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擬的叛徒證明書　　

——評李銳所寫的一篇序言　　

二零零七年底，李銳為　王來棣　先生所著《中共創始人訪談錄》寫了一篇序文。這篇序文是李銳世界觀和階級立場的徹底坦露，是一篇毫無保留的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宣言。李銳自己動手撕破了此前他的所有文字的華麗包裝，什末改革呀，反左呀，反個人崇拜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融合呀，學習資本主義的先進經驗呀，這些話他現在已統統不用了，他認為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一開始就不應該，后來也沒有辦什末好事，同人類文明背道而馳！一個共產黨員，一個曾經爬上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高位的共產黨高級干部，竟然公開詛咒無產階級革命，辱罵中國共產黨，這叫什末？這叫叛徒!具有特色的是，李銳這個叛徒的帽子，是他自己給自己帶上的，他的這篇序文，就是一篇絕妙的自擬的叛徒證明書。

李銳首先徹底否定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他引用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的觀點說：“這場所謂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毀壞了‘二月革命’的成果，中斷了‘二月革命’開啟的由專制傳統轉向憲政民主的進程，革了‘憲政’的命，演變成了一場從‘專制’到‘專政’的改朝換代的戰亂”。“毀壞了二月革命的成果”，不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確毀壞了二月革命的部分成果。但是二月革命的成果為什末如此脆弱？不讀俄國歷史的李銳和歪讀俄國歷史的金雁，既忘記了決定事物性質的根本原因是其內因這一真理，又沒有全面分析其外因。首先，二月革命的勝利是在1905——1907年無產階級革命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和帝國主義戰爭的特殊條件下取得的，也是在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爭取面包、爭取和平、爭取真正自由的具有革命性質的深入的運動的基礎上取得的。二月革命的地主資本家政府，既不會給人民和平，也不會給人民面包，更不會給人民自由，他們勾結羅曼諾夫王朝，反封建不徹底，沒有給人民土地。這些就是導致他們被“毀壞”的根本原因。當時世界已經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反帝、徹底反封建，就是人民民主的兩大要求，違背人民這兩大要求，不管是誰，不管是哪個政黨，不管是什末革命，不管是何種憲政，統統都會失敗。俄國當時是這樣，后來中國是這樣，今天的中國與俄羅斯也是這樣。列寧一九一七年五月就領導制定了關于土地問題的決議草案，并且堅定的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人民站在十月革命一邊毀壞二月革命，難道不是非常合乎規律的事嗎？十月革命勝利后，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勾結企圖毀壞十月革命，為什末就毀壞不了呢？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突襲蘇聯，為什末也遭到失敗呢？因為人民支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對于這個真理，李銳是不愿記住的。說十月革命“革了‘憲政’的命，演變成了一場從‘專制’到‘專政’的改朝換代的戰亂”，更是一種抽掉事物本質、缺乏政治常識的胡說。“憲政”難道不也是一種“專政”嗎？難道你們所擁護的資產階級憲政（即資產階級專政）就應該萬世永存、不能被革命嗎？難道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已經認識了社會發展規律和階級責任、自己起來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就成了大逆不道了嗎？難道市場經濟改革趕工人下崗、剝奪人民的生產資料所有權不是一種專政嗎？人類社會今天還不能不要專政，因為人類社會階級還遠遠沒有消滅，各個國家都存在軍隊、監獄、警察就是明證。無產階級專政應該革資產階級專政的命，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比資產階級專政更文明、更進步，他僅僅對極少數死不改悔的剝削者、阻礙社會進步的人實行專政和改造；它實行專政的目的是消滅一切階級、取消一切專政，實現人類真正平等。十月革命頒布土地法，徹底鏟除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發展社會化大生產，變落后的農業國為世界數一數二的工業化強國，這些都是人所共見的事實，李銳們將其攻擊為“從專制到專政的改朝換代的戰亂”，難道不是睜著大眼說瞎話嗎？

