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無產階級思想家、理論家、實踐家　　

——通讀《毛澤東思想萬歲》心得　　

陶  冶　　

由于一位小同志（80后的）的推薦，我有幸接受了勘校這套網絡版巨著——《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活。于是，懷著對毛主席老人家無比敬重和虔誠的心，耗費了一年多的時間，2010年10月21日終于完成了這項很有意義的“工程”（用今人的話說），如釋重負地交了卷。　　

勘校的審讀的過程，也是我很好的學習過程。所以，我雖然耗盡了期年的精力，也在所不惜，因為沒有這樣的機會，我是不會通讀這200多萬字書稿的。學習的心得太多太多了，有時我忍不住，就隨時隨意打了出來陸續發在網上了。后來為了抓緊完成任務，就擱置了。全部看完之后我把所有的得益匯總起來，就是我對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的稱謂是心悅誠服了，而且對人民革命“偉大導師”的桂冠也覺得是恰如其分、當之無愧的。除此之外，我還認為老人家不僅是偉大的軍事家，是大詩人，而且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思想家、理論家、實踐家。他的思想超過了孔子和老、莊，他的實踐超過了馬、列。他的理論從指導意義方面看，不亞于佛經和圣經。“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就可使自己成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就能把自己造就成雷鋒、郭明義這樣的活菩薩，普度眾生。曾有人說“中國幾千年，世界幾百年”才出現的這樣的非凡的人物，我現在覺得這話不錯。當然老人家對于此說是反對的也駁斥了，我現在只能理解為老人家的謙虛或臨時的政治需要。我不贊成也不反對因人立言，但也不贊成因人而廢言。人是可變的，而變的原因有內因也有外因，我們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事出總是有因的。我們如果是辯證的唯物地看問題看事物，至少不能瞎子摸象吧。我對“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這句話現在有了深入理解；“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是不對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對那個“無條件執行”說，現在看確實是出言人的經驗之談。有人說“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我是不敢茍同的。我認為那是出言人貪功而已。若說毛澤東思想是幾千年來中華文明的結晶，這是一點兒不過分的，因為幾千年來把整個中華各民族全體人民統一于一個信念，奮斗于一個目標，敢于戰勝任何艱難困苦實現民族輝煌的所在，只有毛主席，唯有毛澤東思想。人類未來的歷史中，中華最為驕傲的是：我們擁有毛澤東及其思想。現在大興“孔子學院”，我看就是為揚棄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而自知所謂的“理論”和那個被嗤之以鼻的“重要思想”無法取代，而又沒有其他的思想打入中國人心中，才勉為其難地在海外開始注重孔子思想的時候湊個熱鬧參與大興孔子學院的風潮。　　

下面就談談我的認識：　　

一、思想家　　

毛澤東思想真可謂“博大精深”啊！以前讀了《毛澤東選集》五卷，這次讀了毛主席1913年至1976年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可真地開了眼界，使我對毛主席的頭腦有了新的認識，這個頭腦可真的能與馬克思相比啊，稱他為思想家完全夠格呀！　　

1.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毛主席的基本思想。老人家關于這方面的表述太多了，幾乎貫穿他的一生：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　　

毛主席《在陜甘寧邊區第二屆農工展覽會開幕典禮上的講話》中強調：“……八路軍也就是老百姓，故軍隊不要忘本，本就是工農。在座的有許多八路軍同志，你們要向老百姓敬禮，不要罵人。老百姓可以罵我們，我們卻不能罵他們，因為他們是主人，因為我們的飯是他們做的，房子是他們蓋的，我們要軍民合作。”　　

“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我們應當積極熱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這個運動，而不是用各種辦法去拉它向后退。”　　

“群眾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那些在革命時期還只會按常規走路的人們對于這種積極性一概看不見。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們有時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　　

“群眾生產，群眾利益，群眾經驗，群眾情緒，這都是領導干部應時刻注意的。”　　

“要使幾億人的中國人生活得好，要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我們……就是為了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擔負起這項任務，更好地同黨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的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　　

2.民主思想：　　

　1956年11月15日　，毛主席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講話中的第四個題目講到“大民主與小民主”問題時說：　　

“群眾有道理的請愿是完全應該允許的。將來可以考慮在憲法中加上一條：允許工人罷工。這樣對于改正工廠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作風是有好處的。因為工人一罷工，就使廠長領導緊張，就不敢坐在辦公室里指揮了，而要到工人群眾中去實地看一看。如果我們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義作風，結果就可能形成一個特殊的階層，脫離人民，甚至最終為人民所打倒。”　　

　1957年2月16日　，毛主席在頤年堂的講話中有如下一些語句：　　

“學生鬧事有理由，但也不提倡大罷課。他們反國民黨反成了習慣。”　　

“不允許工人罷工是不正確的。憲法上沒禁止罷工。貼標語是言論自由，開會是集會自由。”　　

“對鬧事的人不應當統統叫他們寫悔過書，也不要寫檢討。”　　

“因為有問題，還是鬧一下好。”　　

“學生鬧事，不等于造反。”　　

“六億人，一年有一百萬人鬧事是正常的，六百分之一。”　　

“鬧事的人根本不要說是反革命，可能其中有個別反革命。”　　

“對付官僚主義，最好是罷工、罷課、打扁擔，因為老不解決問題吆！”　　

“當然，我也不登廣告，提倡全國罷工。”　　

“這些矛盾是暫時性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的矛盾。”　　

“出了事情，要看兩面。鬧事的人也有兩面性，警惕我們。有膿瘡，出膿就好了。”　　

“說老子是‘老革命’不能反對。國民黨也是‘老革命’，比我們更老。我們不能采取國民黨對人民的態度。”　　

1957年，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結束語中說：　　

“無論哪種干部、政府，缺點、錯誤應該接受批評的，并且形成習慣。人民政府成了習慣，批評就沒有事；批評對了當然很好，批評不對沒有事，這就是言者無罪嘛！人民范圍之內的事，人民是有批評的權利的，我們不要把這個權利交給反革命，憲法是應該實行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　　

“……就是問題不得解決，這樣就逼出個大民主來，于是乎罷工、罷課，對這種官僚主義如果不允許他，我看是不好的，應該允許他，雖然憲法上沒有罷工的條文。這并不是說，我們在全國范圍內提倡罷工、罷課。我們不提倡這個，我們提倡反對官僚主義，提倡人民范圍內就用批評的方法來解決。罷工算不算一種斗爭？也算一種斗爭，用批評斗爭沒有辦法的時候，對嚴重的頑固的官僚主義者，用這種方法是應該允許的。”　　

