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議：背離陳云經濟學的苦果

2007年4月26日新浪財經 

清議：背離陳云經濟學的苦果2007年4月26日
春節前，我所在的中國國情與發展研究所所長賈文廣博士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陳云經濟學對現階段中國經濟是否還具有指導意義？

從一開始，我就充分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很稚嫩的話，我們應當承認，自建國以來，中國經濟的前三次調整（即1960～1965年旨在修復“大躍進”時期遭到嚴重破壞的比例關系的調整、1979～1985年旨在消除因價格改革引發的財政赤字的調整、1988～1995年旨在抑制嚴重通貨膨脹的調整）都是在陳云經濟學的指導下完成的，并且無一例外地獲得了成功。如果不是很眼拙的話，我們應當看到，中國經濟最近的一次調整，即2003年至今旨在抑制所謂的投資增長過快的調整，有著國內經濟理論界全盤西化的背景，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中國威脅論”的影響。如果不是很健忘的話，鄧小平曾告誡國人：陳云的一系列建議是“我們今后長期的指導方針”（《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54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隨后，我們曾多次就這一非常嚴肅的話題展開討論，而且不斷深入。不久前，我在所內做了一次預研報告，得出的初步答案非常肯定：當前中國經濟最突出的問題在于宏觀失調、微觀失控，這恰恰是背離陳云經濟學的苦果。

癥狀何在
研究表明，2001～2005年，在全面反映宏觀經濟的各項指標當中，增長最快的并不是總產出，也不是最終消費或者資本積累，而是儲蓄。依據國統局提供的數據，與2000年相比，2005年支出法GDP累計增長率為107.62%，其中最終消費累計增長77.13%，資本形成總額累計增長147.5%；而儲蓄累計增長率高達167.57%，其中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累計增長率為119.25%，外匯儲備累計增長率為394.58%。

進一步說，盡管同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增加值高達5.57萬億元，但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累計增加值高達7.67萬億元，換算為人民幣的外匯儲備累計增加值為5.4萬億元，后二者合計13.07萬億元，是前者的2.35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情況尚未考慮2006年統計數據，也沒有考慮2007年一季度統計數據。如果按照2006年統計數據計算，最近5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增加值已突破6萬億元，而儲蓄合計累計增加值則接近17萬億元，后者是前者的2.8倍。如果按照2007年一季度統計數據計算，最近5年零3個月的儲蓄合計累計增加值已接近20萬億元，是同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增加值的3倍以上。

與此同時，盡管GDP年均增長率接近10％，但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快速進入城市并導致每年新增勞動力供給平均超過2000萬人的情況下，每年新增就業人口不足700萬人，就業人數的年均增長率不足1％。更糟糕的是，如此不充分就業導致國內城鄉居民人均貧富差距自1997年末一度縮小到的3.08倍擴大到2005年末的3.61倍。

在微觀經濟領域，近年來，國內企業頗為明顯地表現為存貨過多，投資過少；當前利潤太多，長期利益太少；流動資產太多，長期資產太少；間接融資太多，直接融資太少。這在利潤增長最快的企業當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例如，2006年，太鋼不銹（000825）凈利潤較上年激增212％至24.24億元，但在總資產由年初的388.28億元增長5.14%至408.23億元的同時，流動資產由131.2億元增長29.7%至170.17億元，流動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由33.79%快速提升至41.68%。在另一個案例當中，江西銅業（600362）總資產雖然在2006年由131.34億元增長至187.5億元，但在新增的56.16億元總資產當中，74％分布在流動資產當中，其中僅存貨一項就增長了28.53億元，而固定資產增加值只有1.63億元。毫無疑問，企業囤積存貨是導致價格水平上漲的原因之一，但也是新增資產不能順利轉化為固定資產投資以至長期資產不能相應增長的結果。進一步說，如果企業的固定資產不能隨利潤增長而增長，那么，未來的利潤增長就只能過多地依靠價格上漲，而不是生產能力的擴張。這顯然是在犧牲長期利益。至于國內企業過度依賴間接融資，這個問題由來已久，連股票投資散戶都知道，并且至今尚未改變，故不必贅述。

