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德平:繼續堅定、創造性地走社會主義道路
《政治學研究》 2007年第4期
編者按:越南共產黨機關報《人民報》連續發表了原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主席、越南國家政治學院院長阮德平撰寫的長文,題為:繼續堅定、創造性地走社會主義道路。《人民報》在發表時寫了如下按語:我們謹向讀者介紹阮德平教授所寫的文章。文章分為四個部分:正是民族歷史的選擇;世界在變,時代未變;繼續以堅定、革新、創新的精神走時代之路;不要幻想于民主社會主義,走“第三條道路”。
阮德平同志的文章,其觀點、立場明確,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對越南為什么選擇社會主義和走社會主義道路作了歷史的分析;對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革命學說進行了抨擊;對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的深層次原因和直接原因作了剖析;對當今時代依然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做了闡述;特別是第四部分點名批判了謝韜等人關于民主社會主義的觀點,直接批判中國學者,在越南是十分罕見的事情。此文雖然是以阮德平個人名義發表,但反映了越南黨、越南理論界不少人的基本觀點。本刊選登了這篇文章的主要論點。
阮 德 平
內容提要: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越南人民的歷史選擇。世界在變,但時代未變,依然是十月革命開創的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蘇聯解體并不意味著歷史的終結,不能對民主社會主義抱什么幻想,第三條道路在社會主義國家根本走不通。
在上世紀80年代未90年代初東歐和蘇聯發生政治變動后,出現了一場從各個方面攻擊、批判、誣蔑、抹黑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役。近一個半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的敵人不斷誣蔑、誹謗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學說,現在他們好像獲得了“黃金的良機”,更加露骨地歪曲、摧毀并妄想永遠埋葬馬克思主義及其革命學說。面對這種形勢,許多人對其理想發生了動搖,有人勸說我們黨應自我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自我放棄胡志明同志和我們黨已經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按照他們的說法是因為時代已經發生了變化。還有個別人認為我們選擇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假使當時選擇其他道路,我們依然可以獲得獨立,經濟照樣可以得到發展,同時又可以避免幾場艱苦、流血的長期戰爭。難道歷史將會重演:在21世紀初,我們的民族要像20世紀初那樣去“尋路”、“選路”嗎?難道我們黨在1991年制訂的綱領已經過時了嗎?
一、正是民族歷史的選擇
我們不能接受“選錯道路”的假說。問題在于是實際上走什么道路,并不取決于任何人的主觀愿望,而是由歷史客觀現實決定的。在越南共產黨誕生前,越南北方、中部、南方反法殖民愛國運動已經運風起云涌。這些運動照亮了越南民族不屈不撓的愛國精神,但最后還都是以失敗而告終,歸根結蒂是救國路線的失敗。
只有阮愛國(即胡志明,下同)把握住了民族歷史的要求,把越南引向新時代的軌道。阮愛國肯定地指出:“要想救國和民族解放,別無他路,只有無產革命道路”,“只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才能解放各被壓迫民族,使全世界勞動者擺脫奴隸地位”。于是阮愛國創建了越南共產黨,把民族獨立綱領路線與社會主義緊密聯在一起。這一路線使得越南革命事業不斷得以發展和壯大,沒有任何一種勢力能夠阻擋它。在共產黨和胡志明主席領導下,越南人民取得了1945年8月總起義的勝利。8月革命勝利后,越南渴望和平建設國家,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再次出兵侵占了越南。為了祖國的獨立自由,越南人民進行了長達9年抗法戰爭和30年反美戰爭,以1975年春季勝利為標志,全國獨立和統一,進入國家建設時期,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從1975年到1985年,國家建設事業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這一時期,我們黨在戰略指導和組織實施方面犯了重大的錯誤,其原因是缺乏經驗,特別是由于主觀、唯意志論,一些做法和政策違背了客觀規律,引發了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
1986年越共六大對所犯錯誤進行了嚴肅的自我批評,吸取了深刻的教訓,并提出革新路線。越共六大是我黨和我國社會主義革新、建設和發展的重要轉折。2006年越共十大對20年革新做了總結,認為革新事業取得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勝利”。概括地說,近百年來,越南民族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經歷了艱苦的摸索,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直到阮愛國和越南共產黨把民族獨立與社會主義相聯結,才開辟了新的道路,這條道路從一開始就反映了歷史實踐的正確選擇。因此,只要我們實事求是,正確認識歷史的事實,那么就不會有人懷疑我們民族正在走的社會主義道路。
