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該文為作者對“烏有之鄉關于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專題征稿活動”的投稿，充分論述了毛主席的戰略經濟思想。烏有之鄉網刊將持續連載該文。】

連載《毛主席的戰略經濟學》

　　第一編 毛主席的戰略經濟學理論

　　第一章 社會主義中國經濟發展理論

　　第二節 過渡時期理論

　　一、一化三改造。過渡時期理論——一化三改造，上承新民主主義革命，下啟社會主義建設，是這兩者間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其核心思想是解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的和平革命的漸進工程。這一理論提出的前提條件為繼《共同綱領》之后，中國共產黨集體意識選擇了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簡言之，這個理論是按照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規律來建構，主要解決“如何過渡”的問題。同時，也借鑒蘇聯經驗以及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史，特別是“資本主義農業化”運動中的“大規模農業”。蘇聯和西方的發展經驗證實了一個規律：即大規模的工業的發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它有待于大規模的農業，換句話講，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的共同條件之一就是大規模農業代替小農經濟，對中國而言就是“由個體經濟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過渡”(毛主席語)。 這三個方面規定著過渡時期理論，它包括過渡的條件、內容、方向、舉措、步驟、時間、政策等戰略問題。既然，“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已是黨的決定，那么，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這個語境自然設置了去資本主義因素，增加社會主義因素的假設。以這種歷史發展方向為新的根據，針對黨內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爭論：1、“確保私有財產”，“四大自由”;2、“措施不適合于小農經濟”;3、“超過了實際可能”，“超過了群眾的覺悟水平”，“超過了干部的經驗水平”;4、“在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則不必同工業化的步驟相適應，而應當采取特別遲緩的速度”;5、“如果不趕快下馬，就有破壞工農聯盟的危險”等等，毛主席作了耐心說服，指出它是小農意識在黨內的反映，是馬克思所批判過的思想。為統一思想，毛主席進一步敘述了一化三改造的辯證法則。

　　(一)從社會主義較之于資本主義在發展和保護生產力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的規律描述農業合作化對經濟發展的動力。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我們所以必須這樣做，是因為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于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才利于在技術上起一個革命，把在我國絕大部分社會經濟中使用簡單的落后的工具農具去工作的情況，改變為使用各類機器直至最先進的機器去工作的情況，借以達到大規模地出產各種工業和農業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著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確有把握地增強國防力量，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最后地鞏固人民政權，防止反革命復辟這些目的。”(《革命的轉變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總路線也可以說就是解決所有制的問題。國有制擴大——國營企業的新建、改建、擴建。私人所有制有兩種，勞動人民的和資產階級的，改變為集體所有制和國營(經過公私合營，統一于社會主義)，這才能提高生產力，完成國家工業化。生產力發展了，才能解決供求的矛盾。”(《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

　　(二)從工業化將帶動城鎮化加速農業人口轉移，刺激消費需求不斷增長的規律與小農經濟增長有限的規律之間的矛盾，從而要求大規模農業實現平衡來描述作為大規模農業的實現形式的合作化具有更大的增產能力可以解決供求沖突。

　　“從解決這種供求矛盾出發，就要解決所有制與生產力的矛盾問題。是個體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是資本主義所有制，還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個體所有制的生產關系與大量供應是完全沖突的。個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

　　“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 ”(《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

　　“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生產上，必須比較單干戶和互助組增加農作物的產量。決不能老是等于單干戶或互助組的產量，如果這樣就失敗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減低產量。已經建立起來了的六十五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增加了農作物的產量，這是極好的情況，證明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的生產積極性是高的，合作社勝過互助組，更勝過單干戶。

　　為了要增加農作物的產量，就必須:(1)堅持自愿、互利原則;(2)改善經營管理(生產計劃、生產管理、勞動組織等);(3)提高耕作技術(深耕細作、小株密植、增加復種面積、采用良種、推廣新式農具、同病蟲害作斗爭等);(4)增加生產資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農具等)。這是鞏固合作社和保證增產的幾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堅持自愿、互利原則，現在必須注意解決以下各項問題:(1)耕畜和大農具是否以遲一兩年再入社為適宜，入社作價是否公道和還款時間是否過長;(2)土地報酬和勞動報酬的比例是否適當;(3)合作社所需要的資金如何籌集;(4)某些社員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的一部分勞動力去從事某些副業生產(因為現在我們建立起來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一般地還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所以，上述四個問題必須注意解決得恰當，才不至于違反貧農和中農之間的互利原則，只有在互利的基礎之上才能實現自愿);(5)社員的自留地應有多少;(6)社員成分問題，等等。” （《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三)從工業與農業聯系的規律描述工業化內在訴求著農業的社會化，這就規定了應當執行農業合作化的步驟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步驟相適應的方針。因為，工業與農業存在著諸多對立統一的矛盾關系范疇，如：

