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該文為作者對“烏有之鄉關于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專題征稿活動”的投稿，充分論述了毛主席的戰略經濟思想。烏有之鄉網刊將持續連載該文。】

連載《毛主席的戰略經濟學》

　　第一編 毛主席的戰略經濟學理論

　　總有一些所謂的經濟學家和學者睜眼說瞎話，說毛主席不懂經濟規律，瞎折騰，否定毛主席的經濟思想和成就。其實，這些人完全站在資本主義立場，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作為判斷標準，核心在于否定公有制，推行私有化。不過這種爭論也涉及若干重大問題，深層次反射出毛主席堅信生命能夠在對時空的“只爭朝夕”中打破生理的極限獲得原始的創造力。他一生既尊重客觀規律，又挑戰主流意識，信奉實踐檢驗真理，崇尚科學創新。少年寫出“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晚年自嘲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毛主席用農村和農民革命改變了蘇聯城市和工人革命的模式，新中國成立后，他先后又遇到幾次歷史性重大選擇，如新民主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選擇，蘇聯模式和中國式道路的選擇，毛主席多次面對馬克思和列寧，不同的是新中國成立后還多了個斯密。

　　第一章 社會主義中國經濟發展理論

　　關于社會制度的選擇可以從經濟角色把問題還原成“市場經濟規律”和“社會主義”兩個范疇討論，或者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不可代替的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有存在的理性邏輯嗎?

　　第一節 選擇社會主義經濟

　　一、中國人性善的文化傳統更適合社會主義。斯密《國富論》發表后，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被概括為市場經濟的范疇和規律，還被說成是“天然的”永恒。然而，它的對立面——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的事實，或許印證了毛主席的矛盾法則，事物都是按對立統一的法則運動著，“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嘆是沒有用的。依照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解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律，不過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宣布為必然規律和永恒規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表述。這個解釋清楚地揭示出社會發展的一個基本事實，即不同的社會生產關會運動著不同的經濟規律，盡管也有相同但差別是本質的。我們知道，亞當*斯密把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私有制抽象為人性自私在法的意義上的理性表達并據此將其諸多“關系”概括為范疇和規律形成古典經濟學說后，后來的所有資產階級經濟學派的范疇和規律都堅持著人性自私的基本前提。顯然，人性自私是私有制生產關系及適應這個關系的范疇和規律的前提條件。可是，人性是否只是自私的嗎?根據經驗和理性，答案都是否定的。如果這個前提條件是錯的，那么，引用凱恩斯的觀點，前提上的其他東西也會不攻自破被否定。進一步說，如果前提是另一個假設，就應當有適合這個假設的范疇和規律，絕不能用被替代的假設上的尺度衡量新的范疇和規律。

　　孟子在對中國人的考證中發現了人性的“四端”，所以人性為善、可塑。三字經將其概括成“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認為人性顯中性，關鍵是環境的染色。韓非以對立出現斷定惡是人的本性，重要的是法律。這三種情形，孟子的認識與中國以血緣關系為中心的強調家、家族、國之間人際交往的互助的集體意識相一致，成為傳統文化的主流意識，是“仁政”的依據。毛主席用社會關系解釋人性。也許從《關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毛澤東文集三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可以描述他的理解。從“人之初”談人性的自然性沒有任何意義，嬰兒的喜怒哀樂區分不出善(利他)惡(自私)，父母不會因笑或哭去判斷善惡。當人處于被“社會化”的環境烙上階級的特質，人性才會表現善惡。剝削壓迫人的人就是惡(自私)，而廣大受剝削壓迫的勞動人民就是善。所謂區分惡的標準應是“剝削”，至于對生存權、工作權、收入權、休息權的一般要求不是自私的范疇，而是必須維護的人權。這樣，毛澤東區別了孟子“人之初，性本善”的非社會性，也批判了斯密將人的本能(動物性)和對人權的訴求塞進自私范疇從而抹殺人性的階級屬性的邏輯。顯然，無論人之初的善(利他)還是社會屬性的善都證實人性的利他是一個存在，并且還是一個多數，這就使區別于私有制的前提假設自私的另一個前提假設利他成為現實可能。

　　不僅如此，馬克思的“人類解放”，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更要求把人性的“利他”上升到國家意志的層面，宣布為必然規律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指明了在資本主義少數人富裕之外還存在一條多數人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毛澤東則進一步證實這條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的一個發展期以積累物質條件成熟之后再進入，她可以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后經過一個“過渡階段”逐步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具有的優越性能夠更好地加速工業化進程實現人民的福祉。國家的“利他”意志敘述著人民的普遍利益，為滿足這個普遍利益公有制的生產關系必然成為社會主義的一個主要經濟規律，以此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同樣，圍繞這種生產關系會產生適應她的規律和范疇，通過實踐和學習，共產黨人就要學會和掌握這些新的東西。