二、世界在變,時代未變
這里所說的“世界在變”,主要涉及到上世紀未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引起世界秩序顛倒。而“時代未變”是說盡管世界已經變化了,但時代的性質依然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開創的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這一點并沒有改變。
(一)蘇聯和東歐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是20世紀最悲慘的事件,使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各民族為全世界獨立自由而斗爭的革命事業遭受到從未有過的巨大損失。這一事件改變了全球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對比,有利于帝國主義,而不利于革命力量。西方帝國主義各種勢力欣喜若狂地宣布社會主義已經告終,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死亡。這些人毫不掩蓋要建立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新秩序”的意圖。但是,我們要明明白白地告訴他們完全不存在“告終”之說。革命步伐雖慢下來,然而,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扭轉歷史的車輪。在蘇聯剛解體之時,我們黨就總結出蘇聯垮臺的兩個原因:深層次原因和直接原因。深層次原因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取得了偉大成就的同時,暴露出建設和發展模式的缺陷,但沒能及時發現和加以克服,使社會經濟處于停滯狀態,最終引發了社會經濟危機。主要和直接原因是在“改革”過程中,蘇聯共產黨在政治和思想組織路線方面犯了嚴重錯誤,推行修正主義路線,一些最高領導人反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反動力量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戰略,他們利用蘇聯和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困難及錯誤路線,大力推動極其惡毒的“和平演變”戰略,全面、露骨地干涉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事務。最后,帝國主義達到了它們不用戰爭就廢除蘇聯和東歐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當然,如果“改革”有正確路線指導;如果二千萬共產黨員有革命警覺性和高強的戰斗力,不讓修正主義分子和叛徒操縱黨的領導機關;如果在黨、國家和人民之間有高度的統一,那么他們的圖謀是不會得逞的。
建立社會主義模式是社會主義建設中最困難和最復雜的問題之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家對這一點早就做了預報。確定正確的革命方向對建設社會主義是最基本的,但這依然不夠,還必須把正確的方向具體化為“模式”(包括機制、形式、步驟等等),以及在實際條件和要求發生變化時,善于調整和變革模式。評價在蘇聯采用的社會主義首個模式是很不容易、很不簡單的事,要求必須具有明確的、具體的歷史觀點。一些人通過批判蘇聯“模式”是為了全盤否定社會主義的成就和社會主義的實踐和理論。蘇聯社會主義首個模式是在特殊環境中誕生的。從十月革命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蘇聯是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新制度的條件極其困難和復雜:落后的經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受重創,接踵而來的是內戰,爾后則是十四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戰爭,受到經濟包圍和所有其他方面的包圍,等等。此外,盡管在上世紀20年代初,列寧已經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但列寧去世后,這一正確的政策沒有得以貫徹和實施。而且,從上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暴發新世界大戰的征兆愈益顯露。在這樣的環境中,必須迅速地把落后的俄國變成工業強國,其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技術基礎,改變落后狀況,一方面是為了準備對付即將到來的戰爭危機。解決這一問題,而且要在最短時間解決,已成為擺在蘇維埃祖國命運和社會主義制度面前的生死攸關問題。