病因何在
那么，如何解讀上述當前中國經濟宏觀失控、微觀失調的現象呢？

西方經濟學者大都相信，當前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是投資增長過快以至經濟過熱。表面上看，中國的投資增長率的確大幅領先于GDP增長率，也明顯高于消費增長率。進一步說，由于投資增長率總是伴隨貸款增長率上升的，因此，西方經濟學者普遍認為要想為經濟降溫，必須采取緊縮貨幣政策，限制貸款增長，以至限制投資增長。這也是為什么在主張加息的吆喝聲中總是能分辨出甚至首先分辨出外國研究機構的聲音的原因。

在我看來，這不過是西方發達國家精心炮制的“中國威脅論”的一部分，也是一項針對中國的陰謀。這一至今仍在發酵的論調，深信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必然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特別是礦物商品市場引發一場史無前例的需求“大爆炸”，由此出現全面而持續的價格重估。人們不斷被告知，就算全世界銅礦的新增產能都瞄準中國，也不可能滿足中國日益增長的需求，以至于不得不通過價格重估或者通過漲價來達成新的供需平衡。類似的品種還有鐵礦石、鎳、鋅、石油、天然氣等等。在這一過程中，雖然面對同樣的價格上漲，但勞動力比較成本決定了發達國家與中國不可避免地身處兩種截然不同的境地，前者經濟將持續減速甚至出現衰退，后者經濟將以更快的速度增長。不言而喻，如果中國能夠抑制投資增長，舒緩對國際市場大宗商品的需求，便可以為發達國家贏得盡可能多的時間，以便調整其產出結構，破解其心目中的中國威脅。

我不想貶低西方經濟學者的理論功底，但我無比清楚地知道，即使在西方經濟學當中，所謂投資過熱或過度，決不是拿投資增長率與GDP增長率、消費增長率作比較的，而是拿投資與儲蓄作比較的結果。無論任何時候，投資過度都是投資增加值大于儲蓄增加值的結果。如今的西方經濟學者之所以忽視了這一宏觀經濟的基本原理，原因是傲慢的美國人從來沒有真正接受過英國的凱恩斯理論，倒是對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旗幟下的現代貨幣數量理論情有獨衷。實際上，在美國之外，該等現代貨幣數量理論連同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幾乎從來都沒有獲得過成功，拉美國家如此，東歐后社會主義轉型國家同樣如此。

糟糕的是，不少中國經濟學者也一知半解地接受了“華盛頓共識”，并嘗試著用說不清鼻祖是誰的現代貨幣數量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經濟現象。于是，在主張采用不斷緊縮的貨幣政策抑制投資增長并由此實現經濟減速的議論中，國內學者亦不乏其人。

西方現代貨幣數量理論根本解釋不了中國的宏觀失調、微觀失控現象，也無法從根本上達到限制投資、抑制價格水平的目的，畢竟投資更多地是由儲蓄增長決定的，畢竟價格水平是由商品的供求關系決定的。相反，那種指望由央行來負責吸收流動性的做法，只是將問題從一個口袋里拿出來放到另一個口袋里而已。更糟糕的是，這將導致央行過度負債，以至為今后的財政赤字設置陷阱。話說白了，商業銀行資本金不足可以用包括外國人在內的投資者的錢來補充，但央行的損失只能用本國財政來補沖。然而，考慮到中國正在加快進入老齡化社會，考慮到不斷擴大的貧富分化，考慮到中國至今仍然脆弱而且未來支出壓力巨大的社會保障體系，我們真的可以對當前不重要但未來不可能不重要的財政赤字掉以輕心嗎？

或許有人會講，在投資增長過快的情況下，采取以限制投資增長為重點的宏觀調控政策，并沒有違背陳云經濟學關于消費與積累比例關系的理論。的確，在陳云經濟學當中，消費與積累之間的關系，或者消費與投資的關系，或者生活與建設的關系，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陳云所講的“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就是對這一關系的經典表述。但我的回應是，那些認為以限制投資增長為重點的當前宏觀調控政策符合陳云經濟學的人，實際上是在歪曲陳云經濟學，至少是對陳云經濟學做出了教條主義式的理解。

