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杰伊·福雷斯特，《商業結構，經濟周期的國家政策》，載《期貨交易》（1976年）第205期。

第三章 長波、通貨膨脹和戰后繁榮的終結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轉折點和俄國革命的轉折點不能從這一理論上抹掉。因此，我們還須對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發展長波理論增加一個層面。

對于以平均利潤率、平均資本積累率、平均經濟增長率的三次持續上升作為背景或框架的變化（資本主義制度總環境的變化），我們必須予以重新考察，進一步闡述和修改，以便把握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的變化同戰前的變化的質的不同。

我們將以一種多少會引起爭論的方式來綜合這些變化：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上升和擴大的歷史時期就結束了。從此以后，我們就進入了一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衰落和地域上收縮的新的歷史時期。俄國革命的勝利及隨后國際資本主義制度在東歐、中國、古巴、越南所遭到的喪失就是那種轉折的具有重要意義的表現，盡管絕不是它的唯一表現。

很明顯，這些變化并非純外部的變化。變化的原因基本上不是外生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斷言的是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持久的結構性危機，這是一種根本上由制度的內在矛盾的質的深化而致的危機。準確地說，由這種制度的運動規律運行所致。在此意義上，第一次世界大戰，隨大戰之后發生的革命起義，俄國的脫離資本主義，及1929—1932年史無前例的大蕭條，只是以一種集中的形式反映了那種結構性危機的深度。這些大變動（cataclysms）使資本主義的情況進展產生迥然不同的結果。

我們的筆觸回到那種危機的經濟特點上之前，我們想澄清一個也許對理論經濟學家來說是含糊的和不重要的問題，但它對經濟史學家、經濟分析史學家、社會和政治思想史學家等等顯然未必不重要。這個問題在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流派之間的討論中亦居重要地位。這個問題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和歷史衰落是否排除生產力的迅速發展的新的高潮〔即，明確地不出現像1940（48）-1968年之間那樣的一次新的擴展性長波〕？[①]

令人頗感興趣的是，這一爭論是由分別處在可以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家”的波譜兩端的兩個固執“教條”流派所提出的。

在波譜一端，一派堅持認為：由于二次大戰后第一個四分之一世紀里生產力的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是不可否認的，因而“資本主義衰落的時代”的整個概念在科學上是站不住的，必須予以拋棄。[②]在波譜的另一端則堅定地認為，由于資本主義的衰落是不可否認的（無論如何，它已經喪失了對人類三分之一地區的統治），所以，1940年以后北美和1948年以后整個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生產力的發展不是可用的論據（即，經濟增長，甚至是迅速的經濟增長是與停滯概念或甚至與生產力的衰退相一致的）。（對于那些想通過否定資本主義失去了任何東西，通過爭辯說它仍在統治著俄國、中國、東歐、古巴和越南而逃避實際分析困難的人，我們將置之一邊。只要指出一點就足夠了，他們不能發現無論是俄國、中國、東歐、古巴還是越南，還存在任何資本家，并借此支持他們的不同尋常的概念。）

我們相信，1914年出現的資本主義歷史的根本轉折點在經濟和政治角度上是貼切的。進而言之，這一轉折點可以在社會活動的每一個層次上觀察到。我們相信，資產階級社會、資本主義世界的擴張以及可以稱之為資產階級文明的衰落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這一事實在經濟領域的表現很容易被證實。[③]人們只需考慮對1929—1932年經濟危機的特殊性質并將它與衰落相聯系就足夠了。

然而我們也相信，資本主義在1914年進入了一個結構性危機和歷史性衰落的時期。這一事實本身并不妨礙出現生產力的新的周期性高漲，[④]甚至一個像我們在1940（48）—1968年之間所目睹的那樣的新的擴張性長波。它只意味著，長波的性質同資本主義制度上升和擴張的歷史時期中所出現的長波的性質是有重要不同的。我們將考察，1940（48）年—1968年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的加速增長的長波的特殊性質以什么方式恰好同資本主義衰落的長期特點相聯系。

讓我們說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興衰與國際貨幣體系的興衰之間的關聯作用。顯然，大英帝國的上升與衰落同作為“世界貨幣”（即作為“同黃金一樣”的貨幣被接受，盡管英格蘭銀行的黃金儲備從來沒有超過世界儲備的一個極小的份額，1913年的3.6%）的英鎊的上升與衰落之間有相互關系。美帝國主義在國際資本主義經濟中絕對霸權的興起和隨后的衰落同美元作為如同黃金一樣好的世界貨幣的上升與衰落之間甚至有更突出的明顯的相互關系。

