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主旋律電影《我本是高山》，卻偷換了主人公的信仰內涵和精神支柱，把一個以江姐為偶像、崇尚和信仰共產主義的教師英雄張桂梅，換成了一個小情小我的私情表達、沒有什么政治眼光和理想情懷的普通人。甚至有人批評說，電影編導已經把張桂梅等同于被毛主席批評過的武訓了。　　

　　結果呢，電影未曾公演，剛開始宣傳造勢，就遭到輿論困境，口碑翻車了，大眾惱火了，而且輿論大都來自普通百姓的聲討。于是，相關人士惱羞成怒，居然對批評電影的觀眾破口大罵，開創了電影人士與大眾對立的一大奇聞。于是，有人進一步動員了輿論力量，把批評電影的群眾給戴上公知的帽子，然后說是這些“公知”是對主旋律的公開抵制。大大笑話，往日被公眾批評的公知，反誣公眾是“公知”，這樣“賊喊捉賊”的舉措沒想到根本無法挽救《我本是高山》的大失敗。于是，在云南，便想盡辦法開始挽救收羅票房。有輿論已經披露，多個部門用公權力開始組織集體觀影。但是，不管怎么折騰，流水落花春去也，大失敗的趨勢已經無可挽回。這種想盡一切辦法消解共產主義精神支柱的人，能夠動員的資源也已經捉襟見肘，因為這是逆人心而動。

　　一部電影，讓人們十分驚訝地發現，這三年多來，社會大眾已經不相信那些公知們的欺騙宣傳和喊叫了。他們多年以來對共產主義、對社會主義、對共產黨的公開詆毀，迫使社會大眾拿起《共產黨宣言》，拿起四卷本的《毛澤東選集》，去尋找被某些人猖狂咒罵多年的經典到底說了些什么。現在七十歲左右的人大抵都經歷過那個全黨全民學理論的年代。但是對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卻完全不一樣了，他們沒有這個理論基礎和讀書經歷，如今一讀原著，卻忽然發現，原來當今出現的大量政治經濟等等社會問題，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早就做出過精辟的預見和斷言。毛澤東所警示的那些巨大危險之所以今天集中發生，就是因為相當一個時期有些人以敢于否定毛澤東為能事，很多時候放棄了毛澤東對我們諄諄告誡。于是，一個適逢毛澤東主席誕辰130周年，全民掀起的讀毛著和對偉大領袖的深情懷念，形成了數十年歷史上的一大政治文化奇觀。

　　說起這部電影，我們不能不反思一下這些年中國文藝在重大方向上發生的偏差。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文學界那個以《傷痕》為代表的小說問世以后，中國文藝一直徘徊在批判那個十年的影子里。可以說，已經很多年了，中國文化都在受到這個“傷痕”的左右。我們整個文藝，仿佛除了批判和反思那個十年，沒啥可寫的一樣。再加上“非毛化”的助紂為虐，弄得文藝離人民越來越遠。還有一些人肆意夸大和錯誤理解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弄的很多文藝作品以不談政治、脫離政治為能事，甚至作為一種光榮和理論深奧。所以一些大罵我們的社會、詆毀我們的黨、丑化我們人民的反動作品被吹捧，被受獎，被冠以各種各樣的榮譽和頭銜。在這種情況下，大眾對文藝發生極大困惑，甚至某些時候，表現一種無奈和憤怒。

　　但是，歷史總是螺旋式向前發展的。我們從某種意義上講，應該感謝三年疫情。正是三年疫情，讓廣大人民參與了一場規模空前的輿論大戰。這場輿論大戰，一方面直接面對西方，另一方面與內部的公知進行斗爭。代表就是武漢那個叫方方的女作家，那是網絡群眾自發出來反擊這些人對中國抗疫的抹黑行動。這次行動，讓中國人忽然明白，原來這些人秉承西方的主意，在抹黑我們的社會制度，抹黑我們的政黨，抹黑我們的國家。他們甚至從土地改革開始，全面否定我們黨的歷史。

　　這次輿論大戰，讓中國人民收復了我們一度丟失的愛國主義陣地。社會大眾忽然發現，不管我們的國家存在多少問題需要克服，比來比去，共產黨領導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是真正為人民的。盡管我們的黨內也出現腐敗丑聞，但是老百姓相信我們黨從成立以來，具有極強的修復自我的能力。不然的話，在遭遇“左”右力量的全面進攻面前，包括張國燾分裂主義的危險情況下，這個黨能夠堅強地挺立過來？如果黨沒有極強的修復自我能力，這個黨早就不存在了。

　　三年疫情，讓老百姓相信，我們這個國家，離開共產黨領導，我們將重新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時代。這就是三年疫情給中國人民的最為重大的收獲。這就是全民和偉大祖國堅定地站在一起。

　　近兩年，由于國際局勢和國內公知們密切配合的極其露骨的表演，讓中國人民發自內心地認識到，這個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好。這個認知的最為重要的標志，就是發自老百姓內心認知的自我興起的對《我本是高山》這部電影偷換精神支柱的極其強烈的不滿。很多搞了一輩子理論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也非常新奇，顯得有些納悶，為什么普通老百姓今天忽然對“共產主義信仰”這個多年來一向不屑一顧的理論問題，發生了極其濃厚的興趣？應該說，多年來，信仰、理想、革命、斗爭、階級等等這些馬克思主義常用詞匯，經常被人嘲笑，被人譏諷為“左”的遺毒。　　