　　1、原料關系。“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現在是很低的，而國家對于這些物資的需要卻是一年一年地增大，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即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包括由國家組織的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移民墾荒在內(三個五年計劃期內，準備墾荒四億畝至五億畝)，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個問題，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是曾經遇到了的，蘇聯是用有計劃地領導和發展農業合作化的方法解決了，我們也只有用這個方法才能解決它。”（《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2、市場關系。“其次，我們的一些同志也沒有把這樣兩件事聯系起來想一想，即: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個最重要的部門——重工業，它的拖拉機的生產，它的其他農業機器的生產，它的化學肥料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現代運輸工具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煤油和電力的生產等等，所有這些，只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于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由此可見，我們對于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蘇聯的經驗，在這個問題上也給我們指出了方向，我們的有些同志卻沒有注意，他們老是孤立地互不聯系地去看這些問題。（《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3、資金關系。“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的生產，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原料相交換，既滿足了農民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而輕工業的大規模的發展不但需要重工業的發展，也需要農業的發展。因為大規模的輕工業的發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它有待于大規模的農業，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農業。因為只有這種農業，才能夠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這種經驗，蘇聯也已經提供給我們了，我們的有些同志卻沒有注意。他們老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打主意。”（《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四)從農民的基本出路描述農業合作化符合農民的根本利益。

　　“確保私有財產”，“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農和富裕中農的。在三畝地上“確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結果就是發展少數富農，走資本主義的路。(《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

　　廣大農民是愿意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2)黨是能夠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這兩點是事物的本質和主流。如果缺乏這種信心，我們就不可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基本上建成社會主義。（《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二、“過渡時期理論”與“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在完成了一化三改造的討論后，還有必要把毛澤東的“過渡時期”理論與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之間的差異加以比較。

　　劉少奇把社會主義當做一個高度發達社會轉型的果實，一個現成的東西，一種純公有制的關系，所以，認為過早過渡到社會主義會消滅資本主義經濟不利于發展工業，因此，新民主主義應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形態以制度的方式加以確立使私人資本不受限制地獲得長期發展。但對毛主席來說，首先，社會主義的概念是個發展過程(后來這個過程被描述成分階段性的)，一個逐步建設和建成的過程，她的開始有可能是“一窮二白”，因此，不會是純公有制模式，也允許私有制在受限制的情形下發展。這與恩格斯“只能逐步改造社會，并且只有在廢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創造出來之后才能廢除私有制”(《共產主義原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p219)的思想是一致的。其二，“鞏固”的觀點雖然對新民主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作出本質區別，但又認為新民主主義一般不破壞私有制，他的私人資本不受限制地獲得長期發展的想法卻暗示著自由資本主義的趨勢，抹殺了區別。毛主席認為私人資本必須限制，限制就是破壞。“應限制和排擠的是那些不利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即投機商業，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業，而不是正當的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對這些工商業當它們困難時應給以扶助使之發展。”( 《毛澤東文集》第六集，49頁，1999年6月版。)劉少奇講的 “今天我國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今天資本主義剝削是合法的，愈多愈好。”更是有悖政策和策略。其三，劉把社會主義等同于單一的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公有制(這可能是他“人民公社化”時期帶頭刮共產風的理論依據)，而毛澤東認為消滅了資本主義還可以搞資本主義。其四，劉少奇認為社會主義經濟與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關系主要地是一種“競爭”關系?；蛟S，劉少奇不了解馬克思對“競爭”的否定。

　　劉少奇認為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必須分兩步走，即先實行國家工業化，在此基礎上實行第二步，即農業集體化，在工業化之前搞農業集體化是農業社會主義。這個設計很機械很脫離現實。斷然把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分前后進行是不可思議的。劉少奇大概是教條于蘇聯的經驗提出此設想。但是，列寧說通過拖拉機幫助農民集體化是從農民的“意愿”講的，并沒有說沒有機器就不能搞農業集體化，也沒說離開機器的生產力就不能把分散的小農組織起來形成效率更高力量更大的人力資源的生產力和自然資源的生產力。列寧擔心農民抵觸甚至反抗集體化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蘇聯革命的主體是城市和工人，并在很短的時間就取得成功，廣大農村不很了解蘇維埃。中國革命的主體是農村和農民，時間28年，有遍布全國的根據地(解放區)，軍隊、干部幾乎都是來自農村的農民，經過土地革命、土改加之長期的“組織與教育”，農村具有普遍的覺悟，和共產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和割不斷的情感。根據中國的實際，毛主席認為沒有工業化并不等于沒有工業，更不等于沒有搞工業建設，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工業支持農業。所以，用不著在沒有條件的情況下用一個很長的時間等到工業化可以提供足夠的機械使農民心甘情愿地服從集體化。相反，在堅實廣泛的感情、覺悟、信任的基礎上可以采取工業與農業并舉等多樣的方式推進農村集體化。把工業化和農村集體化的過程加以結合是辯證唯物主義的，互動才能相互支援、互為發展、爭取時間，絕不是農業社會主義(實踐證明農村集體化更有利于后來糧食等物品統購統銷等政策的配套)。“接受”生產力的