有趣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貨幣體系不是純粹金本位的，而是金匯兌本位制。[⑤]這與資本主義的結構的特點和矛盾不無聯系：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在天性上趨向于世界市場的生產，而以競爭方式組織商品生產的不同的“許多單個資本”是以歸依于不同資本主義國家來區分的。一般化了的商品生產是以特定的同現行生產的商品相分離的交換價值（貨幣）的存在為前提的。若舍此，則無庸言商品生產。但是，貨幣卻區分為各個不同國家通貨。在剩余價值不斷增加，資本積累不斷擴大的客觀驅動下，加之，節約使用那種作為一般等價物使用的特殊商品（金，或金和銀，或未來的也許金和鉆石）的需要往往被視為次要的（但絕不是不重要的），于是就導致這樣一種狀態：僅僅靠黃金本身不能完成作為世界貨幣的任務，至少不能在一個永久的基礎上完成。那只是“作為最后清償手段的世界貨幣”。盡管不存在任何資產階級的“世界國家”，所以也就不可能存在任何“世界紙幣”[⑥]，但是，特殊資產階級霸權主義國家的紙通貨可以名正言順地替代黃金，發揮世界貨幣的作用（即，可以作為世界市場上公司和國際之間現期帳戶結算清償手段，作為其它通貨的儲備通貨），儼然等同于黃金。

甚至當許多紙通貨同黃金掛鉤，金本位在許多國家實行時（最終的收支結余和赤字通過中央銀行之間的黃金移動來解決），流行的國際金融活動運作的主要對象就已是一個或幾個國家的紙通貨。在1914年以前，英鎊就發揮了這種作用。

無獨有偶，美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框架里，可以兌換為黃金（盡管對美國個人不能作此兌換），出于各種實用目的，這就被認為實際上起替代世界貨幣的作用，這一時期（與1914年以前的體系相反），在很大程度上，美元還作為中央銀行的儲備金，以此克服黃金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很不平衡的分布，這種不平衡分布被認為是1929年以后國際貿易崩潰的關鍵原因之一（這一崩潰已經由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后所發生事情所預示了）。[⑦]

但是，某一國家的紙幣作為世界貨幣的替代物在整個歷史時期中的特殊作用顯然不能被看作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外生因素。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任何“政治的”貨幣理論，在這種理論中，紙通貨是通過一個全能國家的絕對力量強加到倒霉的商品和期票的所有者身上的。盡管政府可以影響或操縱紙通貨匯兌率，盡管它們顯然可以通過大規模的通貨膨脹降低這種紙通貨的購買力，但政府卻不能把價值規律束之高閣而使之停止運行。它們不能持久地修改不同商品的相對價格，它們不能使買者喜歡那些質量相同價格卻高的同類商品，在長期內它們不能為那些生產率較低的企業保證較大的產品市場，它們尤其不能使資本家喜歡持有流動的或半流動的一種紙幣資產，如若該紙通貨比別的通貨更快地喪失購買力的話。

誠然，當在1945—1946年戰爭廢墟上的人們普遍存在對美元紙幣的更多需求時，其根本原因既不是在美國沒有通貨膨脹（那里已經有通貨膨脹了），也不是因為美國坦克、機槍和飛機迫使潛在的消費者去“購買美國的產品”。這是因為與其他國家的產品相比，美國工業品是在更先進的技術和勞動生產率條件下生產的，是因為他們的質量一般是優越的，特別是因為美國是唯一可能提供這些產品的資本主義國家（即，唯一的擁有大規模的沒有被戰爭損壞或摧毀的工業生產能力的國家）。

如果說今天在帝國主義國家中，有一種日益增長的脫離美元的趨勢[⑧]，那末，這不是因為美國的坦克、機槍和飛機比1945年少了，而這些東西卻是更多，并且更具有殺傷力。這也不是因為“貨幣數量”，在美國增加得比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更快了。實際上，它比大部分國家增加得慢，除了瑞士和聯邦德國。而是因為，在占世界制造業產品出口大部分的一系列制造業部門，美國工業已經變得比其它許多它的競爭者的工業生產率低了。[⑨]較低的生產率正是美國長期的貿易收支赤字之根源，而進口石油的高成本并非其根源。甚至可以認為，美元相對于德國馬克、日元、瑞士法郎的匯率的下跌(及美國與此而來的比這些國家更高的通貨膨脹率)，至少部分地是美國國際收支赤字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因為，在現有的國際貨幣“制度”（也許某人可以說是無制度）下，美國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通過發行額外的紙美元消除貿易赤字的可能性。這是一種在加劇美國及世界其它地區的通貨膨脹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現象。這使得增長的貶值紙美元量不斷地拋入國際流通并將保持在國際流通領域中（以流動的或準流動的形式，歐洲美元市場和亞洲美元市場的作用之一即在于此），這完全符合格雷沙姆定律。由于這些紙美元的供給不斷超過國際貨幣市場對它們的“有效需求”，與其它通貨相比，美元的匯率必然要下跌（至少，在“其它條件不變”下是如此）。在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內沒有辦法“穩定美元”。