“如果地方、局部地方、個別工廠、個別合作社、個別學校，官僚主義十分嚴重，這個時候，事實上有罷工，事實上有罷課就是因為連小民主也沒有，在這樣一種范圍內允許。有些地方的同志，回到各個地方，不要說北京開了會的，從此全國可以大罷工，（笑聲）全國可以大罷課，說是我說的，就不是這樣的。”　　

　1957年2月16日　，毛主席在頤年堂的講話中談到王蒙：　　

“王蒙寫了一篇小說，贊成他的很起勁，反駁他的也很起勁，但是反駁的態度不怎么適當。”　　

[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正在討論問題在于批評的態度。小說揭發官僚主義，很好，揭發得不深刻，但很好。劉賓雁的小說并沒有批評整個官僚主義。王蒙的小說有片面性，正面的積極力量寫得不夠，要批評。應該有批評，也應該有保護。正面人物林霞寫得無力，而反面人物很生動。]　　

“壞小說，無非里面資產階級思想，唯心論，只要作者在政治上同我們合作，就和胡風有區別，不能一棍子打死。　　

“王蒙不會寫。他會寫反面人物，可正面人物寫不好。寫不好，有生活原因，有觀點原因。　　

“李希凡說王蒙寫的地方不對，不是典型環境，說北京在中央。難道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這是不能說服人的。　　

“中央里面就出過壞人，像張國燾，高、饒、李立三、王明。……”　　

[李希凡文章不能說服人，認為中央所在地的區委不會有官僚主義，是不對的。中央都出過高、饒，區委（有官僚主義）更不希奇了，“難免論”嗎。（對林震也有些“難免論”。）]　　

[問題是作者（王蒙）對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沒有搞清楚，所以小說有消極影響。我們也沒有搞清楚。因為寫北京，（地方）太具體，就不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這樣（批評）不能說服人。]　　

“王蒙的小說有小資產階級思想，他的經驗還不夠，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護。批評的文章沒有保護之意。　　

“王蒙的小說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義的一面，我看他的文章寫得相當好，不是很好。　　

“他暴露了我們的缺點，不能用李希凡那樣的批評。”　　

[許多批評文章，立場對，但簡單化。]　　

“李希凡現在在高級機關，當了政協委員，吃官飯，聽黨的命令，當了婆婆，寫的文章就不生動了，使人讀不下去。文章的頭半截，使人讀不懂。　　

“現在的危險是以為天下太平了，因此看見王蒙的批評就不高興。只是打，是鍛煉不出文學藝術的。　　

“對王蒙的作品贊美、罵，都是片面性。　　

“王蒙有兩重性，一是好處，一是缺點。　　

“一點里有兩點，一個事物包含有兩個不同的側面。　　

“商品有兩重性，王蒙也有兩重性。　　

“《文匯報》上姚文元的文章好。”　　

[〈〈教條與原則〉〉很有說服力。]　　

……　　

“最近這種壓法，缺乏說理，不大妙，應給人家出路，幫助。”　　

[XX ：王蒙要求談。]　　

“談兩點：1、好，反官僚主義；2、文章還有缺點。　　

“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難得。　　

“現在就是碰不得官僚主義，好像罵官僚主義就是罵自己。好，你自己既然承認官僚主義，就得罵。　　

“不能講，北京不能批評；不能講，不能寫黨的缺點。”　　

　1957年3月12日　，毛主席在懷仁堂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也談到了王蒙：　　

“教條主義外國也有，將馬克思主義片面化了，用形而上學的觀點來解釋馬克思主義，對自己的工作，肯定一切，只許贊揚，不許批評，只許講好，不許講壞。北京最近發生了一次“世界大戰”，許多人包圍青年作家王蒙，我們替王蒙解了圍，把他救出來。雖然他的作品情緒有缺點，但是，講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揭露了官僚主義。總而言之，講不得，一講就軍法從事，違犯了軍法。　　

“陳其通等四人在1月7日人民日報上發表聲明，有的傳達錯了，說我贊成。我再講一遍，我很不贊成。這幾個同志他們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想保衛黨，保衛工人階級的利益。不過，有這么一種情緒，是講毒草務必除盡。他們認為“百家爭鳴”提出來，好處甚少，壞處甚多。據他們估計，成績太少，缺點太多，放出了王蒙，牛鬼蛇神都出來了，大勢不好，大有不可終日之勢。對形勢的估計是錯誤的，文章里面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似乎是贊成，其實是反對這個方針的，對這個方針不通，有懷疑。他們的文章是沒有說服力的，沒有分析，簡單從事，短促突擊，人家看了是不會服的。我看了就不服。我不認識王蒙，我和他又不是兒女親家，我就不服嘛。”　　

　1957年10月9日　，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三中全會總結時的講話中說：　　

“今年整風創造了一種革命的形式，即幾大：‘大鳴、大批、大爭、大字報’。現在找到了這種形式，過去是找不到的，不能產生的，層層辯論那時不許可，因而土改打仗不能采取這種形式。現在我們取得了全國的勝利，政權是鞏固的，用擺事實講道理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找到了適合階級斗爭的形式，今后事情就好辦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整風也好，建議也好，都可以用辯論形式解決。　　

“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擁護社會主義，所以我們不要怕亂，不會亂，亂不了。　　

“在這個基礎上，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報，在這個時候出現很有益處。這種形式是沒有積極性的。什么大字報，什么大鳴大放，右派也可以搞大鳴大放，右派也可以出大字報。我說感謝右派，“大”字是他們發明的，鳴放是我們發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并沒有講什么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報，沒有這個“大”字。去年XXX 有一篇文章，我們去年五月在這里講百花齊放，那是一個放，百家爭鳴，那是一個鳴，不涉及政治。后頭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就什么問題都叫鳴放叫做鳴放時期，而且要搞大鳴大放。可見這個口號右派也可以用左派也可以用。大鳴、大放、大字報，究竟對哪個階級有利，歸根結底對無產階級有利，歸根結底對右派不利。問題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國家亂，而愿意建成社會主義，百分之十的人中間有許多人是動搖的，至于堅決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亂得了呀？所以這大鳴大放的口號，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這樣的方式和方法，歸根結底有利于多數人的自我改造。　　

