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歷史、理論和現狀
——訪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徐崇溫
 
 
 
　發布時間： 2007-05-14 11:23　《馬克思主義研究》 
 
   徐崇溫，1930年7月生，江蘇省無錫市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榮譽學部委員、博士生導師。1952年畢業于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1956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博士研究生，后在該所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當代社會主義的若
干問題——國際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97）、《20-21世紀：社會主義的回顧與展望》（1995）、《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1994）、《用馬克思主義評析西方思潮》（1990）、《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2000）、《民主社會主義評析》（1995）、《阿圖色》（1999），主編《國外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研究叢書》（42部）、《當代資本主義研究叢書》等。

    ▲（采訪者簡稱為▲，下同）：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因為在當下的重新泛起引起了理論界的注意，但關于這一思潮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存在著諸多模糊認識。我們知道您對于社會民主主義有著較深入的研究，想請您就此談一談。

    ●（被采訪者簡稱為●，下同）：西方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包括社會黨、工黨），是西方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中的改良主義派、西方國家中的中左翼政治力量，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是他們的思想體系與意識形態的名稱。

    19世紀中葉，在西方工人運動中進行活動和發揮影響的，不僅有以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者，還有其他種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代表，社會民主派、社會民主主義者就是其中之一。什么是社會民主派？社會民主派最初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馬克思指出，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為了消滅資本和雇傭勞動這兩極，而是為了緩和這兩者之間的對立并使之變得協調起來，其實質始終是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但是這種改造始終不超出小資產階級的范圍。 由于他們根本不把全部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的口號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因此馬克思恩格斯一直不把自己稱作社會民主主義者，而稱作共產主義者。

    巴黎公社失敗以后出現的特殊形勢要求工人政黨在革命尚未提上日程的時候，要慢慢地訓練人民群眾，在日常斗爭中善于妥協，既不回避選舉，也不放棄議會斗爭，這種形勢使得社會民主主義這個概念在國際工人運動中迅速流行起來；但在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廣泛傳播，又使得這些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人也接受了共產主義即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這種情況使得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個概念的態度作了一些調整：暫時容忍了它。

    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導下，1889 年國際社會主義代表創建的第二國際，其所屬的各國社會民主黨，在其綱領上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世界觀、經濟理論、階級斗爭理論、國家學說和革命理論為根據的，它們都在黨綱黨章中闡明自己的社會主義性質，把通過階級斗爭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以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891年的愛爾福特綱領中就詳盡地表述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不僅如此，第二國際在其前期（19 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活動中，還清除和清算了無政府主義，廣泛傳播了馬克思主義，制定了一些有關工人運動的方針政策，使工人階級的群眾性組織和黨組織都隨著工人運動的發展而不斷增大。

    ▲：那么，社會民主黨是何時演變為社會改良主義政黨的呢？

    ●：社會民主黨演變為社會改良主義政黨發生在19世紀末。由于第二國際是在運動向橫的方向發展的和平時期進行活動的，再加上第二國際所屬各黨忽視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這就使它日益滋長和發展起來，特別是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國際所屬各國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加緊進行改良主義活動，在1896年7-8月在倫敦召開的第二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使社會民主黨這個稱呼所包含的內容發生了一次再變化：它雖然重申了“把資本主義所有制和生產方式轉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和生產方式”的目標，但卻把為奪取政權所應采取的措施歸結為一系列有關普選權的要求。而隨著伯恩施坦主義的出現，第二國際的右派和中派更把社會民主主義解釋成一種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在資本主義范圍內通過和平與合法的議會道路來使資本主義進化為社會主義的東西，把社會民主黨變成在資本主義范圍內搞社會改良的黨。

    1896年10月以后，伯恩施坦就以《社會主義問題》為總標題發表一系列文章，鼓吹修正主義觀點。1899 年，他又出版了把其修正主義觀點全面系統化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反對根據客觀的歷史必然性來論證社會主義，并宣稱，社會主義的勝利并不取決于內在的經濟必然性，給社會主義提供純粹唯物主義的論證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卡特爾、托拉斯等壟斷組織的出現，使資本主義有了適應能力，經濟危機已經可以防止甚至根本消除了，資本主義的矛盾不是趨于尖銳而是趨于緩和；隨著技術和社會組織的發展，中間階級的人數愈來愈多，社會關系的尖銳化沒有按《共產黨宣言》所描繪的那樣實現，資本主義的經濟崩潰是不可能的；政治自由、民主、普選制已經使階級斗爭的基礎日趨消滅，隨著工人的數量和知識的增長，普選權可以成為使人民代表從人民的主人轉變為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而階級專政則屬于較低下的文化，是政治上的返祖現象；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學說已經過時，在一百年前需要進行流血革命才能實現的變革，今天只要通過投票、示威游行和類似的威逼手段就能實現；社會民主黨的全部實踐活動應當歸結為創造條件去促成和保證現代社會制度在不發生痙攣性爆發的情況下，轉變為一個更高級的社會制度，即通過改良使資本主義和平轉變為社會主義。與此相適應，社會民主黨應當改變性質，成為一個力求以民主改良和經濟改良的手段來實現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政黨。伯恩施坦的這些主張雖遭到過黨內的強烈批評和抵制，但也在黨內外和國際工運中引起相當廣泛的共鳴， 法、德、英、意、比各國黨內的不少領袖和工會領導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改良主義傾向。1910 年前后，伯恩施坦主義更成為第二國際所屬多數社會民主黨的主導思想。