在上述惡劣的條件下,蘇維埃國家不能不采取高度集中的計劃化機制,這一機制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各種建設和創造力量。眾所周知,蘇聯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里完成了工業化事業,其中一半的時間是用于內戰,反對干涉戰爭和戰后經濟恢復。只有社會主義發揮了高度的英勇精神,犧牲了幾千萬人民群眾,才取得了這樣的奇跡。因此,不能否認社會主義第一個模式具有歷史意義的巨大作用。造成經濟社會停滯的主要錯誤是沒能盡早發現和糾正模式的缺失,特別是當經濟已失去廣度發展的可能,要求必須轉向深度發展時期,以及資本主義已引領新的科技革命時,蘇聯依然堅持原有模式不變。
模式的重大缺失是高度集中計劃的絕對化,集體原則的絕對化,忽視了個人的主動和創建作用,主觀地拒絕商品生產、市場機制,實施包給制度,取消直接利益動力,因而導致勞動者個人和經濟單位缺乏主動性和創造性。過長過久地維持包給、官僚集中機制是蘇聯經濟從世界發展最快和科學技術進步達到頂峰的經濟,陷落為停滯狀態,發展速度逐漸放緩,生產力日趨衰落,經濟效果愈益落后于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生活越來越困難,經濟陷入嚴重恐慌和危機。在經濟遇到困難時期,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面對美國軍備競賽的挑戰,依然把過多的財政預算用于國防建設。
舊模式的錯誤和缺陷不只是表現在經濟領。它還體現在政治系統,黨的領導方式,國家管理作用,黨、國家和人民之間關系等領域。舊模式最大的缺點之一是沒有發揮社會主義民主的優越性,嚴重違背了人民當家做主權。官僚主義完全背離了社會主義本質,但是,在舊機制下無法阻止它的發展和漫延。由于經濟機制、管理機制、政治系統及其與人民關系相聯的改革進展緩慢,因此,其后果是蘇聯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程度差距縮小的趨勢,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發生了逆轉。蘇聯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明顯差異和不足,體現在科學技術和勞動生產率兩個方面。這是列寧所說的最終決定新制度完全勝利的要素。
上述主觀錯誤是使社會主義制度衰弱和最終陷入恐慌的深層次原因。但這絕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質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所產生的缺陷和所犯的錯誤,而是由于教條主義、主觀和唯意志違背了辯證精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活靈魂”。我們認為,在由于舊模式缺陷和錯誤造成的社會主義停滯和危機的形勢下,為了改變社會主義模式所進行的“改革”是必然的,但垮臺則是不必然的。問題在于如何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按照什么路線改革。歷史沒有“如果”的字眼,但歷史提供的教訓是不應丟棄的。假若能按照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思想和組織的正確路線進行“改革”,不犯上面提及的極其嚴重的錯誤,那么蘇維埃聯邦怎么會出現連西方國家都沒有預料到的垮臺局面。因此,把蘇聯倒臺視為社會主義的“告終”,視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死亡”,視為世界范圍內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歷史時代的“結束”,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二)蘇聯和東歐垮臺的慘禍表明一個新制度的誕生從來不是一個輕而易舉的過程。它是在連續探索和試驗中、在新與舊之間激烈與復雜斗爭中,在內外敵對勢力千方百計反對中誕生的。在探索、試驗和斗爭過程中,有時由于主觀錯誤,有時由于力量對比不足,有時由于環境不順利,有時由于上述幾個因素相結合的作用,使其新制度暫時不能實現或遭受失敗。資產階級革命,典型的是法國革命就是如此。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更是這樣,因為與所有剝削制度相比,社會主義在質上是一個完全嶄新的制度。
自俄國十月革命,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我們習慣于看到世界革命運動一個高潮接著一個高潮,三大革命潮流不斷向資本主義發動進攻。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只看到“一帆風順”的形勢,因此,當革命受到挫折,尤其是社會主義的一大片被突破、倒塌時,許多人感到萬分恐慌,不知所措。這是認識上的重大教訓。現在世界歷史的進程處于十分復雜的時期,堅定的共產人依然肯定世界雖變化了,但時代并沒有改變其性質,仍然是1917年偉大俄國十月革命開創的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
美國學者福山認為,蘇聯倒臺具有“歷史終結”和“資本主義永存”的意義。這種觀點剛一出現就被西方學術界所批駁。人類社會歷史是在矛盾中不斷向前運動和發展的,這種矛盾說到底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只要什么時候還存在資本主義,還存在資本主義難以解決的矛盾,那么在資本主義轉向全球化的過程中,其矛盾就愈益積累和擴展。按照歷史—自然規律,人類歷史運動軌跡的方向,只能是資本主義必然消亡,而被社會主義所取代。
