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本文希望通過對1958-1962年毛澤東對當時中國已經形成的領導體制進行的改革做一個簡略的介紹，以為加深理解1956年以后毛澤東思想發展提供背景材料。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將斯大林模式移入中國，不僅使中國共產黨面臨如何克服官僚主義以保持黨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這一問題，而且還使中國共產黨遇到了如何加強黨對經濟建設的領導這樣的新問題。

  在中國革命的傳統中，黨對整個革命的領導形成了“集中領導與分散管理”相結合的領導傳統，為了保證黨的重大決策能夠全面得到貫徹，黨在社會基層的每一個單位建立黨的基層組織，通過黨的基層組織對群眾實施組織動員。新中國建立后，為了盡快實現中國的工業化，中國共產黨選擇了依靠計劃經濟來解決工業化的資本積累問題，其結果就是將產生于蘇聯的斯大林模式移入中國。這就給中國共產黨對經濟建設的領導帶來了雙重難題。斯大林模式要求的中央高度集權在實際上取消了中國共產黨傳統的“集中領導與分散管理”相結合的領導方式；同時又由于中國農村仍是一個由無數個體小農構成的社會，難以同國家的工業化相結合，而農村還肩負著為國家工業化提供資本積累的重任。斯大林模式以強制方式為工業化提供資本積累，“但對中國的具有農村背景的革命領導人來講，要他們剝奪農民是非常困難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在斯大林模式移入中國后，如何對農村實施有效的領導，在保證農民利益的同時解決工業化資本積累問題，同樣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建設必須解決的問題。  

     為依靠計劃經濟實現國家工業化而建立的領導體制，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引起了一些地方黨政領導人的不滿。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央高度集權在地方黨政領導人中引起的不滿越來越強烈。1955年，毛澤東到外地巡視工作，“所到各省的負責同志紛紛向他反映中央對經濟統得過死，嚴重束縛地方和企業的手腳，要求中央向下放權。”毛澤東對地方的這些意見極為重視，并開始思考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特別是變革黨對經濟的領導方式。在企業內部管理中如何克服官僚主義，發揮工人在企業管理中的積極作用，加強黨的領導，也成為這一時期毛澤東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隨著國家工業化的推進，斯大林模式的局限性開始暴露出來。按照蘇聯工業化的方式在中國進行工業化將會遇到比蘇聯更大的困難，因為中國是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大大低于蘇聯的情況下進行工業化的。如何根據中國國情進行工業化，取決于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1956年，中國共產黨在開始探索解決如何密切黨與人民群眾關系的同時，也開始了對黨的領導體制與領導方式進行變革的探索。

      在經過調查研究以后，毛澤東在1956年4月做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在講話中毛澤東專門談到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他指出：“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對于我們這樣的大國大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們建國初期實行的那種大區制度，當時有必要，但是也有缺點。”“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獨立性，結果也不那么好。”“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同時，又必須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各地都要有適合當地情況的特殊。”在一次聽取匯報時，毛澤東又說：“人是生活在制度中的，同樣是那些人，施行這種制度，人們就不積極，敲鑼打鼓，積極性也提不起來；施行另外一種制度，人們就積極起來了。”在黨的八大上，許多省市自治區的領導人在大會發言中提出了地方分權的要求。實際上，中共中央此時已經對調整中央與地方關系做出了規劃。

      中共中央在考慮調整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同時，還考慮了如何在企業中加強黨組織的作用以及通過加強黨組織的作用使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能夠體現出來的問題。黨的八大對企業中黨組織的地位與作用做出了不同于過去的規定。劉少奇在報告中提出：“在企業中，應當建立以黨為核心的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領導制度。凡是重大的問題都應當經過集體討論和共同決定，凡是日常的工作都應當由專人分工負責。”黨的八大決定用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取代從蘇聯學來的“一長制”，但這一決定并沒有馬上付諸實施。

