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融的邏輯》的財富“點金術”　　

——陳志武溫情說教新自由主義的“葵花寶典”　　

【按】：這些將構成《資本的密碼和自由的邏輯——全球新經濟變革的價值重建》專輯的片段，是馬林韜為其《全球化和統觀論的市場經濟革命》（2009，中國金融出版社）的書中，提出應建立對現實市場經濟問題和經濟學問題進行價值哲學思考的統觀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問題，而寫就的一些有感而發的、自由即興的、屬于大眾文化版的更通俗詮釋。所謂統觀經濟學（相對于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也即是價值基礎理論和市場應用理論相統一，或者說倫理價值目標和現實經濟社會發展相統一的新民權主義的大眾經濟學……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在人們紛紛譴責“華爾街”的貪婪，揭露國際金融寡頭們變戲法——如宋鴻兵形容“剪羊毛”——一般地掏空了別人、掏空了世界，席裹和聚斂了天下財富卻最終暴食而疾地把“吃飯的家伙”（金融機構）都弄得“胃穿孔”了，結果卻是捆綁著政府用納稅人的錢來為他們“買單救市”（救金融機構之“市”就如同救整個國家和社會之“胃”，否則就是大家一起死掉，而且先死和真死的只會是窮人），并表現出極大憤怒的時候，曾被《華爾街電訊》評為“中國十大最具影響力經濟學家”的陳志武教授，也及時推出了同樣是“快餐經濟學”的《金融的邏輯》一書，不慍不火地要告訴那些并不懂得金融的人們，什么是金融，什么是《金融的邏輯》的A、B、C，以及自由流通的證券化資本為什么“真可以”神奇地讓人實現超級財富夢想的道理——這些道理正是所謂的“金融的邏輯”。　　

陳教授還告訴大家，次貸危機不過是因信用鏈條過長而發生了失控的技術性故障，金融證券化的貨幣市場體系和金融產品衍生發展的資本創新和技術革命也仍將繼續和發展下去，誰要是因噎廢食，誰就將被歷史發展的“金融邏輯”給淘汰掉。　　

陳志武先在中南大學學計算機，再是中國國防科技大學的系統工程學碩士，后獲耶魯大學的獎學金，攻讀金融學博士。那時，國內的金融學還在教授在美國人看來簡直是老掉牙的什么商品、生產、交換、貨幣、資本、信用，以及傳統的資產負債平衡之類的東西，所以金融學屬于文科，幾乎是數學不太好或水平一般般的人也可以去學金融。但在美國，正像郎咸平教授說的那樣，要有相當數學水平的人才可能選修金融，否則，很快就會被那些建立在復雜數學模型和函數方程上，被稱為“金融衍生產品”、“投資理財組合”、“杠桿復合套餐”之類的設計和推算搞得暈了過去……陳志武有較好的數學基礎，所以順利完成了這一跨越轉身，還成了耶魯出身的金融學教授。　　

那么，什么是金融呢？　　

陳志武教授說道：“一開始，（美國）教授既沒有講授金融是怎么回事，也沒介紹人類的金融發展史是如何如何，而是一上來就把所有金融交易由隨機變量來描述，亦即，不管是股票、債券、借貸簽約，還是其他任何金融交易合同，都可以由隨機變量來表達。正是因為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是由金融合同來完成的，都涉及今天和未來不同時間之間的價值交換，而未來又充滿了不確定性、充滿了隨機事件，所以，通過把任何金融交易合同的細節條款轉換成不同的未來隨機事件，分析清楚在每種事件出現時交易雙方的得失，由此得到的交易雙方得失跟未來事件的關系就是概率論中講到的隨機變量。于是，金融學所要研究的就是如何實現這些隨機變量的交易、如何為這些隨機變量定價的問題，即通過數學推導，為這些隨機變量做定價模型。所以，金融市場的作用之一就是對未來定價、對交易風險定價。”　　

