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英文報道,中國將2015年GDP增長目標設定為7%左右,CPI漲幅目標控制在3%左右。——下調經濟增長目標值,在普遍預料之中,是整個世界經濟政治局勢下做出的符合實際的調整,也是2012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第一次下調“保八”目標以來延續的趨勢。
下調經濟增長目標值是必然的,但也存在潛在風險。在針對國內產業發展的偏頗輿論環境下,風險是被解讀成決策層放棄經濟增長和繼續趕超目標,激勵片面“反GDP主義”上升,進一步惡化國內產業發展輿論環境,以至形成促進經濟發展不是成就而是罪過的輿論氛圍,甘居落后和分光吃凈式的“促進消費”受到追捧
這種流氓無產者思維會造成什么結果,看看歐洲便知道。多年來歐洲人流行這樣的思維:歐洲當不了美國式的政治軍事超級大國,也當不了中國式的經濟超級大國,要當生活超級大國;正是這樣的流行思維才鑄造了根深蒂固的全社會性的寅吃卯糧生活方式,才把歐洲推進主權債務危機的深淵,
正是這樣流行的打著種種“正義”旗號的思維,才使得歐盟政治精英們在主權債務危機高潮、經濟社會危機的緊要關頭把精力大量分散到了推行“人道養雞”、強制企業提升女高管比例之類事務上,這些事情即使一眼看去貌似“正義”,卻未必合理未必行得通,在危機火燒眉毛之際更絕對是不急之務,而且造成了后果
在微觀層次上,這種思維方式已經在歐洲某些國家造成了”勤勞有罪“的結果。法國頂級面包師卡澤納韋就因勤勞而面臨懲罰:法國規定面包店主每周至少必須歇業一天,去年剛贏得“全國最佳法式面包獎”的卡澤納韋開店三年半,天天營業,因此面臨罰款。歐洲是否繼續這樣作死,對我們無關緊要,但我們不能這樣
實際上,中國某些輿論中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苗頭,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自廢武功的風險正在快速積累,近日發生的一些熱門事件更讓人看到了這一點,看到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被打著貌似“正義”旗號判處死刑的風險。有鑒于此,必須說明,我國下調經濟增長率目標值,絕不意味著決策層放棄經濟增長和繼續趕超的目標
確定經濟增長率目標需考慮兩項基本目的:其一是確保新增勞動人口就業;其二是保證橫向比較高于主要經濟大國,特別是與我國激烈競爭的國家,只有這樣才能不斷提高我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最終實現我國從發展中國家魚躍成龍的目標。
在經濟社會遭遇重大沖擊時,經濟增長率目標還應當有助于穩定市場預期,凝聚社會共識,從而克服當前危機
2012年以來之所以無需過度強調“保八”,而可以適度降低經濟增長率目標,減輕資源和社會壓力,原因之一是中國勞動力供求狀況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新增勞動力減少,即使適度降低經濟增長率,也足以創造足夠新增就業機會。原因之二是新世紀初世界經濟快速增長期正在過去,世界經濟正進入一段較長的蕭條時期
我們可能正在進入康德拉捷夫長波下行階段。連續多年兩位數增長率本身就不可持續,在這種環境下要堅持原來的經濟增長率目標,難度和代價會進一步加大。同時,由于別國在此環境下經濟增長率也會下降,即使我國適度降低增長目標,卻仍然能確保我們增長快于別國,確保我們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地位繼續提升
今天,我們進一步下調了經濟增長目標值,但倘若有朝一日中國經濟增長急劇失速,主要競爭對手經濟增長速度大幅度超越中國,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地位上升趨勢有前功盡棄之勢,我們必須確保重新啟動經濟強勁增長的強大行動能力。對這一點我們必須有明確的認識
我們需要把更多精力投向改善收入分配和社會公正,這也是我一貫主張。但我們改善收入分配主要只能采取增量策略,通過提高增量中勞動收入所占比例來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不能對存量大動干戈而冒引發社會震蕩風險。“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大多數時候并不對立,而是統一,要防止人為將兩者對立起來
政府工作報告提到我國去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3.6萬億元,比上年增長7.4%,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現在我們下調經濟增長目標,印度莫迪政府則提出了兩位數增長率的目標,視之為趕超我們的良機,西方也給印度等與我們競爭的國家幫腔,我們不能讓他們的夢想實現,我們要繼續趕超,而不是被趕超