　　劉少奇認為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等實現了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后再一舉進入社會主義，換句話說就是社會主義的“第一天”必須擁有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強大生產力。這種天上掉餡餅的好事假如存在但也不是唯一，守株待兔又能奈何?資本主義強大的生產力是自己創造發展的，不是封建社會送的。社會主義難道不能像資本主義一樣走創造和發展之路，非得等一個“現成”?另外，“一舉”包含著時間、范圍、方式。在新民主主義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村集體化后以某個確定的“早上”(劉少奇語)，在全國范圍以私營工商業“獻出”的辦法實現國有化。這個設計中劉少奇把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理解為一個突變過程，這種突然式朝發夕至的“一舉”的主要辦法就是對私有制不打草驚蛇，用“養肥豬”政策，“將來我們依靠政權，下個命令就能剝奪它”(參見陶魯茄《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遼寧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p181-182)這樣做的根源在于劉少奇對私有制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不能動搖的原則，而在任意發展私有制后又突然一舉剝奪很可能引發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后又有個暴力流血的社會主義革命，這種以政權的剝奪來逼資本的“獻出”存在著極左危機，如果資本家知道這個政策，不是消極生產就是抽資逃離，其結果是極大地破壞生產力。相比之中，毛澤東把握了社會歷史運動的多樣性，采取“漸進”的路線用“逐步”動搖私有制的辦法，不斷的增加社會主義因素，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過渡到社會主義，以和平方式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為解放、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提供社會環境。

　　這種差異導致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山西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一場爭議。

　　在搞社會主義已經是定了的前提下，1950年全國土改后，由于可以土地買賣農村一些地區一方面出現了富農經濟和兩級分化，另一方面是互助組向合作社的升級，這描述著當時的實際政策有發展資本主義和發生社會主義因素的兩種效用，說明在“逐步動搖”和“不能動搖”私有制的政策矛盾中五種經濟結構受到了挑戰。

　　如果按建設新民主主義制度屬獨立社會形態，那么公有制與私有制是在“競爭關系”中發展，會出現上述兩樣趨勢，這在理論上或許有意義，可在當下卻無現實性，還有，這兩種趨勢若是為“一舉”革命剝奪私有制的策略服務就更增加著對抗矛盾的風險，很可能制造出共產黨又將面臨的一場暴力流血的社會主義革命。更值得關注的是雖然在理論上規定了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同發展，但在實踐中由于任何一方的發展都會損失另一方，這樣，在各級政權機構的不同意見者都不可能任意反對的事物“自然”發展而采取“政權命令”相互阻止，使競爭關系成為空話，甚至因對立情緒的長期積累制造黨分裂的危機。

　　如果按新民主主義的過渡性質屬社會主義范疇，方向是發展社會主義因素，資本主義是“有利于國計民生”并納入國家軌道那么就只有一種社會主義的導向結果是漸進和平式的。“和平式”曾是毛澤東解決戰爭的手段之一，現在被運用于“社會主義革命”，它的本質意義是在馬克思“暴力革命”之外建設起一種“非暴力”的社會主義革命學說，從而避免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后中國再次陷入暴力革命的可能性，這與波普的“漸進工程”是“共鳴”的。在這個歷史轉折關頭，毛主席代表“漸進”，劉少奇代表“一舉”，毛主席借山西省委與華北局和劉少奇的爭論，肯定了逐步動搖私有制發展社會主義因素的山西省委的方向。

　　毛主席與劉少奇發展道路的比較：毛-重工業優先、農輕重并舉;劉-農業優先-輕工業-重工業-適當的國防。劉機械的借鑒西歐道路。正如[法]弗朗索瓦*佩魯所說：“在講英語的國家中，有時存在著一種把工業化早起階段的英格蘭情況與今天觀察到的某些情況相混淆的傾向。英格蘭農業比較早的發展是為那里的工業發展鋪平道路所作的一項重要工作，這樣的觀點——其本身是有嚴重爭議的——不能被提出來估價發展中地區或發展中國家現在的情況。其理由很簡單：一個結構完備的工業部門今天是在整個世界中運行的，并且早已在不發達的國家奠定了基礎。這些不發達國家最初的情況決不能與18世紀未英格蘭的情況相比。因此，那種認為工業化必須等待本地市場的建立并在農業人口中生長出一批商行顧客的觀點，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對比和不可靠的互換基礎之上的。”《新發展觀》華夏出版社 1991年3月p136-137)

