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我本是高山》，我看了兩遍，產生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為什么張桂梅對師生這么“苛刻”，也就是說她“苛刻”的合理性在哪里？

　　第二個問題是，為什么張桂梅要選擇這項艱苦的事業，也就是說她的“動力之源”在哪里？

　　把這“兩個問題”闡釋清楚了，就可以算是一部好電影。但是，電影《我本是高山》，只解釋了第一個問題，沒解釋甚至是扭曲了第二個問題。

　　首先，我們探討第一個問題——張桂梅為什么這么“苛刻”？

　　電影《我本是高山》，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張桂梅的一句話：“我不是在教書，我是在救人！”

　　這群山里的娃娃，都是初中沒畢業就輟學的女孩子，她們如果不讀“女高”，不上大學，最有可能的命運就是留在大山里嫁人生娃，能走出去的，多是“打零工”——做餐飲服務員、家政清潔工、超市收銀員、工廠流水線等等。稍微有點姿色的，也極容易被這個“兩極分化”的叢林世界卷進酒吧、夜店、會所、KTV、足浴店這些烏七八糟的場所，去從事什么DJ、美容、模特、技師、公主等灰色職業。（不是歧視從事這些職業的人，而是反對兩極分化下的職業壓迫。）

　　電影《我不是高山》雖然沒有這么赤裸裸的描述，但僅從學生“山英”在餐飲店門口傳銷式的亂喊亂叫就可見一斑。

　　什么“今天加油一百萬，明天加油五百萬，天天加油一千萬”，這種洗腦式的喊叫和張桂梅讓學生朗誦“我生來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我欲于群峰之巔俯視平庸的溝壑。我生來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偉人之肩藐視卑微的懦夫！”，二者形成多么鮮明的對比！

　　前者是洗腦，后者是覺醒；前者是壓迫，后者是救人。這種強烈的對比感，就是在告訴觀眾——張桂梅的“教書”，本質就是在“救人”，就是在幫助山里的女娃娃逆天改命，讓她們有擺脫大山的自由，有拒絕某些職業的自由，可以自由地選擇去當醫生、當律師、當記者、當護士、當戰士，以避免掉進社會欲望的陷阱而蹉跎青春。

　　理解了這一層，也就能理解了張桂梅看似不近人情的管理——她不讓學生們留長發、不讓老師們休假、不讓女老師懷孕、每天凌晨五點多就用小喇叭“吼”學生們起床······

　　這一切，都是建立在“救人”的基礎上的。相比于困溺于大山叢林，深陷于血汗工廠，混沌于酒吧夜店，掙扎于欲望旋渦，晚兩年生孩子，早兩個鐘頭起床，又算得了什么呢？

　　“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生遠”。張桂梅看似不近人情，實則是把學生當“人”看，她跋山涉水去家訪，拿自己工資給學生配助聽器，在她嚴苛的背后，更有無微不至的關愛，她希望孩子們不當溪流、不做溝壑、不淪為草芥，而是堂堂正正地做人。反言之，讓學生隨波逐流，輟學回家，恰恰是對學生最大的不負責，讓他們在社會上作為廉價勞動力賣來賣去，難道這就是你所希望的“寬容”？難道不是殘忍嗎？

　　“徐影影”這樣的小資是很難解張桂梅的。我們應該相信，就算死了張屠夫，也不會吃混毛豬。走了徐影影，留下了盧南山，新來了付春盈，女高的心更齊了，阻力更小了。

　　所以，第一個問題，影片是做了比較好的闡述的。

　　接下來，我們探討第二個問題——張桂梅為什么要選擇這么艱苦的事業，她的動力之源到底是什么？

　　影片將張桂梅的事業選擇，簡單地歸因成“填補了愛情的空虛”。我認為這是不恰當的。

　　徐影影不理解張桂梅為什么對師生那么苛刻，在這一點上，付春盈是理解并支持張桂梅的。但是，在第二個問題上，付春盈出現了動搖。電影通過付春盈之口，假想了張桂梅的內心世界，認為她是出于一種另類的“私心”，找山區學生完全是為了填補內心的空虛。

　　很明顯，付春盈說的是氣話，卻迎合了一些觀眾的胃口：人都是自私的，沒有所謂的崇高。但是，我認為影片安排付春盈懟張桂梅的話語邏輯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張桂梅自己也承認，丈夫董玉漢的早逝，對她的打擊是巨大的，她傷心、難過，甚至失魂落魄。這恰恰說明，她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真實的人，而不是什么“道德機器”。問題的關鍵是，這么大的打擊，為什么會讓她放棄城市的工作，選擇去山區長期從事艱苦的教育事業？而不是其它？