　　今天人們忽然覺得，說起信仰、說起理想，顯得那么崇高，那么神圣，那么偉大，那么讓人敬畏。以致有人對一位真正的當代英雄人物運用偷換概念的辦法，對理想信仰嗤之以鼻的時候，群眾自發起來捍衛理想。包括張桂梅這樣的第一當事人，看了電影也一言不發，表示自己特有的不可思議和不滿。因為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本人的思想不是小情小我，不是什么華爾茲啊，她就是為了這個崇高信仰，做她想做的一切。　　

　　關于信仰，我們的各級組織，運用各種辦法，向我們的大眾不斷灌輸，但收效并不明顯。因為反信仰反理想的力量在“不爭論”的和諧理論指導下，似乎也很頑固很強大。但是這些年，西方對我們的圍剿，美國與我們進行的貿易戰、金融戰、輿論戰、外交戰等等，壟斷資本代表的敵對勢力、國內漢奸走狗盜竊國有資產，葬送我國人民四十年改革血汗成果的事實，讓中國人民看到一個真實的存在：那就是敵人想要摧垮的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敵人要竊取的是毛主席率領我們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創造的所有財富，我們必須起來斗爭。因此，人民在關鍵時刻，英勇站出來，捍衛理想，捍衛信仰，捍衛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當有人以偷換概念的手法，詆毀信仰、消解理想，販賣那些資產階級貨色的時候，人民便不容置疑、義無反顧地英勇站出來，形成不可阻擋的輿論壓力，與一切販賣資產階級私貨的企圖進行堅決斗爭。

　　我們應該真誠地感謝互聯網，是這種現代手段，讓普通老百姓有了參與斗爭的權利，讓大眾有了知情權。回頭想來，1991年，在前蘇聯大廈即將垮塌的時候，如果堅持馬列主義的蘇共黨員，哪怕這樣的老黨員只有一部分，如果他們那時有互聯網手段，他們也可以運用互聯網發聲，我想蘇聯不至于那么快就亡黨亡國。而今，互聯網信息的暢通，給了人民對那些別有用心的作品說不的權力。

　　研究任何現象必須聯系當下現實，就最近這半年，國內外敵對勢力并沒有甘于在貿易戰、輿論戰等等各領域的失敗，而是采取特殊手法，采用文化名義悄悄向我們發動了一次次不流血的進攻。八月，在西安，敵人動員了將近五十萬的女孩子，進行了“追娘炮”丑惡表演；十月，在南陽，又進行了“迷笛節”那樣極其骯臟的政治秀。如果按照敵人的如意算盤，這兩次如果沒有阻力獲得成功，他們將會在中國某城市，進行一次“瘋馬秀”的裸體大表演。那么西方腐朽文化在中國大地就頃刻成燎原之火，對中國或許就可以改變顏色了。這中間雖然還夾雜一個用心非常險惡的“萬圣節”風潮，但是這些，都在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下，一個個以失敗而告終。雖然那個沿海特大城市在萬圣節弄了一批妖魔鬼怪狂舞一番，還受到某大報的袒護，但也最終沒形成什么氣候，悄無聲息地收場了。這些行動，統統都有極其露骨的反動標語口號配合行動，有的直接攻擊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　　

　　有人認為，像電影電視劇這樣文化含量較高的文化形式，或許普通群眾不可能會看得那么有深度，未必會看到編導的一些想法，于是就有了在市場資本主導下的“偷梁換柱”的《我本是高山》。但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如今的群眾，再也不是稀里糊涂的被一些公知們誘導的無知群氓。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對文化的監督和欣賞，早已再不是文藝圈里少數人的專利，群眾有權對你那些不三不四的東西說不，可以加以拒絕。你硬是把一個有信仰有理想有高尚情懷的受人民尊敬的人民教師，寫成一個不倫不類的武訓式的庸人，社會當然可以聲討，可以批評，可以討論。群眾告訴你：按照資本的套路，每天想著法兒騙票子，以致不惜放棄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核心內容，降低主人公的精神格調，以販賣資產階級的人性觀念，這不用專業人員，連普通百姓都看得分明。如今行不通了，盡管你有錢可以請一些所謂的大腕們站臺為你評功叫好，但是沒有用的，群眾眼里有桿秤，這秤砣就是咱老百姓。幾個被西方價值觀浸泡過思想的所謂專家想怎么愚弄百姓就怎么愚弄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

　　如今，當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真正成為一種主流思想，不是停留在官方的文件報紙上，不是停留在電視新聞畫面上，而是“覺醒”在十四億人民心里的時候，我們相信，這是任何邪惡勢力無法阻擋的巨大力量。我們相信，一旦這個理想信仰重新在人民心里扎下根時，方志敏、蔡和森、江姐等等那些為了信仰可以堅強不屈、可以慷慨赴死的共產黨員們，一定會批量出現在我們隊列里。“共產主義”這樣四個金光閃閃的大字，當年曾經感染鼓舞了我們的毛主席那一代老革命家，今天一定也會重新回到每個共產黨人的心間。從眼下人民對毛主席的深情懷念，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期待回歸，我們便可以發現這種未來的端倪。我們對這個未來充滿期待，讓我們為了這個未來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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