“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切實抓好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第一要務。”——這一點非常重要。一方面表明我國政府下調經濟增長率目標值,絕不意味著決策層放棄經濟增長和繼續趕超的目標;另一方面向國際社會表明,我們的一帶一路等計劃是經濟發展計劃,不是新冷戰計劃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是硬道理,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化解各種矛盾和風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現代化,根本要靠發展,發展必須有合理的增長速度。——為這段話熱烈鼓掌
報告提到去年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超過2%,這從側面反映了我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升級的物質基礎。在宏觀層次,我國的科技投入多年來的增長相當明顯。2006年,我國研發投入已經排名世界第六,僅次于美國、日本、德國、法國和英國。
2008年,我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4570億元,是1991年的32倍,年均增長22.6%;按全國人口計算的人均研發經費支出344元,是1991年的28倍;2008年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與GDP之比為1.52%,比1991年增加0.87個百分點。2010年,我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達到7062.6億元,占GDP比重達到1.76%。
去年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超過2%,更是一個里程碑式成就。在微觀層次,我國許多骨干企業研發投入強度(研發投入占企業主營業務收入比重)比這個高得多,華為中興之類高技術企業都多年在10%以上。正因為如此,我國不少高技術產品升級的成績超過了操盤手自己的預計
在持續的研發投入和努力之下,我國不少高技術產品升級的成績超過了操盤手自己的預計,我在春節前的親身經歷可以說明這一點。華為Mate7手機是國產自主品牌手機沖擊高檔的嘗試,正因為操盤手自己沒想到能在市場上這么成功,安排產能不足,結果搞得我折騰兩個月還買不到,最后機緣湊巧才弄到。
所以,看到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我們研發投入數據和這些事實案例,我們對國貨品牌是否該刮目相看多點兒信心?
面對科研開發巨額投資需求,需要建立多元化融資體系以支持制造業升級。在我國當前的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是應用研究主力,也是研發資金投入最大來源。因此,探討研發投入主要是討論企業研發投入來源。除主體企業留存利潤外,其它主要來源包括財政投融資體系、股權投資機構,還需要改進同行企業聯合開發
“今年擬安排財政赤字1.62萬億元,比去年增加2700億元,赤字率從去年的2.1%提高到2.3%。其中,中央財政赤字1.12萬億元,增加1700億元;地方財政赤字5000億元,增加1000億元。”——這個赤字規模在全球經濟大國中屬于較低水平,留有余地。即使今年局部地區財政收入可能出現斷崖式下降,但全局不會崩潰。
講到簡政放權、削減稅費,我有個主張,就是對所有新開張企業實施“兩免三減半”的措施,也就是頭兩年免所得稅、接下來三年所得稅減半,以便降低投資創業風險,鼓勵全社會創業和投資風氣,最大限度發掘社會活力。實際上,大多數新創企業頭幾年應稅收入很少,此舉不會影響財政太多。
在確認穩增長的情況下,外貿不可缺少。由于勞動、土地等成本上漲,我們的紡織服裝、鞋類、家具、箱包、玩具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正面對日益加大的“被趕超”壓力,倘若不能解決問題,未嘗沒有可能重蹈美國、日本等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空心化的覆轍,甚至如同印度紡織產業一般在生產、市場各方面全線落伍
幾乎整個1950年代印度都是世界最大棉紡織品出口國,1954年印度紡織品占世界市場13.4%,當年9月30日毛主席接見由印度總理尼赫魯夫人、印度國會議員烏瑪•尼赫魯時就說到,中國在經濟上還不如印度,你們的紡織業比我們大一倍;但到了1960年,印度紡織品占世界市場份額就下降到8.3%,1987年下降到2.15%,
現在印度紡織品占世界市場份額仍然不算高。這類教訓,我們必須警惕重蹈覆轍,不可自廢武功。在這種情況下,出臺新政策以穩定外貿走勢,自是勢在必行。