“一個工廠，大字報一貼，貼幾千條，那個工廠當局也是很難受的。有那么十天左右的時間，有些人就不干了，車間主任就想 辭職，就是受不了，吃不下飯，睡不著覺。　　

“除四害要大搞大鳴、大放、大爭、大字報。在農村里頭，在城市里頭，究竟滅得了滅不了蒼蠅、蚊子、老鼠？我看這個國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右派說沒有希望，那是不對的，是完全錯誤的。他們沒有信心，他們沒有信心是有理由的，因為他們不想搞這個事，那就當然沒有信心。我們是想搞社會主義的，我看是完全有希望的，包括滅掉老鼠、麻雀、蒼蠅、蚊子，包括掃盲，包括有計劃的生育。”　　

　1957年10月13日　，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開頭就說：　　

“現在整風找出了一個形式。這個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報，這一套。在群眾中間創造了這么一個方式。這個方式跟歷史上有所區別的。在延安那一次整風，也有大字報，但是那個時候我們不敢推行，恐怕也是有點怕。　　

“……長期以來，軍隊、地方都形成一種民主作風。但是那個時候，整個革命時期，就沒有現在這個大放、大鳴、大爭、大辯、大字報。三反五反沒有搞大字報。三查三整沒有搞大字報。再上去，延安那個時候出了一點大字報，我們也沒有提倡。這是什么原因？我想或者是我們這些人那個時候蠢一點吧，恐怕還有客觀原因，就是那個時候金鼓齊鳴，打仗，階級斗爭那么尖銳，內部又這么大吵，那就不好了。現在不同了，那樣的階級斗爭已經過去了，基本結束了，全國和平了，所以才出現這樣一個東西，找到了這么一個形式。這種革命的內容，它要找到這種形式的。現在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為了建設，而找到了這種形式，就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學會，幾個月就可以學會。”　　

3.賴民思想：　　

“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工作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　　

“革命的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　　

“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　　

“我們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我們還要大辦民兵師。”　　

“人民的游擊戰爭，從整個革命戰爭的觀點看來，和主力紅軍是互為左右手，只有主力紅軍而無人民的游擊戰爭，就像一個獨臂將軍。”　　

“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軍隊必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于天下，……”　　

“應該使每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相信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　　

“我黨二十幾年來，天天做群眾工作，近十幾年來，天天講群眾路線。我們歷來主張革命要依靠群眾，大家動手，反對只依靠少數人發號施令。”　　

“我們必須相信：（1）廣大農民是愿意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2）黨是能夠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這兩點是事物的本質和主流。”　　

“……統籌兼顧，是指對于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　　

“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現在這樣精神振奮，斗志昂揚，意氣風發。”　　

“對于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　　

“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系群眾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不相適合，都是脫離群眾的。”　　

“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做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的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氣，敢于戰斗，不怕困難，前赴后繼，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會被消滅。”　　

4.為民思想：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斗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宗旨。”　　

“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國家機關實行民主集中制，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為人民服務。”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我們有些什么不好的東西舍不得丟掉呢？”　　

“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　　

“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 的犧牲。”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要聯系群眾，就要按照群眾的需要和自愿。一切為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個人愿望出發。有許多時候，群眾在客觀上雖然有了某種改革的需要，但在他們的主觀上還沒有這種覺悟，群眾還沒有決心，還不愿實行改革，我們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經過我們的工作，群眾的多數有了覺悟，有了決心，自愿實行改革，才去實行這種改革，否則就會脫離群眾。凡是需要群眾參加的工作，如果沒有群眾的自覺和自愿，就會流于徒有形式而失敗。……這里是兩條原則：一條是群眾的實際上的需要，而不是我們腦子里頭幻想出來的需要；一條是群眾的自愿，由群眾自己下決心，而不是由我們代替群眾下決心。”　　

“我們應當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后再告訴群眾（宣傳），并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得到解放和幸福。”　　

“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要他們從這些事情出發，了解我們提出來的更高的任務，革命戰爭的任務，擁護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國去，接受我們的政治號召，為革命勝利斗爭到底。”　　

“我們的同志不論到什么地方，都要和群眾的關系搞好，要關心群眾，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團結廣大人民，團結得越多越好。”　　

5.憂民思想：　　

 　1965年5月21日　、　5月25日　毛主席與張平化兩次談話：　　

“問題不在于誰的判斷正確，在于包產到戶還是農業集體化。這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如果無產階級不加強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走到資本主義的斜路上去。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　　

“客觀上就是階級斗爭。現在一大些人不愿意承認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談話，有人聽說還有階級存在，大吃一驚。資產階級從來不承認有階級存在，說階級斗爭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孫中山也不講階級，只說有大貧、小貧之分。還有沒有階級？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這是個根本問題。一部文明史，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現在無產階級掌權了，不讓資產階級復辟。資產階級掌權，不讓無產階級起來。不是你壓迫我，就是我剝奪你，這就是階級斗爭嘛。不過形式有所不同，資產階級嘴里不承認，實質一樣。我們共產黨的第一課就是階級斗爭，血淋淋的階級斗爭。”　　

“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59、60、61年是我國經濟最困難的時期，中國經歷了重大的自然災害，蘇聯撤走專家逼我們還債，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嚴厲的經濟封鎖，國家陷入了極度的貧困之中。由于缺乏糧食，為了活命，一些生產隊干部頂著被處分，被關禁閉的危險，集體瞞產私分。一些地方政府官員，把帶頭瞞產私分的生產隊干部當“刁民”，法辦，關禁閉。　　

當毛主席知道這種現象，他說話了：“謝謝五億農民瞞產私分……”他不但沒有怪罪農民兄弟這種有悖國家法令，“對抗”政府的行為，而是向農民兄弟表示謝罪。在鄭州會議當著全黨高級干部說：“瞞產私分，非常正確，本位主義有則反之，不能去反五億農民和基層干部。瞞產私分、站崗放哨，這是由共產風而來。普遍的瞞產私分、站崗放哨、黑夜冒煙，是一種和平的反抗。”　　

