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張桂梅真實事跡改編的電影《我本是高山》,隨著公映,不但沒贏得創作者和觀眾的共贏,反而讓電影陷入巨大的爭議之中。總結爭議的焦點在于:
第一,電影中對于山區女性的形象塑造問題。比如女學生被塑造成貪玩、逃課、不想學習;原型中酗酒的父親,變成酗酒的母親;不理解張桂梅的女教師,背地里貶低張桂梅;就連張桂梅,也被刻畫得“不近人情”——比如她因女教師懷孕或孩子生病請假而大為光火……
第二,共產主義信仰表達問題。張桂梅校長辦女校、拯救女學生的根本動機或信仰源泉,實際上是心中奮斗不息的信念,是共同富裕、“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平等、人盡其能的共產主義信念,是扶貧路上一個都不能落下的社會主義信念,被電影塑造成了因病去世的丈夫。在張桂梅辦學過程的每一個困難時刻、在她每一個想要放棄的時刻,張桂梅腦海里閃現的都是與丈夫溫馨生活的影像,是丈夫對她一直以來的鼓勵與支持……
從這兩個爭議的焦點我們可以看出,《我本是高山》犯了幾個致命的錯誤:
第一,犯了沒有解決好“為什么人的問題”的致命錯誤。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電影的創作,必須要符合人民群眾的審美和實際需求,張桂梅老師的事跡早已深入人心,對其進行藝術創作,必須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
第二,犯了沒有處理好"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的問題。就像一些為創作者辯解的人說的,”電影的改編之所以出現這些爭議性的橋段,不是主創者立場“歪”了;相反,可能是主創者太想去“迎合”觀眾了。“主創者并無惡意,他們只是“天真”地以創作一部電影的心態去拍攝張桂梅,但他們忽略了張桂梅的“特殊性”——這是一個真實的、擁有廣大民眾基礎、健在的、偉大的女性,不同人在張桂梅身上有不同的立場寄托。編劇很努力地想討好兩方面的觀眾,反而“背離”了公眾心中的張桂梅形象。實話說,張桂梅老師的真實事跡就足以激勵人,鼓舞人心,只要如實表達,并不需要像這些人說的去”迎合“大眾的需求和胃口,好的文藝作品,只要走進生活深處,在人民中體悟生活本質、吃透生活底蘊。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創作出來的作品自然能激蕩人心。這樣的作品,不管是表達社會的鶯歌燕舞、花團錦簇,還是一些丑惡現象,一定都能夠鼓舞人民前進。都能夠實現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勝丑惡,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倘若不去這樣做就是坐在辦公室讀讀資料,去當地聊聊天,訪談下,就以為是很了解了,創作的東西,人民群眾也不買賬的。”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電影創作者也需要市場,也需要生活,但是不能只顧經濟效益而忽視社會效益,尤其是在拍攝以張桂梅老師為原型的主旋律題材上。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被資本市場牽著鼻子走,遲早要萬劫不復。
第三,沒有處理好”共產主義理想信仰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最高境界“。張桂梅老師之所以去支教的動機根源就是在于其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而不是簡單地對亡夫的思念。也就是說不能把一個基于偉大信仰的故事矮化為基于愛情的故事,當然需要表達愛情,因為張老師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共產黨人也是有情有義的人,并不是無情冷血鐵面獠牙的人。共產黨人就是講大情大義的。觀眾的批評并沒有將張桂梅老師的的形象設定為“圣人”。但是張桂梅老師她不是我們所理解的普通人,有些人不能用你的蠅營狗茍,吃得好穿得好,過著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情調就去解構、否定她的偉大和崇高。張桂梅老師這類人,她們把共產主義信仰落實在行動中,把世間人類的苦難裝在自己的心里,落實在自己的行動中,他們真正的是朝聞道夕死可矣!