還有同志認為,在當今世界狀況下,尤其蘇聯解體之后,不需要再提時代的定義,因為世界社會主義是很遙遠的事,肯定現時的時代沒有什么意義,相反容易造成主觀幻想,漂流在現實行動之中。這樣觀點沒有任何說服力。時代如果不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那么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就沒有了客觀世界歷史的基礎,革命者就失去了對革命前途的理想信念。時代觀念如果不清楚和不準確,那么就不可能有清晰、明確的革命方向。如果缺少高瞻遠矚的目光,如果不能確立正確的時代軌道,那么革命事業和各民族發展前進的道路就將難以取得勝利。
在這方面,我們的民族已經有了可以說是經典性的教訓。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間,反法民族解放運動的失敗一個接著一個,其深刻原因在于當時推動運動的知識人士,盡管愛國熱血和斗爭志氣有余,但對世界的認識還存在很大的局限,看不到天下大局。而阮愛國為了觀察世界和尋找道路,奔波于世界各地,通過帝國主義的殘暴統治實踐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正確認識到新時代是世界范圍內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從自以后,阮愛國主張把越南革命置于正確時代的洪流之中,提出了“沒有什么比獨立自由更加可貴的”和“想要救國和民族解放,沒有他路,只有無產革命的道路”等論點。我想這是胡志明思想的基本觀點,如果誰忘記了這一點,就根本無法正確理解胡志明思想,就不知道越南革命最基本的原理是民族獨立與社會主義的結合。這一原理是近八十年來越南革命勝利的旗幟和黨的政治綱領的基礎。
與此相反的觀點認為,現在已不需要也不應該重提關于時代的定義,而我們則認為在極其混亂、復雜和充滿不確定變動的世界形勢下,現在更加需要大力肯定時代的內涵和時代的根本性質,如果不是這樣,革命就將失去方向,難以避免失敗。在黨內、在領導干部中、在理論研究中以及在國際關系參謀機關都需要透徹認識這一問題。當然,我們需要把戰略原則的堅定性與實踐策略的柔軟性和聰明性結合起來。
現在還有意見認為,必須用關于時代的新觀念去替代已經落后的、已經過時的、已經被歷史超越的舊觀念。現在的時代,根據他們的認定,是后工業時代,也可稱之為后工業文明時代抑或信息文明、智慧文明時代,等等。當然,這些概念本身并沒有什么錯。如果用在必要的正確地方,尤其是用于具體經濟學研究和具體社會學研究工程,那么上述概念就很有意義,能賦予有益的內涵。馬克思主義者絕對不是輕視科學技術和知識經濟,缺少這些就不能有現代社會主義。
但有一點需要分別清楚:在各種場合中,文明時代的概念,其實質主要是指技術文明,這些文明并沒有把社會的完整圖像和人類社會歷史的運動作為像一個總體,沒有確定各種社會制度性質。這些文明不允許事物深入到本質、根源,以及符合從這一社會制度走向另一社會制度,從這一歷史時代走向另一更高歷史時代規律轉變的真正動力。只有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才具備了這種可能,才能幫助把認識深深浸透到歷史過程之中,并從中發現歷史的邏輯,在此基礎上幫助認識真正科學地再現世界社會歷史各時代的本質。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出發于社會生產,人不只是與自然有關系,而且人與人之間也有一定的必然關系,亦即生產關系,這種關系符合于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程度。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合成生產方式,它是產生政治、思想、法律、文化等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是歷史運動的基本動力,是社會革命的深刻根源,導致從一種社會經濟形態走向另一種更高社會經濟形態的轉變。馬克思主義關于五種社會經濟形態理論,是世界歷史前進運動過程的概括結果。
世界歷史不過是各種社會經濟形態誕生、發展和消亡的歷史,是符合各種社會經濟形態從低級走向高級規律的相互替代的歷史。這正是關于時代,確定歷史時代的客觀、科學基礎,實踐和理論基礎。因此,討論社會歷史時代,不能不出發于社會經濟形態。這種方法并不對立和排除文明方法,相反,兩者相互補充和相互支持。難道不正是恩格斯在其作品《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就曾涉及到野蠻時代、文明時代嗎?因此,人們完全可以說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后工業文明。但是,討論世界社會歷史時代,其根本之點必須依靠接近于形態法,依靠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這是唯一科學的方法,是沒有其他什么方法能夠替代的。定義我們的時代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必須建立在上面所提及的科學方法的基礎上。
三、繼續以堅定、革新、創造精神走時代之路
否定我們時代依然是在全世界范圍內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代的觀點,可以說是基本政治立場的倒退。假若如此,那么我們國家,我們黨從此以后走什么樣的道路呢?難道1991年黨的綱領沒有時代的依據嗎?
