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政策和勞工研究的四種理論視角

　　佟新

　　原文來源：《云南民族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 
　　摘要：勞工政策是由政府制定的、用以保障勞動者基本權益的各類法律、法規和條例等。近年來勞工研究的理論發展至少表現為4個方面：即公民權或公民社會視角、文化視角、階級視角和后現代主義視角，這些理論從國家與社會關系、文化和意義符號、利潤和財產關系以及性別、階級和城鄉關系的重疊來理解勞工狀況。這4種取向可形成分析勞工政策的不同理論框架和學術成果。
　　關鍵詞：勞工政策；公民權視角；文化視角；階級視角；后現代主義視角
　　「作者」佟新（1966-），女，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北京大學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勞工政策是社會政策之一，是由政府制定的、用以保障勞動者基本權益的各類法律、法規和條例等。勞工政策要求滿足兩方面內容：一是要解決勞動者所需解決的公共問題，如勞動時間、勞動保護、勞動安全、最低工資標準等社會控制問題，可稱為勞工政策的"控制性"；二是要有能力和具體的辦法解決社會存在的損害勞動者權益的公共問題，可稱為勞工政策的"效能性". 
　　制定勞工政策的目標是要使勞方受益，是為勞工而重建社會政策，以使勞工能夠分享到經濟發展的好處。勞工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是兩個連續的過程，前者關系到對勞工利益的基本保障，是滿足其控制性的；而勞工政策的實施程度則是滿足其效能性的。近年來勞工研究的理論發展至少表現為4個方面，勞工研究從失語狀況發展出了公民權或公民社會視角、文化視角、階級視角和后現代主義理論視角，這些理論從國家與社會關系方面、文化和意義符號方面、利潤和財產關系方面以及性別、階級和城鄉關系的重疊來理解勞工狀況。這些理論對勞工政策具有不同的優先權取向，有的強調立法建設、有的強調工會建設、有的要求增加話語權、有的強調平等待遇。在和諧社會建設的大背景和全球化的國際條件下，中國勞工政策帶有較為強烈的公民權意識。本文將以公民權視角為核心，關注不同學術立場的勞工研究成果對勞工政策的意義。對每種勞工理論的分析包括3個方面：一是分析該理論的價值理念；二是分析該理論對現有勞工狀況的研究成果；三是分析該理論可能對勞工政策或勞工政策實施產生的影響。
　　一、公民權/公民社會視角和法制建設
　　公民權或公民社會視角是現代公共政策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基礎。提出公共政策的公民社會模式的馬歇爾，從一開始就討論階級與公民社會的問題，并提出了社會契約的概念，即人民與政府之間默認的一種契約，如果沒有這種契約現代國家將無法存在下去。而當談到政府建設的福利社會的契約時，公民資格問題便應運而生了[1].而現當代學者如斯科克波等則將國家放在觀察的中心[2]. 
　　近20年來，公民社會和公民權視角已普遍應用在勞工研究中[3]，并與階級視角彼此呼應[4].公民權理念暗合了市場的、理性的、法制的等現代性的追求，它不是對階級分析的擯棄，而是將階級分析推向更有普遍意義的"權利"上，工人不再是被剝削的個體；而是一個與任何人一樣享有權利的"人".其基本的價值理念是強調平等，特別是機會平等。 
　　對公民權的關懷普遍存在于對農民工的解釋上，因為他們的戶籍狀況而在勞動力市場中缺失了公民資格。當農民工以"用腳投票"的方式表明其"存在"時，其公民資格問題顯現化。有學者提出，只有把農民工的問題視作鄉城遷移者如何獲得市民權的問題，而不是視作"農民工"的權利問題時，這一問題才能得以真正解決。[5]《勞動合同法》的本質就是將一切勞動者同等地納入到法律的保護中，同樣地享有各種社會保障的權利，這背后的推動力是市場因素，它打破了多元復雜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傳統，特別是身份制的限制，將工人、農民工、小白領等諸多的個人還原為同一的勞動力市場中的"勞動者". 