前面我們談到紙美元的有效需求，因為我們能表明不經常提到的世界貨幣形勢的一個方面。但是，它能夠從反面證明我們分析的重要意義。此即，所有那些具有實際上低于美國的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平均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國家仍然渴望購買美國的制成品。他們正像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的西歐和日本一樣，渴望得到甚至窖存美元。這不僅適用于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也適用于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即使這一定義是錯誤的，本書亦無意糾正之）。其中某些國家甚至曾行至去得到并保有這些貶值的并在不斷貶值的紙美元的極端。[⑩]但由于與它們渴望得到美元的同樣的經濟原因，它們要實際上把美元抓到手卻是非常困難的：它們自己在同帝國主義國家的貿易中存在長期的收支赤字。1976年，45個最窮的“發展中國家”（半殖民地）貿易收支赤字總計達105億美元，另外35個非石油輸出的“發展中國家”，比第一組國家擁有重要意義的更多的收入（年人均收入在400—2600美元之間浮動，第一組45個國家是在80—400美元之間），同一年的貿易收支赤字達235億美元（這是一個凈值。因為它考慮了其中12個國家在那一年的順差，像象牙海岸、馬來西亞、智利、阿根廷）。[11]因而，1976年全部第三世界貿易赤字大340億美元。由于這些持續的赤字的結果，80個“發展中國家”的累積債務1976年達1400億美元，1977年達2440億美元，1979年達3910億美元，1980年底將達到4500億美元。[12]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欠西方的累計債務估計達600億美元。

因此，如果在英鎊衰落之于英國世界霸權的衰落與后來的美國帝國主義霸權衰落之于美元衰落之間存在一種相似性，那么這種相似性也是有限的和有疑問的。

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仍然擁有的相對的政治和軍事的霸權同美元的衰落之間的脫節是很驚人的。可能這種霸權將日益被西歐和日本的重新的軍備崛起所削弱，在這條被削弱的道路上有許多政治障礙，這將使得它至少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是，在這整個過渡性時期，美國通過利用它可怕的政治和軍事的力量仍將不能阻止美元作為世界通貨的侵蝕。這種侵蝕是不能停止的，除非以比1929—1933年更嚴重的一次大蕭條作為代價。在現存國際范圍內資本與勞動之間力量對比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既定關系，這種政治上的代價國際資產階級是付不起的。

這里我們已觸及問題的核心。當英鎊是世界上占統治地位的通貨時，這不僅是英國帝國主義霸權的一個表現，它還是一個上升的、擴張的、自信的和社會相對穩定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反映。在這一環境下，建立在黃金基礎上的國際貨幣制度的相對順利的運行（和可兌換成黃金的紙通貨，其中有些實際上是發揮儲備通貨的職能），即表現了國際資產階級對于這種制度可以在沒有政府的重大干預時糾正自己的偏差的能力的信心，又表現了這種制度能做到這一點的實際能力。

在1893—1913年時期，生產過剩的危機及由它引起的失業者數量非同小可。的確，其中一些指標比1974—1975年衰退更為重要，至少就其產生的失業率來說。[13]但當時資本主義制度相對說來是穩定的，資本家認為他們能在這種失業率和衰退中生存，并能通過正常的市場機制來克服危機，他們并沒有覺得危機將直接威脅到這種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崩潰。而事實證明它們大體上是對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1929—1932年大蕭條后，這方面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大蕭條不僅僅是資本主義制度從未遇到過的最嚴重的危機，也不僅僅是這種制度內在矛盾達到爆炸性程度的反映，這次經濟危機還伴隨著政治的和社會的挑戰。這種挑戰在十月革命后，對于這種制度與1914年以前存在不可比擬的更大的危險。

為了避免或減輕1929—1932年那樣廣度的大規模的長期的結構性失業的重現，所有資本主義政府無一例外地采納了通貨膨脹的反危機措施。正如法國自由主義者安德烈·科塔教授所尖銳地指出的，“我們今天都是凱恩斯主義者”，包括最堅決的“正統”貨幣主義政策的支持者。[14]1975年沒有一個政府不管是右派還是左派，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實際上采用通貨緊縮政策。沒有一個政府提出達到平衡預算，或者預算結余的政策，也沒有一個政府應用了劇烈的削減失業補償的政策（應記取，這是若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1929—1932年危機期間的政策）。

上述政策選擇不是出于意識形態的原因，也不是因為凱恩斯使政治家心中的政策優先序列模糊或愚弄了公眾，而是由于明顯的政治和經濟的自衛本能。如果今天聯邦德國有500萬人失業，對無工作者的救濟又大規模削減，如果民主德國存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則會在聯邦德國周圍建一堵墻防止上百萬的人逃往民主德國。

指出下面這一點是令人感興趣的：在美國，“信貸膨脹”爆炸實際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同開始的；即，它支撐了20世紀20年代的短暫繁榮，被1929年的大蕭條所打斷，又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再現（這與我們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時期作為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的時期——這種生產方式衰落的開端時期——的總特征是極相吻合的）。圖5清楚地描述了這一點。[15]