(一)“轉向”資本主義道路嗎?這樣的意見和主張確實是有的,但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不錯,在蘇聯和東歐國家倒臺以后,資本主義占領了世界大部分陣地。然而,資本主義的命運和前途將怎樣呢?資本主義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它對人類做出了極其重大的貢獻:它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它締造了世界市場,使所有國家的生產和消費具有世界性。正是資本主義有功于將歷史變成世界歷史。但這是什么樣的世界呢?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前,資本主義包括各“宗主國”和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從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以后到1991年,世界分成兩個對立的體系。蘇聯和東歐解體后,世界政治版圖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歷史是否將會在資本主義“結束”?“后蘇聯”世界的實踐否定了這種錯誤結論。當今很少有誰還抱有資本主義很快就要死亡的幻想,但絕對相信資本主義存在永久生命力的人也日趨減少。多數人的評價是資本主義還有生命力,還要經歷很長的時間才能消亡,但最終資本主義一定難以避免消亡的命運。
實際上,資本主義還剩下的生命力,一部分是由于資本主義原有生命力沒有真正枯竭到底,另一重要部分是由于衰弱和錯誤導致現實社會主義一大塊的倒塌。還有一點值得關注的是面對蘇聯倒臺,西方表現出的狂喜心情已逐漸式微。在失去對抗敵手之后,那些多少有點清醒頭腦的西方學者和政客,又重新回過頭去看待資本主義自身,并及時提出警告:資本主義命運遭受到的威脅危機原本不是來自社會主義、來自蘇聯方面,而是來自資本主義內部。很清楚的一點是資本主義也正在“自我反省”、“自身批判”,并看到如果找不到更好的靈驗辦法進行自我調整和適應,那么資本主義仍難以自我維持。
一些西方學者喜歡使用的“后資本社會”、“新資本主義”、“人民資本主義”抑或“勞動者資本主義”等概念,這些概念說到了兩面,即一方面是一種詭辯,認為資本主義已經不是資本主義了,因為它已不再存在剝削;另一方面是在客觀上默認傳統的、原始的資本制度已失去存在的理由,沒有了自我辯解的可能。尤其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家對資本主義亦顯示出信心不足,默認或間接提到一種新制度正在敲擊資本主義的大門。與此同時,過去有些人,在蘇聯解體之后,他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發生了動搖,但經過近十多年世界變化的實踐,他們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認為過去在蘇聯的社會主義,不管有多么嚴重的缺失,但這場災難慘禍已使蘇聯不復存在了,美國正在世界上興風作浪。這是值得痛心的事情。
(二)盡管世界變了,但時代沒有變。我們黨、我國人民和我們國家,依然堅持走時代之路——社會主義道路。需要認清盡管時代未變,但大的歷史時代分成若干時期或者說分成若干小時代。例如,資產時代,列寧以法國為例,說到了幾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1789年革命到1870—1871年普法戰爭時期;第二個時期從1871年到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戰爭時期;第三個時期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大時代如何呢?從1917年十月革命到現在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1917—1945年)是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個國家首次取得勝利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制度得到建立并逐步穩固,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進步人類取得了勝利,其中突出的事件是蘇聯戰勝了法西斯主義。第二個時期(1945—1991年)是社會主義成為世界體系的時期。在這一時期,民族解放運動掀起高潮,三大革命潮流同時高漲,同時也漸漸出現并積累了一些困難和錯誤,甚至出現了使社會主義處于停滯和長期危機的嚴重錯誤,社會主義制度最終在東歐和蘇聯倒臺了。第三個時期(1991年以后)是現存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共產運動克服危機、退潮,逐步恢復、改革和發展的時期。[把握時代不能只停留在一般所說的時代本質上,在每一歷史時點,都需要認識清楚革命正處于哪一個階段,有什么特點?另一方面,不能只看現實,而不看未來,不能只看眼前,而不看基本和長期趨勢,不能只看局部,而不看全局。1991年我們黨在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綱領中已經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現在正面對著困難和挑戰。世界歷史正經歷著曲折,但人類最終一定會走向社會主義,因為這是歷史的進化規律。”