李銳不讀俄國歷史，是因為他意不在此，它只需要從對俄國的事件評論中找出一種可以為其所用的借口，他的目的就在于用這種借口來否定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你看，李銳是如何評價中國革命的：“毛澤東們選擇的‘俄國人的路’，幫助中共黨人經過共產革命，取得了執政地位，但是終究沒有‘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豈止是沒有‘根本解決’問題，簡直就是同人類文明背道而馳，遲滯了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進程”。請注意，李銳在這里用了“毛澤東們”一詞，這就是指所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以俄為師”，是　孫中山　先生首先提出來的。共產黨提出走俄國人的路，本是個歷史口號，我們和李銳的理解也是完全不同的。在無產階級看來，“俄國人的路”，就是馬克思主義與本國實際相結合的革命道路，是無產階級廣大人民的解放的路，是徹底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之路，是社會主義道路。同時也是一條正確的社會進步之路。這條路有什末不好呢？自從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世界無產階級不是都在尋找這條道路嗎？十月革命勝利了，世界無產階級揚眉吐氣；中國革命勝利了，中華民族就再不受帝國主義欺凌，廣大工人階級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翻身得了解放，這些難道不是鐵的事實嗎？為什末李銳就這末反感呢？“終究沒有‘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到底李銳所說的“中國的問題”是什末？他沒有明說，我估計他也不敢明說。因為一說明，他的狐貍尾巴就會被牢牢抓住。近代以來所謂“中國的問題”，中國人民感受強烈，中國共產黨人有明確論述，一個是帝國主義奴役的問題，一個是農民問題。這倆個問題，孫中山提到了，但沒有解決；蔣介石把反共看成中國的主要問題，結果脫離了人民；現在李銳又繼承蔣介石的衣缽，反共反人民，不反帝國主義，不反封建主義的現代繼承者官僚資產階級，還在這里奢談什末“‘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至于人類文明，李銳的知識更是幾等于零。人類文明是不斷發展進步的人類社會觀念的總和。人類某一發展階段上創造的文明，總是要被后來的文明所代替。把資產階級文明說成人類千百年來共同創造的，已經是缺乏歷史知識的胡說。原始社會創造過資產階級的文明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會創造資產階級的文明嗎？人類創造了人權、自由、民主、憲政等文明就從此息智絕慧、一勞永逸了嗎？如所謂普世價值觀，不過是弗朗西斯.福山“意識形態終結”的翻版，不過是資產階級欲求萬世太平的無力的祈禱。自從共產黨宣言發表，人類文明就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人權、自由、民主、憲政等口號的資產階級性質就被清晰揭露，勞動、階級、所有制、自由與必然、民主集中、發展進步、無產階級專政、人類解放等等新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已經越來越深入人心。自由資本主義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顯然不科學的價值觀來企圖約束社會主義時代的人民，豈非刻舟求劍乎？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將來也還會被共產主義的價值觀所代替，共產主義的價值觀不免會被再后來的歷史所改變。請問　李銳　先生，這種認識，是不是比你們那批戴瓜皮帽、著西裝的假洋鬼子們要高明一些呢？說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領導人民走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使“剛剛朝人類文明主流接近的中國，再次脫離人類文明主流的軌道，并且漸行漸遠，完全背道而馳”，那末我們不禁要問　李銳　先生，是不是中國共產黨不成立、工農不革命中國就接近人類文明了呢？那你當年為什末要參加共產黨呢？你們認為使“中國朝人類文明主流接近”的力量又是哪些人呢？是不是胡適和蔣介石呢？那為什末人民不買他們的帳呢？蔣介石一到臺灣就有些懂了，但李銳至今還不懂。還是我們來告訴你吧，就是因為他們沒有真正滿足中國百分之九十人口的工人農民的民主要求。民主自由的口號五四以后曾在中國盛行過，現在中國中等以上城市幾乎都保留有民主街、自由路就是明證。但是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勞動人民才真正開始有了民主自由，文化大革命期間，人民批評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民主自由權利才真正得到保護。只允許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把數十萬青年學生（大學生和中學生）達成反革命、右派，不允許人民依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批判劉少奇，甚至把當年批判過劉少奇的青年學生打成反革命，這叫民主嗎？不！這叫官僚資產階級專政！改革開放以來，不講姓資姓社、只講改革與反改革的矛盾，取消四大，不爭論，這叫民主嗎？不!這只能叫官僚資產階級專政！民主是一個歷史的、階級的范疇，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就是徹底反封建。由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兩面性，由于歷史已經發生變化，他們實際上沒有、也不可能把反封建的斗爭進行到底。歷史已經表明，恰恰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徹底打倒了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恰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完成了資產階級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的任務。社會主義民主是生產力發展的現代要求，是人民解放的現代要求，是人類文明的現代要求；社會主義民主是大多數人民能夠享有的民主，是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問題就是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有沒有權力反對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及其附庸的問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具有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雙重基因，是社會主義民主和人類文明的主要敵人。賣國、腐敗、剝奪工人農民的政治經濟權利，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背叛黨和人民所造成的中國社會的三大毒瘤。在今天，不反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而奢談什末民主和人類文明，不站在黨和人民一邊而站在官僚資產階級（黨內走資派）一邊，這些人，其實不過是民主和文明的敵人。

