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 年初,英國學者E. P. 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譯本) 一書終于擺上了書架,厚厚的書頁里記載著栩栩如生的故事。更為重要的是,在敘述故事的背后為中國讀者展示了勞工史研究的新理論和新框架(E. P. 湯普森,2001) 。

        實際上,湯普森1985 年就曾到過中國,并做過演講,但是中國的研究界似乎對其不甚了解。想當年,面對匈牙利事件,這個有著10 年黨齡的英國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成為獨立的“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對于這樣一個有著真性情和獨立學術立場的人,用史學家或社會史學家的標簽似乎不足以勾畫出他的特立獨行。1963 年,當他完成《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時,年僅39 歲,書中的字里行間滲透著他對英國勞工階級的熱愛。更重要的是,湯普森的學術立場一直圍繞著反思工業革命以來最基本的社會關系——資本P資本所有者和勞動P勞工之間的關系,以及這種關系的最基本形態。從社會史的角度出發,無論社會發生怎樣的變遷,工人階級隊伍有著怎樣的增減,工人階級一直都是社會中重要的社會力量。湯普森透過對英國工人階級形成展開描述性和反思性兼顧的分析,開創了一個“新勞工史”的研究時代,展示了其勞工研究的社會學視野和研究潛力。

        1963 年,E. P. 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的出版標志著新勞工史學時代的到來。所謂的“新”,一方面在于它突破了傳統史學的研究方法,用新的社會學方式重新解讀工人生活史、工人運動史、工人心態史;另一方面它突破了傳統歷史唯物主義對于工人階級形成的解說,突破了韋伯傳統的文化主義對于工人階級形成的理解。以湯普森為代表的新勞工史反映了近三四十年來社會史學研究取向上的一種變化趨勢——從追求宏大和普遍意義的理論范式向微觀的或局部的歷史論證的理論范式的發展。

一

        回顧勞工研究,有兩條主要的線索,一是以馬克思為先導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二是以韋伯為鼻祖的文化主義的研究。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具有其持久的影響力,階級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階級表現為結構性差異,階級沖突成為研究的中心內容。馬克思認為,勞動分工的發展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社會勞動分工,工業勞動和商業勞動從農業勞動中的分離,產生了城鄉分離和相互利益沖突。第二個階段是技術勞動分工的發展,產生了兩種結果:一是工人與對產品的控制相分離,工人的地位成為機器的一個部分;二是生產和消費的互動關系產生了交換。這種唯物主義色彩的勞工史研究強調物質的歷史情境和特征。用馬克思的話說, “人創造歷史,但不能選擇自己的歷史情境”。歷史的進步不是在個人的自我意識中,而是人類對環境日益增長的控制能力的進步。人的能力的增長是歷史的主要過程,人類的歷史就是戰勝自然的歷史。

        從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勞工史學家們傾向于尋找各種物質因素來證明社會變遷和勞工在其中的結構位置。典型的研究是分析在生產過程中,工人階級對生產的控制力是如何被不斷削弱的,并稱這一過程為不斷的無產階級化的過程。其基本的理論邏輯是: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是機械化不斷進入生產領域的歷史,在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勞工階級不斷地處于被剝奪狀態,且這種狀態是結構性的。并以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和史料證實18 世紀晚期以來歐洲和北美的工人階級正經歷著被剝奪和無產階級化的過程。這一過程的特點是物質性的和結構性的。自18 世紀以來,人類社會至少經歷了四種結構變遷,一是人口從農業向工業轉移;二是在生產過程中生產者與所有者相分離;三是生產者對生產過程的控制權被逐漸削弱;四是生產者被生產技術逐漸淘汰。至少前三個過程在19 世紀經歷了一個全球化的擴張。第四個過程———技術淘汰生產者(工人) 的過程是一個當代親臨的事件。雖然技術變遷具有舊技術不斷被淘汰和新技術不斷更新的兩個過程,但唯物主義勞工史學家們注重技術的淘汰過程,尤其是技術對工人的淘汰過程。勞工的無產階級化是這一過程的主導性趨向。由此,各種勞工運動———罷工、暴動等都被解釋為是工人階級對無產階級化過程的反應。