　　要知道，90年代的中國，到處充滿著商機，到處彌漫著投機。她完全可以下海經商，通過“發財”去彌補“愛情的空虛”啊；她也可以給學生有償補課，像有些老師一樣——“一個暑假一套房，一個寒假一臺車”——通過“買房購車”去彌補這個空虛啊；她亦可以投身到職稱評定的名利場上，通過買論文、參加說課比賽去評特級教師嘛；或者通過轉行政崗，千方百計當官往上爬，牛逼轟轟地頤指氣使，這不也可以填補空虛么？

　　為什么張桂梅不去做這些，而選擇了走最難的山路、教最窮的娃娃，去搞山區教育事業呢？這個關鍵問題，電影蹊蹺地避而不談。

　　要知道，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人站在“人性”的制高點上質疑“張桂梅是不是有神經??？”，電影導演臆想通過“人性”回應“人性”，大量展現夫妻溫存的畫面，試圖讓一些人去接受“小確幸”張桂梅，以抹掉她“神經病”的標簽。然而，這種避實就虛的表達方式，也許迎合了“小我”，卻矮化了真實的張桂梅同志。

　　大家都知道，宣傳作品，應該是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而這部電影呢？是來源于生活，卻低于生活。因此，我認為《我本是高山》是一部拍到“半山腰”的電影——它解釋了張桂梅“苛刻”的合理性，卻扭曲了張桂梅選擇這項崇高事業的動力之源。

　　張桂梅，生于紅旗下，長在新中國，她毫不掩飾地說：“一直支撐我的是信念，是對黨的信仰。”這種信念實際來源于她對《紅巖》中英雄人物江姐的崇敬，這顆紅色的種子在她的孩童時期就已經種下，在她40歲的時候破土而出。

　　1997年，也就是她丈夫去世后的第二年，張桂梅患病累倒在工作崗位上，她子宮內的肌瘤有5個月胎兒那么大，需立即住院治療?？墒钱敵鯙榱私o丈夫治病，張桂梅已經花光了兩人的積蓄。

　　就在她患難之時，華坪人民通過捐款伸出了援助之手，安慰她：“你不要怕，我們再窮，也會救活你”，甚至有位婦女把僅有的5塊車費捐出來，自己走了6個多小時山路回家。

　　草木知春人念恩。張桂梅面對這樣的人民怎能不感動？張桂梅哽咽著說：“我沒為這個小縣做過一點點貢獻，卻添了這么大的麻煩。他們把我救活了，我活著要為他們干些什么。”

　　人活著為了什么？怎么活？這個重大的人生觀問題，張桂梅從生命的逆境中找到了答案。

　　她在華坪縣一方面感受到了組織的溫暖，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學生們艱辛：有學生冬天穿著一兩塊錢的塑料涼鞋；有學生買不起飯，晚上抓一把米放進熱水瓶，作為第二天的早餐；甚至還有學生是孤兒，無依無靠······于是，她常帶學生下館子，幫他們交學費、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給一位小男孩。

　　張桂梅開始反觀自己：“我不缺吃，不少穿啊，天災人禍自己應該明白。”她不再糾結于個人情感，把心思轉移到了學生們身上，辦起了華坪縣女子高中，走出了“小我”，成就了“大我”。

　　1998年4月，張桂梅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年她41歲，比很多人入黨晚。但不同的是，她是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也入了黨。

　　張桂梅的信仰是很明確的，她辦學的邏輯是很清楚的，可是電影偏偏要用那種“夫妻之情”來替換張桂梅同志的“紅色種子”，這樣的手法太拙劣，太低級，也太小瞧觀眾的審美水平和政治覺悟。

　　那一年，在入黨申請書上，她寫道：“我要做焦裕祿一樣的人……”

　　記者問，“一直撐著您的是什么?”

　　“是共產黨員的信仰，是我對黨的承諾”，張桂梅說，她要做的不僅是幫這些女孩子們走出大山，更是要把她們培養成社會主義接班人，“忠于黨，忠于人民，去做更大的事。”

　　這才應該是整部電影最大的亮點，最值得書寫的地方。

　　謹以此文，致敬“七一勛章”獲得者、中共二十大代表、全國婦聯副主席、麗江華坪女子高級中學校長，張桂梅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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