在毛主席主政的近三十年時期間，凡政府和群眾發生糾紛，毛主席都首先考慮政府的工作有否脫離群眾，有否不符合群眾利益。　　

50年前毛主席實際是寫給生產隊長的一封信 《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這是老人家　1959年4月29日　寫給省、地、縣、社、隊一封信。在開頭就說 ：“去年畝產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他在這里反對的是“吹牛”。他在講節約糧食問題時，寫道：“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他反對吹牛，反對大話，反對高調，都是反對假話，就是提倡講真話。 他指出：“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同時，他還指出了講真話的好處：“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他指出：“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他還吩咐基層干部：“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他不指望省、地、縣、社逐級地傳達到生產隊，就是要直接給生產隊和生產隊長的，但是有必要讓四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知道，我已經一竿子插到底了，誰也阻攔不了的。這就給了生產隊長一個“尚方寶劍”。由此就逐步形成了“反五風”的思想。他反對“窮過渡”，反“一平二調”、“浮夸風”、“瞎指揮”、“強迫命令風”、“干部特殊化風”等都是以民為本思想而體現出來的憂民情結。　　

二、理論家　　

老人家的思想結晶就是他的理論文章。為說明問題，我列舉如下：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年3月）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1928年10月5日）　　

井岡山斗爭（1928年11月25日）　　

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29年12月）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　　

實踐論（1937年7月）　　

矛盾論（1937年8月）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1938年5月）　　

論持久戰（1938年5月）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　　

戰爭和策略問題（1938年11月6日）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　　

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　　

論政策（（1940年25日）　　

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　　

……　　

著名的兩論《實踐論》和《矛盾論》無人不知，無人不佩服。翻遍全部著作，除帶“論”字的篇章外，值得稱為“論文”的多了。以上我列舉的僅僅是一部分。我這次意外地發現，《實踐論》卻是《辯證唯物論講授提綱》中的一章里的一節，是第三級小題目 ，也就是這部講義的一個組成部分，當初不是獨立成篇的。　　

寫完這部講義的時間1937年8月9日。這是什么年月？是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大舉進攻中國的時候，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紅軍不僅要抵御外敵侵略，還要考慮如何爭取蔣介石團結全民抗戰。而就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寫出這部講義，講解辯證法，強調學習辯證法的必要，希望有一部善于講解的書。這真是在他日理萬機，惜時如金的情況下寫出來的。能寫到紙上，之前要考慮成熟，那該是多么大的工程啊！但是，這樣的成果在他自己來看是不夠的。他說“所謂善于講解的書，在于以通俗的言語，講親切的經驗 這種書將來總是要弄出來的。我這個講義也是不好的，因為我自己還在研究辯證法，還沒有可能寫出一本好書，也許將來有此可能。我也有這個志愿，但要依研究的情形才能決定。”在不出一個月內，他又寫出了《矛盾論》，怎么能想象在這么短的時間里，竟然寫出這樣的經典來！　　

一部《資本論》（姑且不說別的）就足以奠定馬克思偉大思想家的資格，而《實踐論》和《矛盾論》加上其他論著也足以成就了毛澤東偉大思想家的資格。這里我就不多說了，我想說下一個問題，就是實踐家。　　

三、實踐家　　

毛主席在《關于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說：“理論是從客觀實踐中抽出，從客觀實踐中得到證明的。這是第四條。你的客觀實踐的態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尺度。用什么來衡量真理？就是用實踐。所以說不在他的簽名，而在他的行動。檢查一個干部、一個黨的重要標準，要看他實行的結果，有第三條無第四條是不行的。”后來又說“千百萬的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老人家的偉大思想就是在他和千百萬的人民的偉大革命實踐中產生和發展的，他的革命理論也是在革命實踐中得到驗證后總結寫就的。這才達到他的思想的革命性和人民性，他的理論也達成了真理性。不像有的人只有言論而沒有或夠不成理論。與老人家相比，把那仿佛文字游戲似的抄襲加胡編硬堆砌的不倫不類的，甚至不合語法，帶著語病的幾句話捧成“重要思想”，就可笑極了，真是貽笑大方！老人家雖然后來被取代了，但是畢竟比馬克思幸運，得以把自己的思想付諸于行動，并在實踐中得以檢驗。列寧也是這么做的，但是由于他死得早，沒能像毛澤東這樣充分地把自己的思想理論都付諸實行了。老人家在《實踐論》結尾時說：“通過實踐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論。”老人家就這樣一個知行統一的人。這個我也不想多說了，因為廣義的實踐在老人家的作為上人們都承認（即使有人想定也否定不了），我就說說狹義的實踐（現在時興叫“踐行”了），也就是他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心口合一、說到做到、率先垂范。　　