        在勞工史研究中,韋伯的文化主義學術傳統強調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在工人階級形成中的作用,強調工業社會發展起來的功能專門化和社會行動者行為的理性化是建構工人階級的主要因素。在研究方法上,這一學術傳統的基本理論假設是: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比另一些可替代的物質因素更重要;“深層”文化因素通過物質因素的作用產生效應。

二

        20 世紀60 年代,以湯普森為代表的新史學研究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勞工史研究提出了挑戰。

        首先,新勞工史的理論范式大膽地把一些已有的歷史論證視為“假設性”的,甚至提出19 世紀30 年代以前工人階級是否真的存在。那種用挑選來的證據說明已構架好的“完美”理論的做法受到了根本挑戰。第二,新勞工史理論范式直指現代性問題。在新勞工史的研究中,最基本的問題是:什么因素將今天的工業社會與歷史上的其他社會類型相區別? 工業社會的真實性質到底是什么? 在新史學家的眼里,那些建構現代性理論必不可少的有關生產結構、社會分工、意識形態等經典概念都與勞工在歷史上的社會位置、狀況等相關。新勞工史改變了傳統的二分法,強調歷史是過程,具有連續性。工業社會的歷史并不是一個與前工業社會截然不同的歷史,它延續著前工業社會有關工作和閑暇模式的歷史。第三,雖然階級沖突和階級意識仍是研究的重要內容,但研究視野更拓展至勞工們的日常生活,從底層反映和傾聽工人的聲音。勞工群體的生活、態度和社會位置的變化成為分析工人階級歷史的重要方面。第四,研究方法上突破了對宏大敘事的追求,關注日常生活及相關資料,以個案研究為主。集中分析各種偶發的沖突事件,考察產生沖突的條件,由此說明工人階級意識的來源。同時,采用歷史人口學的方法,如使結婚登記資料、死亡資料、傳記等都成為研究勞工史的基本資料。第五,對女性勞工的再認識和研究成為近十年來的研究熱點。

        湯普森的過人之處在于,他一方面強調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另一方面又擯棄了從物質及相關利益的角度來考察工人階級的做法。在強調階級的歷史屬性的同時,他認為,階級覺悟難以從人們對自己地位和真實的利益中推導出來,重要的是,階級是一種歷史關系,是在一定的真實背景下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在各種關系中,勞工把階級經歷用文化的方式進行處理從而產生了階級覺悟。

        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中分析了1780～1832 年英國工人階級的歷史,探索了階級的歷史性和相對性的定義。他依然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人本精神,但更強調人類不是結構的傀儡,階級也并不僅僅是結構,而是在斗爭與沖突中形成的各種事件。湯普森強調: 1. 階級是歷史現象,它既包含在人們最初的經歷中,又包含在人們的思想意識里,并隨歷史而變化。2. 階級不是一種結構也不是一個范疇,階級是一種關系。這種階級關系表現為在歷史過程中人與人的相互關系中確實發生過的某種東西,是一群人或一批人共同的經歷和利益。當一批人從共同的經歷中得出結論(不管這種經歷是從前輩那里得來還是親身體驗) ,感到并明確說出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并且他們的利益與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對立) 時,階級就產生了。3. 階級意識是把階級經歷用文化的方式加以處理,體現在傳統習慣、價值體系、思想觀念和組織形式中。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不會有完全相同的階級意識。總之,階級是人們在親歷自己的歷史時產生其意義的。

        湯普森的“新”勞工史還在于他使用的史料是工人們真實的經歷和聲音,并由此重新解釋各種正式的工人階級組織。與傳統勞工史不同,他并沒有集中研究工會和工人階級政黨這樣的正式組織,而是關注勞工們在何種情況下開始感受到共同的利益和認同對于雇主的反抗。湯普森是要集中說明階級是如何從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變化的過程。他指出,“如果我們停止在歷史的某一點上,那么這里除了簡單的多元化的個人和多元化的經驗外并沒有階級。但如果我們把這些個體看做是某一社會變遷時期中的個體,考察他們在關系中的模式、他們的思想和他們的制度,就會發現階級的定義或惟一的定義就是他們自己的歷史。”湯普森分析了英國手工業者們的思想方式、習慣和他們與工業資本主義形成過程的關系。他認為,工人階級是他們自身形成的自主機制。階級經驗被用于解釋工人階級意識和集體行動的產生。勞工史的研究表明,工人階級與雇主的斗爭深入地影響著新一代的工人,這一過程是通過分享學習游戲規則的過程實現的。罷工并不是偶然爆發的,而是工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集體關系的自然拓展。集體行動的源泉主要是共同的根、共同的經歷、共同的方言、共同的習俗和面臨的共同危機。