不僅如此,僅有政府對外貿的直接支持政策是不夠的。從長遠來看,我國制造業和外貿最大最深遠的挑戰在于社會對制造業熱情下降,實體經濟部門在吸引人才方面出現頹勢。
在2014年的315晚會上,尼康相機質量問題成為揭出的最引人矚目問題之一,而出現這種問題,正是日本制造業在國內和國際經濟體系中整體地位下降的表現,是日本“新新人類”素質遠遠低于老派日本人的表現。針對這樣的長遠挑戰,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的持久應對措施。
“實施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的政策措施,促進加工貿易轉型,發展外貿綜合服務平臺和市場采購貿易,擴大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點,增加服務外包示范城市數量,提高服務貿易比重。實施更加積極的進口政策,擴大先進技術、關鍵設備、重要零部件等進口。”——這些措施將全面落地,各地和企業要努力把政策用足
中國“被趕超”壓力山大,但中國開放經濟競爭新優勢,包括長期性優勢和短期性優勢,也在日益成形。我國的長期性優勢源于中國人力資源優勢、產業配套體系、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效率、宏觀經濟穩定性,以及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給“中國制造”帶來的額外品牌形象優勢;短期性優勢則源于數年之間的經濟社會變動
人是世間第一可寶貴的資源。盡管國內都有不少聲音為印度等國的“人口紅利”大轟大嗡,同時為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大呼小叫;但限于受教育程度、組織紀律性和產業基礎等問題,印度等國的年輕人未必就能夠成為現代制造業所需要的合格勞動者,大批無業可就的青年反而可能成為其社會動蕩的根源。
回顧民國時期中國人口結構狀況,審視1990年代造成15萬以上死亡的阿爾及利亞血腥內戰,看看這幾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動亂與內戰,我們就不難理解這一點。
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保持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地位,勞動人口眾多,中國早在改革開放之前就普及了基礎教育,高等教育也取得了長足發展,中國國民普遍具有強烈的奮斗和吃苦精神,而且中國迅猛推進的產業升級向海內外創新人才提供了廣大的用武之地,持續上漲的工資水平對高級人才也越來越具備吸引力,……
這一切決定了這里能夠提供數量巨大的優秀人力資源,中國還將通過教育、培訓和實踐不斷鞏固、增強中國的人力資源優勢。正是依托數量巨大的優質人力資源,我們才得以開展持續的產業升級。
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在產業配套體系方面的優勢無與倫比,正因為如此,當初喬布斯回答奧巴馬能否將蘋果生產遷回美國時回答是“不能想象”;中國的基礎設施在不少方面已經超越發達國家水平,中國還要努力保持在這方面的優勢;……所有這些都在構成中國競爭優勢的要素
優良的宏觀經濟穩定性是中國外向產業的又一競爭王牌。金融市場上“唱空中國”聲浪此起彼伏,近兩年新興市場總體步入高震蕩高分化時期,還會進一步加大“唱空中國”的音量、提高其頻率,但確鑿的事實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沒有出現如同其它國家那樣的大起大落,中國政府和企業部門負債絕大多數對應著相應資產
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不高,中國的財政狀況整體而言在大國之中最好,而這一切又為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穩定經濟提供了比其它國家更廣闊的空間。人民幣匯率波動遠遠不如其它所有新興市場貨幣那樣劇烈,也為企業經營者大大降低了經營中的匯率風險。
更長的產業生命周期是中國一大優勢。中國國土廣大且區域發展存在落差,東部的許多成熟產業轉移中西部之后仍有強勁的活力,這樣的較長生命周期是其它大多數中小國家所不可能具備的,中國政府的區域發展政策和對產業轉移的引導,又將使這一優勢得到充分、有序的發掘。
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正在給“中國制造”帶來越來越大的額外品牌形象優勢。中國制造要升級,需要良好品牌形象;而品牌形象相當一部分源于國家形象。只有世人心目中經濟發達、技術先進的國家,其先進制造業產品才能贏得最廣大的客戶追求,其消費品品牌才能被最廣大的消費者視為時尚標志。