　　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后可以選擇社會主義。人性的利他與為人民服務的國家意志這兩個方面從理論上為公有制立法，堅實了建設社會主義的依據。選擇社會主義另一理由，是因為毛主席發現經過新民主義主義革命的中國可以不照搬馬克思的原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馬克思在觀察西方資本主義歷史的基礎后認為，社會主義是生產力增長大大超出資本主義范圍引發危機產生的歷史階段，沒有生產力的一定發展程度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就沒有存在的物質基礎，或者說，無產階級必須具備解放自己的物質條件，社會主義的產生正是這種在資本主義母胎中形成的“物質條件最后成熟”的結果。可是，馬克思沒有說清也說不清什么樣的生產力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生產關系如何成為生產力的桎梏也沒有詳細討論，這個留下的模糊性以及馬克思所希望的當時“擁有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的德國和生產力最強盛的英國發生社會主義革命而又沒有發生的現實，至少從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讓人感到社會主義的來臨仍然是一個徘徊的幽靈。西方具有先進生產力的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沒有發生危機后的社會主義革命，相反，資本主義發展落后的俄國卻爆發了社會主義革命，這個事實可能又說明社會主義革命條件是多樣的，并非只取決于生產力狀況。

　　毛主席在考察蘇聯社會主義后認為，社會主義不只是資本危機的產品，同資本主義一樣，她更是使“大工業才能成長起來”(恩格斯語)的社會制度，她的比較優勢在于能夠首先通過生產關系的革命解放生產力，從而為工業化生產力的大發展提供前提，這恰恰是像中國這樣落后國家實現工業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趕超西方的最好道路，對社會主義革命而言只有一個多樣性的物質條件的問題，不必非經過資本的發展階段，所以，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且，在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同時，發展了公營經濟、公私合營經濟和一些資本主義經濟，進行了土地革命，新中國成立后又經過“過渡時期”，這樣，就創造出“新社會的物質條件”(馬克思語)。總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不斷增長的社會主義以及資本主義的因素加之“過渡階段”的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政策已從整體上改變舊中國的封建經濟形態，新民主主義五種經濟成分代替了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前提。盡管毛主席認為由于黨內農民黨員占絕大多數，民粹主義在中國與黨內的影響是很廣大的，但是，中國是由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而不是由封建經濟形態舉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所以這種革命不是民粹主義的翻版。在這里，毛澤東又一次作出成功地創新。他構建出與馬克思不同的理論模型，創造出與列寧不同的實踐樣板，用“革命的能動性”創造出進入社會主義的歷史運動。

　　三、新中國國情面對的國際境遇所要求的國家利益更適合選擇社會主義。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對社會主義的選擇并非完全出于“馬克思主義信仰”，更重要的因果關系是國家利益的取舍。他反復強調“我們的總目標”并從多角度描述：

　　“我們的總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我們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1](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文集6》)

　　“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1(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文集6》]

　　“我們的目標是要使我國比現在大為發展，大為富、大為強。……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我們的目標是要趕上美國，并且要超過美國。美國只有一億多人口，我國有六億多人口，我們應該趕上美國。……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所以，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霉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1(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

　　這個總目標分解為“現代化”和“共同富裕”，趕超對象是美國，意志根源是“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霉的那種情況，”起點是“一窮二白”，“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1](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文集6》)。顯然，“總目標”意味著國家有安排經濟發展方向和項目的強力傾向，或者說要依據國家利益計算得失確認經濟資源配置，而市場經濟法則是私人利潤最大化以賺錢計算得失反對政府計劃更是兩極分化嚴重，二者的矛盾屬對抗性質，所以在特定時期受限制的時間內不可能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來完成總目標。毛主席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談話中解釋說：“為什么要搞公私合營，要搞社會主義?就是為了便于把國家發展起來，社會主義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發展國家的經濟、文化，使國家獨立。 ……革命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加以改變，把經濟制度加以改變，把政府、意識形態、法律、政治、文化、藝術這些上層建筑加以改變，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一個新的生產關系，而在于發展生產。”

　　四、三年恢復時期奠定了選擇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這次歷史性選擇的背景是1952年下半年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三個重大變化。1、1952年10月的數據反映工農業總產值比建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長20%，也就是說三年恢復國民經濟的目標已實現;2、國營工商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產值比例發生根本變化，1949年中國工業生產總值的公私比例是，國營占43.8%，私營占56.2%，到1952年9月國營上升到67.3%，私營下降到32.7%，并出現了國家資本主義形式，3、農村中互助合作已普遍發展起來，還有少數集體農莊。這些情形實際上描述了中國社會經濟形態已經在自然地發生著轉變。(見《毛澤東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p236-245)針對新的變化，善于抓住歷史機遇的毛澤東改變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設想，提出了“過渡階段”理論。