        自湯普森之后,新勞工史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許多學者進行了“準”湯普森式的有關“工人階級形成”的研究。如法國、意大利、俄羅斯和美國的學者們相繼開展了本國勞工史的研究。新勞工史的研究范圍收縮得更窄,多關注某一地區和某一時期工人的階級經驗。這些研究展示出勞工史既具有地方特色,也具有可比性。美國勞工史的研究突出了移民在工人階級中的特殊經驗作用;俄國工人階級的經驗則在很大程度上與國土的變化相聯系。

三

        近20 年來,新勞工史在艱難地向前行進。因為20 世紀末工人的階級地位的變化令人失望,他們并沒有馬克思、恩格斯所期望的革命行動,歷史唯物主義的勞工史研究被批評為忽視了生產關系變遷過程中工人階級內在的各種矛盾和斗爭;文化主義的勞工史研究被批評為忽視了工人階級形成過程中存在著的話語和政治過程。這使學者們不得不思考是什么限制著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在近二十年的新勞工史研究中,出現了解構主義或后結構主義的特點,強調主體性與話語的作用。一是有關主體性的問題,是指勞工對于個人的感知以及人們由此而了解其自身與世界的關系的方式。那么勞工的階級經驗以及不同性別、年齡、種族以及技術分化下的勞工的主體性又是如何呢?解構主義認為,根本不存在穩定不變的主體性,主體性總是不穩定的、矛盾的、一直在過程中的,每一次我們思考或言說,它便不斷地在話語中被重新組成。勞工主體性的形式是歷史性地被產生著的,它經歷著分裂與沖突。二是有關話語的研究,強調話語以歷史的方式為社會現實賦予了意義,并為其中的群體提供了各種不同的話語位置,話語甚至建構了工人階級的存在形式。

        從主體性的研究看,一些女權主義學者批判地指出,傳統勞工史有關階級的假設是——階級最重要,性別是次要的。在這些女權主義的新勞工史研究中,階級的概念不再以男性工人為樣本,而是平等地撰寫兩性的勞工史,并突出婦女勞動的特點。與此同時,由于婦女具有的特殊經驗,使學者們不得不顛覆舊有的概念,發展出新的概念。例如,對于“家庭工資經濟”的研究展示出婦女是如何為資本主義生產和勞動力的再生產做出貢獻的。婦女勞動價值被低估的原因以及婦女是如何融入工人階級的政治活動等一系列的問題被提了出來。這一理論的重要貢獻在于,通過對婦女勞工史的研究,揭示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并非是線性的,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婦女從事有酬勞動的過程與大規模的工廠化勞動進程相反。在不同的經濟條件下,婦女不時地進入工廠,時至今天,手工作坊式的有酬勞動仍然主要由婦女來承擔。