圖5        1839-1933年美國人均銀行信貸

的確，在這些情況下，金本位的放棄、普遍而持久的通貨膨脹的出現，以及作為儲備通貨而使用的紙通貨的不可逆轉的衰落，這一切不僅（或不是基本上）與美國力量或美國工業生產率的先進性的衰落相聯系，它們還與資本主義利用通貨膨脹以找到解決辦法，甚至是暫時的權宜之計以解決日益激化的制度的內在矛盾的需要相聯系的。沒有十年來的持久的債務爆炸（戰爭期間公共債務的爆炸，戰后在美國及聯邦德國、日本，則以私人債務爆炸為甚）就不可能有任何新的擴張性長波。但那種持久的債務爆炸是作為整體的國際資本主義經濟持久性通貨膨脹這一世界現象的主要根源。按杜普里茲教授的看法，10個主要帝國主義國家1945（48）—1971年期間黃金儲備的增長率是1.4%，通貨儲備為3.7%，存款銀行對私人部門的信貸增長為11.6%。[16]簡而言之，盡管資本主義由于其內在力量，自己能夠從第一次大戰以前的長期衰退中擺脫出來（甚至在受到外國的決定性的最初沖擊后），但在第一次大戰以后和1929—1932年大衰退之后就不再能做到這一點。這時它就需要持久性通貨膨脹，日益增強的國家干預、持久的軍備活動等人為的刺激，以便實現一個新的擴張。

在這一意義上，英鎊的衰落不是濫觴于英鎊國際地位上升期的條件，這一國際貨幣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資本主義體系中運行得不錯。而美元的衰落卻正是源自于美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美元迅速上升的條件。它濫觴于在一個資本主義衰落時代中的資本主義擴張的一般條件。具體地說，它源自1914—1939年的相對停滯的長波得以克服的條件。換言之，它反映著1940（48）—1968年擴張性長波同以前的擴張性長波的根本不同。我們要理解這種差別，不僅僅是為了理解目前衰退的根源，還是為了預測資本主義將來能克服那種衰退所采取的方式和手段，所有這些考慮清楚地表明每一個長波在其歷史框架中的特殊性，它們必然相悖于那些太漂亮、太機械的類比。

1940年以后的普遍的通貨膨脹以什么方式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爆炸性的內在矛盾相聯系？同這些制度用來在二次戰后四分之一世紀中抵消它們（內在矛盾）的手段相聯系？這種抵消的手段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的制動作用，明顯地在1914—1939年時期得到發揮。

就我們看來，這決不是所有馬克思主義者都同意的觀念，但我們可以證明它是與馬克思自己的觀點高度一致的，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這是擴大再生產和資本主義增長中任何減速和崩潰的根源）必須在生產領域中尋找，和在流通領域中尋找。再生產，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清楚地闡述的那樣，是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統一。它們是在保持資本積累率（產生于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中日益增長的困難和在銷售日益增加的堆積如山的商品中（或，同樣的，與不斷增長中的充分利用現有的商品生產能力）的困難相關聯的現象。這種困難是在既定的社會生產能力和“最終消費者”的購買能力之間的差距（這種差距是作為其基本運動規律的結果而內在地存在于這種制度的）趨于增長情況下發生的。

這里我們不能進一步論證為什么危機理論（它超出了贊同積累過度危機理論擁護者和消費不足危機理論擁護者之間的階級對立）是與馬克思自己的著作相一致的，最具有邏輯的嚴密性，最能解釋1926年以來工業資本主義所經歷的21次真正的生產過剩危機，但只要說明這一點就足夠了。但足以肯定地說，每一次生產過剩危機的同時也是一次資本生產過剩危機和一次商品生產過剩危機。誠然，在這一論點令任何人信服之前，二者是如何準確交叉重迭必須詳細加以解釋。這里我們沒有篇幅進行這種論述。因而我們請讀者允許假定它已得到證明，從而在那一點假定之下繼續研究通貨膨脹的作用（債務膨脹，信貸膨脹、銀行貨幣膨脹）。[17]

米凱爾·阿列塔已令人信服地證明，通貨膨脹的機制是如何運行的：從“壟斷的”“管理”價格開始，通過銀行信貸和貨幣的持久性擴張，在中央銀行和政府的共同參與下導致貨幣供給總量的持久性膨脹。關于這種“貨幣數量”的持久性膨脹，我們在《晚期資本主義》中提供了一個相似的分析，安德烈·岡德·弗蘭克在他即將出版的書中也進行了同樣的分析。[18]故在此毋需對這些機制再作進一步討論。持續通貨膨脹同這種制度的總需求的關系倒應予以強調。（即通貨膨脹暫時地克服資本主義衰落嚴重的停滯趨勢的作用，這種停滯的趨勢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顯得如此強大。）

信貸膨脹在刺激長期的戰后繁榮中發揮了雙重作用。它創造了一個廣泛的擴張的市場，在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兩個關鍵性產品：汽車和住宅在總銷售額中占有重要比例。剩余價值（使用這一馬克思主義用語）“實現的困難”的一個突出表現可以在這一事實中看到，美國累積的私人總債務1945年占國民收入的75%，而1956年占國民收入的100%，1970年占150%，1980年將達175%左右。[19]

