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矛盾與“第三條道路”的失敗

2005-05-25    周穗明 馬志良 
 
全球化的矛盾與“第三條道路”的失敗
【摘要】“9·11”事件和以勒龐為代表的法國極右勢力的崛起這兩件大事突出反映了當代全球化的矛盾，對于今后歐美的政治潮流、全球化的走勢、“第三條道路”的命運都預示著重大的轉折?！暗谌龡l道路”的失敗迫使社會民主主義重新檢討自己的政治定位：向新自由主義全面妥協，已被事實證明不是出路。開展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在思想、理論和政策上與新自由主義劃清界限，是社會民主主義新世紀變革的當務之急。
【關 鍵 詞】全球化；第三條道路；“9·11”；極右勢力；新自由主義
【作者簡介】周穗明，女，1952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
【中圖分類號】D5；D0 【文獻標示碼】 A 【文章編號】1001-5574（2002）03-0072-07

    新千年以來，大事頻出，“9·11”事件、阿富汗反恐、印巴戰爭、巴以沖突升級、勒龐極右勢力挑戰等等，接踵而至。在這些事件中，又尤以“9·11”和以勒龐為代表的法國極右勢力的崛起這兩個現象最為極端。這兩件大事突出反映了當代全球化的矛盾，對于今后歐美的政治潮流、全球化的走勢、“第三條道路”的命運都預示著重大的轉折。因此，我們應提供理論解釋，以看清未來，采取對策。

                                    一

    首先，“9.11”恐怖主義和歐洲極右勢力的崛起，是以扭曲的形式表現了當代全球化積累的矛盾的歷史性爆發。在我們看來，當代全球化在取得巨大進展的同時，也逼出了恐怖主義和極右勢力這兩種當代極端主義，二者都是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化的內在矛盾發展的產物。“9.11”恐怖主義反映了全球化歷史進程中南北不平等關系的激化，勒龐極右勢力的興起則反映了全球化引發的西方社會內部的貧富分化和社會沖突的激化。

    作為當代極端主義的一個類型，恐怖主義必須受到譴責?！?.11”恐怖襲擊反文明、反人類的罪惡本質已為世人共知。但是，我們不應當因此忽視檢討“9.11”事件發生的深刻社會根源。貧窮是恐怖主義的溫床，不平等是罪惡產生的淵藪。正是資本主義主導下的全球化，加劇了不發達世界的貧困現狀，拉大了南北之間的差距。目前，許多西方人已經認識到，以信息技術和市場擴張為動力的全球化在給人類帶來福祉的同時，也產生了嚴重的經濟政治負效應，給世界造成了苦難。2001年12月初，在慶祝諾貝爾獎設立100周年的聚會上，在世的諾獎獲得者發布了一項悲觀的聲明。他們認為：貧窮和不公正感已在世界上造成了帶有殺機的憤恨，因此“假如我們允許現代武器毀滅性的力量在這些充滿燃料的人群環境中擴散，我們將引發一場大火，這場大火會把窮人和富人一起吞噬。”[1](p4) 不僅是民間和左翼，西方主流思想界也在反思。他們在繼續鼓吹全球化巨大成功的同時，也看到全球化所強調的以私有化、開放市場和貿易自由化為中心的市場改革對世界大多數地區意味著富人統治，全球化過程中富裕國家得到的利益遠遠大于貧窮國家所得。我們應該看到，“9.11”恐怖主義的背景是弱勢人群對強勢國家的絕望的自殺性攻擊和破壞性報復，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9.11”以同歸于盡的極端形式從深層反映了被全球化、現代化拋棄的世界的仇恨和絕望。同時，在巴勒斯坦青年以死相拼的決絕和絕望的瘋狂背后，我們看到的也不僅僅是拉丹的極端原教旨主義的罪惡蠱惑，還潛藏著更深刻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原因。顯然，“9.11”表面呈現的文明和宗教沖突的后臺背景，是世界經濟政治的不平等狀況。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有關這方面的統計數字令人觸目驚心。新近發生的阿根廷危機更加劇了窮國的不公正感和不安全感。全球化無疑拉大了世界貧富差距，全球化的負面效應正在反刃資本主義自身。因此，不解決南北不平等問題，不建立公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國際恐怖主義不會絕跡，拉丹的社會基礎將始終存在。要杜絕恐怖主義襲擊的發生，必須從根本上鏟除滋生恐怖主義的根源，解決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不公正現象。