        70 年代,出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新史學,它強調對各種沖突事件產生的條件和發生過程進行階級意識來源的分析。在考察到每個地方勞工運動的主力都是技術工人( skilled worker) 這一事實的基礎上, “無產階級化”的理論模型再次被賦予了優勢地位。例如,瓊·斯格特在1974 年發表了對玻璃工人進行歷史考察的文章,描述了19 世紀手工藝人和其政治行動。斯格特認為,技術工人的斗爭是為了控制他們的工作而進行的,其結果是展開了對雇主和對社會秩序的斗爭。從玻璃工人的情形看,只要工人們能夠對自己的工藝有控制能力,那么他們就毫不關心社會主義理論和有關其它工人階級的斗爭活動。只有在生產過程中他們的技術價值被貶值時,他們才會產生階級意識,即勞工們的切身經歷是形成其政治一致性的關鍵因素。(Scott ,1973) 有意思的是,80 年代,斯格特重新審視自己的觀點,并開始使用了與前一時期相左的觀點。她通過對成衣工人語言的研究指出,工人階級的身份不是從資本主義對手工業的侵入中以簡單、自然的方式產生的。成衣工人是依據當時的經濟、性別和政治話語來認同自己身份的,人們對工作組織的理解加入家庭和性別的內容。斯格特的分析指出, 被解釋了的經驗(interpreted experience) 是裁縫和縫紉工人集體認同的源泉。(Scott ,1987 ,pp. 1～13)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英國勞工史學家斯坦曼·瓊斯,通過對憲章運動研究提出了有關政治與意識之間相互關系的問題。他的研究強調憲章運動是激進政治演講的產物。他顛倒了有關“經濟上的不滿導致了工人階級意識產生和憲章運動”的習慣認識,提出“不是人們的意識創生了政治,而是政治催生了意識。”(Jones ,1983) 。

        對勞工史的話語分析,一方面得益于世界形勢,因為人們似乎已不再希望階級沖突成為革命的起因,政治文化研究具有了學術空間;另一方面,在福柯和德里達的影響下,解構主義堅信語言是了解真相的關鍵的想法得到了世界范圍的反響。由此,在勞工史研究中出現了語言的轉折(linguistic turn) ——話語分析替代了階級分析。新的研究范式強調以權力為基礎的話語建構,是各種話語把工人定義為群體,并且建構了工人群體的各種經驗。

        話語分析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斯維爾(Willian Sewell ,J r. ) ,他在《法國的工作和革命》( Sewell ,Willian ,J r ,1980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 The Languange of Labor f 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 ,Cambridge) 一書中提出了勞工們的共同語言問題,并由此挑戰在工人階級形成過程中物質或經濟因素具有首要地位的假設。他發現,從工業社會意義上的工人出現以來,直到19 世紀,勞工宣言一直延用著相同的語言。他承認工作條件的變化對階級意識的發展起作用,但是他更強調,階級意識基本上是文化變遷的結果,文化變遷不斷創立有關階級意識的新意義。他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指出,僅靠資料說明工人生活的狀況,并由此理解階級意識的產生和發展是不夠的。勞工史學家的任務是尋找和重建“那個時代,工人們思考自己工作和生活經驗時所使用的話語、比喻以及修辭習慣”。斯維爾堅信,在階級的產生過程中,文化行動是超越于“真實”的經濟力量之上的原動力。(Sewell ,1980)

        法國學者瑞迪(William M. Reddy) 對1750～1900 年法國紡織工人的研究進一步支持了斯維爾有關文化具有獨立性的論斷。他把市場看做是一種文化建構,由此用一種非傳統的方法思考工作和收入對紡織作坊中工人的意義。他認為,有關家庭、榮譽和獨立性等問題上的沖突更多的是群體沖突,而不是階級沖突。因此階級意識很難納入研究框架。他認為,自19 世紀以來的社會主義(包括馬克思主義) 的各種概念與工人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無關,同時,法國勞工史學者們長期以來相信的法國北部工廠是馬克思論述的無產階級的典型的想法是站不住腳的。(Reddy ,1984)

         對后結構主義的勞工史研究有重要貢獻的學者之一是M. 索恩舍(Michael Sonenscher) ,他對于18 世紀掙工資的工人的研究不僅挑戰了無產階級化的理論,而且也挑戰了有關階級沖突的唯物主義理論。傳統勞工史習慣于把19 世紀工人階級的興起歸結于手工藝人們經歷了市場力量對于習俗和傳統統治的侵入的結果。而索恩舍用翔實的資料說明,即使是在18 世紀,市場的不確定性也已經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必須面對的問題。如果階級的概念沒有解釋力的話,那么是什么力量對勞工的歷史地位起作用呢? 他認為是政治話語,“大革命”摧毀了舊體制的整合力量,個人主義成為構成社會秩序的基礎。在個人主義的前提下,工人們不得不找到表達他們憤怒和建立團結的新方法, 這便產生了階級的語言( a language ofclass) 。(Sonenscher ,1989)