　　三、對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認識。社會主義是個不熟悉的事物，有一個不熟悉到熟悉的矛盾運動，期間貫穿著毛主席對進入社會主義的思考。他在1956年12月8日《同工商界人士的談話》里提出“社會主義搞得成搞不成”的問題，從多個方面展開對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可能性的思考。

　　這是個條件-目標的范疇。

　　物質方面：毛主席認為舊中國留下的條件不僅比俄國甚至比印度還差。首先反映在人口結構上，5.4167億數字中80 %以上為文盲的農業人口，其中很窮的貧下中農又占農村人口70%以上，一九四九年全國產糧只有二千一百幾十億斤，糧食不夠得進口，棉花得進口;其次，沒有工業，工業品也得進口，解放前五十多年間，全國除東北外，鋼的生產一直只有幾萬噸;加上東北，全國的最高年產量也不過是九十多萬噸。一九四九年，全國鋼產量只有十幾萬噸，使用機器工業的產值只占整個工農業生產總值的17%左右，原煤6188萬噸，石油32萬噸，電60億度，按1949年人口計，人均鋼1.7千克，原煤114.1千克，石油0.6千克，電11度;第三，交通，鐵路21800千米，火車頭要進口，鋼軌主要從外國買;公路通車80700千米。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結構中，官僚資本和帝國主義資本占80%，民族資本只占20%。這種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

　　然而，新中國經過6年發展已取得初步成就。三年恢復中，1952年使用機器的現代工業的產值占整個工農業生產總值的28%左右;特別是“一五”時期，實施以重工業為主體的“156” 等工程后，建成冶金、機械、能源、軍事、輕工業和醫藥等工業項目，全國經濟建設支出總數766.4億元，鐵的年生產能力為575噸，鋼為610噸，電為106萬千瓦，原煤9310噸，載重汽車為9萬輛，拖拉機為15000輛，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43.1%上升到1957年的56.7%;現代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64.2%上升到1957年的70.9%;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工業產值比重占工業總產值由1952年41.5%上升到1957年53.8%，集體所有制工業產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3.3%上升到19%，基本上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公私合營工業產值由4%上升到26.3%，資本主義私營工業產值的比重則由30.6%下降到0.1%。這說明中國已經初步奠定工業化的基礎。這時的農業，到一九五六年產糧達到三千六百幾十億斤，增加了將近一千五百億斤。

　　覺悟方面：1955年7月，毛主席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說“中國的情況是:由于人口眾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國平均每人只有三畝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畝田或只有幾分田)，時有災荒(每年都有大批的農田，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水、旱、風、霜、雹、蟲的災害)和經營方法落后，以致廣大農民的生活，雖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為改善，但是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仍然有困難，許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農民只占比較的少數，因此大多數農民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建設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進他們的這種積極性。對于他們說來，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這種狀況的農民，占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這就是說，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御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1]》，對進入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有個評估。他認為改變社會制度，從私有到公有，從個體到集體，幾億人口，總有勉強的。 但是，約五百萬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有不到十分之相信，不到十分之一的抵觸，中間80%的擁護社會主義但不一定相信馬克思主義;農民中的70-80%人口有一種為了擺脫貧困、抵御災荒、改善生活，聯合起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對于他們說來，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動搖的富裕的或比較富裕的農民只占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們中間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

　　另外，對落后就要挨打的歷史反思的危機感也被加入這個條件-目標的范疇。毛主席認為，從1840年到1945年，共計105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中國，都打過中國，除了最后一次的抗日戰爭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中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F在，中國社會制度變了，第一個原因基本解決了;但還沒有徹底解決，社會還存在著階級斗爭。第二個原因也已開始有了一些改變，但要徹底改變，至少還需要幾十年時間。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中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說，新中國初步成就基本解決了進入社會主義的物質和精神條件的話，那么，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機意識則提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究竟誰能更好地解決爭取在今后幾十年內徹底改變中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這就涉及到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比較優勢。

　　毛主席的描述是：

　　（一）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毛主席對生產力有個簡明的說法即人力和機器。所謂人力就是毛主席人民的概念，當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通過國家占有生產資料后就成為國家的主人從而改變了雇傭勞動狀態得以實現解放生產力之目的，這時一切自覺的積極性就成為可能。(1)國家占有生產資料后會按國家意志分配財富。國家為誰服務的性質決定分配的比例。私人占有生產資料就會按占有者的意志分配財富，唯利是圖的本性決定資本會追求利潤最大化，所以勞動者的工資被界定在維持生存能繼續提供勞動力的范疇或所謂勞動的邊際效益。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分配動機決定著其共同富裕的調節機制(平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分配動機決定著其兩極分化的調節機制，這就是馬克思所描述的資本主義始終存在勞動者的絕對或相對貧困的原因。這就是解放生產力的前提條件。(2)在這里“解放”還有消滅小農經濟的自然屬性的要求，這種自然屬性便是老子描寫的小國寡民情形與現代性尖銳對立。“分散、封閉、孤立、”是工業化消除的對象。工業化需要大農業（合作）。(3)財產權變更后，勞動者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這就滿足了勞動者當“主人”的心理動機自然會增強責任意志，為勞動的積極性提供長期有效的依據，這樣“效率”一詞也會成為規律之一，當然它的使用會更強調集體創造財富的能力，而不是夸大資本的占有者或經營者創造財富的能力。

