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腐臭

　　在一切反動勝利的代里，民主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其它｢左｣翼營壘的代表，這些先生們，開始發散出比他們平常加倍的道德的臭氣，這猶之乎一個處在恐懼中的人，發散出加倍的汗水一樣。這些道德家疏解著摩西的十誡或山上說教，可是他們的對象，與其說是那日益勝利的反動，毋寧說是這些受反動逼害的革命者，因為革命者的｢過火行為｣與｢無道德｣的理論，｢引起｣了反動，同時使反動倒成為道德的了。他們更開了一張避免反動的簡單而可靠的藥方，這就是：只要在道德上努力更生自己。凡對此有興趣的一切報館的編輯室里，在替那些欲求者供給著完美道德的任意的模型。

　　此種虛偽與夸張的說教之階級基礎，乃是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牠的政治基礎，是他們在那行將到來的反動之前的無力與混亂。心理基礎，則是他們想裝著先知者的假須，以圖克服他們自己處境卑劣的感覺。

　　道德俗士所愛好的方法，就是把反動與革命的行為混作一談。他在這方法上之所以成功，乃借助于形式的模擬。在他看來，沙皇主義與布爾雪維克是雙生子。同樣，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也被發現是雙生子。他們列了一張清單，其中搜集著天主教會──尤其是耶穌會派──與布爾雪維克主義兩者的共同點。希特勒與莫索里尼則從他們這一方面也恰恰應用著同樣的方法，指出自由主義，民主主義與布爾雪維克主義只是同一罪惡的各種不同的表現。說史大林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在｢本質上｣是同一東西這個觀念，現在得了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虔誠的天主教徒，唯心論者，實驗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共同贊成。如果史大林主義者不能參加在這一｢人民陣線｣中，那只因為他們偶然太忙于消滅托洛茨基派的緣故。

　　此種｢近似｣與類似的基本特點，即在于他們完全不管各種不同流派的物質基礎，即牠們的階級性質，以及以此為標記的牠們的客觀的歷史作用。他們只依照著某些外表的與次要的表現，最通常的則依照著牠們對這一或那一抽象的關系（這關系對于某一分類家具有一種特殊的專門價值），來估計與區分各種不同的流派。這樣，在羅馬教皇看來，共濟會員與達爾文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都是雙生子，因為他們都褻瀆神圣地否認那童貞受孕之說。在希特勒看來，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雙生子，因為他們都不管甚么｢血統與榮耀｣。在民主主義者看來，法西斯主義與布爾雪維克主義是雙生子，因為他們都不在普選之前低首，以及其它理由。

　　上面所歸為一類的派別，無疑有某種共同的特點。但事情的本質乃在于這樣的事實，即人類的進化，既不以普選，也不以｢血統與榮耀｣，也不以童貞受孕的獨斷教義為極限的。歷史的過程首先表示出階級鬬爭；況且，不同的階級，為了不同的目的，在某些場合，是可以應用同樣的手段的。事實上也不能不如此。從事于戰鬬的兩方軍隊，時常有多少對稱的；如果他們戰鬬方法中絕無相同之點，那他們相互間就不能予以打擊了。

　　假使一個無知的農民或小店的老板，對于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鬬爭之來源與意義，完全不懂，只覺得他處身于兩把火之間，那他會以相等的仇恨來對待那個交戰的營壘。而所有這些民主主義的道德家是誰呢？中間階層的思想家們，已經陷入，或恐怕陷入于兩火之間。這一模型的預言家之主要的特點，就是他們之自外于偉大的歷史運動，一種硬化了的保守的智力，沾沾自喜的褊狹性，以及一種最原始的政治上的怯懦。道德家們所最希望的，就是愿歷史讓他們抱著他們的小書，小雜志，定戶，常識與道德的抄本，和平地生活著。但歷史并不讓他們生活于和平之中。牠有時從左邊踢他們一腳，又時而從右邊給他們一掌。這就很顯然了──革命與反動，沙皇主義與布爾雪維克主義，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史大林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都是雙生子。誰如果懷疑這一點，那不妨摸摸這些道德家本人的左右兩邊，都起著對稱的頭蓋的腫塊。