原來，所謂的現代金融學理論就是根本不要去糾纏什么“人類金融發展史”的“商品、生產、交換、貨幣、資本、信用”了，而是直接盯住人們錢袋子“隨機變量交易的對未來定價和對交易風險定價”的變本加厲也就是了。　　

但這樣的傳統顛覆卻仍然會讓人們有些不甚了了，甚至疑惑，教人不用腳走路，這不成了趙本山的《賣拐》了么？　　

所以，陳教授又提綱挈領地告訴大家：“這樣也不乏觀念上的沖擊。最大的沖擊莫過于價值論，一件東西、一種經濟活動的價值由什么決定？交易行為本身是否創造價值？按照我們從中學、大學政治經濟學中學到的勞動價值論來理解，一件物品有它的固有價值，即，其生產所要花的時間乘以社會單位勞動時間的成本。也就是說，只有勞動創造價值，交易不創造價值。但是，在1987年（耶魯）的‘金融經濟學’課堂上，我學到，任何東西或證券不存在什么‘固有價值’。只存在相對價值。也就是相對于人的效用而言，才有價值這回事。東西和證券的價值取決于它是否讓個人的效用提高，包括消費效用、財富效用、主觀幸福或滿足感……原來計劃經濟時期只顧生產，不顧所產東西有沒有人要或者有沒有市場，那不是在創造價值，而是在摧毀價值。原來，沒有派上任何實際用場的一代代銀河計算機也是一堆廢鐵，是在摧毀價值。等等，等等。反而觀之，即使一樣東西沒有花多少投資，它的價值照樣可以很高。最具體的例子是像百度、騰訊、無錫尚德這樣的公司，這些公司都只有不到十年的歷史，而且都是由幾十人創辦起來，不僅沒有自己的高樓大廈（至少幾年前沒有），但市值都是幾十億美元，不僅遠高于其實際投入的資金和成本，而且比那些投資花費巨大、擁有眾多廠房設備與高樓大廈、經營運作了幾十年的武鋼、一汽、二汽等更值錢。之所以是這樣，是因為價值取決于這些公司能帶來的效用，或者說收益，而不取決于建設成本，跟建設所需的勞動時間關系不大；換言之，價值由未來的收益決定，不是由過去的成本決定。效用決定價值，而不是勞動成本決定價值，這對于理解金融的邏輯極為重要（黑體為教授本人所加）。”　　

以上重新確立對經濟事物的價值定位的表述，乃是陳志武教授在下面將娓娓道來的《金融的邏輯》的重要思想基礎或理論核心的部分，所以，老馬我才不吝其文、不吝其時地加以了特別的提示，否則，不懂金融的人們就只能是霧里看花了，到頭來，也還是懂不起什么才是《金融的邏輯》。　　

相信很多過去不甚懂得經濟和金融的人們，看了陳教授的以上表述和說明后，一定會認為教授說的不僅是事實，而且太對了，還會不由然地痛恨起在現實生活中早已司空見慣了的那些“浪費資源、摧毀價值、勞民傷財、制造垃圾”的敗家子們。　　

在教授的點撥下，一些讀者甚至還會聯想到，怎么連我們也一眼就能看透的以上敗家子情形，竟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在力挺并造就出來的呢？難道馬克思還不如陳教授和我們嗎？　　

然卻非也！所以，恨歸恨（那些敗家子），老馬在此還是要很嚴肅地說明：以上各種勞民傷財、做無用功、制造垃圾的敗家子行徑，其實和從亞當·私密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而且可以說，連教授本人也似乎根本就沒有弄懂什么是勞動價值論。比如，馬克思作為價值比較的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不是教授說的“其生產所要花的時間乘以社會單位勞動時間的成本”，或所謂的“建設成本”和“建設所需的勞動時間”等等，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以理論抽象的方法來表現的，按一定時期一般社會生產力水平來生產某物（商品）的勞動消耗——這是經濟學中很重要的一個基礎理論的問題，后面我們還將專門述及，故此就暫不論爭了；現在主要是展示陳教授的東西。　　