    此外，歐洲極右勢力的崛起，歸根結底也是全球化負面效應的表現。極右勢力的挑戰并不足懼， 1999年全歐對奧地利海德爾當選的抵制和當下法國人民在大選第二輪對勒龐的抗議就是西方社會中民主力量的展示。但是，問題的尖銳性在于：為什么海德爾、勒龐之流會成為下層社會、勞動人民的民意代表，為什么極右派奪取了原屬于左派的選票？問題還在于，極右勢力的猖獗和左翼的困境不獨是法國的單一現象，有在歐洲蔓延之勢。因此，我們認為：必須從全球化對歐洲的沖擊和政府對全球化的不力政策中去尋找原因。

    法國近年來的經濟社會危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形成的。傳統主流政黨、尤其是左翼政府無力解決法國近年來日益低迷的經濟狀況、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一浪高于一浪的移民潮和日趨嚴峻的社會治安問題，促成了極右勢力的崛起。失業問題、移民問題、犯罪和治安惡化問題，歸根結底是由全球化引發的勞動市場危機所致。作為全球化技術動力的信息產業高技術革命，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勞動力的結構性過剩；而作為全球化市場擴張動力的一系列解除管制、開放市場的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政策，造成了法國和歐洲的資本外流，也造成了這些國家傳統產業中勞動崗位的流失，加劇了勞動市場的危機。具體而言，西歐發達國家在90年代以信息技術為主體的新經濟中不占優勢，沒有提供大量新的工作崗位；傳統產業的衰落，使傳統工業部門的就業崗位日益減少；外國移民和非法移民低價競爭就業崗位；跨國公司的投資向廉價的海外勞動力市場的轉移更使這一狀況雪上加霜。勞動就業崗位已成西歐發達國家最稀缺的資源。惡化的勞動市場狀況使失業危機成為常態。如法國，長期遭受勞動危機的困擾，約有10％的人失業的狀況已持續了10 年。年輕人的失業率接近20％，數百萬年輕人面臨“畢業即失業”的窘境。在一些最糟糕的夕陽產業，失業率高達80％。無所事事、沒有前途的年輕人是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反移民的社會情緒因此高漲，犯罪率因此居高不下。

    法國這些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是全球化浪潮沖擊下歐洲國家的普遍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國選情的右傾，體現了選民對主流政黨、尤其是當政的左派政府應對全球化的總體政策的失望和不滿。左翼的全球化戰略沒有擺脫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窠穴，政府關心國家競爭力甚于關心社會的疾苦，花樣翻新的政策許諾沒有使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有重大改觀，從而一再使選民失望。在法國選民的眼中，傳統的左右翼主流政黨在解決全球化帶來的問題上政策趨同，都主張維持現狀，拿不出辦法解決困擾法國的根深蒂固的問題。勒龐的“國民陣線”在大選中打出了反全球化的民族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旗幟，鼓吹“法國是法國人的”和“社會政策左傾，財政政策右傾，國家政策法國優先”，要“趕走外籍工人”，“擋住移民潮”，“鐵腕治理社會”。這些有利于“土生土長” 的法國人的鮮明口號，吸引了底層的邊緣人群、受失業困擾的年輕人、低收入人群和傳統的產業工人。由此可見，傳統主流政黨、尤其是左翼對這些問題的無所作為催生了極右翼極端主義，其無力政策將下層社會的民眾推向了勒龐極右勢力的懷抱。

    總之，全球化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加速發展，給世界帶來了新經濟、新機遇，也積累了深刻的矛盾。當年推動全球化發展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如今正釋放出嚴重的負面效應。不解決全球化所帶來的南北鴻溝擴大和加深的問題，國際恐怖主義將難以根絕；不解決全球化給歐洲發達國家造成的困境和問題，極右勢力的猖獗將難以擊敗。

                                    二

    引發極端主義的嚴重社會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是傳統主流政黨政策的失誤，也從一個角度體現了歐洲左翼“第三條道路”的歷史性失敗。

    在歷史上，極端主義思潮出現時，往往有利于左翼的發展。但是這次的情形不同，作為歐洲傳統左翼的社會民主黨成了極右翼挑戰和沖擊的主要對象。傳統左右翼主流政黨無力迎戰全球化沖擊的政策失敗只能說明勒龐之流何以成功，卻不能解釋極右翼極端主義的挑戰為什么偏偏對左翼產生了最強烈的沖擊，而導致傳統右派的完勝？人們看到，法國人選擇了希拉克而拒絕若斯潘，以犧牲左翼的方式避免了極端主義。在歐洲大選年，各國社會民主黨政府則紛紛下野。這種情況只有一個解釋，即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第三條道路”事實上已經被西方國家的人民所拒絕。