同時，信貸膨脹已使得企業在超過它們占用的剩余價值量之上而擴展（即通過債務的日漸深入而擴展）。這里，某些指標又是很驚人的。[20]盡管這種趨勢在1975年衰退發展之后已經有所削弱（在利潤大量增加的同時，卻沒有伴隨著相應比例的投資擴大，故債務比例可暫時降低），但上訴債務比例的提高仍然是一種歷史趨勢。

套用一位英國發言人的著名成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資本主義在債務海洋上漂向擴張。當然，這不是工商業騙子們或煽動性的政治家們的不合理決策所致；這是在現有的經濟條件和社會政治力量關系情況下資本主義的唯一出路。

《商業周刊》毫不猶豫地將整個美國經濟概括為債務經濟。實際上，1978年底全部美元債務已接近4萬億（1946年為5000億，1960年為1萬億），這一增長一直高于GNP的增長。全部私人和公共債務的年增長率，1968—1973年時期約為13.5%，1974—1975年衰落期下降，1976—1978年恢復中已達到14.2%的新高度。再者，盡管公司債務的增長率已從15.6%下降到12%，消費者債務卻從12.6%上升到16.4%，住宅抵押債務的增長從11.5%上升為每年14%。總的消費債務，1978年底已達到令人驚愕的1.2萬億，是1969年數字的3倍。[21]

這種現象不只局限于美國，盡管人們公認美國比其它主要帝國主義國家更為嚴重。甚至以其保守的貨幣政策著稱的聯邦德國，在1977年到1978年兩年那里私人債務也從7640億德國馬克上升到9270億德國馬克（即20%，1978年最后季度增長率達28%）。[22]

那末，這是否意味著它是一種“虛構的”或人為的擴張，1940（48）—1968年的擴張性長波以何種方式都不能同上升階段資本主義的古典的擴張性長波相比較嗎？當然不是。

當凱恩斯主義者（在劍橋表現得那樣強大）和自由資產階級及他們所授意的改革派勞動者政治家們，驕傲的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在擴張性波動中所取得的成就時，他們確有不可否認之論點。誰能嚴肅地懷疑：物質生產中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躍進（并且不僅是武器和毒品或無用的商品的生產），勞動生產率有顯著的增長，帝國主義諸國就業水平比在兩次大戰之間有重要的提高，西方人口的生活水平有重大的提高，許多社會改革（如，英國的國民醫療服務，有償假日的推廣，在大多數帝國主義國家實行的社會保險制度），這些措施代表真正的社會進步因而能被工人所贏得。不過，如果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國家的廣大人民不能從這些改革中受益，則可以指出，他們生活得一定不比西方存在大規模失業時的20年代和30年代幸福。

因此，戰后的擴張性長波是一個真正的長波，不是虛構的，如果以馬克思主義（即唯物主義）的標準（即物質生產、勞動生產率、世界出口）來判斷的話，物質生產有一番強有力的增長，世界市場出現了由平均利潤率的上升和繼之而來的資本積累的上升而致的有力的擴張。持久性通貨膨脹不是帶來這種上升的因素之一（只是貨幣現象本身決不能取得經濟增長）；通貨膨脹的作用是跨越或減輕整個時期的在擴張中的內在矛盾（即，使擴張持續更長一些，延遲最終“算帳”時刻的到來，在此一時刻擴張的內在矛盾將在一個劇烈的利潤率危機和劇烈的生產過剩危機中爆炸）。在這一意義上，通貨膨脹（即，信貸膨脹）在長波時期中發揮著同馬克思所說的工業或商業循環中信用的作用上十分相似的：

“如果說信用制度表現為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的主要杠桿，那只是因為按性質來說的可以伸縮的再生產過程，在這里被強化到了極限。它所以會被強化，是因為很大一部分社會資本為社會資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這種人辦起事來和那種親自執行職能、小心謹慎地權衡其私人資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23]

對于持久、“溫和”通貨膨脹的不可避免的積累這一后果，馮·哈耶克和維也納學派聲稱：“我們早已告訴你們這種情況了！”[24]但是他們并不可能回答這個明顯的異議：他們自己的克服1929—1932年大蕭條的藥方失靈了，并沒有在何處見效。至少，溫和的通貨膨脹措施暫時地克服了大蕭條并產生了四分之一世紀的加速增長。

那么，接踵而至的轉折點上怎樣發生的呢？為什么通貨膨脹不能無限期地跨越資本主義擴張的內在矛盾呢？是什么經濟矛盾決定了1940（48）—1968年擴張性長波的結束？

首先，貫徹擴張性長波之始終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運動規律之一仍然是不可抗拒的，資本的有機構成在持續提高。