當今時代最基本的矛盾是依然存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但表現形態與以前已大不相同了。它不再是兩種對立世界體系之間的矛盾,但也不是社會主義的一大塊倒塌之后,上述矛盾就不再存在了。除了一些現存的、相當有份量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外,還有國際共產和工人運動,為和平、獨立和民族主權、為人類民主和社會進步而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這些力量仍然是社會主義力量或社會主義的天然同盟。此外,還必須考慮到正存在于資本主義內部的萌芽因素,客觀趨勢是這些因素沿著否定資主義方向愈益發展。我們知道人類社會的發展,從一種社會經濟形態轉向另一種社會經濟形態的轉變,歸根結蒂是在那個社會物質生產和生產力發展基礎上實現的。在這一轉變階段,由于現代科學技術革命的作用,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正在產生著帶有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相對抗性的客觀發展趨勢,同時自發地創造著一種新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出現的基礎和前提,當然,一種新制度的誕生,不能不通過這種或那種形式的政治制度的革命變革。
在當前越來越高的社會化階段,生產力的發展正在推動著越來越高度化的集中、合并與聯結的進程,這種進程不僅體現在一個國家的范圍之內,而且愈益具有世界性的規模,不只是生產力,而且包括資本所有形式都成為大資本家,甚至是超國家的“集團資本主義”。很明顯資本主義私人的外殼,與其極為龐大生產力所能容納的內容相比,它已顯得過于窄小,甚至個人壟斷資本所有形式也顯得過于窄小了。客觀地說,正是資本主義正在作自我否定,正在為將來社會主義做準備“工作”。
生產和生產力高度社會化性質的詞語,也出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例如股份公司,其中有勞動者在所有和管理方面的參與。股份公司形式有一種屬于“集體資本家”或直接帶有社會資本形態,它對立于私人資本。還有一種,一半股東屬于中小型資產者,另一半股東則是勞動者。資本主義股份企業和合作工廠都可看著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走向集體生產方式的過渡形態。除此以外,還有屬于勞動者所有的自管企業,在泰國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勞動者合作者在農業、運輸等領域中就很普遍,泰國農業部稱之為農業、農村發展與合作社部。因此,形勢正如列寧曾經形容過的那樣:社會主義正從現代資本主義的各個窗口向我們看過來;社會主義正在實踐中,在所有重要的形式中直接顯現出來,在現代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形成了前進的步伐。
應該怎樣評價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有人認為,資本主義在今天全球化階段具有從來沒有過的生命力。這樣的認識很多,但只是說對了一半,還有一半不對,這一半屬于事物本質和過程。全球化由資本主義發揮主導作用,但其本質是一個矛盾的過程,既合作、聯結,又斗爭的過程,更深層次的斗爭是由國際資本勢力、資本主義大國支配和操縱的權力和利益與其他各民族國家主權與利益之間的一場斗爭。我們的許多干部看不到或者沒有看到這一本質。全球化體現出資本主義國家、資本集團之間的相互矛盾,財富增長與不公正分配之間的矛盾,引發了各國之間、中心與外圍之間、南北之間、一個國家內部間的貧富兩極分化愈益嚴重,貧富兩極分化在發達國家內也愈益明顯和嚴重。這是經濟增長與文化、道德和社會頹廢的矛盾,是合作與斗爭之間的矛盾。
現在我們說的“融合”,包括兩個方面,既要激烈競爭還要合作,而合作本身也是斗爭,又是斗爭的結果。此外,還有一種矛盾,主要表現在越南、中國等國家,那就是除了維護民族獨立、國家主權以外,還有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控制的全球化,以及施壓我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試圖用經濟自由化、私有化、民主、人權、傳播頹廢的思想文化,逐漸對我們的組織、人民和政治制度進行轉化。與上所述社會矛盾存在的同時,愈益浮現出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大的矛盾,具體表現為由于生存環境污染和破壞,人的生活遭受到的禍害愈益嚴重,這種為利潤競爭的結果正是資本主義市場力量或效仿資本主義導致的苦果。