馬克思主義的無道德論與永恒真理

　　反對布爾雪維克｢無道德論｣的最通俗與最動人的一種指責，根據于那布爾雪維克主義的所謂耶穌會派的格言：｢為目的不擇手段｣（目的使手段成為正當）。從這里就不難得到更進一步的結論：因為托洛茨基主義者與一切布爾雪維克（或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也不承認道德的原則，因此，在托洛茨基主義與史大林主義之間，并沒有｢原則上的分別｣（這點得在后面指明）。

　　有一種完全庸俗與無恥的美國月刋，關于布爾雪維克主義的道德哲學提出了一些問題。他們之提出這些問題，照例是同時存著倫理與廣告這兩個目的的。這位無法摹仿的Ｈ．Ｇ．韋爾斯，他那崇高的玄想，本來只能為他的荷馬式的自滿所超越的，卻也很快地和那些尊重常識的反動的勢利之徒走在一起了。這里一切都得其所。不過即令在這些以為必須保護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參加者中，在大多數的情形中，并不是沒有懦怯的遁辭的（例如伊斯脫曼），他們說：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自然是壞的，不過在布爾雪維克黨人中，也還有有價值的人。這樣的｢朋友｣真比敵人要危險得多。

　　假使我們要鄭重其事來同這班提出控訴的先生們計較，那首先我們要問他們：你們自己的道德原則是甚么？這兒的問題就難于得到一個答案了。讓我們暫時假定著：無論個人的或社會的目的，都不能為手段作辯護。那末顯然要尋找歷史社會之外的原則，與在這些原則中生長起來的目的了。但是那里去找呢？如果不在地上，那一定在天上。教士們在很久以前，就已在天啟中發見了無過的道德原理。那些小小的塵世間的教士們，說及永恒的道德真理時，并不說出牠們的來源。不過我們現在卻有理由做出這樣的結論：因為這些真理是永恒的，牠們一定不僅在半猴半人出現于地上之前，而且應該在太陽系進化之前就已存在。然則牠們是從何處發生的呢？永恒道德的學說，如果沒有上帝是不能成立的。

　　盎格魯․撒克遜型的道德家們，只當他們還不曾自限于唯理主義的實用主義之前，資產階級簿記的倫理學家們，似乎是夏夫次倍利子爵（Viscount Shaftesbury）之自覺的與不自覺的學生。夏夫次倍利──在十八世紀之初！──從一個假定為一成不變的特別的｢道德意識｣中，抽繹出道德的判斷來。超階級的道德，必然要承認一種特殊的物質，承認一種｢道德意識｣，｢良心｣，某種絕對的東西，這東西正是上帝之哲學上膽怯的一個假名。道德如果脫離了｢目的｣，即離社會而獨立，那不管我們是從永恒真理或從｢人之本性｣中抽繹出來的，歸根結蒂，總證明是一個｢自然神學｣的形式。反對辯證唯物論之軍事行動的唯一堡壘，只有天了。

　　在上世紀之末，俄國產生了一整批｢馬克思主義的｣學派（司徒盧威，倍爾及也夫，布爾格可夫等），他們想用一種自足的，即是超階級的道德原理來補充馬克思的學說。這班人，當然從康德及其無上命令開始。但他們的結局如何？史脫羅威現在是克里米男爵烏郎格爾手下的一個退休的總長，是教會的忠實信徒；布爾格可夫是一個正結派的牧師；倍爾及也夫則用幾種文字來解釋圣經里的啟示錄。這些看似乎是意外的蛻變，決不可以｢斯拉夫靈魂｣來解釋──司徒盧威具有一個日耳曼露魂──而是要用俄國社會斗爭的規模來解釋的。此種蛻變的基本趨向，主要是國際性的。

　　古典的唯心哲學，只當牠的目的在于將道德世俗化的時候，即當牠要把道德從宗教的認可中解放出來的時候，牠是代表著前進的一大步（如黑格爾）。但既同天分離之后，道德哲學就得在地上找根基了。唯物論的任務之一，就在于發見此種根基。在夏夫次倍利之后，來了達爾文，在黑格爾之后，來了馬克思。現在如果想求助于｢永恒道德的真理｣，即是企圖把車輪轉向后面去。哲學的唯心論只是一個階段：或從宗教進至唯物論；或反而從唯物論退回到宗教。

