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兩會”盡管熱鬧非凡，但在群眾心中的關注度卻在逐漸下降，會期中的熱鬧多半集中于媒體的自娛自樂。如此熱鬧的“兩會”為何不能觸發群眾以更高的熱情去關注呢?恐怕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議題的可實現性及全民性不夠之外，“兩會”本身存在的先天性問題也越來越不適應新時代的人民要求，“改革‘兩會’”應該成為未來的重要改革議題。

　　就個人觀察，“兩會”改革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其一，“兩會”代表的組成與產生過程必須改革。目前，代表存在官員多、明星多和財神多的“三多”現象，本該議官員，官員代表多了就不合適，明星多容易讓“兩會”演變成媒體的秀場，群眾反感情緒明顯，財神多更不合適，財神即資本家，不管是國有還是私有，中國的企業本質上都接近于私有，財神的腦子里只有利潤，“兩會”應該以議民生為主，利潤的事應該放在經濟工作會中去討論。不改變代表“三多”的局面，“兩會”很難發揮為人民議事的功能。

　　代表的產生過程改革難度大，但至關重要，涉及到政改，之前的幾年，很多人也提出過改革意見，改不改得下去，取決于上層的決心，期望能列入到未來的改革規劃當中。

　　其二，“兩會”的議事進程需要改革。“兩會”時間拖得很長，小組討論流于形式，空話多，套話多，甚至有些代表只能講假話，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議事議政能力，“花瓶代表”和“木偶代表”參會就是浪費時間，各省代表團的討論過程中，領導都在場，敢講真話的“勇士型代表”少之又少，開會過程中，如何讓代表敢講話是決定議事效率的重要保證。建議以后的“兩會”分兩個進程：第一個進程是討論上一年度的主要議案是否落實?未落實工作的原因是什么?第二個進程是討論各省各屆別本年度議案的合理性、可行性和重要性，讓一些廢議案盡早淘汰，讓一些事關百姓利益的重要議案進入最終的決策程序，議案并非越多越好，而是越精越實用越好，大比例減少“終審議案”的數量，這個過程需要通過代表討論得出。

　　其三，“兩會”的議政問政方式要改革。“兩會”一貫的程序是：聽報告，議報告，聽新聞發布會，議新聞發布會。最后，媒體給百姓的觀感是：這個報告非常好，非常實在，非常符合人民的期望，偶爾有點小不足。然而，“兩會”開完后，在日常評論中，媒體和群眾又牢騷滿腹，罵娘不斷。既然這樣，為何不讓“人民的代表”代表人民在極其重要的“兩會”中去質詢呢?

　　新的看法：1、幾大“報告”應該縮短篇幅，只講做了什么和將要做什么，提綱性地講，年度報告不是政治報告，程式性的語言應少用;2、政府官員應該在各組別代表團中接受公開質詢甚至是批評，要讓官員和代表面對面地議政;3、代表可根據現場議政結果對各部委官員進行任職評價，甚至可以對部委負責人提出任免意見。

　　其四，“兩會”報道量應該大幅度壓縮。中國的“兩會”給人有一種感覺是記者的“兩會”，而不是人民的“兩會”，記者對代表的干擾很大，相當多的媒體記者把話題引向了民生之外的領域，甚至把代表的個人問題作為主要話題報道，很多代表為了回避“非兩會話題”，不得不謹言慎行。為了讓代表們安心討論國家大事，部分時間和部分會議應該對媒體封閉，把足夠多的時間和空間留給代表干正事。我相信，不管什么樣制度的國家，如此多記者干擾議事，恐怕只在中國出現，“兩會”記者如同足球賽場觀眾的場面不見得就說明民主程度高，從近十多年的表現結果看，“兩會”的務實性似乎有下降的趨勢，話題多得出奇，一散會，全國都冷場，這就好象農村辦喜事，敲鑼打鼓的，來了就是客，吃幾天流水席，席一散，冷冷清清。

　　中國的“兩會”確實有自己的特色，也能夠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其積累的問題也越來越多，會議的有效性在不斷降低，已經到了該改革的時候，不把“兩會”列入改革議程，改革很可能會流于報告和語言，人民對改革的意見會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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