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朝中事  山高問野人

　　“‘從陰陽五行輪’ 看社會主義的勝利和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必然性一一兼論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模式”系列文章之一

　　         草民論政

　　最近國家兩會的召開和物權法的通過，標致著我國的社會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一開始的主要特點之一，是關于改革方向的激烈爭論：

　　在經濟領域的爭論焦點是：

　　新左派深刻的揭露了當前社會中存在的貧富懸殊、社會不公、腐敗、國資流失、強勢集團的掠奪等嚴重問題（最近張宏良教授的幾篇文章揭露的更是驚心動魄），認為這些嚴重問題的出現表明，改革己嚴重的向右滑向資本主義方向，急需反思，調整方向，糾正出現的各種嚴重問題。

　　而新右派，或曰自由主義派，他們卻主張在原方向上進行更“徹底”的改革，實行更“完善”的市場經濟，更全面的與國際“接軌”，實際是與資本主義接軌，搞徹底的資本主義。

　　但是，不管是新左派式新右派，卻都感到僅在經濟領域進行改革己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必須同時盡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點可說是左派和右派間唯一的共識。當然在改革的內函上認識卻很不同，甚至相反。

　　不過，不論是新左或新右派，對如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從思想理論上都沒有做好準備。

　　近年來我常看本網站和其它網站的一些文章，雖然精英們對改革的問題做了多方面的分析探討，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總有一感覺：在改革問題上，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上，精英們不僅沒有形成真正的根本方向上的共識，甚至沒能提出一點有現實意義的，即有可操作性的迠議。

　　新左派深刻的揭露了當前社會存在的嚴重問題，揭示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提出了進行大眾民主等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但在如何使人民民主和共產黨執政有機結合上，沒能提出具體的、能為執政黨和社會都能接受的方案。

　　而新右派，在政治上，他們內心有一套理論，就是搞資本主義主義民主，搞所謂政黨輪替。但他們知道這些在目前還不能公開說，條件還不成熟，只能半吐半咽的打擦邊球，所以還不敢明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只能是一步一步蠶食。

　　由于精英們還遠沒有形成共識，因此更談不上希望高層領導能拿出明確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目前只能在“和諧社會”的總目標下，用“吏治”的方法解決當前急切解決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如兩極分化、社會不公、不平等、腐敗等等問題。

　　這是目前基本現狀。

　　但是，對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是不能迥避的，現實要求我們必須努力研究這一問題！

　　首先，談改革，先要有正確方向和路線。

　　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資本主義的，這是前提條件，是底線，也是方向。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基礎、范圍或底線。世界之大，也是在地球上；宇宙大，也有限。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也有個基礎，有個底線限制，這就是鄧小平同志說的四項基本原則。其中最關鍵的是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領導。突破這個基礎、這個底線，就是資本主義的改革。

　　現在有不少社會精英，不懂上述原則，受國外資本主義民主思想的影響，自己又不作獨立的開創性的研究，一講民主，就是政黨輪替，或黨內搞派別，本質上是資本主義一套。因此，他們的改革意見或不敢提到桌面上，或提出來也不會被執政黨和社會所接受。

　　離開社會主義和一黨執政而空談政治體制改革，都不會為執政黨和社會所接受，都只能停在空談上。希望社會精英們能注重提出切實可行的行動措施、方案，避免搞這種事實上的空談。

　　形成這種“空談”的一個重要原因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的認識存在嚴重問題，對民主和集中（或“專制”）間關系的認識有嚴重問題。

　　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就一定比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壞”嗎？就一定是效率低嗎？看看現實世界上從拉美到菲律賓、印度等南亞國家，再到東歐和俄羅斯及前蘇聯各國，它們都是實行“政黨輪替”的資本主義國家，近幾十年來其發展速度都不如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中國；再看有走社會主義的華西村遠超過個體經營的小崗村。我們能得出社會主義一黨執政的公有制，就一定不如政黨輪替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嗎！

　　政黨輪替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體制，不一定是治理國家的靈丹妙藥，也有其嚴重的幾乎是不可克服的弊病,看看臺灣目前選舉那種亂哄哄的狀態和付出的巨大社會成本，就知道我們決不能輕易接受這種資本主義民主制的改革。否則，就可能亡黨亡國。