　　（二）基本矛盾的非對抗性。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同資本社會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要優勝得多。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比較舊時代生產關系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

　　(三)政權的目的。革命是為建設掃清道路。革命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加以改變，把經濟制度加以改變，把政府、意識形態、法律、政治、文化、藝術這些上層建筑加以改變，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一個新的生產關系，而在于發展生產。

　　（四）過渡時期的預期比較。過渡時期公有經濟的發展證明社會主義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發展國家的經濟、文化，使國家獨立。“我們在經濟上是不獨立的，大的機器不能做，精密的機器也不能做，只能做不大不小的機器。飛機才剛剛開始出廠，汽車才剛剛開始生產。什么國家替我們設計的呢?是蘇聯替我們設計的，我們應該同蘇聯合作。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一點，甚至連國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了。”

　　（五）可以采取大躍進的發展方式。不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而是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

　　（六）可以實行民主集中的制度。沒有集中和統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統一對我們有利，使我們在短期內能實現工業化，能對付帝國主義。

　　（七）社會主義不僅從舊社會解放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也解放了舊社會所無法利用的廣大的自然界。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這里還沒有涉及農業機械化。機械化以后，勞動力更會大量節省，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據一些機耕農場的經驗仍然是有出路的，因為生產的范圍大了，部門多了，工作細了，這就不怕有力無處使。 (《多余勞動力找到了出路》[19]一文按語)

　　四、對小農經濟的批判。小農經濟是農業國的基本制度，在西方工業化后，這個制度在中國的存在是使中國社會陷入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和蘇聯的經驗均證實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只要實現工業化以及現代化都要用“大規模農業”(恩格斯語)消滅小農經濟，這也是西方超過中國的秘密之一。關于這個“經驗性”的歷史運動，關于小農經濟和農民為什么會成為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犧牲的祭品的一般規律，馬克思恩格斯都作了深刻地說明。“在資本主義時代之前，至少在英國，存在過以勞動者私人占有自己的生產資料為基礎的小生產。所謂資本的原始積累，在這里就是剝奪這些直接生產者，即消滅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這種消滅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上述的小生產只能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發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消滅它自己的物質手段。這種從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到社會的集中的生產資料的轉化，就構成資本的前史”(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p172)。然而，在中共黨內和各民主黨派存在著事實上要保留小農經濟的思想，對此，毛主席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從兩個方面給以了批評和批判。

　　（一）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毛主席在《糧食統購統銷問題》說：“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說過農民一切都是好的，農民有自發性和盲目性的一面。”那么，馬克思、恩格斯又是如何批判小農經濟的呢?

　　大工業作為新的生產力必然要求新的生產關系、新的社會組織與其結構，小農經濟作為農業國的生產方式在工業化的歷史運動中勢必被新的生產方式代替——大工業每天都在消滅小農。對于這個規律的因果，馬克思、恩格斯作了深刻地說明。

　　1、小農經濟生產方式與大工業訴求根本沖突。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p217-222)：

　　“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并沒有發生多式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這種隔離狀態由于法國的交通不便和農民的貧困而更為加強了。他們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任何分工，應用任何科學，因而也就沒有任何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沒有任何豐富的社會關系。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一 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 民和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省。這樣，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

　　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

　　2、在工業化運動中小農經濟對農業生產力的破壞日益加深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馬恩第一卷p472“在小塊地制度下，土地對于所有者全然是生產工具。但是土地的肥沃程度隨著土地被割碎的程度而遞減。使用機器耕作土地，分工制度，大規模的土壤改良措施，如開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都愈來愈不可能實行，而耕作土地的非生產費用卻按照這生產工具本身被割碎的比例而遞 增。……但是土地被割碎的過程愈發展，小塊地連同其極可憐的農具就愈益成為零細經營的農民的唯一資本，向土地投資的可能就愈少，貧農就越感到缺乏利用農學成就所必需的土地、金錢和

　　學識，土地的耕作就愈益退步。最后，純收入按照總消費增長的比例而減少，按照農民私有產阻礙農民全家從事他種生計的比例而減少，然而這私有產已不能保障農民的生活。”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馬恩第一卷p487“盡管法國目前出現了工商業的繁榮，但大部分人口，即2500萬農民卻依然由于嚴重的不景氣而痛苦不堪。”