    ▲：您能否把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主張做一個簡單的概括。

    ●：可以。不外乎以下幾個基本觀點：

    第一，把社會主義看成是一種道德需要、道德抗議，否認其歷史必然性。社會民主黨人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不是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聯系，而是一種道德價值，這種道德價值旨在消除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中的矛盾，實現人和人之間的超階級團結。社會黨國際在1951年的《法蘭克福聲明》的序言中明確宣稱“社會主義的實現不是必然的”，之所以否認社會主義實現的客觀必然性，根源于社會民主黨人把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必然性同人的意志、活動絕對對立起來，并指責強調社會主義歷史必然性的馬克思主義具有反倫理傾向，因為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確認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必然性，錯誤地等同于排斥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宿命論、等同于否定價值觀念的“反倫理傾向”。

    第二，以自由、公正、相助為基本價值，把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局限在資產階級民主的框架內。從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哥德斯堡綱領到社會黨國際的斯德哥爾摩原則聲明，社會民主黨人一直把自由、公正、相助奉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把民主社會主義說成是爭取自由、社會公正和團結的國際運動，而在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社會，自由、平等、博愛這樣一些價值概念，是反映資本主義買賣勞動力的商品交換關系的概念，因而獨立的個人把不受約束的運動當作自己的自由，反而成為個人的完備的奴隸制和人性的直接對立物。社會主義學說正是在它拋棄了關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會條件的議論，而著手唯物主義地分析現代社會關系并說明現在剝削制度的必然性時取得的成就。社會民主黨人一再強調社會主義只有通過民主制才能實現和完成，是以實行民主化為手段爭取人類解放的運動，這是把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完全局限和融解在資產階級民主之中。然而，要在資產階級民主的框框里實現社會主義，實際上卻是不可能的，是在任意縮小工人社會主義的概念。

    第三，以對經濟的民主監督取代消滅私有制。二戰以后，社會民主黨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一項爭取和捍衛自由和公正，又在自由和公正中接受檢驗的持久任務，而這個任務的實現，并不需要從根本上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時，他們就以對經濟的民主監督去取代其戰前綱領中規定的消滅私有制，強調不應把各種不同形式的公有制本身看成是目的，強調它本身并不是醫治社會弊病的特效藥。而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社會黨國際的代表大會宣言中，所有制問題已不再提及。

    第四，用共同參與的經濟民主來補充議會民主。社會民主黨認為，與財產享有資格純屬形式上的改變（如廢除私有制）相比較，經濟中的決策權真正民主化才是真正重要的，因為這種經濟民主關系到民主不只是作為一種國家政體，而且也作為包括職業生活在內的社會各領域的生活形式來加以貫徹實現的問題，關系到對議會民主作必要補充的問題，因為只有與共同參與制相結合的議會民主，才是解決民主機制發揮作用問題的最佳辦法，因而經濟民主具有極大的重要性。戰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雇員參與企業高層決策和基層管理的舉措，對于改善工人的處境、維護工人的眼前利益，對于改善勞資關系、緩和企業內部的矛盾和沖突，都有一定的意義。但由于西方國家都是在堅持私有制的前提下推行這種經濟民主的，因而就沒有，也不可能改變工人被剝削的雇傭地位，也不可能賦予勞資權利平等。它是一種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社會改良。

    第五，普遍主張實行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西方國家的社會民主黨把實行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看作是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認為應把它看作是確保全體公民積極參加為社會服務的項目的必要基礎，是爭取自決和自我實現的一個基本先決條件，表示決心消除貧困實現收入和財富的公平分配，保障人人都有權得到像樣的收入。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的出現，從根本上說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無限擴大的趨勢同有限消費之間的矛盾所規定的。這些制度的實行，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保證了勞動力的再生產，但卻不是消滅剝削和貧困、導致社會普遍福利和階級同化的“收入革命”，因為說到底，西方國家的社會福利基金，主要是把雇傭勞動者價值的一部分集中到國家的手中，然后由國家以福利的形式進行再分配，以滿足社會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

