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終于去看了《我不是高山》的點映，正好趕上海清帶幾個青年演員路演，只可惜我的座位離得太遠（前面基本被她的粉絲團占領），我的手都要搖成大風車了，主持人也不給我提問機會，也是沒得辦法……

　　現場視頻我昨天已經發在微博上了，從海清的只言片語也能看出一些問題。

　　海清說張桂梅同志是一個“純然無我”的人（視頻13分24秒），這個詞她用了不止一次，視頻開頭開場白也用了…

　　這個詞本身用在張桂梅同志身上或許倒沒什么問題，但是自始至終也并沒有進一步剖析：是什么造就了張桂梅如此“無我”？

　　沒有，海清什么也沒說，徒剩一味的重復和強調，這倒是蠻符合電影本身的基調。

　　政治層面的“神像化”和商業層面的“IP化”總是會在今天中國文藝圈的主旋律作品中實現合流，這其實挺遺憾的。

　　不禁想起列寧同志的著名吐槽：

　　在革命已經爆發、鬧得熱火朝天的時候，什么人都來參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單純的狂熱，有的是為了趕時髦，有的甚至是為了貪圖祿位，在這個時候作為一個“革命家”是不難的。

　　……（他們）試圖把他變為無害的袖像，可以說是把他偶像化，賦予他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

　　張桂梅毫無疑問是一名革命者，一名純粹的無產階級底色的解放者，而不是依靠天降神兵式的英雄主義敘事來塑造的“好萊塢化”偶像。

　　回到海清用她作為電影創作者的“二次加工”視角下的「純粹無我」，張桂梅為什么能夠以「純粹無我」的姿態，解放乃至解救成百上千的大山女孩？從人物的經歷中不難窺析。

　　張桂梅在創辦女校之前最重要的人生經歷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跟隨黨的隊伍，與姐姐一同從家鄉黑龍江來到西南地區的云南，支援艱苦異常卻又轟轟烈烈的邊疆建設。

　　在云南紅山林場，環境艱苦，水源匱乏，不少強壯的大小伙子都堅持不了幾個月，但是身材纖細嬌小的張桂梅卻硬是堅持了下來。

　　她善于觀察，敢于請教，憑借著出色的表現沒多久就被評為女青年突擊隊隊長。

　　此后在紅山林場和黨校先后任團支部書記、政治教員，后又到局機關當文書、團支書、婦女主任。

　　斯大林曾說，“我們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而正是這一段豐富的鍛煉履歷造就了張桂梅石頭一般堅硬的黨性，為其此后正式入黨以及走上基層教學之路奠定了精神基礎。

　　偉大的人物必定淬煉于偉大的時代，張桂梅這樣的一個在舊社會中必定難以出頭的女子，卻可以在新中國嶄露頭角，這正是毛主席領導下政治平權化的歲月中極為突出的女權標志。

　　1956年10月，毛主席在和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談話時曾指出：

　　在中國，參加政府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工作的婦女畢竟是少數……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女同志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個中央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中，女同志僅僅占20%……

　　他認為提高婦女政治地位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提出：

　　將來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樣，各占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過了男同志，也沒有壞處！

　　在毛主席的關懷下，中國婦女運動曾在50年代實現了縣縣都有女縣長，鄉鄉都有女鄉長，促成了50年代婦女政治參與的高潮。

　　中國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參與社會建設之深之廣，使西方國家的女權團體都羨慕不已。

　　恩格斯曾有指出：

　　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勞動中去。

　　在毛主席麾下，女性可以參加工業、農業的勞動，可以成為基層組織的骨感力量。

　　中國婦女歷史上第一次掙脫了政權、族權、神權、夫權——這四個代表了封建宗法制度權力的壓迫。

　　新中國建立后，大批的“婦女掃盲班”拔地而起，同時伴隨著的是妓女、妓院在一夜之間被雷霆取締。婦女在新中國擁有了在民國時期完全不可想象的勞動地位、家庭地位、社會地位。