    從政策層面看，社會民主黨人在90年代中期以來提出的“第三條道路”并沒有實現它的政策預期，沒能挽救歐洲各國的經濟社會危機，從而使自己陷入困境。在英國，“第三條道路”的倡導者布萊爾已失去其“金童”形象，不再強調他的“第三條道路”。盡管他贏得了第二屆大選，但是他在黨內的威信迅速下降，英國工黨退黨人數已達3/8（從1997年的40萬下降到今天的25萬）。在德國，經濟的不景氣和失業人數的大規模反彈，使承諾讓經濟走上快車道的施羅德恥于高談他的“新中間”。在4月底剛結束的州議會選舉中，德國社民黨在其傳統選區失去了政府大權。在本年度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中，德國社民黨執政前景堪憂。在法國，社會黨若斯潘在大選第一輪便意外出局，……。1998年以來，在西方大規模的反全球化運動中，激進的青年直呼社會民主黨人為“新右派”，正是對各國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及其“第三條道路”政策的不滿的宣泄。在2002年，這些不滿正轉化為選票箱前的否決。

    以法國為例，左翼大選落敗是社會黨所奉行的“第三條道路”政策的全面失敗。在一般人眼中，“第三條道路”是90年代布萊爾、吉登斯們的專利。事實上，法國社會黨才是“第三條道路”的始作俑者。早在70年代，密特朗領導法國社會黨進行了最早的“第三條道路”式的改革。這也許正是當時法國社會黨能取代法國共產黨上升為左翼第一大黨，并在里根、撒切爾右翼政府在英美上臺后仍然能在1981年取得執政地位的重要原因。法國社會黨政府上臺后，在1981年至1983年執政初期遭遇國有化政策失敗。此后，密特朗政府在英美新自由主義調整政策和歐洲一體化所要求的開放市場、勞動力自由流動等政策的壓力下，走上政策中性化的道路，在密特朗執政后期已全面實行90年代歐洲新中派提出的“第三條道路”，只不過沒有使用“第三條道路”這種招牌式的鮮明口號來標榜自己。到90年代，選民已很難區分出社會黨和右翼法蘭西共和聯盟的政策區別。在本屆大選中，75％的法國人表示看不出若斯潘和希拉克之間在政策上有什么明顯差異。當左翼在“拷貝”傳統右翼的思想和政策時，人們為什么不干脆去找右翼的“原件”？

    應當說，若斯潘關于“要市場經濟，不要市場國家”的名言體現了法國社會黨政策的社會民主主義色彩，若斯潘在其執政期間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他在私有化、社會福利、失業政策等問題上處處向新自由主義妥協，在有關勞資雙方利益的政策上表現得進退失據，給人以勉力維持現狀、不顧選民意愿的印象?！暗谌龡l道路”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和現實之間的困境，是它四面不討好并最終落敗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法國社會黨實行“第三條道路”政策是最早的，但它在西歐社會民主黨中并不是走得最遠的，相反它是歐洲社會民主黨中的左翼。而新納粹極右勢力偏偏在法國、荷蘭等這些“第三條道路”政策尚為偏左、較有成就的國家表現得特別猖獗，這實在是對“第三條道路”的莫大諷刺，也恰恰反映了“第三條道路”政策失敗的深度。正是由于 “第三條道路”政策的矛盾性和模糊性，使人民失去了對社會民主主義的認同性。因此，當極右浪潮襲來之時，下層勞動人民容易為其具有蠱惑性的改變現狀的許諾所吸引，而拋棄旗幟并不鮮明的社會民主黨，轉向支持極右翼。