我們完全意識到這一事實：這是一個在經濟學家，特別是（但不只是）在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有極大爭論的主題。我們樂于承認，特別是在第一次擴張性長波期間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并沒有像第三次技術革命（即半自動化）出現以后那樣顯著。不應當忘記，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概念的框架中，機器純粹地在物質上替代人力（這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普遍特點，特別是在最近的半自動化階段）不是資本有機構成趨于提高的正確指示。這個概念涉及的是價值關系（與技術上預先決定的關系相聯系），不是物質數量。進而言之，它涉及的不是設備的價值同工業工資量（可變資本）的對比，而是現期使用的設備的價格，加上原料和能源的成本之總和，然后除以工資所得之值。

另一個困難是：從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觀點出發，只有生產勞動的工資必須予以考慮，而不是國民工資量。所以，對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統計證明不能以GNP這一總量為基礎。在整個工業部門統計基礎上進行驗證也是比較容易的，對每個工業的主要行業的分別統計進行驗證也是比較容易的。

我們在《晚期資本主義》一書中，對我們的同行們提出了至今仍沒有得到應戰的挑戰：讓那些否定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趨勢的確實性的人們提出一個某一單個工業行業的例子，在那里的勞動成本，現在已比75年前、50年前或40年前構成總成本的更高的比例。要找到這樣一個行業例子是困難的，更何況找到這方面總的趨勢。如果技術進步不是帶有節約勞動偏向，那末半自動化又是為的什么呢？[25]

兩個關于將來法國電話和電訊工業設備生產的報告最近發表了。兩個報告都指出，要生產電話交換機的下一代產品。如果是半電子的新交換機，則需要減少50%的人時，如果是全電子新交換機則要減少80%的人時。[26]在美國與此相同的工業中，可以援引相近的數字。第三次技術革命正在進行之中，這種變化已經出現并正在每一行業繼續出現。對它們，不改變資本主義有機構成就意味著：或者在幾年內，小時實際工資將成雙倍或五倍地增加，或者從既定的勞動成本與總成本的（最終）比例不變出發，在工資增長較慢（也許是50%或100%）的同時，原料和新設備的實際成本絕對下降大約25%—40%。很明顯，這樣的假設是完全不現實的，與在過去10到15年里任何實際工業部門所發生的現象不相符合，且不提在以后10年里將要發生的。僅以半導體工業為例，在60年代后期仍然相當貴的芯片可以由一個成本為200萬美元的工廠所生產，而現在要建造一個出售并不昂貴的芯片，以最低贏利水平建工廠需要5000萬美元。[27]

第二，如前所述，一個起始中的技術革命的特殊條件、工業部門中新行業的興起的特殊條件——確保領先公司得到巨大的技術租金（超額利潤）——將隨著技術革命成果的開始普及而緩慢地消失。一般來講，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從一個擴張性的長波轉向停滯性長波是技術革命成果開始普及之時，這一轉變是伴隨著從革命性的引導轉向新技術的普遍大眾化的。轉折之后，技術租金開始變得稀少。在大規模產量和競爭的影響下，典型的“新”產品價格開始下降。

計算機工業就是這種趨勢的一個很到的例子。從以電子管為基礎的計算機向晶體管計算機的進化。接著是以硅為基礎的集成電路的出現，這些進化都大大降低了成本，這在大批量生產中尤為突出。1965—1971年期間，成本下降到這樣的程度，每一電路（一個晶體管）的價格從2美元下降到不足3美分。在德國，價格下降更為劇烈﹝從1965年的2馬克左右（一個晶體管）降到現在一個集成電路晶體管程序只有0.002馬克﹞。第一臺美國計算機（ENIAC，成本1943年為200萬美元）的全部功能現在都可以由成本不超過50—500美元的微型計算機來完成。[28]

由于微處理機的第三次技術革命的普及，[29]國際商業公司在計算機領域的壟斷及它在此基礎上得到的巨額技術租金，一方面受到在微處理機領域領先的新崛起的美國競爭者的威脅（例如，得克薩斯儀器公司、數據處理公司、霍尼韋爾-布爾公司、巴勒斯公司、英特爾公司、阿姆達公司），另一方面，受到日本壟斷企業富士通和德國西門子跨國公司聯合攻勢的威脅，這二者相互密切勾結，準備在國際商業機器公司的領域（即下一代大型計算機）中擊敗它。[30]它們能否成功仍需拭目以待，但毫無疑問，通過激烈的價格競爭將引起壟斷剩余利潤的下降。在美國，華爾街已經預備了這種侵蝕，國際商業機器公司股票的價格/收入比率已從60年代的30/1降為現在的13/1。在聯邦德國，據計算，平均的計算機價格，1971—1977年之間絕對地下降了11.5%，相對的價格（考慮到一般制成品價格的上漲）下降幅度為54.9%。[31]

隨著這些巨額的技術租金的下降，平均利潤量倍受威脅。現在，在結構性稀缺的條件已經消失，其生產和市場條件變得“規范化”情況下，那些具有最低生產率的企業不再是決定這些“發明”產品價值的企業。由于相對壟斷的地位仍然存在，剩余利潤仍能實現，這種壟斷利潤的實現現在日益以犧牲生產率較低的企業為代價（即，整個行業的利潤量不再增加）。人們可以談論創新率開始下降，談論革命性的“信息”（控制論的）開支占人均國民收入中的比例自1965年開始出現停滯。[32]