    ▲：英國的“第三條道路”的主張可不可以認為是對上述基本主張的發展？

    ●：英國的“第三條道路”是指英國工黨領袖、首相布萊爾和其精神導師社會學家吉登斯所倡導的，主張在“老左派”即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新右派”即新自由主義之間和之外走第三條道路的理論和實踐，它出現的時代背景是20世紀70-80年代取代了凱恩斯主義、醫治了西方經濟“滯脹”現象的新自由主義。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美國以安然、世通為代表的企業丑聞的強烈沖擊下, 被證明其鼓吹的金融系統的完全自由化、完全解除管制、放松限制等政策是行不通的，它所鼓吹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已經宣告失敗，形勢的發展要求重新確立國家干預這只“看得見的手”去補充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但在資本主義發生了許多變化的歷史條件下，再回到20世紀70年代以前那種國家干預已不可能，實踐在呼喚一種新的經濟模式，英國的“第三條道路”正是適應這樣的需要而產生的。它認為老左派的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過分強調國家干預的作用，新右派的新自由主義又太強調絕對自由市場，各有偏頗，必須揚長避短，要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在調整市場經濟和國家干預的關系中取得新的平衡。

    英國的“第三條道路”以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自詡，宣稱它熱情致力于其社會公正和中左的政治目標，卻以靈活創新和富有遠見的方式來實現它們。其具體主張，一是在政治上打破左右兩分法，拋棄階級政治，追求跨階級的支持，主張個人自由依賴于集體資源，認為好政府是自由發展和擴展的必要支持；二是在經濟上創建新的混合經濟，它不是在國有私有之間取得平衡，而是在管制和解除管制之間取得平衡。它的基本原則是：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沒有民主就沒有權威，負責的企業是尊重雇員、顧客和股權人的企業，政府要通過自由激勵和控制手段來創造一種風險共擔的企業文化；三是分解國家權力，把權力向下轉移到地方和社區，向上交給跨國機構，政府不再以國家邊界為活動范圍，而把世界政府治理問題提上日程，同時要培養與平民社會中的組織進行積極合作的伙伴關系；四是建立世界主義的民族國家，在一個世界主義的世界中為民族國家尋找一個新的位置；五是變福利國家為社會投資國家，重點是使消極福利變為積極福利，使個人和其他機構同國家一樣對福利的實現和創造做出貢獻。

    ▲：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何在？

    ●：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是兩個不同的思想體系, 它們之間的區別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地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對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不同態度和觀點上面。

    一是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和觀點上，科學社會主義堅定不移地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即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理論，又在把馬克思主義同時代特征、客觀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推進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反之，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卻由19世紀70-90年代的信奉馬克思主義，變為19世紀90年代以后在實踐中拋棄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綱領上仍以馬克思主義自詡，再變為在二戰以后把世界觀中立、指導思想多元化奉為自己的思想綱領。為此，它們時而把馬克思主義同宗教原則等并列為自己的信仰基礎，如1951年社會黨國際的《法蘭克福聲明》說：“不論社會黨人把他們的信仰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或其他的分析社會的方法上，不論他們是受宗教原則還是受人道主義原則的啟示，他們都是為共同的目標……而奮斗”；時而把馬克思主義從自己的綱領中完全排除出去，如1959年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哥德斯堡綱領》說：“在歐洲植根于基督教的倫理學、人道主義和古典哲學的民主社會主義，不想宣布任何最后的真理”，只字未提馬克思主義；時而又重新提到馬克思主義，如德國社會民主黨1986年黨綱又說：“歐洲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根源是人道主義哲學，基督教，馬克思的歷史和社會學說，工人運動的經驗”，無論有些什么變易，其指導思想都不是馬克思主義。他們之所以有時還要提到馬克思主義，那是因為事情正如英國《經濟學家》早在1954年3月20日一期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樣：“在社會民主黨那里，‘馬克思主義’的作用要比黨的宣言中對馬克思的虛偽稱贊所表現出來的小得多。實際上，那些虛偽的稱贊與其說出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信仰，或者對于這種理論的重視，倒不如說是由于害怕共產黨人在知識分子和工人中間成為馬克思威信的惟一繼承人。”