我們還是從什么是金融說起吧。　　

金融的歷史發展，自然還是要從商品的生產、交換說起，開始是以貨易貨，為了交換的方便，后來就產生了作為交換媒介的某種公信物——“貨幣”，一開始，行使貨幣職能的曾是任何的稀罕物，如貝殼、布匹、金、銀、銅、鐵等等（即使在現代的非常時期，如二戰后發生了天文數字通貨膨脹的德國，甚至還流通過一陣由美國大兵帶來的“香煙貨幣”呢），經過市場的自然選擇和淘汰后，貨幣最終定格為價值含量較高、也較穩定，又便于攜帶和分割的金銀等貴金屬。貴金屬的金銀貨幣也是財富價值儲藏的最佳物品。所以，金融最原始的意義就是財富（商品）、財富交換和流通的意思。再后來，隨著經濟的發展，貨幣經營的信用也成了一種重要的買賣，一方面替人保管錢財，另一方面也把暫時閑置的貨幣放貸給急需用錢的人，并收取一定的費用（利息）。再后來，隨著以貨幣經營者或國家為信用保證的票據和紙幣開始發行和流通，金融業也進一步形成了跨地區的匯兌、支付、清算，及各種存貸款的信用業務，并最終形成了信用形態較為完備的現在商業銀行。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和股份公司等又大體上構成了近現代一般的或傳統的金融信用體系。　　

近現代一般或傳統的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和股份公司等金融信用體系，也使金融的信用發展初步地具有了如陳教授所謂是“透支未來”的重要功能。　　

但一開始，“透支未來”還主要表現在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和保障方面。如，靠自己積累，不知要猴年馬月才能實現的規模經營，現在通過銀行信貸的集約方式在短期內就可以實現了；最早的保險公司是成立于荷蘭的“勞合社”，那是資本主義早期從事遠洋貿易的人們，為規避和分散遠洋航運中經常發生的風浪海損和海盜劫掠等風險災難，搭伙成立的意在分擔災害和平攤損失的互助性經濟組織；把集約經營和責任分擔的功能直接合一的是股份公司的更高經濟形式，對這種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馬克思也給予了極大關注和很高評價；再后來，股份公司又發展成為股票可公開自由交易和流通的證券市場形式。　　

當然，所謂“透支未來”的經濟矢量，在當時，盡管從來就不乏各種金權操縱、暗箱操作、打千作弊、剪毛收卦的空間和宋鴻兵所謂“陰謀論”的情形，但總體上，還是受到在勞動價值理論或黃金貨幣本位的市場定價機制之下的自然價值量的限制。　　

總之，“透支未來”的信用功能，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后金本位時代，不僅被“華爾街”新自由主義的現代貨幣金融學看作是它們最重要的理論抓手，形容為“金融的核心是跨時間、跨空間的價值交換”，并在“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基金市場”的基礎上，進一步地通過所謂“資本技術革命和創新”的各種信用衍生形式而膨脹發展到了極致。　　

這正如陳教授所說：“當然，對金融的這種一般性定義可能過于抽象，這些例子又好像過于簡單。實際上，在這些一般性定義和具體金融品種之上，人類社會已經推演、發展出了規模龐大的各類金融市場，包括建立在一般金融證券之上的各類衍生金融市場，所有這些已有的以及還沒有但未來要創新發展的金融交易品種，不外乎是為類似于上述簡單金融交易服務的。”　　