    當工業化進程開始后，黨在基層的領導問題也逐漸突出出來。“在農村基層單位中，由于缺乏相應的組織部門來統一調配人力和物力，因而妨礙了大規模的發動群眾。”加強黨在農村的領導作用的難題之一就是，農村的經濟組織特別是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與基層的黨政領導機關難以建立起協調配合的工作機制。雖然中國共產黨已經在農村普遍建立起黨的基層組織，但這些基層組織起初是按照支部建在村上的原則建立起來的，隨著農業合作社的建立，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面臨的問題是經濟組織與政權組織的關系難以協調。中共中央組織部在給中共中央的一份報告中曾指出：在實現農業合作化以后，“如何進一步提高農村黨的基層組織的領導水平，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對農村各項工作的統一領導，已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由于黨在農村的組織形式沒有及時調整，“就使黨對農業社的領導發生困難。”而國家工業化迅速推進的形勢又要求黨在農村通過自己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對農民群眾實施有效的動員，以支援國家的工業化進程。

  1957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了中組部《關于縣、區、鄉的組織形式和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的報告》，該報告提出了撤區并鄉，建立適應新的形勢的基層領導體制的設想，并強調，要改變黨委分口領導的制度，以解決普遍存在的“黨委包辦政府日常工作的現象”。中共中央在批轉這個報告時指出：撤區并鄉，“是為了減少領導層次，加強鄉級領導能力，充實農業生產合作社領導骨干。”但這一措施貫徹后卻導致了更加嚴重的組織問題，在農村不得不建立更龐大的組織機構，以同上級領導機關的工作銜接起來。

    從1956年開始，中國共產黨對領導體制與領導方式的變革進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各種改革方案也陸續制定完畢，但領導體制與領導方式的大規模變革，一直到1958年才真正全面開始。

     1958年1月,毛澤東根據杭州會議和南寧會議上一些領導同志商量的結果，對黨領導經濟建設的經驗進行總結，寫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條》。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毛澤東分析了黨領導經濟建設的條件，提出了黨領導經濟建設的方法。毛澤東指出：“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我們一定要鼓一把勁，一定要學習并且完成這個歷史賦予我們的偉大的技術革命。這個問題一定要在干部中議一議，”“議一議我們還有什么本領。過去我們有本領，會打仗，會搞土改，現在僅僅有這些本領就不夠了，要學新本領，要真正懂得業務，要懂得科學和技術，不然就不可能領導好。”“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注意力轉移到技術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須注意把技術和政治結合起來。”在這里，毛澤東提出了黨領導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條件：黨的領導干部必須懂科學技術，懂業務，但又一定不能忽略政治。所以，毛澤東在提出把評比作為重要工作方法時，又明確要求：“評比不僅比經濟、比生產、比技術，還要比政治，就是比領導藝術。”政治就是領導藝術，領導干部要提高自己的領導能力，掌握領導藝術，就不能不講政治。毛澤東的分析無疑具有永久的價值。

     同時，毛澤東將注意制定和完善規章制度作為黨更好地領導經濟工作的重要條件。他指出：“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門制定的各種規章制度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對那些已經在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規章制度，“必須加以修改，或者廢除。”黨的領導機關應該支持基層群眾的改革創舉，領導機關的負責同志應該到基層去，“發現那里有些什么規章制度已經限制了群眾積極性的提高和生產力，根據那里的實際情況，通過基層黨委和群眾的鳴放辯論，保存現有規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廢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擬訂一些新的適合需要的規章制度。”毛澤東積極提倡進行改革，而且要在改革中貫徹黨的群眾路線。

    毛澤東還提出：“全黨要鼓起干勁，打掉官風，實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盡可能地糾正一切工作上、作風上、制度上的缺點和錯誤。”領導干部要“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干部和群眾。必須使人感覺到人們相互間的關系確實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給他的。”“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不可以一切依賴秘書。”要以自己動手為主，別人幫助為輔。“一切依賴秘書，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現。”黨的高級領導干部，要到下面進行調查研究，“要和工人、農民接觸，要增加感性認識。”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還專門分析了領導原則問題。這就是在新中國建立后形成的“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毛澤東指出：“大權獨攬”習慣上往往指的是個人專斷，“我們借用這句話，指的其是主要權力應當集中于中央和地方黨委的集體，用于反對分散主義。 ”“所謂‘各方去辦’，不是說由黨員徑自去辦，”而是一定要經過黨員“同非黨員接觸、商量、研究，對不妥當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過，方才去辦。”而原則，“指的是：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體領導和個人作用的統一。”毛澤東希望在各級黨委會上討論一下這個原則是否正確。