老人家的一生可以證明，他確實是“嘴里說的就是心里想的、手里做的”。他提倡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就不斷糾正脫離實際、與人民群眾利益不適合的決定和政策。我在通讀的過程中，不止一次地發現他后面的話糾正了前面的說法。我想這個就是他不同意說他的話“句句是真理”的緣故吧。我們是看他的思想體系，看他的思想理論指導革命實踐取得的效果和結果，才承認他思想的正確性和理論的真理性的。說錯話和干錯事走錯路不是一回事。存心做錯事甚至是壞事走斜路，即使他說的再好聽或不說或不說明，那事實也會表明的。這個就是動機的問題了，法律量刑不就要看是不是主觀故意嘛！我們常說的“不在于怎么說，關鍵在于怎么做”，就是在強調“實踐性”的重要。正因為他不堅持錯誤，所以他就很少犯錯誤，頂多有失誤。再就是他也經常在被人蒙蔽或被欺騙。所以有人說他“明察秋毫，洞察一切，英明絕頂”他是不承認也不接受的。他認為他也是普通人，他不是神。他的上當受騙也是正常的，因為他也有看不破假象的或沒把握本質問題的時候，導致他的決策中也有失誤。這就是他在不斷地發動從上到下和從下而上的糾偏、整改、反“五風”打“三氣”乃至讓人“討厭”的“斗批改”。其實這一系列的措施都是在修正以前的錯誤的。“文革”確實不是完美的，有缺點，也有失誤，如果老人家能活下來給他機會，他一定會帶頭和帶領全黨糾正偏差，修正錯誤點，解決失誤處，使之趨于完善的。這樣史無前例的全國性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我們若是求全責備那是不近人情的，除非失去了人性和“小人”。作為馬列主義者，真正的共產黨員，具有無比寬廣的胸懷，怎么就不能容忍在運動中一時的被誤解和群眾過分的檢驗呢？老人家在運動中一再提示和強調“要把握大方向”，那就是已經看到了運動中的有些偏差和不妥，就是在及時糾正。我們作為這場運動的參加者和親歷人怎么就不能“三個正確對待”（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團結起來向前看呢？怎么能嫉恨這場運動和在運動中沖鋒陷陣的造反派呢？我之所以佩服馬賓老人，不僅僅因為他是頂天立地的無產階級革命老前輩，是個永不變質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是永不停歇的敢于沖鋒陷陣革命戰士，我更敬佩他那高尚品格和廣闊的胸懷。在“文革”中被隔離審查（右派們叫“蹲牛棚”）了5年半，他能正確認識黨和革命群眾對他采取的這樣的“革命措施”，心里就坦然，就能心平氣和地面對，而且利用這5年半的學習機會，把監房當課堂，系統鉆研了馬列著作。他在參加新四軍前后入過兩次反動當局的監獄，因此，在“文革”期間黨組織和人民革命群眾對他進行審查，他認為是應該的、正常的，是純潔黨的干部隊伍的需要。在建國后，他被派往蘇聯學習深造5年，回國不久蘇聯變修了，蘇修特務也確實存在，為了免除組織上的懷疑，使自己重新疑獲得黨和人民的信任，他也歡迎組織的審查。他認為這是組織對自己的負責，有什么可想不通和不能接受的呢？即使是蹲監獄當囚徒，也是自己方面的人民的，不是反動派的，怎么能跟黨和人民對立呢？毛主席在歷史上也不止一次地被排除在領導集體之外，也受到不信任，也經受了組織的考察和檢驗，你能要求組織一貫地信任和重用嗎？這就是馬老不嫉恨不否定“文革”的坦蕩心理。毛主席交下了億萬人民群眾，也得罪過群眾中的少部分人，但是他都安然無恙。因為他始終與人民群眾心心同呼吸共鳴命運，反動派奈何不了他。但是，他停止呼吸了，與老百姓天人相隔了，小人就得把了，甚至一轟而上，欲把他打翻在地，非搞臭不可。這，也是老人家應該或已經預料到的！　　

我也想了，如果是毛主席活到“文革”結束的話，我相信他在運動總結的中央大會上一定會自我檢討的。因為他不“諱疾忌醫”，他善于解剖自己，他提倡批評與自我批評，他決不會讓自己例外的。他決不會自己挑起爭論后得勝了就不準或不提倡爭論了，他是歡迎別人乃至群眾說話的。他把群眾提意見看成是群眾泄氣的形式，是幫助自己，幫助黨改正缺點的好心，因此他不害怕群眾起來造他反的。他相信群眾，他的心和群眾始終是在一起的。所以，他也相信群眾是跟他一條心的。正因如此，他才敢于放手發動群眾起來造反。他和人民群眾是魚水關系，他也離不開人民群眾，更不用說與人民群眾對立了。他不能當著全國人民做檢討，是因為那時還沒有電視機的普及，他為了盡量擴大視聽范圍，1962年1月就破例地擴大到縣委書記和大廠礦單位負責人一級召開了七千人參加的中央（擴大）工作會議，號稱“七千人大會”，在會上他帶頭做檢討，承擔責任，糾正當時的左傾錯誤，把下面的所有錯誤傾向都歸結到中央，歸結到自己頭上。讓各級領導干部都出了氣，犯錯誤背包袱的也松口氣，開成了一場“白天出氣，晚上看戲”的愉快、祥和的大會。這若不是人民信賴的領袖，而且有領袖信任的各級領導干部為骨干的黨的干部隊伍和可信任的廣大群眾，靠“防范”和“維穩”的強力措施，能出現這樣的“和諧”嗎？　　

其實做檢討對老人家來說是一貫如此的。1941年6月3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征糧問題。突然天降大雨，電閃雷鳴，會議室也遭霄擊。參加會議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云被雷電擊死，一位農民的一頭驢也被雷電擊斃。事后，這位農民便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保衛部門要把這件事當作反革命事件來追查，被老人家制止了。他陷入深思：一個農民為什么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反映我們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問題？后來發現是由于征糧過多，農民負擔太重所致，于是很快糾正過來。這不充分踐行了“老百姓可以罵我們，我們卻不能罵他們”的承諾嗎！幾年過后，老人家還一直記著此事。僅1945年4月至5月一個來月時間，毛澤東就趁中共“七大”召開的機會，從不同的角度，四次“檢討”了這個問題，用以自省并教育全黨干部。他的四次檢討，表明對老百姓一往情深，對曾加重了人民負擔的失誤十分不安。他曾說：“把老百姓當牛去擠奶汁，有這樣的共產黨嗎？可能有，但不應當有。”他一直強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的根本宗旨；而榨取人民血汗，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的反動本質。　　

他提倡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就帶頭不搞特殊化，對家人嚴格要求公私分明。無論是子女，還是親屬的消費他決不允許用公款的，就是妻子攝影的愛好也必須由本人承擔。他給知青家長“寄上三百元”也是自己的錢。他主張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縮小等級差距，就拒絕“大元帥”的軍銜和“一級工資”的待遇。他主張廣泛團結同志不拉幫結伙發展個人勢力，當他發現妻子有這個苗頭的時候就一再提出警告。他為了讓工農掌權，把革命造反派的領袖破例提拔到中央，他認為這個人不僅年輕有為，而且是農民子弟、工農兵的代表，就安排到身邊傾心培養，可是一旦發現他跟自己的妻子一樣不聽勸告不仍不能拆幫，就放棄了對其重用。他反對野心家，當他發現自己的妻子權力欲膨脹必須抑制時，就在政治局會議上公然批評自她“有野心”。就警告自己的妻子“不要搞上海幫（后來又說“四人幫”）。他怎么能想到這三個字的稱謂竟然成了人家置她于死地的罪名。　　