　　有關公民權意識的覺醒，則更多地出現在前國有企業工人中。因為前國有企業工人呈現了波蘭尼模式，是市場力量的作用。前國有企業的職工曾經享受過特定的社會契約，被國家福利所覆蓋。當他們面臨下崗和離職的威脅時，工人與國家已經建立起來的關系重構了他們的公民權意識。這種力量推動了中國不同地區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特別是最低工資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設。 
　　公民權理論更重視國家因素，關注國家與社會關系。中國作為"國家主導"的社會變遷，國家是一個理性的、具有自身利益目標的行為主體。國家從自身的利益原則出發，仲裁、協調和調整市場過程中不斷涌現的群體之間的利益矛盾和沖突，維持基本的社會秩序[6].目前各種勞工政策的出臺基本上都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勞動合同法》的出臺，表現出國家對市場中各種利益的協調和調整能力，是在妥協中出臺的。 
　　從公民權理論出發，勞工政策的實施過程并非易事，它需要各種力量的干預。因此，在社會學界的勞工研究中，不少學者看到要通過"社會干預"進行實踐社會學的研究[7].同時，有不少社會學家積極地加入到實踐中，從政策層面、NGO組織層面和行動研究的層面干預勞工的狀況。一批有關勞工的NGO 組織得以產生，如"女工關懷"、"打工妹之家"、"協作者組織"等，并有諸多學者參與到實踐社會學中來。全球化的發展不僅改變了傳統的生產體制，也在中國勞工領域催生了一個個新的生產主體和組織。對外來工組織的觀察發現，外來工組織的成長與全球化緊密相關，特別是與跨國勞工團結網絡的資金、團隊管理經驗和勞工服務理念相關，跨國網絡在中國的活動有利于外來工組織的健康發展，也有利于中國社會的和諧進步。[8]勞工NGO 組織的發展不僅與全球化相聯，也與社會科學界的學者們的積極投入相聯，這為中國勞工政策的實施提供重要的基礎力量。
　　二、勞工研究的文化視角和共同體的建立
　　文化視角源于韋伯主義對社會行動與意義世界相互關聯的理解，它強調主觀世界，并尋找主客觀之間的轉化關系。在勞工研究領域中，社會學家看到勞動關系和勞動過程中充斥著文化——即共享的意義，這些共享意義影響了勞工對自己生活的理解及其順應或反抗的方式。在這一傳統下，展出了各種"社會認同"、"社會排斥"等理論，也發展出"失語癥"、"延續的社會主義文化傳統"等概念。 
　　對勞工政策而言，文化視角的分析強調"共同體"概念，即在認同、自我意識和共同利益方面具有共同感的社會群體，強調人是"社會性存在"，其價值理念是強調對共同體價值的詮釋和對共同體關系標準的理解，并批判個人主義。 
　　社會認同理論是在尋找"共同體"或"我群與他群"的觀念是如何產生的，即什么樣的人會認為自己是一類人。所謂的"共同體是一群人，他們在表達其認同感時，吸收了一組相同的符號資源。"[9]對那些失業、下崗和"準下崗"群體的研究發現，"年齡大、沒有競爭力、沒有技術"的標簽和"失業危機"強化了工人的工作欲望和對本體性安全的憂慮，共同的經歷使工人獲得了相似的社會身份——被選擇的社會位置，同時工人在經濟上的差距已緊密與政治上的差距重疊在一起。[10]文化視角還將社會身份認同視為集體行動的動員工具。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并非是一日之功，在很多方面"延續了社會主義的文化傳統"，是一直存在于中國社會的"廣泛流行的大眾政治哲學"[11]，它是一種存在于百姓心中的政府與人民的關系，也是共產黨政府一直得以依靠的文化。比如，對一家反兼并的工人集體行動的研究發現，工人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負面經歷凸顯了他們對社會主義文化傳統的認同，兼并式改革所具有的私有化性質激發了工人們的"主人"觀念，加劇了工人對"共同體"和"家園"的留戀與集體認同。雖然工人們已經意識到自己留戀的、能夠提供生存保障的傳統國有企業的"庇護"已經逝去，但他們可能借助那個時代的文化傳統來為其群體利益的實現尋找合法性和可能性[12].這種延續的社會主義文化傳統和工人們發展出來的"想象的共同體"的真實性，廣泛地存在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的一代工人對符號共同體的從屬中，符號提供了制造意義的手段，它可能是改變中國市場化發展路徑的重要因素。 
　　具有文化批判性的"社會排斥理論"在看到城鄉二元分割對農民工的制度性歧視外，還看到官方話語對農民工的刻意回避、大眾媒體對農民工的負面報道和城市原住居民對農民工的排斥，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農民工群體低能低素質的形象。這表明主流社會對勞工群體在文化層面的剝奪。潘毅闡述了文化如何變成競爭與剝削的工具。從農村到深圳經濟特區工作的"打工妹"被當地人譏笑膚色垢黑，粗手粗腳、土里土氣，這或許是事實，但更可能是一種或有意或無意的文化建構過程，客觀效果就是為來自"北方"的女工進行身份定位，將她們編派到深圳這新興工業城市的底層。至于"打工妹"們，在接受這文化建構的同時，亦運用同樣的文化符號進行反建構：買新衣、做頭發、用化妝品等，這些都幫助她們拉近與城市人的距離，增強她們在勞動力市場的議價能力。[13] 
