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鞏獻田
2006年04月11日 18:55 來源:鳳凰周刊
在現在的國內國際環境下,我國法律的制定堅持蘇俄民法傳統的意義尤其重要。我所指的蘇俄民法典的傳統,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傳統。我絕不是講什么問題都以它為藍本,主要指社會主義的實質和基本原則。
文/記者 歐陽斌
《鳳凰周刊》:您以前是否關注過《物權法》的制訂?為什么想到要寫這樣一封公開信?
鞏獻田:關注過,但是沒有特別關注。過去看過幾個著名民法學家寫的關于《物權法》立法建議稿的書,我認為那只是書生空議論,可萬萬沒有想到,有的會這么厲害地影響了國家權力機關出臺的《物權法》草案。
當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公布《草案》公開征求意見后,我看到問題相當嚴重,立法技術相當低劣;它不是僅僅給民法學界的朋友們立的法,是為全中國人民立的法,關系重大。所以我就沒有更多的考慮,寫了那封公開信,因為他們違背憲法在先,那絕不是什么“學術”討論。
《鳳凰周刊》:您的公開信上網之后引起極大的反響,一方面有人說您堅決捍衛了社會主義道路,另一方面有人認為您對《物權法》的評價非常外行,并且您的觀點非常“左”,上綱上線。您如何看待這樣兩種不同的評價?
鞏獻田:說我外行,那正好是說明我看懂了,關鍵是向國家領導人寫公開信,向全國的網友們揭露了他們的真實意圖。
鄧小平強調過:搞改革開放有兩只手,不要只用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是一只手。有時這只手重些,有時另一手重些。鄧小平說過,如果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義。說我觀點是“左”的人,正好證明他的觀點是右的。
《鳳凰周刊》:您為什么在公開信的最后表示不愿意接受各種訪談?有一些專家認為您的公開信與這一次《物權法》被擱置有直接的關系——也就是說您“攪黃”了這部法律的出臺。您的公開信是否受到了官方的重視?是否如前所說,對這部法律的出臺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鞏獻田:各種訪談我受不了,時間有限;有的記者缺乏基本的職業道德,報道極為不客觀。暫時推遲審議不能說與我沒有一點關系,因為是我首先在網上提出推遲審議要求的。但說我一個人“攪黃”一部法律,實在是荒唐。
《鳳凰周刊》:您在公開信中提到了目前社會上存在的兩極分化,國有資產流失等問題,您認為這些問題的出現和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改革之間是什么關系?您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方法是什么?
鞏獻田:西方國家要演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其中新自由主義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與“華盛頓共識”起了相當壞的作用,其中“市場化”的提法本身就是錯誤的。
鄧小平講,改革開放8年多以來,有左的干擾,同時也有右的干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我認為鄧小平說的是對的。
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方法,我認為要不斷總結經驗,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改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不要一聽到有人議論改革,反思改革,就斷定人家是在否定改革,要走老路。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這也是鄧小平講的,有人忘記了。
《鳳凰周刊》:您在公開信中表示,現在的《物權法(草案)》“背離蘇俄民法典的社會主義傳統和概念”,您認為,特別是在目前的國內國際環境下,我國的法律制定堅持蘇俄傳統的意義何在?
鞏獻田:意義很大。特別是在現在的國內國際環境下,我國法律的制定堅持蘇俄民法傳統的意義尤其重要。蘇俄民法典是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勞動人民真正當家做主制定的第一部民法典,是維護勞動人民的根本的和長遠利益的,真正反映他們意愿和要求的第一部世界性民法典。我所指的蘇俄民法典的傳統,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傳統。我絕不是講什么問題都以它為藍本,主要指社會主義的實質和基本原則。
《鳳凰周刊》:您認為在我國目前的整個法律體系中,背離社會主義原則的法律有多少?這個現象是否嚴重?如果您認為比較嚴重,那么原因是什么?
鞏獻田:就基本法律來講,我還沒有發現很多明顯背離社會主義原則的。其中,《破產法》問題最大,“破產”這個概念對于“國有”企業來說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制定該法時,并沒有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那時立法民主化和科學化還沒有進步到今天這個樣子。當時,我還沒有回國,假如在國內,我一定堅決反對。
如果說嚴重的話,恐怕主要是國務院下屬部門制定的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職能部門制定的政府規章。因為,這不是嚴格或者狹義的法律,它的制定并沒有很嚴格的和很規范的法律程序。
《鳳凰周刊》:您的公開信強調了制定法律時要注意基本立場和原則問題,那么您如何理解鄧小平在1992年提出的不要爭論姓“資”姓“社”的問題?
鞏獻田:這是對于鄧小平講話的一種誤解。鄧小平就曾經提出過,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不能把在特定時間、地點和條件下針對某個特定問題講的話,適用于其他所有的問題。
鄧小平僅僅在《鄧小平文選》三卷中,就講了949個社會主義概念,235個資本主義概念,能說他不問姓“社”和姓“資”?其中有79次提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72次提到堅持社會主義。關于爭論,他共談到了26次,只有一次講到“不爭論”,而問題的關鍵是對于什么的不爭論,他講,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
凡是本身不存在姓“社”姓“資”重大原則問題的,那當然就沒有必要爭論。
《鳳凰周刊》:前幾年人們幾乎很少聽到類似要堅持馬克思主義,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類強調意識形態的提法,但是最近兩年這樣的說法越來越多,您認為這是什么原因?
鞏獻田:實際上,黨中央一直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強調堅持社會主義。鄧小平不是曾經說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要一百年不動搖嗎?春節之前,胡錦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學習會議上,不是又進一步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嗎?
這樣的說法正好證明了堅持馬克思主義是很需要的和很重要的。沒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就要變質,人民的政權就要變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不能實現的。
《鳳凰周刊》:您的公開信發表之后,支持您的人多么?
鞏獻田:支持我觀點的人同反對的人,僅僅在一個網上,我看到二者的比例是五比一。那些在網上批評我,罵我的人,完全不怪他們,因為他們沒有得到比較完全的信息,得到的多數是被嚴重歪曲了的消息和有的報社記者的片面性很大的報道。
比如,他們有的誤以為我不主張保護私人合法財產。我強調保護國家財產的目的,不是為了讓貪官侵吞,也不是為了流失,最終還是為了絕大多數公民個人的享受,但絕不是為了少數個人。沒有國家,哪里有個人;個人與國家是密切不可分離的。
《鳳凰周刊》:如何評價已經進行了20多年的改革?如何評價2005年出現的對改革進行質疑的聲音?
鞏獻田:我自己就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沒有改革開放,我不能在1978年到北京大學讀研究生,我不能出國取得博士學位,沒有我今天北京大學教授的一切。如果僅僅以我自己的利害得失為評價改革的標準或尺度的話,那樣是極為片面的,是不公平的。我主要考慮到,現在我國的貧富差距太大、犯罪非常嚴重和道德嚴重失范等,而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共同富裕,顯示得很不夠。
“一日三思”,只有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才能前進。改革開放已經20多年了,應該好好總結經驗教訓。我認為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就是不斷總結經驗的,如果不是的話,那么為什么提出諸如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自主創新等思想和任務呢?
質疑是好事!不質疑倒糟了。關鍵要看什么人在叫好,對什么和為什么在叫好?要看什么人質疑,對什么和為什么質疑?這就需要用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去分析。
(注:本文為對鞏獻田的書面采訪,文稿經過鞏獻田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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