    同時，“第三條道路”的挫折不僅是社民黨人在競選策略與政策上的失敗，也標志著他們在政治上的失敗。其失敗的主要表現，是傳統左翼陷入身份特征危機，丟失了自己的政治身份證，因而已不再擁有穩定的社會基礎。社會民主黨的身份特征危機由來已久?？陀^上說，7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會已發生了重大的階級關系變動，出現了社會階級關系重新復雜化、多元化的趨勢，西方社會結構已不同于資本主義早期、甚至二戰后初期的狀況。其主要特征是新中間階級的迅速成長。社會結構的新變化導致各傳統政黨紛紛趨向中性化政治，適應新中間階級的口味，爭奪這一階級的支持。90年代的全球化導致了社會流動性的加速，新移民的激增突出了更嚴重的社會分化，從而使社會結構更不穩定。社會關系的變動對作為傳統左翼的社民黨影響最大。它難以協調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不容易產生一個能夠整合社會中下層各階層的政治理念，也不容易得到新中間階級白領的天然認同。因此，近年來社會民主主義變革的總體方向，是一步步淡化自身的階級特征，爭取以新中間階級白領為中心的更廣泛的社會階層的支持，全力爭取中間階層，擴大社會黨的選民基礎。但是，左翼變革的危險也隨之產生。比如，法國社會黨在向中看齊的過程中，逐漸淹沒了自身的身份特征，不僅競選綱領、政治綱領與右翼越來越相似，社會政策日益趨同，其意識形態也失去了鮮明的特征和感召力。社會黨的中性化即綱領、政策和意識形態向右翼的全面妥協，最終使其失去了可以清晰辨認的政治形象。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則走得更遠。而社會民主黨陷入身份特征危機的直接后果，是它失去了大部分傳統的支持者。由于社民黨更多地側重于吸引城市中產階級，更多地關注引發嚴重社會挑戰的新社會運動，而遠離了中左翼傳統的選民基礎——工人階級，削弱了自己的社會基礎。近期歐洲各國大選表明，社民黨人為其不明確的身份定位付出了高昂代價。2002年法國左翼大選失利，標志著歐洲整體回歸傳統右翼主流，宣告了“第三條道路”的破產。曾經飄浮在歐洲上空的“玫瑰色祥云”行將遠去。布萊爾已承認，英國現政府將是歐洲最后一個左翼政府。

    “第三條道路”的失敗迫使社會民主主義重新檢討自己的政治定位。向新自由主義全面妥協，已被事實證明不是出路；拒絕變革創新不顧現實變化，只能是死路一條；放棄或模糊自己的基本價值理念一味向中看齊，也只能自壞家門。如果社會民主主義無法實現其基本價值觀和變革的統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塑自己的身份特征，它將無法建立穩定的社會基礎，歐洲社會民主黨將陷入長期的、不可逆轉的衰落之中。

                                          三

     如果說歐盟的建立是歐洲的全球化應對之策，那么“第三條道路”就是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全球化應對之策。在“第三條道路”的歷史性挫敗面前，社會民主主義向何處去？傳統左翼的前景和走勢如何？

    從當前歐洲轉向傳統右翼執政、“第三條道路”淡出主流政治的情況看，表面上是形成了一個政治右傾化的局面。在今后以五年為一個任期的選舉年度中，歐美由傳統右翼當家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這基本上是一個選舉年現象。法國不會因為傳統右翼上臺、整個社會情緒就倒向反國家主義，德國也不會因為傳統右翼可能得勢、社會就放松對法西斯主義的警覺。整個歐洲都不可能縱容法西斯主義和極右政黨的猖獗。歐盟所引領的歐洲一體化進程還將繼續，不管誰執政都不能抗拒這一進程所要求的各國經濟政治變革。此外，盡管政治多元化在西方是一個長期趨勢，但在短期內不會出現以傳統左翼和右翼為基本格局的兩黨政治體制的根本坍塌。風水來回轉，明年到我家?！暗谌龡l道路”失敗了，但是社會民主黨今后仍有重新上臺執政的可能，還會提出新的口號和標識。只要西方現行的政黨政治體制仍然存在，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希望仍將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必過分夸張當前西方政治右傾化的影響。
然而，真正值得人們思考和關注的是西方政治的長期右傾化趨勢，是新自由主義的長期霸權及其對社會民主黨的影響。應當看到，當前西方的右傾潮流不是一個暫時的現象，而是主宰當代全球化的20年新自由主義霸權的延續，是“9.11”后美國霸權地位進一步強勢擴張的必然反映。

    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撒切爾美英保守主義政府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以來，新自由主義已雄踞20多年的主流地位。當代新自由主義從公共政策到意識形態的強勢，已是世人的基本共識。在西方取得冷戰勝利后，新自由主義曾一度過分陶醉于自由市場的勝利、不顧及公眾利益，因而在90年代初曾遭受過短暫的失利。但是，它在總體上從來沒有失去發展勢頭。在新自由主義的主導下，西方不僅成功地推進了全球化、新經濟，而且建立了一整套新的國際經濟政治架構和原則，從而使西方世界走出了70年代的困境，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在這場新自由主義改革中，美國始終處于中心地位，是這場變革的發動機和動力源。美國成為冷戰結束后左右西方乃至全球的無可爭議的中心。在這一宏觀歷史背景下，盡管90年代中期出現了以“第三條道路”為標志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鼎盛時在1998年甚至出現過歐盟15國中有13國由社會民主黨單獨或聯合執政的盛況。但是，這命中注定是一次社會民主主義短暫的回潮。在“第三條道路”大量汲取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和政策的努力背后，原旨的新自由主義并沒有給它留下多少后退余地和發展的政治空間。