　　3、小農經濟排斥工業化所帶來的現代生產方式

　　馬克思《論土地國有化》馬恩第二卷p451-452“社會的經濟發展，人口的增加和集中——這些情況迫使資本主義農場主在農業中采用集體的和有組織的勞動并使用機器和其他發明——將使土地國有化愈來愈成為一種‘社會必然性’，抗拒這種必然性是任何擁護所有權的言論都無論為力的。”“一切現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學產品等等，都應當廣泛地用于農業。但是，我們所具有的科學知識，我們所擁有的進行耕作的技術手段，如機器等，只有在大規模耕種土地時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大規模地耕種土地(即使在目前這種使生產者本身淪為牛馬的資本主義方式下)，比在小塊的和分散的土地上經營農業優越得多，那末全國規模地經營農業，難道不會給生產的發展以更大的推動嗎?”p453“……使土地分成許多小塊，由資金很少、而且主要依靠自己勞動和自己家屬勞動的人來耕種。土地所有制的這種形式以及由此造成的把土地分成小塊的耕種方式，排斥了采用現代農業改良措施的任何可能性，同時還把耕種者本身變成任何社會進步尤其是土地國有化的最堅決的反對者。……于是……農民就陷入了同產業工人階級相對立的極其不幸的境地。”

　　4、小農經濟導致在資本工業化過程中農民更加貧困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p217-222)描述了法國農民破產的情形：

　　……拿破侖鞏固和調整了某些條件，保證農民能夠自由無阻地利用他們剛得到的法國土地并滿足其強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國農民現 在貧困的原因，正是他們的小塊土地、地產的分散，即被拿破侖在法國固定下來的所有制形式。這正是使法國封建農民成為小塊土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侖成為皇帝的物質條件。只經過兩代就足以產生這樣不可避免的結果：農業日益惡化，農民負債日益增加。“拿破侖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紀初期原是保證法國農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條件，在這個世紀卻已變成使他們受奴役和貧窮化的法律了。

　　……農民的小塊土地現在只是使資本家從土地上榨取利潤、利息和地租，而讓土地耕作者自己隨便怎樣去掙自己的工資的一個借口。法國土地所負擔的抵押債務每年從法國農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國全部公債每年債息的總額。受到資本這樣奴役的小塊土地所有制(而它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這樣的奴役)使法國的一大半國民變成了原始人。一千六百萬農民(包括婦女和兒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個小窗，有的有兩個小窗，最好的也只有三個小窗。

　　5、這樣，工業化的規律就是消滅小農經濟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恩第一卷p261 “農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把歷史的車輪扭向后轉。”“小資產者的、小農的財產嗎?……工業的發展已經把它消滅了，而且每天都在消滅它。”p265

　　馬克思《所謂原始積累》馬恩第二卷p253 “只有大工業才用機器為資本主義農業提供了牢固的基礎，徹底地剝奪了極大多數農村居民，使農業和農村手工業完全分離，鏟除了農村家庭手工業的根基——紡織和織布。這樣，它才為工業資本征服了整個國內市場。” p266“這種生產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它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滅它自身的物質手段。……這種生產方式必然要被消滅，而且已經在消滅。”

　　顯然，根據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理論的描述，小農經濟被大規模農業經濟代替正是以大工業開始的現代化的一個起始性標示，這種普遍歷史的真理是每個企圖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都必須解決的問題?？梢哉f，這個問題解決的好與不好也從某種角度決定著現代化的效用。毛主席正是從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戰略，思考著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如果在對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馬恩選集四p295)所敘述的工業化規律進行討論，毛主席戰略推進的真理就會更加彰顯。令人驚訝的是當年恩格斯與法國社會黨“我們的同志”的爭論竟然與毛主席與黨內部分人的爭論何等相似。

　　恩格斯寫《法德農民問題》的背景為：

　　(1)英國工業化催生的大規模農業已消滅了小農經濟;

　　(2)類似于英國這樣的歷史運動規律也在法德持續展開;

　　(3)被“驅逐”的農民雖然面臨破產的危險，但因其根深蒂固的私有觀念，仍從保護小塊土地的利益出發，懷疑和憎恨社會主義和工人，因而，有可能由“消極敵人”成為大工業和工人的“積極敵人”;

　　(4)法國正經歷著當年拿破侖分小塊土地給農民——這種背棄歷史發展規律的做法所帶來的沉重代價和災難;

　　(5)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割斷了小農經濟的命脈，小農正不可抑制地滅亡和衰落。