「為目的不擇手段」

　　在十六世紀前半期，為與新教斗爭而組織起來的耶穌會派，并不曾主張過，但人家都說牠主張：任何手段，即令牠從天主教的道德觀點看來是罪惡的手段，但只要牠能達到｢目的｣，即能達到天主教之勝利的，都可允許。這一種內部矛盾而心理上荒謬的學說，乃是與耶穌會派反對的新教徒，還有一部分與他們相反的天主教徒，惡意地硬派給耶穌會派的，正是這班新教徒與那一部分天主教徒，才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耶穌會派的神學家們，一似其它會派的神學家們，專心致志于個人責任的贊可或譴責問題，他們實際上主張手段的本身可以是無所謂善或惡的，而對于某一手段之道德的，都得由目的里發生出來。譬如射擊這件事情的本身，乃是無善惡之可言的；射殺一只要咬小孩的瘋狗，是一件道德的事情；但以強奸或謀殺為目的射擊，卻是一樁罪惡。該派神學家除了這些平常的道理之外，其實不曾有過其它的東西。

　　倘就他們實行的道德而論，耶穌會派決不較其它派別的僧侶或天主教的牧師為壞，他們反而還超過這些僧侶與牧師；無論如何，他們總比較的更為堅決，更為勇敢與聰敏。耶穌會派代表一種戰鬬的組織，牠是嚴格地集中的，進取的，牠不僅對于敵人，甚至對于同盟者都是危險的。當耶解會派的｢英雄｣時代，他們的心理與行動的方法，與一般的牧師比較起來，正如一個是教會的戰士，而另一個卻是教會經營的商店老板。我們當然沒有理由去把這派或那派加以理想化。但若用一個愚蠢而懶惰的商店老板的眼光去看一個狂熱的戰士，那是絕不相宜的。

　　假使我們還逗留在純粹形式的或心理的模擬這一范圍內，那末如果你愿意，能夠說布爾雪維克之對于各式各樣的民主主義者與社會民主主義者，正猶之乎耶穌會派之于和平的教會的團體。社會民主黨人與中派主義者比之以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簡直像是醫生旁邊的低能兒或走方郎中了：他們從來不澈底思索一個問題，他們相信符咒的力量，怯懦地避免一切困難，希望著奇跡的到來。機會主義者是社會主義思想中的和平的商店老板，而布爾雪維克則是社會主義思想之堅強戰士。由此，那些充滿了歷史所決定的缺點而絕無一點光榮的人們，就對布爾雪維克表示出仇恨與誣蔑。

　　不過，把布爾雪維克主義與耶穌會派主義并舉，還是完全片面的與膚淺的，這種并舉與其說牠是歷史性的，毋寧說是文學性的。依他們所根據的各個階級的性質與利益來說，耶穌會派代表反動的，新教徒代表進步的。而此種｢進步｣之有限性，則直接表現于新教徒的道德中。因此，被他們所｢凈化了｣的基督的教義，決不能阻止那個城市的資產者路德稱這些叛亂的農民為｢瘋狗｣，并號召將他們處死。早在那｢為目的不擇手段｣這個格言被編派給耶穌會派以前，馬丁博士早已認可牠了。講到耶穌會派呢，則牠與新教相競爭，更求適應于資產階級的精神，在其三誓：貧苦，貞潔，服從之中，只保存著三者了，而且服從的形式，又是極度輕淡的。從基督教理想來看，耶穌會派的精神，愈加墮落，則他們就不成其為耶穌會派了。教會的戰士，變成為官僚，更像所有的官僚一樣，變成為隨風倒的騙子。

耶穌會派主義與功利主義

　　這一簡單的討論，也許已足以表示出如果鄭重其事地把｢耶穌會派｣的原理，即｢為目的不擇手段｣，與另一似乎較高的道德（在這道德中每一個｢手段｣都像百貨商店里的商品似的各自標著道德的價格）對立起來，究竟得需要怎樣的愚蠢與褊狹。盎格魯․撒克遜俗士的常識對耶穌會派的原理既頗感憤慨，而同時卻在功利主義的道德（英國哲學的顯著特點）中尋找靈感，這是值得注意的。而且邊沁與約翰․密爾的原則：｢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即是說：凡手段是道德的，則以謀取公共福利為其較高的目的。這樣說來，盎格魯․撒克遜功利主義之一般的哲學公式，完全與｢耶穌會派｣｢目的使手段成為正當｣的原理相符合。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經驗主義之存在于世，只使我們從兩極相遇這個法則的必然性中解脫出來罷了。