    二是在對資本主義的態度和觀點上，科學社會主義根據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深刻分析，從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到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一再重申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科學社會主義又根據20世紀以來社會主義首先在經濟文化較不發達的國家取得勝利的客觀事實，從列寧開創的蘇聯社會主義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理論到實踐都強調社會主義要吸收和借鑒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在內的人類文明成果。反之，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卻以資本主義病床邊的醫生自居，把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完全局限在資本主義的框框里，即使成了執政黨、參政黨，也僅限于為資產階級管理社會，只是爭取使之更加“文明化”、“人道化”而已。

    三是在對社會主義的態度和觀點上，科學社會主義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億萬人民的實踐與探索，不斷深化著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如在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上，1992年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001年提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本質要求”；2006年又提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反之，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在還把社會主義當作目標時，就把它融解于和歸結為作為實現目標的手段的資產階級民主之中，如社會黨國際18大的斯德哥爾摩《原則聲明》說：“民主和人權不僅僅是實現社會主義目的的政治手段，而且是社會主義目的(建立民主的經濟和民主的社會)的根本實質”；而在蘇東劇變以后，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更不再把社會主義視為制度、目標，從而要求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而把社會主義視為通過對現存資本主義的不斷調整實現平等、互助的價值，對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歷史進程的不斷改革，從而把社會主義從人類社會發展的選項中排除出去，而認為資本主義已經無可取代。例如英國工黨領袖、首相布萊爾的精神導師，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就寫道：“過去，社會民主主義總是與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現在，在一個資本主義已經無可替代的世界上，其取向又應當是什么呢？”其答案就是他所提出的被稱作是“告別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 。

    ▲：我們了解到您對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概念進行過歷史考察，對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關系進行過澄清。

    ●：社會民主主義是西方國家社會民主黨從建黨時開始使用的思想體系名稱，但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思想內容：最初它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的思想體系，其特征是根本不把全部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的口號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在巴黎公社以后到1896年第二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期間，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廣泛傳播使得那些自稱為社會民主黨人的人也接受共產主義的基本理論，使得社會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內容在這一時期交叉重疊起來；19世紀末，第二國際的右派和中派跟著伯恩施坦把社會民主主義解釋成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在資本主義范圍內通過和平與合法的議會道路來使資本主義進化為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同共產主義的思想內容再度對立起來。

    1951年社會黨國際在其成立宣言《法蘭克福聲明》中把其思想體系的名稱由社會民主主義顛倒成為民主社會主義，其目的在于凸顯它是“民主”社會主義，以區別于共產黨人的“專政”社會主義。然而，這也說明了在當時，雖然社會民主黨人認為自己同共產黨人之間，在是否能用民主、和平的方法去實現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上存在著極其尖銳的原則分歧，但大體上說來，兩者在社會主義這個根本目標上還是基本一致的。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以后，西方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人又把其思想體系的名稱再顛倒成社會民主主義。原因在于西方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人在幫助促成東歐劇變以后，原指望自己在東歐會有巨大的發展，在實際上卻只是鼓舞和助長了極右翼勢力的發展，并使人們對社會民主黨人的“社會主義”招牌也提出了質疑，使他們在西歐也開始逐漸失勢。在他們看來，“社會主義”一詞似乎把選民推向了保守派的懷抱，這使他們覺得，為了回避在蘇東劇變中已被資產階級妖魔化了的“社會主義”對自己的牽連，必須把民主社會主義再顛倒成為社會民主主義，這意味著同現實社會主義相比較，它并不是一種[民主]“社會主義”，而是一種[社會]“民主主義”。在蘇東劇變以前，西方的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只有通過民主才能實現的社會主義，是民主的最高形式；自由、民主和人權不僅是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政治手段，而且是社會主義理想的根本實質；而在蘇東劇變以后，西方的社會民主黨人又進而認為，不應再把新時代的社會主義視為制度、視為目標，從而要求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而應把社會主義視為通過對現存社會的不斷調整實現平等與互助的價值；不應再追求對資本主義的超越，而應把資本主義視為一種有效的進程；把社會主義看作是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歷史進程的不斷改革。