   《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對黨執政以來領導經驗的總結。它在一段時間內曾經對黨的領導方式特別是干部的領導方法發生過重要影響。而且，毛澤東對黨的領導條件的分析，對于改革開放條件下，領導干部如何搞好領導工作仍然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1958年1月，毛澤東在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講話時表示：“共產黨準備大改革。”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舉行的春節團拜會上說：“中央集權太多了，是束縛生產力的。”“我是歷來主張‘虛君共和’的，中央要辦一些事，但是不要辦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辦，他們比我們辦得好，要相信他們。”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筆撰寫的社論，提出要“徹底改進干部和群眾的關系，提高全體職工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打破那些妨礙生產力發展的陳規，精簡機構，改善生產管理和勞動組織。”中國共產黨變革領導體制與領導方法的設想在1958年春節后正式付諸實施。

    中國共產黨變革領導體制與領導方式的目的是，根據中國的情況領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克服斯大林模式的弊端，通過發揮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優勢與組織優，在中國還不具備實現工業化條件的情況下，依靠黨對群眾的動員，發揮群眾的積極性來推進中國的工業化。這實際上是將黨在革命時期形成的群眾路線運用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種探索。它要求，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針的確定，“都必須經過各級黨委和各有關部門的認真討論，都必須充分體現群眾路線的要求。”“使我們所決定的方針能夠最大規模地動員群眾來參加建設，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各方面的潛在力量。”

    根據這一指導思想，按照中共中央關于改革工商稅收制度、改進物資分配體制、發展地方工業的意見，1958年將經濟領導權從中央各部門大量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區的領導機關，以充分地利用地方資源。與此同時，為了保證各級地方黨委在領導地方經濟發展時，能相互協調，保持經濟發展的平衡，中共中央特別要求：“各級黨委必須親自掌握經濟工作的協作和平衡。”“必須從全面出發，反對從局部出發，反對相互封鎖；必須實事求是、老老實實，反對虛報、浮夸。”1954年高饒事件后被撤消的大區和中央局也被重新恢復。在中央對經濟領導體制進行改革的過程中，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都取代經濟計劃部門站到了經濟領導工作的第一線，運用群眾動員的方法領導經濟上的大躍進。將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結合起來，以盡快實現農村的工業化，這是中國共產黨運用革命傳統領導經濟工作的一種新的方法。它明顯的不同于斯大林實現國家工業化的方式。

    中國共產黨改革領導體制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根據“精兵簡政”的思想對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進行了精簡。為了使地方黨政領導機關和基層生產單位的權威有名有實，一部分中央經濟計劃機關被解散。中共中央要求，“把大批城市中的干部下放到農村去，”以克服忽視農村的不良風氣，“加強農村工作的領導。”各級黨委“必須將下放干部的工作同改革體制、緊縮機構、減少人員、加強基層等工作結合起來。”大批機關干部下到工廠和農村基層，一方面參加體力勞動，一方面對群眾進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動員，以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實現經濟上的大躍進。  

    作為黨的領導體制和領導方法變革的重要內容，在1958年，中國共產黨對企業和農村基層的領導體制也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革。

