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我們看過的《康熙微服私訪記》則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基層的無法無天。明朝的時候，皇帝和大臣斗的更是厲害，貫穿了整個王朝的始終。宋朝時，皇帝和大臣倒是相安無事，但是主戰派和主和派的矛盾卻從未化解，這直接削弱了王朝的實力。

　　我認為，我們看到中國缺乏金融建設的事實是一大進步。但探討這種缺失沒有還原到中國具體歷史路徑中則是一大失敗。有果就有因，這是長期歷史發展的邏輯，不能信口雌黃。我們在探討中國近代史的經驗時，曾經有過這樣的結論，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具有軟弱性，所以他們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宋朝以來的歷史也是這樣，中國沒有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所以中國的財政貨幣改革就不能實行。就是王安石、張居正這樣的天下奇才也不能扭轉乾坤，反而是雄心勃勃的計劃，落得滿盤皆輸的下場。

　　用一句俗套的話來總結就是，因為中國的封建守舊勢力強大，增強資本實力的改革沒有前途。這也是一種權力之爭，掌握了財政大權也就打破了權力平衡，這是當時的權力體系所不能容忍的。資本勢力沒有歷史根基，就不會有自覺地歷史意識。就是王安石那樣的歷史人物，他所提出的改革目標，最多也就是就事論事。這和宏大的改變中國的治理模式的意義不相稱。我們可以回想中國曾經有過的劃時代的偉大改革家商鞅，他受到過百家爭鳴那樣思想盛會的熏陶，有過目睹現實動亂的人生體驗，有過平民階層崛起的歷史經驗，所以才能為萬民立法，建立不朽之功勛。但當時中國建立資本世界體系，則既沒有力量，也沒有思想基礎，中國只能滑向“胥吏之害”的深淵。

　　這也是一種政治意義上的鄉土中國。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卻不能改變中國的權力體系，只有由鄉村的力量來填補中國的權力真空。因此，中國的資本變成了土豪，他們催生了劣紳，共同改變了中國基層的面貌。以前有些學者認為，晉商、徽商等中國成功的商幫，在他們功成名就之后，都會灑下大筆的金錢回家鄉大興土木，而不是進行資本增殖，這就是中國不能產生資本主義的原因。實際上，他們忘記了，這些商幫的根基就在鄉村，也只在鄉村。他們向其他地區擴張，就突破了皇帝和官僚體系給他們劃定的區域，就犯了忌，就會面臨覆滅的局面。

　　資本下鄉的后果是什么呢?在我看來就是和歐洲的封建堡壘一般了。這些地區只關注自身的發展，不關注國家的統一、前途和命運了。這種社會結構使得宋朝的主戰派沒有深厚的社會根基，一直處于邊緣化的狀態。這種社會結構使得蒙古、滿族能夠輕易的入主中原。元帝國沒有尊重鄉土中國的現實，所以很快的被驅逐出去了。大清朝實際上承認了這種現狀，扶持自己的代理人，用文字獄打擊冒頭者，維持了一個動態平衡。中國的歷史實際上倒退了，變成了周朝時期的天下割據。明朝后期涌現的關寧鐵騎、天雄兵等就是這種割據的實際反映。到了清朝，這種狀況依然延續，太平天國涌現了廣西兵，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則是清王朝的支柱。在帝國主義削弱了清王朝的權威后，中國不可避免的進入了軍閥混戰的時期。

　　在這個時期，國共兩黨最初都是主張割鋸的。甚至毛澤東還搞過湖南自治運動。這都是歷史邏輯的延續。歷史選擇了國共兩黨，也是由于中國歷史從宋朝以來權力向基層下移的結果。農村的土豪劣紳是大資本的根基，是中國的一大權力支柱。而共產黨依靠的工農，則來自農村的底層，他們是受壓迫最深者，也是最有潛力的一股力量。大革命標志著農村勢力奪權的開始，而大革命的失敗則是農村兩個階級矛盾爆發所帶來的必然結果。開始時，土豪劣紳勢力強大是不言而喻的，共產黨被攆著跑幾乎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再一次的外族入侵重新考驗著中國的這兩個帶有宿命的階級。面對亡國滅種的危機，中國的土豪劣紳們再一次的退縮了，定格為汪精衛的為國民政府。而中國的平民階層，再注入了馬克思主義后，激發了最驚人的潛力，艱苦奮斗，終于扭轉的中國的時局，重新締造了新中國。在抗日戰爭勝利后，已經遭受重創的土豪劣紳集團，沒有積蓄力量，而是立即發動進攻，失敗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我看來，中國農村兩大階級的對壘沒有結束，這是符合歷史辯證法的。毛澤東也深知這一點，總是竭盡所能的去改造中國的農村。但這一大趨勢沒有扭轉過來，政令不出中南海則說明了問題的嚴重，中國又重新陷入了歷史的漩渦中。今天，中國的資產階級是有社會基礎的，正像歐洲資本家用工廠模式建立金融體系一般，今天的中國資本家正用房地產事業連接整個中國。或許用不了多久，今天的中國就不是昨日的中國了，中國的權力模式也要變。而要真想有所作為，就需要真正的群眾路線，需要人民金融把人民聯系起來，去抵御資本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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