以深遠和長遠的眼光審視經濟全球化,審視它開創的發展趨勢,經濟全球化是歷史進步的重要因素,因為人類社會歷史,歸根結底是從一種技術發展成為另一種技術,從低生產力發展成為高生產力,進而走上社會進步更高的階梯,使“歷史變成世界歷史”,其高點將是文明共產主義社會。但是,當前由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是一個充滿了上述矛盾的過程,其中最首要的矛盾就是壟斷資本主義的剝削、侵占與民族國家之間的主權與利益之間的矛盾。在融合的過程中,看不到矛盾,就容易被溶化,從而使國家經濟,甚至包括民族命運漂泊在充滿了風險和不測的全球市場之中。客觀辯證觀點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不僅沒有也不可能擯棄國家主權與利益、民族文化本色,相反還會使國家主權與利益以及民族文化本色更加突現出來。
當今的全球化帶有跨國壟斷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以及與全世界、乃至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全體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者之間的深刻階級矛盾。如果沒有看到這種矛盾,而只說、只強調民族地位、民族利益(盡管當前最重要的利益是民族國家的利益),那么在政治謀略和對外戰略上,就將容易陷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極端、利己、實用的沙文主義立場。實際上,這樣的立場說到底是沒有透徹了解自己民族的真正利益。只強調民族主義而陷入弱肉強食、大魚吃小魚的殘酷生存競爭中,那么世界將陷入長期不斷的競爭中,如果經濟與種族、宗教斗爭在一定的條件下不能平息,尤其是與政治利益相關的時候,就有可能引起摩擦、對立、沖突或局部戰爭,甚至不排除發生有限的世界戰爭,盡管發生這種慘禍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要記住,目前已開始了新一輪激烈的軍備競賽,包括火箭和原子武器的軍備競賽等。
總之,從理論方面看,全球化階段的資本主義似乎是增強了生命力,但肯定它的命數不會像某些人想的那樣永遠延續;相反,在全球范圍內每一天都在積累著矛盾,等到矛盾積累到了頂點,“物極必反”的辯證法必將把資本主義引向瓦解。也許到了某一天,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同時在一批國家取得勝利可能的假說將有機會更加容易形成。同時,全球化世界體系發展很不平衡,并充滿了不平等、不公平,不可測。列寧關于首先在“帝國主義全鏈條薄弱環節”爆發革命可能的理論,就會更加有基礎。拉丁美洲國家正在出現的“左”派執政形勢,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催醒了許多人,無疑這樣的形勢還會今天在這里和明天在那里發生。
著名作者Jan Puhl在德國《Die Woche》雜志上載文(2000年1月28日):“過去20年來,貧寒與富裕總是同行的。日益增長的差距有可能成為全球范圍民主(=資本制度)的導火索”。他還寫道:“全球化過程已經把全世界無產者融合到全球性斗爭”。羅馬俱樂部主席Ricardo Diez Hochleitner(西班牙人)寫道:“貧窮和饑餓不只是對被直接觸及到的人來說是一個嚴重問題,當貧窮化狀況繼續像現在那樣演變下去,最后就將可能沖擊到富有國家,爆發一場革命危機。當貧富差距繼續擴大,那么總會有一天出現以‘全世界窮人聯合起來’為口號的新的馬克思和列寧”。
(三)相信沒有什么可以動搖我們黨1991年綱領所肯定的“歷史的進化規律”,我們更加堅信由胡志明同志、我們黨和我們人民已經選擇的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道路。以不斷革新和創造精神,聰明、巧妙地把原則的堅定性與不變的目標結合起來,這是為我國民族革命事業達到最終目標而繼續奮斗的成功秘訣。
應該怎樣形容我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模式呢?1991年黨的綱領已經明確指出了過渡時期總體模式圖像的最根本點,今后我們還要繼續研究、補充、發展和豐富。我想有以下幾點似應在綱領中更加明確:在工人階級和越南共產黨的領導下以工—農—知識分子聯盟為基礎的民族大團結;黨內生活民主化和社會民主化與國家法律與紀律緊密結合,對損害祖國和人民利益的敵人實行專政;加強經濟與社會公平和社會政策的緊密結合;大力發展教育、文化、科技,建設新人,培養人才,營造高尚的社會精神基礎;堅決推動社會道德與人民生活風尚的健康化,排除各種社會弊端,腐化墮落現象,首先在干部、黨員和公職務人員中,要把各種消極現象減少到最低限度。
四、不要幻想于民主社會主義,走“第三條道路”
在世界局勢依然動蕩混亂、歷史尚未定型之際,思想的騷動是難以避免的。有人宣稱當代世界有三條、七條道路,乃至好幾百條道路,而不只是一條道路。需要譴責的是有些對革命理想發生嚴重動搖的人,他們轉向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或走“第三條道路”。