　　毛主席有一句話：

　　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時！

　　這句話深刻概括了那個時代的婦女觀，也是絕對的馬克思主義婦女觀。

　　恰如年輕的他曾高喊：

　　穿耳包腳為肉刑。學校家庭為牢獄。痛之不敢聲。閉之不敢出。或問如何脫離這罪？我道，惟有起女子革命軍。

　　當年在延安，毛主席同樣辦過“女校”——延安女子大學，他在開校典禮上說：

　　女大現在辦起來，將來還要維持下去，要維持下去，就要經過更大的持久的奮斗。

　　我們辦女大，有些人不贊成，首先就是那些“頑固分子”。他們不贊成，他們設關卡，阻止各地學生到延安來學習，不愿婦女得到徹底解放。

　　其次，還須要與輕視婦女運動的觀念作斗爭，因為他們看不出婦女的作用，忽視婦女在革命中的偉大力量。只有克服這些阻礙，才能使現在的女大發展起來。

　　主席曾經的阻力，同樣在半個多世紀后改革開放中的山區里，擺在了張桂梅的面前。

　　在張桂梅的辦公室墻上，至今還寫著這樣一段她說的話：

　　如果說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業；如果說我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學生；如果說我有動力，那就是黨和人民。

　　這是一名共產黨人的初心，也是她的人生寫照，但是卻完全沒有在電影《我本是高山》中給予絲毫的呈現。

　　張桂梅人生的成熟期是中國改革開放步入深化階段，原有婦女發展模式受到了太多的的沖擊，包括與人口危機相伴生的婦女就業危機。

　　比如婦女就業保護與企業效益的沖突（懷孕就業歧視、媽媽就業歧視），比如國家保護婦女政策與企業家自主權的沖突，比如對女干部比例保護與公民民主權的沖突，等等等等。

　　特別是邊疆與農村地帶，由于封建性的部分復燃，女性擺脫夫權和族權壓迫的難度在現實中日趨龐大。

　　晚近四十年，隨著空前規模的城鎮化，人口與資源向城市中心移動，農村地區和農村地區婦女群體的“被拋棄感”遠遠要大于前三十年。

　　建國后的前三十年，也就是張桂梅的青春期，不論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還是“赤腳醫生”這樣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產物，優質資源反哺農村、堅決不拋棄農村，這是毛主席時代的經略國策之一。

　　但后來隨著對資本集聚的強烈需求，七十年代末期開始已聞不到多么濃烈的“擁抱農村”的味道。

　　與之相伴的，就是一座座浮華奢麗的城市森林的陰暗面：各種農村問題的頻現——留守兒童問題，拐賣婦女兒童問題，死灰復燃的黃賭毒、童養媳與黑社會問題……都纏繞在最近三四十年中國的許多基層鄉鎮地帶。

　　一度連賣血賣出“艾滋村”、拐賣兒童拐出“犯罪村”這樣的極端案例都層出不窮……

　　甚至更讓人憤怒和悲痛的，他們還要忍受著來自新新城市階層和偽布爾喬亞群體的嘲弄，如“窮山惡水出刁民”、“貧生奸計、富養良心”等時代性的惡語。

　　這都是張桂梅從團員成為黨員、從林場踏上講臺之后，所面臨的艱巨難題。

　　張桂梅本身身為教育工作者，她的管理作風和乃至世界觀都是相當“暴力”的，那就是必須海量刷題、拋棄一切念想一門心思沖擊高考，某種程度上這或許可以視作是河北衡水中學、安徽毛坦廠中學在云南麗江的“分校”。

　　這樣的學習方式，也許在已經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地帶早已進入了反動的階段，我也曾對這種不拿人當人的流水線式生態著墨頗巨。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張桂梅深耕的是一座連觸摸工業化都沒有資格的深山幽林，這里彌漫著的是卷土重來的宗族倫理，綁架了難以計數的女孩們。

　　除了高考，她們別無出路。

　　這就是張桂梅的無奈，也是她給自己強加的使命。

　　包括她對于“女性做家庭主婦簡直不可理喻”的認知，亦是一種不妥協的無產階級革命式的女權奮斗觀，列寧在《論蘇維埃共和國女工運動的任務》中同樣有過論述：

　　只要婦女忙于家務，她們的地位就不免要受到限制。要徹底解放婦女，要使她們同男子真正平等，就必須有公共經濟，必須讓婦女參加共同的生產勞動。這樣，婦女才會和男子處于同等地位。

　　八十年代以降，農村與邊疆地區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滑坡，必然帶來的就是農村文化的崩塌和精神層面的徹底貧化，“封建性”亦開始在農村地區重新升起，女性自然難逃厄運。

　　傳統糟粕倫理里，那種對于婦女的刻板映像及約定俗成的人格設定，再次影響著中國的農村女性群體，對婦女的固有角色設定更是大大限制了農村婦女對自我價值的追問。

　　無論讀書還是就業，都是作為女性群體十分“大逆不道”的想法和追求，也是張桂梅終其一生在大山叢林里去打碎、去解放、去拯救的邊域黑洞。

　　這座巨大的黑洞在許多人眼里早已經吞噬了張桂梅，但作為一位受過毛主席時代黨的教育的共產黨人，她的回答是：

　　我內心覺得，學習江姐，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要站在講臺上，傾盡全力，奉獻所有。