抓住了“透支未來”這個貨幣主義理論的基本教義思想，所謂《金融的邏輯》也就可以被梳理得更加頭緒清晰了。　　

陳志武教授主要的“金融邏輯”大概可以被概括為就是“三邏一輯”——這個詞語多少有些生疏、怪異，但它正是對各種“金融創新”進行歸納的一種“表述創新”吧。　　

所謂的“三邏一輯”，也就是三個“金融的邏輯”，再加一個制度架構的“邏輯的邏輯”的“三位一體”——請記住！“三位一體”乃是個十分重要的關于文化哲學思想體系構建的大概念，以下，我們還將要不斷地提及。　　

現在言歸正傳。　　

陳志武教授的三個“金融的邏輯”就是：關于“實現個人自由和價值最大化的金融邏輯”；關于“把未來收入資本化、財富化變現的金融邏輯”；關于“負債強國論的金融邏輯”。　　

雖然《金融的邏輯》并沒有過多地依靠各種很煽情的、太八卦的故事來演義，而是立足于循循善誘，深入淺出，講道理，舉事實的溫情說教，但在老馬我看來，陳教授的整個邏輯卻不過是一堆碎片式的東西，孤立地看，似乎多是事實，也還在理，但歸根結底，卻都是些“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似是而非”、“顛倒衣裳”的混亂邏輯。　　

以下，我們就一一分解。　　

——關于“實現個人自由和價值最大化的金融邏輯”。　　

為了說明這個邏輯，陳教授講了一個“小王買房”的故事。上海的小王準備結婚，要花120萬元，買一套150平米的房（2004年的行市），小王和未婚妻都在金融公司工作，年收入加在一起18萬元（在中國已很不錯，都是高級白領了），他們手頭的儲蓄有30萬元，買房還缺90萬元，90萬元怎么解決呢？　　

一種可能是從銀行獲得按揭貸款，如果是30年期、年息5%的按揭，今后月供約4 832元，年供不到6萬元，這是小王夫婦完全可以輕松承擔的。另一種選擇就是“啃老”、“吃家”（當然，前提是有老可“啃”，有家可“吃”），或換一種說法，就是搞家庭互助式的“人情借債”……　　

好了，我們完全不必糾纏于這個甜蜜蜜的上海阿哥最后究竟作了怎樣的選擇了，而是回到陳教授關于“實現個人自由和價值最大化的金融邏輯”吧。　　

這個“金融的邏輯”，實際上就是這些年來不斷有“海龜”講的那個關于“美國老太太”和“中國老太太”的故事。說的是：有一個美國老太太，年輕時就靠“透支未來”的金融借債方式，不僅住上了漂亮的住房，還極盡快樂地享受了自己的一生，也就是說，“提前實現了個人自由和價值的最大化”，并合理地把自己實現自由和價值的成本均衡地分攤到了整個一生之中，終年時，毫無遺憾地進了天堂。一個同樣級別（指社會級別）的中國老太太，為實現自己的住房夢，克勤克儉，靠一生的積攢，也終于買到自己的房子，但搬進不久，還沒來得及享受生活，就壽終正寢地一命歸西了。　　

“美國老太太”和“中國老太太”的不同生活邏輯和人生結局，哪一個更合理、更可取呢？　　

不言而喻，當然是“美國老太太”——如此，也自然是陳教授的“金融邏輯”應該得分。　　

但問題是，要怎樣才能成為這樣一個自由、快樂，一生毫無遺憾的“美國老太太”呢？　　

一推敲，“美國老太太”自身的邏輯前提，最起碼也須是一個曾經和始終的“白領麗人”，比如像上海小王和他的未婚妻那樣，反正不能是普通的農民工或外來妹的小保姆，若是后者也來按揭買房，豈不是會鬧出中國版的“次貸危機”了么？　　