　　達爾文把｢進化｣的思想，當作一種特殊的牛痘苗，注射到黑勃脫․斯賓塞的經驗主義里。據斯賓塞的學說，在道德的范圍中，進化的過程是從｢感覺｣進到｢思想｣。感覺符合于片時快樂的原則，而思想則能使人為未來的，永續的與較高的快樂所引導。可見此地的道德標準也是「快樂」與「幸福」。不過這個標準的內容，又依｢進化｣的水平而取得牠的寬度與深度。這樣，黑勃脫․斯賓基用他自己｢進化的｣功利主義的方法，表示那｢為目的不擇手段｣這一個原則，并不含有任何不道德的東西在內。

　　不過如果想從這一抽象的｢原則｣里，得到一個對那實際問題：｢甚么事情我們可以做，以及甚么事情不可以做？｣的答案，那是天真得可笑的。并且目的使手段成為正當這一個原則，自然要引起一個問題：甚么東西使目的成為正當呢？在實際生活中，也正和在歷史運動中一樣，目的與手段經常在互易著位置。正在建造中的一架機器，是生產的｢目的｣，只當牠送進工廠的時候，才也許能成為一種｢工具｣。在某些時期，民主主義是階級斗爭的｢目的｣，只到后來，才也許成為階級鬬爭的｢工具｣。那所謂｢耶穌會派｣的原則，雖不含有任何非道德的東西，但不能解決道德問題。

　　斯賓的｢進化的｣功利主義，也在半路上拋棄了我們，不能給予解答，因為牠信從著達爾文企圖把具體的歷史的道德，融解在生物學的需要中，或融解在群居動物的特征：｢社會本能｣之中，然而道德這個觀念的本身，也只有在矛盾性的場合，即在分成階級的社會中，才能發生的。

　　資產階級的進化主義，在歷史社會的門限之前無力地停止了，因為牠不愿意承認社會形式進化中的動力：階級斗爭。道德乃是這種鬬爭中各種意識職能之一。統治階級強使社會承認它的目的，并使人們的思想養成一種習慣，以為凡是與這目的違反的手段，都是不道德的。這是官家道德的主要職能。牠所追逐的思想是不為大多數人而為愈來愈少的人之｢最大幸福｣。但如果專憑暴力，那末這樣的制度是甚至連一個星期都不能延續的。牠需要道德的水門汀。混和水門汀這一件事情，即構成了小資產階級理論家們的職業。他們雖然染上虹的一切顏色，但最后說來，總還是宣傳奴役與順從的說教者。

「約束一切人的道德誡律」

　　誰如果不想回返到摩西，基督或摩罕默德，誰如果不滿于折中的雜燴，那他必定要承認道德是社會發展的一個產物；牠決不是一成不變的；牠為社會的利益服務；這些利益是相互沖突的；而且道德比之于任何其它種類的意識形態，更具有階級的性質。

　　不過，基本的道德誡律存在著，而且在人類的發展中，不是成為每一集體生活所必需的一個組成分子嗎？這些誡律之存在是沒有疑問的，但牠們起作用的范圍卻是極其有限與不穩定的。階級鬬爭所具的性質愈激烈，則｢約束一切人的｣標準也就愈無力量。階級鬬爭的最高點是內戰，牠把敵對階級間的一切道德紐帶，爆炸到半空中去了。

　　在｢常｣態下面的｢常｣人，遵守著｢你不可殺人！｣的誡律，但假使他在非常的情形之下，為了自衛而殺人，那法官將原恕他的行為。假使他為謀殺者所殺，法庭將處兇手以死刑。法庭行為之所以像自衛行為一樣的成為必要，即由于階級利益的矛盾。就國家而論，在平時，牠自限于個別案件中某些殺人是合法的，可是一到戰時，牠就把｢你不可殺人！｣這一個｢約束性｣的誡律變成相反的了。在平時｢痛恨｣戰爭的最｢人道的｣各個政府，一到了戰時，就宣布他們各自軍隊之最高的責任，在于殺死最大多數的人。