　　不去理解和刻畫張桂梅的人生歷程，就無法明白她為什么可以將自己的后半生傾灑在三尺講臺上，也無法論述她為什么可以掙脫出亡夫之痛而將悲傷化做力量、投入到解放女性的教育事業中去，更無法解釋究竟是什么信念支撐著她持續十三年之久的家訪、行程跨越十一萬公里、摔斷過肋骨、在大山的夜晚迷過路、在寒冷的懸崖邊發過高燒……但卻依舊不死不休地將一個個被禁錮在深山老林中的女孩們拯救出來。

　　張桂梅自己說：

　　我是一名共產黨員，我有一顆火熱的心，這顆心里面有黨、有人民、有學校、有國家、有千千萬萬的孩子，我什么都有！

　　然而電影《我本是高山》卻似乎更鐘情于發明情節、虛構故事、編排沖突、制造情緒。

　　這部電影的制作團隊，他們能夠去做的似乎就只有「幻想」，而無視現實中的信仰。

　　有太多紀錄片中明確記載，華坪女高的女孩們在剪去長發后喜極而泣，因為這是一種「可以進入學校接受教育」的標志，但是《我本是高山》中一定要打造出一個火藥味濃烈的“抗剪”橋段；

　　有太多采訪報道中明確記載，張桂梅是帶著六名女黨員以對黨的忠誠、對黨員責任的追求而兜住了華坪女高一度搖搖欲墜的命運，但是《我本是高山》中一定要打造出一個對立性爆棚的“情感”大戲；

　　有太多節目中明確記載，那位教育局長清楚自陳“從未與張校長有過爭吵、嘶吼”，但是《我本是高山》中一定要打造出一個糾纏范十足的“斗爭”情節；

　　有太多新聞明確記載，張桂梅不止一次自白支撐自己走下去的是堅定的黨性和對孩子們的愛，但是《我本是高山》中一定要打造出一個靡靡感悠遠的“思夫”劇本；

　　有太多研究報告記載，麗江摩梭族人的飲（酗）酒性別比例為無可爭議的男性占多，但是《我本是高山》中一定要打造出一個醉醺醺失態的“暴母”形象……

　　一群居住在都市大平層里的“藝術創作家”們，在窗明幾凈的辦公室里，對著高級又冰冷的電腦，憑借刻板印象與想象主義，打造出了一個他們鏡頭中慣用的底層世界框架，用自己自以為是的“溫室審美”去揣摩和代入那一群必須用戰斗式刷題才能改變命運的大山女孩的心理狀態，并配上一個看起來十分莫名其妙的天降猛女，共同組成了一幅解構敘事的“張桂梅涂鴉記”，什么都能往這張畫卷上加、抹、噴、繪……

　　這已然暴露了主創團隊鮮明的虛像化作風。

　　張桂梅作為一個實打實存在、有血有肉的人物主體，本不需要去進行加工和濫筆，但竟還是被電影巧妙得“客體化”，以一種“張桂梅不應該是那個樣子，而應該是這個樣子”的解構手法，被人為的二創呈現，成功完成了與人物內核的剝離。

　　這也就是為什么現實里華坪女高校園內張貼搭建的“感恩黨 跟黨走”、“共產黨人頂天立地代代相傳”標語，統統不見電影《我本是高山》有所描繪。

　　包括張桂梅帶領教師們唱紅歌、帶領學生們向團旗宣誓的場景，如此一塵不染的信仰吶喊，這難道不正是海清故作深沉、假裝神秘的“純粹無我”之體現嗎？電影中同樣不見還原。

　　如此說來，倒也不奇怪張桂梅同志本人為何在觀看完影片后沉默不語，只得微笑以拒了。

　　有人曾暗暗洗白：“那樣的話，就不好拍了……”

　　是啊，這句話其實說的很對。

　　關乎黨性、關于共產主義的信仰、關乎無產階級教育家的畫像，這對于今天早已紙醉金迷又不學無術的糜爛文藝圈而言著實是難以下筆和掌鏡。

　　現任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電視劇司司長高長力在2018年曾有怒斥：

　　很多“藝術家”有一個錯誤的觀念：題材決定論。

　　他們認為“有些題材就不行”，總是埋怨題材不好、政府審查太嚴，有些題材不讓涉及。后來我問他，哪個題材不讓你反映？摔跤是個冷門題材，是奧運會的冷門項目，電視轉播收視率低，但是印度拍出來就有高票房。