所以，陳教授“實現個人自由和價值最大化的金融邏輯”，并沒有任何的普遍性意義，這正像京劇《鎖麟囊》中薛湘靈小姐的唱詞說的：“此時卻也明白了，世上何曾皆富豪，也有饑寒悲懷抱，也有失意淚水滔滔……”；而且，這一條“金融的邏輯”，也沒有經濟學本身須建立宏觀經濟平衡的任何邏輯意味，甚至只能推演出相反的結果；另外，既然講到實現個人自由，那么就必須說明，自由主義早期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們許諾的自由，乃是從“每個人的自由”（個人自由）到“一切人的自由”（自由的普遍化），所以，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就不能只講上海小王，還要想想同樣在上海打拼的安徽小保姆和各地農民工們，只是，屬于他（她）們的《金融的邏輯》又安在呢？　　

……（未完）　　

（相關內容參見馬林韜網站“紅旗漫卷西風”：www.malintao.cn“博客天地”）　　

（下節預告：六、資本信用的《百萬英鎊》和貨幣發行的“太極乾坤”；七、對外是“憤青”對內是“精英”的中國“阿呸”〔“不高興”〕）　　

五、《金融的邏輯》的財富“點金術”　　

——陳志武溫情說教新自由主義的“葵花寶典”　　

【按】：這些將構成《資本的密碼和自由的邏輯——全球新經濟變革的價值重建》專輯的片段，是馬林韜為其《全球化和統觀論的市場經濟革命》（2009，中國金融出版社）的書中，提出應建立對現實市場經濟問題和經濟學問題進行價值哲學思考的統觀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問題，而寫就的一些有感而發的、自由即興的、屬于大眾文化版的更通俗詮釋。所謂統觀經濟學（相對于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也即是價值基礎理論和市場應用理論相統一，或者說倫理價值目標和現實經濟社會發展相統一的新民權主義的大眾經濟學……　　

……（續前）　　

——關于“把未來收入資本化、財富化變現的金融邏輯”。　　

對此，陳教授坦言相告的股市秘笈就是：“第一，把未來的收入或財富證券化變現，無非是把未來的錢提前花，提前透支……第二，雖然在美國能把未來收入流、把‘死’資產作證券化變現，但這并不能讓美國‘更有錢’，因為錢的供應是由中央銀行固定了的，證券化的過程無非是將投資者手中已有的錢轉移到證券發行方的手中，這種支付轉移并沒有產生新的錢。”　　

在這一點上，我們完全可以說，陳志武教授比迄今為止我們所看到的那些經常在電視和報刊上忽悠股民的理財專家和和股評名嘴們都更講職業道德，因為只有陳教授才毫不隱瞞地把股市“賺錢”的底牌秘笈給亮了出來：它并不能產生新的錢來，玩的只是甲方、乙方的“轉移支付游戲”。　　

當然，以上的股市秘笈，若讓老馬來說，還須是把以上的“黑體”再作一顛倒，變成：“把未來的收入或財富證券化變現，或提前透支……并不能讓美國（或中國）‘更有錢’，證券化的過程無非是將投資者手中已有的錢轉移到證券發行方的手中，這種支付轉移并沒有產生新的錢。”　　

以上的黑體顛倒，也正是老馬和陳教授之間存在著重大思想差異的地方（好了，以下將不再理會教授的那些黑體了，還是讓讀者們自己去“舉一反三”吧）。　　

關于股市的秘笈，在此，老馬還要鄭重地再補充一條：證券化資本的流動自由化原則，本質上正是構成了股市證券化資本的投機性原則。　　

但陳教授卻認為：“‘投機’是人之常情，也是各種技術創新的原動力，正是因為科技創新是在‘創新’，所以就有風險，去做有高風險的事就要有投機精神。我們中國人總喜歡把‘投機’看成非常負面的東西，談到股市我們就想要‘抑制投機’，其實，如果沒有投機，就可能只有‘股’但不會有‘市’。談到房產市場，我們也想到要‘抑制投機’，同樣地，如果沒有投機，也會只有‘房’但不會有‘市’。談到人民幣外匯市場，我們也說要‘抑制投機’，等等。總之，說‘你喜歡投機’意思是‘你不務正業’、‘你破壞這個那個’。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如果美國社會不認同投機的價值，它也就不可能有發達的股票文化。沒有發達的股票文化也就不會有美國過去150多年的科技發明歷史。正是由于‘投機’，在美國歷史中就出現過連續不斷的股票泡沫，恰恰是這些股票‘投機熱’為每次大的科技創新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資本，鼓勵了進一步的技術創新。正是投機者的買賣才使股價不斷上漲，使股市交易興旺，這才使美國過去150多年中千千萬萬個‘百度’故事成為可能。”　　