　　五、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以及統購統銷政策推動著選擇社會主義。大規模經濟建設意味著：

　　（一）要求農業適應工業化。工業化的回波效應會導致兩個結果。(1)城鎮的擴張，農業人口的轉移。這樣，工業的生產資料和城鎮人口的生活資料都會大大增加，而“個體農民，增產有限”， (毛主席語)而城市糧食、蔬菜的需要年年增長，當時已出現供需緊張的矛盾;(2)當時已出現農民賣地的情形，這就背離了共同富裕目標。毛主席認為，阻止農民賣地，辦法就是合作社，要解決供求矛盾“就要解決所有制與生產力的矛盾問題。是個體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是資本主義所有制，還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個體所有制的生產關系與大量供應是完全沖突的。個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才能提高生產力，完成國家工業化。生產力發展了，才能解決供求的矛盾。”“要搞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

　　(二)國家必須組織動員和領導經濟發展的事業。(1)國家重點搞重工業，但還必須搞地方國營工業(不要盲目性)，搞國家資本主義，搞手工業合作化;(2)不能走國家專搞重工業、搞原料，輕工業讓私人去搞、資本家搞制造的路線;(3)要使獨立的私人資本主義企業變為受限制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靠什么條件?①社會主義的幾千個大工廠;②農業合作化;③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的條件，包括黨組織和工會，加上我們的領導，可以保證企業轉到社會主義，取消資本家的所有權，同時把他們安排好。(《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資本主義私有制大大地妨礙統籌兼顧，妨礙國家的富強，因為它是無政府性質的，跟計劃經濟是抵觸的。”(《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三）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是發展生產，保障需要，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領導作用的經濟法則。在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支配下，適當地利用資本主義經濟法則，資本主義經濟法則是受限制的。但資本主義經濟法則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則當然存在，不能消滅;事物受了限制，法則也受限制。不執行勞資兩利，把它變為一利，就是不了解這個法則。(《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四）一個新的歷史時代的開始。“一個六萬萬人口的東方國家舉行社會主義革命，要在這個國家里改變歷史方向和國家面貌，要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內使國家基本上工業化，并且要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要在大約幾十年內追上或趕過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鉆研的，是鉆社會主義工業化，鉆社會主義改造，鉆現代化的國防，并且開始要鉆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這是“全黨的事業”(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五年三月)

　　（五）糧食統購統銷。陳云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關于糧食問題的報告指出，目前全國糧食情況非常嚴重。一些主要產糧區未能完成糧食收購任務，而糧食銷售量卻在不斷上升，京、津兩地的面粉已不夠供應，到了必須實行配售的地步。如不采取堅決措施，糧食市場必將出現嚴重混亂局面。其結果必將導致物價全面波動，逼得工資上漲，波及工業生產，預算也將不穩，建設計劃將受到影響。這不利于國家和人民，只利于富農與投機商人。為此，在糧食問題上必須在農村實行征購，在城市實行配售，嚴格管理私商，在堅持統一管理的前提下調整內部關系。毛澤東在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結論指出：“贊成陳云同志的報告”，“糧食征購、整頓私商、統一管理這三個問題，勢在必行。”(《糧食統購統銷問題》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統購統銷的政策表明，為支持國家工業建設，對城鄉的糧食供應不得不采取計劃的法則。“這次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對于社會主義也是很大的推動。”(《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四日)

　　六、新中國所“在場”的國內國際境遇已沒有西方式工業化的前提條件

　　馬克思在描述西方資本原始積累過程給出了兩個條件。一個是在國內大量消滅小農，生產大量的無產者形成剩余價值必需的資本主義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雇傭勞動制度，這是一個按照達爾文適者生存的獸性原則進行的競爭，充滿著無恥和野蠻，造成大量勞動者的非正常死亡和饑寒交迫的生活，所以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上每一個毛孔都流著血。另一個是在世界范圍開辟殖民地建立世界市場通過對外貿易掠取資源和剩余價值。以布羅代爾的語境，這種開辟世界市場的本質就是在世界范圍建立起剝削的塔式體系，安排殖民地充當不同的被掠奪和打工仔的角色。另外，阿銳斯還描述了資本主義歷史運動所必經的百年體系問題，并斷言日本是搭上西方式資本主義末班車的最后一個國家。顯然，進入20世紀50年代這三個條件已經不再存在，或者說，西方式資本主義的路徑斷裂了。所以，毛主席講，如果新中國仍選擇資本主義，其結果只能是“漫長而且痛苦”和“依附型”。

　　這里我們不妨重新學習一下毛主席(1958年)在井岡山的一段談話：“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毛主席還說：“事情不是那么簡單，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發展經濟學的支配-依附關系理論證實了毛主席的“附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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