他說人是可變的，他就不固定看人，即使犯錯誤的同志，也要看他的長處。就是現實錯誤嚴重得不可原諒了，也還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還歷史地看，全面地看，看到其長處，相信會改正改好的。就是對待比較頑固的幾近“死不改悔”的人，也還要以其“歷史沒問題”，因與自己的弟弟一起挨了整而不失信任，極力分化和爭取，在“以觀后效”覺得可以重用了還要重用。現在看，在這件事上老人家是一廂情愿了。他對自己肯定或稱贊的同志也不遷就，照樣嚴格要求，不是一好百好什么都好，什么時候做什么都好，如果有了錯誤也是毫不留情按原則處理。那位敢于“橫刀立馬”“唯我”“大將軍”與他意見相左，他就忍痛割愛點名批判。當他發覺自己的作為迎合了不乏野心的人的需要時也想適可而止，安排其工作（出任農墾部長）以發揮其作用調動其積極性。在后來本人要求平反時遇到了那個人的阻撓，他才放棄了。我想，如果那次平反能夠達成，到“親密的戰友”墜毀的時候也許恢復國防部長職務的。從老人家那廣闊的胸懷來看，我這可不是毫無根據的猜想。已經形成事實的“三起三落”就是證明。最不客氣最為突出的例子就是作為“戰友、學生、妻子”的人是他最信任、對他最忠誠，也是他最親愛的人，他一旦發現有了不可原諒的問題也要劃清界線（她不代表我）“分道揚鑣“的。在他心里，可能就是那句話：“誰讓你是我毛澤東的妻子呢？不拿你開刀我拿誰開刀？”這里面不乏“大義滅親”的意思。“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我們有些什么不好的東西舍不得丟掉呢？”他這樣說了，自己也這樣做了。必要的時候不僅僅是物和事，也包括人。他就提出了為革命要“五不怕”，他已經表現出來了。我列舉的這些就足見他在看人和用人上是不搞絕對化的。也正因為如此，才給人留下個印象，就是翻臉不認人，甚至“專橫跋扈。其實，這正表明共產黨人的原則性和堅定性。他是看事不看人的。他是批評教育從嚴處分從寬的。他主張給出路，給人以改正錯誤的機會。他對黨內懲治犯嚴重錯誤的同志是不要一棍子打死的。就是對嚴重得不可饒恕的夠成“壞人”的也不主張處死。他對處死王實味是很不贊成，頗為惋惜的。他認為即使壞人也可以轉化為好人。對待日本戰犯和溥儀就是最好的證明。這里也不排除他給自己糾看錯了的同志和冤枉好人留有甄別的余地。這兩方面的例子都在我們眼里。我想，如果高崗不自殺，在那個最大的走資派倒臺后會在適當時機予以甄別的。對于另一個“最大的”不就是在林彪垮臺后被啟用復職的嗎？反正我認為他不會像后來處理那四個人那樣以刑事審判論罪而置于死地的，更不會株連了那么多人不得繼續使用。他提倡謙虛謹慎，不居功自傲，就把革命成功看成軍民的共同成果，說自己的思想理論的成就是“千百萬的人民的革命實踐”使然，是集體智慧（包括他的戰友們）的結晶。他說中央只是個“加工廠”，“原料都是從下邊（群眾和基層干部）來的”。在中央集體里自己的意見是少數的時候也極力說服、等待，可是在努力、爭取無效的時候，他為了維護領導集體團結局面也是做過讓步而服從多數的。他的一生當中也曾不止一次地被拋出領導核心，但是他毫無怨言、毫不氣餒，只能等待事態的發展，再被同志們認識后請回中央。　　

我看了老人家的所有講話和批示，感覺他太不容易了，自己想主意時要費心勞神，在實施和推行當中也要費盡心機甚至大傷腦筋的。由于他的思想認識超前，所以始終居于少數。我現在才明白老人家的孤苦和無奈，才理解他說的“工作就是斗爭”和“真理有時在少數人一邊”。他不是想專權要專權，他時刻注意培養接班人，想把權交出去；可是交了出去退到二線后，發現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要被扭轉，人民到手的權利有喪失的危險，他就另選擇目標。但是事與愿違，事態的發展還是讓他大失所望，結果的意外令他“一夜白頭”啊！他實在承受不起了，覺得老戰友們之中不可指望了，才不顧周圍的人的不理解從基層選拔新人。為了還政于民、還權于民他讓勞動模范和戰斗英雄等工農兵的先進分子參加國家最高會議，四屆人大工農兵代表竟占代表總數的67.95%，有的真就進了中委，大老粗農民、工人和售貨員都能當副總理和副委員長，其中一個最典型的竟然當上了黨的副主席。可是這個新秀也不爭氣，成了小野心家。這時他才又想到他仍沒徹底放棄的、自己認為已經分化過來的人，讓他東山再起。哪想到人家上來了，仍然舊病復發搞自己的老一套，用“三項指示為綱”應付他，對他一輩子“做的兩件事”中的第二件不依不饒，盡管他給個“臺階”人家都不給面子。就在這種沒有可依靠可信任的人選，而自己又生命垂危的情況下，他也不放權給自己妻子那伙人，而選擇了個中間派（后來已經驗證是投降派），不無擔心地撒手人寰了。倘若不是說做合一，嚴以律己，他明知道在他身后可能要“腥風血雨”，還能看中和相信那個把自己的位置看得比天還大的無能之人嗎？　　

    老人家在自我實踐方面的事例不勝枚舉，看了電視劇《毛岸英》，就覺得不用一一列舉了，他動員全國人民抗美援朝，支持自己的兒子第一個報名出國參戰。他明知“戰場自古就是生死之地，建立新中國我們犧牲了多少親人？”還能說出“老百姓的兒子能血灑疆場，我毛澤東的兒子就不能啊？”我是從24集開始，流著淚看完的。我對電視劇是比較挑剔的，我也是帶著《毛岸英》拍得能否成功的問號在小朋友提示下才看的。但是看了之后，我認為這部電視劇拍得好，相當成功，而且夠“經典”了！播映的也是時候。這部電視劇不是虛構和編造的，這是事實啊，很真實！那些非毛反毛，貶損毛岸英等183108名烈士，否定他們為保家衛國、維護世界和平而投身的抗美援朝戰爭的混蛋們，也睜開狗眼看看重播吧！　　

老人家為之奮斗的事業失敗了，但是他預料的事情都應驗了。他最擔心他所干第二件事被否定，結果被認定成“一場浩劫”。他那“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的擔心已經成了預現實。老百姓“重受二遍苦、再遭二茬罪”也會不遠了。　　