了解中國國情的人都知道，自建國至1976年以前，中國人幾乎人人都是“月光族”，城鄉居民儲蓄微不足道，而且增長相當緩慢，同時也幾乎沒有外匯儲備，甚至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銀行。于是，社會總產出要么是用于消費，要么是用于積累或投資，當然也就不存在儲蓄與投資必相等的問題。但是，隨著1980年以后城鄉居民儲蓄持續保持快速增長的格局，加上1994年以后特別是2001年以后外匯儲備逐步取代城鄉居民儲蓄成為國內儲蓄的主要增長源，于是，在消費與投資之間，便增加一個十分重要的砝碼――儲蓄。在這種情況下，決定投資或積累的力量不再是單純的消費或生活，也不再是以國家財政為主，而是逐漸演變成以儲蓄為主。

陳云經濟學一向堅持“不惟上、不惟書、只惟實”的原則，并始終強調根據新情況找出解決新問題的正確答案。他曾告誡決策層：“我們應該用90％以上的時間去弄清情況，用不到10％的時間去決定政策。”受此指引，在儲蓄快速增長的情況下，陳云經濟學關于消費與積累關系的理論必然要被賦予新的內容，并因此演變為消費、儲蓄與積累關系的理論。

如果注意到消費、儲蓄與積累或投資之間的關系，我們就不會繼續片面解讀資本形成總額占支出法GDP的比例或所謂積累率，并將該等比例在目前超過40％之后套用以往的經驗做出投資增長過度或積累過度的判斷。沒錯，“大躍進”時期的積累率的確超過一度42％，1978年和80年代末以及90年代初的積累率都曾接近或超過40％。但是，如今的情況是儲蓄增長遠遠超過資本形成總額增長，也遠遠超過最終消費增長。于是，目前的中國已陷入世界經濟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流動性過剩。

一言以蔽之，所謂流動性過剩，就是在儲蓄不能順利轉化為投資的情況下出現的一系列短期資產膨脹現象。在宏觀經濟當中，流動性過剩主要表現為投資增加值持續小于儲蓄增加值；在微觀經濟當中，流動性過剩表現為企業流動資產增長過快和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增長過快等等。不可否認，流動性過剩對一國經濟的危害是就業不足以及與此有關的貧富分化，該等危害的程度足以透過不可避免的通貨膨脹得到加劇。不幸的是，這些情況已經部分地記錄在本文“癥狀何在”標題下的文字當中。如果說還有什么沒有涉及到的，那只有是在對流動性過剩不加以充分重視并未能盡快扭轉的情況下難以避免的嚴重通貨膨脹以及隨之而來的更加嚴重的貧富分化。

說到底，中國經濟之所以會陷入上述宏觀失調、微觀失控的境地，一是由于在宏觀經濟政策上忽視了陳云經濟學關于消費與積累、儲蓄與投資之間應保持一定比例關系的原理，在儲蓄過快增長的情況下錯誤地限制投資以至于出現異常嚴重的流動性過剩；二是由于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過度使用行政手段，背離了陳云經濟學關于宏觀計劃、微觀市場或“鳥籠經濟”的指導方針，以至于在宏觀調控的過程中出現不僅設置籠子，而且捆扎籠中之鳥翅膀的現象。后者是主要指企業不能在利潤大幅增長的前提下根據市場需求擴大投資的現象。

無論如何，宏觀調控政策必須符合本國當前的實際情況，不能搞教條主義，更不能不聽反面意見。無論如何，中國經濟問題應中國人說了算，當前國內經濟理論界全盤西化的傾向不能再繼續下去了。無論如何，任何國家的經濟政策都應當符合其不同發展時期的具體情況，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各國經濟政策的制度環境應當是可以相互區別的。無論如何，任何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永遠不要主動地成為發達國家經濟上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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