　　這樣，法國社會黨的“我們的法國同志” 想更多的爭取小農就想把過去的綱領“弄得更加符合于農民的口味”，其核心是要在小農經濟必然滅亡的歷史規律下，“企圖證明社會主義原則中包括有保護小農財產免于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遭到滅亡”。為此，恩格斯對“緒論”提出的不切實的觀點進行了批判。

　　(1)“關于占有生產資料是生產者自由的前提”。恩格斯認為這是“草率的措詞”。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只有個人占有和公共占有。前者已是背馳歷史發展的而且一天天地愈來愈被工業的進步所排除著，更何況小農的悲慘生活情境也證明既是小農占有小塊土地同樣也不能獲得自由;而對公共占有必須以無產階級所有的一切手段來爭取。所以社會主義的利益決不在于維護個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為凡是個人占有還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

　　(2)社會主義的任務是把所有權和勞動“任何生產的這兩個要素結合在同一手中”。恩格斯認為這個“任務”的規定是不對的，相反，社會主義的任務是“僅僅在于把生產資料轉交給生產者公共占有。”而不是把小農對自己田地的現在這種虛構的所有權變成真正的所有權，把小佃農變成私有者，把滿身債務的私有者變成沒有債務的私有者。

　　(3)關于保護小塊土地不受各種利益集團的“侵犯”。恩格斯認為，小塊土地屬于滅亡著的舊的生產方式的殘余，想保護也保護不了，它的要義是宣布社會主義的迫切的職責是在于保護那些有時“剝削短工”的法國佃農。理由是“這些佃農是在某種程度上由于‘自己受著剝削’才被迫出此一途!”如果按這個理由推演“大農”、“中農”、“大土地占有者”的剝削是否也加以保護呢?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是專門反對剝削雇傭勞動的。”

　　(4)針對“社會主義工人政黨有任務‘聯合農村生產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種法律基礎上經營國內土地的一切種類的活動一齊去與共同的敵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爭’”。恩格斯指出：“我堅決否認任何國家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有任務除了吸收農村無產者和小農以外，還將中農和大農，或者甚至將大地產租佃者、資本主義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國內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隊伍中來。”

　　(5)關于給小農施小惠的政策，如：國家補助金;無報酬地把機器交給小農支配;稅收改革等，恩格斯認為這些或不切實或不會給小農帶來多大的好處 。

　　(6)關于“違反小農的意志，任何穩固的變革在法國都是不可能的”觀點，恩格斯認為，“他們在試圖接近農民時，杠桿沒有使對。”小農意志注定要滅亡。不應當用自相矛盾的許諾吸引小農，讓他們今天來明天又離開，或者即使暫時實現了小農的愿望，但他們終久仍會回到滅亡的路上。所以，恩格斯說：“要求我們永久保存其小塊土地所有制的農民，我們是不需要他來做黨員的”。

　　因此，恩格斯指出，對待小農的任務是“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但不是用強制的辦法，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使他們“共同出力耕種，并按入股土地、預付資金和所出勞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并且這同時會保證總的社會領導機構有必要的威信逐漸把農民合作社轉變為更高級的形式，使整個合作社及其各別社員的權利和義務跟整個社會其他部分的權利和義務處于平等的地位。……由國家銀行接受它們的一切抵押債務并將利率大大減低;從社會資金中抽撥貸款來建立大規模生產(貸款不一定或者不只是限于金錢，而且可以是必需的產品：機器、人工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種便利。”

　　“這里主要的任務是使農民明白地看到，我們要挽救和保全他們的房屋和土地，只有把它們變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產才能做到。正是以個人占有為條件的個體經濟，使農民走向滅亡。如果他們要堅持自己的個體經濟，那末他們就必然要喪失房屋和家園，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濟將排擠掉他們陳舊的生產方式。情況就是如此?，F在我們來讓農民有可能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進行大規模經營。難道不能使農民明白地看到，這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這是他們唯一得救的途徑嗎? ……”

　　“可見，如果我們所給的諾言使農民哪怕有一點借口設想我們是要想長期保全小塊土地所有制，那就不僅對于黨而且對于小農本身也是最壞不過的幫倒忙。這就簡直是把農民解放的道路封閉起來并把黨降低到招搖過市的反猶太主義的水平。”

　　恩格斯的這個敘述與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馬恩第一卷p389 )“工人為了農村無產階級的利益和自己本身的利益……把沒收下來的封建地產變為國家財產，變成工人農場，由聯合起來的農村無產階級利用大規模農業的一切優點來進行耕種。”的表述是一致的。