        值得注意的是,解構主義的分析方法并沒有得到一致性的學術認可,很多勞工史學家明確表示自己拒絕解構主義的學術態度,因為在這些學者看來,向話語分析的轉變否定了勞工史和勞工政治之間的相互聯系。

四

        以湯普森為代表的新勞工史的研究也影響了一些學者對“中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的學術興趣。在湯普森著作發表的一年后,法國學者讓·謝諾(Jean Chesneaux) 發表了他對于中國1919～1927年勞工運動的研究,并指出中國工人運動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緊密聯系。1982 年, 林達·謝弗(Lynda Shaffer) 發表了有關20 世紀20 年代早期武漢工人運動的研究。作者注意到,中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歷史過程與其它國家不同,一是它受到西方國家和日本的影響;二是它與中國革命相聯系;三是它具有某種農業經濟運作的機制,農民作為革命的資源對形成工人階級的過程具有獨特意義。

        1986 年,蓋爾·赫沙特(Gail Hershatter) 在《天津的工人們——1900～1949》一書中的開篇之題即是“中國和工人階級歷史的形成”。她認為,20年代后期和1940 年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活動和政治很少被談到,研究也極為罕見,這一歷史時期的工人歷史被其它的重大社會事件所掩蓋。作者認為,有三個研究方向值得關注:一是外在因素的研究,即分析大的社會背景因素對于工人各種行動和思想的結構性作用,探討工人和統治階級的關系、統治階級之間的關系、異質性問題以及暴力和非暴力的政治權力的運作;研究國家本質、法律結構、權力的滲透以及社會階級之間的關系。二是對內在因素的研究,即研究工人階級自身,分析意識、組織和行動之間的聯系。這些聯系并非是有機的。研究強調中國的工人是城市化過程中的一部分,他們與鄉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一個重要的變量是城市人口并不是永遠過著城市人的生活,勞工使用其鄉村的關系紐帶具有歷史的空間和時間上的重要意義。三是對工人參與政治行動的研究,與傳統史學研究不同,它不是關注勞工運動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而是分析在革命的過程中、在與其它階級的關系中,工人是如何作為一個階級出現的(Gail Hershatter ,1986) 。

        1993 年,伊麗莎白·J1 佩里( Elizabeth J . Perry)的《上海的罷工——中國勞工政治》一書特別關注工人運動。用她自己的話說,是力求“把新勞工史的方法加入到中國傳統罷工和其它勞工運動的研究中,強調普遍意義上的文化和特定條件的作用。”她的觀點是,不同背景的工人參與各異的政治活動。她分析了上海工人的來源,認為集體行動的模式是由工作場所中各種關系、傳統和組織形成的。在這些因素中,技術是關鍵性因素,技工、半技工和純體力工人之間存在的差異主要表現在性別構成、來源地構成、教育構成和城市化方面,更重要的是這些差異反映在工人們的政治訴求中(Eliazbeth J . Perry ,1993) 。據悉此書的中譯本即將面世。

        在全球化的今天,新勞工史研究面臨種種挑戰。這些挑戰反映了勞工史研究的危機與世界范圍內左派和勞工政黨面臨的危機。種族、性別等因素將如何作用于工人階級呢? 新的政治力量會如何產生呢? 毫無疑問,階級是必不可少的分析工具。但是主體性和在共同經驗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勞工史使階級的概念變得模糊,以至于階級概念喪失了作為一種范疇應有的嚴謹。解放政治包含的全民參與的政治氣候或“個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權主義的提法使新勞工史提出來的問題——如階級是什么? 階級是怎樣構成的? ——本身似乎就難以確立。今日社會,傳統的資本主義組織生產的方式正日益衰落,人們的工作性質、工作場所和工作意義正發生變化。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傳統勞動正走向沒落——很多辦公室工作和服務工作、信息咨詢工作、彈性較大的專業工作、設計工作和家政工作等都是由無組織的婦女來做的,資本主義出現了非線性的歷史發展進程。在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中國,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日益變得復雜和緊張。所有這一切,使我們“回頭看”的沖動變得更加迫切,現在到了該問“我們從哪里來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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