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就要破除一切迷信

李墨耕

來源：環球網   2008-02-13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依靠思想解放，以前所未有的開放精神，破除了種種禁錮，腳踏實地地探索著中國的發展道路。現在，思想解放的任務不僅遠未結束，而且變得愈加重要。這一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封建元素太重，受蘇聯模式的影響時間又很長，不破除這些禁錮，不認真地學習西方的經驗，中國就永遠與現代化無緣。二是因為我們在“破”的過程中，還沒有很好地完成“立”，與此同時，全球化的發展與中國的開放又使西方的影響在不斷加重，因此，我們在“立”的同時也就更多地面臨著能否擺脫迷信西方模式的挑戰。對于前者，我們的認識比較清楚，但對于后者，我們的估計可能還有所不足。從30年來中國的發展過程看，解放思想“破”起來比較容易，“立”卻是最難的，沒有“立”就很難徹底擺脫禁錮和迷信。中國這樣的大國，全世界還沒有現代化成功的樣本，中國怎樣“破”、怎樣“立”，恐怕要幾代十幾代中國人一直不停地探索下去，這個過程也必然是不斷解放思想的過程。

　　每當遇到困難時，就會出現我們對西方模式學習得不徹底的議論和抱怨

　　近代以來，中國的面前出現過三個榜樣。一個是蘇聯，另一個是西方，還有一個是日本。基本原因是它們確實發展得都比我們好。北京某媒體曾與中國社科院的專家合作，評出了近現代對中國影響最大的50名外國人。他們當中蘇聯占8個，美國和西歐占26個，其中美國一國占了14個，另外日本占6個。這幾種影響的特點是，日本給中國人教訓，蘇聯幫中國人革命，西方令中國人羨慕甚至崇拜。目前，日本和蘇聯的影響都已減弱，但蘇聯模式已經融入到中國國家的整體架構中，對其進行改革仍是今后中國的重要任務。由于這種改革每每觸及一些人的利益，因此難度很大。但另一方面，西方對中國的影響比蘇聯和日本都更持久，在５０名最有影響力的外國人名單中，從西方傳教士到政治家，從商業巨子到著名導演都有人入選。不難發現，西方，尤其是美國對中國的影響，穿透了整個近現代中國史，西面來風波及了中國的方方面面。中國改革開放的這30年正是全球化迅速擴展的30年，在這30年，占據主導地位的西方，特別是美國對整個世界都形成了強烈的影響，在很多后發國家都出現了“西方化”或者“美國化”的傾向。中國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對現代商業的理解，甚至審美趣味也毫無例外地受到了西方的直接影響。實際上，中國的開放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是對西方文明的重新認識，這就造成了在外部影響中國的各種因素中，西方因素當前是最有權威的。由于中國的巨變，現代中國與蘇聯模式越來越遠，但與西方的相似點也就越來越多。這樣的表象也容易讓人產生誤解，似乎中國的現代化就是漸進地向西方模式靠攏。于是，中國的現代文明就很容易被一些人看成是對西方文明的簡單模仿；中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潮中融入世界，也很容易被誤讀成是中國特色的逐漸消逝。

　　但是，中國的情況卻是相似之中有著根本的不同。準確地說，中國不是在“西方化”，而是在破除蘇聯模式的禁錮和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尋找著自己的發展道路。對此，多數中國人是認同的，但也有一些人有疑問，特別是在我們還沒有較好地解決“立”的問題時，每當遇到困難、挫折時，就會出現我們對西方模式學習、接受得不徹底的議論和抱怨。這表明，我們并沒有完全擺脫近代以來一直糾纏著中國思想界的“全盤西化”問題，它甚至隨著西方影響的加大，成為某些人心靈深處一種深厚的思想情結，這些人自覺或不自覺地總想用西方模式來“指導”中國的發展。

　　解放思想的首要任務就是破除迷信

　　也許，中國到底“像誰”不大容易搞清，但中國與蘇聯、日本和西方有什么不同，卻容易看清一些。這就是，中國人口眾多，發展極不平衡，各地的情況千差萬別。因此，“壞理論”在中國很容易找到依據，“好理論”在中國又很容易被“唱歪”。