關于“百度”的財富神話，陳教授還說道：“‘百度’公司股票于2005年5月8日在美國上市，其股價當天從27美元的發行價跳到120美元左右，使百度創始人李彥宏一下成為9億美元富翁。當然，這故事還不止如此，百度上市的那天共誕生了7名億萬美元富翁、上百名千萬富翁與數量更多的百萬富翁，他們中多數人六年前還是學生。這太令人激動了！”　　

但問題是，財富神話的股市秘笈不是告訴人們，以上超富群體的“透支未來”，并不是真實地創造了如此之多的“新財富”，而是從眾多那些迷憧憧的股票接盤者那里“轉移支付”來的，未來的收益預期，其實也被“造富翁”們超值地囊括走了，所以那些高價位接盤者股票泡沫的成本待攤——或按股市術語叫“填權”——除非不斷有新的下家來接手，否則，將是永遠都不可能歸本了？　　

不過，陳教授的分解卻是，可以指望不斷“創新發展”的未來，因為“從多方面的意義看，這些故事激發效應的核心是激發更多的投機動力，并引發更多的創新”。　　

但更多的現實卻是，以上的李彥宏們（包括比爾·蓋茨）其實都是創新在前，贏市在后，而且，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創新和發明，無論是瓦特、愛迪生，還是牛頓、愛因斯坦，誰又是靠發大財的激勵而為之呢？其實，自由（勞動）才是人類創造最偉大的激發力量！被譽為“當代畢昇”的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發明者王選院士曾說，他們搞研究的時候何曾想過錢（當然衣食無憂倒是最基本的前提），要是想著錢，就什么也搞不出來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的美籍華裔科學家丁肇中也說：誰要是為拿諾貝爾獎去搞科研，那他注定是什么也搞不出來的。　　

當然，創業成功，然后上市，獲得大錢，仍繼續謀發展的例子或也不少。陳教授例舉了攜程創業者沈南鵬，他1999年創辦攜程，2003年在納斯達克上市立即成了億萬富翁，有了錢，沈南鵬于2004年又創立分眾傳媒、如家快捷連鎖酒店等企業，其中，分眾于2005年又成功上市，如家也在上市申請中……2008年，沈南鵬辭去攜程總裁和首席財務官職位，又創辦了美國私人股權基金——紅杉（Sequoia）在中國的分公司。　　

可見，資本的邏輯也讓沈南鵬的發展重心自然而然地轉移到純粹的貨幣主義之上了。　　

整個社會經濟重心日益的虛擬化發展，也使貨幣主義的神功邏輯成為了一種如金庸筆下終將煉成“自宮體”（虛擬化）的“葵花寶典”。　　

——關于“負債強國論的金融邏輯”。　　

對此，陳教授在“兩種國策，兩種結局”的鮮明標題下旁證博引道：　　

談到這里，我們不得不看到，今天的中國和清朝中國所采用的兩種經濟國策帶來了截然不同的結局。在傳統中國財富觀念的主導下，清朝的國策是以最大限度存銀子，“節流”。在1896年之前的兩個半世紀（請注意，還包括鴉片戰爭后的半個多世紀），清朝的財政基本健康。很少有赤字。按傳統的標準，那時的中國應該很強盛。但實際結果是它不堪一擊。清政府很快垮了，守財喪命。　　