我無意中得到一份材料,這份材料與我曾讀過的世界報刊不少同類材料相比,更加具有“總結價值”。材料作者是謝韜(原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由三陽翻譯(刊登在《炎黃春秋》雜志2007年2期)。作者謝韜說,他的許多想法(理想)是基于原國防大學研究員、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大校辛子陵一書的結束語。下面摘引材料中一些原文段落:
——謝韜“總結”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法西斯主義滅亡了,帝國主義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種社會制度展開了和平競賽。第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第二種是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制度,第三種是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競賽的結果是民主社會主義勝利,既演變了資本主義,又演變了共產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正在改變世界。”謝韜說:辛子陵在其著述《結束語》中生動而深刻地論述了這一歷史發展過程。
——謝韜說:“民主社會主義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腦勞動的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煌。這一成就使蘇聯模式的暴力社會主義黯然失色。這是促成蘇聯和東歐國家‘和平演變’的根本原因。社會民主黨人用團結資產階級發展先進生產力的辦法,實現了差別日益縮小的共同富裕……。”
——“最近點算結果,美國參眾兩院有61名議員(全是民主黨)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的會員。美國民主黨的經濟理念,植根于馬克思和凱恩斯的經濟思想,主張政府引導市場經濟,適度的國有化,實行全民醫療保險,政府辦學校,減免窮人稅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資,更多地關懷弱勢群體。共和黨上臺也不改變民主黨的社會政策。民主社會主義把美國‘赤化’了”。
眾所周知,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書報都說到了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是多種多樣的,其中謝韜和辛子陵所說的頂多只不過是代表了其中的一個社會民主黨或者某一派別。“第三條道路”也有很多不同的傾向。謝韜的文章內容基本上是歪曲歷史,歌頌資本主義和美帝國主義,是反共的,但也有些內容一定程度上總結了一般民主社會主義的特征。上面我摘引了原文中的一些段落,而沒有做什么分析、評論,因為我認為所摘引的幾句、幾段已經足以說明謝韜的觀點:民主社會主義是什么,他們是誰?他們想要做什么?我只特別提醒留意一點:謝韜已故意歪曲、篡改了馬克思、恩格斯和馬克思主義,極其狡詐和明目張膽地將馬克思主義變成為民主社會主義。謝韜在文中寫道:“在馬克思恩格斯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承認1848年的錯誤以后,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的最高成果,才是馬克思主義的主題,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這個正統叫做民主社會主義。”(!?)
我想深切關心問題的讀者大概將細讀恩格斯的《馬克思作品序言》、《法蘭西階級斗爭》和他的《答費加羅報記者問》(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集),從中可以揭穿謝韜是如何歪曲、篡改、誣蔑馬克思、恩格斯和馬克思主義的。
在1927年《革命道路》一書中,胡志明同志提出:“革命首先必須有什么?——首先必須有革命黨,以便在國內動員和組織群眾,對外聯絡所有被壓迫民族和無產階級。只要黨穩固,革命才能成功,就像舵手穩,船才能航行。黨要穩就必須有主義作為根基,在黨內,不管誰也要知道,不管誰也要跟隨主義。黨沒有主義,就像人沒有了智慧,船沒有了指南羅盤。現在學說理論很多,主義也很多,但是最真正的、最肯定的、最革命的主義是列寧主義。”
這是我們黨和我國人民始終如一的思想和革命道路——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道路。這是貫穿1930年、1991年黨的綱領的基本思想,是我們黨和我國人民現在的革命路向,將來也仍將如此。在路向上,現階段必須十分堅定,比任何時候都要更加具有創造性。
作者:阮德平,原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主席、越南國家政治學院院長
譯者:谷源洋、潘金娥,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市,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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