現在，我對于有人把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歸于“集體的智慧”的說法也有了新的理解，若沒有中央權力中心的內部成員的配合，老人家本人是不會想那么多、說那么多的。這種配合是兩方面的，其中也有類似　于楊思遠　教授對我的配合。倘若沒有　楊　教授的引發我是不會想到去寫前面的兩篇文章（《究竟怎么看人民公社的解體？》、《觸及實際大膽討論，明辨是非還歷史原貌》）的。我之所以把后一篇改成“聯手”也就是說，這篇文章是我倆（和楊）共同的成果。我可以斷定，如果不是權力中心有人在排斥毛主席，像現在似的，強調“和中央領導核心保持一致”，也就用不著老人家干第二件事了。算了，現在說“如果”已經毫無意義了。我們還是想看看扭轉歷史的“巨人”當年的講話吧！　　

　1977年7月16日　—21日這個人出席中共十屆三中全會。17日，全會一致通過關于恢復他職務的〈決議》，決定恢復他的全部職務。21日，他在全會上講話。說：　　

“作為一名老的共產黨員，還能在不多的余年里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個人來說是高興的。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應該老老實實地履行黨員的責任，聽從黨的安排。”　　

他還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說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思想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于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不是在個別的方面，而是在許多領域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個體系，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所以我建議，除了做好毛澤東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論工作的同志，要花相當多的功夫，從各個領域闡明毛澤東思想的體系，要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教育我們的黨，來引導我們前進。”　　

還說：“把列寧的建黨學說發展得最完備的是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對于建立一個什么樣的黨，黨的指導思想是什么，黨的作風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毛澤東同志倡導的作風，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當然民主與集中的關系，自由和紀律的關系，都是很重要的。對我們黨的現狀來說，我個人覺得，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特別重要。毛澤東同志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充分信任群眾，歷來反對不信任群眾、不依靠群眾。對群眾的議論，毛澤東同志是非常注意的。我為什么說實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們的黨風、軍風、民風，關鍵是要搞好黨風。現在，“四人幫”確實把我們的風氣搞壞了。“四人幫”的破壞實際上是十年，或者說是十年以上，開始是同林彪結合在一起。他們弄得我們黨內同志不敢講話，尤其不敢講老實話，弄虛作假。甚至于我們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這些壞習氣，這是不應該原諒的啊!我們只要充分信任群眾，實事求是，發揚民主，把毛澤東同志的建黨學說和黨的一整套作風恢復起來，發揚起來，那末，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就一定會達到。有了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我們什么風險也能夠經受得住。我們要創造這樣一種政治局面，在黨中央領導下，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什么問題都可以擺到桌面上來，對領導人有意見，也可以批評。” 　　

請注意，這里他的最后一句話：“對領導人有意見，也可以批評。” 　　

下面是他在黨的十一大上的閉幕詞：　　

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群眾路線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真正相信和依靠群眾，細心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一刻也不脫離群眾。我們有這樣好的人民，這樣好的黨員和干部，他們勤勞勇敢，覺悟很高，非常關心國家大事，無限信任我們黨。這是我們黨戰勝一切困難，在各方面奪取新的偉大勝利的最可靠的保障。
    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起碼標準。一定要言行一致，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反對華而不實和任何的虛夸，少說空話，多做工作，扎扎實實，埋頭苦干。
    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黨內和整個人民內部，認真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原則，實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
    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務。
    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全黨、全軍、全國努力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自從粉碎“四人幫”以來，全黨全國面目一新，我們已經取得重大的勝利。但是，階級斗爭是長期的，革命事業是無止境的。我們一定要把反對“四人幫”反黨集團的偉大斗爭進行到底，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進行艱苦的努力，把被“四人幫”破壞而造成的嚴重損失和耽誤的時間搶回來。我們要正視現實，還有許多問題有待我們去解決，還有不少困難有待我們去克服。我們深信，只要我們真正地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就一定能夠戰勝一個一個困難，取得一個一個新勝利。
    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要高舉和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繼承毛主席的遺志，更加緊密地團結在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調動黨內外、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為實現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努力奮斗。　　

重溫了這位“老人”的講話之后，再聽聽“我是一個青年學生，要更好地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努力吸取革命先輩的革命經驗，和工農群眾相結合，走革命化的道路，走勞動化的道路，決不辜負革命先輩的期望”和“無論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都要持毛澤東思想，高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的誓言，我就想跟大家一起看看下面另一個人的講話：　　

“蘇聯、東歐的教訓是深刻的。問題主要出在黨內。第一，他們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放棄了科學社會主義，放棄了馬列主義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宣揚所謂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去搞什么民主社會主義。第二，不是完善社會主義制度，而是瓦解社會主義制度，使改革背離社會主義方向，變成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現在看得越來越清楚，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改革不行，不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也不行。第三，領導權被背離馬列主義的人所掌握，這些人在黨內進行分裂活動，瓦解黨的組織，在關鍵時刻向敵對勢力一味妥協退讓，甚至和他們遙相呼應，同流合污。第四，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內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腐敗現象，嚴重脫離廣大人民群眾。另外，很重要的一條是這些國家的經濟都沒有搞好。所有這些教訓，我們都應該認真研究，引以為戒。
    和平演變是我們面臨的現實危險。我們對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斗爭的形勢，要有確切的估計。把形勢估計得太嚴重了，就會草木皆兵，搞得人心惶惶。但是如果不能使全黨同志、尤其是高級領導層（主要是省部級以上的干部）保持高度警惕，腦子里沒有這根弦，那將是很危險的。
    在對待西方推行和平演變的問題上，應該看到，我們有些同志至今還是不太清醒。對這些同志，我們要幫助。過去不清醒，現在告訴你了，就應該清醒起來。
    我們要以東歐、蘇聯為鑒，看到國際斗爭的全局，要有緊迫感和危機感。要把困難估計夠，想到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這樣才年保持清醒的頭腦，掌握斗爭的主動權。如果對這場斗爭麻木不仁，掉以輕心，自己解除了思想武裝，必然會打敗仗。幾千萬烈士犧牲生命換來的社會主義江山，如果在我們這一代手里喪失掉，我們就會成為民族的罪人、歷史的罪人。
     ——我覺得實在沒有再說的必要了。這三個人的話若能像毛主席那樣言行一致，說到做到，從自己做起，就是現在提倡的“踐行”的話，那咱們老百姓還能說什么呢？莫非吃飽了撐得慌？！　　