    所以，西方社會民主黨人把自己思想體系的名稱由社會民主主義顛倒成為民主社會主義，以后又再顛倒成為社會民主主義，表明他們離科學社會主義所說的社會主義越來越遠。

    ▲：基于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您是如何評價社會民主黨的實踐的？

    ●：社會改良主義的基本功能和充當資本主義制度掘墓人的革命無產階級相反，它主張成為資本主義病床邊的醫生和護士。對此，社會民主黨一些領袖直言不諱，如在1975年5月25日，時任社會黨國際主席的德國勃蘭特和副主席的瑞典帕爾梅，應社會黨國際另一位副主席奧地利克賴斯基的邀請，去奧地利首都維也納交換意見時，克賴斯基援引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弗里茨·塔爾諾在1931年萊比錫黨代表大會上把社會民主黨說成是“資本主義病床邊的醫生”的講話。他說：“這篇載入史冊的講話”，雖然遭到所有左派的激烈反對，但它因此也是“切中要害”的。帕爾梅則說：“在一定程度上，我們社會黨人確實是同資本主義共同生存的”，“人們需要工業社會的基本設施，資本主義的現代危機同時也是工業社會的危機。這樣，拯救工業社會就成了我們的任務”，他強調，“過時的廢除資本主義的口號已經沒有什么吸引力了，現在不能簡單地說什么我們要廢除資本主義” 。

    應當說，西方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在其執政或參與執政的過程中也曾取得一些政績，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他們不僅在自己的綱領中提出了改善勞動人民生活狀況的政策主張，而且在其執政實踐中，確實為改善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動人民的物質生活狀況做出過一些成績，推動了人們從公民權利到經濟和社會權利的發展，其中包括勞動、就醫、養老、殘疾人福利、休閑、兒童保護、家庭維持補助金、平等教育機會、失業保險、社會保障等方面。據一些社會學家比較分析，和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右派政黨政府相比，在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地方和時候，用于社會需要的國家撥款要多一些，社會保障和保健的質量要好一些；二是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實踐還推進了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生活的進一步民主化。然而，由于西歐國家的社會民主黨推行的終究是一條充當資本主義病床邊的醫生和護士的路線，因而在把資本主義改變成為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上就沒有，也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

    ▲：看來，社會民主主義是不可能把資本主義改造成社會主義的。

    ●：對此，社會黨國際經過反復之后也不得不予以承認。在1951年成立社會黨國際時，與會各國社會民主黨人被英國工黨政府在二戰后所實行的國有化政策和福利制度所取得的成就所迷惑，曾誤以為他們的這種改良主義已經把英國的資本主義改變成為社會主義，因而在會議通過的《法蘭克福聲明》中說：“在某些國家中，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已經奠定，所以在那些國家中資本主義的罪惡正在消逝，社會產生了新的活力”，“在社會主義力量強大的地方，都已經采取了重要步驟，以期創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然而，過了32年以后，當社會黨國際重新審視它所面對的客觀現實時，卻不得不從根本上修改自己的說法，承認他們搞的局部改良，并沒有把資本主義變成社會主義。在社會黨國際十六大通過的《阿爾布費拉宣言》中說：“曾經有過資本主義已經得到改造的令人欣喜的幻覺，有過經濟將無止境增長的田園詩……那時是將五六十年代的經驗過分普遍化了，而今天則是一片混亂。”

    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活動無法改造資本主義社會，這也是為世界上具有各種意識形態色彩的有識之士所公認的：如蘇聯的不同政見分子麥德維杰夫在英國出版的《列寧主義和西方社會主義》一書中認為，雖然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對于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還是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實際過程中至今還沒有取得什么成就”；日本學者岡崎三郎在《什么是社會民主主義》一文中說，由社會民主黨執政的政府“在推進產業和金融機關的國有化，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方面做出很多實際成績，但同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度變成社會主義所有制，消滅階級對立的目標相比，相差太遠，英國、法國仍然是資本主義社會”；南斯拉夫理論家弗蘭尼茨基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一書中，認為改良主義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取得什么成就的原因在于，“它使馬克思主義認為絕對不應絕對化的實踐絕對化了”，它“逐漸適應了資產階級議會制的民主條件，而大多數社會民主黨即使已掌了權，也在很大程度上只在舊秩序范圍內活動”；南斯拉夫國務活動家格列契科夫在《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一書中說，“社會民主黨的戰略過于長期地把精力放在”探索“在對資本主義不作實際改變或廢除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用來改善自己同胞的物質狀況”上，這種戰略“之所以出現危機，就是由于它長期排斥社會主義的因素而耗盡了自己的有機活力，并在漫長的時間里喪失了自己的社會主義的素質”；意大利的佩利卡尼教授說，雖然社會民主黨“能使資本主義‘文明化’，并使建立在市場經濟原則基礎上的社會不那么殘酷無情和非人道”，但“社會民主黨的戰略肯定未給我們帶來社會主義社會”。也正因為如此，在資產階級的心目中，就正如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一書中所說的，民主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常常是同共產主義學說的吸引力進行斗爭和為共產主義模式提供另一種民主選擇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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