　　我說，你壓根是不想拍《摔跤吧！爸爸》，只想拍“過來吧，小姨子”“別這樣，姐夫”……

　　七十二年前，毛主席批判電影《武訓傳》的話，今天看來用來敲一敲《我本是高山》實在恰如其分：

　　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階級斗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斗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

　　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么人，向這些敵人投降并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贊的地方。我們的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么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么東西是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不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應當反對的。

　　1963年9月，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又有嚴厲指出：

　　戲劇要推陳出新！不應推陳出陳。光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他的丫頭保鏢之類。

　　兩個月后，主席又對《戲劇報》作了兩次重要指示，批評得十分厲害：

　　《戲劇報》盡是牛鬼蛇神，文化部也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

　　文化方面特別是戲劇，大量是封建落后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很少，在舞臺上無非是帝王將相。

　　文化部是管文化的，應當注意這方面的問題，為之檢查，認真改正。如果不改變，就改名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國人、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

　　對這些牛鬼虹神，把他們統統趕下去。不下去，不給他們發工資。

　　這個批示雖然只是對《戲劇報》的，但已指向文化部乃至整個文化藝術領域。

　　必須認識到，毛主席歷來對歷史和歷史劇是非常喜歡的，然而當時卻要把它們“統統趕下去”，足見老人家對文化倒退的憤怒。

　　一個月后，1963年12月，毛主席又作了一段更為尖銳的批示：

　　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啊…

　　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于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豈非咄咄怪事。

　　今天《我本是高山》等主旋律題材庸俗化的問題，在當年都曾出現過。

　　1964年2月3日，中國戲劇家協會舉行迎春晚會，但演出的節目革命氣息不濃，且極為庸俗低級，受到社會各界批評指責。

　　比如空軍文工團表演的《兄妹開荒》，用京劇中的老生、小生、花臉和昆曲的各種曲調來唱，觀眾表示“怪聲怪調”；

　　比如鐵路文工團表演的《梁祝哀史》，用真人學木偶動作，結果女的不停撲倒在男的懷中，觀眾表示“既糟蹋了演員，也糟蹋了劇本”；

　　再比如哈爾濱話劇院演出男扮女裝的《天鵝湖》，一個男演員脫得赤條條，只穿一條三角褲，披著薄紗，胸前安了兩個假乳“亂蹦亂跳”，報幕員還對觀眾贊嘆地說：“你們看，那腿是多么富有彈性啊”………

　　為此，中宣部不得不在3月下旬召開文聯各協會黨組成員、總支和支部書記會議，討論迎春晚會文藝節目的事故，并決定在文聯和各協會干部中開展一次整風學習運動。

　　到4月，全國文聯、作家協會等十個單位的全體干部都開展了整風，中宣部文藝局還起草了《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

　　這個報告由毛主席閱后，便在其基礎之上附上了嚴厲的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

　　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跋

　　恩格斯在讀書筆記《〈愛爾蘭史〉的片斷》中曾語：

　　資產階級的本性，它生存的條件，是偽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偽造歷史。偽造得最符合于資產階級利益的歷史著作，所獲得的報酬也最多。

　　張桂梅同志應當成為黨的紅色形象，而不是商業主義的消費對象，更不應當是某些“野心演員”貪天之功視作演績、追求拿獎的工具。

　　飾演過焦裕祿同志的老一輩藝術家李雪健有過一句話：

　　苦事累事都是焦裕祿做了，我這個傻小子卻拿了名利。

　　正如張桂梅自己的謙言：

　　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許多共產黨員每天正在做的事情，而黨和人民卻給了我們如此崇高的榮譽....

　　海清的用辭真的沒有錯，張桂梅確實代表了一種“老派共產黨人”厚重無暇的“純粹無我”，這是一種帶有古典精神力的價值追求，它深深烙印在張桂梅這樣的「老同志」的靈魂深處，隨著歲月洗禮愈發珍貴，也變得逐漸稀有。

　　但是“海清們”沒有辦法拍出張桂梅的“純粹無我”，永遠沒有可能。

　　文章結尾，不妨用斯大林同志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四周年》中的話予以解釋：

　　烏鴉用孔雀的羽毛來裝飾自己……可是，無論烏鴉怎樣用孔雀的羽毛來裝飾自己，烏鴉畢竟是烏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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