　　面對農民工對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做出的貢獻，而學界、媒體以及勞工自身的"失語"狀態，有學者稱之為打工階級的"失語癥"（discursive dys2lexia）。改革時期中國新興的精英集團正在崛起，他們自覺地對抗著一般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話語以及特殊意義上的"階級斗爭"話語，因為這些話語仍然有可能塑造大眾記憶和社會主義歷史。打著新自由主義話語的旗號，新的霸權機器已經為抨擊"階級"話語和駁斥過時并且有害的思想模式做好一切準備[14].這一研究將話語上升到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其文化批評的力度較大。 
　　文化視角帶有很強的批判性，充分看到不同共同體之間存在的復雜關系以及存在的"多重剝削"，強調對網絡資源的整合，并相信"共同體"處于政府和市場之間會彌補兩者可能出現的失敗。
　　在一定程度上，文化解釋相對保守。
　　三、階級視角和加強工會的談判能力
　　階級一詞帶有意識形態的色彩，多是政治術語而非學術概念。改革開放后，階級一詞因其政治性而被擯棄。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和農民工成為中國工業化過程中的主要力量，涉及財產的占有與分配、剝削以及反抗的階級理論成為勞工研究的甘泉。現實的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公為階級視角找到了合理性和合法性。階級視角是指確立了在社會轉型過程中資本剝削勞動的事實，并以此為基礎認識中國社會中國家、勞工和資本等諸多因素的關系，重點應用了剝削與支配的概念。階級視角的價值理念是相信在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前提下，工人們只有組織起來才能有力量，并在談判的基礎上實現勞工的基本權利。在制度主義的影響下，階級視角的勞工政策強調工會制度和以政府、資方和工會三方為基礎的集體談判制度的建設。 
　　階級分析框架的形成經歷了學界，對新馬克思主義勞工研究的介紹和反思。首先是在社會分層理論中介紹了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15]，一批學者還介紹了西方學者對中國的相關研究[16]，對西方工人階級形成理論的綜述則致力于"重返階級"的討論[17].第二是翻譯了一批勞工史研究的書籍。 
　　如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裴宜理的《上海罷工》等。在后一本書中，作者揭出了"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的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并以后現代理論為新的理論源泉將工人的經歷、生活和文化背景納入到對工人集體行動的理解上，從性別、地緣以及技術分化上理解工人的聯合與分裂，這些詮釋對當今勞工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18].第三是介紹了一批對亞洲國家勞工和農民的研究。如具海根《韓國工人》的出版。第四是對美國社會學家麥克。布洛維勞動過程理論的系統介紹，引發了學者對勞動過程、同意政治及霸權等新馬克思主義概念的使用。[19] 
　　李靜君較早倡導將"中國勞工問題理論化為一個階級構成的問題".她認為，中國勞工正處于舊體制已消失，新體制未建立起來的裂縫中，大部分工人失去討價還價的權力；那么，階級經驗即階級帶來的文化、體會、感受與思想、意識的混合要成為考察的重點。勞工對市場制度的理解和接受、他們對改革的道德判斷以及他們所有的一套來自國家社會主義歷史的語言和思考工具等都需要進行考察。 
　　在新舊體制之中，中國工人的階級力量在市場發展快的地區較明顯地弱化，但階級意識在全國都明顯地尖銳化[20].隨著中國變成世界工廠，馬克思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形成問題被提到了日程。工人階級形成有兩種前景，第一，如果工人的行動被導向體制內，為現存體制所容納，那么工人階級就不會形成；如果工人的行動被導向體制外，與現存體制對立，那么工人階級難免會形成。決定工人行動導向的是社會體制能否對工人的訴求進行合理回應，能否在回應困難的時候對現存體制進行修改，以實現工人所期望的社會公平。鑒于目前體制的合理回應能力與動力不足，工人階級的形成已經被啟動[21]. 