　　那所謂｢公認的｣道德誡律，實質上只具有一種代數式的，亦即是不確定的性質。這些誡律只表示這樣的一個事實，即人在其個別的行為中，是被某些公共的標準所拘束的，此種標準乃由于牠是社會之一分子而發生。這種標準之最高度的普遍化就是康德的｢無上命令｣。不過這命令雖在哲學的奧林匹斯山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但牠并不含有無上的東西，因為牠并不含有具體的東西。這是一個沒有內容的空殼。

　　這些約束一切人的標準之所以成為空洞，乃由于這樣一個事實，即在一切具有決定性的問題上，人們總覺得他們那階級成員的資格，比｢社會｣成員的資格來得深刻與直接得多。｢約束性的｣道德標準，實際上賦有階級的，即是矛盾性的內容。道德標準愈加是無上的，則愈不能｢約束｣一切人。工人們的團結，尤其是罷工者或巷戰者的團結，比之于一般人類的團結，要無比的更為｢無上的｣。

　　資產階級之階級意識，在其完整性與不可調和性上說，是遠超過無產階級的，牠極度地要把牠的道德哲學強加在被剝削群眾的意識上。恰恰因為這個目的，資產階級考信問答（基督教徒受洗之前，必須經過考信問答，即絕對同意于基督教的教條──譯者）之具體標準，是掩蓋在以宗教，哲學，或被稱為｢常識｣這一個雜種為護符的道德的抽象物之下的。對于抽象標準的借重，并不是一種與利益無關的哲學錯誤，而是階級欺詐這部機器中之一個必需的成分。揭穿這個擁有幾千年傳統的欺騙，乃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首先任務。

民主主義道德的危機

　　統治階級為要保證他們的利益在大問題上的勝利，乃勉強在次要的問題上讓些步，當然這些讓步是以在簿記上合算的為限。當資本主義的勃興時期，尤其在世界大戰前最后的幾十年中，這些讓步，至少對于無產階級的最上層，是具有完全的真實性的。工業在那時的擴張簡真是無有間斷的。文明各國的繁榮增長了，部分的勞苦群眾的繁榮也增長著。民主主義彷律是堅實的。工人組織發長著。同時改良主義的傾向加深了。階級之間的關系緩和起來了，至少在外表是如此。這樣一來，社會關系中的某些基本的道德誡律是依照著民主主義的標準與階級合作的習慣建立起來的。人們所得的印象是：社會愈加自由，愈加公正，愈加人道了。進步的上升線在｢常識｣看來彷佛是無有窮盡的。

　　然而與此種印象相反，戰爭發生了，與之俱來的是一連串的震動，危機，災難，瘟疫與野蠻。人類的經濟生活擱淺在死港里了。階級矛盾變成為尖銳與赤裸裸的了。民主主義的保險活塞一個接一個地開始爆炸了。基本的道德誡律似乎比民主主義的機關與改良主義的幻想更加脆弱。謊騙，誣蔑，賄賂，腐敗，暴力，謀殺等情形，多得前所未有。頭腦簡單的笨人，以為所有這些討厭的事都是戰事的一個暫時性的結束。其實牠們是而是現在仍舊是帝國主義衰頹的表現。資本主義腐敗，表示于現代社會及其法律與道德之腐敗。

　　帝國主義之卑鄙齷齪的｢綜合｣乃是法西斯主義，牠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面臨帝國主義時代種種問題而發生破產的直接結果。民主主義的殘余只有在富饒的資本主義的貴族國家中繼續存在著，凡英，法，荷蘭，比利時內部的每一個｢民主主義者｣都擁有某一些殖民地的奴隸；｢六十家族｣統治著北美合眾國的民主主義，其它民主國家的情形就可類推。而且在所有的民主國家中，法西斯主義的萌芽生長得極快。講到史大林主義則是帝國主義對一個落后與孤立的工人國家施加壓迫的產物，牠是以牠特自的一種類型來作為法西斯主義之對稱的補充物。

　　當唯心主義的俗子們──無政府主義者自然占著第一個地位──在他們的刋物上不倦地暴露馬克思主義者的｢無道德論｣時，美國的托辣斯，據約翰․路易斯（工業組織委員會的主席──譯者）說，竟每年化了不下八千萬的金元，用作反對革命的｢缺德｣之實際斗爭，即偵探，收買工人，誣陷好人，暗巷兇殺。無上命令在有時是尋找迂回的方法來謀得牠的勝利的！