電影創作,通過這類主旋律的電影,必須去挖掘和弘揚這一價值觀,起到對社會風氣的引領和對人心的觸動。我們不能認為電影創作可以隨意篡改一些細節,美其名曰為藝術想象,甚至覺得這些都是小問題,不影響整體。這是一種錯誤且在當下普遍的思想觀念。"一些人價值觀缺失,觀念沒有善惡,行為沒有底線,什么違反黨紀國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當都敢做,沒有國家觀念、集體觀念、家庭觀念,不講對錯,不問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渾渾噩噩,窮奢極欲。現在社會上出現的種種問題病根都在這里“
社會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社會風氣壞了是用錢買不來的。如果一切都靠金錢來衡量,那么這個社會還能有什么發展呢?我看是不會有太大進步的。錢學森先生說:“一個國家的經濟落后了,并不可怕,我們可以用十幾年趕上去,如果風氣壞了就是幾代人也難恢復。"
錢學森老人家說:“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
”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文藝工作者是靈魂的工程師。好的文藝作品就應該像藍天上的陽光、春季里的清風一樣,能夠啟迪思想、溫潤心靈、陶冶人生,能夠掃除頹廢萎靡之風。“因此,觀眾批評電影創作的這些問題,有什么錯呢,沒錯,反而有益。
第四,沒有處理好“人民評價”的問題。電影《我本是高山》從電影開始,就遭到來自觀眾的批評和評價。創作者及其一些人面對批評不是直面和反思,而是一副傲慢和不屑的口吻來侮辱批評者乃至壓制批評者的聲音。”觀眾對于電影的批評,并不是從文藝創作的視角出發,而是從他們原本的立場出發、從他們心中已經確定了的張桂梅形象出發。當公共事件的討論走向了立場決定論,往往也就走向了自說自話、上綱上線、一地雞毛。“你看,這就是一種傲慢,一種偏見。電影創作只談”文藝創作視角"嗎?人民群眾的批評只能是懂“文藝創作”才能批評,才有資格批評嗎?不然就是立場決定論了,再說社會主義文藝本身就是在反映無產階級立場,反映社會主義立場,拋開立場不談,誰都可以說自己是好的。
還有編劇對于觀眾批評的回應,諸如“你奶奶我生來就是高山!”,這不僅僅是失態的問題,這就是立場有問題,就是一副精英的傲慢嘴臉,一副資本市場的奴才相。
作為文藝工作者,應該懂得文藝批評是文藝創作的一面鏡子、一劑良藥,是引導創作、多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圈內你們玩“紅包厚度等于評論高度”的把戲,但是人民群眾沒有拿你們的好處,我們的批評不會庸俗吹捧、阿諛奉承。不會低頭不見抬頭見,抹不開面子,就不敢批評。更不會找人給你抬轎子。人民群眾的評價就是像魯迅所說的那樣,要做“剜爛蘋果”的工作,“把爛的剜掉,把好的留下來吃”。
真理越辯越明。尤其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藝真理那就更不怕辯和批評,否則就不是真馬克思主義。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因此人民群眾批評這部電影,絕不是什么雞蛋里面挑骨頭,而是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敢于表明立場,敢于亮劍的勇氣和斗爭的精神。是大道理,不是什么可有可無,無傷大雅的小道理。
最后,也是第五,沒有處理好“文藝與時代”的問題。張桂梅老師生在毛澤東時代,價值觀人生觀也成型于毛澤東時代,發展實踐于新時代,也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創作以張桂梅老師為原型的主旋律電影,不反映這兩個時代的傳承和發展,不去處理好文藝與時代發展的關系,不去重視和充分發揮文藝和文藝工作者的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作用。那這樣的主旋律電影一定是要遭遇滑鐵盧的。
“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生在這樣一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生活于這個時代下的個人,我們都有屬于時代的烙印。“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鼓舞全國各族人民朝氣蓬勃邁向未來。”而不是什么就像表現張桂梅老師不是“圣人”,是一個更具“人性化”的形象,這就是貶低信仰之美。
以上這五個致命的錯誤,實際上還是反映出我們在文藝創作上雖然有成就,但是卻“精品”。“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抄襲模仿、千篇一律,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甚至在一些作品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有的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把作品當作追逐利益的“搖錢樹”,當作感官刺激的“搖頭丸”;有的胡編亂寫、粗制濫造、牽強附會,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華、過度包裝、炫富擺闊,形式大于內容;還有的熱衷于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只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實。凡此種種都警示我們,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
當前文藝最突出的問題是什么?就兩個字:浮躁。一些人覺得,為一部作品反復打磨,不能及時兌換成實用價值,或者說不能及時兌換成人民幣,不值得,也不劃算。這樣的態度,不僅會誤導創作,而且會使低俗作品大行其道,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感官娛樂不等于精神快樂。
“文藝要贏得人民認可,花拳繡腿不行,投機取巧不行,沽名釣譽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轎,人抬人”也不行。”
要拍好《我本是高山》這類主旋律電影,必須讀懂中國,讀懂時代,讀懂可愛的共產黨人,讀懂中國大地上努力生活的中國人民。
要贏得人民、贏得口碑和票房,就要有“望盡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風凋碧樹”的清冷和“獨上高樓”的寂寞,即便是“衣帶漸寬”也“終不悔”,即便是“人憔悴”也心甘情愿,最后達到“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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