　　在勞工政策方面，階級分析常常被視為圍繞利益進行動員的一項工具，因此階級概念變得簡單化，并因其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和行動性帶有一定的激進色彩。常凱對工人罷工權的呼吁就廣受關注，他認為，"罷工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工資勞動者對抗雇主以維護切身利益的主要的抗爭手段之一，作為工人階級集體反抗資產階級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的主要斗爭手段。"[22]事實上，在勞動社會學界階級分析重點用于解釋當今勞工的生存狀況，在政策取向則以強調工會和職代會這樣的工人利益團體的建設與作用發揮，更關注勞工政策的"控制性"和"效能性"，提倡控制權應當在勞動者群體手中，通過適當的制度建設，如工會和職代會建設發揮作用。同時，許多學者具有這樣的共識：中國發展需要穩定，以斗爭為基礎的集體行動是不可取的，因此，建設以工會為基礎的勞工政策能夠較好地搭建起社會服務和社會保障的安全網，雖然它離公平社會關系的建立還有很遠的距離，但這同樣能夠促進工人們享受到經濟增長的好處。
　　四、后現代主義視角和差異政治
　　后現代主義可被看成是對現代主義概念和價值的反動。在勞工研究領域后現代主義視角強調差異及由差異引發的不同政治，在后現代主義的理念中，不存在一個一致性的勞工利益，所謂的勞工利益不僅是階級關系的表現，同時也與性別、城鄉關系或民族、種族關系結合在一起。因此，后現代主義的價值理念是強調"個人的就是政治"的，要細致地評估勞工政策對不同勞動者的影響。工人群體從來都不是一致的，中國工人群體也是有差異的。有研究認為，不同的工人群體表現了具有差異的抗爭特點，流動農民工、在廠國有企業工人和下崗工人的抗爭構成了三種不同的工人政治[23]. 
　　后現代主義視角亦結合了"后女權主義"理論，為了和傳統女權主義相區別，后女權主義強調自我、社會、政治、歷史、話語、知識等。有學者使用"歷史時間"的概念分析在時間中的社會結構，用事件如何發生來解釋歷史，說明當代中國女工的歷史命運是如何嵌入在全球資本的入侵、國家追求現代化的壓力、非民主化的勞動力市場以及家庭父權制的因素中，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女工成為轉型社會中最底層的勞動力[24]. 
　　強調主體能動性是后現代理論的重要內容，有學者根據新勞工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重述了中國近代工人階級的形成，力圖尋找和發現歷史中工人的實踐主體性，工人階級不僅是被剝削的客體，同時也是實踐主體。[14]研究表明，中國的打工妹沒有對資本展開過有組織的公開對抗，也未成為一股重要的反抗力量。外來工作為城市過客的兩個重要特點——無常和游離，也為他們在城市中成長為一股集體性的階級力量設置了障礙。盡管一個有組織的打工階級的形成道路受到阻塞，但是一有機會，打工者就會毫不猶豫地展開各種短暫的、自發性的罷工等集體行動。在對抗性集體行動受到壓制的情況下，會導致各種反叛性集體行為的產生和蔓延，從一般的勞動反抗，到日常生活的抗爭。潘毅認為，打工妹這個特殊的打工主體不僅體現了生產關系，同時也體現了社會與文化論述、消費關系、社會網絡、家庭關系、性別比喻以及社會抗爭。作為女性的打工主體，她們的社會抗爭既是打工者對制度和資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對父權制文化的挑戰。 
　　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不存在一攬子計劃或全面的解決勞工問題的方案，只能逐步和分別的處理。勞工研究的理論貢獻在于對各類制約因素有正確估計，當我們能夠把握各種理論的立場和價值關懷時，就多少可以預見到政策效果。中國勞工政策正在迅速發展中，需要有系統的分析和評論，其最重要的步驟是建立分析和評論的理論框架，已有的勞工研究的不同理論視角為建立分析和評估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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