    在企業內部，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促進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是黨的領導體制和領導方式變革的主要內容。全國許多企業在黨委的領導下，“依靠廣大的職工群眾，對解放后積累起來的規章制度進行了一次檢查，修改和廢除了其中許多不合理的部分，”建立了許多新的制度。在企業中，“破了一長制，確立了黨的統一領導，大搞群眾運動。”實行書記掛帥，黨委取代企業行政領導部門，直接領導企業的生產活動。“破了過分強調物資刺激的工資制度和獎勵制度，實現了政治掛帥為主，物資利益為副”，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和群眾動員的作用。按照經濟民主和群眾參與的思想，企業中普遍建立起“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實現工人、領導干部與技術人員三結合”的制度。這些改革措施經過實踐，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最終形成為正式的領導體制----黨委領導下的行政上的廠長負責制。在這一領導體制中，“企業黨委員會是企業一切工作的領導核心。”“企業中的黨委員會，對于企業的行政管理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工會工作、共青團工作，以及企業中生產的、政治的、文化的群眾運動，實行全面的統一領導。”這是將黨的民主集中制中的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運用于企業領導體制的大膽嘗試，體現出經濟民主的精神，它又反映出中國革命的傳統對這次改革的作用。

    國家工業化的進程同時產生了農業社會化的問題，對黨在農村的領導活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共中央在1958年3月指出：“農業生產合作社如果規模過小，在生產的組織和發展方面勢將發生許多不便。”為了使農業經濟活動與國家工業化進程相一致，在農村建立了黨政軍民學五位一體的人民公社體制。在人民公社體制內，“公社黨委員會和它下面的總支部、支部，是中國共產黨在農村中的基層組織，是農村工作的領導核心。”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對人民公社各級和各部門的工作進行領導。對經濟活動的領導，曾經一度主要依靠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對群眾進行政治動員。因為發生了許多侵犯社員利益的行為，根據民主管理的原則，在人民公社內建立起由社員代表大會、公社管理委員會、大隊管理委員會、人民公社各級監察委員會組成的完整體制。公社黨委都這些組織實行全面領導，但不能包辦代替。公社中的重大問題，“應該由各級的社員代表大會或者社員大會決定。”黨的領導體現在，重大問題在黨內進行充分醞釀，并且同社員共同研究，再提交社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以后，保證執行。盡管農村的這次改革后來被完全放棄，但對于許多中國農民來說，“這是一段充滿真誠熱情和巨大希望的歲月。由于許多農民初次領受了農作之外或他們出生的村莊的狹小范圍之外的不同的生活體驗，因此紛紛耳目一新。”

     1958--1962年，黨的領導體制經過不斷探索，由變革逐步走向穩定。一個與斯大林模式有很大不同的黨的領導體制在中國形成。領導體制與領導方式的變革為中國共產黨發揮自己的政治優勢與組織優勢，使中國在人均GDP只有幾十美元，而且又沒有了任何外來援助的情況下，建立起中國獨立的工業體系與國民經濟體系，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由于新的領導體制與領導方式強調依靠群眾動員群眾，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它曾經在一段時間內將中國人民的積極性極大的激發出來。有了這樣一個群眾基礎，中國共產黨才能夠在六十年代初極其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式下，領導中國人民在克服前所未有的困難的同時，創造出大慶石油會戰、研制成功原子彈的奇跡。而中國的六十年代因此成為人民對社會主義信仰堅定的年代、無私與奉獻的年代、英雄輩出的年代。“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這句六十年代的名言，實際反映了，變革后的領導體制與領導方式，使黨在工人群眾中的影響力和號召力空前強大有力，工人群眾的積極性充分地發揮出來。而且，正因為有了這種體制，“農民們獲得了初步的工業經驗，走出了中國農村工業化的第一步，而這個工業化是中國獨一無二的巨大成功。”當然，領導體制與領導方式的變革也一度引起了經濟中的嚴重混亂。隨著時間的推移，形勢的變化，在特定條件下為發揮黨的政治優勝與組織優勝而建立的領導體制，表現出越來越多的問題。但如果沒有這樣一種領導體制與領導方式，中國能否在人均GDP不到一百美元的條件下，開始國家的工業化都將是一個疑問，更不用說建立起中國獨立的工業體系了。因為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是在人均GDP二百美元后才開始工業化的進程。

  當然，必須看到，領導體制方面進行一系列改革并沒有能夠遏止已經出現并開始蔓延的官僚主義，而這就使毛澤東決定采取新的措施使黨的領導體制與人民民主的要求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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