　　列寧在領導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時也闡明了與馬克思恩格斯相同的觀點。他說：“警告他們不要被小經濟制度迷惑住，因為在商品生產條件下的小經濟制度是永遠不能消滅群眾的貧困的”(《論建立俄國農業工人工會的必要性》列寧全集第25卷p111)“農民對自己耕種的土地的私有權，是小生產的基礎，是小生產繁榮并成為典型形態的條件。但這種小生產只能同狹隘的原始的生產范圍和社會范圍相容。”(列寧《卡爾*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p22)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敘述的工業化消滅小農經濟的規律，為毛主席提供了對中國小農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普遍歷史的真理”(恩格斯語)。在這個基礎上，除了已說明過的工業與農業的關系外，毛主席還從另一個視域描述了用合作化代替小農的必然性。他認為：“小農經濟。這個經濟不好，”這樣，“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由于中國不可能采取資本主義暴力消滅小農的辦法，只能用社會主義改造，這樣，如果再對小農采用保護利益的政策很可能適得其反。“在三畝地上“確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結果就是發展少數富農，走資本主義的路。”(《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這種結果不僅會大大延緩中國現代化進程，還會使中國成為西方的附屬。所以，“要搞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搞農貸，發救濟糧，依率計征，依法減免，興修小型水利，打井開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廣新式步犁、水車、噴霧器、農藥，反對“五多”等等，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會主義，只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這一套，那就是對農民行小惠。這些好事跟總路線、社會主義聯系起來，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須搞社會主義，使這些好事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

　　全面比較后，毛主席的結論是，“資本主義漫長而且痛苦。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又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嗎?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1](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

　　可見，毛主席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建立在：(1)如果以中國的條件搞資本主義，那么a“漫長而且痛苦”,b“別人的附庸”，c“兩極分化”，d“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2)如果中國搞社會主義，那么a 可獲得比較優勢，b 利于趕超戰略和共同富裕;c 自主發展民族工業的國家利益。、

　　現在需要結合上面已經討論的話題作進一步的補充說明，既要特別指出的是，與“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一樣，毛主席“過渡時期”理論獨創了另一種進入社會主義的理論模型：落后國家如何通過“過渡時期”創造條件進入社會主義。

　　從馬克思社會形態五階段的劃分來看，似乎是把資本主義制度當作大工業的載體，或者說是資本主義催生了大工業，沒有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大工業是發展不起來的，如果是這樣，大工業就完全與資本主義劃等號了，而這種“等號”是以一種生產力只能與一種生產關系結構的假設為前提的，但歷史經驗也在說明，大工業的出現更可能是人類認識和智慧的逐步不斷地提升導致科技進步的產物與資本主義沒有血緣譜系關系，只不過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把資本主義作為首先的載體形成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所以，大工業也可能選擇另一種生產關系發展自己，或者說另一種生產關系也可以選擇大工業。這樣，大工業這種生產力就可能有兩個或更多的載體。

　　資本主義并不是在大工業發展到一個程度才有的而是與大工業同時發生發展的，那么，為什么社會主義又非要大工業或者說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建立呢?這就牽掛出另一個問題，即社會主義是否只能是資本主義之后的一個更高級的社會形態?當然，馬克思基本是這樣分析的。他以歐洲為對象把社會主義描述成具備相當的科技水平和工業化程度能夠對勞動者進行較豐富的物質分配的社會形態。然而，列寧的實踐突破了馬克思的這個構想。毛主席正是在閱讀列寧的和中國的文本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有了另類解讀，把社會主義描述為能夠同資本主義同時并存的也像資本主義一樣能夠從無到有創造發展科技和大工業的社會形態，更看重社會主義比較優勢和共同富裕的品質，這兩點使毛主席將社會主義作為他制定趕超戰略的依據和實現趕超戰略的最佳途徑。在這樣的話語中，社會主義也可是資本主義之后的社會形態，也可能不經過資本主義以其他的創造性條件進入。特別是當有了科學社會主義，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西方資本主義這三個存在的條件后，新中國是可以根據國情的條件選擇更加人性的社會主義道路來實現工業化的。

　　這個條件就是毛主席提出“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概念來描述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的特殊模式，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革命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即進入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說明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形態已經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發生本質的變化，即無產階級領導的資本主義，這種新民主主義經過五種經濟成分的發展創造出一定的物質基礎和精神力量，再經過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使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顯然，這個結合實際的“過渡時期一化三改造”理論設計既充分證實了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理性邏輯又避免了俄國民粹主義由封建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空想，其步驟是社會主義革命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說服教育和改造的方法代替馬克思暴力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成為社會主義改造，就必須在新民主主義時期采取逐步動搖、削弱資本的私有屬性，不斷增加社會主義因素，使資產階級受到限制并接受無產階級領導被納入國家軌道，而不能放任資本發展等所謂條件成熟一舉剝奪。通過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的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開啟社會主義建設，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社會條件，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中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這樣，“過渡時期”理論的真理性支持毛主席再次把握歷史機遇選擇社會主義，并在不斷地對社會主義探索中建構了“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理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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