在一個精神不正常的人的眼里，正常人的行為都有些不正常。李銳對歷史沒有以他個人的意志轉移很有些憤憤不平，他把原因歸結為三條：第一，“對十月革命，中共早期創始人終究還是‘隔著窗紗看曉霧’，并‘不十分清晰的’；第二，從俄國傳入的馬克思主義，是俄化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后來還加上斯大林主義）；第三，國民處于蒙昧狀態，普遍存在奴隸主義的人格心態，根本不具人權、自由、民主、憲政等等近世文明理念；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李銳歸結的這三條原因是不是符合事實。

關于第一條，當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的文章都在，任何一個正直的人讀一讀這些文章，都不會得出李銳那樣的結論。論及中共早期創始人，拋開這三個人，能夠得出合乎事實的結論嗎？就在李銳寫的這篇序文里，李銳就自打了嘴巴。李銳舉毛澤東一九二一年元旦關于五種解決社會問題辦法評價的一段話：

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利，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的。溫和的共產主義，即所謂羅素所主張的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澤東文集第一冊）

任何人看了這一段，能夠得出中共創始人對十月革命“不十分清晰”的結論嗎？李銳污蔑中共創始人對于十月革命并不十分清晰，完全不是他的智商太低，而是他的反動立場在作怪。

關于第二條，是李銳們近年來玩弄的一個并不高明的花招，目的在于割裂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繼承關系。說他們并不高明，是因為他們既不能從理論上否定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核心——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論的繼承和堅持，又不能從實踐上否定十月革命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列寧關于社會主義可以突破資本主義鏈條薄弱環節首先勝利的理論，是對馬列主義的發展，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帝國主義聯合進攻，沒有得逞；希特勒閃電進攻被打敗；蘇聯由一個末流資本主義國家一躍而成世界第二強國，都證明列寧主義是真理。至于蘇聯在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手中解體，復辟了資本主義，恰又證明了毛澤東關于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論斷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是今天的真理。說李銳等人是耍花招，因為他們們既反對歷史唯物主義，又反對剩余價值論，將馬克思主義的兩個核心理論都否定了，還要把自己打扮成馬克思主義者，豈不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第三條，更是暴露了李銳等人看不起人民的資產階級立場。“國民處于蒙昧狀態，普遍存在奴隸主義的人格心態”。但就是這些“蒙昧的國民”“奴隸主義的人格心態”，在共產黨領導下，竟然一舉推翻了壓在他們頭上的三座大山；而國民黨又有精英又有政權又有軍隊，竟然不能把李銳所神往的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觀推行到1949年以后。你看這怪不怪？李銳背叛革命還妄想顛倒歷史為自己的背叛尋找理由，這種卑劣目的難道能夠得逞嗎？