我這個人天生不會看眼色順情說好話。當有人得勢時我不會逢迎，不認為他的話就是圣旨，他的作為全有道理、全對；當他垮臺時，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甚至被看成臭一堆狗屎時，我也不認為他全都不對、一無是處了。在他們定為“浩劫”的那個期間，我就寫了上萬字的短篇小說《意志素》，用主人公的嘴呼喚“劉大人”和“鄧大人”，被一位老編輯看成“大家手筆”遺憾地退回了。現在輪到當年的“紅太陽”被被抹黑了，人們不再“三忠于”、“四無限”了，而且可以隨便議論，甚至開始辱罵了，把他的思想也從我們黨的指導思想中排除了，于是我又同情他了。我也像當年那樣發問了：老人家真的是“晚年犯了嚴重錯誤”嗎？那場“浩劫”到底“劫”了誰？如果說是一場大災難，那么真是全國人民的一場災難嗎？　　

有人說“社會主義什么樣子，誰也說不清楚”。而`　1957年3月20日　，毛主席在南京部隊、江蘇、安徽二省黨員干部會議上就講了：　　

我們技術不夠，沒有機器，沒有文化，生活不好。有人講：“到了社會主義，大概是要過好生活了。”“不是講社會主義已經成功了嗎？去年共產黨開了大會，說社會主義基本完成了大概就要過好日子了。”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它作為社會制度，就是生產關系。我們建立了一種關系，跟過去的關系不同，人民進行生產，過去是資本家和工人的那么一種關系，地主和農民的那么一種關系；現在，我們建立為一種社會主義的關系，用這樣一種相互關系去進行生產，也就是一種社會主義的關系來進行生產。因為過去舊的方法不適宜，不利于生產，不利于發展，比較差些，弄得中國人民長期地又窮又是文盲，在世界上是被人們看不起的。現在這種關系剛改變，還沒有生產，沒有生產就是沒有生活，沒有多的生產就是沒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一百年我就不在這個世界上了，我就不能享福了。那當然不要那么長，分幾步來走，大概有十幾年要稍為好一點；有個二、三十年就更好一點；有個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現在大不相同了。一百年，是很短的時間，就是搞一萬年，人總要生活下去的。　　

　1957年10月13日　，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說：　　

現在全國，我跟地方的同志摸一摸底，究竟多少人不贊成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這個事，什么人都是生的，我們都是生手。我們過去只是搞民主革命，那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不破壞個體所有制，不破壞資本主義所有制，但是破壞封建階級所有制、買辦階級（蔣、宋、孔、陳那套人）所有制。所以許多人在民主革命階段，他可以過來。某些人對徹底的民主革命也不熱心，但是他可以過來。有些人對徹底的民主革命他肯干的，比如湖北省有那么一個雇農叫劉介梅，報上登了的。他是三代要飯，后來翻了身，發起來了，現在當了區長一級的干部。這回他非常不滿意這個社會主義，非常不贊成合作社，要搞“自由”反對統購統銷。現在他開了展覽會，痛苦了，要求不要開除黨籍，愿意改。他是湖北黃岡縣的，在那個縣里開個展覽會，他就當指導員，分兩個階段，要飯的階段，同后頭發起來的階段。像那樣的人，我跟湖北同志商量，恐怕可以不開除黨籍，因為他愿意改嘛。民主革命可過關，而社會主義這一觀就有些人難過。因為這是最后一關，它是要破私人所有制，變為集體所有制。當然，這個斗爭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少時間叫過渡期，現在也還很難定，大體上我看要三個五年計劃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個五年計劃，還需要十年左右。但是我看今年這一年是個高峰。　　

1963年又說：“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我之所以這樣把其他人的講話也端出來“和”到這里，就是不孤立地看待和議論毛主席。我這也是自己在跟自己討論。說實在的，我們還真地應該好好討論討論。討論嗎，就免不了東拉西扯，恕我就胡亂地扯到這吧！嘴都是長在自己的腦袋上，說話還是要經過自己的腦子的。袁騰飛這個小崽子在毛澤東時代他還沒做胎兒呢，他知道什么“歷史”？他竟敢胡說八道；我一個比他父輩還年長的老者，為什么就不可以“胡謅八扯”一番呢？跟前兩篇文章一樣，我也要感謝這個袁騰飛小兔羔子，沒有他的引發，我還不至于寫出這么個“裹腳條子”的。我知道，老人家生前是反對懶婆娘的裹腳條子的。但是，這里反對的不是婆娘，因為婆娘也是老人家依賴的人民之中的一分子，他相信就是落后的、懶惰的分子也是可以教育和改造好的，決不會讓他們“下崗”的！這，就是他的人民性所決定的。誰要是不注意到這一點，站到人民對立面去了，人民是不會長期忍耐下去的，終將不會答應的。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無產者，尤其是流氓無產者的破壞性最強，如果教育好了，他們的革命性也最強。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歷史也應該由人民來書寫。任何人想篡改歷史都是徒勞的，最終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歷史已經鑄就了，涂抹是沒用的，假象是一時的，是經不起風雨的蕩滌的。何況，還有些經歷者健在。盡管有人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想任意“打扮”歷史的人多是憑著手中的權力，按自己的意愿取舍、編造的，那是“偽史”。執筆者不是掌權者，也是御用者，或是投其所好者。袁騰飛講史只能糊弄小孩子，逗得孩子們發傻笑。倘若共和國的歷史由這個小東西來寫，那會是什么樣子是可想而知的。中國的歷史決不容許野心家們隨心所欲地“打扮”。學校的歷史課必須嚴肅對待。因此，我認為，書社在這個時候印刷這套書是很有意義的，是及時的、必要的，也是難能可貴的！對于老人家的一生以及這部書的議論或評價，我想是應該交給全黨和全民，希望還未變質或不想變質的共產黨人和有良知的普通群眾都來參與，拋開自己的利害、得失和恩怨，而客觀真實、嚴肅認真地為之。對于共和國的當代史，除了官方，咱們普通百姓是最有發言權的。全面、細致、嚴謹，也許辦不到，但是盡管局限些總還比歪曲的好。試想《史記》如果不是落魄的司馬遷能秉筆直書，倘若換成司馬昭之類人等執筆，那能有多少真實性，那還有價值了嗎？　　

我感謝這些小同志們，因為你們接續了我們這代人為之奮斗的偉大事業，為咱們共產黨的健康發展，為咱們人民共和國的鞏固發達而添磚加瓦，我們心安了。由衷地謝謝你們！　　

　2010年11月7日　看完電視劇《毛岸英》之后，收筆于23：5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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