相比之下，在當代中國，自1982年開始，不僅年年有財政赤字，而且赤字由當年的18億元增長到2003年的2 916億元，財政赤字占GDP之比由1982年的0﹒33%上升到如今的2﹒5%。正如前面講到，在此期間國債也從幾乎為零增長到今天的余額2﹒9萬多億元。這種靠赤字推動發展的經濟國策當然有悖于傳統中國的儒家理財觀念，但有了這些赤字和國債之后，今天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反而比沒有赤字的時代強。兩種國策，兩種結局，這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我們按1600年時哪國能借到大量公債、哪國沒借公債將各個國家分成兩組，那么你會發現，400年前國庫里金銀萬貫的國家今天基本貧窮落后，而當年靠發國債發展的國家今天基本上既有民主和法制，又有發達的經濟。像那時的明朝國庫藏銀約1 300萬兩，朝廷甚至儲存了足夠9年的谷物！就怕天塌地陷。可是，越怕天塌下來，天還真的會塌下，不久，明朝就被改朝換代了。當時的印度國庫則儲藏了近6 000萬兩金銀，坐在那些金銀上等著被殖民化。　　

當然，最有名的靠赤字增長的案例莫過于美國了。美國今天的9萬億美元國債使它在國債競賽中遙遙領先任何其他國家，但美國利用國際資本市場把別人不愿花的錢借過來，他們是透支過多，可正是這種經濟國策使美國保持世界最強的地位。　　

接著，陳教授又在“晚清的財政危機到底有多嚴重”的標題下極而言之道：　　

甲午賠款和庚子賠款對清政府是致命的打擊。日本以及八國聯軍的侵略行為是任何中國人民都不能忘記的，那兩次賠款是侵略者強加給中國人民的恥辱。如果我們暫時把對戰爭以及賠款的道德評價放在一旁，那些賠款所帶來的財政危機到底有多嚴重呢？假如中國當時的證券金融業已很發達，清朝的結局是否會不一樣呢？　　

我們先看一組數據。按照陳鋒先生的估算，由于這些賠款以及其他外債支付，清政府在1902年以后每年要付約4 700萬銀兩，這相當于1903年政府財政收入的44﹒7%（當年的財政收入為10 492萬兩）。但是，1903年的實際財政赤字約3 000萬兩，占財政收入的28﹒6%。　　

跟今天中國的赤字相比，這種規模是否很離譜呢？2000年財政赤字是中央財政收入的18﹒6%，從1999年到2003年間，該比率維持在13﹒4%與18﹒6%之間。從這些比值看，晚清的財政赤字并沒比今天中國的高太多。如果跟英國早期比，1697年英國政府一年的短期債務支付是它的財政收入的3倍，1710年時是后者的近4倍，但那并沒迫使英國滅亡，實際上英國從那以后反而日益強盛。　　

相對于GDP或國民收入而言，3 000萬銀兩的赤字、6﹒5億兩賠款債務并非像以往史書說的那么可怕。按照劉光臨先生的估算，1880年代中國的國民收入約27﹒7億銀兩，老百姓稅負約占國民收入的3﹒2%（老馬的疑惑是：如此，也太“輕徭薄賦”了？）。以此稅率推算，根據1903年的10 492萬兩財政收入，那年的國民收入約為32﹒8億銀兩。那么，3 000萬銀兩的赤字只是1903年國民收入的0﹒9%，低于1998年后中國財政赤字占GDP的百分比，比如，2002年該比例為3%，2003年為2﹒5%。　　

按照32﹒8億兩的國民收入估算，6﹒5億兩賠款債務約為1903年國民收入的20%，比今天2﹒9萬億元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21﹒6%）還低一點。從這一角度看，晚清的財政與國債狀況并不比今天的差。　　