革命時期的叛徒，在國民黨監獄里寫自首書，也不過是寫些“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反對共產主義擁護三民主義”、“脫離共產黨”之類的話。但是比起李銳下面的一段話，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

“毛澤東們選擇的‘俄國人的路’，幫助中共黨人經過共產革命，取得了執政地位。但是終究沒有‘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豈止是沒有‘根本解決’問題，簡直就是同人類文明背道而馳，遲滯了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進程。執政以后，毛澤東和中共完全按照蘇聯斯大林模式，建立經濟上壟斷、政治上專制、意識形態上輿論一律的制度。……80年代以來，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將經濟發展作為國家建設的中心，走向市場經濟道路，舉世公認，物質成就斐然。但是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依舊禁錮重重，始終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鉗制異端，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得不到真正維護，而且發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甚而至于發生‘六四風波’，動用軍隊彈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導致了中國20世紀的最后一場悲劇。所有這些，反思起來，都要從上個世紀‘走俄國人的路’追根溯源。”

拿辛亥革命勝利到一九四九年國家現代化的速度與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國家現代化速度進行縱向比較，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獨立后的歷史作橫向比較，歷史的真實數據就會將李銳污蔑中國共產黨“遲滯了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進程”的謊言擊得粉碎。他全然不提當前人民憎惡的社會兩極分化、腐敗、賣國問題，公然打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旗幟，就將他的反黨反人民的立場暴露無遺。

李銳的這段文字，很明顯地把自己與中共徹底劃清了界限。反毛澤東思想，他們在一九八一年關于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里已經做了；反社會主義，他們在鄧氏南巡講話里已經完成了；現在，他們要徹底同共產黨決裂，徹底搞掉共產黨，悍然以叛徒的姿態站在光天化日之下。

李銳為什么敢于這樣做，很值得人們深思。

附文：

《中共創始人訪談錄》序

李銳

交給我的這部書稿《中共創始人訪談錄》，就它的原始材料而言，已經擱置了整整半個世紀。采訪者、整理者、編輯者是同一個人，近現代史專家王來棣先生，她讓我寫篇序言，樂意為之，是自己也可增長見識。

上個世紀50年代起，來棣先生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從事現代史研究。她被指定研究中共初建時期的歷史。由于文獻資料極少，研究困難很多，她從口授資料的搜集入手。那時，經歷過中共初創時期歷史的當事人，還有不少健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時，來棣先生請求所長、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介紹她采訪有關的外地代表。范老熱情相助，介紹她采訪了李達、馮白駒、曾希圣，以后又介紹她采訪了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到1957年，她先后采訪了三十多人，還包括陳望道、施復亮、沈雁冰、邵力子、楊之華、丁玲、王一知、徐行之、董鋤平、朱務善、劉仁靜、于樹德、鄧穎超、劉清揚、賈石亭、馬馥塘、黃秀珍、吳德峰、夏之栩、蕭三、陳公培等。整理出來的訪談記錄稿，受訪者大都作了仔細修改、補充和訂正。她還搜集了不少文獻資料。

研究剛剛有些進展，來棣先生的家庭突然遭遇了一場“橫禍”：1957年那個“急風暴雨”的夏天，夫君許良英先生因仗義執言，被打成“極右份子”；她本人因此受到牽連，被開除黨籍，研究中共歷史的資格也被取消。訪談計劃不得不中止，采訪記錄連同搜集的文獻資料全部交公。后來所里倒是將資料退給了她保存，然而，1966年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一來，造反派威逼她交出材料，“在極度恐懼和憤怒的情緒下”，她不得不忍痛將可能引起麻煩的資料付之一炬。所幸的是，大部分訪問的原始記錄保留了下來，這才有了這部書稿。