　　為了公平起見，我們也得說明：有些最誠實同時最寡聞鮮見的小資產階級的道德家，即令在今天，也還是生活在昨日之理想化的回憶中，且希望那逝去的能重新回來。他們不懂得道德是階級鬬爭的一種職能；也不懂得民主主義的道德是與自由的與進步的資本主義時期相符的；他們不懂得經過了最近一個階段后，階級鬬爭的激烈，已經確定而不可復活地破壞了牠的道德；他們也不懂得代之而起的在一方面是法西斯主義的道德，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道德。

「常識」

　　民主主義與｢公認的｣道德還不是唯一受帝國主義摧殘的東西。第三個受難的烈士是｢施之四海而皆準的｣常識。這一最低形式的智慧，不僅在所有的條件之下都是必需的，而且在某種條件之下也是適當的。常識的基本資本就在于普遍經驗的粗淺結論，例如：不要把手指放到火上去，當你能夠一直向前走去時，不要去惹動惡狗……諸如此類。在穩定的社會場合中，常識適于做買賣，療病，寫文章，領導職工會，選舉國會議員，結婚與傳種。但當這同樣的常識試想越出其適用的范圍，踏進思想較為復雜的領域時，牠卻被暴露出正是某一階級與某一時代的偏見的凝結物了。只要發生一次資本主義的危機，就能把常識領入死港；至于處在像革命，反革命與戰爭這樣的災難之前，常識就證明是一個十足的笨蛋了。為要認識那反乎｢常態｣的事件過程的變異的岔路，必須有較高性質的智慧，由哲學上表現出來的，至今還只有辯證的唯物論。

　　麥克斯．伊斯脫曼企圖賦與｢常識｣以最動人的文學格調而得到成功，但這只是給他自己造成了一個反對辯證法的職業。伊斯脫曼鄭重其事地把那與漂亮辭藻結了婚的保守的常識這個平凡東西，當作｢革命的科學｣。他擁護常識這些個反動的勢利鬼，用了難于摹仿的信心，向人類解釋：如果托洛茨基不曾為馬克思主義的學說，而是為常識所指導，那末他是……不會失了政權的。在伊斯脫曼看來，一直以前出現于一切革命中必不可免的連續的各個決定階段中之內在的辯證法，是并不存在的。反動之驅除革命，在他覺得是由于不很尊重常識的緣故。伊斯脫曼不懂得在歷史意義上說來，成為常識之犧牲品的乃是史大林，即是說，他受到了常識不適用的害處，因為他所保持的政權，乃在為一個與布爾雪維克主義相敵對的目的服務。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則相反，牠使我們及時的與特爾米多的官僚相決裂，繼續為國際社會主義的目的服務。

　　每一種科學，就這意義說連｢革命科學｣在內，都是為經驗所證實的。既然伊斯脫曼很知道如何在世界反革命的條件之下保持革命的政權，那末我們可以希望，他也知道怎樣去爭取政權，如果他終于發見了他的秘密，那是最所盼望的。最好他采取革命黨綱領草案的形式，用這樣的題目：｢奪取政權與保持政權之道｣，來說明他的意見。不過我們怕正是那常識會阻止伊斯脫曼去從事于這樣一種冒險的事業。這時候，常識會是正確的了。

　　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唉，這是伊斯脫曼永遠不懂的！）讓我們預見到在某種歷史的條件之下會發生蘇維埃式的特爾米多及其一切罪惡。也就是這個學說，在很久以前，預言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及其道德之必將傾坍。可是對｢常識｣的夫子們說來法西斯主義與史大林主義都是意外。常識以不變的規模在世界上行動著，而這世界上的事物，卻只有變化這件事才是不變的。辯證法則相反，牠總是從一切現象、制席及原理的生長、發展與衰頹上來觀察牠們。辯證法的道德觀認為道德是階級鬬爭之一個從屬的與常變的結果，這道德觀由常識來看似乎是一種｢無道德論｣。不過世界上再沒有別的東西，比常識的道德規律更為平庸，腐朽，自滿與無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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