作為比較，1650年時荷蘭的國債總額是國民收入的1﹒33倍，1715年之后是2倍多；那時英國國債為其國民收入的80%以上。但這些負債率并沒有使它們滅亡。今天，美國國債余額是GDP的70%，日本的國債余額是GDP的170%。單從這些數字看，晚清的負債并沒有以往說的那么可怕，關鍵在于當時缺乏緩和財政赤字危機的手段，問題出在國家的理財策略上。　　

對以上宛如進入了時空隧道一般的數字對比，相信，很多人一定會被弄得就要“暈過去”了。但老馬我卻是一聲嘆息：這樣的邏輯，豈不是成了徹頭徹尾的“關公戰秦瓊”了么？　　

其實，無論經濟、經濟學和社會發展的歷史，都自是有其邏輯（或規律）可循的，但這一切的邏輯（或規律），卻絕不可能就如像小孩子們的過家家游戲那樣簡單和隨意。在歷史長河的不同時期，某些國家強盛起來，某些國家卻衰亡了，但問題卻不可能僅是“出在國家理財策略上”，或是“有沒有股票市場、證券公司”，再或是“敢不敢大膽借債”；現代金融的“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基金市場”形式，既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產物，也是資本主義文明和異化的矛盾不斷孕育、博弈和發展的產物，總之，它只是歷史的“產物”，而絕不是歷史的“造物”；在特定的前提下，赤字財政的政策也能刺激經濟發展，但這也只是在資本主義經濟過剩——也即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之下，還遠遠談不上什么合理的一種選擇（有時也是伎倆），如果硬要把這樣的“秘方”獻給崇禎皇帝，或是愛新覺羅的子孫們，那么，就不僅僅是“胡庸醫亂下虎狼藥”了，甚至簡直就是讓他們趕緊服下“丹頂紅”去速死吧。　　

最后，陳教授的反向邏輯推論，也談到應怎樣建立現代金融貨幣體系的制度架構問題，也就是說，那個“三邏一輯”最核心的“一輯”，或者說，是以上三個“金融的邏輯”的“邏輯的邏輯”。　　

關于這個，陳教授仍主要是拿中國來說事。其中，陳教授也談到了老馬也認為是基本正確的，諸如，應藏富于民，應發展民有經濟，應按照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在這一點上，老馬認為，應是按照“責任政府，有效市場”的原則，而不是抽象地講什么孰大、孰小；現實的矛盾正是“君不君，臣不臣”，真乃是“過猶不及”），建立和完善健康有序的市場經濟制度，應建立自由、民主、法制的現代文明社會等等。但問題是，應怎樣來實現這一切的制度架構？　　

對此，陳教授特別提到，其實，即使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時期，中國也蘊含和積累起了巨大的財富，如礦山、土地、工廠、鐵路、交通……但那時，人們卻幾乎沒有什么錢，為什么呢？那是因為，那些財富還沒有資產化，也沒有被證券化，更沒有能夠“流”起來，所謂的資產化，也就是要主體化或所有權化，直白地講就是要私有化……　　

原來，陳教授的最終謎底，正是美國全球化戰略設計的那個“華盛頓共識”——其核心的內容正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民主）化”。　　

但“華盛頓共識”對一切轉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卻實在不是什么好藥方，特別是它高效速成的“休克療法”，不是曾使俄羅斯瘋狂地演繹了一場被西方媒體稱為“世紀大拍賣”的國民資產大掠奪，并最終形成了少數“新俄羅斯人”的寡頭專政么？它在拉美國家的推行，也使“拉美化”一度成為“貪污腐敗、兩極分化、貧富對立、社會動蕩、政治混亂、文明倒退”的代名詞。　　

所以，老馬認為，陳教授的《金融的邏輯》實在是一堆似是而非、本末倒置的混亂邏輯。　　

（下節預告：六、資本信用的《百萬英鎊》和貨幣發行的“太極乾坤”；七、對外是“憤青”對內是“精英”的中國“阿呸”〔“不高興”〕）　　

（相關內容參見馬林韜網站“紅旗漫卷西風”：www.malintao.cn“博客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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