時間過去幾十年，有關中共初創的歷史資料，如今有了較過去遠為豐富的發掘。但是再豐富的發掘，像來棣先生這樣的訪談，肯定是不會再有了。當年訪談的對象都已作古，無一在世。當年受訪者為尊者諱，或在整理稿中直接刪節，或叮囑采訪者刪節，隱去不少史實；此次編書，來棣先生將原始記錄稿和修改稿一并收入，以便讀者對照閱讀，既反映當事人對歷史敘述的原貌，也能使人感受極左意識形態和專制政治給人們帶來的局限和恐懼。唯其如此，這部書稿更顯出研究的價值。

我有過與來棣先生類似的經歷。50年代初，在湖南省委宣傳部工作，曾費力搜集過毛澤東早年的生平資料，同毛澤東早年的師友親屬周士釗、李達、毛宇居、易禮容、陳書農、蔣竹如、田士清、薛世倫、王季范、張干、羅元鯤、楊開智、李醒安等人作過交談或托人收集過資料，向當時被關押的相關當事人彭國鈞、熊夢飛做過了解；還在圖書館積滿灰塵的舊報刊中、在準備送造紙廠化紙漿的廢紙堆中，翻找出不少難得的史料。經過整理，編成了一部《毛主席舊作輯錄》，印了50本。但招來嚴厲指責：“有害無益”，并要求全部上交。我當年三十多歲，血氣方剛，索性發憤著書，寫出一部《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90年代再版時改名《早年毛澤東》）。書正是來棣先生罹禍的1957年出版的，其時我已“金盆洗手”、不事文字，轉行水電、投筆從工了。兩年后，我也遭遇“橫禍”，在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反黨集團的追隨者”，開除黨籍，發配北大荒：“文革”中更是被關進秦城監獄，二度坐牢（延安“搶救運動”時曾關過保安處），直至1975年出獄，“文革”結束后才平反復職。

來棣先生的書稿，追溯的是中共初創時期的歷史。近些年來，我一直主張要搞清楚三個問題：黨、理論、歷史。因為這個黨、這個黨所奉行的理論，對于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乃至今天的中國現實，已經發生、仍在發生或許還將發生至深且巨的影響。這部書稿正是探究這三者的源頭，一如作者在后記里所說：“訪談錄的中心內容是學習十月革命，建立布爾什維克式的中國共產黨，‘走俄國人的路’。”

中國人學習十月革命、“走俄國人的路”、建立共產黨，是二十世紀最初二十來年的事情。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處在一個思想激蕩的年代。辛亥革命打倒了最后一個皇權，卻沒有搖動專制主義的基礎；建立了中華民國，卻遠沒有實現真正的憲政。先是帝制復辟，后有軍閥混戰，一片亂象和衰象。思想界、知識界開始尋求新的救國濟民的良方。一時間，黨派林立，異說雜陳。各種學說、主義中，“社會主義”成為最時髦、最新潮的一種。所謂“社會主義”，其實包含了諸多流派。瞿秋白說過一段為研究者廣為援引的話：“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如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響，隔著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中共早期創始人原來大多信奉無政府主義，在“紛亂”的各種社會主義流派中，最終選定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

促使中共早期創始人做出這個選擇的，是俄國的十月革命。我們最熟悉的說法，就是毛澤東那句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中國人知道馬克思而言，毛澤東所說并不準確。有充分的文獻證明，俄國十月革命前，中國就有人知道馬克思、恩格斯了，甚至有零星的中譯文馬恩著作。就對中國人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的作用而言，毛澤東又沒有說錯。中共早期創始人幾乎都是十月革命以后，轉向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不必說了，來棣先生訪談的林伯渠、沈雁冰、邵力子、鄧穎超、劉清揚、夏之栩、陳公培等人都回憶了十月革命對自己的影響。十月革命到底什么地方吸引了這些中國的知識份子呢？從他們的自述看，大致有以下幾點：第一，十月革命后，俄國蘇維埃政府宣布放棄在華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第二，十月革命從制度上解決了俄國的問題；第三，十月革命采用了動員群眾、組織軍隊、武力反抗的手段；第四，十月革命后的俄國被描繪成是一個“沒有階級、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憑著對十月革命的這些傳說，他們心中的天平開始傾向蘇俄，選擇了“走俄國人的路”；又在共產國際來人的直接催促下，建立了共產主義政黨。

