重要的調節措施，在反復開展的群眾運動中間得到重申。以集體農業為例，降低管理者地位的主要運動有兩次，一次是四清運動，主要成就是敦促基層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同時以上級下派的工作隊領導“清管理、清倉庫、清賬目、清工分”，在不承認“法定追訴期”的前提下審查干部的經濟問題，這個運動過后，干部貪占行為有很大的收斂，至今有老年農民仍然說“現在無官不貪，要是來一次系統四清就好了。”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基層農村也形成了一些體制外的有組織力量，這種力量主要是把眼光頂住干部的言論和行為，促使干部們不得不選擇一種更為謹慎的行為模式，張莊的王金紅在文革被徹底否定、鄧小平保證二十年不搞運動之后，仍然在言行方面非常謹慎持重，唯恐貽人口實，他1987年在美國波士頓受邀講話之前提出，若舉辦方不錄音保留證據，就拒絕發表講話。這些運動從根本上壓縮了權力精英的自由行動空間，減少了他們的權力和利益（當然也有負面作用，不敢積極負責就是最主要的表現，這本身是群眾運動行使肯定性權力的伴隨性后果），可以認定為一種權力資本的貶值政策，在毛澤東時代權力資源和文化資本的貶值政策，都是要求向“中庸線”靠近，確保扁平化的措施。

對精英階層采取權力資本貶值政策，本身是工農聯盟的第二個內涵，僅僅有勞動者保護政策還不足以實現國體并體現政權的階級實質，還需要配套精英階層所掌握的兩種關鍵資本的貶值政策。而經濟資本不作為限制勞動者利益和權力的政策，在社會革命的第一個階段業已實施完畢。

共產黨黨內分歧的激化，主要是與第二階段的革命涉及到精英階層的權力地位和利益時期，在社會革命的第一階段，社會革命的對象是那些掌握經濟資本的精英們，共產黨高層則保持了較高程度的一致；此種一致還與共產黨官員多數在革命期間與底層民眾結下了較深厚的感情關系（或者說社會資本）有關，直到1980年代早期，在共產黨內部主張實施公有制同時給勞動者以就業保護、工資福利保護政策的人士，仍然在高層占據絕大多數，這些人被“改革派輿論”稱為“思想僵化”，大體上是以陳云為其精神領袖。

文革結束之后，第一個背離扁平化要求的否定階段，是否定文革的大民主群眾運動，保護權力精英的穩固地位，降低群眾對于管理的參與程度和對于管理層的反向制約，這在共產黨內部取得了高度一致（此種權力精英的共同意志具體體現在1981年通過的“六二七決議”中間）。第二階段背棄扁平化的改革是否定公有制實現勞動力市場化，把勞動者的工資和福利水平降低到由市場供求決定的水平，到1990年代晚期國企如果繼續實施對于勞動者的保護措施已經成為市場自殺行為，這個期間最為重要的演變是農民工的低成本運用，同時搭配國企工人的大量下崗——以無保障、低工資、長工時的農民工替代有保障的國企工人，這受到許多老革命干部的反對，鄧小平改革所要排除的改革阻力來自他們。背離扁平化的第一步是政治參與渠道的封閉和由“專業化的官僚”壟斷政治權力。

黨內反對力量的作用，使得《鄧小平文選》中間的講法有很大的因應，大體上1986年之前他仍然受制于這一反對力量，講話或多或少地適應這一部分人的口味，此后則逐步演變到1992年的說法，逐步擺脫了他們的羈絆。背離扁平化的第二步是勞動力的雇傭化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化過程，直接勞動者失去與生產資料的穩定聯系和有保障的就業就業崗位。

從中國革命到改革，從勞動者地位上看，走了一個很完整的循環，從雇傭勞動者到工人階級再回到雇傭勞動者地位。對于社會學研究者而言，中國過去一百年的歷史和變遷是人類歷史上最有啟發性的年代，在短短一代人的記憶里完整地保留著兩次根本性的社會變革，人類的四分之一數量親歷了不同的制度和社會結構，這是一份非常巨大的“待開發資源”。相比較而言，西方國家在工業化時代依賴的演變則要單調得多，與中國相比他們幾乎是接近于死水一潭。但是，正是在西方國家相對單調的演變中間，社會學研究者提煉了全套概念和觀察框架，有些人用以“套”中國，這可能導致遮蔽豐富而復雜的社會事實。

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的現實狀況，完全不同于西方國家，首先是全能型政權廣泛作用于社會，個人從生產到生存條件都與政權機構相聯系，換言之，就是政治和經濟缺乏西方式的分離；而且，不論是城市還是農村，個人的工作和生活的結合程度也是很高的，公私領域的分離也不普遍。考慮到政經不分和公私合一的現實，簡單援引西方社會學概念和敘事框架，其遮蔽作用可能會反而超過解析作用，因此，研究過去一百年中國如此宏大的社會變革，優勢是材料極為豐富，缺點是在理論和方法上不能“撿現成”，一些很有洞察力的學者例如孫立平，由于簡單援引西方社會學的概念，就對毛澤東時代的社會關系描述就陷入驚人的歪曲（參閱孫立平：《社會轉型：發展社會學的新議題》）。從勞動者的地位和感受為出發點，去校核精英階層的感受和敘事，可能更為準確和有效。

比較有效的測度方法，可能需要以管理學角度切入，通過社會網絡分析（以此去測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博弈論方法（檢驗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策略選擇集和博弈方式），科層制理論（從中比較得出扁平化管理的特點與不同要求），新制度經濟學對于制度均衡的理解（結構制約與合理性之間的關系）等等。

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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