如果說原來的中國還不足以給中國制造帶來這樣的形象;那么,現在的中國,已經越來越能夠做到這樣。
短期性優勢同樣不可忽視,值得敏銳察覺并及時抓住。當前油價的下跌對中國制造的競爭力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美國“再工業化”努力可能受阻,部分前兩年遷回美國的產業和訂單可能回流。因為部分產業之所以遷回美國,重要原因是油價高漲導致國際運輸成本高昂,且美國能源價格因“頁巖氣革命”而十分低廉。
現在,石油市場已經無可挽回步入熊市,油價腰斬甚至跌到最高峰的1/3都有可能,同時美國逐步放開油氣出口,又將消除美國國內外能源價格差異。在這種情況下,遷回美國的利益縮小,風險上升。
依托開放經濟競爭新優勢,在新常態下,在產業發展、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聯動的進程中,我們已經可以步入全面實施依托國內市場提升國際市場地位策略的階段了,這樣一個策略將對我國產業提升競爭力、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發展產生重大作用。
“要落實和完善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扶持等普惠性政策,鼓勵企業增加創新投入。支持企業更多參與重大科技項目實施、科研平臺建設,推進企業主導的產學研協同創新。”——報告中這一段是對企業研發創新的格外鼓勵,企業可以積極考慮增加研發投入,地方上要發掘政策潛力
“大力發展眾創空間,增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辦好國家高新區,發揮集聚創新要素的領頭羊作用。中小微企業大有可為,要扶上馬、送一程,使“草根”創新蔚然成風、遍地開花。”——鼓勵創業,最重要的是形成有助于創業成功的產業集群環境。
硅谷為什么能出那么多車庫創業的成功故事?就是因為形成了這樣的包括研發、生產、融資、人力資源在內的產業集群環境。小米為啥能夠異軍突起,因為中國手機產業形成了這樣的環境。2013年全球手機出貨18億部,我國手機產量就達到14.5561億部,增長23.2%,占全球出貨量的81.1%。
沒有華強北多年的“山寨”環境,哪有今天如此強大的中國手機產業?義烏的小商品等等,莫不如此。所以,我們地方政府不要過度急于“升級”過度看不起“山寨”,不要在好看的旗號下破壞了我們至關重要的產業集群環境。
提到過剩產能,社會上對壓縮過剩產能、重復建設方面提出了很多意見,“一帶一路”也被說成是過剩產能走出去的重要途徑。但是否“重復建設”,不能純粹從工藝設備角度測算最優經濟規模,要按生存法判斷。
不能以過了一定的年限是否有許多設備、工廠被淘汰來判斷是否構成了重復建設和浪費,而是要看這個時期里面它的投資是否已經收回而且贏得一定的利潤。如果這樣的目的達到了,即使工廠淘汰破產,這種所謂的“重復建設”在經濟上面也是合理的。
在判斷產能是否過剩時,我們不能僅僅以國內市場容量判斷是否過剩,尤其不能以蕭條時期的國內市場判斷是否過剩。要在開放的全球市場上,看包括海外在內的整個市場需求是否與我們的產能匹配。尤其不能僅僅看到蕭條時期,還要看到未來景氣時期,產能能不能夠為未來的景氣時期做好準備。
尤其我們被很多國家作為趕超對手目標的情況下,我們不能夠給競爭對手拱手讓出市場。
在開放經濟環境下,化解產能過剩不是只有壓縮國內產能加對外直接投資輸出產能一條路,而是可以選擇推動貿易伙伴擴大開放,增加出口;對于企業而言,出口比海外直接投資風險小得多。由于初級產品行情下行,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談判地位削弱,我們可以借助他們需要中國幫助的時機要求他們擴大開放市場。
在開放經濟環境下,化解產能過剩不是只有壓縮國內產能加對外直接投資輸出產能一條路,而是可以選擇推動貿易伙伴擴大開放,增加出口;對于企業而言,出口比海外直接投資風險小得多。由于初級產品行情下行,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談判地位削弱,我們可以借助他們需要中國幫助的時機要求他們擴大開放市場。
有些國內產業產能過剩,實際上相當部分源于原料不足,出口市場沒有打開。典型如煉油產業。2013年,全國煉油能力利用率為67%;按照現在已經在建的煉油廠計算,2015年我國煉油能力將達到7.4億噸,2020年將達到9.1億噸,平均開工率67%。
對這種情況,國內淘汰低水平、高污染不達標煉油廠是正確的,盲目要求推動企業走出去在海外投資設廠是錯誤的,因為煉油廠投資浩大,沉沒成本驚人,容易招引匪幫,商業性風險和政治性風險都很高,對人力資源要求也高,還要經受開放市場下的競爭。
對這種情況,更應該做的恐怕是與阿拉伯等產油國協商,增加其原油在中國煉制的數量,開展和擴大石油加工貿易,那樣對我們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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