對十月革命，中共早期創始人終究還是“隔著紗窗看曉霧”，并“不十分清晰的”。參與籌建上海中共早期組織的陳公培在訪談錄里就坦陳：“當時我們對十月革命的認識是很模糊的”。豈止“模糊”，今天看來，應該說是蒙蔽。單說所謂放棄不平等條約，蘇俄除了一紙空文并無任何實際行動外，甚至連“放棄”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中國政府“能在國際事務方面同蘇俄合作”；還要求中國政府通過與蘇俄的談判，使它在外蒙駐軍“合法化”。無怪乎今天有學者指出，這是在宣布“放棄”不平等條約的同時，又在增添新的不平等條約。（朱正：《解讀一篇宣言》）可是當年的中國人卻被蒙在鼓里，還“無任歡喜”。

重要的還在于十月革命本身。有學者指出，今天披露的大量歷史文獻表明，那場被稱為“震撼世界的十天”的攻占冬宮起義，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祇是發射了一顆信號彈，用彼得格勒軍事委員會當天通告的說法，是“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勝利”。所謂“震撼”，無從談起，即便起義發起者也相當低調。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其實是十月革命祇響了一炮。倒是兩個月后，1918年1月5日，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政府調集軍隊進入首都，強令解散立憲會議，要求將權力交給蘇維埃，這個事件真的是震撼了俄國，引起除布爾什維克以外各種政治力量的強烈不滿甚至憤怒。連左翼作家高爾基都悲憤地說，布爾什維克用“來復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份子為之奮斗的美夢”！這場所謂第一次“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毀壞了“二月革命”的成果，中斷了“二月革命”開啟的由專制傳統轉向憲政民主的進程，革了“憲政”的命，演變成了一場從“專制”到“專政”的改朝換代的戰亂。（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對此，當年中國人竟有“酷愛自由、真理和主持人道正義”的贊譽。十月革命事實的真相從一開始就被掩蓋了，連后人都是今天才知曉，遑論當年的知識份子。

更重要的是，從俄國傳入的馬克思主義，是俄化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后來還加上斯大林主義）。毛澤東那句名言，說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耐人尋味的。列寧主義，特別是斯大林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典有許多相異和相背，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變種。比方說，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容納不了生產力時，才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祇能在幾個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才能勝利。恩格斯明確說過，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國建成。而列寧偏偏要在歐洲經濟最落后的封建帝國俄國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斯大林偏偏要說一個國家也能建成社會主義。還比方說，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就把它變成共產黨專政；斯大林則將黨專政干脆簡化為領袖專政，實際上轉化為他個人專政，而且是不受任何制衡的個人專政。于是，中國人接受蘇俄的觀念，以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蘇俄革命和俄化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被神化了。中共黨人不僅對它的動員手段和暴力手段情有獨鐘，而且對它后來建立的專制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嚴酷和鐵腕的黨制無比向往。過去不是有一句話嗎：“我們就是一邊倒”，還說過“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無論是蘇俄革命的經驗，還是蘇聯的專制制度，無論是列寧主義，還是斯大林主義，都是對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等人類普世價值的背離。十月革命74年后，蘇共下臺、蘇聯解體。事實證明，背離人類普世價值自由、民主、科學和法治，脫離人類文明依靠科學知識即智能發展的規律，任何制度、任何意識形態都祇能為自己敲響喪鐘。這個結果，是中共早期創始人始料不及的。套用一句名言的句式：中國人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從一個錯誤的地方，移植了一個錯誤的樣板。