人們可以舉出關于創新率及其影響下降的多種原因。有許多資料表明對有關原因的尋求。《經濟學家》雜志對化學工業有這樣一段話。：

“技術已達到一個停滯時期，對新塑料和纖維的新分子組合的開拓性日子已經過去，只剩下更為困難的分子鏈仍有待于繼續研究，而高收益前景已經失去光輝。在已削弱的石油化工的繁榮之后，并沒有一個即將到來的新繁榮，盡管較昂貴的石油和天然氣正在帶來這樣的日子，使從植物原材料提取化學品變得有利可圖。化工業正在開始考慮生物化學和遺傳工程學的應用。但是，合成蛋白質和從昆蟲中制造藥品的初期結果（即利用天然的而不是合成的化學物）都是令人失望的。任何來自這一方面新的刺激因素要改變化學工業至少需要等10—20年”。[33]

這既不僅僅是，也不根本是缺乏科學知識、缺乏發明的問題。這是一個贏利性問題，正如《經濟學家》很正確地強調的：是一個關系到未來的市場和未來的利潤預期的一般的社會經濟氣候的問題。為了使跟隨發明而來的創新付諸實現，須有伴隨著大規模生產的可能（即創新商品的迅速擴散），所致的成本的重大減少（生產率的收益）。所以，作為經濟增長的普遍減速的結果，[34]從發明向創新轉變變得困難（即可贏利性低）及重大的新技術和新產品的擴散變得更具有冒險性，于是技術進步就可能減速。在這里，贏利性又發揮著關鍵作用，甚至當需求很快地擴大，但利潤率下降，資本投資變得呆滯，美國的半導體工業證明了這一點：盡管存在一個大的（并且是擴大中的）芯片短缺，資本投資卻沒有隨著生產能力的迅速擴大而擴大，因為在最近五年，半導體工業相對于股金的平均收益下降了31%，稅前利潤余額下降了18%。[35]

同樣，壟斷的作用和戰略也是不能脫離這種局勢的。首先確保在前一個波期實現的巨額資本投資的完全折舊（如，核能和核能裝備）的需要使得同量資本的支出投資可能迅速地投入與之競爭的部門（如太陽能這一現象）絕對不可能出現。[36]

第三，資本周轉的速度的進一步增加變得更加困難了。電訊革命使得巨額貨幣可以在幾秒鐘內從紐約匯往東京,或從倫敦匯向約翰內斯堡（盡管關于野蠻的種族隔離政策的所有的哀訴每天都在發生）。但是10多年來，在運輸、銷售、流動資產的周轉等領域的進一步的進步已變得越來越稀少，部分地是由于技術的原因，但主要是由于社會經濟上的原因，因為它們碰上了同資本主義本質相聯系的制度的社會障礙：私有財產、資產階級的分配標準（即，高度不平等的，具有階級偏向性的標準），及民族國家的存在。

第四，長時期的加速增長使得兩方面的增長率之間比例失調加重：一方面是固定資本設備和消費品的生產能力的增長率，另一方面是原料部門的生產能力的增長率，后者仍同自然條件有密切關系，因此靈活性較小。結果是，要無限期地保持原材料價格的相對下降〔這已經在近20年（1952——1971年）里所出現的〕是不可能的。這里原材料價格實際轉折點是1972年，而不是起自在贖罪日戰爭后石油價格的上漲。原材料和能源價格與制成品價格比例的逆轉同帝國主義和半殖民地資產階級（后者是25年之久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的付成品）之間變化的力量對比也有關系。沒有這種變化，改善殖民地資產階級對帝國主義的依賴的情況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所有這些因素毫無疑問地對工業資本的平均利潤率具有不利影響。

夠奇怪的是W.W.羅斯托將剩余價值在世界范圍內在有利于半殖民地的統治階級的很有限的再分配視為經濟增長的新的長期高漲的根源。[37]且勿論這種再分配的規模是被大大夸張了（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凈收益必須同大多數非石油輸出國的半殖民地國家的凈損失作部分的抵銷，這一損失至今仍然是巨大的），亦勿論本應考慮即不該將利潤（石油租金）的實際再分配同對半殖民地的貸款的增加（這些貸款轉化為債務增加、債務負擔加重，從而在中期變為停滯，如果說這不減少世界市場的購買力的話，那么也根本不會增加這種購買力）。羅斯托這一論點的主要弱點是它沒有考慮原材料價格的相對增長對利潤率的影響的作用。這種總效應是負的，更貴的原材料和能源成本意味著更高的資本有機構成，而且，如若其它條件不變，還意味著更低的平均利潤率，這是不能由于原材料部門（即大的石油壟斷者）的資本投資所得更高的利潤率所抵銷的。除非這種資本在總投資資本中占有高的比例（50%左右），而這完全不符合事實。