　　中國歷史上有過不少學習日本、學習蘇聯、學習美國的努力，但我們從這樣的學習中積累的不只是經驗，也有深刻的教訓，甚至還有災難性的后果。導致災難性后果的往往就是因為迷信。因此，解放思想的首要任務就是破除迷信，而打破迷信最重要的就是實事求是，讓實踐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些年中國總體上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我們辦特區，搞各種試點，成功的推廣，不成功的廢掉，對發展有利的就做，對發展不利的就不做，或者盡量不做。按照中國的實際來取舍，而不是遵循西方的標準，正因為這樣，中國沒少在世界上挨罵。

　　改革開放使我們懂得了民主確實是普世的價值，但西方未必明白，在中國實現這種價值的路徑很復雜，表現形式與發展階段都有較大差異，比如，同是“民主國家”的印度、肯尼亞與美國和英國就并不相同。我們看到了這種不同，看到了西方影響之大，就會意識到，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圍繞著中國道路的激烈的思想交鋒仍將會不斷出現。

　　對中國崛起表示恐懼與擔心，并且經常以刻薄甚至敵視的態度來批評中國的聲音主要來自西方。對這些聲音我們一方面要保持冷靜，多聽、多觀察、多思考，但另外一方面也決不能因此而動搖自己的信心或是陷入另一種迷信，因為西方的很多批評都是對中國發展的誤讀，它們依據的是西方的經驗和理論。

　　其實，中國這樣的大國能完全通過和平的方式迅速崛起，做到了西方所沒有做到的，是批不倒、罵不倒的。這些年來，我們不就是在世界和自己的驚訝中迅速發展壯大起來的嗎？這背后不可能沒有真正屬于中國的思想和政治的成功因素支撐。中國人應當有這樣的自信，并認真總結和梳理它們。

　　現在經常出現一個詞：中國模式。能夠支撐這個概念的理論因素還不夠多，但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和成功性已經在被世界認識和思考。中國模式或許還不成熟，“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很年輕，跟西方的發展模式經歷幾百年量體裁衣的修改磨合后相對成熟相比，中國的發展道路的未知因素顯然更多。但是，全世界正面研究中國模式的人正在增多，聯合國前副秘書長莫里斯·斯特朗認為，外界對中國的民主和人權有很多批評，但實際上，中國并非外界所說的獨裁政權，中國不是一個人說了算，共產黨在執政時要咨詢很多人，各行各業，包括退休老人的意見都會聽取，參與度是很高的。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技巧高超，推行了一種“有效的、獨特的民主”。

　　中國崛起要靠中國自己的思想體系做支撐

　　回顧30年來改革開放的實踐，可以說，解放思想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成功的思想運動。說它成功，不僅使我們從蘇聯模式的思想桎梏中解脫出來，從西方文明中學到了很多我們缺少的東西，帶來了非常好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效果，促成了全人類歷史上速度和規模都非常突出的一次經濟進步。民主、自由、人權這些重要的普世價值，以及市場經濟這種最重要的經濟形式都是在這期間真正在中國社會扎根的。如何把這些全人類的思想及文化成果與中國的發展實踐結合在一起，建立起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思想體系，為中國模式奠定思想理論的基礎，是思想解放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評論說：“中國需要建設中國思維的主體性。失去了這個主體性，思維被美國化或者歐洲化，中國很難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尤其是一個可持續的大國。”可以想見，在未來我們探索中國發展道路的過程中，對中國影響最大的仍然會是西方。一方面，我們需要繼續破除蘇聯模式的禁錮，學習包括西方在內的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另一方面，更需要在學習的過程中破除對西方模式的迷信，確立中國的思想體系。這是兩項相輔相成的任務，缺一不可。歸根結底，中國崛起就是要靠這樣的思想體系做支撐，找到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這條路不僅要符合我們的理想，還一定要鍥合中國的實際，能在中國走得通。如果做好了，就將是中國崛起對世界的偉大貢獻。▲（作者是北京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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