    當前歐洲左翼的窘境，進一步折射出美國霸權的決定性影響?！暗谌龡l道路”的失敗，從根本上是由以美國為軸心的新自由主義霸權的強勢地位所決定的。也就是說，離美國軸心越遠的左翼，如法國社會黨，垮得越快；離美國軸心越近的中左派、“新中派”，如英國工黨，越容易生存下來。英國工黨之所以能夠碩果僅存，有英國的特殊國情，有英國作為美國特殊盟友的歷史根源，更重要的是，布萊爾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色彩最淡，對新自由主義的認同度最高，其變革離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價值理念最遠。總之，英國工黨與傳統右翼在政策和路線上的差別最小。社會民主黨的“第三條道路”改革極力渲染其中性色彩，期盼在價值理想和現實建立一種平衡，找到一種出路。其結果卻是為了選票、為了需要而犧牲價值理想，不斷認同現狀，向新自由主義霸權妥協?，F在看來，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社會民主黨在其“復興”和“神奇回歸”中所提出的“第三條道路”及其所謂“中性化”、“新政治”，不過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化，并沒有提供比傳統右翼更多的東西。人們常說當今歐美政治是“兩頭靠中間”，這只說對了一半。在20來年的新自由主義霸權的強勢主導下，這種中性化政治的另一個特點是“中心點右移”。歷史地看，右傾化是過去20年、也是今后歐美政壇的基本面。

    短暫的歐洲政治右傾化現象并不足懼，“第三條道路”的挫敗也不足惜，真正的危險在于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式微，關鍵的問題在于社會民主主義有沒有能力超越和戰勝當代新自由主義。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在20世紀已經進行了兩次重大變革，一次是世紀初的伯恩施坦主義的出現，另一次是50年代末以來社會黨國際的建立及其《法蘭克福聲明》的新綱領出臺，90年代的“第三條道路”是其第二次變革的延伸。前者使社會民主黨從資本主義體制外的革命黨，變成體制內的改良黨、競選黨；后者則旨在從資本主義體制內的競選黨進而成為全民黨、所有“利害相關者”的黨。90年代的“第三條道路”是社會民主主義20世紀以來的第三次重大調整。這次新調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第三條道路”在當前的挫敗也暴露了這一調整的局限性。在新自由主義長期霸權的總體背景下，如果社會民主黨放棄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就意味著徹底放棄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價值觀，認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向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妥協。堅持和重塑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價值，是社會民主黨克服自身的身份危機、重鑄其身份特征的核心。否則，社會民主黨將成為沒有價值理想、失去階級政治特性、沒有穩定社會基礎的政黨，變成美國式的競選機器。倘若如此，社會民主黨也將失去其存在價值。因此，開展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在思想、理論和政策上與新自由主義劃清界限，是社會民主主義新世紀變革的當務之急。

    我們還應看到，“9.11”事件的發生對美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霸權起到了加固作用?！?.11”以后，美國右翼政府利用國內民眾高漲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以自由民主的捍衛者和恐怖襲擊受害者的名義，進一步取得了新自由主義霸權的合法性。美國在今后一個時期將以蒙難者和正義者的姿態進一步推行新自由主義全球戰略，在反恐的旗幟下謀求建立美國的全球霸權。同時，處于恐怖襲擊威脅下的西方社會的深深的不安全感，也使歐美的社情民意趨于保守?？傊?.11”后美國、歐洲乃至全球的政治方向都出現了危險的轉向。近期布什政府正在徹底放棄持續幾十年的遏制理論，力圖實現其“主動出擊，積極防御”新戰略構想。這意味著歐美政治長期右傾化的基本面難以逆轉，程度還將進一步加深。美國從內外政策、總體戰略到意識形態的全方位右傾化，將對西方盟國形成全面幅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變革正處在一個比以往更為嚴峻的形勢下，前路限險，需要社會民主黨人對其國內、國際政策和政治定位作出深刻的反思和艱難的選擇。

參考文獻

[1]《國外理論動態》，2002年第4期，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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