在資本主義經濟范圍內，原材料和制成品之間貿易條件的長期逆向變動的唯一積極作用是，它刺激了對其它可替代的材料和能源的尋求（即它有利于創新）。但是，它能夠在何種范圍內對經濟增長率的一般趨勢發生何種影響還是取決于相對贏利性。只有在這些領域的投資能帶來重大的剩余利潤，其利潤量大到足以導致平均利潤率的顯著提高時，才能預期原料價格的上漲的這種間接影響會有利于整個國際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率的提高。但是，至少從短期或中期和在足夠大的利潤量這一角度來看，來自替代技術的那種超額利潤還不可能被提到議事日程上，并非指日可待的。相反，替代性能源仍然比昂貴的石油還要昂貴。可見，羅斯托的分析必然是錯誤的，它明顯地與70年代國際經濟的任何可見的趨勢不相一致。70年代的趨勢是以增長率的下降而不是上升為特征的。[38]

第五，在整個擴張性長波中，潛在的生產過剩（即超過最終消費者購買力的生產能力的發展）牢固地形成了。這一點的最好的指征是美國工業能力利用的持續下降，在每個周期的繁榮的最高點及在每次衰退的最低點都是如此（表3.1）。但是，資本利用[39]的一般的下降趨勢在整個帝國主義國家是一個更普遍的趨勢，如表3.2所清楚地顯示的，這些數字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1978年是經濟復蘇的一年，而1964—1973年的平均值包含12個衰退期的情況。

表3.1 能力的利用情況

資料來源：E.曼德爾，《第二次衰退》，倫敦，1978年，第26頁。

表3.2 制造業能力的利用情況（%）

資料來源：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濟展望》，1978年12月，第24期，第12頁的數據。

在某些特定的工業部門，這種長期的能力過剩的狀況更為突出。我們在下面舉出兩個例子：其一在鋼鐵業，共同市場國家預期在危機爆發之前，1980年要銷售1.85億噸左右鋼。實際銷售也許低于1.45億噸，而1980年已形成的鋼的生產能力是2.3億噸。即使以預測的銷售水平為準，也要計劃對過剩能力的大量削減。其二，化工原料工業，其生產能力過剩顯示在圖6中。核電站設備制造工業也遭受到同樣的能力過剩。圖7表明，1965—1975年這10年的美國的生產能力利用的普遍下降。

圖6      主要化學原料的生產能過剩（根據1979年

4月7日《經濟學家》雜志編制）

如前所述，在這25年里，消費債務的持續增長的同一趨勢的指標決不是說服力不強的特征同樣令人信服。如果我們將兩個因素結合起來，這就尤其明顯了。盡管不斷增長的負債，盡管成千上萬的美國消費者的支出不斷超過他們的收入，但這個國家閑置的生產能力部分卻越來越大。大量的失業還對這種能克服生產能力過剩的消費者開支的迅速擴張產生了一種抑制。

圖7       美國生產能力利用的下降（1967=100，按季調整，根據

國家系統動力規劃研究1976年度報告，第5頁編制）

第六，在所有上述日益加重的諸種矛盾存在的情況下，資本用來消除平均利潤率下降的影響的手段（即避免持續的贏利性的惡化）僅剩下一個不斷地、大幅度地提高剩余價值率。盡管這種提高毫無疑問地在擴張性長波的第一部分（the first part）出現過，在長波產生之前也采用這一手段，可以說，這卻激發了長波的到來，這是由于第Ⅱ部類勞動生產率急劇上升的結果（相對剩余價值的增長）；伴隨著擴張性長波自60年代初以來對工業勞動后備大軍的累積性效應，和對工人階級的自信及組織程度的累積性效應日益發揮作用，保持剩余價值率上升勢頭就變得越來越困難。這種增長開始遇到技術變化之革命階段的結束和相對的充分就業這雙重障礙。就在資本有機構成的上升的時刻，剩余價值率的上升放慢了，從而使利潤率的下降成為不可避免的。

第七，在價值實現日益困難，加之贏利性下降的條件下，只有每過一個危機周期就增加通貨膨脹的劑量，通貨膨脹才能延遲最后“算總帳”時間的到來。但是經驗證實了理論分析所預言的：從一個既定的水平開始，通貨膨脹連續加速的效果變得起反生產性的作用，這是由許多原因造成的，其中有些值得特別一提：對通貨膨脹率增加的滾雪球一樣的預期性反應、實際負利率的出現使得長期投資項目從利潤計算和預期角度來看更難篤定（因而更難預測）的傾向。

第八，作為典型的近代資本主義公司的組織形式的多國公司的繼續增長日益同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干預的有限的效率相沖突，同反周期的經濟規劃，以及許多在擴張性長波中使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得以部分減輕的措施發生沖突。如果將第七、第八因素結合起來（增長中的各國互異的通貨膨脹率、民族國家在多國公司前日益增加的虛弱），我們的分析還包括這樣兩個原因：也就是某些導致布雷頓森林貨幣制度崩潰的更明顯的技術原因，及由此而出現的與日俱增的國際貨幣無政府狀態這一原因。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