但是，中國人選擇“走俄國人的路”，并不全是外界因素使然。中俄兩國國情相近，產業落后，基本上是農業國度，農民占總人口的絕大多數。比較起來，中國更加落后，更加缺乏民主與科學的傳統。兩國都有長久的專制主義的政治傳統，又沒有經歷像西歐那樣的思想啟蒙運動。同樣，比較起來，中國三綱傳統的專制主義歷時更長，國民處于蒙昧狀態，普遍存在奴隸主義的人格心態，根本不具人權、自由、民主、憲政等等近世文明理念。中國與俄國又有不同，近代以來中國受外國入侵，是在被動的條件下開始發展產業，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這種社會轉型不僅費時（到現在也沒有完成），而且畸形（既受到外國資本的驅動，也受到外國資本的擠壓），付出的社會代價極高而鮮見成效。從戊戌維新到辛亥革命，先進的中國人步履維艱。因此，中國知識份子中滋生出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態。毛澤東1921年元旦說的一段話，極有代表性：世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大概有以下幾種：

1.社會政策；

2.社會民主主義；

3.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

4.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

5.無政府主義。

我們可以拿來參考，以決定自己的方法。

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澤東文集》第一冊）

在毛澤東看來，議會、自由等等這些是“走不通”的路子，祇有列寧的“激烈共產主義”才能“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

上述這些，說明中國有著移植俄式革命的適宜土壤和氣候。專制主義的政治傳統，民智未開的蒙昧狀態，奴隸主義的國民人格，加上烏托邦式的絕對平均主義的“大同”想像、激進主義的心態，使得蘇俄革命和蘇聯模式很快就在中國一部分知識份子中產生共鳴，并且浸潤到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其結果是，具有啟蒙意義的新文化運動曇花一現，轉瞬即逝。五四時期高揚的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倡導人權、自由、公正、憲政，都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欺人之談”而拋棄，尤厭惡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在價值取向上，中共早期創始人轉向崇尚革命而鄙視改良，崇尚突變而鄙視漸變，崇尚暴力而鄙視和平，崇尚對立而鄙視妥協，崇尚群體而鄙視個體，崇尚黨性而鄙視人性。剛剛朝人類文明主流接近的中國，再次脫離人類文明主流的軌道，并且漸行漸遠，完全背道而馳。

毛澤東們選擇的“俄國人的路”，幫助中共黨人經過共產革命，取得了執政地位，但是終究沒有“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豈止是沒有“根本解決”問題，簡直就是同人類文明背道而馳，遲滯了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進程。執政以后，毛澤東和中共完全按照蘇聯斯大林模式，建立經濟上壟斷、政治上專制、意識形態上輿論一律的制度。斯大林去世后，毛澤東要充當國際共運的領袖，要把中國建成國際共運的新樣板，不僅把“蘇聯的今天”變成了“中國的今天”，而且使“中國的今天”大大超過了“蘇聯的今天”。從鎮反、肅反、合作化、反右派到“大躍進”、公社化、“反右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運動不已，生靈涂炭，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上億人受到牽連，上演了一幕幕愈演愈烈的人間悲劇，使得國家、民族和社會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遲滯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80年代以來，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將經濟發展作為國家建設的重心，走向市場經濟道路，舉世公認，物質成就斐然。但是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依舊禁錮重重，始終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鉗制異端，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得不到真正維護，而且發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甚而至于發生“六/四風波”，動用軍隊，彈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導致了中國20世紀的最后一場悲劇。所有這些，反思起來，都要從上個世紀“走俄國人的路”追根溯源。

我們應該感謝來棣先生。她的書稿，提供了回顧歷史的資料，有助于人們反思。經過八十多年起伏不已的共產革命歷史，特別是經過50多年劫難相繼的當代歷史，我想，今天的反思不會再是“隔著紗窗看曉霧”了吧。（2007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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