　　民主是個好東西，西方先進的發達國家都實行的民主制，（當然也有很多致命的弊病）。但“專制”（或曰集中）就一定是個“壞東西”嗎？看一看斯大林時期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高速發展，比同期的資本主義國家快很多倍！（為二戰中戰勝德國法西斯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看一看在我國上世紀六十年代那樣“一窮二白”的條件下搞成功兩彈一星，就知道有時“專制”或集中也是個好東西。

　　但過去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實行的“一黨執政”的“專制”模式，也確實存在嚴重的矛盾，即存在變成“一黨專政”、少數人專權、進而腐化變質、最后背離人民直至被人民所拋棄的危險。東歐巨變，蘇聯解體就是例證。不過這只是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出現的暫時挫折，也是社會主義民主制沒有完善建立起來的結果。

　　因此，對社會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執政的共產黨來說，如何走出一條不同于資本主義民主制的、真正意義的民主化之路，使全黨全民在一黨執政的條件下，既能享有實質上充分的民主，又能實行適當的集中，這是中國乃至全世界各國執政的共產黨人面臨的、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最重要的課題，是一條最重要的新時期新長征之路

　　社會主義從本質上并不反對民主，共產黨也不反對民主，而是堅持最徹底的民主，即堅持最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反對被某些利益集團夾持的、表面上的民主。

　　巴黎公社的普選制是最早進行的社會主義民主制的嘗試，馬克思多次肯定這種民主制。在我國紅軍中也實行過官兵一致的民主制。文化大革命中，也強調了實行巴黎公社式的選舉制。毛主席多次強調發動群眾，實行大民主，把權力直接交給群眾。這些都說明社會主義、共產黨更相信群眾，更敢實行民主。

　　實行民主選舉制是制約少數人專權、防止執政官員腐化變質的最基本的途徑，人類的文明史證明了這一奌，馬克思主義從產生那天起即提出了普選的民主制形式，所以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必然包含民主選舉的內函。

　　現在擺在社會精英面前的根本任務，是探索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在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前提下實現民主制的具體方法、途徑。

　　民主和集中是一對矛盾，是對立統一體，互根互生，相互依存，相反相成，相互制約，相互促進。

　　社會主義民主制必須兼顧民主和集中兩個方面，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該民主的一定要民主，該集中的一定要集中，使民主和集中和諧共存于一個對立統一的框架內，這是基本原則。

　　實行普選的民主制形式，是幾百年來社會普遍采用的、行之有效的形式，社會主義當然可以直接采用。

　　現在我國正試行的村鎮領導干部的選舉，正是實行普選的民主制形式。己取得了不少成績，也暴露出了不少問題。如家族問題、幫派問題、賄選問題，尤其是賄選問題，嚴重影響選舉的公正性、合理合法性和其有效性。若沒有有效的制約措施，則選舉就不能成功。僅這些就清楚地提示我們，對“民主選舉”必須有一定的制約措施。

　　實行“一黨執政”為有效的制約“民主”的消極方面，提供了現實合理的途徑。堅持一黨執政，就不可能實行絕對的民主，就不可能是完全由選票決定一切，更不能僅以51％的選票決定是非。

　　對于那些明顯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雖可能獲51％以上選票，但必須對其有制衡機制，不能使其合法生效。

　　基于以上分析，我認為，對社會主義民主制來說，應釆取下述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基本框架制度：

　　1、選舉產生各級黨政代表，召開黨政代表大會

　　2、各級黨政領導由各級黨政代表大會直接民主選舉產生。（充分發揮民主權力）

　　3、各級選舉結果報上級批準后生效。（發揮黨領導的集中權，保證選舉真正的公平、公正）

　　4、中央設“元老院”，由退休的原黨和國家的最高層領導如主席、總書記、總理等組成，負責審批把關新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層的產生。（這是本方案的最主要的“創新”點，目的是解訣國家級領導產生時無“上級把關”的難題，保證黨政最高權力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保證國家的社會主義方向）

　　5、各級代表大會有罷免同級領導人的權力（充分發揮群眾的民主監督權）。

　　以上只是個人的粗淺想法。筆者今后將在“從五行論看社會主義的勝利和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必然性一一兼論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模式”的總題目下，分數篇文章詳細論述上述各基本問題，希望精英界能在這方面取得基本的共識，向中央高層獻計獻策，以促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避免蘇聯的前轍。

　　賈英洲  2007   0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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